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一個大的:一戰的結束很大的原因就是從美國來的西班牙流感，導致歐洲人大量染病，各個參照國家嚴重缺乏兵源而結束。

追溯人類歷史，疫病始終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威脅。

公元前5世紀，席捲雅典的一場瘟疫直接導致近四分之一計程車兵死亡，是雅典輸掉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重要原因，古希臘文明由盛轉衰。

公元2世紀中後期，席捲古羅馬的瘟疫，奪走了羅馬帝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古羅馬文明從此走向沒落。

16世紀發生在美洲大陸的天花疫病，造成印第安人人口巨大損失。

一戰末期爆發的世界性大流感，最終導致全球10億人感染，超過5000萬人死亡，遠超戰場的傷亡人數，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發生的最大疫情。

疫病加快王莽失敗，王莽派馮茂、廉丹等征討益州附近蠻夷，因環境潮溼、補給不足，導致疫情爆發，數萬士兵死於疫病，因為這幾次戰爭，大大縮短了王莽的統治時間。

公元225年春，諸葛亮親率大軍舉行南征。大軍分三路，分別向南挺進。這年五月，諸葛亮親自率領的西路主力渡過金沙江（瀘水），進入今雲南地區。潮溼的山區，軍隊中感染瘧疾而死亡的人難計其數。

歷史上，凡是大的戰爭以及大的自然災害，瘟疫都會隨之而來，當然也有自然傳播起來的瘟疫。

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的時候，正是元朝滅亡的時候，雖然直接證據不多，但是至少同時期，中國也是有瘟疫的。

但是瘟疫給元朝帶來的打擊是經濟上的，蒙古人不擅經營國家，黑死病之前打仗和做中西貿易還是可以的，兩條腿走路，沒有治國的天賦也無所謂。

但是黑死病在歐洲肆虐，他們就沒了貿易這條腿，沒了收入就不能養兵，不能養兵就會帶來統治力下降，然後隨便有人造個反，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再然後，大元帝國被趕到了漠北，分崩離析，不復往昔強盛。

歷史上，西方世界的大帝國，多是因瘟疫而滅亡的。中國本來是一個多瘟疫的國家，因為很早就有了中醫，將中華民族一次次從災難中挽救過來。

古希臘文明時間很短，輝煌時期只有四五十年。公元前430年後，一次大瘟疫葬送了希臘文明，從此在歷史中消失。那次大瘟疫雅典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當時最偉大的執政官伯利克里也染病而死。由於人口減少，很快被其它國家吞併。

羅馬帝國也是因為瘟疫而亡的。第一次大瘟疫是公元164年，羅馬皇帝奧儒略也染病死亡。250年，又一次大瘟疫。羅馬帝國總人口由七千萬減少到五千萬。羅馬人不得不讓蠻族人充實軍隊，最後被蠻族人消滅。476年，日耳曼僱俑兵廢黜了最後一個羅馬皇帝。

14世紀中期，黑死病造成歐洲2500萬人死亡，減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徹底的改變了歐洲社會。一些人認為這是上帝的懲罰，為了防止死亡，組成了自已懲罰自己的宗教團體，到處遊走用帶著鐵釘的鞭子自已抽打自己，一些人則對上帝失去了信心。歐洲開始進入文藝復興，進入人文社會。

歐洲人將天花帶入美洲大陸，造成2000多萬印第安人死亡。印第安帝國毀滅。

拿破倫在征服俄羅斯時，法國軍隊因瘟疫人數大減，60萬人僅餘幾萬人。在征服埃及時，又因瘟疫而敗。

在拿破倫派往美洲的2.5萬士兵中，2.2萬人死於瘟疫。當年的法國沒有辦法，將北美殖民地21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以1500萬美元賣給了美國。平均每英畝僅4分錢。從此法華人退出了美洲，而美國的面積一夜間擴大了近一倍。

