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是很普通的一年，之所以有名，全是靠了黃仁宇的那本書《萬曆十五年》

黃先生寫這本書採用的是抽絲剝繭的敘述技巧，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

在名不見經傳的地方開鑿出問題來。從來的史學者包括黃先生本人也不認為萬曆十五年是明朝的轉折點。

風起於青萍之末：《萬曆十五年》的故事開始於一個以訛傳訛的烏龍鬧劇——“今天要上早朝！”萬曆十五年（丁亥豬年）三月二日，不知從哪裡傳來的訊息，導致文武百官紛紛倉促進宮，可事實證明，根本就沒這回事。早就放棄上朝的萬曆皇帝雷霆震怒，狠狠處罰了相關部門和所有在京的官員。

可就是這麼一個小事，卻揭露出大大的問題——皇上因為和臣子們賭氣，才二十四歲就不上朝了，而作為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這一賭氣，可就是整整28年，打破了祖父嘉靖皇帝20年不上朝的紀錄，可謂空前絕後。那麼，萬曆皇帝為什麼不上朝呢？

小萬曆從小就是個苦孩子，因為懂事聰慧，八歲當上太子，九歲成為天子，然後就沒過過一天順心的日子了。每天不但要花費巨量時間來學習功課、練習書法、默記經史，而且作為全國臣民無上權威的象徵與表率，一舉一動都被嚴密監視管制，稍有逾矩就要被太后和師傅嚴厲斥責。

十四歲時，萬曆被迫娶了自己不喜歡的皇后，所以等他在十八歲時遇到摯愛一生的鄭氏，卻不能給她皇后的名分，她生的兒子明明是自己最喜歡的，卻拗不過臣子，無法封為太子，這樣的“大權在握”還有什麼意思？——萬曆很生氣，可他又能怎麼做？只能採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極怠工——“拒絕早朝”。

所以問題來了，28年不上朝，為啥還能坐享太平盛世？這首先得益於之前的首輔張居正，這個大政治家、改革家用他的雄才偉略，給大好江山打下了穩固的政治經濟基礎。對於張居正，大家最熟悉還是歷史課本里講到的“一條鞭法”，總之，“萬曆中興”最好的時候，中國國力世界第一，美洲大陸的白銀大量流入，各項指標上遠超其他各國。

但另一方面，張居正在位時，隨著威望權力與日俱增，幾乎一手遮天、乾綱獨斷，凡是他不喜的官員幾乎都被降職或流放，而他所滿意的官員能得到提拔。雖然張居正對此坦蕩解釋：“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為誤事的官員必須降黜，盡職的官員必須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張居正意圖以一己之力彌補明朝的行政缺陷，可文官集團卻因仕途命運被他掌控而怨恨至極。

同時，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情緒也是很複雜的：他既是親自編訂教材、言傳身教的良師、倚仗至深的國之棟樑，可也是嚴苛管教、逼迫自己放棄心愛的書法的陰影肇因；他對自己及宮人要求勤儉，實際上本人卻廣受錢財，過著嬌妾如雲、屋宇聯棟的奢華生活，再加上有人對他所謂“謀反野心”的揭發，萬曆終於下了狠手，再無迴旋可能。

曾經，萬曆和張居正也是一對響噹噹的“君臣的好榜樣”，一個忠心輔佐，一個全心信賴。張居正生前權力滔天，死時極盡哀榮，可就在剛剛死去半年一個非常偶然的時機，所有的反張勢力聚集一處反撲，張居正被定罪欺君、賣官、受賄等多項大罪，最終被清算抄家、很多家人或自殺、或餓死，很多門下或被流放，或被棄市。

“如入火聚，得清涼門”，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靜的感覺，張居正早已做好成為烈士的準備——“世間已無張居正”——人亡而政息，不管私德如何被詬病，張居正生前主持的很多加強行政效率、促進國富兵強的措施被迫中斷，轟轟烈烈的改革，一朝便化為烏有。在歷史的不可抗力面前，任你有經天緯地之能，依然無能為力。

而另一方面，終於擺脫張居正把持、奪回大權的萬曆皇帝，卻驚奇發現自己臣下在他最關心、也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立儲上面有著極大的分歧。為什麼萬曆皇帝對立皇太子這事這麼上心？因為按照規矩，在皇帝死後有資格合葬的，只能是兩個人，皇后及太子的生母。他雖有六宮妃嬪，可形影不離的只有摯愛的鄭氏，雖富有四海的卻依舊“空虛寂寞” ，唯一的安慰，就是與愛讀書的鄭氏“精神交流”——生死同心，是他們的夙願，可這實現的路徑，如果不能封鄭氏為皇后，就只能是讓鄭氏成為太子之母……

