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城市的迅猛發展、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使新興的市民階層地位日益上升。同時，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是宋代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它標誌著市民階層的獨立性的形成，是中國社會發展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並非是以介紹市民文化為目的。而是試圖透過市民文化來提出一些個人的思考。

1．城市發展與市民文化

林正秋先生指出：“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發展的最重要的內容特點。”在筆者看來，他的這個論斷中，把“南宋杭州”替換成為“宋代城市”，也是十分恰當的。

宋代人口統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單獨列為坊郭戶，城鄉人口的劃分肇始於此。在中國封建社會戶籍制度發展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事件，這表明城市帶宋代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

與唐代相比，宋代對城市規模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附郭草市的發展及其地位的變化。附郭草市最早產生於南朝的建康，起目的是為了容納南渡的大量人口。到了宋代，附郭草市的發展更為普遍，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這樣，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牆範圍的侷限，吸納人口的彈性更大，城市也更具有開放性。無疑“擴大了城市的功能和規模，是城市向近域推進的表現。”在宋代，大中城市周圍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人口也很多，宋孝宗時鄂州一次大火中，南草市燒燬的人家竟然有萬戶！可見草市的規模之大。

宋代人口規模有數萬戶乃至10萬戶的陪都、大商業都會就超過了10個。其中開封的總人口，在高峰時期，已經超過了100萬，而南宋時期的臨安也與開封不相上下。這樣的人口規模，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記錄，在世界的當時，也是絕無僅有的。在兩宋的幾百年中，就出現了兩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這足以說明了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成就之大、程度之高。

在古代，城市產生主要是由於政治和軍事的需要，因而，其只能也是政治軍事職能比較強。但到了宋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作為地區經濟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強，而且，手工業特色城市（如景德鎮）、對外貿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湧現，更使得城市在地區間商品流通中的樞紐作用更加突出，經濟職能開始佔了比較重要的位置。1085年開封的商稅為55萬緡，而南宋中期，臨安一年的商稅更高達120萬緡之多。

工商業經濟的空前繁榮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為市民文化發展的良好條件。

文化，根據《辭海》的解釋：“廣義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

美華人類學家拉爾夫·林頓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書中認為：一個文化至少包括物質、動態、心理三個層面。下面，本文就以此為線索，對筆者眼中的宋代市民文化略作評析。

2．市民消費為中心的物質文化

所謂物質文化，是指一文化內物質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狀況；市民文化是隨著商業的繁盛和市民階層的擴大而興起的。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閉式到開放式的轉變，城市人口的大大增加，商業的極度繁榮造就了市民獨特的生活方式。

如果說，附郭草市的大量興起使宋代城市對外由封閉轉向開放的話，那麼，坊市制度的崩潰，則是宋代城市內部由封閉轉向開放的標誌。

在宋代之前，周世宗由於開封倉儲不足，而下詔允許在汴河上設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後，在965年下令允許開夜市。這兩道命令，分別從時間和空間上，在傳統的坊市制度上打開了一個缺口。雖然宋代開始時仍然實行坊市制度，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巨大發展，終於走向崩潰。景佑年間，宋朝廷正式下令允許商人只要繳稅，就可以到處開設店鋪。

坊市制度由於無法容納商品經濟發展後的市場，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又推動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從市民文化的角度來看，坊市制度的崩潰，使城市的商業佈局更有靈活性，能根據市民的需要調整空間和時間的分佈。

從空間上來看，宋代商業街成批湧現，如在開封忭河兩岸，皇城東華門外，一度從宣德門向南到朱雀門的御街兩旁都准許行人進行買賣；南宋的臨安，有3個商業區位於御街上。不僅臨安城內如此，就是城外郊區也極其繁華，出現了15個商業繁榮、居民集中的鎮市。另外，出現了週期性的市場，有廟會集市和專項商品交易會，也都是宋代商業發展的新特點。

