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上金朝放棄了傳統推行儒家而倒致了滅亡，這是有道理的。史料載金亡時，並不是政治上的腐敗，而且末代君主也可有一番作為，政治上較清明人民也生活安逸，但就是這樣讓金百餘年基業在短時間內被滅亡。有些不可思議， 但金代全面推行漢化這是對的。但就現在來說這是不可取，推行漢化是不錯，但乎視了民族的傳統，民族傳統沒有得到好的保留而漢人的奢靡安逸享樂之風盛行。而當年樸實剽悍的金代人也已變質了。這對現在也有一定的借鑑，金以儒亡不如說是放棄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造成的。

遊牧民族定居化後腐化，接著被定居民族趕粗或者同化，都是倒果為因的結論。問題其實很簡單，既然是遊牧民族，如果人口對定居民族又沒有什麼優勢，遲早會被同化或者趕走。說戰鬥力云云的，那都是廢話，生存環境惡劣的地方人民都很暴力的，但要是過上安逸生活，誰會懷念遊牧啊。而且……遊牧民族戰鬥力再高有鳥用，定居民族要是被逼的種不了地，一造反牽連人數上百萬，看元末大起義。一堆農民把元朝刻意栽培的阿速軍打得雞飛狗跳，這群農民甚至攻入蒙古草原，燒了上都城。鎮壓這夥農民的，反倒不是什麼維持遊牧戰鬥力的蒙古人，而是帶著漢人地主武裝的察汗帖木兒、李思齊這些所謂地主土豪……不過遊牧民族的統治者嘛，經常會思考這些問題，覺得自己可以腐化可以玩樂，但自己的同胞一定要過苦日子，維持戰鬥力。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北魏皇帝用漢姓說漢語，全面漢化。但是卻把鮮卑的苦兄弟留在六鎮，估計也有讓他們受苦維持所謂戰鬥力的考慮，但誰肯啊。六鎮馬上就暴亂了。元朝貴族呆在北京，雖然還說蒙古語，但生活習慣完全漢化。於是還在蒙古高原受苦的蒙古苦兄弟就不高興了，紛紛造個反鬧個事，或者推舉一個二百五高呼殺光漢人進京架空皇帝。所以北魏剛漢化沒多久就完蛋了。大元剛九十來年，就徹底完蛋了。還是我韃子清看事最透徹，旗人紛紛進京，整天玩狗遛鳥。誰指望他們有啥戰鬥力啊。所以韃子清居然笑到了最後。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這是忽必烈總結的這兩個少數民族政權滅亡的原因。

遼以釋廢很容易理解，這個政權的統治階層對於佛教的痴迷，相比於漢族王朝，用“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詞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首先是皇帝帶頭信佛，皇帝痴迷於此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大量的財富被用於營建寺廟佛塔、供養高僧大德上了，如今中國最大的佛殿建築，位於遼寧義縣的奉國寺便是遼國皇室的手筆。還有如今聳立於遼寧內蒙境內的高大佛塔，開啟了中國又一個營造佛塔的高峰，這也是遼國皇室篤信佛教的力證。

其次因為皇室帶頭，佛教在民間發展勢頭便可想而知了，我看的一個資料說遼道宗（最痴迷佛教的遼國皇帝）時全國的僧侶人口約佔總人口的3.6%。而與遼同時代的北宋，其僧侶人口的最高峰時也就佔到了總人口的0.92%。這樣佔比龐大的僧眾，一方面不納稅不服役不給國家貢獻任何力量，另一方面還需要供養耗費了國家的財富。

所以出使遼國的蘇轍指出“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唸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所以在澶淵之盟後，越來越痴迷佛教的遼國皇帝，也基本無力發動對北宋的戰爭了，所以遼以釋廢的說法一點也不誇張。

至於金以儒亡，怎麼說呢，論及統治階層對於儒學的狂熱，可能金國遠不及和他同一時間的南宋，更遜色於歷史上的許多漢族政權。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可能是在指像女真這樣的少數民族，在奪取中原充分漢化後，開始學會了享受先進文明的成果，而忘記了自己民族的本性。

入住中原後忘記了初心的少數民族，又何止女真人和契丹人啊，還有建立北魏的鮮卑人，以及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忽必烈雖然這麼說，但也沒有阻止他的子孫們迷失在中原的花花世界裡。

