歷史上有一些不同凡響的政治人物，雖然在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上，他們有著共同的意願和志向，但由於溝通交流不到位，導致他們各執一端，不能凝心聚力、和平共處。這樣一來，往往產生令人遺憾的結果。

北宋時期，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的起起伏伏的人際關係，就讓人感慨頗多。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

年輕時，他們都曾在同一個機構中擔任完全相同的職務，一時間兩人互相傾慕。司馬光仰慕王安石非凡的文才，王安石尊崇司馬光高尚的品格。在同僚們中，他們倆的友誼成了某種典範。

後來，因王安石主張變法，施行新政，而司馬光表示反對。政見的不同，使這對本來相互唱和、互相讚美的老朋友、智者名人，竟然好像有了解不開的深仇大恨，成了兩隻好鬥的大公雞。 王安石探求改革（圖景）

有一次，在洛陽國色天香的牡丹花開時節，包拯邀集同僚們飲酒賞花。酒宴中，包拯敬酒時，官員們個個善飲，自然毫不推讓。 盛開的牡丹花（像）

但是，王安石和司馬光都不擅飲酒。當包拯給司馬光敬酒時，司馬光礙於情面，一仰脖就把酒喝了。包拯敬到王安石時，王安石卻執意不喝。於是，全場譁然，酒興頓掃。

此時，司馬光大有上當受騙、被人小看的感覺，於是就喋喋不休地辱罵起王安石來。王安石自然不示弱，也就以牙還牙地痛罵司馬光。原本喜興的場面，瞬間汙言穢語滿天飛，令人尷尬至極。 王安石與司馬光鬥嘴（圖景）

自此，王安石得了個“拗相公”的稱號，司馬光也有了個“司馬牛”的綽號。兩人間的“怨仇”也更大了。

接著，王安石這個“敢為天下先”的改革派領袖根本不把司馬光放在眼裡。他就像一位鬥牛士，當看見兇猛的蠻牛衝過來時，還嫌不夠刺激，竟然不斷揮動手裡的紅布，使得牛變得更加憤怒。“鬥牛”（圖景）

這樣一來，司馬光又是上書皇帝，又是面陳陛下，竭盡全力地告“拗相公”的御狀。罪狀之一是“不曉事，又執拗”；罪狀之二是拉幫結派，利用皇帝給的權利，籠絡了一大幫江西等地冥頑不化的蠻子擾亂朝政。直到把王安石搞下了臺，司馬光才罷休。 司馬光告御狀（圖景）

隨之，他們早年抱定的拯救國家和黎民百姓的理想化為了泡影。

到了晚年，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對他們早年的過激行為有所悔悟。大概是人到老年後，與世無爭的心境態度，自然而然地消除了一切“拗性”和“牛脾氣”的緣故。

雖然他們二人晚年又重修舊好，但能夠施展抱負的人生黃金時光已經悄然而逝。那時，他們沒有團結合作、齊心協力地為國為民做貢獻，反而把原本可以成為夥伴的人，當成了對手，顯然違背了“和諧之道”的精神。 和諧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像）

這不但在他們心中留下了遺憾，也令後人為之嘆惋。

從古至今凡是成就事業和功績的人物必然有超乎普通人的某些特質和性格。

王安石作為改革派急先鋒性格果決且激進，在常人看來就有點固執且不通人情。一切以成果為導向於是就有了抝相公之稱。

司馬光作為保守派老成謀國的代表人物，給人感覺就是一成不變死氣沉沉，任勞任怨毫無建樹，所以稱他司馬牛。

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政治理想，孰是孰非我們各有各的觀點和評判標準。但他們只有政見的不同，卻沒有個人恩怨的對立。

01 王安石為什麼被稱為“拗相公”

王安石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宋仁宗和英宗在位之時，屢次想提拔他到高位，他卻一直謝絕任命，做著地方小吏。一直到他46歲那年，宋神宗繼位，王安石才接受宰相之位，準備在財政上大幹一場，從此，開始了他的新法改革之路。

