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先生，是一位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傳播發揚中國文化，讓世界認識中國文化。我讀過他寫的所有的書，包括寫自己的書《我等不到了》。所以，在眾多貶低他的聲音下，我要發出不同的聲音。

書品不是人品，只討論書品。餘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寫的好不好不是我能定義的，但是這本書不是什麼洪水猛獸，也不說什麼毒藥，看完了並不能腐壞某些人的思想，除非某些人的思想本身就是腐壞的。存在即合理，既然這本書在那個年代能瞬間火了，肯定有火的原因，首先內容的質量並不差。不光《文化苦旅》這本書，例如《千年一嘆》等等一系列的作品，裡面的文章都是優秀的散文，並且表達的觀點對於中國文化來說是積極的。他的作品主觀性相比較來說，主觀性強，有些批評者就說沒有科學的嚴謹性，不適合做研究。更甚者說，文章很垃圾，像這樣的我只能讓他哪涼快哪待著去了，自己的主觀性就很強，還如何批評他人作品主觀性強，不嚴謹！一千個人心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可以抱有不同的觀點，但不能把別人貶低的一文不值，何況餘秋雨先生的文學成就本來就很高。他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到了推動的作用，讓世界用積極的態度更加的瞭解中國，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聲譽。

只是有一些華人總愛抱著別人的缺點做文章。論餘秋雨先生的人品，我是不知道的。有人說他狂妄，被中國文化薰陶的讀書人，古往今來，哪個不狂妄！有人說他沒有生活常識，取自嘲笑羊倌兒的事情，當沉浸在讀書時，你最後也會變得不識五穀雜糧。但我只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正值少年的他，不願誣陷打罵他人，獨自上山，在山中一座小圖書館裡看書度日，如是幾年。全中國在那種政治文化氛圍中，20歲的年輕人，沒有幾個如他所般。

餘秋雨先生只是一位學者，為中國文化做出了自己重大的貢獻，喜歡於老師的不止我一個，我想任何理性的讀者頭腦裡都會有一個對他公平的評價。他所受爭議的應該是他的文學造詣算不算得上一位大師，而不是一直爭議他的人品，以及文學功底和某本書的好壞！

請尊重每一位弘揚中國文化的學者，這樣的前輩越來越少了，餘老先生也正在老去。

無論是餘秋雨還是《文化苦旅》都是很難一兩句說清的事。

朱大可曾把《文化苦旅》稱作“文化口紅”“文化避孕套”，意味規避著道德“病毒”的點綴生活的文化消費品；易中天則稱之為“文化口香糖”，香噴噴，甜津津，有點嚼頭，完了還能吹個大泡泡。二者都揭示了這本暢銷名著的本質：面向市場的、以取悅大眾為導向的精緻的文化商品，而非嚴肅的、作者意志的純文學。

《文化苦旅》創造了一種“文化大散文“的體裁形式，用“文化“做皮，包裹著經過篩選和加工的歷史，以符合大眾的現代心理結構和語言方式進行講述和抒情。這種寫法降低了普通讀者的閱讀難度，又因恰到好處地稍微高於普通讀者的知識水平，充分佔據了“好吃又有營養”的價效比，從而獲得了巨大的市場成功，讓餘秋雨一舉成為暢銷作家和文化名人。對於餘秋雨的創作才華和創新才能，即便是持有批評的朱大可和易中天也都給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說“文化大散文”不僅帶動了一股新的寫作潮流，也影響了許多代青少年的文學啟蒙。而且，就像易中天所說，餘秋雨是“學者作家化”的先行者，無論如何在學術和大眾之間建起橋樑都是有益的。

但問題在於，文化這張皮的下面究竟是怎樣一段旅程？餘秋雨以“苦”來定義，賦予了這旅程直觀上的深刻性和抒情性。只是，這種“苦”其實是故作姿態，行程所至皆是地標式的文化景觀，字裡行間既看不出跋涉的艱辛，也尋不見人間的疾苦。所謂“苦”不過是文人的懷古幽怨、舊時士大夫的家國之思。在這裡，餘秋雨透過對歷史的故事化、傳奇化，甚至悲劇的浪漫化，將現實複雜、殘酷的一面剝離掉，只留下表面、直觀、利於煽情的部分。於是，所謂“文化大散文”傳遞的只是殘缺、空乏、虛偽的歷史和簡單道德判斷的歷史觀。而在這種歷史敘述和情感煽動中，犬儒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被包裝成合理的意識取向，堂而皇之地進行渲染和提倡。至於煽情和抒情的區別，想必就不用贅述了，大部分人都會喜歡“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但沒幾個人會喜歡倪萍採訪軍嫂吧。

