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說的戰國時期，是展現在人們面前的一個大時代。一方面，刀兵四起，戰車隆隆，殺伐不斷。另一方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周王室的控制力已經微弱不堪，形同虛設，諸侯蜂擁而起，時而聯盟、時而分裂，戰事不休。

那麼，“戰國時期為何鮮有造反的將領？”

在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的同時，自然會伴生出許許多多的功勳將領，所謂“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這如許的優秀將領，他們幾乎各個都掌控勁旅，麾下為虎狼之師，可是，在這樣戰亂頻繁的年代裡，為什麼極少有謀朝篡位的將領出現呢？

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在將領階層當中，禮義觀念已經貫徹人心，尚且沒有徹底崩塌。

雖然，自春秋時期起，就有所謂禮崩樂壞的說法，但是，這些偺越的習氣在一般國主當中，的確開始蔓延開來，可是，在軍隊武將當中，這股風氣尚且沒有波及到。因為，畢竟周王朝的詩書禮樂八百年文化點點滴滴都潤染在接受過這些教育的人心裡，一時之間，尚且不能拔出根，所以，武將們都能夠為國謀事、出力，未曾有非分之想，所以也沒出過大的亂臣賊子。

在著名的荊軻刺秦典故當中，秦朝武將樊於期為了使得荊軻能夠順利刺秦，只要荊軻曉以大義，稱需要樊於期的首級，才能夠順利接近秦始皇，對其進行刺殺。樊於期聽明白之後，馬上就答應，並說；“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

然後，樊於期沒有猶豫，馬上就自己自刎，用自己的生命做代價，用一死做階梯，使得荊軻有接近秦始皇的機會。

這樣的一個重視承諾，看輕生死的時代裡，讓一個將領去直接謀朝篡位，這樣的行為會被大多數諸侯國主所看輕。

做為一個諸侯國的國主尚且要忌諱沒有明確的名義而發起戰爭，而國主之下的將軍們雖然軍權在握，但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的古訓未必沒有些震懾力的。

再者說來，國主之下的大將公然造反，若失敗了，千夫所指，僥倖成功，也會被諸侯群雄所共同聲討，而其它國度裡的國主甚至可能聯合諸侯國，以此為由頭，對這諸侯國大加撻伐，乃至於把這個國度瓜分豆剖。

這樣的話，即使是武將，也會算清楚這一筆賬，戰國時期的武將若想謀朝篡位，行為不軌，那就會得不償失，很不划算的一件事，所以，基本沒有武將做這類事

古人都受儒家教育的影響下忠、孝、禮、義、廉、恥等在人們的腦海裡已經根深地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昧的愚忠思想已經根植於人們的心中和腦海裡——所以戰國時期很少有大將背叛和造反的。

戰國從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國一統天下，戰國結束，前後兩百多年的時間，確實在各國基本上看不到造反的將領，比如說白起被賜死也沒有想過造反，李牧被殺也沒有想過造反。

但是也不是完全沒有的，比如說秦國變法的商鞅，他就造反了，不過他是被逼的，當時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繼位，本來秦惠王就對商鞅很不滿，加上有人告商鞅謀反，商鞅也是沒有辦法如果不起兵的話，那麼自己就只能等死了，不過商鞅起兵的目的不是要爭奪秦國王位，只是自保。還有秦國的嫪毐也造反了，不過他不能算是一個將領，嫪毐發動政變企圖奪取秦王政的王位，最後兵敗被殺。還有田氏代齊不就是造反嗎？三家分晉不也是造反嗎？

如果這些都不能算是造反的話，那麼秦國滅周肯定就算造反了，畢竟當時周王室還是天下共主，公元前256年秦滅西周國，七年之後秦又滅東周國，至此周朝正式推出歷史的舞臺，秦國滅周就是奔著天下共主的位子去的，難道不能算是造反嗎？