王安石變法初期，很多同僚給他提意見，比如司馬光提醒過他：你所謂的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徵稅而已。可是他卻不虛心接受意見，一意孤行。

王安石變法當中最為人所知的青苗法。所謂青苗法，就是在農民剛種植的時候，政府貸款給農民，預防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沒錢買種子農具或者沒有糧食吃，到秋收的時候，農民連本帶利還給政府。

青苗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實施起來卻有很多困難。如果收成好，供過於求，糧價必然會低。若收成不好，農民更加還不上錢。政府貸款給農民，要看他有沒有還款能力，貧農要貸款只能讓稍微富點的親鄰做擔保，但貧農還不上錢，那些稍微還有點錢的人要幫忙還貸，百姓不能致富反而負擔加重。再加上有些官員趁機勒索百姓，這一項變法就弄得農民家破人亡。

可是王安石不去看百姓餓殍千里的慘狀，也許看到了，視若罔聞，他總覺得自己各項新法都是對的，甚至把青苗法的實施作為評定地方官的政績的標準。

在實施新法的那些年裡，他的親人離他而去，他的朋友站在他的對立面，他的百姓對他怨聲載道。

他不撞南牆不回頭，最終神宗還是廢止了新法。

可以說王安石是徹底的“拗相公”，他固執己見，一意孤行，剛愎自用，這個綽號形容他是很合適的。

02司馬光為什麼被稱為“司馬牛”

司馬光也是宰相，知道變法的諸多壞處，他和很多當朝忠臣都反對變法，卻因神宗支援變法而無能為力，他選擇歸隱。

神宗極力挽留，說朝廷有司馬丞相坐鎮，朕才能無憂，但司馬光堅持辭官。

在歸隱期間默默耕耘，寫下了鴻篇鉅著《資治通鑑》，司馬光屬於悶聲幹大事的，一生也為朝廷默默做事，後來又官復原職。牛的特點是勤勞，默默耕耘，說“司馬牛”也是很恰當的。

03 王安石和司馬光關係如何

王安石和司馬光只是政見不和，並沒有你死我活的地步。王安石也只是在政治上執拗，但他不是一個壞人，不貪財不貪權，他變法的初衷也是富國強兵。

因此，司馬光在宰相之位時曾說：“王安石為人並不甚壞，其過端在剛愎自用，死後朝廷應以禮葬之”。

可見他們私下並不算交惡。

做人真的不能像王安石那麼“拗”，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如果方向是錯的，越努力，也會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回不了頭。

王安石拗相公的由來。警世通言，"拗相公飲恨半山堂"載，王安石變法，本意是為了富國強兵，但觸犯了豪強，貴族，大商人的利益，引起極大的反抗。在民間，施行中也有一些操之過急的弊病。但王安石堅決執行，絕不動搖，被人們稱為"拗相公"。司馬光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他的"拗相公"的名號就傳開了。

司馬光之"司馬牛"的來歷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司馬光為相。守舊派人物紛紛上臺，政局逆轉。蘇軾從登州入京，任禮部郎中，又轉起居舍人，（皇帝侍從官）。.

司馬光當政後，全面廢除新法，一切回到熙寧以前的原樣。這是所謂"元祐更化"時期。蘇軾對司馬光等人"專欲復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同所長"的倒行逆施，表示極大的不滿和憂慮。元祐二年（1086年）三月，蘇軾和司馬光就"免役法"的存廢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司馬光指責"免役法"有使"上戶"出錢比舊費特多，等五大罪狀。蘇軾說："農出谷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使聖人復出，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

