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說《史記》大部分都是“道聽途說”

因為對於歷史我們都聽說的！

然而很多事實我們也是聽說的！

據記載，《史記》是司馬遷撰寫的中國第一部記傳體通史，它記載了中國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四年長達3000年左右的歷史。既然是“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太初四年長達3000年左右的歷史”，毫無疑問，這部記傳體通史道聽途說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要說大部分都是的話就不得而知了……每個歷史人物的產生、歷史事件的發生，應該都會有它的一個原型或影子的存在，不會空穴來風；但又因時間久遠，無法考證，杜撰出來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也是有很大可能的。圖片來自:網路

西漢司馬遷寫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這部《史記》成書花了司馬遷父子兩輩的時間，跨越了60多年最終才得以完成，可謂是一部泣血之作。

《史記》記錄了中國有明確文化史記載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時期發生的歷史事件和有名人物。歷史記錄所能保留的是少數幾個人和少數幾件事很多都如塵埃，一樣石沉大海。

司馬遷寫《史記》。走遍大半個中國，訪遍鄉村耆老，閱盡皇家典藏。信史則記，疑史則棄，鐵筆直斷，忠奸分明。閱之使人明智奸不得藏，行之使人良善神鬼不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此非虛言。 從一人之筆，能達到如此高度者，天下幾人。

一篇文學作品流傳有他存在的價值，一部文學作品流傳更有他存在的價值，只不過人的審美觀幹差萬別。《史記》流傳至今，其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可以看出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和作用。至於別有用心的人去歪解，你也不必堵著人家的嘴。

《史記》是中國最嚴謹的史說，魯迅先生曾評價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是，近些年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司馬遷也在記錄史籍時有失偏頗之處，但往往都是細節上的，瑕不掩瑜。

說《史記》都是道聽途說，我孤陋寡聞，是第一次聽說。我聽到的都是對《史記》的讚譽之辭，像魯迅先生評價《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我不贊同道聽途說的觀點，具體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史記》為二十四史之首。它記載從黃帝到漢武帝兩千年的歷史，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所謂：讀史以明智。透過《史記》，我們去了解漢武帝之前的歷史人物、社會狀況、歷史糾葛。從《史記》的史學價值角度，《史記》堪稱開闢了史學的新境界，成為後世史學家寫史的典範！

第二，《史記》為後世文學立典。《史記》裡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很高的文學造詣。語言精煉，邏輯嚴密，論述精闢，篇篇都是經典！

第三，《史記》是作者一生的心血。我們經常說：司馬遷受宮刑，怒而著《史記》！《史記》作為一篇皇皇鉅著，豈能是一怒而成，又豈能是道聽途說所就呢？沒有司馬遷大量資料的收集、分類、概括、總結，沒有司馬遷數十年如一日的謀篇佈局、嘔心瀝血，《史記》何以能寫成！

從以上幾點分析，說《史記》是道聽途說的人像是說笑話。我們也戲謔地說一句“你道聽途說一部，讓我們看看！”

《史記》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至於有人說它大部分是“道聽途說”，我認為值得商榷。

一從形式上講“道聽途說”沒錯。

根據《報任安書》中司馬遷自己講述，以及後世人對司馬遷一生記載，史記中的有很多情節、事件、資料都是在司馬遷跟有關人的交談中獲得的。

所以說，“道聽途說”這個詞在形式上指明司馬遷獲得相關史料的途徑是基本符合事實的。

整部《史記》有極大的篇幅都是在講述前朝歷史，從盤古開天闢地到大漢天子南征北伐，多少千古事，多少往生日，哪幾件是司馬遷親身經歷的事情？

司馬遷在年輕時代就足跡遍佈大江南北，只為蒐集更多、更詳實的歷史細節，往往一件事會有不同的版本，因為講述者記憶的差別、或者觀察角度的差異都會造成對當時事件的不同講述。

司馬遷約見了無數的人，傾聽了無數的故事，而後才有瞭如今我們看到的生動的歷史事實。這些事，在當時沒有任何音像技術支撐的情況下，司馬遷只能行走在大道上，奔走在路途中，不然哪裡去搜集這麼多的史實呢？

所以，道聽途說這個詞客觀的描述了司馬遷蒐集寫作《史記》的海量素材。在當時這種方式是必須的，而今這種方式也是行之有效的。

作為行走在路上的一代文學家、史學家，對司馬遷能夠親自蒐集史實，後世的我們應該懷著敬仰之情，崇敬之情仰望他，膜拜他。而不是詆譭他。

二從程式上說道聽途說是高樓之基。

儘管司馬遷在幾十年間經過道聽途說的方式蒐集了大量的素材，但是做為負責任的史學家，司馬遷並沒有簡單的歸納整理就匆匆成書，而是經過了大量的比對，核實，幾經推敲才落筆成書，有了我們能欣賞到的史學鉅著《史記》。

