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七下西洋絕不是賠本賺吆喝的活動；他不僅打通了東西方的貿易，繁榮了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對於國內經濟的發展也是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鄭和這樣的一個壯舉被終止了。受到內部干擾鄭和下西洋被中斷，是非常遺憾的事情。但是，我們看到這件事情有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的原因，鄭和下西洋是我們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最巔峰的狀態，也是最後的輝煌，此後陷入到相對來說沉寂的時代；一方面是明朝當時國家內部政治鬥爭造成的不利影響，另外一方面也是當時技術上出現了一些問題。

首先，說一下政治方面。明朝是一個皇帝與文官集團共治天下的政治結構，那麼文官集團有自己的利益，而這個利益跟老百姓不見得非常一致，叫做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天子與老百姓共治天下。文官集團的利益是與鄭和有一定衝突的，可以看到鄭和貿易被取消，鄭和的團隊被終止之後，當時中國的海貿並沒有完全萎縮，相反搞得非常熱鬧，以至於到明末還有鄭成功父子這樣大的海商集團，他們壟斷整個東南亞的貿易，也包括到日本的貿易，富可敵國。

但是，最終中國的海貿還是在萎縮。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當時下西洋的人，一個是鄭和為代表的皇帝身邊的太監集團，一個是軍人集團，武將出徵的主要是軍官軍人；當時船隊裡沒有一個文官，為什麼沒有？就是因為文官集團是被排斥在這個事情之外，皇帝朱棣是為自己打仗賺錢的。但是，文官集團中很多人出自於東南沿海，他們自己是從事海貿的。朱棣搞壟斷，明洪武禁海，為什麼搞海禁？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皇家賺錢，你們文官集團就不要賺了，最多你跟著我的船隊走，分你一點。這等於是奪人錢財，這時候什麼君臣之忠就沒有了，於是文官集團瘋狂反對鄭和海上貿易。其實，如果一個國家能夠掩護你的自己的商隊出去這是最好的做法，但是當時文官集團的短視徹底毀滅了這一點，他們的做法就是把鄭和出海這件事情給徹底阻止了，說鄭和出海勞民傷財。永樂帝基於政治壓力不得不在晚年終止鄭和下西洋；實際上，鄭和下西洋這事是沒法阻止的，到了宣明宗朱瞻基時又派鄭和去了一次，王景弘去了一次。隨著明朝整個政治情況的變化，皇帝權威逐漸削弱，而文官集團的地位逐漸上升，到明末整個航海行動就停止了。後來，文官集團把整個檔案都燒掉了，那不就是信口雌黃，胡說怎麼說都可以嗎？

另一個方面，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開始落後於西方。鄭和時代，我們是全世界造船技術最好的，而到了明朝末期中國的船仍用的是硬帆，而歐洲船用的是軟帆，在利用風力時用軟帆的船會更好一些，藉助風力可以逆行行駛，硬帆的船則不能逆風行駛。這些技術落後都影響了當時中國海上力量發展，以至於後來出現鄭成功這樣的海上集團時，也只能與西班牙、荷蘭在東南亞打一打，再遠就打不了了。

鄭和下西洋中斷雖然有很多各方面的原因，包括朱棣的死亡，包括鄭和第七次死在古裡等，這些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剛才說到，文官和當時的整個海洋或航海思想，其實這和華人那種就是不願意離家走遠門、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大陸思想還是有很大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也與帝王缺乏開拓進取精神有關。英國當時的伊麗莎白女王就鼓勵海盜去進行所謂的“開疆拓土”、掠奪財富；後來他們才逐漸“搖身”轉變為英國皇家海軍。而我們從鄭和之後，這種向海外拓展的行為就沒有了，也沒有了這種進取拓展的精神；說深了就是鄭和之後的好幾百年沒有改革開放這種思想了。封建腐朽的政府老覺得我就是泱泱大國，一切以我為尊、以我為大。他們的這種固守陸地、墨守成規的思想，嚴重缺乏進取、不斷拓展的海洋意識，正是阻止了中國幾百年沒走向海洋極為關鍵的癥結所在。

鄭和下西洋從行為上來說是壯舉，但從性質上分析，卻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極力終止鄭和下西洋的劉大夏並非侫臣，而是出於為朝廷、國家考慮的結果。因為當時明朝的財政已經不堪重負。