他和司馬光在政事堂.（最高行政機構中書省的辦公處）爭論不休。對司馬光的頑固態度十分憤慨，連聲大呼"司馬牛！司馬牛！"，這個名稱就是這樣來的。

王安石變法堅持到底。夠個拗。司馬光一反到底，有股比不了的牛勁。

南北朝時，大詩人謝靈運被貶，任臨川內史，他發現臨川這個地方人傑地靈，是個好地方，他在臨川留下許多足跡。因此唐朝天才王勃才有名句“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沒想到謝靈運之後近600年，臨川這個地方出了兩個大家族，名聲赫赫，一家姓曾，以曾鞏為代表。另一家姓王，以王安石為代表。說到王安石，總繞不開三個話題，第一是他的詩詞和文學成就，第二是他的變法，第三是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他和老“對手”司馬光的是非。王安石和司馬光，關係到底如何呢？

公元1021年的冬天，天降瑞雪，那一年的雪花特別大，最大的雪花能蓋住一朵完整的梅花。臨川王家的第三個兒子出生了，這個孩子的哭聲很大，簡直響徹了整個寨子，後來，他變成了“神童”，他就是以“折騰”為名的王安石，他用17年的時間，給宋朝勾畫一個“華麗”的藍圖，可惜最後無疾而終。

早在王安石出生的2年前，也是一個冬天，不過沒有雪，光山縣縣令家也出生了一個男嬰，這個男嬰生下來就是天才，詩詞文章無所不通，曾因為砸了一口水缸救出小夥伴，而名震京洛，後來又因為編了一本編年體的史書，人皆盡之，這個人就是司馬光。

兩個神童之間，是沒有交集的，有交集的是他們都成為政治家之後。不得不說，宋朝，尤其在宋仁宗前後，堪稱文化盛事，除了早年的晏殊歐陽修等前輩，後來的名人如雨後春筍，遠超盛唐時期。王安石的文章寫得特別好，仕途還算順利。仁宗嘉佑三年，47歲的王安石進京述職，上書詳細闡述了變法的想法。他多年在地方任職，對國家經濟、國防和民生的病根瞭如指掌。因為胸懷家國，才提出如此想法，可惜，宋仁宗沒有采納，但他重用了王安石。

王安石為人太耿直，凡是以“法度”來行事，得罪了很多權貴，因此他趁著老母去世，辭官回家守孝。宋英宗時期，王安石拒絕了朝廷的徵召，理由是身體有病。到了宋神宗繼位，他親自給王安石寫信，王安石因此才回京赴任。當時西夏和遼國讓大宋朝不堪襲擾，宋神宗一心想改變現狀，王安石這時又提出了變法，宋神宗認為“大有所為”，開幹吧！

王安石的變法，本質上是好的，但是帶來了3個問題：

第一，他提出的涉及土地等問題的改革，觸動了貴族的利益，因此推動起來很難。他彷彿是一隻勇猛的蚱蜢跳到了螞蟻窩裡，被眾人撕咬。上層階級，除了宋神宗，包括太后在內的人，幾乎都是反對者。

第二，王安石也是有人支援的，支援他的，都是一些“胸懷大志”的書生，這些人政治經驗薄弱，在那些老江湖面前，簡直不堪一擊。王安石為了獲取更多的支援，不得不更多地啟用新人，難免有一些投機者，他們在執行的過程中，中飽私囊。最後造成王安石用人不當，其實，王安石大膽起用新人，也都是無奈之舉。

第三，王安石的變法策略，本質上是改變宋朝孱弱的現狀，說直白一點，就是為了富國。但實際上，他並不是為了富民。這就是古代變法的侷限性，最後不管是商人還是士大夫，哪怕是農民，他們發現自己的利益都被“王安石”拿走了，談何支援？

透過變法，宋朝確實強大了，再此期間，王安石面臨太多的政治鬥爭，他都挺了過來，可惜的是，宋神宗去世了，沒人能罩著他了，太后為了廢除新法，請來了另一個大神——司馬光。因為司馬光從一開始就反對變法，而且在宋神宗面前，他和王安石曾激烈的爭論過。司馬光上位後，逐漸廢除變法，王安石的心在滴血。滑稽的是，在司馬光廢除新法的時候，原本一些反對變法的人，逐漸看到了變法的好處，開始為王安石說話，但已無能為力。宋朝轟轟烈烈17年，最後回到了原地。