我認為，古代入侵中原的少數民族滅亡的原因是中原文化對它們的同化能力太強。中國封建社會是逐漸走向高度集權制的，就是說中原文化主導了集權的走向，文化集權走在現實前面的。少數民族是高度分權，再加它們生產力落後，地域貧瘠，在中原財富誘導下，文化入侵對它們地位越高者越有利，但是中原是逐漸富裕和集權的，對此比較適應。而它們的統治者突然面對巨大的財富和權力又沒有文化底蘊，暈頭轉向是必然的，所以它們進入中原前可以與中原對抗，一旦進入中原馬上腐敗混亂，甚至自我滅亡。

說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國漢人歷史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就沒有了開疆拓土的勇氣，後世開疆拓土的都是少數民族政權，凡是開始信佛的政權基本都會走向敗亡，唐朝如此，吐蕃如此，西夏如此，蒙古也是如此。

本人認為乃是極端錯誤。遼金滅亡乃是統治長久後產生腐化和矛盾而致，不是是漢(釋道)即腐;同時後面又崛起了更強悍民族，而冷兵器時代以野蠻戰勝文明居多。再看看統治時間，遼朝218年,金朝119年,元朝97年,而元朝是最不施漢化中的儒釋的，還將人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所以統治時間最短。主要原因是少數統治多數漢人，又不接受漢文化中的儒釋，怎能長治?而漢化或主動漢化的北魏、遼、清的成功則印證了"遼以漢治，金以儒興"。同時，沒有信仰也是難以長久統治的。

不用看待，低階文明走向高階文明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一個低階文明如果它堅持不向高階文明的方向發展，它最後也會滅亡。

低階文明在走向高階文明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控制速度。兩個文明版本差距太大。一下子拿來代替，肯定會出現不適應會動盪。

低階文明像融合高階文明主要看差距，如果兩個文明的差距不大的話，問題不大。兩個文明版本相差太大。低階文明的人不適應，高階文明的人也不適應。

遼當初開國的政策是正確的，分南北兩種體制。所以維持了很長時間了。但是後來由於遼主要發展南院，而北院依然保持野蠻，但是北院地位高過南院。這就埋下了滅亡的種子。清的滅亡和遼是相似。他們都是分兩個版本來管理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但由於他統治主體的版本是低階文明。而高階文明是被統治的版本。

統治主體一直在維持他們的級文明，而被統治主體缺一直繼續發展。兩個文明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低階文明不但不想把自己的版本升級，縮小差距，反而過來限制高階文明的發展。這種政治體制在內部就埋下了衝突的種子，也設定了走向滅忙的方程式。這是遲早的問題。原因是統治主體不能超過被統治主體。這個是必然的。

其實這個就是古代版本的一國兩制，和現在的沒有區別。只不過現在是統治主體力量強大，而且文明版本更新升級比較快。

而回歸的文明版本本來想依靠自身先進的力量，在國體上發揮主造作用的。但是由於大陸發展比較快，現在遠遠甩他們幾條街。讓他們失去了優越感，自由感，由從前的高人一等變成了廢物。現在出現了各種不適應就是發洩心理變化的失落感，透過發洩來尋找平衡感。所以香港鬧事是正常的。反觀澳門為什麼如此安靜，那是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過這種優越感，在心理上沒有落差。

以前臺灣不鬧的，一直是喊光復大陸，現在沒有勇氣喊光復大陸了，大家的高速度發展遠遠超越了他，和香港一樣，各種小失落，小情緒，小鬧劇是一個正常得心理變化過程。當然也是推他們走向極端的重要力量。臺灣和香港的情況其實是一致的。他們就是想透過走極端來彌補心理落差帶來的失敗感。是一個群體心理自我平衡的反應。這種心理自我平衡的反應是很危險的。我們一方面要鎮壓他們的極端動向，一方面也要展現強大的包容心。現在玩做的就是遏制他們繼續走向極端，同時用包容和肯定，認可的態度來調整這些群體的心理落差，把他們的心理失衡從極端中拉回來。不然始終會存在問題。對待臺灣和香港問題，其實給予物質扶持是最失敗的政策。應該製造思想上的共鳴，消除心理上的隔膜。多讚美，多肯定。但一定要遏制極端思想的發展和走向。