《文化苦旅》相對而言還算是餘秋雨用心和謹慎的一部作品，其後複製模式生產出來的《山居筆記》《霜冷長河》把以上種種問題暴露得更加充分。

文如其人，文章裡所隱藏的種種，其實也就是餘秋雨在為人上偽裝起來的部分。迴避文革時的行為、自戀自大、拒絕批評、詐捐、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等等都不難從文字裡找到心理依據。

吳拯在《問教餘秋雨》一書中概括餘秋雨是一個非常善於表演的人，如同一個演員。演員的意義就在於取悅觀眾，所以餘秋雨的成功得益於媚俗，是文化向大眾趣味和資本市場妥協與合作的產物。

餘秋雨是一個才子，但是“小”才子；是一個文人，但是“偽”文人。

關於餘秋雨，推薦閱讀朱大可的《抹著文化口紅遊蕩文壇》和易中天《你好，偉哥》中的《餘秋雨》。

餘秋雨教授是當代中國文化散文的領軍人物，他的文史知識淵博，在全國文史愛好者中擁有崇高的威望，蒼茫大地作為他的粉絲，也先後買了他寫的《文化苦旅》《千年一嘆》《中華文脈》等書籍。

《文化苦旅》是餘秋雨在國內外講學和考察途中寫下的系列文化散文，幾經周折，後來在巴金女兒李小林副主編的幫助下，在《收穫》上以專欄形式連載，其中許多文章不止一次在文學評獎活動中獲得首獎，可見餘秋雨的實力。

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是憑藉山水人物以尋求文化靈魂和人生真諦，探索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和中國文人的人格構成。

我僅以《風雨天一閣》為例，他把筆觸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國文人艱難的心路歷程，展示了文物命運和國家命運的關係。

天一閣在浙江寧波，之所以叫天一閣，是創辦人範軟取《易經》中“夭一生水"之義，想借水防水，來免去歷來藏書者最大的憂患火災。一

範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27歲高中進士入仕，最後做到兵部右侍郎，他把畢生的心血和積聚都化費在建閣和藏書上。八十歲臨死前，把長子和二媳婦(二兒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分割遺產一一份是萬兩白銀，一份是一樓藏書。長子繼承藏書樓，范家就這樣傳承天一閣及藏書的使命。登樓的除了本族直系男性，幾百年來只有黃宗羲為代表的上得了中國文化史的大學者。乾隆編《四庫全書》時，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600餘種，其中有96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370餘種列入存目。乾隆褒獎之餘授意新建南北主要藏書樓仿天一閣格局營建，天一閣的聲望達到頂峰，範欽終於可以含笑於九泉。

但到了近現代，兵連禍結，外敵入侵，天一閣厄運來臨。先是太平軍攻寧波時，小偷趁亂拆牆偷書，當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又遭大火焚燬。1914年，偷兒薛繼渭偷走天一閣一半珍貴書籍，後出現在上海書鋪裡。商務印書館主持張元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並得知無良書商準備把藏書賣給外華人，撥巨資搶救，保存於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涵芬樓因天一閣藏書的潤澤享譽文化界，但最終全部焚燬於小日本的炸彈之下。範欽的“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終於失效。天一閣的文化悲劇和祖國近現代的國家命運密切相關。

總之，作者依仗著淵博的文史功底，豐厚細膩的文化感悟力和藝術表現力，寫下的《文化苦旅》不但揭不了中國文化的內涵，而且為當代散文領域提供了嶄新範例。

望斧正。

1988年第1期，《收穫》以專欄《文化苦旅》為名，發表了餘秋雨的《陽關雪》等三篇散文，這也是《收穫》第一次請作家以專欄的形式連續發表散文。《文化苦旅》是《收穫》影響最大的專欄，不少讀者在給編輯部的來信中聲稱，他們就是衝著《文化苦旅》買《收穫》的。

我們要承認，《收穫》是中國最好的文學雜誌，沒有之一。無疑，《收穫》編輯部的編輯是最好的編輯。《文化苦旅》是這個最好團隊生產的文學作品。

《文化苦旅》當然沒有其他文化大師的飄逸感、脫俗感，但它有一種當代感：就人們關心的文化事件發言。在同題作文的比較中，這本書是最好的。至今也仍然是中學生最好的課外讀物之一。

