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亡國之君中，明代的崇禎帝死得最淒涼。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禎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樹上。

《明史•莊烈帝本紀》記載著崇禎帝自殺前所寫的遺詔：“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臨死前依然說“諸臣誤朕”一則反映崇禎帝剛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際的心情：你們這些大臣，世受國恩，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一個人也見不著，白養你們了！

歷史記載中，崇禎帝自殺前那幾天驚慌失措，猶如一頭困於籠牢中的野獸。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將北京城圍成鐵桶一樣，崇禎帝還在御案上寫了一句“文臣個個可殺”，密示近侍。儘管隨即抹去了，但可見此時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種地步。這種情形下，很難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國。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問太監為什麼沒有京營兵護駕，太監回答說：“皇爺安得有兵？京營兵皆散，今惟有勸皇爺走耳。”走投無路的崇禎召新樂侯劉文炳等帶家丁前來護駕。劉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豈能當賊？”劉文炳說的是實情，明朝從洪武帝開始，對大臣監控甚嚴，大臣如果自己訓練家丁，那就有私練武裝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沒有經過訓練的家僕不可能有什麼戰鬥力。此時崇禎嚐到了祖宗之法結下的苦果。

當日崇禎將長平公主的胳膊砍斷，嘆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裝逃到民間。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陽門，要出城，守門的不放行，說天亮再說。——這也是規矩，但此時李闖大軍在外，稍微有點良心的人不會拘泥於成法，無論是城中哪一個達官貴人，能放出一個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時守門的已生了異心，他們在為李闖守門不讓人逃命，好日後邀功。崇禎扈從想奪門而出，守門的反而用大炮回擊。他命令人去叫負責守朝陽門的朱純臣來開門，可朱府看門的人說老爺赴宴未歸。——此時哪能有閒心去赴宴，分明是託辭。走安定門，門閘太堅固，打不開。太子叩嘉定門想外逃，守門的官員周奎自顧自睡覺，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個皇帝連自己都城的門都打不開，這說明幾乎所有基層辦事人員都知道大明將亡，紛紛為自己找後路 了，崇禎除了投降，絕無生路了。

孔尚任寫的《桃花扇》，雖是戲曲，但真實地再現了明亡當時社會的真實狀況。提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聽說崇禎駕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頓足對著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飄蓬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獨殉了社稷蒼生。”

這曲《勝如花》道盡了孤家寡人崇禎帝殉國的悽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飄蓬斷梗”。

李闖進城後，有大學士範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駙馬自殺。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為他們不降於賊是報朝廷之恩，未必報崇禎個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學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書、戶部侍郎、工部侍郎等眾多高階官員。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識》中列了個長長的名單，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還特意點了幾個關鍵的投降者的所為：

“逆闖入都，首先勸進者，陳演（內閣首輔）、朱純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禎不開朝陽門讓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賊叩頭求用，指斥先帝為無道者，魏藻德（內閣首輔）也；從獄中出而為賊策下江南者，張若麒也；其頌賊為救民水火，神武不殺者，梁兆陽也；代賊焚燬太廟神主者，楊觀光也；大負先帝委任，終以拷掠死者，李國楨也；先帝求金不應，東宮出亡不納，終齎盜糧，盡為賊有，負君辱國，貽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這些大臣，還有崇禎很器重的守城太監，後開門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禎屍體被李闖軍隊發現後，停靈數天，《烈皇小識》載這些已投降的舊臣對先帝屍體的表現，“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斜著眼睛瞟一眼就過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據《明季北略》記載，崇禎梓宮暫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邊，兩個和尚自願前來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兩大重要部屬宋獻策和李巖經過此地。巖對宋說：“何以戴紗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紗帽原是陋品，並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員強。”李巖再問：“明朝選士，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然後觀政候選，可謂嚴格之至。為什麼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能多見也？”宋獻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國政，誤在重製科，循資格。因此國破君亡，鮮見忠義。滿朝公卿誰不享朝廷高爵厚祿？一旦君父有難，皆各思自保。新進者心想，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頭。一事未成，哪有馬上死的道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舊任老臣又思忖，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就算一人死了也於事無補。此資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認為功名是自家掙來的，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無怪其棄舊事新，而漫不相關也。

