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家皆起源於道，道即永生永存之正義途徑和知能，所以人類並萬類的終極價值和歸宿即道，故道學乃諸家之所宗。

儒墨法陰陽等諸子百家，皆源於道歸於道。

中華的文明三祖之一蚩尤，應該是墨家的思想根源。

當時炎黃聯盟領導的百姓貴族，與蚩尤領導的九黎部落進行命運的決戰，居於東夷的蚩尤九黎戰敗，大量的九黎部族及其後裔成為奴隸，炎黃聯盟為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是天之驕子，就自命為“人”，他們的等級遞進，一般領導人就成為了“巫”，也稱為“道人”，最高領導人就成為了“大巫”，也稱為“神”，九黎部族則整個種群被稱之為“民”，造字意思就是“琢瞎一支眼以明確奴隸身份”的意思，如何進行國家管理，黃帝有一本《道經》傳世，結果後來遇上秦始皇“焚書坑儒”被焚燬而失傳。

到周王朝時，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吸取了殷商兩線作戰亡國的教訓，決定系統化的選拔九黎部族奴隸性質的“民”歸化為自由民性質的“人”，這個選拔工具就是“儒教”。

儒，就是一種根據需要從“黎民”中選拔產生的新人（自由民）。

其選拔方法應該是“德”，就是一種登山活動，登上一定高度的“民”，可以將名字載入榮譽板上，成為“儒”，從而可以免除琢瞎一支眼的刑罰，其隱含的條件就是身體素質好，才能夠爬得高。

選拔出來的“儒”，如果頭腦反應快，就可以拜道家百姓貴族為師，成為“儒生”，有“可造之材”的意思在裡面，也就是說，成為儒家的文儒領袖，其傑出理論家，是拜道家名師老子的儒家權威孔子。

另一方面，如果身體素質特別好，超出一般人，則成為提供武力的工具，《史記》中的刺客列傳，描述的就是這個族群的生活，他們被稱之為“俠”，就是接受文儒領袖及貴族華人雙重領導的那樣一類人，可以稱之為“儒俠”，由於後來他們擁有了墨子這一個傑出理論家，所以也稱之為“墨俠”。

最後，“儒生”及“墨俠”等男儒之外，女儒還有“婦孺”的說法，相當於登山活動的女子組優勝者，但當時她們的社會地位較低，“儒生”的理念是“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就是說女儒與普通的儒是要依靠“儒生”及“墨俠”來養活的，而要養活他們，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儒生”及“墨俠”，在統治者心目中，則是同樣不待見的，《韓非子》描述他們，屬於同一信仰，同一族群，他們的共同點是“俱言堯舜”，而他們與統治者的矛盾點還有一點形式上的差別，叫“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從儒家與墨家的理論來說，他們都提倡“民意至上”，只不過儒家強調“民本”，統治者透過儒家來實現更好的國家管理，墨家提倡“民主”，墨家主張的國家“民主”管理透過帝王實現更好，如果不能實現，那麼他透過自己的“鉅子管理體系”來內部組織實現。

總的來說，道家與法家思想都是炎黃聯盟的思想延續，儒家與墨家思想則都是蚩尤九黎的思想延續。

關於墨學之起源的眾多說法，林林總總而又莫衷一是，其中以“夏禹”說、“清廟之守”說和“儒家”說三論較為典型，每一種說法都具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文獻證據作為支撐，並非空穴來風，若從思想史的視野中探究這些說法的可信度，著實也能摸索出這些說法背後或隱或現的思想動機。以下大致梳理一下三種說法及其意涵。

夏禹說：關於墨家思想起源於夏禹這一說法，最早的記載見於《莊子》。試想諸家距離黃帝、堯、舜、禹何止千八百年，能得到先王之真傳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最有可能的是諸家從民間口耳相傳的傳說中獲得了一些思想啟發，藉助先王之精神來闡發自己的學說。墨家崇夏禹正是如此，“墨子追求夏政，不僅超越了周孔禮制框架，而且超越了有限的文獻狀況，即雖然‘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卻未聞夏先人有典冊的文獻狀況，從而直接進入夏族世代口耳相傳的民間口頭傳統。”墨家崇禹，主要是因為夏禹沐雨櫛風、為民操勞、日夜不休的作風正與墨家獻身救世、以身作則的精神相一致，禹的偉大人格亦對墨家“摩頂放踵”的犧牲精神產生巨大影響，墨家崇禹實際上正是對這種無畏精神的肯定和發揚。