從時間上來看，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夠持續到四更，距離早市開市僅僅一個時辰，還不受氣候和季節的影響，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盤賣。

這樣的空間和時間佈局，是與市民的生活相適應的。市民階層的主體，是從事商業和手工業為主的。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農民有著明顯的不同。從個人來說，市民不須像農民那樣一年遵守嚴格的農時，在工作與休息的時間分配上，有比較大的自主性，因而空閒時間也比較多；從整體來說，市民從事的行業多種多樣，忙與閒的時間也各自不同，不想農民那樣有整齊明確的農忙與農閒的區分。這樣，在時間上，無論是在一天中還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業能夠為他們提供幾乎是不間斷的服務；在空間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也要求工商業能夠根據他們的分佈而靈活地分佈，而不是根據統治者的規定分佈。市民能夠有這樣的權利正是城市發展、尤其是城市經濟發展並日益重要、以至於市民的地位也上升的結果。

茶坊、酒肆不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時往往還有說書、評話、講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娛樂、休憩和消遣的場所。酒肆茶坊裡聚集了市民階層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種市民關心的話題訊息在其中流傳，這裡成為觀察市民的各個層次的萬花筒，反映著市民的眾生相。酒肆茶坊的興起，本身就可以說明市民的消閒意識和文化趨同的意識的出現，他們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個場所或者說是一個精神的“家園”來容納他們得情趣、視角，因而在市民物質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一點，在以下的市民動態文化中，表現得更加明顯。

3．市民世俗享樂為中心的動態文化物質文化的發達，與動態文化的興盛是密切相關、互為因果的。所謂動態文化，指的是一文化內人們的外在行為狀況，著往往是一個文化的主導特色，因而在文化的三個層面中最具有代表性。

市民動態文化，其精神風貌、文化結構和各種表現形態無不圍繞著市民這一消費主體，其中又以滿足市民享樂為目的的市民文藝最具有代表意義。而宋代的市民文藝，是以宋代的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為基礎的，正如有學者說的：“宋代城市，整個就是一個大市場，在其產生商品與利潤的同時，還產生了市民文藝。”市民文藝的發展，也與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有直接的吸取關係，如宋代的吟叫藝術，就是來源於市場中商販的叫賣聲。

市民文藝有說話講史類、雜技、雜劇、影戲與傀儡戲、音樂舞蹈……

民間的百戲、曲藝等文娛活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規模、內容、形式、場地以及規範化、專業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顯的提高。作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話本和戲曲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流傳下來的話本推動了明清白話小說的發展高潮。說話，北宋已見端倪，當時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說唱，有的在宮廷中演出。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經有固定場所。話本、唱本的發展。《醉翁談錄》中記載的南宋話本、傳奇小說，有107種之多。《武林舊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雜劇話本280多種。百戲，是多種伎藝的總稱，內容廣泛。宋代百戲主要有雜技、相撲、魔術、踢鍾、吃針、燒火、踢瓶等等。其中的雜技，在宋代逐漸成為一項獨立的藝術。民間的舞蹈組織“社火”相當興盛，規模大、專業性強，一些專業演員技藝高超，反映了民間文化的發展。角，即相撲、爭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動，不僅有男子相撲，女子相撲也十分流行。囂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撲選手。曲藝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雜劇與南方的南戲這中國兩大吸取流派的基礎。傀儡戲也是十分受歡迎的表演，在南宋的臨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蘇家巷就有24家演出。

這些藝術形式多是民間藝人對傳說故事的再創造，形式多種多樣，內容豐富，許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實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遠不同於服務於宮廷廟堂的傳統形式，適應了多階層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開啟了“俗”文化發展的新時期。

在市民文藝發展中，另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便是瓦子的興起。瓦子，又叫“瓦肆”、“瓦舍”，名字的來源說法很多，沒有定論，筆者也無意在此辨析。十分明確的是，宋代的瓦子的發展，已經非常興旺。根據《東京夢華錄》提到的瓦子有9個。而據《夢粱錄》、《武林舊事》和《西湖老人繁盛錄》等記載，可以知道杭州有瓦子17處，後來增加到23處。