這段對話，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當時一些有見識計程車人對明朝情感之冷薄。科舉是表面上的原因，本來明室僅僅把八股制藝作為籠絡也是控制讀書人的手段，讀書人也只把它作為敲門磚。所謂忠義之說，遠不能遮掩利益驅動的本質。所謂明朝養士三百年的“養”，和用草料養牛馬差不多，多數士人哪會給它盡忠？

清代定鼎中原後，追贈崇禎的諡號為“莊烈帝”，帝王死於宮外者為“莊”，而自殺很符合“烈”字。崇禎皇帝既不像漢獻帝那樣懦弱，也不像隋煬帝那樣殘暴，也不像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那樣醉心於詩詞書畫而荒了國政，而是很敬業、頗思進取、一直想匡正爺爺萬曆、哥哥熹宗執政時的過失。因此崇禎的死更具有悲劇意義，比其他亡國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養士三百年，最後大敵當前，這些食朝廷俸祿的人很多都這個樣子，當然可以說這些人無恥、軟弱。可他們天生就這樣無恥嗎？同樣是讀書人，宋末士大夫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度足讓明朝士人汗顏。同樣讀孔孟書，為什麼差別這麼大呢？我們要比較一下宋、明兩代養士的差別。

宋代最後一個皇帝趙昺和崇禎帝相比，同樣是自殺，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淒涼而是悲壯。大明和李自成軍事力量的對比，遠不如南宋和蒙元軍事力量對比那樣懸殊。蒙元是在掃平歐亞大陸，殲滅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後，包抄了疆土狹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時的蒙元來攻擊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級大國美國進攻伊拉克一樣，勝負早定。即使這樣，南宋獨自抗擊了蒙元幾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邊的崖山。蒙元水師逼近，宋軍在張世傑的指揮下，打了一場慘烈無比的“崖山保衛戰”，因力量過於懸殊而失敗。丞相陸秀夫揹著八歲的小皇帝蹈海自殺。史載：“後宮諸臣，從死者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大戰中與帝室失散的張世傑知道少帝已死後，領著船隊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島一帶海面時遇颶風溺死海中。

張世傑、陸秀夫和在北京就義的文天祥被後人稱為“宋末三傑”。而為大宋殉葬計程車人遠不止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長沙）時，嶽麓書院幾百個儒生全部戰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殺時，身邊連半個陸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時，投降的大臣一個接一個，前赴後繼。江南一些縉紳起兵主要是以復社文人做領導，他們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閒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識分子，如陳子龍，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楨，一個沒有功名的讀書人，清兵下江南後，跟隨唐王抗清，最後被清廷杖死。《研堂見聞雜錄》感慨：“忠臣烈士，不出於縉紳，而出於一青衿弟子，不出於食祿大臣，而出於偏藩幾日之薄官，其為明朝結三百年之報，惟公一人矣。”而東南文人領袖錢謙益，口口聲聲要殉國。待到國亡時，小老婆柳如是勸他投河以成大節，錢說水太涼了，以後再說。他最終還是投降了清朝，沒當成陸秀夫。連後來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這些投降的大臣，說漢族文人太柔弱，讓他們入了《貳臣傳》。

明末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眾多，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是不遺餘力的。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們培養出許多洪承疇和錢謙益。

明代的教育為什麼失敗？關鍵是統治者並沒有尊重文人，他們沒有真正把文人當成有獨立意識的人來對待，而是當成奴才來處置。明廷所要培養讀書人的忠，乃是忠於一家一姓、帶有奴性的忠，而非愛社稷、護百姓的大忠。

可以說，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除了其間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幾個對文人不錯的皇帝外，大多數皇帝和文人的關係是非常緊張的。朱元璋幾乎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改造文人，讓文人的自尊掃地，氣節不存。他動不動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賦予太學以下各類官學的管理人員有任意侮辱讀書人人格的權力。到了他的兒子朱棣，更是變本加厲，滅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滅族是當權者在向天下的知識層昭示一個道理：不要忠於道統和原則，而是要忠於最終的勝利者。

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來對待士人。經過仁宗、宣宗等相對仁厚的皇帝執政，士人的正氣也漸漸地又被培植起來，打屁股不再是恥辱，因為直諫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榮譽。孟森先生說：“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所養成之美俗。”（《明史講義》）

