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1397)的會試,主副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從全國幾百名舉人中,點出52名貢生,其中又以宋琮為貢生第一,上報給了皇帝。

經皇帝過目,會試發榜。貢院的負責官員將貢生名單抄錄在黃榜上,張貼在貢院門口。

然而黃榜剛一貼出,立即群情譁然,引來紛爭。黃榜上北方舉子統統落選,從第一名的宋琮到最後一名的劉子信,全部都是來自江南的考生。

接下來的殿試,福建間縣的陳某又被取為狀元,北方舉子愈發不滿兩。

於是他們認為,由於主考官翰林學士劉三吾、副主考官白信蹈都來自南方,就有意壓制北方オ子而祖護南方人,使得南方的考生都得以高中,而北方考生無一中選。

這一說法很快得到大多數北方舉子的認同,群情激憤,不肯善罷甘體,紛紛揚言鬧事。他們用泥團土塊將高懸的黃榜打得七零八落,隨隨後召集了一些同樣不滿的落第學子,浩浩蕩蕩地向禮部闖去。

禮部接到控訴劉三吾等人私取同鄉的奏報,趕緊請來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錦衣衛,鎮壓考生遊行隊伍。然而事態越鬧越大,還沒有離開京城的北方考生再度組織遊行示威,並且寫了大批字帖貼滿了南京的大街小巷。

禮部見大事不妙,便立即向朱元璋上書彙報。朱元璋異常震怒,決定親親自查間主考官劉三吾。劉三吾飽讀詩書,才學名譽江南,自擔任翰林一職以來,已逾幾十年。

如今85歲高齡的劉三吾,已經是首席侍講翰林學士,且被委以授東宮太子經的重任。劉三吾對朱元璋說:“北方在元朝的殘酷統治下民不聊生,連年戰爭對當地文化教育推殘極大。

這些年來,北方舉子文章遠不如南方舉子,成績相差愈發懸殊,已是不爭的的事實。所以才會出現南優北劣的局面。

朱元璋其實本來就對南方地主知識分子有些不滿,又因為國家要加強北方邊境防守,北方正是用人之際。這一科選出的進士都是南人,他就有些不快。於是他又下今翰林院侍講張信主持會試複查。

經過20多天的鎖院查卷後,張信向朱元璋如實稟告複查結果:“南北考生成績相差確實懸殊,就連最後一名的劉子信,也比北方的優秀者高出許多。

北方人的試卷,僅能列為第53名,不能重新更動。朱元璋聽後,認為是張信故意把成績差的試卷拿給他看,勃然大怒,命令刑部立即捉拿劉三吾、張信、白信蹈三人,嚴加審問,要求他們說出會試實情,結果刑部同騰了好幾天大人仍舊絲毫不肯改口。

刑刑部官員只好拿出之前辦胡案、藍案時大攜刑訊通供的本事來,還將三人家著幾百口全部打入天軍,終於查出了一個涉及600多人的大型“徇利弊”集團,上報

事件的來龍去脈

明王朝洪武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397年，在這一年，一場科舉考試引發了一系列的動盪。

所謂“春夏榜案”，即是“南北榜案”，事情的來龍去脈也很好了解。二月會議，朱元璋以劉三吾﹑白信蹈為考試官，進行這場考試中“優等生”的篩選，又經三月殿試之後，做出了一份錄取的排名，而所錄取的51人，全部是南方人，也稱為“南榜”。

此次事件的後果，就是北方不滿，畢竟北方人沒一個被錄取的，這怎麼可能讓北方接受呢，於是乎，就有了北方人的聯名上疏，民間對此議論紛紛，甚至於，還有當街攔住官員告狀的，朝堂之前，更有監察御史對此事的質疑，朱元璋針對此事，下令“徹查”。

可是，徹查之後，遞交到朱元璋那的結果，就是經過複閱，以及仔細的稽核內容，認定北方的考試文章確實不如南方，本次錄取，絕對是公平公正，沒有什麼黑幕的。

這種結果一出，不說朱元璋怎麼想，朝堂上的北方籍的官員就已經炸鍋了，紛紛表示無法接受這個結果，要求再次稽核，民間輿論更是愈演愈烈，亦有說主考官收了賄賂，以及調查小組故意用差的試卷複核等聲音的出現。

朱元璋對此是怒氣沖天，不管是對考生還是對百姓，此事都要有個交代，五月份下詔，嚴懲劉三吾等一批牽扯進來的官員，有的發配流放，有的處死，並在六月份，朱元璋親自過問考試一事，欽點錄取一批人，而這次錄取的全是北方人，此稱為“北榜”。