可貴為天子的萬曆，最終還是不得不屈服於臣下。雖然表面上看是大臣們成功了，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為儲君。但代價卻是——本可以成為一代明君的萬曆皇帝，卻從此對政治心灰意冷。儲君也因為被萬曆冷落，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照顧，並最終離奇死亡，而後來大明皇帝的繼任者，只能是更未受過良好教育的皇太孫，也就是後來更加怠政無度的天啟帝——朱由校。所以有人說，此處就已埋下了明朝滅亡的伏筆。

為什麼萬曆鬥不過文臣集團？雖然有明一代皇帝們為了打擊言官，給他們的官階極低，還設定了廷杖等酷刑伺候，並幾次發動文字獄，可讓統治者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打壓，只是讓士人們變得更加滑頭，被逼無奈又欣然學會拉幫結派。這樣，皇帝要不然是幾乎聽不到反對之聲，要不然就是群臣的反對讓他寸步難行，要不然就是群臣對政事唯唯諾諾，要不然就是爭論得你死我活沒有結果。這種混亂，也再度加深了上下的不信任感。從張居正身上，萬曆明白了別人和他一樣，都有“陰、陽”兩重性，有道德倫理，也有私信貪慾。

人言可畏，哪怕是天子，尚且要苦苦提防“訕君賣直”、靠罵皇帝博取青史留名的臣子。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規範，而道德規範的解釋權就在文官手中。文臣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聽憑擺佈的君主，越是謙抑溫和，越被稱頌為有道明君。其實皇帝的真相本來就是：端坐寶座，透過宗教色彩的神秘，使不合理的處置合理化。如果不去培養這種神秘力量，就破壞了臣僚對其絕對服從的大前提。萬曆無力去突破這困滯的一切，只能成為紫禁城裡的“囚徒”。

萬曆皇帝畫像

在當時的文官體系中，還有一個聲望極高的廉政“吉祥物”、高舉”清官的flag（旗幟）“的海瑞，一個”極端“的異類：極端廉潔、極端誠實、極端粗線條、極端吹毛求疵。這位耿直過頭的文官，性情古怪卻極度清廉。他的上司嘖嘖稱奇的是，海瑞在母親做壽時，竟大擺筵席，買了兩斤肉！

可惜“人至察則無徒”，當海瑞被調職南直隸，很多地方官自請辭職或他調，鄉紳甚至把朱門都塗成黑門，單身男人被催促結婚、不想守寡的被催促改嫁、很多甜食都被禁止製作……身陷瑣碎細節的海瑞被批評“志大才疏”、”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任棟樑。“不通實務的海瑞，張居正自然瞧不上，沒想到在張居正倒臺後，不被待見的海瑞則順理成章地被提拔、東山再起。

海瑞被強悍的單親媽媽一手帶大，雖然培養了他剛毅正直的性格，可也因為母親的緣故，他先後休掉了兩任妻子，第三位夫人和一個小妾也不明不白地死去，三個兒子都不幸夭折。不過也正因為出身的低微，使他更能理解民間的疾苦，並堅定不移地為空中樓閣一般遙不可及的理想——萬民之幸福而奮鬥。但他的死去，卻對很多人是個解脫——再也不用去為這個大眾英雄、到處惹是生非的人操心了。

海瑞畫像

而在武官方面，這一年，勇猛、孤獨、天才的戚繼光死了。咱們歷史課本上講到的戚繼光，是抗倭的民族大英雄，其實他也是中華歷史對外作戰最傑出將領之一，作為軍事奇才，他會挑人、善訓人、能打仗，先東南剿除倭患、後東北拱衛京畿，馳騁沙場四十餘年幾乎未嘗敗績，他的軍事造詣、對軍事武器的研發創造、他對軍紀戰法的研究，尤其《紀效新書》是大明朝在軍事上的寶貴財富。

其實，戚繼光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的多：面對對他提拔重用的張居正，他多次贈送貴重禮物，甚至被爆料，曾用重金購買名為”千金姬“的絕世美女作為禮品上奉張居正；而他從小就風流倜儻、極具個性，後來私下納了三個小妾，生了五個兒子，而這一切都瞞著妻子；”南北驅馳報主情，江花邊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橫戈馬上行。“戚繼光還是武將中出類拔萃的詩人……