公元1086年的夏天，王安石66歲，最終病倒在江寧。司馬光此時已經病重，聽聞王安石已逝，非常惆悵，評價6個字曰：不可毀之太過。因為在司馬光的心中，王安石是個正人君子。同年，司馬光也去世了。兩個神童，兩個文學家，兩個老對手，同年去世，讓歷史更加豐富。相比於王安石的死，司馬光人在高位，享受了不錯的尊榮。

小編認為：司馬光對王安石的6字評價，比較中肯。王安石和司馬光同朝為官，雖然在政治上是對手，但二人都是儒學大師，修養很高，除了在政見上有爭議，在人品、文學上還是非常尊重對手的。王安石性格直爽，有君子風度，這從他救蘇軾一事上就能看出。而司馬光，也不是小人，至少，他沒有用醜惡的手段，來對付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仙，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

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王安石是慶曆二年（1042年）的進士，是年21歲，可以說是少年得志學有所成。

之後他從底層做起，出任鄞縣縣令，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職。

在地方任上，王安石的政績有目共睹，曾受到時任宰相文彥博的舉薦和翰林大學士歐陽修的青睞。

但王安石很正直，怕別人說自己攀附權貴，婉言拒絕二人的提攜。

相傳王安石不修邊幅，也就是十分邋遢，在官場上又不會阿諛奉承，雖有學問，卻不討同僚的喜歡，也就是有點不合群的意思。

雖然他侍奉了兩位皇帝（宋仁宗、宋英宗），卻不被這兩位皇帝重用，空有抱負卻無處安放，就這樣王安石在地方任上默默奉獻了25年。

斗轉星移，王安石的仕途轉機出現在神宗繼位時。

宋英宗去世後，熙寧元年（1068）四月，剛剛繼位的宋神宗，急於擺脫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

他早就聽說王安石是個人才，於是調他進京，任命其為參知政事，也就是把他組閣進核心政治圈，起用他進行改革。

這一年王安石47歲。

我們看王安石一生頭銜不少，文學方面成績斐然，真正改變他命運的是改革家這一頭銜。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宰相。

在他的推動下開始了“熙寧變法”，變法涉及到了北宋的民生和軍事諸方面。

歷史上對於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有褒有貶。

讚揚他的人說他是一個革除舊弊的改革家;貶低他的人，說他的變法葬送了北宋國運。

實事求是地說，王安石的變法有點急功近利，不切實際。他的變法兩邊不討好，一方面老百姓沒得到實惠，另一方面又得罪了權貴。

比如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守舊派，就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就是《資治通鑑》的作者，在歷史上也是一個名人。

司馬光以旁觀者的眼光來看變法，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但執行起來卻適得其反。

比如由於他的變法造成了一些流民現象，一些農民為了抗拒新法，自斷手臂以示抗議。

當時監安上門（檢察官員）鄭俠把流民現象畫了下來，史稱“流民圖”，然後獻給了宋神宗，其慘象震撼了宋神宗。

由此宋神宗對王安石的變法產生了動搖。

這時司馬光第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列舉變法種種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

當時老百姓也反對新法，宋神宗對王安石說“是不是改革的步子邁得太快了？咱們是不是緩一緩？”

王安石說：“天象異常和改革沒多大關係，種地從不聽蝲蛄叫。”

隨後王安石逐一反駁司馬光的論點，並批評士大夫因循守舊，表明自己堅持變法的決心。

神宗無奈地搖搖頭，覺得王安石有點執拗，現在就他一個人堅持變法。

神宗左右為難，他有改革的決心，但王安石的改革收效不大。

神宗想保持朝中權力平衡，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說：“皇上只要廢除新法，恢復舊制，我就上任”。