再回到元朝為什麼滅亡的速度比較快？因為元朝想一下子全體升級，但是他的統治主體跟不上來，不能快速的適應先進的文明，兩個文明之間得衝突是全面的。所有造到迅速瓦解。

當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也即蒙古人戰勝女真人而推翻金朝時，“金以儒亡”這話無可辯駁。同樣，從前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也即女真人戰勝契丹人而推翻遼朝時，“遼以釋廢”這話同樣無可辯駁；然而，後來建立過元帝國的蒙古人，竟又敗落在因儒而亡的後金（滿清）手下，可見，這兩句話不但不是結論，感覺像是一個輪迴開始。當年忽必烈以勝利者的 身份說這話時何曾想到，滿清恰恰用釋教又讓彪悍的蒙古族失掉了戰鬥力、凝聚力而復興無望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字面意義很好理解。遼國因為信仰佛教因而亡國，金國因為崇尚儒學導致亡國，這是元世祖忽必烈對遼金兩國亡國的解釋。

蒙古人入主中原後，不提倡佛學，排斥儒學，不接受漢人的新思想、新文化。結果又如何，只不過存在99年，被漢人打回蒙古大草原，空入寶山一回，沒有帶走任何精神財富，繼續了“風吹草低現牛羊”的放牧生活。

而蒙古的其他幾個汗國在征服阿拉伯……等地方後很好的與當地人不管是在文化，還是風俗習慣等都很好的融合，反而比元朝存在了更長久。

過去說上馬打天下，下馬治天下。創業難，守業更難。保持原有，拒絕新東西決不是保證江山永固的最好方法。怎麼保持自己的優點，又從別人文化中吸取營養才是重中之重。

字面上來看，這句話談的是，遼是因為佛教而政廢國滅，金是因為儒學而走向衰亡，但對歷史的論斷首先要回到歷史場景中去。

這句話出自《元史·列傳第五十》“張德輝”條，他在金當過官，金滅亡後，在元朝做事。當時元世祖忽必烈在潛邸召見他，問道：“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他回答道：“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忽必烈認為他說得對。

由此可見，當時社會上雖然流傳著“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但張德輝認為，金的高官中雖然有那麼幾個儒臣，但軍國大事沒法參與，而且以儒學當官的比例也不高，所以，金的滅亡，儒學是無論如何都不該成為指責的物件的。忽必烈也認可了這個說法。

宋德金的《大金覆亡辨》也認為金國覆亡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一，物極必反，盛極而衰，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二，章宗後期、特別是宣宗南渡後的軍政腐敗加速了金朝的衰亡，這是內因；三，對蒙古、南宋、西夏政策失誤，蒙宋聯盟形成，決定了金國的最後覆亡，這是外因。

當然，也有論點認為，“金以儒亡”的“儒”是漢化的意思，宋德金指出：從“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句式來看，是把遼金亡國的原因分別歸結為崇佛和尊儒，這裡的儒就是指儒者、儒學、儒家思想，似不能理解成漢化。尊儒與漢化有聯絡，卻不等同。

再看“遼以釋廢”。我們來聽聽佛教人士怎麼說。

杭州佛學院的剛曉法師著有《歷史因果莫輕談——我對“遼以釋廢”說的一點意見》一文，在他看來：在佛教傳統中有個說法，叫“佛教興、國家興”，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具體考察一下，這個說法應該來說還算是靠譜的。至於有學者說“（佛教）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吞噬了國家的鉅額財富，或正逐步瓦解著遼王朝的統治”，這實在是太高看佛教了，經濟實力即使再雄厚，朝廷“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想瓦解遼王朝的統治，門兒都沒有。還有學者認為佛教禁止殺生，使原來尚武的契丹族有了佛教信仰後變弱了，但尚武只能對外征戰，對自己國民總不能尚武吧，否則會激起民變的。

剛曉最後總結說，把一個朝代的滅亡推到佛教的頭上，是政治家（或許只是所謂的“學者”）小肚雞腸的體現，佛教從來就不是國家政治方向的決策者，這就足以說明“遼以釋廢”的無理了。