這個事件，怎麼說呢，可以說是“由一場科舉事件而引發的政治事件”。

南北榜案的原因出在科舉上，錄取的人是一邊倒的情況，自然引發了另一方的不滿，而不管是最初的全部錄取南方人，還是後來的全部錄取北方人，都是凸顯出了一個詞——平衡。

南北榜案之後出現的“南北取士”，則更有利於統治者進行全盤的利益均衡掌控，透過一種科舉上的平衡，來擴大統治者的統治基礎以及更好的籠絡士人。

所謂“春夏榜案”，是指洪武三十年的科考，上榜51人的籍貫全是南方人，無一個北方人，然後有人“舉報”南方人主考官舞弊，朱元璋派人調查，認為確實有人舞弊了，於是大興牢獄......。

如果一定要說"春夏榜"是一起舞弊案的話！

因為朱元璋在此案中“包藏禍心”，玩殘了天下讀書人，故意找茬打擊南方士子的社會名譽，以抬高大明朝廷的美譽度。

可能有人要說，“你又來黑朱元璋，有意思嗎？”

朱元璋這個千年一遇的皇帝，雄才大略，謀計綿密，做事情從來是千萬裡伏筆，長線堅忍，時機一到，雷霆萬擊，無人能逃，無處可逃！

話要從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說起，自大宋開始有意識的“重文輕武”以來，中華大地形成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社會氛圍。

一個人只要會讀幾本書，識得幾個字，哪怕手無縛雞之力呢，那麼長的妖魔鬼怪呢，哪怕任何生活能力也沒有呢，老百姓們也視他們為人上人，聽他們的話，服他們的管，地方事務全被他們把持。

比如“范進中舉”就形象的說明了這個問題，人人瞧死了的窮酸范進一中舉，地方官馬上送錢送地送房攀親戚。

到洪武三十年的時候，大明社會承平日久，不見兵戈，天下所有人家，只要稍微有點餘糧剩錢，一定要供養一個子弟去讀書的。

尤其是經濟發達的南方地區，讀書科舉的風氣非常濃厚，家家戶戶不惜財力，不惜人力的辦學興教，要是用現代語言來說——南方地區“升學率很高！”

社會上讀書識字的兒童超級多——因為不缺錢不會失學，基本上都可以考上童生——勤奮點的童生，家教嚴格教師負責點的童生，基本上都會考上秀才——有點聰明再加上堅韌不拔再有點運氣，還有財力支援的基本上會考上舉人——然後會考上進士，榜眼，探花，狀元。

因為北方經濟不如南方發達，不是因為北方人比南方人笨，而是地理水文的緣故，南方水網發達，莊稼一年兩熟或者三熟，氣候溫暖，房前屋後，僻山野溝也可以種桑養蠶，找錢很容易。

北方風硬天寒，生存比較艱難，人口亦少，連首都也是南方城市南京，北方缺乏消費市場，市場經濟也起不來，家長們有心讓孩子們讀書也無力買書延請教師呀！不要說什麼狀元探花進士舉人了，連學齡兒童能如願讀書，一個村子也沒有幾個的。

一句話，入學率都不忍淬讀，談什麼升學率，談什麼考秀才，中舉人，做狀元呢？

就算有家長砸鍋賣鐵送孩子入了學，絕大多數的孩子還是會失學的，因為財力不繼也。

按說呢，這也是沒有辦法，考場嘛！各憑自己本事考唄！別人家有錢讀書也是人家父母努力的結果，算是“公平”！

但是，大政治家朱元璋的“公平”不能這樣“公平”，他需要更廣泛意義上的“公平”，他需要全國一盤棋的發展，他既需要南方人也需要北方人進入他的朝廷做官。

到1397年（洪武三十年）這一年春天，天人舉人聚集南京都城，參加禮部會試，南方人翰林學士劉三吾主考，榜發之時，全榜51人皆為南方人，落第的舉人們惱羞成怨，紛紛上書“告發”劉三吾身為南方人偏袒南方人，有意識的不讓北方人進士及第。

稍微有點思考能力的也會明白這是誣告，以朱元璋殺官鎮貪的“野蠻作風”，一個合情合理只是不合法的“空印案”朱元璋殺官吏好幾萬。

劉三吾怎麼敢袒護整個南方地區呢？就算他打算在主考時候弄錢，也只會南北方通吃呀！何苦做的這麼明顯呢？

我們一定要相信，經過朱元璋30年的鐵血治理，大明官員們是很老實的，無人敢欺騙朱元璋的，你能比李善長，胡惟庸還聰明嗎？

調查的人回報說：“北方士子的試卷，不僅文采、立意各方面都明顯質量不高，而且還有很多觸犯忌諱的語句。因此認定本次科考公正性毋庸置疑。”