然而神宗沒有決心立即廢除新法，司馬光一看神宗猶豫不決的樣子，轉身辭職離開了京都。

神宗嘆了一口氣說：“想不到司馬光這麼牛，連我也不放眼中！”從此司馬光有了“司馬牛”這個綽號。

另一種說法就是，司馬光寫出了鴻篇鉅製《資治通鑑》，像牛一樣默默無聞耕耘，所以人們稱他為“司馬牛”。

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他的兒子宋哲宗趙煦繼位，由於他的年齡還小，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當她垂簾聽政後，曾對王安石說，“只要你停止變法恢復舊制，你還繼續擔任宰相，否則……

高太后的意思很明顯，“你若再堅持變法，對不起，我只好罷你的相位”。

當時王安石表示只要我不死，變法就不廢。

高太后只好起用司馬光為相，王安石託病回了老家。

司馬光上任後，提出“以母改子”的辦法，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有鑑於王安石堅持真理，執拗不屈的精神，民間戲稱王安石為“拗相公”，意思是執拗的宰相，這個綽號一直流傳了下來。

總的來說，歷史上對王安石的變法評價並不高。

到了靖康元年，也就是北宋即將滅亡之際，宋欽宗把北宋衰敗的責任推給了王安石，追奪他的王爵，毀壞他配享的畫像，這也是有人說王安石變法加快了北宋滅亡的原因之一。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鬥爭，卻是君子之爭。這也反映了北宋理學影響下，君子的人格風度。這個君子人格，得益於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倡導，得益於北宋張載周敦頤等理學家的哲學滋潤。當然也有北宋新舊黨爭兩個當事人偉大的人格與胸懷。

王安石與司馬光圍繞要不要變法的問題，鬥爭了一輩子，他們所代表的新黨與舊黨之爭，也讓北宋黨爭達到了高潮。可以說，新黨上臺搞舊黨，舊黨上臺搞新黨，誰也不讓步，看誰能熬到最後。最終，司馬光在經歷了十五年的蟄伏之後，不僅寫成了《資治通鑑》，還上臺盡廢新法，活活把王安石氣死在金陵。

在宋帝國統治者看來，王安石是新黨，司馬光是舊黨。新黨與舊黨圍繞要不要變法和變法到底能不能帶來國富民強的問題，開展了激烈的拉鋸戰。在宋神宗的支援下，王安石用雖九死尤未悔的精神，用衝蕩一切掃除一切變法攔路虎的強硬態度，強力推進變法。而反對變法的另一方也在等待機會。司馬光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時候，奉行韜光養晦的政策，自己躲到洛陽家中十五年，挖了個地窖專心編撰《資治通鑑》，當王安石被貶之時，司馬光回朝擔任宰相，將新法盡廢，活活把心懷大志的王安石給氣死。

王安石為什麼非要變法？司馬光為什麼非要反對變法？難道他們就不能和平相處，摒棄非黑即白的思維定勢，走妥協合作的道路？

合作是不可能的。

第一，王安石與司馬光對改革的立場是完全相反的。王安石認為要改變帝國積貧積弱的現狀，必須改革才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用現代金融學的觀點來看，王安石認為錢是可以生錢的，王安石要搞金融產品，因此王安石的變法可以叫做開源。而司馬光是出了名的保守派，他認為錢不能生錢，要讓國家有錢，那就必須省錢，叫做節流，所以司馬光認為有錢就把錢老老實實存起來，最好都發給老百姓，這叫做藏富於民。

第二，對改革的手段的認識不同。王安石是激進的理想主義者，對改革持一種狂飆突進的態度。而司馬光則有一種非常形象的理論，叫做“破屋理論”，意思是說，當一個屋子已經破爛不堪的時候，就不能大修了，否則只能是牆倒屋塌的結局，只能區域性地修修補補。因此，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的變法。

第三，對於宋帝國來說，最為不幸的是，它的兩個政壇領袖，恰恰都是極為固執的人，是屬於九匹馬也拉不回來、頭撞南牆不回頭，見了棺材也不掉淚的主。只要是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沒有人能讓他們改變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當時的政壇，王安石人送外號拗相公，而司馬光也有一個類似的外號，叫司馬牛。而司馬牛這個外號是蘇東坡給起的，按照蘇東坡與司馬光的良好的關係，蘇東坡對司馬光竟然大有意見，說他是執拗固執的司馬牛，可見司馬光的性格是多麼的固執難以改變。