真正對士氣產生根本性摧殘的事情是明中葉以後兩件大事：嘉靖朝嚴嵩當權殺直諫大臣，天啟朝魏忠賢當權殺東林黨人。此後雖有復社上接東林、匡正士風的努力，但一切來得太晚，真正能顯達的總是那些無恥的文人，明朝士林演化成嚴重的逆淘汰生態。

先說嚴嵩殺諫臣。嚴嵩父子當權時，楊繼盛上書劾嚴嵩“十大罪”，被定為死罪，行刑的那天，圍觀民眾皆流淚為之送行。高陽為此評論道：“明朝殺諫臣，自此而始；反激排蕩，致使言路趨於偏激，由意氣而戾氣，國亡始息。說嚴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為過。然而此養奸純出於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國之君，乃有亡國之臣，於此又得一明證。”

魏忠賢誅殺東林黨人是明史上對士大夫最大的一次圍剿，為首的是魏公公，但依附他而報私仇的文臣也不少，東林黨人在政治鬥爭的技術層面幾乎是不合格的，純粹靠一股浩然正氣支撐，而閹黨控制了皇帝，又掌握了能隨便把人處死的東廠和錦衣衛。東林黨諸君子被拷掠的慘狀，可說是空前絕後。東林黨被滅後，士大夫正氣幾乎蕩然無存。死在北鎮撫司獄的東林黨人之一黃尊素，他的兒子，就是那位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黃宗羲，對君權提出質疑，對一家一姓的王朝不復有父輩的愚忠，他們對異族入侵、文化毀滅感到痛心，但對朱家皇朝的完蛋並不痛惜。這不能說沒有父輩遭遇帶給他的教訓。

這樣有計劃既“殺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學的地位抬得再高，讓讀書人念再多的孔孟聖賢之說，也只能培養一大批善於講假話、作秀的文人。一個國家到了知識層無恥的地步，那就沒救了，最後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讀書人的氣節還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則是相當尊重文人的。陳寅恪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和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設法來打擊文人的氣節，而趙匡胤則是想方設法來贏得文人的心，甚至給後世繼位者立下具有憲法權威性的遺詔，規定不能以言論來殺文人。宋代養士三百多年，儘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撐危局。

再說崇禎皇帝的個人原因。

崇禎接手的是一個病入膏肓、危機四伏的王朝，對於這樣一個幾乎是絕症的“病人”，首先是應該慢慢地調養，先維持生命，再如抽絲般一點點減輕病情，或許大明帝國還能延續幾年，可感覺到時不我待的崇禎，想用霹靂手段救帝國於沉痾之中，反而欲速不達，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崇禎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頗相似，勤於政事而人不夠通達，對臣下過於苛刻。如果崇禎和雍正一樣，繼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樣留下來的全盛帝國，他未必不是一個有為之君。一個人身體健壯抵抗力強時，對體內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藥也無妨，而對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謹慎。崇禎面臨的不是雍正那樣沒有根本危機的帝國，但也採取和後來雍正一樣的剛猛之法，是他執政的失誤。

一位號鎖綠山人的明朝遺民在《明亡述略》中評價崇禎，“莊烈帝勇於求治，自異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況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這番話很有道理。崇禎剛即位能清除閹黨，很有一番勵精圖治的樣子，天下人對他寄予中興大明的厚望。可到後來覺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監，如開門投敵的曹化淳。經過他父親、哥哥的那些年折騰，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下不多，又因為他的剛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職，袁崇煥被冤殺，盧象昇孤立無援戰死疆場，重用的都是溫體仁、楊嗣昌這類治國禦敵沒本事、搞權爭卻手段高明的大臣。遠因和近因交雜在一起，明亡則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孟子說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離到海上，還有那麼多人跟隨保衛。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時，大半河山還姓朱，可皇帝身邊只剩下個太監了。崇禎帝自殺時身旁沒有陸秀夫，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造的孽，是朱元璋等人讓文人變成奴才的報應。——反正做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還是姓李甚至姓愛新覺羅有什麼區別呢？

歷代亡國之君中，明代的崇禎帝死得最淒涼。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臨死前崇禎說的那句“諸臣誤朕”一則反映崇禎帝剛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際的心情：你們這些大臣們，世受國恩，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一個人也見不著，白養你們了！崇禎帝身旁為什麼沒有“陸秀夫”式的臣子呢？主要原因還是明朝教育的失敗