遼國滅亡的真正原因，還是統治集團自身的腐化。特別是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驕奢淫逸，朝政廢弛。與此同時，逐步趨於統一的女真各部，作為落後民族，卻擁有極為強大的戰鬥力，非已經漢化的遼人可比，幾十萬遼軍會被幾千女真人打敗，這就註定了遼滅亡的最終結局。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由來已久，大致意思是：遼朝因為崇信佛教而衰亡，金朝由於任用儒士而傾覆。這樣的說法到底有沒有道理呢？“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從金末元初起就在士大夫階層中流傳。1247年，忽必烈曾經就這個問題問過名臣張德輝。張德輝的回答是，遼朝的歷史他沒有親歷，但金朝的覆亡他卻是親眼所見，他認為不能將金朝的滅亡完全歸咎於儒士。圖/元世祖忽必烈每個王朝由盛轉衰，都是許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將一個王朝滅亡的全部責任推到佛教、儒士身上，是一種不恰當的做法。事實上，崇佛、尊儒只是遼金衰敗的眾多原因之一，只是遼朝崇佛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更大些罷了。雖然遼朝衰亡有多種原因，但遼朝由興轉衰，崇信佛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有遼一代，佛教的過度興盛對社會的消極影響是很明顯的。圖/遼疆域示意圖首先，遼朝錢財大量用於修建寺廟和進行宗教活動。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商賈庶民，都會以各種名目給寺院提供經濟來源，從而導致寺院經濟過度膨脹。到了遼朝末年，國庫空虛，來州的海雲寺竟然能夠捐錢千萬來接濟遼朝廷。不僅如此，劉浦江先生曾經做過統計，遼道宗時期，遼朝的僧侶約佔總人口的3.6%，而同時期的北宋，僧眾人數達到最高峰時，也不過才佔總人口的 0.92%，遼朝的僧侶比例遠高於宋。中國的歷代王朝中，僧侶的比重一般都不會超過1%。在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里，不勞而食的僧侶數量膨脹，必然會對傳統的社會平衡狀態造成衝擊。遼朝僧侶的冗濫超出了當時社會的正常承受能力，社會危機也因此逐漸加劇。此外，契丹本是驍勇善戰的馬背民族，然而在佛教長期的浸潤下，佛教禁止殺生等教義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契丹人的生活，契丹原有的勇武精神勢頭大減。加上澶淵之盟後，邊界太平，休戰多年，契丹人逐漸由強健嗜殺變得文弱。曾出使過遼朝的蘇轍就持此觀點，蘇轍認為“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唸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總而言之，崇佛是遼王朝國勢一撅不振的重要原因。那麼“金以儒亡”呢？同樣的，金覆亡是由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的，不能將金滅亡的責任全部推到儒士身上。圖/金疆域圖金朝任用儒士，推行漢法，是女真人進入中原地區隨著時間的不斷髮展，生活習慣與生存方式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儘管在推行漢法的過程中，並不能像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樣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但仍是一大進步。實際上，在金章宗統治後期，元妃李師兒與經童出身的佞臣管擅朝政，就已經將朝政攪得十分混亂。章宗的繼任者衛紹王又軟弱無能，更加劇了金的衰落。宣宗南渡後，吏治、軍政腐敗日趨嚴重，軍隊的戰鬥力也不斷下降。於此同時，金對蒙古、西夏、南宋的政策失誤，也是蒙宋聯盟、金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1.屈文軍：《遼西夏金元史十五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劉浦江：《遼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會影響》，《佛學研究》1996年第4期。3.宋德金：《大金覆亡辨》，《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

所謂的胡人尚武精神，說白了就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在草原上啃沙子，在深山老林裡打野獸。一無所有者自然不怕失去，贏了就是掌握人間天堂，有機會聯合起來搶南方富裕文明之地，自然動力無窮。

可等拿下中原後吃飽穿暖，囊裡裝滿了搶來的財富，心滿意足，自然尚武精神開始消磨，再往後兩代人習慣了溫柔富裕的生活，先祖的彪悍敢死之氣自然蕩然無存。要維持這種尚武精神？不進中原繼續啃沙子打野獸，自然就有尚武之氣，進了中原享福還想保持尚武之氣？

難道大家跟著你殺進中原，就是為了吃苦受罪維持野蠻人的淳樸之風的？那大家來中原幹啥？胡人統治者一邊自己要花天酒地享受漢人提供的富貴和文明，一邊要自己族人吃苦受罪保持所謂的淳樸之風來保持戰鬥力？沒做夢吧？