在1988年那麼早的時期，餘秋雨將敦煌文物的歷史講的足夠清楚了，甚至講了外國文化盜賊盜取了敦煌文物，實在令人氣憤，但更令人氣憤的是當時的中國政府。

在《風雨天一閣》裡，餘秋雨以他煽情的筆調講述了大多數文人聞所未聞的文化傳承的問題。當時，人們所談的文化，僅僅是地方副刊上有權有勢者佔領的腐朽版面，充斥著無病呻吟與空洞口號。在這種蒼茫時刻，餘秋雨將所謂封建時代舊文人舊商人的功績化為一片繁花似錦來談，已經很不容易了。

這裡不談餘秋雨的所謂人品問題了。我在這裡已經講清楚了這個問題：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421085811793461505/

人品與文品要分開談。

轉引一段林賢治的評價

　　餘秋雨暴得文名，在於“邊緣文學”著作《文化苦旅》。在大風暴之後，他以一種為評論家所稱的“文化隨筆”，把人們拉回到往古的廢墟里去。除了後來出版的集子《霜冷長河》，所寫大抵屬於遺址文化、典籍文化，其實也就是死文化；不同於汪曾祺的吃，賈平凹的性，以及活在他們中間的風俗文化。賈平凹重現世的，餘秋雨重歷史的；賈平凹要“受活”，餘秋雨要“反思”；賈平凹要玩，要趣味，要自在，餘秋雨則總是要感到“一種沉重的歷史氣壓”的籠罩，縱然他一再自稱是“靠賣藝闖蕩江湖的流浪藝人”，卻不見半點惟漂泊者所有的孤獨與悽苦。餘秋雨身為學者，這種身份的認同感，會使他最後“迴歸於歷史的冷漠、理性的嚴峻”。但他又不失為才子，有“萎靡柔弱”的一面，故而也會“無端地感動，無端地喟嘆”，希望文字能有一種“苦澀後的回味，焦灼後的會心，冥思後的放鬆，蒼老後的年輕”。如果說賈平凹生活和寫作在較為純粹的中國舊文人的陰影裡，那麼，餘秋雨則生活在“王朝的背影”裡，是兩種不同的黴味。

　　在返回歷史的旅途中，餘秋雨把注意力集中在兩大勢力上面，就是權力者和知識者。無論對其中哪一種勢力，他都不曾持批判的態度。由於缺乏某種較為固定的審視的框架，在中國歷史上不斷重演的許多殘酷的血腥的情節，都在陳述中彷彿一下子變得輕鬆起來，成了可以避免的偶然。

　　在名篇《一個王朝的背影》中，餘秋雨讚頌大清康熙皇帝“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人格比較健全”，說康熙的避暑行宮即有名的“避暑山莊”是“中國歷史命運的一所‘吉宅’”，感嘆說：“他是走了一條艱難而又成功的長途才走進山莊的，到這裡來喘口氣，應該。”在餘秋雨看來，正是康熙聖明的“王道”，致使漢族知識分子與之“和解”。文中列舉了為康熙王朝服務的大知識分子黃宗羲、李顒等，說：“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態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於是反詰道：“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麼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麼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政治軍事，不過是文化的外表罷了。”還指出，雍正帝寫《大義覺迷錄》也是頗為誠懇的。文末寫到王國維殉清事，說這正是文化與朝廷分不開，是漢族高層知識分子與朝廷產生的某種文化認同尚未消散的表現。結尾處寫道：“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他們的生命，只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明末以後是這樣，清末以後也是這樣。”在這裡，歷史的真實性被抹殺了，曾經存在於歷史上的民族和階級的鮮明界限被抹殺了，那些曾經激盪過數代人直至孫中山章太炎魯迅一代的政治軍事和思想文化的鬥爭，都成了不足輕重的兒戲。無利害、無是非的混沌的“文化生態”代替一切，高於一切。魯迅的早期著作姑且不說，他在晚年寫的《隔膜》、《買〈小學大全〉記》、《隨便翻翻》、《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等多篇文章中，都曾援引大量史料，揭露了清王朝的文字獄的兇殘。其中有記錄說，一些被征服者就是因為“隔膜”，相信了清朝統治者用的中國的“愛民如子”、“一視同仁”的古訓，上了如餘秋雨輩說的“誠懇”的當，“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結果被殺掉。魯迅明確指出：“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制’，都是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於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捨，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於‘七經’，‘二十四史’，《通鑑》，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鑑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這樣的結論，同餘秋雨說的完全兩樣。魯迅還認為，倘有有心人將有關史料加以收整合書，則不但可以使我們看見統治者那策略的博大惡辣，手段的驚心動魄，還可以因此明白，我們曾經“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令人感興味的問題是，“餘生也晚”，何以竟如此清楚“好皇帝”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英明偉大呢？何以獨獨喜歡選擇知識分子服事與身殉一個王朝的這樣一節故事呢？還是魯迅說得好：“事情早已過去了，原沒有什麼大關係，但也許正有著大關係，而且無論如何，總是說些真實的好。”在餘秋雨這裡，文化是一堵屏風，遮蔽了真實。他所以如此，無非借維持所謂的“文化生態”，為古今知識分子的變節、附逆、賣身投靠權勢者的無恥行徑而極力辯護、開脫罷了。

