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

照這樣看，“瘟”與“疫”只不過是對同一個病症的不同側面的強調，沒有歷時性變化，但這無法解釋為何“瘟”字的出現和流行那麼晚，也不能解釋為何後來在民間信仰中盛行的是“瘟神”而不是“疫鬼”。這一點僅僅依靠語言學恐怕難以解開謎團，如果結合人類學、醫療史、思想史，或許可以讓我們看到，在這字詞含義的差異背後，隱藏著的是中國人對疾病認知的觀念變遷。

瘟：疒+昷（溫），昷是太陽把器皿裡的水曬熱了，

疫：疒+殳（役），殳是手拿武器的形象，加彳意為很多人手持武器打仗，戰爭。

瘟疫二字合在一起的含義：發燒、發熱（症狀），會像打仗一樣，死很多人，同時瘟疫二字還暗含著治療方式，戰爭是人聚集在一起，能量的集合體，古時有效的處理方式就是疏散，隔離！

“瘟”主要指症狀，偏重於靜態描述，是名詞；“疫”主要指這種症狀的流行，偏重於動態描述，是動詞。

瘟疫包括溫疫和寒疫。溫疫是熱病，寒疫是寒病。都屬於急性傳染病。

在人類文明的程序中，如何一種瘟疫的大爆發，都會對人類造成深而巨大的傷痛，和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而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離我們而去，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瘟疫的流行非但沒有毀滅人類，恰恰相反，卻激勵人們不斷對其抗擊的勇氣和智慧，進而擊退瘟疫，經過一次次“戰鬥的洗禮”人類變得更加堅強，科學理性，綜合多學科力量，盡而攻克疫情。

具體來說，瘟疫是一種大規模流行病的傳染病。而瘟病是由外感引起的疾病，有些具有傳染性，有些沒沒有傳染性，兩者病情嚴重性不一樣。

疫病:先人與動物,植物身上.肝炎 流行性乙型腦炎 白喉 狂犬病 黑熱病 瘧疾 等等病毒等微生物引起。那達到2--3天內死亡

瘟疫: 發熱了時候就會速度,黑死病 鼠疫、天花、流感等等. 傳染病 一個傳一個死亡, 瘟疫這個二字,挺嚴重的問題,不超過1-2天死亡.

“瘟”特指一類疾病。該詞大機率與“溫”同源，最初應該是指炎症一類的病。

“疫”泛指所有疾病。該詞大機率與“役”同源，取病痛對身體的折磨如同勞役一般這一事實。

個人觀點，瘟是指形容疾病具有傳染性質，會給受眾群體帶來負面影響，但是疫是指代疾病的規模和程度，會造成更多的傷亡。

不論典籍上字源字義的不同，只談些個人的認知。

瘟，熱病。或有傳染性。區域性、小範圍人群中有少量相似發病者。與局域生活環境、飲食、飲水、習慣、傷病、牲畜、局域氣候(通風不良、溼度、溫度、積水)等相關。

疫，主要指在較大區域內發生的症狀一致、相似的接觸或接觸性疾病，多是以發熱快、傳染快、病情急等為主徵。季節變遷、氣候悶熱潮溼少風等大範圍氣象與生活環境、飲食起居習慣等交雜是主要的發病條件。

溫病的概述：感受溫邪所引起的一類外感急性熱病的總稱，又稱溫熱病。

溫疫的概述：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 一般是自然災害後，環境衛生不好引起的。

瘟，指動物的流行性急性傳染病，如豬瘟，雞瘟。一般不用來指人，指人的時候通常在瘟後加疫，指透過動物傳染到人的疾病。

疫通常指人類所患傳染病，疫和役有關聯：疫是形聲兼會意字，疒（nè）為形，役（省略彳）為聲，役也表意，指服兵役、勞役者，疫指服役的人患的疾病，即傳染病。形容服役的人都傳染成疾。（即老百姓都傳染了的疾病。）

現亦有和疾病做鬥爭的含義——人類和瘟疫的戰鬥就是戰疫。

綜上，瘟疫組成詞語就有了更廣的含義：透過動物傳染到人類身上的疾病，並且在人類身上大面積傳染，但目前基本通用成詞語。

如解釋有誤或不足，希望朋友們指正。

2013-05-02 08:54閱讀：11,433

瘟，分之則為“疒”與“昷”，疫分之則為“疒”與“殳”；“疒”《說文》解為“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言病之形。