落第的舉人們更憤怒了——說舞弊呢，你幹麼汙人文采不好，你要幹啥，你們和劉三吾是不是一夥的呀！

於是，紛紛向朱元璋告發——他們故意的抽出水平低的文章糊弄您呢，陛下，他們欺負您學問不高！

朱元璋大怒，下令主考官劉三吾充軍，狀元宋琮充軍，其他人等一律剝奪功名，殺的殺，貶的貶，一切重來，再考一次。

然後，當年夏天就又考了一次，錄取的全是北方人，算是為朝廷注入了一點“北方人”新鮮血液。

第二年，他下令——以後科舉，天下士子按其所在地區，各憑本事考試，決出優勝者，然後再進京統考，人為的提高了落後地區的“升學率”。

自此以後一直到大清朝，皆沿用了這種“分區劃線”的發掘人才制度，證明了這個辦法好用，這已經類似於現在的高考制度了。

只是可惜了劉三吾，宋琮一眾人等，明明十年寒窗苦讀，沒招誰沒惹誰，好容易金榜題名了。

有什麼辦法呢！古來的帝王之術皆是如此，“借我人頭一用”！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爆發了一場著名的“科舉舞弊案”，因朝廷先後於春夏發榜兩次，故稱“春夏榜案”，又因兩榜分別錄取南北學子，因此也稱“南北榜案”、“南北榜之爭”，還因主考官為翰林學士劉三吾，故也稱“劉三吾舞弊案”。實際上，這次事件並非是真正的科考舞弊，而只是所謂的文人“風骨”所導致的一場政治風波罷了。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又到了三年一度的科舉會試時間，經過反覆斟酌，朱元璋最終任命85歲高齡的翰林學士劉三吾為主考，王府紀善白信蹈為副主考（紀善為王府屬官名稱）。

科考進行的很是順利，經過二月會試以後，劉三吾、白信蹈先後錄取宋琮等五十一名學子。三月，經過廷試之後，最終以陳安阝為狀元、尹昌隆為榜眼、劉仕諤為探花，併發榜公示。因為發榜時為春季，故稱為春榜；又因所錄取的五十一人全部為南方學子，故也稱南榜。

發榜之後，北方學子見錄取者皆為南方人，而北方學子竟然全部名落孫山，再加上兩名考官皆為南方人，因此難免懷疑其中有鬼。於是，僅僅六天之後，落第的北方舉人聯名上疏，跑到禮部衙門鳴冤告狀，言稱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徇私舞弊，偏袒南方舉子，更有數十名考生在街頭沿路喊冤，甚至攔住官員的嬌子上坊告狀。

如此情形之下，坊間頓時遍佈各種謠言，有人說主考官收了錢，也有人說主考官“地域歧視”，總之沒有一個人相信這份皇榜是真實可信的。事情經過發酵，很快便從民間滲透到了朝堂之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熱議，先後十多名監察御史上書，要求朱元璋徹查，而朱元璋的侍讀張信等人也懷疑此次科舉有鬼。

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詔，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王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和蕭揖，以及已經廷試取錄的陳安阝﹑尹昌隆﹑劉仕諤等十二人組成“聯合調查小組”，從落第舉人的試卷中每人調閱十卷，增錄北方舉子。

然而，調查小組經過數日的複核，到四月末終於給出了調查結果，但這個結果卻讓朱元璋瞠目結舌。經過複核後上呈的試卷，不僅文理不菲，甚至還有犯禁之語，由此也反映出，春榜所錄取的學子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結果一出來，不僅北方落第舉人無法接受，就連朝中的北方籍官員也開始懷疑其中有問題，畢竟朱元璋是自南方起兵北伐奪取的江山，朝中南方官員極多，北方官員自然有所懷疑。於是，北方的官員要求朝廷再次選派得力官員，對考卷進行重新複核，並嚴查涉案官員。

之後，更是有官員上奏彈劾，直指劉三吾、白信蹈與張信等人勾結，故意以陋捲進呈。

到了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詔，說主持本次科舉的主考官劉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等人皆為“藍玉餘黨”，尤其是劉三吾曾於十多年前上書為胡惟庸鳴冤，因此認定劉三吾為“反賊”，結果，包括“十二人調查小組”在內的涉案官員全部受到嚴懲。張信被凌遲處死，劉三吾等人全部被髮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