戚繼光的功成名就，離不開張居正的賞識。而張居正死後，戚繼光也被遠調，最終自請退休、淒涼死去。雖然戚繼光並未把才能用在升官發財，而是保衛國家的大局上，可”戚家軍“依然被認為是戚繼光的”個人部隊“，甚至成為他和張居正勾結謀反的理由：雖然戚繼光和張居正沒有造反的證據，可卻有造反的能力，如何能不為皇帝和群臣所忌憚？——怎麼樣？是不是像極了《琅琊榜》裡含冤的太子齊王和林帥？不過從此，大明朝付出的代價是——失去了在軍事上繼續保持世界領先的機會，並最終敗給了白山黑水間的八旗女真。

戚繼光

再加上張居正的繼任者、”老好人“申時行和矛盾痛苦、不能見容於世的思想家李贄，黃仁宇寫全了皇帝、首輔、高階將領、文官和思想家，或身敗，或名裂，或身敗名裂，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作為一部”失敗的總結”，透過對行政體制的洞察，折射整個社會的陰陽兩面，指明萬曆十五年的“大失敗”，不能苛責任何個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是制度的犧牲品。不管是否按常理出牌，在腐朽體制下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

三、

《萬曆十五年》雖然以討論明代官僚製為重點，但他的落腳點都是那個時代有血有肉的個人，核心關懷是“人”，書的開放性也在於，雖然作者對提出的很多問題做了解讀，但並沒有提供標準答案，讀者每每可以結合自身的閱歷，再加品味。比如下圖這張小編的筆記：

雖然該書依然也遭受學界質疑：“區域性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但作者黃仁宇從萬曆十五年這一年看社會整體運作，看歷史人物如何受歷史環境的約束、又如何以自身努力影響未來的道路。這種歷史環境中左右前後的複雜交錯，也正是史學研究的魅力所在。治學的嚴謹深厚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豐富的人生經歷與思考，依然寫不出這樣胸有溝壑、縱橫捭闔的文章。

而這部書中，你還能看到的有心理學、政治學、軍事學、組織學、管理學、經濟學……綜合跨界程度之高，是許多書做不到的事。美國心理學家普尼克就指出：“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關中國人過去和現在的許多問題，你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不能說是決定吧，說是明帝國命運走勢的拐點是不是更恰當?!任何事物的發展規律，包括歷史，都應該是有一個積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導語：《大明王朝1566》極力為我們勾勒了一幅帝制中國晚期的官場眾生態，在嘉靖和朝臣的多重博弈中，大明王朝終究保留了一線生機，眼見就要在隆萬新政中破繭成蝶。但是到了《萬曆十五年》的歷史背景下，王朝的一線生機卻已遭斷裂，道德終究代替不了技術，政權命脈的延續耗盡了傳統社會最後的勁力之後，帝制中國晚期的崩潰勢所必然。

嘉靖的“君王南面之術”

依稀是一年裡最冷的寒冬時節。這一日，習慣了老皇帝臉色蒼白的梳洗太監不禁有些悲從中來——天日之表的九五之尊也難免有萎靡的時候！朝堂上，老邁的帝王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將至，斷斷續續地對兒孫訴說著他的治國之道：

古人稱長江為江，黃河為河；長江水清，黃河水濁，長江在流，黃河也在流。古諺雲“聖人出，黃河清”。可黃河什麼時候清過？長江之水灌溉數省兩岸之田地，黃河之水也灌溉兩岸數省之田地，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濁而偏廢，自古皆然。海瑞不懂這個道理，在奏疏裡只要朕用長江而廢黃河，朕其可乎？反之，黃河一旦氾濫，便需治理，這就是朕為什麼罷黜嚴嵩，殺嚴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長江一旦氾濫，朕也要治理，這就是朕為什麼罷黜楊廷和、夏言，殺楊繼盛、沈煉等人的道理。

這是大陸歷史劇《大明王朝1566》最後一集的經典劇情。對於懂歷史的觀眾來說，嘉靖的這段話很容易讓人產生聯想到這麼一個典故：面對太子勸諫不應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時，大怒的漢宣帝一時失口說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說起來，電視劇裡的嘉靖有點像美國史家斯特雷耶筆下的美男子菲利普。作為常人眼中傀儡的菲利普，透過對宮廷中各種重要職位的人選、職能的精心安排，在幕後遙控指揮、統攬全域性。當然，這麼說並非為嘉靖張目，而是為我們展現王朝體制下帝王心術的微妙難測。