瓦子的特點是：1、擁有相對固定的演員隊伍；2、不受時間、氣候限制；3、有燈光、氣溫調節、擴音等設施。因此，可以看出是一種比較發達的場所。

固定的民間大型演藝場所的大量湧現，必須具備三個基本的社會條件。1：城市格局開放，沒有坊市制度的約束，居住區、商業區和娛樂區相結合；2：居民的生產活動不受季節的限制，3：人口密集，並且有眾多閒散人員，以保證觀眾經常滿員。我們可以看到，宋代瓦子的興盛，與坊市制度的崩潰、附郭草市、城市商品經濟的發達、市民生活方式的改變等特徵，都有很大的關係，因此，它也是宋代城市發展的結果的集中體現。

與演出場所的固定化相伴隨的是職業隊伍的固定與擴大，這促進了文化素質與技藝的日益提高。據《武林舊事》卷6《諸色伎藝人》記載，當時杭州已經有各種文化表演行當55項，市民藝人五百二十餘人之多。……從事各種文化行業的同業組織也紛紛建立。

如緋綠社（雜劇）、齊雲社（蹴鞠）、同文社（耍詞）清音社（清樂）、繪革社（影戲）、綠華社（吟叫）等等，都是當時的著名娛樂組織。

演出場所和專業藝人的固定化，反映了市民文藝為代表（或主體）市民動態文化的繁榮。

“市民……的精神狀態、心理特質都是一種現世的、世俗的心態。”我們從節日的慶祝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市民“現世的、世俗的心態”的反映。

節日中，官府和民間舉行慶祝活動，這些活動“總的傾向是減少了迷信、禁忌、禳除的神秘氣氛增加了娛樂的、體育活動的色彩。”節日中，城鎮商鋪陳列上平銷售，百姓觀賞歌舞、百戲、雜技，製造節日食品，穿上新衣，等等。北宋，上元前後各有一日張燈，大內正門結綵為山樓影燈，起露臺，教坊陳百戲。其夕，開舊城達旦，縱市民觀。太平興國五年，太宗“燃燈五夜著為令”，三天不禁夜，觀遊之盛，過於前代。節日的慶祝有原來的對上蒼的敬畏的企求，逐步變成人自我的歡娛，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種從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對“天”的倚靠，逐漸轉向對人性的重視，帶有了一些人本精神甦醒的色彩呢？

封建經濟講究的是自給自足，因此農業就成為“本業”。在長期受到封建帝國統治的中國更是如此，統治者為了便於對人民進行管理，便以農業來將人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而對於講究流動的商業，歷來是大大壓制的。但是宋代的商品經濟大大發展，以中小工商業者為主要成分的市民階層的興起，對商業、商人的重視，是市民階層所有的特有的思潮，本身就是對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等級制度的否定，是對封建等級制度的衝擊，這種衝擊，又擴散開來到整個社會上，形成了對整個封建社會等級意識形態的衝擊。

而在此背景下，市民對農民的排斥、貶低也出現了。宋代的市民文藝中，與農民的對立，就是一個重要的特色，其中以“雜扮”最為典型。他們的特點是醜化農民，誇張地表現鄉野農民的拙樸和與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將農民這些特點作為嘲笑的物件。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市民將自己與農民徹底割裂開來。他們竭力貶低農民以炫耀自己的優越感，不但表明市民已失去了農民的那種樸魯質厚，而且著也正是最初的市民意識，是市民從農民中蛻脫而出的必然否定過程。正是這一否定，標誌著市民從思想意識上的形成與獨立。……是對封建重農思想的否定。”