清廟之守說：1、尹佚事蹟略述：尹佚，周初名臣，又被稱為史佚、史逸或作冊逸。在周滅殷之前，尹佚一直出仕於殷商朝廷。尹氏家族世守史職，負責儲存典籍文書，製作天文曆法，備王顧問以輔政等許多事宜，隨後投靠周邦繼續傳承周朝的文化事業。這些尹氏貴族與尹佚當屬同一家族。由此不難看出尹氏由仕商轉而仕周的演變軌跡。”周人在克殷翦商的過程中，已經意識到單純依靠姬姓族人來立國治國的難度較大，故積極招徠其他部族的人才，“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其吸收發達的異族文化，並努力強化本族的政治和軍事實力，以至於“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周武王透過聯合同姓貴族與異姓貴族，利用姻親等手段構建了穩固的政治同盟，尹佚便在這一背景下投身於周邦的政治建設中。周初百廢待興，完備成熟的周禮尚未完全成形，故而許多場合下不得不繼續沿用殷商舊禮。西周在立國之初便建立了龐大的史官系統。

尹佚對墨家學說的影響：尹佚家族世守史職，而周代史官也屬於儀禮之官的範疇，故《漢書·藝文志》將尹佚與“清廟之守”相聯絡也有其道理，尹佚後人正是在清廟以儲存禮制典章為職守。諸多證據使《漢書·藝文志》的結論更為令人信服，“尹佚—史角—墨子”的學術流傳脈絡也逐漸明晰。墨子早年在清廟追隨尹佚的後人史角，並由此接觸了史官及清廟的學問。隨後，墨子在創立墨家學派時，也自覺不自覺地將其應用到自己的學說架構中。如今仍能從墨家文獻中看出尹佚與清廟之守對墨家學說影響的痕跡。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墨家主張“兼相愛”，強調“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第二，墨家重視農業生產，主張“強力從事”，將農耕勞作視作民生之本，統治者要勿違農時，順應自然。第三，墨家強調“節用”，反對窮奢極欲，只提倡保留有實際效用的器物。“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第四，墨家“尚賢”、“明鬼”的思想也受到尹佚及清廟之守的影響。綜上可見，尹佚與墨家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思想連續性和繼承性，墨家確乎是將尹佚與清廟的許多精神和思想加以吸收和改進，併發揚之。當然，墨學成因複雜，我們不能將墨家思想的淵源一概而論，“《漢志》對墨家學術出於‘清廟守’的追尋，似有將複雜的學術現象簡單化的傾向”。

儒家說：墨家源於儒家這種說法，自古以來便被研究者們津津樂道，不僅因為儒墨兩家在思想主張上確實有不少相近之處，而且尚存有文獻記載作為佐證。墨子時值戰國早期，此時的時局較之春秋時期更為動盪。官學的地位逐步衰落，而孔子創立儒家，開啟私人授徒講學之濫觴，此後儒門不斷髮展壯大，盛極一時，無數中下層出身的寒士貧民紛紛投身儒門，以求立身救世之良方，求學於儒門成為平民獲取上層知識和擺脫卑賤地位的絕佳機會。墨子或許正是看到清廟行將就木，而儒學勢頭不凡，故想要藉助這種新興的、變革的力量來尋求經世濟民之法，脫離清廟而投身儒門也在情理之中。

但在墨子身處儒門之中，也逐漸認識到儒家學派自身的鄙陋和缺陷，特別是儒門後學執迷於繁俗瑣禮和厚葬久喪之中，拘泥於細枝末節的學問，卻不能對孔子之學理有所繼承和發揚。加之墨子出於底層勞動人民的立場，更加質疑此時儒者的作為能否救民於水火之中，故而墨子脫離儒家，另立門戶，窮精竭慮，真正為貧民百姓發聲。雖然墨子脫儒立墨，自創學說，但也正是這段在儒門深入學習的經歷，使得墨子能夠認清儒學的疏漏所在，從而在對儒家批評時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

墨翟，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生卒年不詳，大概是在前479年—前381年以內。中國春秋戰國時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兼愛”“非攻”等觀點，創立墨家學說，並有《墨子》一書傳世。墨學在當時影響很大，《孟子·滕文公》篇雲：「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可知春秋之世，楊朱之學與墨學齊驅，並屬顯學。墨翟相傳原為宋華人，後長期住在魯國。曾學習儒術，因不滿“禮”之煩瑣，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據說楚王曾計劃攻宋，墨子前往勸說楚王，並在與公輸般的模擬攻防中取得勝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與主張見墨家。