不知怎的，看到電視上這一幕總讓我想起《雪中悍刀行》里人屠徐驍臨終時的場景——臥榻上難掩疲態的老涼王消耗著近乎油盡燈枯的精氣神，身邊那個年輕的背影雙手緊緊握著他的手，聽著那最不該由老人絮絮叨叨的大道理：

“……記住，你既然坐上了北涼王這個位置，就要能聽得進去不想聽的話，要容得下自己不喜歡的人，一樣米養百樣人，各有各自的難處，也就有了各自的愛憎和脾氣，尤其是那些不記得別人好的傢伙，很多時候你也得忍著，誰讓你是北涼王了，不是輸給哪個人，而是得照顧大局，爹當了這麼多年的大將軍和北涼王，也有許多憋屈，跟誰都說不出口，這是沒法子的事情……”

“當了皇帝被稱為孤家寡人，那是君臣有別……”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柱國徐驍去世前最惦念的是徐家、北涼一肩挑的世子鳳年，那一句“爹睡會兒”至今仍時常回蕩在我耳畔。嘉靖則是要把自己一生積累的皇帝經，那秘不示人的“君王南面之術”傳授給自己的兒孫——大明接下來的掌舵人，王朝的未來和希望。在這裡，編劇和導演似乎要告訴我們，隆萬新政是嘉靖皇帝早已布好的暗棋。其實不用等到隆慶和萬曆，學者已經指出早在世宗的非正常即位和隨之而來的“大禮議”之後，明廷已經開啟了嘉靖革新，張居正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嘉靖革新的繼續。

張居正的“萬曆十五年”

看《大明王朝1566》的時候，有時候會有種在讀《萬曆十五年》前傳的錯覺。記得《萬曆十五年》的開篇如此寫道：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萬曆十五年，西元1587年，大明王朝看似平常無奇，但“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黃仁宇一開始就為隆萬革新劃上了並不完美的句號——張居正去世，甚至紫禁城的上空都由此漂浮著一層慘淡的愁雲。環境史學家早已指出，萬曆以降氣候的惡化及其帶來的災難性的破壞，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但這些在黃仁宇眼裡無關緊要，他深信“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他借首輔申時行的心理活動表達了對傳統社會王朝體制下各級政府運作方式的不滿：

難道一個人熟讀經史，文筆華美，就具備了在御前為皇帝作顧問的條件?難道學術上造詣深厚，就能成為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時行（當時他尚未姓申，仍襲用外祖徐姓）也曾對這些問題發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學士申時行對此早已渙然冰釋，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奧妙，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道德官僚救不了岌岌可危的大明，更何況晚明是一個道德也不能保證的時代。黃仁宇指出異端的思想家用自相矛盾的理論試圖動搖理學名教的大廈，正統學者卻又庸庸碌碌、無所作為。政治和軍事改革家註定在荊棘中寂寞的獨自前行，並相繼離世。有學者將南宋和整個元朝的歷史稱為宋元變革期，而宋元變革帶來的不僅是精英轉向地方化和明清時代鄉紳的產生。北宋中後期以來層出不窮的黨爭和南宋權臣秉國下的政治清洗，以及蒙元入侵對儒學士人價值觀的衝擊，和明朝建立以來專制統治的加劇，使得士大夫一步步淪為皇權，淪為政治的附庸，更使得曇花一現計程車大夫政治逐漸異化為文臣官僚政治。北宋時只存在於筆記小說中的那則京城“百物踴貴，只一味士大夫賤”的笑談，到了明清竟成為萬千科舉士子的真實寫照，無怪乎顧炎武高呼“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事實上，黃仁宇那種講求行政效率的技術也並非大明的救命良藥。李伯重先生新近的研究已經把明清易代放在了整個全球史的視野中去考察，將其視為17世紀全球危機的一部分。並指出全球氣候變化是17世紀危機的主要原因，而早期經濟全球化則是導致東亞政治軍事聚變的重要推手。這個時候的中國需要的已不再僅僅是《萬曆十五年》中所提出的行政技術，而是更具有近代性質的種種綜合性的技術，尤其是科學技術。可以說早期經濟全球化以來的時代，國運越來越和技術聯絡在一起，不過這些並非黃仁宇時代的中國史家所能夠意識到的。