這一點，應該是有史以來做學問的人公用的方法之一。

據史書記載，司馬遷在道聽途說中所獲得的眾多記錄中，經過篩選、相呼應證，選取比較可靠的內容進行記錄，已經做到了那個時代的極限。

道聽途說是萬里之行的第一步，如果只是把司馬遷完成了道聽途說就認為他完成了《史記》，這未免太隨意，甚至不瞭解司馬遷寫作《史記》的艱難。

三語言文字是難以還原真相的

有人之所以指責司馬遷道聽途說，大概是批評司馬遷書中所記有失偏頗，沒有給歷史以真實的面貌。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但是我相信司馬遷的記述在極盡可能的還原歷史真相。

《史記》是人用文字記錄的，如果說與真相有所出入，在所難免。

孟子也曾說：言不盡意，詞不達意。這都表明凡是語言記錄的都會與真相存在一定的差異，即便司馬遷是一代大家，也不可能避免。

因此，那些批評司馬遷道聽途說，歪曲歷史真相的人，其實是把矛頭對錯了地方。司馬遷是應該受到我們崇敬的，而不能因為一些非自身的原因而遭受責罵

司馬遷寫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這部《史記》成書花了司馬遷父子兩輩的時間，跨越了60多年最終才得以完成，可謂是一部泣血之作。

《史記》記錄了中國有明確文化史記載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時期發生的歷史事件和有名人物。歷史記錄所能保留的是少數幾個人和少數幾件事很多都如塵埃，一樣石沉大海。

司馬遷寫《史記》。走遍大半個中國，訪遍鄉村耆老，閱盡皇家典藏。信史則記，疑史則棄，鐵筆直斷，忠奸分明。閱之使人明智奸不得藏，行之使人良善神鬼不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此非虛言。 從一人之筆，能達到如此高度者，天下幾人。

過去的一些生活條件很差，交通條件也相去無幾。所以寫作難，寫歷史更難。

寫作你可以憑自己的閱歷見聞可以閉門造車，寫歷史就不行，就得實地考察，不然就失實，很難獲得後人的認可。

有句笑話這麼說，世上三難事，一則掏別人的錢袋子，二是傳播自己的思想，三為探究未知。

寫歷史就佔據其二，過去的事情都被歷史的塵埃掩埋，要做到徹底的還原真相很難，能做到把聽到和看到的記錄下來已經很了不起了，何況太史公的差旅費是自掏腰包的。

好了言歸正傳，道聽途說未必就沒有價值。

第一，確有其人，解決一個who的問題。

第二，確實有其地，解決一個where的問題。

第三，時間，這個很難確定。我們都是置身宇宙時空座標之間，死後別人就不一定能確認其具體生卒，更何況在過去沒有確立一個統一的日期標準。所以從這方面說，道聽途說證據確鑿。

第四，怎麼發生的事情。這個也不好說，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立場不同寫出來的事件給別人的感受也就不同。從這方面看，道聽途說，未必就是真。太史公不敢苟同啊。

第五，發生了何事。這個可以記載。歷來史學家採取春秋筆法寫青史，不可能直接告訴事情的來龍去脈，一則篇幅過大，二則調查取證難，所以只能大略記載。從政角度上講，道聽途說，也能成立。

綜上述，《史記》確為“無韻之離騷”（有參考價值），也確為大部分道聽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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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是歷史上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被魯迅先生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書作者班固評價《史記》是，”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實錄了3000多年以來君臣士庶的行事，他的思想高度，還表現了在書中寫了眾多的為正史所不收入的下層人物，還開創性地在史書中寫了人物列傳的系列，這些人物列傳，傳記，還開創性地運用了體現人物身份的個性語言和民謠，諺語俗語創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歷史人物的藝術形象。中國的許多歷史劇目，都是根據史記刻畫的人物形象，搬上了戲劇歷史舞臺。對中國的文學藝術的發展也取得了承前啟後的作用。這部偉大的著作本人太喜歡了，有時可以查閱消化了解歷史的真相。

不知道題主是從哪裡看到的，說史記大部分內容都是道聽途說，我反正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評價。史記的價值根本毋庸置疑，一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就概括了史記同時具有巨大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

司馬遷的家族世代都是史官，從他的父親司馬談開始，父子兩代人一直都有一個願望，就是修一部曠世鉅著，因此司馬遷年輕時不僅博覽群書，而且在父親的要求下游覽全國，為修史書採集第一手的資料。司馬遷的治史態度是很嚴謹的，比如為了寫屈原和韓信的列傳，他親自到過汨羅江和淮陰，史記中很多內容並不是司馬遷憑空寫的，而是真的實地考察過。