【歷史背景】：

墨者多來自社會下層，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艱苦實踐，“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以裘褐為衣，以跂蹻（草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湯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說至死也不後轉腳跟後退。墨者中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墨者必須服從鉅子的領導，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例如鉅子腹朜的兒子殺了人﹐雖得到秦惠王的寬恕﹐但仍堅持“殺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當首領的要以身作則。

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於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前期墨家在戰國初即有很大影響，與楊朱學派並稱顯學。它的社會倫理思想以兼愛為核心，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所強調的社會等級觀念。它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以尚賢、尚同、節用、節葬作為治國方法。它還反對當時的兼併戰爭，提出非攻的主張。它主張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時又承認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認識論方面提出了以經驗為基礎的認識方法

，主張“聞之見之”、“取實與名”。它提出三表作為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方法(三表：墨子提出的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三表即①“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即以歷史記載的古代聖王的歷史經驗為依據。②“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即以眾人的感覺經驗為依據。③“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政治實踐的結果是否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依據。這是中國哲學史上最早提出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命題，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

後期墨家分化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前者對前期墨家的社會倫理主張多有繼承，在認識論、邏輯學方面成就頗豐。後期墨家除肯定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外，也承認理性思維在認識中的作用，對前期墨家的經驗主義傾向有所克服。它還對“故”、“理”、“類”等古代邏輯的基本範疇作了明確的定義，區分了“達”、“類”、“私”等3類概念，對判斷、推理的形式也進行了研究，在中國古代邏輯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戰國以後，墨家已經衰微。到了西漢時，由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政策、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墨家本身並非人人可達的艱苦訓練、嚴厲規則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漢之後基本消失。但是根據考古發現

最後一代在晚清出現，抗夷而全部滅亡

春秋戰國時期ˇ百家爭鳴ˇ中出現的一個重要學派。《墨子》一書是墨子講學時由弟子們記錄後整理而成的。文字質樸無華，缺乏文學性，但邏輯性強，善於運用具體事例進行說理，使說理文章有了很大發展，對後代議論文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創立者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墨翟主張“兼愛”、“非攻”、“尚賢”，與儒家觀點尖銳對立。

墨家是一個宣揚仁政的學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並列“顯學”。《韓非子·顯學》記載：“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墨子想大大改變周的制度。

墨子姓墨名翟，生卒約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魯華人。出生社會下層。最初受業於儒家（《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因不滿儒家維護強權高貴尊尊親親壓抑人性的統治思想，及對儒家強調的繁文縟節和靡財害事的喪葬報有疑慮，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強調要學習大禹刻苦儉樸的精神。遂脫離儒家的“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而創立墨家。墨子為宣傳自己主張，廣收門徒，一般的親信弟子達數百人之多。

儒，墨同為春秋戰國時期顯學（《韓非子‧顯學》），當時有“不入於儒，即入於墨”之說。先秦時期，儒、墨兩家曾是分庭抗禮。戰國後期，墨學的影響一度甚至在孔學之上。

墨家同時被視為中國最早的民間結社組織，有著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其最高的領袖被稱為“鉅子或鉅子”，墨家的成員都自稱為“墨者”。

墨翟可能是第一代“鉅子”。鉅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傳，在團體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淮南子•泰族訓》）。

墨者多來自社會下層，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艱苦實踐，“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以裘褐為衣，以跂蹻（草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湯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說至死也不後轉腳跟後退。墨者中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墨者必須服從鉅子的領導，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例如鉅子腹的兒子殺了人，雖得到秦惠王的寬恕，但仍堅持“殺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當首領的要以身作則。

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情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於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戰國後期，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

但是戰國以後，墨家已經衰微。到了西漢時，由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政策、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墨家本身並非人人可達的艱苦訓練、嚴厲規則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漢之後基本消失。

第一：“兼愛”思想。即完全的博愛，與儒家的親親相對，將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的親人對待方式擴充套件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第二：“非攻”思想，反對侵略戰爭。戰爭對失敗者的傷害是巨大的，損財傷民，是沒有意義的破會行為；而對於勝者言，僅僅是獲得了數座城池和稅收，但總的來說損失與傷害也是巨大的，所以戰爭是沒有意義的行為。