◆明代的教育為什麼失敗？關鍵是統治者並沒有尊重文人，他們沒有真正把文人當成有獨立意識的人來對待，而是當成奴才來處置。明廷所要培養讀書人的忠，乃是忠於一家一姓、帶有奴性的忠，而非愛社稷、護百姓的大忠。

▲崇禎自縊

◆可以說，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除了其間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幾個對文人不錯的皇帝外，大多數皇帝和文人的關係是非常緊張的。朱元璋幾乎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改造文人，讓文人的自尊掃地，氣節不存。他動不動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賦予太學以下各類官學的管理人員有任意侮辱讀書人人格的權力。到了他的兒子朱棣，更是變本加厲，滅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劇照　

◆這樣有計劃既“殺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學的地位抬得再高，讓讀書人念再多的孔孟聖賢之說，也只能培養一大批善於講假話、作秀的文人。一個國家到了知識層無恥的地步，那就沒救了，最後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

◆清兵南下時，投降的大臣一個接一個，前赴後繼。江南一些縉紳起兵主要是為保衛家鄉、保衛引以自豪的華夏文化，實在沒有多少士人願意為這個王室殉葬。連東南文人領袖錢謙益，口口聲聲要殉國。待到國亡時，小老婆柳如是勸他投河已成大節，錢說水太涼了，以後再說。他最終還是投降了滿清，沒當成陸秀夫。連後來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這些投降的大臣，說漢族文人太柔弱，讓他們入了《貳臣傳》。

▲錢謙益帶頭在滂沱大雨中開城向清軍統帥多鐸迎降。

◆明代的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多於以前任何一個朝代，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有時不遺餘力的。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們培養不出文天祥和陸秀夫。

◆宋代最後一個皇帝趙昺和崇禎帝相比，同樣是自殺，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淒涼而是悲壯。大明和李自成軍事力量的對比，遠不如南宋和蒙元軍事力量對比那樣懸殊。蒙元是在掃平歐亞大陸，剪滅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後，包抄了疆土狹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時的蒙元來攻擊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級大國美國進攻伊拉克一樣，勝負早定。即使這樣，南宋獨自抗擊了蒙元幾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邊的崖山。蒙元水師逼近，宋軍在張世傑的指揮下，打了一場慘烈無比的“崖山保衛戰”，因力量過於懸殊而失敗。丞相陸秀夫揹著8歲的小皇帝滔海自殺，。史載：“後宮諸臣，從死者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大戰中和帝室失散的張世傑直到少帝已死，領著船隊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島一帶海面時遇颶風溺死海中。

◆孟子說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離到海上，還有那麼多人跟隨保衛。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時，大半河山還姓朱，可皇帝身邊只剩下個太監了。——明代的皇帝對太監往往比對文臣好得多，最後殉葬的是太監也在情理之中。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亡。

王承恩

朱由檢萬分悲憤，咬破手指，在衣袍上奮力寫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隨後，朱由檢自縊於歪脖槐樹上。

王承恩目睹了朱由檢之死，又無能為力，只能對著朱由檢的遺體，以頭撞地，血流如注。三跪九拜之後，他毅然在歪脖老槐樹旁邊的海棠樹上，也自盡而死。

崇禎身邊沒有陸秀夫，只有王承恩。

他們之間最大的差別，不是一個揹著皇上跳海，一個隨著皇上自殺。

而是他們兩個人，代表了朝廷的兩股力量——宦官與文臣。

在一般人眼中，朝廷是由皇帝和大臣組成的，而實際上，歷朝歷代，太監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儘管，這種力量不是獨立的，而是依附於皇權，但在朝廷政治中，這種力量從來不可小視，甚至數度凌駕於文臣之上。

明朝是一個太監參政非常嚴重的時代，由兩個職務就可以看出，就是掌筆太監和掌印太監，其實它們就是政務的決策權和透過權。張居正就是透過和掌印太監馮寶的聯合獲得的了無上的權力。