這種衝擊，在社會生活中也有多方面的體現。宋初對服式服色都有明確規定。到背誦中後期，就日益不受束縛。真宗在1008年曾經說：“京師士庶，邇來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鑲金以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朱熹也說：“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日常器用也出現了“人自為制，無復綱紀”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種種越禮現象‘不特富家巨室為然’，更多的是來自平民百姓。著表明，以前經常發生在上層社會中的逾禮行為，如今已具有大眾化的趨勢，這是前此罕見的景象。”

宋代的薄葬蔚為風氣。主張薄葬的人越來越多，官府也明文禁止後葬。紙錢和紙冥器開始流行，火葬的風氣開始形成。民間在居喪期間，照樣喝酒吃肉，親友不但不非難，反而紛紛帶酒來慰問，主人也大擺宴席來招待。這與過去是大大不相同的。

宋代的商業行業明顯增多，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新增加的行當，可以說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產物。南宋臨安城裡從熟食小點到穿著衣服或家內雜務用具，都有專門製作的私營手工業作坊。僅僅《夢粱錄》卷13《團行》條所記載的就有22種。這就可以說明宋代的城市經濟中作為商品的成分越來越增加，而上古的以滿足生產者自身和貴族階級為目的的城市手工業趨於瓦解，生產的物件，成為了這個城市中廣大的市民，這無疑是一大轉變。飲食業的發展，則更加可以可以看見一種新的城市生活習慣的產生。據《夢粱錄》卷13、16的記載，臨安單是供應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種。當時臨安著名的飲食店就有上百家。市民們越來越喜歡到遍佈街頭巷尾的飲食店去購買食品“以為便”。

筆者認為，城市生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體系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更加地願意在整個城市體系中處於一種比較單一的環節——也就是分工越來越細密，一個人，在城市中，很難透過以自我為物件的生產來達到滿足自身的目的，著就要求各種服務和生產行業從原本的個體生活過程中脫離出來，成為整個社會經濟體系中的一門新興的行業，成為城市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環節。這種體系化的程度越高，市民對這種城市體系的適應和以來程度越高，城市發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在各種新興的行業中，浴室行業則十分引人注目，各地城市普遍開設公共浴室。南宋時經營浴室的商人們組成“香水行”，宋末元初的一浴室可以供100人同時沐浴。陝西扶風縣法門寺浴室規模很大，“日浴千人”。

不僅如此，宋代城市中普遍建築有公共廁所，官府重視城市垃圾和糞便的妥善處理。臨安府每年新春，由官府差人挨家挨戶疏通溝渠，有差船將道路上的淤泥運到鄉下。每天有人打掃大街上的垃圾，居民則給一定的報酬。

大量以市民為服務物件的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的出現以及許多傳統的行業逐漸因以市民為服務物件而出現新的發展，都充分說明了宋代城市中市民物質文化的發達。

其中，酒肆和茶坊的發展，可以說是宋代市民物質文化發展的一個比較有特色的方面。

飲酒和飲茶的風氣雖然並非是開始與宋代，但是到了宋代，酒和茶的銷售規模飛速擴大：根據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記載，神宗寧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國260個城市轄區中，設有榷酒務（官辦的造酒作坊）1800多個。宋代的財政開支大約五分之一靠酒稅支援。

同時，由於城市中多層封閉的坊市制度的破壞，商業市場迅速蔓延，酒肆茶坊就蓬勃地興盛起來了。由於市場商品交換非常發達，為了適應市民階層的需要，酒肆已經是“十室之邑必有”,在城市裡，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設有設有許多酒肆和茶坊。據《東京夢華錄》記載，當時東京擁有大酒肆72個，其餘中小酒肆“不能遍數”。而《宋會要輯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腳店酒戶內撥定三千戶”的記載，說明當時東京的中小酒肆不會少於三千。南宋版圖小於北宋，但酒稅卻幾乎與北宋相當，甚至超過北宋。可見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宋代的“民間美術已經溶透到庶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娛、祀的諸多方面。”這也可以看到宋代的市民生活的地位上升，藝術家們已經在把市民的日常生活作為藝術的物件和來源，這不能不說是對市民生活和藝術關係的認識的新特徵。繪畫中的風俗畫，如《七夕夜市圖》、《清明上河圖》就是反映實際的佳作，在藝術史上也有其不朽的地位。在文學作品方面，反映市民生活的《東京夢華錄》、《夢粱錄》在今天都是文學與史料價值兼備的出色作品。