只能說戰國時期天下如此大亂，造反的人為什麼沒有那麼多？

首先來說就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君臣之間的矛盾，而是國家之間的矛盾，這個也是最主要的。其實可以看到歷代造反的都是因為矛盾衝突導致的，從周王室實行分封開始，到戰國時期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幾百年下來各華人的國家感還是很強的，這個時候國家之間的矛盾已經從稱霸變成滅國統一戰爭了，更加的殘酷了。所以各國的矛盾不是國內的，而是與各國的。

其次來說周王室的禮儀還是有一定影響的，雖然說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但是畢竟周王室幾百年的禮樂對於現在還是有一定的影響的，比如說君王受命於天，就算是秦始皇統一稱帝的還是用的這招，各國君主畢竟是周王室分封的，周王室才是真命天子。

因為他們太忙了，忙著追隨命令實現合縱連橫。他們不是在準備戰爭，就是在去戰場的路上，或者乾脆就在戰場上。

第一，戰爭太多。據統計，從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這兩百多年的戰國時期裡，大大小小的戰爭大概有二百三十餘起。基本上平均每年都有，這段時間造反的將領確實不多，有實力的將領都沒有時間造反，等他們有時間了，實力又不怎麼夠了。如白起，李牧，就那樣默默地消逝了。

當然也有造反的，比如商鞅，不惜造反以求自保，但人家真的就是想活命而已，根本就達不到造反的最低要求–––有野心。

第二，社會矛盾點不在國內，而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將領造反一般都會發生在和平時期，君臣矛盾嚴重影響國家經營時，比如秦末、漢末、唐末……等等。而戰國時期，國家之間都在搶地盤，糧食，軍備，哪有將領有時間思考造反這種事情。

第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國內動盪，兵士可能連飯都吃不起的年代，哪有士兵願意放棄公糧跟著前途不明的將領造反。現代人對於有風險的事情也去過避之不及，何況這種極高風險的事業。

綜上所述，戰國時期國家動盪不安，優秀將領都忙著應付戰爭，根本沒有時間精力去領導造反。戰爭成本在任何時代都居高不下，有造反實力的將領少之又少。

首先，造反的目的是什麼？自己當諸侯，當主人。但是，即使你造反，順利的把王殺了，你也當不了國王，只要國王有兄弟和子嗣，國內的貴族和其他的諸侯就會擁立這些人當新的王，輪不到你做國王，這些人當王，不就白造反了。就算你把國王所有的有血緣關係的人都殺了，你坐上了國王，你離死也不遠了，並且還會滅國。

原來的國王沒有了繼承人，正好給其他的諸侯國討伐你的理由，諸侯聯軍很快就會打到家門口，殺人滅國，瓜分土地，而且還不用背鍋，因為鍋都讓造反的人背了。

看看春秋成功篡權的幾個案例，田氏代齊，三家分晉，都是整個家族經營百年，實力強大，就是這樣還是有風險，如果當時的周王硬氣一些，不給他們正式的封號，而是下令聯合諸侯討伐他們，田齊和韓趙魏能不能挺住都不好說。

接著，就是造反的理由？懷才不遇，得到不公平的待遇。戰國諸侯林立，真正有才的人，到哪都能施展才華，吳起，商鞅，孫臏，李斯等等，都不是在本國發揮才能得。造反是成本最高的。

春秋戰國流行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但是反過來不是知己，士可以鳥都不鳥國王，因為還有太多的國王可以知己，為啥要造反？戰國不像秦以後的大一統國家，秦到哪都跑不了，要麼造反，要麼隱居。

最後，戰國政權林立，但都是有證書的，得到周王室認可的，不是實力大就可以當諸侯的，要有名分，名正言順才能成功。

戰國是東周的第二階段，相比前一階段春秋來說，臣子造反的事例確實少了很多。兩個階段對比來看，或許可以更好理解為何出現這種狀況。

造反之所以會發生，緣由無非兩點，造反意願和自身實力。兩者缺一不可，而且後者尤為重。功高震主的道理就不用多說了。

首先對題目做一點說明，春秋時期官職文武區分的並沒有後世那麼明顯，尤其是高階官職，出將入相是可以同時實現的。搞清這一點對搞明白春秋戰國的異同很重要。

春秋時期臣子作亂比比皆是，關鍵一點就是這些臣子管兵又管錢，而且他們的官制還可以世襲。長年累月就形成了經濟獨立、門客無數、人丁興旺的大家族。此外，諸侯的臣子多是公族出身，在法理上也有執政的正當性，道義上的壓力較小。