“昷”《康熙字典》解為“昷，仁也。從皿，以食囚也"，“仁”者，程顥曰：“心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具生之性者，坤土也；“食囚”者，坤土受病，則不生，不生則不仁，“內傷脾胃，百病由生”，上海當年之甲肝爆發，歸根到底是吃毛蚶損傷了脾胃，導致土虛木乘，表面看來是肝病，歸根到底是脾胃病。故“瘟”者，為本虛之病，治之當從脾胃入手。

“殳”《注》言“鳥短羽也”，《釋名》“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故“疫”者，多為禽獸類傳播之病，禽獸來去無常，故如“鬼行役”也。《史記·曆書》：“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故“疫”的傳播爆發與時氣有關，禽流感，非典，都是禽獸類傳播疾病，且當年運氣不濟，造成流行。若能“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益正氣，避邪氣，則疫病可免也。

現代漢語中，習慣將“瘟疫”連稱，但如果細辨，“瘟”與“疫”其實是相當不同的。日前語文學家孫玉文在《語言學微刊》上發表《說“瘟疫”中“瘟”的語源》一文，就指出了以往常被忽視的一點：先秦時通常把瘟疫稱作“疫”或“癘”，而“瘟”字的出現要晚得多，文獻中最早只能追溯到東漢末年蔡邕著《獨斷》，直到東晉以後才逐漸盛行。

不過，孫氏認為，“瘟”字出現雖晚，不等於此前就沒有這樣的概念，並舉出《黃帝內經·素問》和東漢應劭《風俗通》中“溫厲”、“病溫”等引文，認為它最初寫作“溫”，表明古人認為瘟疫起於“溫熱之氣”，而這“多與發燒有關，跟溫熱的季節沒有關係”。最終他的結論是：“這兩個詞得名的理據各異，‘疫’得名強調外部影響，‘瘟’強調症狀表現，因此人們有了‘疫’，還需要有一個‘瘟’。”

《黃帝內經》

照這樣看，“瘟”與“疫”只不過是對同一個病症的不同側面的強調，沒有歷時性變化，但這無法解釋為何“瘟”字的出現和流行那麼晚，也不能解釋為何後來在民間信仰中盛行的是“瘟神”而不是“疫鬼”。這一點僅僅依靠語言學恐怕難以解開謎團，如果結合人類學、醫療史、思想史，或許可以讓我們看到，在這字詞含義的差異背後，隱藏著的是中國人對疾病認知的觀念變遷。

瘟疫的病原學：從“癘鬼”到“寒暑失序”

“疫”字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現，而“瘟”不見於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遲了近兩千年之久，這絕不是偶然的。“疫”或“癘”所指向的，是一種更為原始的對傳染病起因的巫術思維，即認為這些病症是由於惡鬼作祟所致。《周禮·春官·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驅疫。”鄭玄注：“疫，癘鬼也。”東漢訓詁學家劉熙著《釋名》：“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疫”被他歸於“釋天”而非“釋疾病”這一分類下，這意味著，在他看來，這屬於一種由鬼神等神秘因素造成的災異，而非一般的疾病。

《說文解字》

英國人類學家E.E.埃文思-普里查德1937年在其名著《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和魔法》中，指出在南蘇丹的原始部落中，人們對疾病的認知“主要關注的是神秘意義上的病因與痊癒，而不是身體意義上的病因與痊癒”，這種巫術理念將一切疾病都看作是鬼神或巫術引起的，而巫醫的主要功能除了占卜之外，就是“從病人體內取出巫術物”。中國上古巫醫的觀念正與此類似，故往往巫、醫不分，這一點早為各家所證實。

既然疾病是由厲鬼或巫術的神秘力量引起的，那麼治療之術很自然的便應當是以法術驅除這些邪惡力量。晉崔豹《古今注》：“櫨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為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為眾鬼所畏，競取為器用，以卻厭邪鬼，故號無患也。”這明白無誤地說明，這種神木“為眾鬼所畏”，所以用它即可驅逐疾病，由此得名“無患”。

相比起來，“瘟”所體現的觀念是相當不同的，因為其理論基礎是一種氣化宇宙觀。簡單地說，這種宇宙觀認為，天地之間充滿著不斷流動的“氣”，萬物皆由“氣”形成；而人體也是一個小宇宙，“氣”的周流就構成生命活力的基礎，人的生死就被看作“氣之聚散”，“血氣”與“精氣”體現著人的生命力，故“斷氣”就意味著死亡。由於天人感應，人本身就得天地之精氣，天之“氣”與人之“氣”透過時令交流，那麼順理成章的，如果時序錯亂、寒熱失調，人也就會跟著生病。西漢初年的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變救》中說得很明白：“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絀，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這樣，“疾疫”不是被理解為惡鬼作祟，而被視為未能“調理陰陽之氣”所造成的系統紊亂所致。