　　餘秋雨明顯誇大了文化的價值，把文人當作“人文”的代表，儘量加以美化。《流放者的土地》瀝述清朝流放犯在邊地留下的文化福澤，讚美他們“內心的高貴”；《千年庭院》寫書院講學的朱熹，如何以振興教育為念，“恢復人性，改變素質”，冶煉“文化人格”。文化知識的傳播功不可沒，但是，在這中間，官方意識形態對人性人格的消蝕和破壞，知識傳授者其實也是說教者的奴化心理，則根本不曾引起餘秋雨的注意。文中引朱熹的話說：“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為統治者服務，為國家服務，這種人生價值觀念是作者所認同的。在餘秋雨的書中，知識者充滿著對權力的渴慕，為事業計，不惜迎合與周旋；自然也得保留一點自尊，即所謂“文化人格”，說穿了不過“面子”而已。在《風雨天一閣》一文中，餘秋雨把藏書樓天一閣的歷史看作是“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盛讚建立人範欽——官至兵部右侍郎——的“基於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以及藉以支撐的一種“冷漠、嚴峻”的意志力。相反，文中對另一位藏書家豐坊，則批評說是“太激動，太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後左右，太隨心所欲”，“不懂人情世故”，“太純粹”，“缺少旋轉力”，故而事業無成。餘秋雨從文化史中讀得出來，文化人的命運總是任人擺佈，不能自主的。“‘文章憎命達’，文人似乎註定要與苦旅連在一起。”“中國文人的孤獨不是一種脾性，而是一種無奈。”在渴望自主和依附均不可得的時候，為了結束精神苦旅，餘秋雨欣賞歷代受挫敗的文人的種種解脫法。一是精神勝利，以文化的永恆也即“三不朽”的“立言”為資本，保持對實際勝利者的傲視，再就是取法老莊及佛教，力求超脫，淡泊和靜定。據餘秋雨的書說，蘇東坡就是這樣“突圍”的。但是，對於世俗的利益，餘秋雨是頗為看重的；從《廬山》的一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所謂文人在他心目中的真正地位是什麼。面對廬山先為政治家所獨霸後為中外大官人、大商賈所共佔的事實，他憤憤不平地問道：“難道，廬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緣分？廬山沒有了文人本來也不太要緊，卻少了一種韻味，少了一種風情，就像一所廟宇沒有晨鐘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沒有流盼的眼神。沒有文人，山水也在，卻不會有山水的詩情畫意，不會有山水的人文意義。”又說：“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來的，但鼓吹得過於響亮了就會遲早引來世俗的擁擠，把文人所吟詠的景緻和情懷擾亂，於是山水與文人原先的對應關係不見了，文人也就不再擁有此山此水。看來，這是文人難於逃脫的悲哀。”這是一種醋意。