六月，朱元璋親自舉行殿試，之後欽點韓克忠為狀元﹑王恕為榜眼、焦勝為探花，併發榜公示，因發榜時間為夏天，故稱之為夏榜；又因錄取的學子全部為北方人，因此也稱北榜。

該案造成的直接影響便是明朝從洪熙元年（1425年）開始，朝廷開始分南北卷分別取士。然而，南北分榜之後，卻又造成朝堂上的派系之爭，中榜的考生因地域關係親疏極為明顯，同榜之間的考生拉幫結派成為常態。

關於主考官劉三吾，《明史》對其評價道，“為人慷慨，胸中無城府，自號坦坦翁”，也就是說他乃是人品才學俱佳計程車林領袖，而朱元璋之所以會任命他為主考，也是考慮到了他的才學和品行，因此很難說他會在科舉中對考生進行偏袒。

事實上，此次科舉大案的發生雖然是個偶然事件，但卻有一定的必然性。自五代十國以來，中國政治經濟逐漸向南發展，南方的經濟文化已經迅速趕超北方，而北方則由於五代十國以來屢遭戰亂，百姓流離失所，北方學子在學風和學識方面已經與南方士子存在著較大差距，因此春榜錄取皆為南方學子，雖然有一定偶然原因，但同樣也擁有一定的必然因素。

然而，朱元璋本來就是一個疑心較重的皇帝，以明初的“空印案”為例，本是朝廷官員為了節省時間而取巧，朝廷也從未對此進行明令禁止，但朱元璋得知之後，卻擔心朝中官員彼此勾結欺上瞞下，結果釀成巨大慘案。到了南北榜案，由於春榜的確太過奇怪，而複核後的結果又大為出乎意料，他難免便懷疑朝中官員相互勾結，故意徇私舞弊。

此外，皇帝和官員所處立場不同也是此案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南北榜案爆發之後，面對北方官員學子的群情激憤，雖說南北學子學識差距明顯是客觀事實，但作為皇帝不得不考慮到北方官員和學子的感情，為了平息風波，為了朝廷的穩定，身為皇帝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做出妥協。然而官員卻不同，他們認為只要行的端、坐得正，沒犯錯就不該退步，更不該為了平息風波而做出退讓，這違反了他們心中的“道”。

劉三吾作為士林領袖，他更看重的是什麼？聲望、風骨、名士氣節而已，文人為了這些甚至可以不惜性命。如果他做出了讓步，那麼就等於承認了自己徇私舞弊，這對於他的聲望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更何況他已經85歲高齡了，為了身後名又何惜這條性命。

作為後世之人，其實我是比較理解朱元璋的，他之所以會在五月份突然態度強硬，之所以處置如此多的官員，其實惱怒的倒不是他們是否真的徇私舞弊，而更多是他們竟然為了所謂“風骨”而對江山社稷如此漠不關心，不理解自己的苦心。

若是真的徇私舞弊，為何主考官劉三吾僅僅流放，曾經質疑劉三吾、又負責稽核的張信卻慘遭凌遲，而戴彝、尹昌隆卻因在複核之後推薦北方士子而得以免罪？朱元璋此舉就是在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朱元璋之後釋出的夏榜更是將其狠辣的手段表現的淋漓盡致，幾乎就是在賭氣，你們既然敢全部錄取南方舉子，那麼我就全部錄取北方舉子，南方一個也不錄取。

如上所述，與其說此事是一樁科場舞弊案，倒不如說是因文人“風骨”而引起的一場政治風波。

其實，我們瞭解下明初的社會發展狀況，南北差異，就可以看出春夏榜案並不是一起科舉舞弊案，而是朱元璋借題發揮，限制南方的勢力過大，兼顧南北發展平衡。由此可見，“春夏榜案”並不是舞弊案，而且一場政治權衡。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的科舉考試照常進行，本來以為和往年一樣，又是“平庸”的一年，但是這一年的科舉考試“出事”了。

當時，透過科舉考試會試的一共有52人。後經過殿試，選定了狀元陳安阝、榜眼尹昌隆、探花劉諤，以及排出了二、三甲的人員。

但是，無論是一甲、二甲，還是三甲的名單，考中的52個人竟然沒有一個是北方人，全是南方人。於是，那些落榜的考生心裡不平衡，而且全是南方人，這樣不得不讓人懷疑。

最終，落榜的考生“聯名上書”給朱元璋，說劉三吾等人都是南方人，照顧老鄉，所以就不錄取北方人，事情越鬧越大。

三十年偕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預者。於是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

當時，朱元璋看到奏疏後，大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但是，劉三吾等人從落選的考生的卷子中又選取了比較好的一百多份試卷，每人十份，重新閱卷，結果還是沒有一個北方人。