雖然這種觀念也有著萬物有靈論的基礎，但其真正被系統地理論化，則晚至戰國中晚期。“氣”字本身要直到戰國初期的青銅器上才出現，而把氣作為萬物生成基礎的思想，到戰國中期才得以基本確立，至戰國末期的文獻中就已有較為明確的表現了。在當時的記載中，名醫扁鵲、倉公的治療手法都是透過切脈作血氣診斷，表現出與巫醫的嚴格區別，主張調理飲食，順天應時，使筋骨血脈活絡，以求使“氣”周流疏通，最終頤養天年。不難看出，雖然它仍有某種神秘氣息，但其治療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人文化，與鬼神、巫術基本無關了。

據《黃帝內經·素問·熱論》：“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俱出，勿止。”如果說這裡的“病溫”是“瘟”的源頭，那恰可證明，這本向來著者、成書年代不詳的著作，很可能是戰國中後期偽託黃帝所作。相比起原先的巫醫，這是一種全新的疾病理論，但在戰國末年以後大盛，逐漸佔據了中醫理論的主導地位。南宋郭雍著成於1181年的《仲景傷寒補亡論》卷十八《瘟病》便明確以此解釋瘟疫的成因：“或有冬不傷寒，至春自傷風寒而病者，初無寒毒為之根源，不得謂之傷寒，第可名曰溫病也。又或有春天行非節之氣中人，長幼病狀相似者，此則溫氣成疫也，故謂之瘟疫。”

就造字的理據來說，“瘟”的本意應指一種萎靡、沉悶、鬱結的病況，漢語裡“瘟”除了指瘟疫之外，還有“神情呆滯、沒有生氣”（瘟頭瘟腦）、“愚笨、不明事理”（瘟生）等含義。王力《同源字典》認為“溫”與“鬱、鬱、燠、熅、氳”等字同源，均有氣盛溫熱之意。孫玉文也指出，從“昷”聲的字，有很多含有“蘊積”的意思。《文源》以為從“昷”聲的字多取義於“湮鬱”義。如：“熅”，鬱煙也；“蘊”，積也；“醞”，釀也；“慍”，怒也；“韞”，裹也。中醫有所謂“溫邪”之說，即春溫、風溫、暑溫、伏溫、溼溫、秋燥、冬溫、溫疫、溫毒和溫瘧等溫熱病致病邪氣。考慮到這一點，可以設想，“瘟”在古人的理解中就是“氣”失調所造成的，這與“炎”不一樣——清代《康熙字典》中，“炎”都沒有“炎症”這一詞義，但近代逐漸用它指代體內或體表紅、腫、熱、痛等症狀表現，例如肺炎。

但孫玉文卻從文字訓詁角度出發，強調“古人不說‘瘟’來自‘邪氣鬱積’義，他們認為瘟疫的‘瘟’來自‘溫熱’的‘溫’”，“瘟疫來自溫熱之氣，多與發燒有關，跟溫熱的季節沒有關係”。在此，他有意無意中將“溫熱”看作是人體發燒之類的“症狀表現”，而未能從思想史的角度理解這一關鍵點：在氣化宇宙觀的視角下，這種“溫熱”即便體現在人身上，但卻被認為是天地時序陰陽失調的結果。不過，這種宇宙觀有時又仍與巫術理念交織在一起，甚至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的一些基本身體觀。例如我們常說的“丹田之氣”，其最初的理論基礎，正是因為古人覺得“神”不安將導致靈魂生病，故只有安神才能體健，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在位於要道並通達身體各處的孔穴安神，這就是“丹田”。

古希臘醫學同樣認為“風”和人的呼吸一樣關乎生命力，但在希臘醫學中，風並非以其本身的特殊力量影響事物，而是藉著乾燥或溼潤、溫暖或寒冷，進而認為一切事物都受制於幹、溼、熱、冷的對立。在西雙版納傣語中，“風”和“氣”都叫“壟”，當地傣族認為風和氣吹在身上是涼的，因而是看不見的水。這或許也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古人如何認識“溫病”與“傷寒”：風、氣、水不僅與人體相通，而且被看作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同一個事物。