第三、“尚賢”思想，不分貴賤唯才是舉。他認為“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

第四、“尚同”思想。“尚同”思想是“尚賢”思想的發展，探討了國家起源和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墨子認為，最早的時候沒有國家組織，沒有刑罰政令，沒有各級統治者，人們是非不一，造成天下大亂。“是故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又選擇“賢可者”立為三公、國君、卿宰、將軍、大夫以及鄉里之長。天子的職責是統一天下是非，三公的職責是幫助天子統一天下是非，各級正長的職責是分別在自己管理的範圍內統一人們的是非；而從下到上，逐級以上一級的是非為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

戰國時期,諸侯征戰,百姓流離失所,渴望安定.所以墨者多來自社會下層,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

個人認為墨家更像是守城的組織者，他們起到的可能更多是安排防禦，維護、嚴肅城內秩序，提供或修建城防器械或武器等作用，並不是單純的作戰。

當時的平民可能也沒什麼力量吧？當時的戰場主流還是貴族戰車，生產力極其低下，生產關係甚至還有氏族部落時代殘留，普通國民甚至士都依賴以貴族為中心的城邑，難道指望城邑之外，國民都不是的野人嗎…

戰國野心家主角獻上了玉米，紅薯，大豆給韓趙魏，一方面作為祥瑞使三家分晉，另一方面使封建土地上的民眾收穫劇增；一方面弄出了造紙術取代了竹簡，在孔子死後，墨子在世，使墨家成為顯學，稷下學宮可是在禮樂崩壞天下大亂時弄出了陰陽五德學說……

如果按照資訊的傳播方式來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做劃分的話，春秋戰國時期是竹簡時代，竹簡造價昂貴而且不利於複製 運輸和儲存。因此墨家學派的理論很難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在傳播途中也很難防止資訊的扭曲和變形，更遑論那時的中國各地還沒有統一的文字。因此墨家學派最終選擇上層路線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吧。之後的墨家並沒有出現能和墨子相提並論的思想家，這對於一個學派的發展是相當不利的。但現在也有一種說法認為，墨子這本書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後世的墨者寫的，尤其是經、經說、大取和小取這些內容，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墨家後來未必沒有人才，只是我們不太瞭解，掌握的資料太少而已。。並不認為墨家、儒家、道家在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完整且有序的學派、團體，墨家的組織雛形因為後續者的原因，並沒有完善併發揚光大，同理當時所謂百家學說的思想與其說是對抗，不如說是爭論融合。對於墨家來說，可惜的大概是沒有好徒弟和傳承方式。

想實現就需要走宗教路線，否則基本不可能，但是在中國走以教立國，那不就是太平天國原始版了嘛，各個時期各種宗教很多都是這個路數，什麼均平富，要友愛之類的，實際操作怎麼樣大家都清楚。

太超前的思想也是不能成功的，缺少思想傳播媒介，墨家需要團結的大多數自由民實際上可能都接觸不到墨家，加上奴隸主貴族力量依舊強大，他們那套是贏不了的。

如真的延續的是墨家思想，併成為主流，兼愛非攻，我想中國是沒法統一的，可能就成了歐洲。而且作者因喜愛墨家而貶低儒家，對儒家理解如此片面，就不要誤人子弟了。任何思想都有其利弊，只是是否適合時代要求，儒家思想才是古代中國最合適的開啟方式，時至今日，其光芒也是無法掩蓋，必定會伴隨我們這個民族繼續走下去。

儒家和墨家最大的差距就是倫理觀念，儒家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天然應該先愛自己的親人，再把這種愛擴散到朋友和陌生人。墨子則認為人當兼愛，人天生愛的只有自己，而人應當把這種愛擴散到別人，而不分親疏遠近，努力把自己和每一個人置於平等的地位上。一個是血緣家族式道德，而另外一個已經接近大同思想。

看大秦帝國的時候，第一部《黑色裂變》有很多篇幅寫墨家。每每看到墨子及弟子該出手時就出手，清苦自律，以助天下幫天下為己任的內容都會油然而生無比的崇敬，同時遺憾為什麼現如今甚至是幾千年來沒再有過這麼偉大而無私的“團體”去影響和推進社會，就如墨家當年在戰國中去影響天下格局一樣……以前我喜歡儒家,那“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自律和豪邁深深震撼我，然而，好像只有口號以及遊說……