後有人說“信等故以陋卷呈”，專門選一些差的卷子來審閱，卻不找好的。這次，朱元璋龍顏大怒，親自閱卷，錄取了61人。後經過殿試，選定了狀元韓克忠、榜眼王恕、探花焦勝，這61人都是北方人。

同時，這次負責科舉考試的劉三吾等人因此遭了殃，“信蹈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而且狀元陳安阝和探花劉諤也被髮配戍邊。

當時，由於劉三吾等人負責閱卷的考試在春二月，稱“春榜”；而明太祖親自閱卷的在夏六月，稱“夏榜”，兩次考試共錄取了123人，也被人稱為“春夏榜”，又因為春榜中錄取的都是南方人，而夏榜的都是北方，所以也叫“南北榜”。

“春夏榜”也成為明朝開國以來科舉的第一大案。但是，“春夏榜”案一直以來都被人認作是科舉舞弊案，是劉三吾等人在徇私舞弊，偏袒南方人，所以朱元璋才會大怒，是官員們自討苦吃。但是，這真的是一場舞弊案嗎？

首先，科舉考試按照正常的閱卷流程，全是南方人也是有可能的，並非天方夜譚。因為朱元璋時期，南方大部分地區平定時間早，較為穩定，不但經濟發達，而且文化水平也高，自然能夠較好地培養人才。

相反，在明朝建立後，北方並沒統一，到處都是割據勢力，經過幾年的戰爭才統一。而因為戰亂，北方的經濟文化與南方相比，是出於劣勢的。所以，僅依靠文化水平來決定名次，南方人數必定會高於北方人數。

比如，在洪武三年的科舉考試，經過會試一共錄取120名考生，經過殿試排出一二甲，其中南方的人數佔了大部分，單單浙江籍的就有31人，佔了三分之一。

從此可見，在某些特定的時間，錄取人數全是南方人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所以劉三吾等人未定是徇私舞弊。而且，以劉三吾為人也不會做這樣的事。

史書記載，“劉三吾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劉三吾城府不深，人品還不錯，不但自己不會如此做，也不會允許旁人做“舞弊”之事。

劉三吾“悚服頓首而退”，以此來看，劉三吾本來就在“南北差異”上得罪了朱元璋，應該是不敢在同一個問題上再次犯錯，這不是自尋死路嗎？而且，獲得前三甲的尹昌隆，後來也被重用。

這樣看來，“春夏榜案”未必是一場舞弊案，會不會有另外一種的情況存在？朱元璋在借題發揮，政治權衡。

當時，對於“春夏榜案”的處理是負責人處死的處死，發配的發配，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僅僅依考生的一面之詞，這懲罰似乎有點“小題大做”了。

其實，看下明初的社會發展狀況，就一目瞭然了，朱元璋不過是在“政治權衡”，目的是利於自身的“教化”推行，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

明初，南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反差過大，可以說是呈現出兩極化，富的富，窮的窮，是極其不利於明初政策和教化的推行，所以明太祖有可能借題發揮，以此案來平衡一下南北方發展，一場政治平衡。

首先，我們先看看明初南北方的文化差距。元末明初，經過十多年的戰亂，地區平定時間比較晚，元末一些文化政策落實也不到位，所以北方地區在經濟、文化上面都是遠遠地落後於南方地區的，這樣一來，南北方文化、經濟都是失衡的。

作為天下之主，朱元璋自然是希望其“朱家”可以傳個千秋萬代，國家可以長治久安的。但是，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依靠推行各種政策，教化於民。而南北方文化失衡不利於政策的推行，必須要平衡一下。

此時，“春夏榜”案可以說給了明太祖一個機會，給北方地區一個明確的訊號，需要注重文化政策了。此舉在推進北方文化復興之餘，也將有利於南北方文化平衡，有利於政策和教化的推行，更是利於鞏固朱元璋自身的統治地位。

正如，朱元璋對劉三吾所說的那句話，“地有南北，民無二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明朝需要穩定發展，南北方在文化、經濟上都不能差距太大。

透過上文的闡述，“春夏榜”案表面上可能是一起科舉舞弊案，朱元璋不滿官員們“偏私南方人”的行為，所以才會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懲罰。但是，在深層上則是一場“政治權衡”，是朱元璋在借題發揮。

透過“春夏榜”案，朱元璋成功地安撫了北方考生的情緒，避免了產生更大的動亂。同時透過這一案，朱元璋平衡了南北方的文化，這也將有利於政策和教化的推行，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

而此舉，也是開啟了明朝南北方文化平衡的先河，後經過歷代帝王的勵精圖治，南北方失衡的格局不復存在，而且政通如水。就算文化再次失衡，後代帝王都可以從容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