這種觀念，在秦漢之後逐漸成為中醫的主流理論，這一時期正是“典範轉移”的關鍵時期。東漢經學大師鄭玄雖然根據古義將“疫”解釋為“癘鬼”，但他對《周禮·天官·疾醫》的註解又認為：“癘疾，氣不和之疾。”這說明新觀念正在漸漸取得影響力，這也解釋了為何“瘟”字晚至東漢末年才出現，但卻後來居上成為中國人對這種傳染病的稱呼。

為何中國醫學沒能發現瘟疫病菌？

據醫療史學者林富士考證，中古時期對瘟疫的認知仍是很模糊的，當時醫籍中所謂的“溫病”、“疫癘”等等，“往往都是某種或某些‘流行病’的泛稱”。古代所謂的“瘟疫”，說到底根本不是“一種病”，而可能對應很多病症，鼠疫、霍亂、麻風、痢疾甚至流感，這些現代人看來迥然不同的病症，對古人而言都算是“瘟疫”。

傳染病的流行需要兩個基本條件，即人口的密叢集居和公共衛生較差，上古人煙稀少，近代以後衛生條件逐漸改善，因而在東西方歷史上，中古都是瘟疫橫行的年代。由於漢魏以來社會上習慣於家族聚居，而在兵荒馬亂之際瘟疫爆發時，這更可能造成較大規模的流行，其結果是中古時期反覆出現瘟疫盛行，其頻繁程度為中國歷史上少有。漢魏以來醫者的要務之一，就是辨明並強調傷寒與時氣（時行）病源的差異，但在魏晉到隋唐之間的三四百年裡，醫者對於傷寒、時氣（時行）、溫病（溫疫、瘟疫）的分類，病源及其異同的見解，仍未形成定論。也正因為這一期間瘟疫大流行，為整個社會所關切，“瘟”字才首度頻繁見於文獻記載，影響及於後世。

然而，任何這樣深層次的新舊觀念消長都要經歷相當長的過程。杜正勝曾說，中國歷史上的醫家，大抵可以分成三種類型：上古混同於巫，戰國至唐通合於道，宋代以下攀援於儒。兩漢時治療疾病仍是“巫、醫、道三家並致”，說明人們不大確定何者更“科學合理”；在東漢中晚期出現的《太平經》中就秉持這樣的信念：無論是用方藥（草木方、生物方）還是用灸刺，其所以能除疾治病，主要關鍵還是在於方藥中有鬼神之力（天神；地精；人鬼），能驅使“神、精”替人治病。

孫思邈圖

魏晉到隋唐這四五百年正處於新舊理念交替之際，這一時期醫術與法術、道術也仍然不太能區分，甚至唐代名醫孫思邈所著《千金要方》中卷二九、三十《禁經》上下，都完全是道教的禁咒；因為古代巫醫一體，故早期中國醫術原本就有“祝由”一科，以祝咒為醫療之法。當時道教之風頗盛，而道士往往集法術與醫術於一身，既會用符咒治病、煉丹延年，也會用草藥、針灸、接骨，還講究如何透過五禽戲等身體鍛鍊來強身“衛生”。晚至金元時期，許多針灸名家往往同時又是鍊金術士或用符籙治病的行家，還有一些則被明確地指認為是主流的全真派道士。

這樣一個時代背景，當然會影響人們如何認識、應對瘟疫。雖然南北朝時多次瘟疫大流行，人們也有了應對經驗，但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論述瘟疫時仍說：“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由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云疫癘病。”在這裡，前半段基於氣化宇宙觀，但後半卻又說到“如有鬼厲之氣”，和早先的巫術思維藕斷絲連。

甚至最早記載“瘟”字的東漢蔡邕《獨斷》就說：“疫神：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宮中，驅疫鬼也。”在這裡，“瘟鬼”隱伏在長江一帶，這本身也表明，在當時人心目中，南方新開發的長江流域傳染病很多，所謂“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史記·貨殖列傳》）。

到後世，就出現了所謂“瘟神”，相信瘟疫正是有神靈執掌的。餘新忠發現，直至清代，人們仍“視鬼神為瘟疫病原”，而這一點“最集中地體現在‘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這樣一種認識之中”。不過確切地說，進步畢竟已經出現，因為“瘟神”已經不是“癘鬼”——“癘鬼”是在病人身上作祟的邪惡力量，驅逐它才可以重獲健康；但潛伏在瘟疫患者身上的卻不是“瘟神”而是瘟疫本身，瘟神只是掌管它的神靈。換言之，前者相當於疾病的人格化，後者卻是疾病控制者的神格化。