為什麼追隨崇禎的只有一個太監而無文臣呢，其實這要歸功於崇禎的兩位祖先。

第一個是開國者朱元璋，他為大臣們定下了溫飽線上的俸祿，這個溫飽線還是當時的，後來連溫飽也不行了，而朱元璋還規定了工資永遠不變。

這就意味著，一個官員，要麼過著連販夫走卒都不及的生活，要麼就去貪汙。當一個人的正常生活都要靠非法手段去獲得的時候，對自己工作的正義性就值得商榷了。

但在表面上，他們都是明朝的官，這是明擺著把文人推向虛偽的兩面派。

第二個是靖難成功的朱棣。朱棣造反本來就是違背了封建道德的本質，不管如何粉飾加壓迫，這都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而更讓文人們無法接受的是，朱棣在姚廣孝告知方孝孺是讀書人種子的情況下，還是以極其慘烈的手段殺害了方孝孺，並創下了滅十族這種聞所未聞的慘劇。

這是對天下讀書人精神的極度碾壓。

儘管之後朱棣重用變節才子解縉，可到最後， 連為他編下盛世之作《永樂大典》的解縉也被殺了。

朱家王朝對讀書人的根本態度暴露無遺。

一個人要有希望才有力量，而明朝的文臣長期受到的都是物質到精神的壓迫。

其實，文人一直都是靠精神活著的，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下，依然有東林黨人的誕生 ，他們在政治上的是非姑且不論，對國家朝廷的忠誠是沒有疑慮的。

可他們，就是在皇帝的縱容之下，被魏忠賢殺得乾乾淨淨。

到崇禎時期，魏忠賢是被殺了，可文臣集團還是在恐怖的回憶中，這是一個沒有文人精神的時代。

到一個人精神死去的時候，活著的就只有物質。這個時候，功利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而一個亡國之君，在功利面前，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陸秀夫，左丞相，“宋末三傑”

陸秀夫

南宋士大夫中，最有名的兩個殉國者

一個是文天祥

一個是陸秀夫

後者確實是選擇投海，前者雖拒絕投降，但也不是要非死不可。

他曾說：

“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

後來留夢炎等提醒忽必烈，文天祥若被釋放可能會“復號召江南”，才使文天祥遇害。而文天祥本人顯然對當時的宋朝士大夫是極其不滿意的：

朝廷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強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

這是在福建抗元的文天祥於1277年正月拒絕宋降將李珏、王積翁勸降的書信。

其中提到的“死節”代表“如心先生”就是跟他一樣是狀元出身的陳文龍，他在興化失守被俘後絕食而死。當然，“無死節者”的說法確實誇張，但也能反映當時殉節士大夫的數量是很少的，所以才令文天祥如此寒心。

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

南宋軍隊被海船包圍 無法突破，丞相陸秀夫揹著八歲小皇帝毅然投海，隨行十多萬軍民相繼投海，自此，南宋滅亡。每次讀到這樣的史實依然會溼了眼眶，是傻嗎？

並不是，是我們的民族氣節，真是因為有這樣的人在，我們的民族就永遠不會滅亡，華夏永遠昌盛。

新恆非常榮幸回答題主的這個問題，要談崇禎皇帝身旁的“陸秀夫”是誰?我們必須知道陸秀夫其人。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南宋民族英雄。陸秀夫20歲時（南宋寶佑四年）與文天祥同登進士榜。祥興元年（1278）為左丞相，次年2月，元軍大舉南犯，陸君實輔弼幼主駐軍崖山抗元，不幸戰敗，驅妻、子入海後，即懷揣玉璽，負帝壯烈投海，終年42歲。陸秀夫投海殉國，與國同休，是乃英雄也。

知道了陸秀夫，我們再來談明崇禎皇帝身旁的“陸秀夫”就有譜了。大明末年，李自成起關中，張獻忠據巴蜀，左良玉擁兵自重，滿清多次入寇，天下大亂，崇禎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召群臣無一人應朝，崇禎只得赴煤山，於煤山，崇禎帝說：“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最後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死時光著左腳，右腳穿著一隻紅鞋。時年33歲。

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崇禎帝吊死前於藍色袍服上大書：“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崇禎死後，王承恩以頭撞地，血流如注，失聲慟哭，對著帝王遺體行了三拜九叩的臣子之禮後，眼中噙滿悲憤蒼涼的兩行熱淚，義無反顧地吊死在老槐樹旁邊的海棠樹上。他自己原本是完全有機會苟且偷生的，但是他堅定地選擇了以死殉國，成了為大明朝悲情殉葬的忠貞烈士。壯哉，大明烈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