鄭和下西洋是明統治者為維護其權力統治的產物，與明初的社會經濟發展並無因果關係。明庭以賞賜大宗物品的形式換回各國貢品，這些貢品大都是奢侈品。這種朝貢貿易是宋元以來海外貿易大發展的一種逆轉，是違反商品經濟規律的。其目的是為了鞏固中央集權和封建制度，對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實質上起著一種嚴重的阻礙作用。 鄭和進行的朝貢貿易是以官營手工業為基礎，屬於封建國家的壟斷商業，是封建主義的政治產物。其結果非但沒有推動國內外貿易、促進手工業的發展，反而阻撓了商品經濟的成長壯大，對封建自然經濟起到了維護作用。同時也助長了中國封建統治者的虛榮、驕傲心理、固步自封，不利於中國的政治、經濟革新。 鄭和純粹是為了擴大中國封建帝王的政治影響，這一性質和目的必然阻礙了人們的眼界。 當時中國處於閉關自守，對外妄自尊大的狀態，這也決定了從整體上說，此時西方輸入的科學文化對中國社會所起到的作用不大。 以上四段均摘自《中國通史》對鄭和下西洋的負面評價，並非我個人論斷。當然，《通史》裡面對鄭和正面的評價也有。我只列出負面的是想說明鄭和的行為從性質上說，並沒有值得誇耀的。 至於說朝貢貿易賺錢，那更是鬼扯或者說就是臆想。劉大夏禁止下西洋的原因就是入不敷出。利瑪竇談到朝貢貿易時，這樣評價與其是萬國嚮明朝貢，不如說是明向他們朝貢。所賞賜的物品價值遠超甚至數倍於所貢上的。明廷沒錢賺，幾乎是肯定的。有的國家仗著自己離明朝近，三天兩頭地跑來朝貢，明廷實際上不勝其煩，於是下令限制朝貢次數。結果，據《明史 食貨志》載，“雖屢申約束，而來者日增 。” 簡直擋不住別國“頂禮膜拜”的步伐。 我們可以反觀一下之前的宋朝海外貿易繁華的景象。正史記載宋元時期，停靠於泉州的各國商船舳臚千里，數以萬計。而據蕃商誇張的描述，廣州市舶司的船可以從廣州排到馬六甲。實際上，鄭和所走的路線在唐宋時期就是繁盛無比的海上貿易航線。而海外貿易利潤之豐厚令人咋舌。比如，西方大航海時代的香料之路貿易利潤高達70倍。而據記載北宋年間，廣州市舶司一年稅收達700多萬貫，摺合白銀700萬兩。實打實的真金白銀流進來，並且進的是國庫，而不是進了走私販子的私人腰包。 如此利國利民的好事卻被明廷嚴厲禁止。究其原因，朱元璋重農抑商的政策影響深遠。朱元璋能從一無所有到建立一個大帝國，本身能力很強。但由於其出身貧苦，對商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我提他出身貧苦，並非是諷刺，只不過想指出他眼光的侷限性，這是和每個人的成長環境息息相關，避免不了的。因此，他的眼光過多地集中在農業上。而對於商業，甚至可以用深惡痛絕來形容。比如，朱元璋頒佈賤商令，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者，全家不許穿細紗。還有如，外出行商，必要向政府交錢，申請路引。行商路引制與有眀一代幾乎相始終，成為限制商人活動的桎梏，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發展無論大小商人，必須佔籍才能合法販運經營。無路引，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類似對商人限制還很多，對國內的商業貿易尚且如此，就不談什麼對外貿易了。 眾所周知，沒有商業促進，工業產品無法銷售出去，那麼，工業也就無法有大的發展，工業不能發展，就談不上資本主義發展。事實上，隨著當時生產力發展，已經出現大量可供銷售的剩餘產品，這也是明末江南商業發達的原因。逆發展潮流的政策終究會被歷史車輪碾壓。 明初，江南已經出現了大量僱工的紡織手工作坊。但由於明朝人為地設定障礙，阻止商業發展，直到明末，還只是處於資本主義萌芽階段。我可以大膽推斷，明朝如果執行開放利商的國家政策，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也快得多。也許有可能避開清軍的入關，避免中國陷入日後被西方列強侵略的恥辱。 最後補充一下隆慶開關的問題。隆慶開關只是部分解除海禁，（同時開放的還有同蒙古的交易）因此在某些史學家眼裡，隆慶開關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禁海。清初平定後，其實採取了明隆慶開關的做法，同樣是大量白銀湧入中國。但這挽救不了當時封建官營經濟為主體的中國。

明朝的海洋貿易一直非常發達，在歐洲人進來之前，當時時間上本身就有著自己的貿易鏈，路上就是大家說的路上絲綢之路，海上也有海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