大抵也是從漢魏南北朝時期起，南方開始深入開發，另一個新字“瘴”也開始頻繁見諸文獻。揚雄《方言》和許慎《說文解字》中均無“瘴”字，一般認為它的出現不會早於東漢初期。山林中的“瘴”雖然與人際傳染的“瘟”明顯有別，但卻同樣是一種“氣”；但在典籍中，這也牽涉到複雜的理念，左鵬甚至認為所謂的“瘴”只是一種意象，起源於中原漢人到達嶺南等地後，因水土不服、自然條件惡劣等原因而產生的觀念。將自己無法理解的病因歸結於看不見摸不著的“氣”，這說起來並非只有漢人才這樣，中古藏區和帕米爾地區的居民甚至將空氣稀薄帶來的高原反應也歸結為大地吐出的毒氣，或是起因於有毒的雜草。

在西方，瘟疫起初也是讓人無法理解病因的神秘疾病，傳染的概念出現時，甚至在希臘文裡都沒法找到任何一個特定的詞來準確地給它命名。雖然義大利醫生吉羅拉摩·弗拉卡斯托羅已經在他1546年出版的《傳染病》（De Contagione）一書中率先提出“疾病由病菌引發”的觀點，但17世紀的歐洲人都還相信瘟疫是透過有毒的氣團進行傳播的，這些氣體無色無形卻足以致命，人們希望透過香味濃重的花束和薰香來驅趕病毒。甚至直至19世紀初，歐洲很多醫生和植物學家還譴責森林裡有致人疾病的瘴氣，並把伐光樹木推薦為一種公共健康措施。事實上，一直要到1883年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發現霍亂孤菌、1884年德國細菌學家格奧爾格·加夫基成功分離出傷寒桿菌以後，惡臭具有危害性的觀念才最終失勢。1894年，香港爆發鼠疫，這成為細菌學在中國最初實踐的契機，此後，上海等沿海口岸建立的醫院和衛生機構都開始將細菌學作為一門重要的研究科目引入。微生物（當時將細菌理解為一種“微蟲”）才開始成為中國知識精英對瘟疫病因的解釋。

霍亂孤菌

為什麼中國人對瘟疫的認識在逐漸擺脫最初的巫術理念，基於氣化宇宙觀發展出新理論之後，卻沒能再往前走一步呢？這裡面的原因當然極為複雜，但有一點值得指出：在中國思想中，“氣”無處不在，但卻不是一種物質，因而只能透過“調理”來重新恢復陰陽、寒熱平衡的方式治病；而在西方觀念中，或許同樣認為毒氣是引發瘟疫的病因，但他們卻認為這“氣”是一種物質，是可以進行觀察、分析、研究的物件。事實上，18世紀的法國化學家拉瓦錫從空氣中識別並命名氧氣和氫氣，也是同一方法的結果。在這樣的邏輯思維驅使下，發現瘟疫真正的病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但在中國文化中，就只能發展出中醫了。

瘟疫是一種大規模流行的傳染病。溫病呢，是由於外感病邪引起的疾病，有些具有傳染性，有些沒有傳染性，兩者病情嚴重性不一樣

瘟疫二字它的共性都是具有傳染性，二字沒有區別，也沒有必要拆開來分析，就如，生病，疾病一樣，不要畫蛇添足了……。

瘟強調個體的發病與傳染，也就是說一種生物發病，能傳染的病，叫做瘟。而疫，是形成規模的傳染病，是大面積的爆發。所以瘟疫，從字面上啊看起來相同，其實在意思上，是有區別的，疫比瘟成程更強，範圍更廣。

瘟，分之則為“疒”與“昷”，疫分之為“疒”與“殳”；“疒”《說文》解為“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言病之形。

“昷”《康熙字典》解為“昷，仁也。從皿，以食囚也"，“仁”者，程顥曰：“心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具生之性者，坤土也；“食囚”者，坤土受病，則不生，不生則不仁，“內傷脾胃，百病由生”，上海當年之甲肝爆發，歸根到底是吃毛蚶損傷了脾胃，導致土虛木乘，表面看來是肝病，歸根到底是脾胃病。故“瘟”者，為本虛之病，治之當從脾胃入手。