　　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種儒道互補的處世原則，原也是對大儒，即多少具有獨立人格的大知識分子而言的。餘秋雨，作為一般文人，我們自然不必以“兼濟”之志相要求；他常常寫到退隱，但也絕非“獨善”，因為這是需要具備自省的能力的。他認為，退隱“與顯赫對峙”，“與官場對峙”；而“最佳的隱潛方式”則是：“躲進江南小鎮之中”。這是一種頗為獨到的眼光，他說：“山林間的隱蔽還保留和標榜著一種孤傲，而孤傲的隱蔽終究是不誠懇的；小鎮街市間的隱蔽不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殘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過得十分舒適，讓生命熨貼在既清靜又方便的角落，幾乎能夠把自身由外到裡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隱蔽的最高形態。”他不滿於蘇州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也都因為具有“小”的格局，是“中國文化寧謐的後院”。關於蘇州，他沒有盛讚“聖朝氣象”的種種，著眼的是其中的“輕柔悠揚，瀟灑倜儻，放浪不馴，豔情漫漫”。唐伯虎是此間的著名人物，稱得上“非官方文化”的代表，餘秋雨稱之為“躲在桃花叢中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大約是把他當作處於仕途不暢階段的文士的一個樣板的罷？魯迅曾經說過，中國的隱士是最接近官僚的。餘秋雨抱同情於文人的“隱蔽”，雖謂是不得已，但也不失為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用他的話就叫“人生正規化”：在保全生——現代相對應的語詞就是“安全感”——的基礎上，如何以最穩妥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價值，既可避免官場的紛擾和險惡，又能獲得一切，“精神”與“體魄”兼全，“深邃”和“青春”同在，無衣食之虞，而有園林美女之樂，最終還可以讓歷史“把他的名字記下”。

　　餘秋雨的才子氣，在《吳江船》中有著最為惡俗的表現。文章以文革為背景，寫大學生派出的戰鬥組，由工宣隊率領，在農場進行“鬥批改”的情形。當時，“提思想、排疑點、理線索、定重點”，有好幾個“小集團”被清查出來，在公佈的名單中，有一個據說罪行最嚴重的女學生投湖自殺了。文字很有詩意：“她的衣衫被撕開了，赤裸裸地仰臥在岸草之間，月光把她照得渾身銀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兒。”接著寫搖船運送遺體，夜經垂虹橋，這時，作者就引了宋代詩人姜夔與他所愛的姑娘小紅坐船的記遊詩：“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如此把悲劇喜劇化，情趣化，以美掩蓋罪惡和痛苦，簡直到了沒有人氣的地步！

　　一個對身為“御用文人”的歷史諱莫如深的人，一個對他人的苦難如同隔岸觀火，毫無惻隱之心的人，一個對自己的美豔生活津津樂道的人，一個對大眾傳媒深感興趣，積極進行自我炒作的人，有什麼可能具有所謂的“歷史滄桑感”和“人生滄桑感”呢？餘秋雨散文中的所有材料及其粘合劑，其實都是從死人那裡借來的，是以一種呆板的書面語言，程式化的結構，對古代知識分子軼事的拼湊和複製。沒有自己的真聲音，只有一副柯勒律治說的“假嗓子”。最明顯的是《道士塔》對道士的描

餘秋雨一位行走在中國文化中的現代作家，他苦苦探尋的不僅是優美的文字，更是文字背後的中華文化史。他徒步追尋一處處遺蹟，探尋它背後的文化故事。

餘秋雨簡介：

中國浙江餘姚人，當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學者，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家。秋雨先生的作品，優美、典雅、確切，兼具哲思和文獻價值。他對於我這樣的讀者，正用得上李義山的詩：“高松出眾木，伴我向天涯”。餘秋雨無疑拓展了當今文學的天空，貢獻巨大。

遇見餘秋雨其實是一本書的巧合，只因家中有本文化不苦旅，再見文化苦旅散文集時是那般驚詫與好奇，於是便有了這遇見。未曾想這匆匆的遇見，就深深的喜歡上了他的文字。

一本《文化苦旅》的中國之旅竟然是餘秋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之旅。他從故鄉一路走來，走過李冰修葺的都江堰，在那裡為這造福千年的工程感嘆。

敦煌莫高窟

他經過敦煌的莫高窟，告訴我們莫高窟幾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文明的興衰史。並帶領讀者從跨越千年的魏晉南北朝開始，一頁一頁翻閱著中國文化史的畫卷，欣賞著不同時期文化的差異和內涵。略帶悲涼的看著中華文化從唐宋的鼎盛一步一步走向落寞。再用悲傷的眼睛看著清朝，民國時一些人為了金銀拿著老祖宗的文化遺蹟和文物變現的一幕又一幕。當看到這裡時，相信每個讀者都希望自己可以出現在那一刻，去阻止那一幕的上演。