雖然《大明王朝1566》的最後為明王朝留了一線生機，但是這一線生機到《萬曆十五年》那裡，已經消弭殆盡——隆萬新政只是給朱家天子多了幾十年的苟延殘喘，恢復不了中華帝國曾經的輝煌。黃仁宇筆下的1587年，不僅大明王朝這艘老舊不堪的巨輪行將顛覆，步履蹣跚的帝制中國也是奄奄一息、日薄西山，並一步步走向沉淪。而在明王朝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來的滿清政權，以及那看似聲勢浩大的康乾盛世，不過是落日前最後的餘暉罷了。

說萬曆十五年決定了明帝國的命運，那都是一些無聊的人在那裡瞎扯！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一個生住壞滅的過程。一個朝代的消亡，在它建立那天就已註定了的。明朝的衰亡，是一個系統腐敗的漸進的過程，萬曆十五年並沒有發生什麼動搖明朝根基的事情。明朝衰亡，不能歸於某一年，不能歸於某一事，也不能歸於某一人，是一個系統的緩慢衰亡的過程！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的一本家喻戶曉的歷史著作，拜熱播劇《人民的名義》所賜，在成書幾十年後又被新一代的人所知曉。那麼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呢？

《萬曆十五年》

正史《明史-神宗本紀》裡對這一段歷史的記敘只有寥寥數語，大事倒也有不少，比如天災包括京城大旱、江北蝗災、江南旱災，人禍包括勳陽兵變，還出現了一次因為陰天沒被觀測到的日全食。

這些事雖然對當時的時政產生了較大影響，但對於一個數百年的王朝來說並不能算作什麼不可承受的打擊。但是在包括黃先生在內的許多歷史學家的眼裡，萬曆十五年是改變明朝國運乃至中華民族前途的一年。這一年發生的一些小事，深刻地改變了歷史的程序。

首先，在這一年，之前已經有消極怠工跡象的萬曆皇帝正式開始了他長達三十三年不上朝的“混子生涯”。在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以後，皇帝本著“過得比前任好就是最好的回擊”的精神，打起十二分精神處理國政。但是這種積極工作的銳氣和動力並沒有維持多久，到了萬曆十四年的時候他就已經有些倦於朝政了。

明神宗

而對於他而言，他已經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明朝延續了二百餘年，除了靠武功殺伐奪得天下的太、成二祖和以外藩承繼大統的世宗以外，幾乎列祖列宗都只能被文官集團牽著鼻子走。老祖宗朱元璋廢掉了丞相這個職位，卻讓整個文官集團成為了明朝的實際話事人。也許是出於對大權旁落而自己似乎又無能為力的奇妙報復心理，也許是覺得有人幫自己管事自己就可以高枕無憂的懶人心態，總之這一年，萬曆皇帝正式開始了他不上朝的生活。

張居正

而這個提議剛提出來，不僅被副省長（參政）反對，更是遭到負責動手的軍區司令（遼東總兵）的拒絕。報告打到北京，首輔申時行和稀泥般地各打五十大板，收拾少數民族首領的事情也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申時行

那位遼東總兵叫李成梁，他之所以不想打這個仗並不全因為他不想讓自己的遼東鐵騎浪費在那些少民身上，更主要的是因為那個首領曾經是他的家奴，他還頗為欣賞這個小夥子。而這個小夥子也真沒辜負李成梁的殷切希望，在李成梁去世的第二年就舉起了反明的大旗，他就是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

這一年還死了兩個人，文武官各一位，他們性格各異，領域不同，但他們的死都意味著一件事：明朝的兩大標杆式人物就此作古，官員中再難找到像他們一樣的人。

二月，戚繼光病歿，享年六十歲。作為家喻戶曉的抗倭英雄，他的功勞已經無需贅述。但是鮮為人知的是，他在完成抗倭大業後，馬上又被調往北方，擔任薊門總兵。在北方，他將已經與廢柴無異的邊軍重新訓練的有模有樣，並以自己的嫡系部隊戚家軍為榜樣訓練出了一大批戚家軍的低配版。戚繼光還重新修建了長城，不僅抵擋住了南下的遊牧民族，更為如今這個星球上留下了最偉岸的奇蹟。身在北方十六年，蒙古人懾於他的威嚴，幾乎不敢向南侵略，即使敢來戚繼光也叫他有來無回。