中國是瘟疫最多的國家。從公元前7世紀到20世紀，發生過700多次較大規模的瘟疫。

中國愛發生瘟疫的主要原因是氣候和地理原因。中國氣候多變，溫差較大，易發生瘟疫。北方乾旱地區，愛鬧饑荒，而饑荒之後多發生瘟疫。北方草原地區多發生鼠疫。

東漢末年短短20年時間，就有全國性大瘟疫12次。首都洛陽一半人死亡，建安7子4人死於瘟疫。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狀況，既有戰爭原因，也有瘟疫原因。從此以後是三國、兩晉、南北朝，中國陷入三百年的分裂和戰亂之中。由於人口減少，國家分裂，戰亂不止，遊牧民族大量湧入中原地區，漢人有好幾次面臨被滅絕 。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有了＜黃帝內經＞。在東漢末年與瘟疫的鬥爭中，張仲景寫出了＜傷寒論＞。早在唐代，華人就懂得了以毒攻毒預防天花的方法。明代以後，人痘接種在中國已經盛行。1688年，俄華人派醫生到中國學習種痘預防的方法。從此華人的預防技術開始向歐洲傳播。

儘管中國經歷過很多次瘟疫，但因中醫技術，減少了人口死亡。特別是有了＜傷寒論＞後，中國治療和預防瘟疫的措施更為有效。

歷史上被瘟疫打趴的政權明朝算一個。

當然，一個政權的倒臺不能完全歸於這個偶發因素，還有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原因，瘟疫只能算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天啟帝去世以後，由他的弟弟朱由檢即位，年號崇禎，這也不是一個完全無能的皇帝，朱由檢繼位後大力剷除閹黨，勤於政事，生活節儉，嚴正律己，曾六下罪己詔，只是，他登基後接手的是民窮財匱、內憂外患交織的爛攤子。

面對時艱，他回天乏術，多疑、慳吝、剛愎自用的性格，也導致他缺乏把事情辦到底的決心與能力。雖然他很想把國家治理好，但天災加內憂外患，又用人存疑，加速了這一政權的覆滅。

在前萬曆年間就發生過三次大旱災，每一次都引發了鼠疫。

自崇禎元年（1628年）起，明朝出現了氣候災難——小冰河時期，夏天大旱與大澇相繼出現，冬天則奇寒無比，不光河北，連上海、江蘇、福建、廣東等地都狂降暴雪。

北方因旱災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陝西百姓多流離失所。崇禎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陝北驛站，驛站兵士李自成失業。

“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

而崇禎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其饑民多從“闖王”李自成。

而十三年的旱災，又一直持續了四年。旱災造成大量逃荒難民，人沒有吃的，老鼠也沒有吃的，跟隨難民到處遷徙，有人曾目睹過這樣的景象：內陸地區大群大群的老鼠，他們互相咬著尾巴，視死如歸地渡過大江大河，進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災民最先挖掘老鼠洞穴中的糧食來吃，後來吃老鼠，終於導致鼠疫大爆發。

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北（邢臺市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就開始爆發“疙瘩病”，”（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一般俗稱為黑死病，是一種存在於齧齒類與跳蚤的一種人畜共通傳染病）屬於烈性傳染病，當時“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第二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當高。華北各省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秋間發生的腺鼠疫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天轉化為肺鼠疫，名曰疙疽病。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到山西，繼續向周邊省份傳播。據史學家不完全統計，明代萬曆和崇禎年間兩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陝、晉、冀3省死亡人數至少在千萬人以上。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的接踵而至，民不聊生。

崇禎帝即位最猛的是就是翦除了魏忠賢、客氏，撤掉各處鎮守宦官，並在崇禎三年革去宦官提督。

但是，後來又覺得還是宦官用得更貼心，又重新起用宦官，甚至和前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讓他們提督京營和監軍統兵，以及擔任鎮守和守備。京營自監督、總理捕務、提督禁門、巡視點軍大員，皆以御馬監、司禮監、文書房的太監擔任。大順軍炮聲一響，這些人立刻作鳥獸散。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典型事例是，崇禎二年，朱由檢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聽信被清人故意放回的楊太監的話，認定袁崇煥與後金有密約。於次年八月，將袁崇煥處以最殘酷的磔刑（凌遲），從此再無抵禦後金的優秀統帥。

而農民起義軍卻在不斷壯大。

為剿流寇，崇禎帝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複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闖軍的將領。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用人存疑，以至責無成效皆功虧一簣。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後往河南聚眾發展。