我學文科，直接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裡學得的東西，說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適用的條件和範圍，超出了，就變成了謬誤。墨家的超前就是消亡的原因。墨家思想聽著再真理，不適用於當年也不適用於如今，或許有適用於未來的可能性，那現在也算不上真理，可以參考不必硬抬一下。儒家提倡“捨生取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兩千多年的功夫到如今也不是人人都熱心腸。墨家能做到，怕是開了掛。所以關於人情冷漠的部分，我很不認同。讚美墨家沒錯，但儒家又哪裡不對，要被踩一腳。當年的儒家和基督教一樣，是應當時人類社會的需求而生，墨家再實業興邦也替代不了，它的核心思想沒辦法被農耕文明普遍認同。

華夏民族到漢朝，大一統日久，得有個思想上的共同體才行，儒家排擠別家，就像基督教對異教那樣――不能信兩個神。現如今真正掌握現代工業的，只有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國家，儒家是有生命力的，而且很強，這一點墨家比不了。對儒家的否定主要是由於近代屈辱史。可近代中國和南韓理工不行，但近代日本工業是不錯的，儒家文化圈這三個國家，現在在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裡也是強勢的。儒家缺的是正確的革新，西方有宗教改革運動使基督教適用於新社會，東方儒家也改革卻越改越毒性，原因是儒家文化本身帶毒嗎？未必吧。對於文理之分，我表示質疑，墨家之所以成為墨家，不是因為技藝多精湛，是因為思想，墨子的偉大更在於他是思想家而不是單純因為是“工科生”。文科研究人的事，理科研究物的事，各司其職，沒有一分高下的必要。

大概可以這麼說，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鑑於儒家名家，成於武工商農。以下是我的一點分析，請酌。

◎蓋出於清廟之守

漢代的劉歆曾試圖系統地追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很諸子百家歷史起源。後來的學者，特別是章學誠、章炳麟等，大大發揮了劉歆的理論。他們主張在周朝前期的社會制度解體以前，官與師不分。某個政府部門的官吏，也同時是與這個部門有關的一門學術的傳授者。這些官吏，和當時封建諸侯一樣，也是世襲的。所以當時只有“官學”，沒有“私學”。也就是說，任何一門學術都沒有人以私人身份講授。只有官吏以某一政府部門成員的身份才能夠講授這門學術。周朝後期的幾百年，王室喪失了權力，政府各部門的官吏也喪失了職位，流落各地。他們這時候就轉而以私人身份教授他們的專門知識。於是他們就不再是“官”，而是私學的“師”。各個學派正是由這種官、師分離中產生出來的。所以，劉歆講，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墨家思想起源於宗廟裡的祭祀。

◎社會發展中融合

但這裡又似乎有些不完全通。墨家講天志、明鬼、尚賢、尚同這些哲學思想和政治理論，或許有可能源於所謂的“清廟之守”，但墨家對軍事、科技領域藝術技術的掌握又來自何處呢？對兼愛非攻思想的創新源於何處？對邏輯辯論的發展源於何處？

我的設想是，這些掌管宗廟事務的官員隨著周王室的衰弱、諸侯國的強大、封建制度的解體、專制制度的建立而流落民間（周王室已難以養活如此眾多的官員），並逐漸融入到平民階級中，吸收了平民階級中特定群體的思想、技術和藝術，並獲得這一特定群體的支援。在這一過程中，墨家吸收了儒家、名家的思想和武士、手工業者、商人、農民等群體的理論萌芽，真正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大概可以這麼說，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鑑於儒家名家，成於武工商農。

作為哲學思想而言，墨家又是作為儒家的反對派而出現的。可以明確的是，墨子的生卒年代是晚於孔子的。有一種可能是生於魯南的墨子曾求學於發源於魯國的儒家，但不滿於儒家的保守落後和繁文縟節，於是自立門戶，傳播自己的思想。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辯護者，辯護它是合理的、正當的；墨子則是它的批判者。馮友蘭先生講，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戰鬥的傳教士。他傳教的目的在於，把傳統的制度和常規，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學說，一起反對掉。這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作出猜測，墨家繼承和發展了周朝祭祀官員的天志明鬼思想，吸收和發展了儒家的仁愛尚賢思想、名家的邏輯思維和辯論思想，傳承和發展了武士的任俠尚同思想和軍事理論、手工業者的功利思想和科技知識，平民的非攻、節用、節葬思想。當然，墨家的思想同時也影響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並在交融發展中與他們合為一體。

見問所得，綜合了前人的部分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