長城邊的戚繼光像

但是不可迴避的是，戚繼光並不是一個兩袖清風的官員，他喜歡搞關係，自然出手也很闊綽。從徐階到高拱再到張居正，三代首輔都很看重他，這絕不僅是因為他是一員干將的緣故。但需要指出的是，戚繼光的灰色收入都來自於對敵繳獲，他並沒有收受過任何下屬的好處，而他之所以搞關係也都是為了軍隊的發展，甚至還不惜把自己的俸祿貼進去。在他去世的時候，留給後人的只有千卷藏書和那句震古爍今的名言：“三十年間，先後南北水陸，大小百餘戰，未嘗一敗！”

武官的翹楚去世了，師哥半年多光景，文官的異類也相繼辭世，他就是海青天海瑞。

海瑞

有關海瑞的事蹟，也不用我多說。無論是他抬著棺材罵皇帝，還是剛上任應天巡撫就把曾經救過自己命的徐階給整了，亦或是他清廉無比的官聲，乃至於他的那句遺言——“明天送X（各種版本不一，五六七都有）錢柴火銀子到兵部”，都已經成為了幾近婦孺皆知的故事。

海瑞的身後事，可謂冰火兩重天：在他彌留之際，身邊只有一個老僕人，母親妻子女兒都早已謝世，作為總檢察長（南京右都御史），這樣的去世場景已經不能用一個“慘”來概括了。下屬來探視病中的海瑞，結果看見剛剛去世的老領導身居如此陋室，甚至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當時就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並且紛紛出錢幫海瑞置辦喪儀。出殯那一天，揚子江兩岸全都是自發而來送葬的人們，炮聲一響，哭聲震天，幾乎令江水都為之斷流。

戚繼光和海瑞，一武一文，一濁一清，但他們都是一心為公、一心為國的好官，他們用不同的方式書寫了同樣的忠誠和品行，他們都是永遠為後世敬仰的英雄。但是在他們謝世以後，大明朝再也難以找出和他們一樣的官員：不是隻知道撈錢不知道幹事，就是雖然佔著茅坑不拉屎的庸才。

皇帝不上朝，強敵已崛起，北境守護去世，道德楷模不再，看似無甚大事的公元1587年實在是已經暗流湧動，整個中華大地的大動亂在這一年就已經悄然開始。

作者黃仁宇認為，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歷史上極為平凡，全年並無大事可言。但是，這一年所發生的許多小事卻是種種癥結的表現，因而這一年也成為大明王朝的轉折之年，即大明王朝在此時已經徹底喪失了前進的力量。

黃仁宇先舉了一個事例，即京城在職官員一大早突然接到通知，皇帝下令今日舉行早朝。可是當滿朝文武百官站在端門之下，恭候皇帝蒞臨之時，卻被告知皇帝並沒有下舉行早朝的命令，這一事件純屬謠言所致。至於謠言從何傳出，禮部官員的工作為何出現如此疏漏，卻無從查起。

這一年距離張居正逝世已經十年，他的變法成果早已付之東流，他自己死後也被萬曆皇帝清算。而萬曆皇帝因為寵妃和愛子得不到應有的名分，也多年未曾上朝視事了。因此，黃仁宇認為，大明王朝這個龐大的帝國機器在萬曆十五年之際，因為體制機制不適應日益複雜的社會結構，政治生態的日益惡化，已經徹底喪失了前進的力量。正是因為喪失了內在的推動力，帝國機器才會暴露出種種的問題，如舉行早朝的謠言傳出，東南沿海的倭寇日益猖獗，哲學家李贄的自殺身亡，清官海瑞的病死，等等。

至於在萬曆十五年之後，大明王朝又延續了57年，那是因為慣性使然。這就好比一個龐大的物體，在失去推動力之後，仍然還能前行一段距離一樣。但是，它的終止和結束則是不可挽回之事。所以，在黃仁宇看來，末代皇帝如天啟、崇禎，或懈怠或勤勉，或昏庸或賢明，都已無濟於事。

謝官方邀。黃仁宇先生的著作《萬曆十五年》，這是中文翻譯的讀本，實際上這本書是黃先生用英文在美國寫下的，原名應當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翻譯過來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

既然“無關緊要”那麼黃先生為什麼要寫這個呢？用他在著作中的話說是——

當年，在明朝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什麼意思呢？黃先生說到的並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指出一個趨勢概念，並且這是一個決定明帝國存亡延續的趨勢。