餘秋雨-陽關雪

路過沙漠的泉，再尋訪到“西出陽關無故人”的陽關，一同探尋“陽關”的歷史，還有王維那個時代中國文人敢於走出去的個性。雪後的陽關平添幾許悲涼，厚重的歷史被埋在了雪下。

在西子湖畔，餘秋雨在帶領讀者領略西湖美景的同時，將杭州，西湖為什麼可以出現後世繁華的原因娓娓道來，原來東坡居士，白居易在這裡為官時留下的不僅僅是無數為後人稱道的詩詞，更多的是為西湖治理和生態的改造而付出的努力。在這裡他們更多的不是詩人，他們是建築師，是水利工程師，他們為這後世聞名中外的西子湖畔打下深厚的基礎。先有生態而後有文化，這個道理，一直被杭州雄辯地演繹著。正是有了很多代人的努力才成就了西湖，成就了杭州。“很少人會想到，全部精彩都維繫在一條十分脆弱的生態莖脈上，就像一條搖擺於汙泥間的荷枝，支撐著田田的荷葉、燦爛的荷花。為了救護這條時時有可能折斷的生態莖脈，曾有多少人赤腳苦鬥在汙泥塘裡。”

就這樣一路慢慢行來，有像李冰，蘇軾，白居易這樣一個個鮮活在歷史人物，陽關雪，Murano，莫高窟，槐樹下的山西，一個個歷史故事走入眼簾。

讀著《文化苦旅》就彷彿走過那條長長的中華文化之路。也終是明白了作者為何說文化苦旅，原來文明之路本就是一條充滿苦難修行之路。

今年有機會到西北去旅行。說的是旅行，不是旅遊。難受頗多。摘錄一下自己的心得。

有花有樹固然好，那無際的沒有生命痕跡的荒漠沙丘戈壁，則是另一種美，因為遼闊本身也是美。心情鬱結時，會到海邊吹吹風，看到遼遠的海面，瞬間被治癒。空間大了，格局也漸漸變大，人也變得開朗許多，所以，久居斗室者必困於心。在大天大地的西北無人區飛奔時，那一刻，我們太渺小，世間事也太渺小，那樣放肆那樣放縱，豈是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裡可以實現，豈是蜷坐一隅喝酒打牌者可以體味。那高天流雲，那風舞黃沙，又豈是隔簾看花，臥榻聽雨這樣小我的境界可相提並論。所以，西北的美並不是拍幾張頗用心思的照片就可以描述的，他的美，你只有走近他才能體會。

可是，西北的美不止於此。漫漫絲綢古道上，那麼玉門關千年不朽，嘉峪關依然雄渾，古時的輝煌不是一種美嗎？曲折的盤山公路，新興的沙漠綠洲，今人的智慧不是一種美嗎？翻越祁連山，行駛在蜿蜒的公路上，享受著歷朝歷代堅守的成果時，忽然感覺到，當我們詬病國家的各種問題時，似乎有失偏頗了。剛踏上西北的土地時，我曾感嘆，像這樣的地域，擁有再多又有何用？“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從古至今，國家與這裡分分合合反反覆覆，雖人煙稀少，可投入巨大從未放棄。若把這裡贈送給一般的小國，想必也是不敢輕易接受的，修一條貫穿東西的高鐵或者公路，國庫大概就要見底了。我們不離不棄，寸土不讓，是捍衛一份尊嚴，其實也是在守著老祖宗留下的基業，是一份無限大的責任。

我似乎明白了餘秋雨《文化苦旅》中的“苦”，這裡不僅有路途艱辛，更有文明產生、傳承、相容過程中的苦澀。

世人對餘老褒貶不一，有人說他是文人，有人說他是文痞只會用渲染文化之悲來荼毒一代人而已。

文化苦旅這是他所受爭議最大的作品，從它的新版小敘就能看出為了讓我們重新認識他這個“不聽話”的孩子做了不少的鬥爭。而我，剛好有空能靜下心去了解這部所謂偏執的作品。

相比千年一嘆對世界千古文明的追憶遠遠沒有苦旅為我帶來的共鳴大，它的每一個字就像一句腳步聲踏擊著我的心靈，也許是它太沉重或者是餘老的文筆太沉重，彷佛像一個年邁的滿臉都是褶子說話都喘著粗氣的老人在向我訴說曾經我們的家園，我們的精神文明，它是如何的意氣風發又是變得如何彷徨敗落，我只能用無能的眼淚來宣示我對文化對歷史的委屈。