4．源於城市發展、基於商品經濟的心理文化

物質文化與動態文化都是文化的外顯形式，在起背後是深層的心理文化，它指的是一文化內所共享的知識、態度和價值，它實際上也就存在於物質文化與動態文化之中。

宋代城市為主的商品經濟發展迅速，使社會流動性得到很大加強，於是官民往往轉化迅速、頻繁，“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簡直成為士大夫的口頭禪。“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的趨勢在經濟上反映的是社會階層經濟地位的波動態；在文化上則是“貧富天定”的傳統觀念受到實質性的衝擊。

宋代的商品經濟思想有較大的變化，傳統的“重農抑商”論受到批判商人的地位提高。宋代的工商管理制度總的來說趨向寬鬆，促進了商品經濟思想和觀念的發展。

宋代中後期，農業和工商業得到了高度的發展，而它們的發展，對各自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農業的重要，就在於它首先生產了人類生產、生存的基本資料，沒有農業就沒有一切。因此，在經過戰亂之後，生產凋敝的時期，農業衰退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就會尤其突出。減少農業勞動力而阻礙農業發展的商業，自然就會遭到壓制，這是發展生產力的客觀要求。但是，當農業發展後，生產率提高，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甚至農產品有所剩餘的時期，農業的地位就自然會下降。而使商業的作用，就在於使產品透過商品流動的方法實現資源的配置，以實現財富生產效率的提高，這在生產率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時，就尤其重要了。尤其是商品經濟的活躍，使中國封建社會里長期以來所實行的那種“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遭到了強有力的衝擊，商人的社會作用日益為人們所認識，開始出現了“工商亦為本業”的思潮，有人認識到：“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東都事略》中寫到：“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益也。”宋神宗寧熙年間，宰相韓琦也指出：“商者，能為過致財者也。”比較激進如葉適者更認為：“抑末厚本，非正論也。”

在前文中提到的東京和臨安的商業街的分佈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被認為是與皇帝的威望息息相關的御街上，允許原本被認為是十分低賤的商業的大量存在，這本身難道不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變化嗎？這應該可以說明商業的價值已經為社會所認可。宋代商業的發展使商人的社會地位明顯提高。這一方面是商品交換與人們的生活關係更為緊密的結果，社會分工的細密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擴大了對商品的要求，商業在社會生活中越來越重要，從事商業的商人地位隨之有所提高。

商人開始被看成是與社會其他階層平等的“齊民”。宋代的法律中，沒有對商人犯罪加重懲罰的例律。不僅如此，商人已經開始了獨立的鬥爭。開寶七月，東京有商人被冤枉殺害，引起了商人的罷市鬥爭，迫使官府做出一定的妥協。儘管有學者認為，當時的罷市鬥爭的手段是簡單落後的，要求也是比較原始和具有妥協性的。但是筆者認為，一個階級或者是一個階層，當他們開始獨立鬥爭的時候，在思想意識方面，就足以說明了他們的獨立的階級（階層）意識的覺醒；在客觀物質方面，也可以說明他們在這個社會體制中已經擁有了一定範圍的決定力量，儘管這種力量的大小和作用的空間範圍有大有小，但是它確實存在著——就好象只有在一定工業化的社會中，工人的罷工才會有力量一樣，只有在商人在社會體系中不可缺少時，罷市才會有威力。而官府被迫作出的妥協，更說明了他們的這種獨立的階層意識和社會影響力已經得到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承認。儘管他們還很幼稚，但他們在社會體系中的成長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上崇商棄農、士商滲透和官商融合漸成風氣。因此宋代商人身份就比較複雜，商人被傾心接納，以禮相待。有亦官亦商者，也有亦商亦地主者。士人也積極投入經商逐利的行列，甚至有士子由於仕途不達，轉而從事貿易經營，有些還是學術上有相當造詣的學者。