忽必烈你自己搞上都搞大都修宮殿花天酒地搞的嗨卻要底下人繼續蒙古人過去草原上的淳樸野蠻人生活？乾隆爺自己六下江南，卻想指望八旗各個向森林裡的先祖學習尚武精神，你們有病嗎？滿清沒進關那會，其上層已經對漢家文明羨慕的要死爭相模仿讓皇太極怒不可遏三令五申禁止沒結果了。富裕繁華對貧困落後，文明對野蠻的勝利，那是歷史的必然。

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

大家都是正常人，羨慕繁華富裕喜歡文明討厭野蠻是正常人性，要制止這個完全是和人性對著幹。在草原上，在東北的深山老林裡不是大家不想要這些東西，而是欲求而不得，正是因為大家喜歡這些，大家才跟著你們進軍中原，如果大家都對這些財富文明沒慾望，就喜歡草原的那一套，草原上這些都是現成的！大家有病跟著你殺進長城內啊。

而且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逆取順守才是保全之道。要滅人之國，自然可以崇尚武力，自然可以鼓勵大家崇尚競爭，崇尚權力，甚至陰謀詭詐無所不用其極。

天下已定了，帝國擴張已經達到了地緣的極限了，強弩之末難穿魯縞了，你繼續鼓勵大家崇尚武力，崇尚權力，以及善於陰謀詭詐這是要對付誰呢？對外擴張不能就只能內鬥自殘了。

元朝就是最好的例子，忽必烈改漢製為什麼遭到那麼大反對？其實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一樣，同樣是鮮卑人，鮮卑拓拔皇族近支一邊倒的支援孝文帝，遠支和拓拔貴族主流都反對，為什麼？因為改漢制不是簡單的說漢語改漢服甚至不是把大汗改成皇帝那麼簡單，而意味著實際權力分配製度的改變。

所謂漢制漢禮，不是空洞的文字禮法文化，而是實實在在的強化中央集權和皇權，削弱貴族勢力。不如此，帝國不能長治久安。蒙元之所以完蛋那麼快，蒙元是既面對文明選擇多，又貴族勢力強大，所以漢化勢力始終不能獲得全盛，由此導致的就是。元朝皇權弱勢，貴族勢力強大，由此權臣擅權，內鬥層出不窮，甚至鬧出兩都之戰的鬧劇。

為什麼不能繼續對外擴張？你當忽必烈不想？然而滅宋之後，蒙元進攻日本進攻緬甸進攻印尼進攻越南屢屢失利。對西北諸王也是敗多勝少（西域元朝長期停在吐魯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西部，連伊犁都沒到）。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既然如此，不能對外擴張，又不能強化君權鞏固中央集權，那大家繼續拿著槍桿子尚武是要對付誰呢？

不建立穩定鞏固的秩序，內鬥削弱了上層，進入中原後的腐化又削弱了下層，武力不足用又不能文治漢化讓被統治者認同統治者的合法性，不亡何待？“遼以釋廢，金以儒亡”？錯，是遼因為要意識形態整合各部而大興釋教，金國武力不足用而不能不大興儒教

忽必列提出這一說法是基於他作為元朝第一個皇帝。面對統治一個人口占多數的漢民族和以漢文化為主體的國家。為了能夠江山永固長治久安，在總結了遼、金政權興衰後所得出的結論，同時也是告誡後代警句。

這也不對，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千種車床，造出千種零件！都是有用的，只不過機器正常運轉就沒有需要零件的空間！我還是相信世界上沒有廢人，只是你還沒遇到適合你發展的空間！OK?

不在釋迦摩尼也不願孔子。胡人沒有百年的國運，主要是草原民族的性質，必須國有長君，帶領大家一起狩獵，打仗不空能像漢族一樣父子相傳，只能兄終弟及，這一傳承的結果就是百年內有資格繼承的第二代陸續長大統治的內部就出了問題！

元朝在中原地區時，比較藉助的宗教是以王重陽、丘處機等弟子們為代表的道教。所以，忽必烈說出這樣的話，不難理解，不外乎被某些教派借忽必烈的口，乘機狠狠地黑了儒教和佛教一把。