而戰國時代，首先公族出身的臣子與公室的關係愈加疏遠，地位下降，官僚集團的權力自然而然被削弱，王權空前加強。潛在的造反者實力大減。

第三，官僚體制愈加成熟，文武分工初具雛形。戰國時期的將領，比如白起，李牧，王翦都是標準的武將，即使有文職也是掛名。而且武將只有在戰時領兵，調兵還需核對虎符。戰國四公子之首信陵君魏無忌是魏王之弟，秦軍攻趙時，信陵君想施援，而領兵將領想拖延，他也只能偷偷擊殺領兵將領，拿到虎符再調兵。信陵君大破秦兵，在六國中威望一時無兩。就這樣在戰後也要立馬交還虎符，解除兵權，無力造反。

總結一下，戰國時期臣子們沒權，沒錢，也沒人可以去造反。

春秋戰國（前770－前221）是一個百家爭鳴、人才輩出的時代。在這樣一箇中國曆史上的大分裂時期，分封下的諸侯互相征伐，兵戈相見。周王的勢力減弱，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更是被稱為春秋五霸。在田氏代齊、三家分晉後迎來了戰國時代，各國間的聯盟、戰爭更加的頻繁。

可是為什麼在這樣一個亂世，很少有手握重兵的將軍謀反篡位？

從《史記》的刺客列傳中的四大刺客就可以看出，春秋戰國時期十分重視“忠義”。雖說春秋戰國禮崩樂壞，但整個周朝八百年的文化早就浸潤在了這些士人心裡。另一方面，在做這樣一個謀權篡位的決策時，自然會權衡收益、成本和風險。如果作為將領，在春秋戰國時期謀權篡位成功，那麼恭喜，他成功地坐上了王位。但接踵而至的將是周圍國家的乘火打劫。

況且，這是在亂世，又不是太平盛世。一個將領就算成功篡位成功，他也沒有把握能在這場“逐鹿中原”的軍備競賽中勝出。

文化的薰陶和收益成本的不協調決定了在春秋戰國時期謀權篡位是一個非常不划算且很難遇見的事。因此春秋戰國很少有將軍會謀反篡位。

怎麼沒有，戰國開始就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三人瓜分了晉國的土地，晉靜公被廢為平民，這3人原是晉國的執政大臣，這是造反。

的確，在戰國時代將領造反的情況是比較少的。按理說，人性在各個朝代都是差不多的，為什麼戰國時代造反的人少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戰國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亂世，但是戰國與後世的亂世有明顯的區別，它的“亂”體現在諸侯間的征伐混戰，而後世的“亂”很多都是因為內政混亂引發的。其實，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政治是比較清明的，原因很簡單，每個國家都面臨強敵的挑戰，容不得君主鬆懈。因此，戰國時代各諸侯國明君輩出，一個典型的例子，秦國從秦孝公以後沒有出過一個昏庸的君主。同時，各國為了提升國家，均在不同程度大力改革內政，大力吸引人才。戰國雖然是亂世，卻與近代歐洲頗為類似，是一種充滿活力、革新精神的競爭。在政治清明這麼一種大背景下，造反、叛亂的現象就比較少了。

第二，戰國時代的君臣關係與後世專制時代不同

戰國時代的政治與後世是不同的，君主並未有高度專制，君臣之關係，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與後世相比，臣子是有比較大的選擇餘地，在這個國家混得不好，可以離開到另一個國家。正是有了這麼一條退路，讓戰國時代的造反、叛亂現象是比較少的。造反也好，叛亂也好， 很多時候是被逼無奈下的鋌而走險。但在戰國時代，可以選擇離開效忠的國家與君主。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比較吳起，先後效力過魯國、齊國、魏國、楚國。樂毅效力過趙國、燕國；張儀、公孫衍效力過秦國、魏國等等。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正是因為有去處，造反就沒必要了。