都城中的廣大平民也紛紛“棄本逐末”。元豐年間，東京開封的工商業者大約有一萬五千多家，約站總戶數的十分之一。南宋臨安中則流行一句俗語：“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以上這些，大致可以看出，隨著城市為核心的商品經濟的巨大發展，以城市為主要空間的商業開始被重視起來。而以工商業者為主體的市民階層，也在這一氛圍中看中自己的價值，產生了越來越強的獨立性，對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帝國的意識形態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叛逆性。

5．宋代市民文化

中唐以後，伴隨著城市經濟的高度發展，城市居民的性質也在漸漸改變，產生了市民階層。到宋代，隨著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市民階層的隊伍不斷壯大。他們的誕生，本身就是中國經濟史上、尤其是城市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僅預示了中國古代城市傳統的職能和特色在宋代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儘管這種變化在當時乃至後世封建社會都不是那麼十分明顯。還內外史家大膽地認為中國古代城市在宋代就已經背離了傳統的割據，進入真正的“城市革命”時期。如果這結論成立，那麼以工商業者為主題的、全新的城市居民的誕生，則毫無疑問是這個結論所包含的一個重要內涵。

日本學者斯波義信用城市生態理論對南宋的杭州進行分析認為：杭州的城市中心為資本和金融店鋪的集中點，而皇宮卻在一隅，同現代城市的空間結構相似，顯示了現實主義的城市規則，是宋代城市革命的產物。

日本更有學者認為，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英國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模式》一書，就把北宋到清稱為“晚期帝國”1975年，美國出版的論文集《中國宋朝的危機和昌盛》導言中，就寫到：“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這三個世紀，即所謂唐、宋過度時期，這點現在已經幾乎成為自明之理。”

筆者認為，從社會形態的角度來講，宋代由於市民作為一個日益具有獨立性的階層的興起，是宋代社會形態發展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在自秦朝就開始的、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帝國的意識形態支配下，宋代出現了一個市民階層。他們一反傳統的主張“靜”、崇尚“神”的社會特徵，提倡“動”和崇尚“人”。回顧世界歷史，儘管由於不同的歷史條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比較一下歐洲的歷史，我們是否可以看到宋代市民作為歷史的一支新興的進步勢力的價值呢？

遺憾的是，宋代是以蒙古人的南征為結束的。儘管按照傳統的看法，元朝是個城市經濟發達的朝代，但是筆者有個懷疑，那就是作為一個文化比較落後的遊牧民族，他們在入主中原以後，思想意識方面能夠迅速地和商品經濟發達的社會狀況接軌嗎？當然，他們已經盡力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但是，商品經濟的社會，並非是儒家經典中所能夠描述的。況且，作為“外來民族”，蒙古人對中原的“漢人”、“南人”有很深的防備，是以壓制為主的——這也是他們會短命的重要原因。而城市商品經濟社會的發展，又必然會以相對的自由思想為產物，這顯然是皇帝和貴族們不願意看到的。

古巷的憂鬱

寫著琵琶的旋律

飄逸的外衣

街上叫賣的小曲

彷彿隔空變換到那裡

一切模糊又清晰

幾秒鐘的世界

感嘆不平凡的意義

綾羅飄起遮住日落西

奏一回斷腸的古曲

抬起畫面如此的美麗

孰不知是誰的墨筆

淡淡胭脂遮住了思緒

小酌幾杯卻有醉意

多少能人將相書畫三千里

上河圖雕琢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