假如王安石能夠跨出“囚徒困境”的陷阱，改變剛愎自用固執己見的性格，傾聽輿論的回聲，打撈“沉默的聲音”，從而逐步修正自己的改革政策；而如果反對派能夠摒棄凡是王安石所做的決定都是無稽之談，凡是改革的新措施都是禍國殃民的“兩個凡是”的理念，中國的歷史將會重寫。當然，歷史不容假設，王權至上的超穩定系統也不可能出現兩黨執政或是民主協商，所以，王安石逃不掉變法失敗的命運。

那麼，王安石到底有多執拗，而人送外號拗相公呢？

第一，王安石不喝酒，就是皇帝老子來了讓他喝，他也不會喝。據說當年包拯做開封主官的時候，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他的下屬。包拯請幾個下屬喝酒，席間包拯親自向王安石、司馬光等下屬敬酒。連從不喝酒的司馬光都一仰脖子幹了，王安石死活就是不喝，氣得包拯臉黑中透紅紅中發紫。

第二，王安石有非常嚴重的潔癖。他在政治上的潔癖。至於生活中，王安石是一個極為邋遢的人，基本不洗澡渾身發臭，搞得老婆不讓他上床睡覺。但是在政治上，他看不慣官場上的逢迎來往，看不慣官員之間的溜鬚拍馬與推杯換盞。王安石老師晏殊請他吃飯，並教他官場逢迎之道，他卻在日記中指責老師，說晏公身為朝廷大臣，卻教人如此逢迎，何其卑汙。宰相韓琦是他多年的老領導，他卻說韓琦也就長得帥，其他沒啥本事。

看來，王安石真的得了嚴重的病，這個病叫人際關係障礙症。

王安石的對手司馬光的脾氣也好不到哪裡去，他甚至比王安石還要固執。在私生活上，司馬光絕對算得上是楷模，與王安石一樣不近女色。在政治上，司馬光因為長期做諫官的緣故，脾氣暴躁，遇見不平一聲吼，經常讓同僚甚至是皇帝下不來臺。他是個比牛還固執的人。司馬牛這個外號就是蘇東坡給他起的。

當時王安石被貶，司馬光執政之後，對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廢棄，包括免役法。王安石的很多辦法固然由於制度設計和執行中的缺陷，造成了走形甚至是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免役法還是順應了歷史規律，將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稅，這是歷史的進步，也順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

但是司馬光才不管那些，一律廢除。當時處於中間派的很多官員都去勸司馬光，後來做了宰相的章惇，范仲淹的兒子範純仁，蘇轍等人紛紛勸司馬光收回成命，蘇東坡也與司馬光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但是誰說都沒用，最終司馬光將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廢掉，把王安石給鬱悶死了。蘇東坡在一次和司馬光的爭論中，氣得回家大罵，說這個人真是司馬牛。從此司馬光就有了非常形象的外號司馬牛。

在政治上，拗相公王安石與司馬牛司馬光斗的你死我活，但他們都是儒家真正的君子，他們爭的是政治是理想，絕不涉及到人身的攻擊，相反，他們是英雄之間的惺惺相惜。他們之間的鬥爭是標準的君子之爭。

王安石去世之後，原來靠他提拔對他溜鬚拍馬的小人們，馬上切割關係重新站隊，不遺餘力對王安石發起攻擊，許多曾在他門下任事發跡的人都紛紛遠避，唯恐禍及自身，更有人進讒詆謗甚至落井下石。但司馬光卻給予王安石以極大的包容與極高的評價。司馬光上奏朝廷說，王安石“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故“朝廷宜優加厚禮”。於是，朝廷追贈王安石為太傅。

這就是拗相公王安石與司馬牛司馬光之間的君子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