戰國時代的人才流動性是很大的，今天效力於這個國家，明天效力於敵國的情況，放在後世肯定被斥責為小人。但是在戰國時代，大家並沒有這種觀念。當時的政客、將領都有一種職業精神，有點類似於今天的職業經理人，而各諸侯國則類似於不同的公司。當你還在為該國效力時，就兢兢業業奉獻自己的才能，明天拍拍屁股走人後，又可以幫助敵國來對付老東家。當時大家都認可這種職業道德，你食這位國君的俸祿，當然要竭心盡力，但是君臣關係一旦解除，就不再對舊主負有義務。這是戰國時代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如果你食國君之祿而背叛、造反，那就是沒有職業道德了。

戰國時代造反、叛亂的情況雖然少，也還是有的。我舉幾個例子。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商鞅。在秦孝公死後，曾被商鞅整得很慘的人得勢，想除掉商鞅。這時商鞅也是可以跑的，他就逃到魏國。但是魏惠王卻拒絕接受商鞅，主要原因是商鞅的人品真的很差，在當秦國權臣時，好幾次把魏國坑得很慘，甚至在戰場上採用詭計誘擒魏軍統帥。魏惠王把商鞅踢回秦國，商鞅沒辦法，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舉兵叛亂，便是最後被鎮壓了。

另一個例子就是趙武靈王的兒子趙章造反。這起造反事件，是因為趙武靈王因寵愛后妃，廢長立幼，立幼子趙何為趙王，作為哥哥的趙章心懷不滿，最終在沙丘發動政變，圍攻趙惠文王趙何。這起造反事件，不僅讓趙章葬送性命，還拖累了老爹。由於當時趙武靈王已遜位，包庇兒子趙章，最終被關在行宮中活活餓死。

在秦始皇時，發生嫪毐叛亂事件。嫪毐叛亂是因為事情搞得太大了，他以一個假太監的身份，跟秦始皇的媽媽長期通姦，還生下兩個兒子，並試圖以自己的兒子取代秦王。事情捅穿後，嫪毐知道秦王不會放過自己，只能鋌而走險，發動叛亂，但最後被鎮壓了。

總的來說，戰國時代造反、叛亂的事件是很少的，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比較罕見的。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先要弄明白三個問題：將領們有沒有造反的思想、有沒有造反的時機、有沒有造反的條件？我們一個一個來說！

在在古代，“忠”是被視為道德規範之一，君臣關係成為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左傳》中石碏諫衛莊公中所提出了“六順”學說，“六順”即為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意思是說：國君行事合乎道義，臣子奉命行事，父親慈愛，兒子孝順，兄長友愛，弟弟恭敬。《論語》記載：“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一直強調“君君臣臣”，更是把忠君思想當做道德價值判斷中最為核心的觀念，成為“君子”的修德的主要內容。所以在先秦時期，宗親、禮法是維繫社會的準則，君子之道是做人的標準。這就是古時候的主流思想觀念，仁義道德是士大夫的必修之課，孝悌忠信是百姓的教育信條。如果有人不行君子之道、不守禮法孝道，是會被社會所摒棄的。

因此，在那個時代，許多將士都講究一個“忠”字。這樣的文化氛圍薰陶下，許多士人、將士被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思想來指引著自己的行為。《戰國策·燕策三》記載的《荊軻刺秦王》中描寫的荊軻和樊於期（為荊軻入秦，親自獻上自己的人頭）就是這樣的“忠義”之士。在這樣一個“重情義輕生死”的文化氛圍之下，自然很少會有手握重兵的將領去選擇謀權篡位。到後期更是發展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所以很少有將軍去思考造反的事。