我們來看看另一位史學家班固對司馬遷的評價，除了讚美就是服氣。《漢書.司馬遷傳》記載“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而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我來舉個例子，說明史記內容並非道聽途說。史記中有殷本紀，其中記載了商王朝帝王世系表，兩千多年來，這個一直無法驗證真實性，甚至到了近代，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都成了疑問。直到殷墟的挖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裡面明確記載了商王世系，其結果與史記的記載大部分都是相同的。殷墟的挖掘，不僅證明商王朝真的存在，而且史記的記載也是可信的。史記中同樣記載了夏王朝世系表，這也是我們相信夏朝肯定存在的原因之一。

誠然，史記並非完美，司馬遷在寫一些內容時帶有比較強烈的個人情感，但瑕不掩瑜，史記毫無疑問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學著作。說史記內容是道聽途說，就是在瞎扯而已。

關於這個問題，我來回答。《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書，由西漢史學家，太史公司馬遷所著。記載的時間大概是從黃帝到漢武帝長達3000年左右的歷史。它的內容涵蓋共有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

記錄了從黃帝到漢武帝長達3000年的歷史，可見時間跨度非常之長。古代沒有錄音機，光碟，快閃記憶體之類的現代資訊科技儲存歷史遺蹟。從商周甲骨文發現來看，文字發明時間也不長，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文字才相對統一。而且相距太史公生活的年代（西漢）都不遠。也就是說太史公手上能夠掌握的切確東西並不多。現成的文字資料更是乏善可陳。周王室留下的一些歷史典籍，以及《春秋》、《左傳》、《尚書》、《詩經》等諸子百家的作品。其中很多內容並不全面詳實。比如時間久遠的三皇五帝那段歷史，更多的見於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你能讓太史公怎麼辦呢？總不能打個電話或者來回穿越去問問吧。

在僅有的歷史條件下。他能將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參考官方遺留的典籍加以整理成書，我認為已經是了不起的大事了。至少從上古時期到漢代，後人能夠有個大致清晰的歷史軌跡。而且，還涉及到各個類別的人物傳記，更是非常難能可貴。筆者認為歷史的最大意義，是記錄某一段歷史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社會變遷，從而讓後人有個大致的瞭解。你要說每個歷史事件的細節都準確無誤的。我認為現代社會都很難做到。比如說前蘇聯時期的很多歷史，諸如斯大林之死，卡廷慘案……的解密。以現代人的眼光去看這些解密資料和蘇聯官方曾經記錄的一些歷史事件相差甚遠。難道說，歷史就沒有價值了嗎？所以，關於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大部門是道聽途說我認為從字面上來理解也沒有錯。但我並不認為是貶義的，而是太史公結合官方資料和民間傳說加以整理有機融合的產物。司馬遷作為太史令能夠忍受腐刑，客觀記錄漢武帝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足見其治學嚴謹的程度。同樣在資訊不發達的年代，我相信他老人家的作品也是相當靠譜的。也是就說，能最大限度還原歷史真實。無限接近真實，但不等於完全真實。這才是科學的歷史觀。

《史記》幾大資訊來源：1、官方史冊記載（司馬遷父子同為史官，有機會接觸第一手資料）。2、與人攀談，主要是一些士大夫。3、實地考證。這裡面第1點和第3點可多信，第2點半信半疑即可。司馬遷不僅是一個史官，還是一個傑出的文學家，他以主觀的視角和文學的筆法潤色和虛構了不少情節，讓不完整或枯燥的史料有了更強的可讀性，但也增加可疑性。

《史記》是西漢武帝時的太史令，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通史，是中國"二十四史"的第一部，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

“道聽途說”是一個成語。出自《論語·陽貨》:"道聽而塗(途)說;德之棄也。"意思是這個事情是路上聽來的、路上傳播的話。後來泛指沒有根據的傳聞，不可信。或是虛假，誇大其辭的資訊。

一樣的詞彙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會有不同的表達意思。這裡所說的司馬遷所寫《史記》內容大多為“道聽途說”，意思是司馬遷為寫《史記》四處尋訪“知情人”，多方考證的意思。

如果 把司馬遷“道聽途說”理解成“實地勘察”，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司馬遷用自己的雙腳，幾乎踏遍了當時大漢帝國的全部疆域（太史公自敘）。他可不是旅行家去遊山玩水，而是帶著“太史公”的家族信仰，帶著諸多歷史疑惑去“實地訪風”的。

在歷史記載嚴重缺失、缺少信史的情況下。司馬遷這種為探究真實，去跋山涉水實勘親察的精神，直到今天也值得我們膜拜崇敬。

由於司馬遷做過漢武帝的郎中、太史令，可以到當時的國家檔案館、圖書館，也就是石渠閣、天祿閣查閱資料。太史公自敘中司馬遷自己說“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這裡的“石室”就是石渠閣、天祿閣的縮寫，是當時專門存放皇家檔案、資料的地方。