農民軍起義從北向南，南京向北，縱橫數千裡之間，白骨滿地，人煙斷絕，行人稀少。

崇禎帝召保定巡撫徐標入京覲見，徐標說：“臣從江淮而來，數千裡地內蕩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僅存四周圍牆，一眼望去都是雜草叢生，聽不見雞鳴狗叫。看不見一個耕田種地之人，像這樣陛下將怎麼治理天下呢？”崇禎帝聽後，潸然淚下，嘆息不止。

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對的北京，實際也已是一座疫病蹂躪的鬼城。當時在北京的明朝軍隊，名義上說有十來萬，三大營的軍隊，但士兵因鼠疫死亡過多，失去一半，已徹底失去野戰能力，

按一位明朝遺民張怡的說法，當時李自成的隊伍殺過來時，能上京城城牆上防守的軍人，連一萬人都湊不齊。不但是士兵、小販、僱工大批倒斃，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當時的守城將官低聲下氣求人來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檢下令讓太監三四千人上了城牆。到了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北京內城上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殘，“鳩形鵠面，充數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到了西直門時，京城還沒什麼像樣的防禦，而士兵們每天只有百餘文錢去買粥充飢，守軍是軍心渙散，全無鬥志。

闖王的軍隊也算是農民組成，如果不是因為瘟疫，要面對強健的正規軍，恐怕闖王也沒那麼容易攻進京城。就如武關大戰，李自成雖然最終贏了，卻被守軍周遇吉的區區數千人幹掉七萬多人，以至於李自成想打退堂鼓。若不是攻下寧武關後大同總兵姜瓖主動投降，恐怕他真的退回陝西老巢去了。

後來，李自成進京40天，住進紫禁城，稱帝第二天就退出了北京，多數說法是他的軍隊也感染了鼠疫，戰鬥力本來就不怎麼樣，更不是清軍的對手了，因此為了自保，選擇南下，而瘟疫，成為了他的部隊擺脫不了的噩夢，走到哪，就把瘟疫帶到哪。

歐洲也曾因鼠疫害死很多人，卻單單放過了騎兵。經人研究得出結論：鼠疫是經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播的，而跳蚤討厭馬的氣味，所以騎兵很難被鼠疫傳染。或許，這就是清軍沒受鼠疫影響的原因。

雖然明朝政權的覆滅瘟疫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主要還是封建君主制長期以來弊病的總爆發。傳統的一元化統治，缺少必要的應變能力，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社會矛盾異常的尖銳，才是明王朝覆滅的根本原因。

歷史上被瘟疫打趴的國家和政權確實不少，中國明朝、古希臘以及20世紀初期的美國和西班牙。

歷史真的是一個奇妙的東西，在古代每個國家都在追求更多的人口，只有更多的人口數量才能保障更強大的國家實力。但是，古代落後的衛生環境，常常會給大規模聚集在一起的人類帶來恐懼的噩夢。

西班牙流感 :起源於美國，爆發於西班牙。造成了全球5億人感染，4000萬人死亡，死亡率高達8%

西班牙流感爆發的時候，全世界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有人說，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最大規模的戰爭行為，讓上帝都感到悲傷，所以降下病毒，讓人類反省。

慶幸的是流感在18個月後就突然消失了，但它給人類帶來的經濟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大量電影院、商場、工廠等因流感停業，歐洲戰後的大蕭條正是因為它和戰爭共同導致的結果。

這次突然的病毒攻擊，使得人類完全成了羔羊，沒有一點反抗的力量，因為它的傷亡人數甚至超過了一戰的傷亡人數。雖然，現在科技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但是這種悲劇還是不要出現的好。

中國明朝

　　被瘟疫滅亡的明朝

　　明萬曆年間，政府的賦役越來越重。隨之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並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萬曆、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後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於在山西爆發。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縣、忻州、苛嵐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記載。次年，疫情傳至遼州(治今左權)，再傳至潞安府(治今長治)，疫情進一步擴大。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現為腫項，傳染性極強。