個人認為，一個將軍造反與否，主要看君權與軍權較量。當君權大於軍權時，也就是君王不是昏庸之輩，社會比較穩定，這時君主的威望往往會壓過了將軍的威望，加上忠君的思想，則上至士大夫、將軍，下至士卒、平民，基本都是忠於君王的，這時候的將軍造反，沒有什麼人會響應你，一旦造反基本是死路一條，還得株連九族。《尚書·盤庚中》中記載商代就有株連族人的刑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凡犯有上列各罪者皆處以劓殄之刑，即殺犯罪者及其後代。這個代價實在是太大了。而當君王昏庸懦弱時，這時候君主的威望就會被手握大權的將軍蓋過，君權就會若如軍權。這時候造反得到的榮華富貴的機率會增加，這也就會刺激一部分人的冒險性。所以這個時候造反，跟隨的人多，成功的機率也會增加。三家分晉就是很好的例子。

1、先秦時期，其實實行的是分封制，也就是將土地分給王室子弟，功臣或古代帝王的後裔，所封之地稱為“諸侯國”、“封國”或“藩國”等等，統治封地的君主被稱為“諸侯”、“藩王”等等。從這裡可以看出，分封的不光是功臣，更多的是宗親。《荀子·儒效》記載：“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也就是說，不光異性王有軍權，各宗親王也有軍權。所以很多情況下都不是一個人掌握軍機大權，必定會有王室宗親成員同時掌握軍權也達到牽制和平衡。只要一方造反，就有諸方勤王。所以就算到了戰國時期，周天子形如擺設，各諸侯也不敢輕易取而代之，否則就會引起其他諸侯國群起而攻之。

此外，君王還會派遣間諜安插在這些重臣的身邊，監視其一舉一動，帶兵出征時也會有監軍等機構同行，以制衡將軍們的軍權。所以你一旦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君王都會第一時間知道。

2、將領帶兵出征的時候，一般家屬都是留在京都的。美其名曰是為了照顧將士們的家屬，實則是為了留為人質，以牽制這些將領，讓君王對外出的將領放心。將士們想造反，就得掂量掂量了。

3、我們都知道，行軍打仗，打的就是錢糧，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領兵的將領一般只有統領士兵的權利，而沒有徵糧募兵的權利，一切的後勤保障都是由朝廷統一排程的。將領一旦造反，錢糧馬上就會斷供。古時候都是“當兵吃糧”，你要是缺錢少糧，士兵們連肚子都填不飽，自然就沒有人跟著你造反了。有人說可以搶農民的糧食啊，那你就成了匪軍了，就更不得人心了。

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影響著將軍們的行為，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有時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都不會造反，他們會以死來表忠心、保名節、全族人。除非天下將要大變，他們才會冒險一試，而且要天、地、人三者都具備了才有可能造反成功。不然，別說造反成功了，還沒造反到一半，就被誅殺了，還得株連九族，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我覺得戰國少有造反的將領，我認為有三個原因。

三家分晉，田氏代齊，讓我們看到了隱藏在各國之中不安定的種子。戰國七雄韓趙魏立國最晚，但也有200年左右的歷史。七雄大都經歷過內亂。所以君王一般不會完全相信自己的將領。

各個國家的領導者都有過迫害人才的情況。但這些人才，一般不會自己造反，而是去投奔其他國家，為自己討個公道。

例如伍子胥投奔吳國，借吳國之兵，大破楚軍。刨墳掘屍，將楚平王挫骨揚灰！

還有一種情況；今天我是你的臣子，我受你猜忌。我呆不下去，就換個地方混，反正也能繼續吃香喝辣。沒必要造反，跟你死磕。例如樂毅收到燕惠王猜忌，就逃到了趙國做了上賓。

我們都聽過一句話: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存在，也是能維繫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據父系血緣關係的親疏分配政治權力和規定等級秩序。