元朝廷不僅在中央設立集賢院，在地方上亦設立管理道官與道務的機構。元皇室入主中原之前，成吉思汗曾召令丘處機“管理天下出家善人”。憲宗即位後，命李志常掌道教事。統一江南以後，元世祖則對道教各派的勢力範圍和管理區域進行重新劃分。至元十四年（1277），元世祖賜天師張宗演：“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諸路設道錄司、州設道正司、縣設威儀司，皆屬焉。”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明確各個道派的掌教由朝廷授予印綬，令掌管其教內宗教事務。又下設諸路都提點為副手。各道派門下設有路道錄司、州、縣道正等職，即“路設道錄司，州設道正司，縣設威儀司”。元代道派的內部管理以全真道為例。全真道掌教主管教內事務，掌教之下設有“諸路道教都提點”。元末。龍虎山天師和玄教道團也採用相似的管理模式。張天師管領江南諸路道教，其下又設道錄司。在蒙古舊部和西域還是以薩滿教、喇嘛教為主(其實也大體算是殺生吃肉的釋教)。

假如，忽必烈這個說法確實成立，那麼元朝應該用事實來證明，不依儒教與釋教的立國方針，確實能讓王朝的氣運更加長久才對。可惜的是元世祖建立的這個元朝也不過區區97年的歷史而已（1271年-1368年）。所以這個說法聽一聽，知道背後的宗教勢力背景變化就好，當不得真。一個草原政權，攜橫掃亞歐之威征服中原之後，心底裡是不太情願認可中原傳統文化的。然而他自己又沒有非常成熟的一整套中央集權管理文化，所以面對中原花花世界，以總結前朝之失的口吻，警醒戒備、打壓一下中原地區的傳統文化勢力，是很正常的事。

少數民族政權無法長久的存在唯一的一點就是人口問題只要是漢族人口占大多數那麼永遠不會被其他少數民族真正的征服，只所以說漢族的同化力高不過是漢族人比較多罷了也得益於我們祖先千百年來給我們積累的一些優異的文化底蘊讓外族敬仰但現在這些都基本快被揮霍完了，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說法見於歷史記載是在《元史張德輝傳》，原文如下：

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

“或雲”是有人說，說明這個說法忽必烈也是聽來的，張德輝著力闡述了他對“金以儒亡”的不同看法，而對“遼以釋廢”一語未予置評，張德輝本身是金朝名士，身為儒臣，按照現代的說法需要註明利益相關，那麼他的回答就不是特別中立客觀了。

從元世祖忽必烈開金蓮川幕府廣攬人才來看，其中有正統儒學的代表趙復、許衡、姚樞、竇默、楊惟中；吐蕃佛教薩迦派教主八思巴；原漢地世侯的幕僚楊果、郝經、楊奐、宋子貞、商挺、李旭用、徐世隆等，而其最重要的謀士是海雲法師推薦的曾經當過和尚（法名子聰）的劉秉忠，所以忽必烈其實根本沒有受這個說法的影響，不管是不是因為張德輝的回答。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提出者，按照誰獲益最大誰嫌疑最大的原則，要麼是蒙古漠北保守勢力要麼是景教（基督教聶斯脫裡派，也就是東方亞述教會）信仰者，所謂色目言利之臣甚至天主教會也不無可能。

出於全真教的可能性不大，一來全真教講究三教合一，另一方面這個說法攻擊的釋儒的所謂缺陷，全真教本身也具備。

（忽必烈與馬可波羅電影劇照）

（西方人所繪的忽必烈接見馬可波羅）

這個說法的本意肯定不像後世研究者所展開演繹的“遼朝由興轉衰，崇信佛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有遼一代，佛教的過度興盛對社會的消極影響是很明顯的”，因為這骨子裡還是基於儒家正統的說法，而這個說法本身無疑是兩手都硬，左拳打佛教，右掌劈儒家。

如果這個說法出於蒙古保守勢力，其骨子裡應當是暗示遊牧民族不能被中原先進文化所影響，而應該保持所謂質樸剛健的傳統遺風。

曾出使過遼朝的蘇轍認為：

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唸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但是說到底還是皮相之談。

打一個未必恰當的比方，一個老闆出身草根的家族企業，做大之後既請了麥肯錫來做諮詢，老闆本人又去讀了長江商學院，後來因為經營不善、投資失敗破產了，兄弟姊妹親戚鄰居和媒體都總結之後一致認為，老闆壞就壞在讀EMBA相信McKinsey & Company，你們說對不對！