苦旅不是衣著襤褸背井離鄉的流浪，而是真正的心靈上的遠行，它飽含著記錄者的痛苦，因為他承受著無可奈何的委屈，他不堪重負，只能透過矯揉造作的文字來宣洩，這是真正的苦旅。

12年前，我呱呱墜地。那時06年，中國的文學剛剛恢復元氣，然而那一本驚豔世界的《文化苦旅》卻已誕生數十年。今朝品讀，只覺：厚重。

也許因為閱歷過淺，我仍不明白為何苦旅會被汙衊至此。只好細細回味，能尋得些蛛絲馬跡。

最愛講蘇東坡那一篇。如此天縱之才，不應被恭謹敬重嗎？原因說來簡單，嫉妒而已。想來所有人都是仰慕著蘇軾的，不過做一個設想，將東坡才情比成沙，眾人嫉妒比成篩。一人嫉妒顯然不會改變什麼，可再多才情也抵不過萬千小人磨折。幸而才情夠多，引來了仁義之士，即將消耗殆盡的沙還不至於溜光。

《詩三百》與《楚辭》，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然楚辭現在僅僅為人取名用了，詩三百卻不至於如此凋敝。以個人之解，淺談一二。

楚辭，是浪漫華美的文字。足夠針砭時弊，為當時敬重。然而這種神遊八表的浪漫，又覺得是自我麻痺。屈靈均！你真的甘心與仙人神獸為伴？這種消極的態度，歷來不為中華人民所愛。華夏的磨難夠多了，我們維持生計的不是水米，是一口氣兒，不言敗的氣兒！詩三百顯然更真實。同樣華美，有些哀嘆讓你心生無奈，有些淳樸讓你感動會心……又想想秦漢魏晉唐宋元明清，時間也溜得快。

哈哈，扯得太多了。說這麼多，就為了證明宋朝不是文化巔峰，天才總是孤獨的。又覺自己過於可笑，毫無根據的臆測！

這裡就能顯出秋雨先生的風采了。他的作品，絕不可能句句與史實無異，不過卻能讓你感同身受。而我的瞎扯估計各位也難以入眼，哈哈～

有人說匠氣太重，我到不覺。一千個讀者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秋雨先生，是中國現代的文學良心。

文化智慧更多的在聖賢原著裡

自從一讀《紅樓夢》，不看人間糟粕書。在此書僅限於文學藝術，否則可看的書實在太多了，孔孟老莊、宋明理學、四庫全書、二十五史、資治通鑑、儒藏、道藏、佛藏等等。中華文明浩浩蕩蕩五千年，留下多少可以巋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寶藏啊！在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面前，其他作品都顯得黯淡無光，準文人的文學作品就更沒法看了。對餘秋雨的著作很少關心，因兩次被邀請回答這個問題，就耐著性子把他的系列文章如《文化苦旅》《山居筆記》《老子和孔子》等都看了一遍。

當努力尋找文章中所蘊含的中國文化精髓時，卻總感覺作者在與人捉迷藏，有時偶爾觸及某一個點，卻總是淺嘗輒止不得其要，或許這是準文化作家的特點吧。餘秋雨先生的文字比較容易被未進入社會的學生所歡喜，至少在他出名的年代應是如此，因為學生正處於對未來充滿好奇與聯想的年齡，而文學表達往往稍微欠缺，文字也常跟不上聯想的腳步，自然在遇到類似意識流作品時，易驚豔於情感也能似記流水賬般的用語言描寫和表達，易共鳴於說話無須那麼多填空判斷式的確指的約束。而人之常情的相契往往會讓不諳世事的讀者得到一種確證自我存在的滿足感。作為寫作啟蒙，他的作品對寫作來說還是有些價值的，但僅限於此。

餘秋雨現象還有一個更深沉的原因，即以前的教育從來沒有告知學生，中國文化是世界文明中最璀璨的明珠；更沒真正讓學生弄明白，中華文明為何那麼偉大與不朽；也沒有鄭重告知學生，大部分的文化成果都被老祖宗記錄了下來。以至於當有人稍稍涉獵古人的典籍，天馬行空地駕馭文字似夢如幻時，讀者輕易地被感染進而認為作者很有智慧，很有學問。可正是在這種看似厚重實則淺薄的陶醉下，作者的智慧已摔碎了一地。