　　萬曆十年鼠疫傳到相鄰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區，這裡是軍衛密集的軍事重鎮。疫情發生時，“人腫頸，一二日即死，名大頭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戶絕。冬傳至北京，明年傳南方。”此疫不僅造成懷來衛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並且傳入北京。

　　北京周圍地區，直到清末光緒年間當地人仍然能夠回憶：“萬曆十年四月，京師疫。通州、東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頭瘟症死者枕藉，苦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大頭瘟症”就是頸項腫大。在疫區，死亡人口約佔總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樂縣，“萬曆十年春夏大頭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強、欒城二縣的記載相同。另外，來自各地方誌的資料表明，鼠疫還傳播到了山東及河南北部等地區。

　　從崇禎六年(1633年)開始，華北鼠疫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流行。這次爆發地點仍是山西。一條來自山西興縣的報告說：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朝發夕死”、“一家盡死孑遺”是對鼠疫發病迅速，病死率高特點的描述。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順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紀事》記載這次疫情，“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王朝興衰固然有自身原因，但天災、瘟疫往往也會成為擊垮一個王朝的幕後推手。毫無疑問，中國歷史上的百姓是最為淳樸的，但凡能夠活得下去，他們就不會生事，而導致百姓們活不下去的，除了王朝的腐敗和官員的壓榨，天災和瘟疫往往才是最為致命的，而中國歷史上被瘟疫擊垮的王朝代表，便是東漢和明朝。

翻開東漢末年的史料，尤其是帝王本紀，天災人禍、兵災戰亂簡直如同流水賬一般的歷歷在目，其中尤以桓帝劉志和靈帝劉宏時期最為嚴重，對於當時的百姓來說，這簡直與世界末日無異。

△漢靈帝劉宏劇照

僅以靈帝劉宏在位期間為例，從建寧元年（168年）正月繼位，到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在這十餘年間，天災幾乎就沒有中止過。大致梳理如下：

建寧三年（170年）正月，河南、河內饑荒，以致夫婦相食。

建寧四年（171年）二月，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五月，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熹平三年（174年）秋，洛水氾濫。

熹平四年（175年）六月，三輔之地橫遭蟲災。

熹平六年（177年），夏四月，大旱，七州蝗。八月辛丑，京師地震。

熹平七年（178年）二月，四月兩度地震。

光和二年（179年）春，又發大疫。三月，京兆地震。

光和三年（180年）秋，酒泉地震。

光和四年（181年）六月，炎炎夏日，冰雹下的“大如雞子”。

光和六年（183年），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冬，東海、東萊、琅琊井中冰厚尺餘。

常言道“大災之後，必有大疫”，東漢這連續不斷的災難之後，同樣爆發了嚴重的瘟疫。史料明確記載，漢桓帝時曾先後爆發三次大疫，而漢靈帝時則又先後爆發了五次疫情，英國著名學者赫伯特·喬治·韋爾斯在《世界綱史》中寫道，“也許是因為窮奢極欲損傷了元氣，漢朝衰落了。在公元2世紀末，一場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國的制度崩潰了，這是一場使羅馬帝國陷入一百年混亂的瘟疫，而漢朝也像一棵狂風中的朽木一樣傾倒了。”持續的天災瘟疫肆虐，最終將老百姓逼到了絕境。張角的一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此拉開了黃巾起義的巨幕，無路可走的百姓們，紛紛走上了起義造反之路。

好不容易平定了黃巾之亂，還不等老百姓休養生息，從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規模更大的瘟疫再度襲來。關於這場瘟疫帶來的慘狀，曹植在《說疫氣》中寫道，“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不僅普通百姓家庭慘遭瘟疫侵襲，就連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四人（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因瘟疫而死。此外，醫聖張仲景的家族也未能倖免，他在《傷寒卒病論》中悲痛的回憶道，“餘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而東漢的都城洛陽，更是有一大半人因瘟疫而死。

根據史料記載，瘟疫爆發之前的桓帝永壽三年（157年），東漢人口為5650萬，而在歷經天災瘟疫之後，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時，全華人口僅存1600餘萬，人口銳減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嚴重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時，其人口更是不及十分之一。