《史記》中絕大多數資料，都是來自這裡的官方資料。

絕非寫故事編小說，信口開合，道聽途說！

2、實地勘察彌補了官方記載的缺漏和不足。

漢承秦制，由於秦始皇一把火燒掉了詩、書、百家言論等等大多數先秦典籍。僅僅剩下醫書、占卜、種植等少量技術類書籍。漢代檔案館中所藏先秦的書籍，也是很有限的。

在史料嚴重不足的前提下，司馬遷不是“閉門造車”。而是本著對“太史令”職業的崇敬，和對家族傳承的忠實信仰，他決定用“實地訪風勘察”的辦法，來彌補官方記載的缺漏。

如果沒有司馬遷實地採風，便不可能有今天我們對韓信的這些瞭解。韓信就會是另外一種歷史形象。

在沒有現代化交通工具的時代，一個人完成實地勘察，其中的危險和艱辛，今天的我們很少能體會到了。

再次向太史公深鞠一躬！

3、現在考古證明《史記》記載的可靠性、真實性。

例項太多，謹舉著名一兩例，點到即可!

《史記 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初即位……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

2002 年以來，考古專家用當代最先進的勘測儀器，實地勘查出皇陵封土中的水銀含量，超出皇陵周邊地區百倍之多。

科學證實，司馬遷的記載準確無誤！

《史記孫子列傳》載“孫武即死，後百餘歲有孫臏。”

關於孫武和孫臏是否為同一人，歷史上爭論了2千多年。直到山東臨沂銀雀山竹簡的出土，才為大家揭曉了最終的謎底答案。

在同一墓葬中，同時出土了《孫武兵法》和《孫臏兵法》兩部兵書。證實了孫武和孫臏不是同一人。司馬遷在2千多年前就清楚的告訴了我們。

史聖之名豈是誰都可冠的？

且不論《史記》是否為“道聽途說”。《史記》原本記作《太史公書》，後到唐朝長孫無忌等編纂《隋書》，才把司馬遷的作品正式定名為《史記》。

只論《史記》的價值，就足以把她推上巔峰。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史記》的問世，可說說是繼承自司馬氏遺志，司馬氏歷代為太史令。

從司馬遷之父司馬談開始，司馬談最早的想法是接續《春秋》

“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

後因漢武帝封禪大典，身為太史令卻無緣才加，悲憤而死，他死前囑咐兒子司馬遷，

“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而後來的《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也可以說是滿足了其父的遺志。

在《史記》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這樣講述寫作《史記》的原因：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後來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感嘆道：

“是餘之罪也夫。是餘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司馬遷去世之後，《史記》並沒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視。到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經過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漢元帝、漢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曾經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　

《漢書·藝文志》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注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

附註：

把司馬遷的作品正式定名為《史記》並賦予其官方權威色彩的是長孫無忌。

《隋書》乃系長孫無忌與魏徵、于志寧、李淳風等人聯合撰成的。書成時間為公元656年，該書經籍志記古今圖書存佚及其源流，創立四部分類法，對後世目錄學有深遠影響。

《隋書·經籍志》上有這樣一段話：“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

編者在文中將《史記》與《漢書》並列，在官修史書中出現，正式確定了《史記》的名稱。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蹟，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訖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並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範穎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併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隋書·經籍志》

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司馬遷的《史記》確實是到處走訪收集材料寫成的。

中國古代的文人寫書，要麼是抄襲前朝，

比如說《漢書》，《後漢書》《唐史》《新唐史》，聽名字就知道弟弟抄襲哥哥的作業。

還有另一類就是蒐集材料，自行撰寫；蒐集材料的辦法往往也就是四處打聽，道聽途說了！

紀曉嵐為了寫《閱微草堂筆記》，就經常去茶館蒐集鬼故事；

蒲松齡為了寫《聊齋》，也是準備綠豆粥招待路人，以此來收集鬼故事！

司馬遷的《史記》也是司馬遷走訪各地打聽徵詢才拿到的材料啊！

據司馬遷自己說，他少年時期曾經“耕牧河山之陽”，也就是說他兒童時期曾經在家鄉從事過一些農業勞動。後來他的父親司馬談到長安做了太史令，司馬遷隨父親也到了長安，然後在父親的指導下，他刻苦讀書，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他拜了很多名師做老師。

司馬遷在讀萬卷書的基礎上，也是行萬里路；為了屈原，提到過汨羅江邊；為了打聽韓信，他到過淮陰（山北水南為陰，也就是今天的淮南），為了打聽項羽的事蹟，他奔波垓下；如此種種都說明了司馬遷的用心。

《史記》在用材取材上可能有司馬遷的個人情感在作怪，但不失為一本好的史書；歷史的真實其實並不重要，因為都是過去式，對今天產生不了影響；重要的是我們能從前人的成功和失敗中吸取些什麼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