餘秋雨先生的文章，涉及到的歷史知識有一定的真實性，也有部分戲論及自娛的成分。真實性佔8分，戲論佔2分，也可以算是對歷史的個人觀點。雖從學術角度看，多少有些嚴肅不足聯想有餘，但也沒必要過分苛責，畢竟只是準文人的自秀情結，大多數言論對外人也沒多少攻擊性。然而必須明確的是，真文人是象文天祥那樣具有凜然氣節的仁義君子，真實的學問是徹骨徹髓頂天立地的學問！

如果說世界上有哪種文化，僅憑文字就能讓人熱愛生活，且持久而恆常，那就是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封建腐朽的不是儒學，恰恰是侵蝕了儒學的那部分。而餘秋雨先生於正統儒學的學問僅停留在訓詁層面，於真義可謂零深度，反而對封建腐朽這部分的研究和評論似乎更有所獲。這也是讓人深思的人文現象。作為文化學者，更多的責任在於深入文化的寶庫中探索，而不是在寶庫周圍轉悠擺pose，卻始終進不了門檻。

不知不覺說到關鍵處了，什麼是真學問？真學問即實證良知本體，那是一種內在的生命體驗，不是空想出來的。沒有深刻的真實體驗，又怎麼能寫出如聖賢文章那樣洞徹真理的文字呢？體會深則文字深，體會淺則文字淺。《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王陽明說：“良知（本體）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 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李顒（李二曲）也說：“人人具有此良知良能，隨感而應，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騎驢覓驢，是以謂之百姓。學之如何？亦惟求日用之所不知者為知之耳。”

儒家把良知分疏為本然良知、現實良知、悟得良知、發用良知。現實良知為常人生活中的良知，有被汙染雜妄的一面，也有天良真誠的一面，其真誠的一面時有顯現，即《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等四端，這是從事的後天層面而言。若從良知本體層面言之，其心體本然真態仍在，只不過較微弱難以顯現而已。王龍溪說：“當下本體，如空中鳥跡，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用，當體本空。” 《孟子·公孫丑上》中有 “凡有四端與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

二曲對悟得的良知本體景象有較完整的敘述：“虛若太空，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山嶽。靜而虛明寂定，是謂未發之中；動而虛明寂定，是謂中節之和。” 此良知本體超越心與物的意識形態之上，在現代西方哲學中，恐怕還沒有相應的名言來比擬，無以名之，暫稱之為“超心物的哲學”，以俟大俗大雅君子之教正。

而孔子隨心所欲不逾矩的真實境界，更是準文化作者未夢見在的，在此引錄另一位大儒的話以喚醒夢中人！

王時槐(王塘南)：人在生理中，猶魚之在水，由中徹外，無之非是。此理塞天地，亙宇宙，無微可間，無時可息，本性空寂，而非冥頑。其中自有這段生生不容已之幾，瀰滿充周，活潑圓融，孔子所謂“逝者如斯”，《詩》所詠“於穆不已”者是也。須知此理，乃為知性。程子曰“天道運而不已，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皆以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先儒嘆自漢以來，學者未知此義，豈不然哉？

王時槐：嘉靖進士、嘉靖南京兵部主事、萬曆貴州參政

後 記

為了便於理解，簡單解釋一下，其實上文已經將完整的過程說的比較清楚了，如果多看幾遍，應能領會到更多。比如發用良知即王陽明所說的“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也是走向“隨心所欲不逾矩”或明儒薛瑄所言“此心始覺性天通”的過程。

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仁義禮智不是外來的，是每個人固有的。上述“四端”都屬仁顯露的端倪，若於此時體認，則屬識仁體(即良知本體)之良法。

關鍵在於體察“四端”顯現時的內在心志與感受，那是仁心在生命、心意層面的氣化反應，該反應之內在氣機變化的真實狀態是仁心的狀態與感受的根據，敏感的人能感受到這種狀體。

對此狀態，任持之，擴充之，則能逐漸領悟到“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的真實含義，而不僅僅是一種道理。將此所得及於人倫與萬物就是儒家以仁經世的精髓！

參考書目（按年代順序）：

1. 《 孟子》 孟軻

2. 《傳習錄》 王陽明

3. 《王畿集》 王龍溪

4. 《王時槐集》 王塘南

5. 《二曲集》 李顒

6. 《原儒》 熊十力

7. 《李二曲研究》 林繼平

8. 《儒家內聖修持輯要》 甄隱

9. 《傳統修身法理》 尹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