人口斷崖式的下降，固然有戰爭和災荒，以及因天災人禍而無法完全統計的因素，但根據保守估計，因天災瘟疫而損失的人口也至少達到了2000萬以上。

從嘉靖年間開始，由於明朝和蒙古之間連續發生戰爭，導致大量漢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場被開墾為農田，原本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間被壓縮，增加了人鼠接觸機率。而明末的旱災頻發，在百姓流離失所的同時，老鼠也大量湧入人類居住地，最終釀成了這次肆虐十餘年的大瘟疫。

△崇禎帝朱由檢劇照

崇禎六年（1633年），山西興縣爆發瘟疫，次年百姓紛紛逃離，隨之導致瘟疫開始向周圍地區擴散。崇禎九年（1636年）至崇禎十年（1637年），與興縣隔河相望的陝西榆林府、延安府開始相繼爆發瘟疫，史載，“（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三年（1640年），瘟疫開始蔓延至河北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瘟疫傳染，人死八九”。至崇禎十四年（1641年），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順德府、真定府也相繼爆發瘟疫，“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京師開始爆發瘟疫，史載，“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由於腺鼠疫患者往往會導致淋巴結腫大，因而被百姓們稱之為“疙瘩瘟”。

崇禎十五年（1642年），瘟疫開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因感染瘟疫死亡者不下數百人，幾乎是逐門逐戶而過，無人能夠倖免。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腺鼠疫開始轉化為肺鼠疫，夏燮的《明通鑑》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崇禎實錄》則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京師尚且如此，可見當時的慘狀。

根據史學家的推測，明朝崇禎年間的這次大瘟疫，直接導致陝、晉、冀三省損失人口千萬左右，僅京師便有不少於20萬人死於這場瘟疫，佔到了當時京城人口的20%甚至更多，發展到最後，京師甚至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這場瘟疫，可以說成為了壓死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例如孫傳庭便因為鼠疫橫行，人死過半而遲遲無法出兵，最終在朝廷的催促下，不得不帶著缺衣少食計程車兵強行出戰，結果最終戰敗身亡。

明末時期，隨著衛所制的全面崩壞，明朝成建制的精銳部隊其實僅僅只剩下了九邊重鎮，而這場瘟疫直接摧毀了大同、山西、薊州、宣府等鎮。當李自成從西安發兵攻向京城之時，這幾大邊鎮不僅無力抵抗，甚至連自保都不可能，最終導致李自成很輕鬆的便殺到了北京城下。

與此同時，明朝駐守京師的軍隊原本有10餘萬人，而在這場瘟疫之後，只剩下了五萬多老弱病殘，面對殺至城下的闖軍，守城將官甚至不得不低聲下氣求人守城，結果仍是“逾五六日尚未集”，以致不得不調遣宮中三四千太監參與守城。而即便如此，城防仍然極度空虛，平均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而剛剛經歷瘟疫的明軍更是“鳩形鵠面，充數而已”，這杖還怎麼打。

鼠年剛剛來到，我們還沉浸在新年新氣象中，都想著在新的一年中，事業成功，家庭幸福，單身的男女青年，還都想著在新的一年裡能找到心儀的另一半。不料爆發在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接下來的幾個月，人們都沉浸在對疫情的恐懼，以及由於疫情爆發後，對生活工作所帶來影響的無奈中。還好，在我們全華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的疫情得到控制，我們漸漸的也恢復了正常的工作與生活。

經過這次疫情，我們都知道疫情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疫情的發生也彰顯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若沒有強大的國家做後盾，可想而知，只能被疫情牽著鼻子走。歷史上究竟有沒有被疫情打垮的國家呢？