以下我只說一點，希望大家能夠從中有一點收穫。

1586年，也就是萬曆十四年，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萬曆十五年，開始正式不上朝。（當然不上朝不代表不處理政事）

這件事在史學的層面上，是意義深遠的。這意味著大明王朝的政治制度中深層的核心問題和矛盾徹底爆發出來，並且在萬曆的不配合、不處理、不改善的態度中，大明王朝的政治制度徹底走入萬劫不復的死衚衕。

實際上從嘉靖末年開始，明朝這套運作了百餘年的政治制度在核心上的弊端已經明白的顯露出來。皇帝只顧用人，要透過維護自己“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形象來實現中國古典政治語境中，天子半人半神的裁判權和話語權，搞的神神秘秘不可琢磨。

殊不知皇帝終究還是人，經過近四十年的揣摩熟悉，下面的一眾大臣表面上當然還是頂禮膜拜，但是到了具體的事情上，皇帝本身也被臣子琢磨透了。

這樣一來權臣嚴嵩上臺然後下臺，還會有第二個嚴嵩上臺，這本後不是某一個個人，而是文官成為一個相互捆綁的官僚體系。在執行國家機器的同時也派生出自成體系的組織和架構方式。

皇帝對於這一階層的影響和掌控，到了嘉靖末年隨著皇帝的力不從心已慢慢有失效的跡象。皇帝用大臣如落定棋子，大臣“用”皇帝如排頭獵槍。

直至萬曆，萬曆前期，張居正又何嘗不是權臣，只是張居正的掌權是將國家機器開啟以自淨，締造了明朝迴光返照式的萬曆中興，可是張居正改變的是具體事件的執行，卻沒有改變制度和趨勢，張居正死後，一切又回到原點，大明王朝繼續還是要面對政治體制的諸多弊端。

萬曆皇帝親政之初，兢兢業業、恪盡職守，親自主持祭天祈雨，步行回宮。但當他似乎要大權獨攬之時，卻發現朱家大明的政治局面遠沒有那麼簡單，單就是立儲一事，不但遇到了朝臣的強烈反對，連生母太后也出面力壓。

萬曆皇帝發現了大明王朝在曲折中平衡的相權和皇權的矛盾只是痴人說夢，在立儲的“國本之爭”中，萬曆皇帝發現了文官集團的不支援，不理解，於是他開始了自己漫長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如果作為一個普通人，萬曆的作為我們可以理解，但是作為一代皇帝，萬曆的“賭氣”行為是極端糟糕的。

大明朝政治體制核心的這種矛盾，在皇帝放棄的前提下，機制上已經徹底失去了調節能力，不但凸顯化了，而且潰爛了。個人所見，萬曆十五年，實際上是一個結果，而不是根源。大明帝國執行至此，病態已無可挽回。

明開國時，朱元璋為了充分集權，廢除丞相，從這一刻開始，皇帝成為大明天空唯一的太陽，即為國家象徵，也是政府首腦。

可是逐步的大明皇帝們發現，這種壓力和工作之繁重，非常人所能承受。於是成祖朱棣設立內閣以協助處理核心政務，可是逐步的，以內閣為代表的文官官僚的權利也就逐漸變大，到張居正達到頂峰。

我們的歷史書上美其名曰這樣的制度是皇權、相權的相互制約，但其實這從來沒有制約，而是一種代理和讓渡的關係。這就意味著這種協調的模式是不穩定的，沒有法理依據的，也就導致了有明一朝持續不斷的圍繞皇權讓渡而來的權力爭鬥。這才是困擾整個明朝政治，乃至唐宋文官階層出現以後，困擾整個中國古典政治的核心問題。

大明王朝的逐步暴露的政治體制繼續改革、調整和提升，急需一位救世的“漢光武帝”，可是時間來到了1587年，大明王朝遇到了卻遇到了這位放任自流，自暴自棄的萬曆神宗皇帝。

當這個極其重要的關鍵環節出了問題，整個鏈條也就堵塞了。同時由於沒有制約模式，整個體系也毫無調整機制。對於明末的局面來說，除非再次出現絕頂的明君或者政治強人，局面是無解的。

制度崩壞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代表的不是引頸就戮，一命嗚呼，而是馬入夾道，無法回頭。

淺見到此即止，望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