“殳”《注》言“鳥短羽也”，《釋名》“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故“疫”者，多為禽獸類傳播之病，禽獸來去無常，故如“鬼行役”也。《史記·曆書》：“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故“疫”的傳播爆發與時氣有關，禽流感，非典，都是禽獸類傳播疾病，且當年運氣不濟，造成流行。

網上秒的，不敢居功。

“瘟”主要指症狀，偏重於靜態描述，是名詞；“疫”主要指這種症狀的流行，偏重於動態描述，是動詞。

“瘟疫”指具有某種（些）特徵疾病的流行，在語言表達方式上屬於主謂結構。比如“感冒流行”，“感冒”是指頭疼、發熱、無力等症狀，“流行”指上述常見症狀流行開來，是動詞。

但是，由於語言表達方式的變遷，現在一般都說成“流行感冒”，這種表達方式，實際上是把動詞放在了名詞“感冒”的前面（謂語前置），由主謂結構，變成了動賓結構，本質是一樣的。

現代漢語中，習慣將“瘟疫”連稱，是流行性急性傳染病的總稱。“瘟”“疫”這兩個字有時候同義，而有時候也有不同。但如果細辨，“瘟”與“疫”其實是相當不同的。

“昷”這個字是“囚”和“皿”組成，“囚”即“泅”，表示人在水中洗澡。下面的“皿”則是浴盆的象形。故而“昷”即人在洗澡的情境。

“溫”和“昷”是同義，即加上了“氵”，更強調了溫暖的水的含義。故而“溫”也就引申為溫暖之意。

故而帶有“疒”的“瘟”就是和“熱”相關的病患。這個字可以宏觀地概括為傳染性疾病，在這個宏觀含義上，瘟疫是同義詞。而具體來說，“瘟”是指流行性的急性傳染病。“瘟”從字形來看，即可知屬於熱病，即體溫急速上升，出現發燒狀態，流行性非常強的一種傳染病，古時叫溫病。

而在具體的區別中，“溫”病是一種距離近而能感受到的病象，即是一種個人化的描述。而“瘟”則更正式一些，是對群體社會而言的描述。從含義來說，“溫病”和“瘟病”是一回事。

清代吳瑭著的《溫病條辨》中說：

風溫者，初春陽氣始開，厥陰行令，風夾溫也。……溫毒者，諸溫夾毒，穢濁太甚也。……冬溫者，冬應寒而反溫，陽不潛藏，民病溫也。

殳，是古代的一種長兵器。上面還刻有文字，稱之為“殳書”，是“秦書八體”之一。

殳是古代戰場上的常見兵器，《說文》中說：

殳，以杖殊人也。

殳字甲骨文的寫法，即以手執殳的樣子。

而如果旁邊加一個“人”的形象，即是用兵器恐嚇驅使另一個人去做事的意思。就是“役”，我們經常說“奴役”就是這個含義。

《溫病條辨》中說：

“溫疫者，厲氣流行，多兼穢濁，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由此我們知道，“疫”更加強調的是“若役使然”而得的病，即也是表示流行傳染病，側重描述的是外化的驅使性和嚴重性。

古人所說疫，有時症狀發自於外，稱“癘氣”，又稱癘疫之氣、毒氣、雜氣等，《說文》中說：

癘，惡疾也。疫者，民皆疾也。

而《禮記 月令》裡說：

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由此我們知道，“疫”是更強調瘟疫的廣泛傳播性和嚴重性。

且古人認為“疫”是“疫鬼”所驅使，這也就和“役”中“驅使”的含義相同。由此可知，“疫”的寫法是來自於“役”，為“疫鬼驅使”之意。

古人認為“疫”發於外的“癘氣”，是病中之邪氣所染，是由於天地之間的環境等因素的變化所導致的。所以在《黃帝內經》又稱五疫，即五行之疫，由木火土金水五行運化之氣形成，由此也可知，“疫”還帶有因外有的東西干擾而成。

《上經 尚時》曰：

瘟之至也，非江海鱗甲之類而不生。疫之至也，非蟲獸毛羽而不存。血黃之至，非染於水旱兩動而不形。流毒溫之瘣癈，無染著者莫病。然若我致一，衛氣充者何懼？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古人透過現象和經驗累積，可知瘟疫之毒可能來自各種江河湖海的動物。而由於當時並沒有能夠殺滅病菌的能力，故而當時的傳統醫學只能側重著眼於人體，充實“衛氣”，想辦法增強人體的防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