我的回答是有的，並且還不止一個國家。

從公元165年到266年，繁榮強大的羅馬帝國，在百年之間經歷過5次鼠疫。當時人口急劇下降，經濟一片蕭條。在六世紀中期，皇帝查士丁尼滿懷雄心，打算恢復羅馬的昔日輝煌。沒想到在公元542年，鼠疫再次爆發。根據有關記載，當時鼠疫爆發的場景，簡直令人無法相信。你能想到一個人正在和你交談，忽然身體不受控制倒在地上的場景麼？你能感受到兩個人正說著話，一邊交談述說著未來，一邊死亡已經到來的恐懼感麼？鼠疫最嚴重的時候，一天有5000~7000的人死去。短短几個月的時間，死亡總人數已經達到23萬，街道上，躺滿了屍體，已經沒有地方掩埋。這真的上演了最真實的現實版的死神來了。當時皇帝查士丁尼也想盡一切辦法來阻止疫情的擴散，他花重金來招募工人挖坑掩埋街道上的屍體，想從源頭上來控制疫情的蔓延。儘管如此，但成效甚微，有將近1/4的羅馬人死在這次瘟疫中。這次鼠疫的爆發，引起了人們內心的恐慌。接踵而來是鼠疫爆發期間的各種問題，糧食短缺，經濟蕭條，工農業滯後。這次鼠疫引起了饑荒和內亂，徹底讓東羅馬帝國走向滅亡。

除了東羅馬帝國，雅典也難逃厄運。當時雅典和斯巴達正在雙方交戰，打仗期間，雅典將人員密集起來，便於管理與保護。誰知這時疫情爆發，又加上人員過於密集，蔓延的速度可想而知。仗沒打起來，人倒是死了一大半兒。據歷史相關檔案的情景線上，當時瘟疫發生的症狀是，人們也是剛開始高燒不退，喉嚨發乾，眼睛發紅，還伴隨著嘔吐與腹瀉。進而身體出現脫水狀況，就開始口渴，一直找水喝。長此以往，身體出現脫水狀態，然後開始出現發炎以及潰爛的情況。一出門就會看到大街上滿是找水喝的患者。在短時間內人心恐慌，根本就無法找出有用的疫苗。

這場瘟疫的爆發，使雅典的社會結構體系徹底崩塌，很多重要的領導人物也不幸身染瘟疫而亡。即使斯巴達沒有趁人之危，雅典也在這次瘟疫中被掏空，在這次瘟疫的打擊之下，逐漸由繁榮走向了衰敗。

瘟疫比戰爭還要可怕，他是無形的，看不見，摸不著。一旦被染上，就掙扎在生與死的邊緣。

現在國外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在逐日增加。希望全球人民能共同努力，早日抗疫勝利。

在中國歷史上被瘟疫打敗的強國只有明朝。明朝皇帝在中國歷史上最不被看好，很多人認為是明朝皇帝都是沒有才能和治國方略，其實我們都錯怪了他們，明朝是因為頻傳的瘟疫流行讓明朝皇帝顯得十分無奈，明朝二百年的時間裡就發生367次大的瘟疫，看看我們今天正在發生的瘟疫對我們的影響，你就會發現367次的瘟疫出現對明朝的影響有多大。你就不會再去認為明朝的皇帝都是無能的皇帝。

明朝皇帝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瘟疫流行的現象呢？這就在於他們推出的一種刑罰制度產生的問題。明朝皇帝朱元章即位之後，除了恐懼那些功高蓋主的開國功臣們外，更害怕像自己一樣平民百姓起來推翻自己。對功高蓋主的功臣用慶功樓一鍋端了，但對像自己一樣的平民百姓不可能一鍋端了，於是就組建錦衣衛負責管理這類防控工作。這些錦衣衛是專門針對這些不安全問題的解決機構。對那些不服的人用刑罰讓他們屈服，這就出現了一種叫做幸福的刑罰，就是幸蝙蝠。把蝙蝠捂在不服的人嘴裡強迫他們吃掉，捂蝠臨門即是幸福也因此在民間流傳下來，春節貼春聯都有五蝠臨門，是人們對這一種行為方式的態度表現。

我們現如今都知道蝙蝠是病毒攜帶者，身上有一千多種病毒攜帶，不能吃蝙蝠更不能生吃，但古人沒有那種檢測技術，他們不知道蝙蝠是造成瘟疫發生的原因，以至於到了明朝後期的崇幀皇帝，他的才能和他的勤奮都是後人崇拜的偶像，人們都對崇幀皇帝的亡國感到無法理解。這麼勤奮努力工作的皇帝為什麼會造成亡國呢？如果崇幀皇帝能在我們科技時代，如果沒有明朝那些所謂的幸蝠刑罰的行為，明朝皇帝或許是我們歷史上很多的好皇帝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