當然宗族之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有利有弊吧……

例如晉國在經歷內亂後，就把之後的非嫡系公族趕出國內，然而公族勢力是削弱了，但養了七家勢力強大的卿大夫。最後又被韓趙魏給瓜分了。

戰國七雄長則800年的統治，短則也有200多年。他們的統治早已深入人心，說明統治階層過於穩固。這也是原因之一！

那白起，李牧這些名將，在垂死之時怎麼沒有想到造反呢？

因為他們是被人設計的啊。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會死，又怎麼能提前準備？再說他們本來就不是這個國家的人，又能有什麼根基呢？

就以秦國王翦為例，他在攻打六國的時候，就見識到了秦王的厚黑學，他也明白功高震主的危害，於是他只求一生富貴，不求封王拜侯。

戰國時期不是沒有反叛的，甚至還有成功的，但一個將領反叛實在不是好選擇。

所謂竊國者諸侯，到了戰國時期，三晉的魏趙韓，以及後來的田氏齊國，都是透過造反成功從一個大臣升格成為諸侯。他們的家族剛開始的時候都可以說是一個將領，那個時候還都是忠於君王的大臣將領，隨著自己家族勢力的擴大，幾代下來，這幾家的勢力已經超過了原來的王族，最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他們是步步為營的結果，甚至於說後來的秦國一統六國，從法理上說也是秦國反叛了周天子，只不過這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實現的。

反叛失敗的也有，像與魏惠王爭搶王位的兄弟公子緩，引來韓趙兩國外援最終還是兵敗被殺；耍手段想要重回權力中心得趙武靈王，引得兩個兒子自相殘殺，最終自己也餓死在沙丘宮中；商鞅為了自保匆忙起兵失敗被車裂，這些人都已經進入了權力的中心位置，為了爭奪權力或者自保而起兵反對當朝者，但最終都失敗了。那時候雖然沒有還沒有皇帝，但一國的王位也是很讓人眼饞的，能夠有機會爭奪還是會爭取一下的。

戰國時期各個國家之間人才相互流動十分頻繁，真正有才的人有很多可以一展自己才華的場所，在一個國家有志難伸，可以去另一個國家試試，沒有必要非得在一棵樹上吊死（六國要求秦國處死商鞅，商鞅那時候沒地可去），所以張儀從魏國入秦，樂毅從燕國入趙，廉頗後來在趙國待不下去跑到魏國和楚國。

戰國時期各國之間相互征伐，各個國家之間少不了戰爭，將領作為那個時期的搶手人才，是十分吃香的，像魏惠王眼睜睜錯過了一個個優秀人才，但其實他也是很想尋找人才的，最終就是找到了兵家龐涓。所以從別國叛逃過來的將領，往往並不會被接受國嚴厲懲處，反而會被優待，畢竟一個將領還是很有價值的。（樊於期例外，秦國已經勢大，燕國不敢得罪，但也沒有遣返，暫時收押）

相比較一個成功將領按照正常手段所能獲得的，造反雖然高回報，但操作難度實在太大。

從制度上來說，像魏公子信陵君是一個王族，他想要悄悄調兵還需要偷虎符，可見當時的國家對於軍隊控制已經比較嚴格了，將領沒有君王命令，不能正確履行調兵手續很難調動軍隊。

如果將領造反是為了成為諸侯，雖然當時已經天下大亂，但將領想要簡單透過造反成為一個諸侯君王很難，田氏想要取代姜氏成為一個諸侯，還需要和魏武侯做利益交換才能在三晉的幫助下威逼周天子承認田氏的諸侯地位，否則始終名不正言不順。

如果將領造反是想要成為幕後掌權者，掌控一個傀儡皇帝，那他需要更多的支援，就像秦昭襄王時期，魏冉一個魏華人也是透過和自己的姐姐秦宣太后聯合兩個人才能把持秦國的大部分朝政，但這也是透過政治運作實現，並不是造反得來的，這種情況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將領能做到了。

所以說戰國時期造反還是有的，只是成功的就成為了諸侯（魏趙韓齊），失敗的就成了枯骨，造反雖然高投入高風險高收入，但難度太大，只有厲害的政治野心家能夠做到，兵家將領透過戰場做到揚威諸國，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更現實，也更具有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