同樣在這個比方體系內，諮詢公司開出的藥方可能水土不服，商學院提供的教育和人脈可能貨不對板，但說到底根本上不還是老闆和決策層自己在拿主意，從這個意義上，張德輝所謂“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實在是再對不過。

一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是中國歷史上流傳已久的觀點。

從表面來看，他們基本上都闡述了一個事實，看上去好像是真的一樣。然而我們仔細來分析卻沒有一點道理。

先來看遼國，和尚人數佔國家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這是一個比較龐大的數字。要知道在古代歷史上，甚至到現在，僧侶都是社會的寄生蟲。他們並不直接從事生產勞動，完全依靠皇帝和朝廷顯貴，包括一些商人的供奉，來維持生存。

在不少朝代，寺院擁有大量的田地，和尚們的生活要遠遠好於平民，導致底層人群大量進入寺廟當和尚。

在中國古代社會勞動生產率底下，如果有太多人不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話，就會加重底層人民的生活負擔，從而有可能誘發社會危機。

但這些都不足以成為一個國家滅亡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還在國家統治集團內部出了問題，沒有為促進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找到新的出口。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個人，都不可能永遠在原地踏步，都像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遼國的領導人就是如此。他們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促進國家向更高的發展水平去推進。最終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國家一天一天衰落下去，最後被金國消滅。

遼國的和尚太多，只是一個外在因素，並不是導致遼國滅亡的根本原因。

二

我們再來看看，金國是不是因為信奉了儒家而導致滅亡的？

在金國滅亡北宋之後，金國的領土面積大幅擴張，佔領了黃河流域兩岸的許多地方。從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變成了多民族的國家。

這就導致金國的統治方式必然要與時俱進，進行創新。而在當時的條件下，金國的領導集團根本找不到，比儒家更先進的統治思想。我們也可以說，只有採取儒家的思想，才能保持金國的相對穩定。

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外儒內法。從表面上來看，是儒家思想在管理著華人的行為舉止。從裡子裡看，是法家思想在控制著華人的思想行為。

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只是為了用來欺騙人民大眾的，它根本就不是一個朝代最核心的統治工具。有且僅有法家思想才是一個朝代最重要的統治工具。

儒家思想僅僅是外在的一種東西。我們都知道，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也就是說，儒家思想根本沒那麼大作用，它就能決定一個朝代的興衰和存亡。儒家思想從來都是一個幌子，用來欺騙人民群眾和忽悠知識階層的工具。

由此可見說金國滅亡是因為儒家思想太興盛的原因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三

我們華人最缺乏的就是邏輯思維能力，所以我們得出來的結論都是很奇怪的，很少能從根本上抓住根本原因。

同樣的例子，我們可以看。我們華人很喜歡說紅顏禍水，一個國家滅亡了，往往把責任推到女人身上。

要知道，女人在歷史上只是附屬品，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權力。統治國家的往往都是皇帝和他的政治班底，這些人把一個江山搞垮了，他們又不願意承擔責任，就把責任推給了女人。

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男人多麼沒有責任和擔當，恐怕社會發展到現在也是如此。

因此我一直在講，所有人，都需要讀邏輯學和心理學。心理學讓我們認清自己和社會，邏輯學讓我們明辨是非。

倘若不能如此，我們還會鬧出更多的大笑話。

雖然這句名言，出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口，但對照真實的歷史，這句話依然錯得離譜。拿來做歷史興衰教訓，更是百分百上大當。

首先一條錯得嚴重的，就是“遼以釋廢”：曾經雄踞東北亞的契丹大遼帝國，真的是因為過度崇信“釋”？也就是盲目崇信佛教而滅亡的？

乍一看去，“信佛”為遼國滅亡背鍋，似乎是不冤。遼國晚期時，佛教的風靡，早已是空前火爆的場面，全國各階層都信得虔誠，各大寺廟佔有大量土地財富，唸經念得富可敵國。遼道宗時代的僧侶總數，已佔到遼國全華人口的百分之三點九。全是不納稅不交糧白吃國家財政，數額年年暴漲。單是這巨大財政負擔，就遲早要把遼國吃垮。

如此“虔誠”場面，就連出使遼國的北宋大臣蘇轍，都看得歡欣鼓舞：“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唸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遼國這麼胡鬧下去，衰敗是遲早的事，咱大宋不用愁啦。

但是，哪怕這火熱的信仰，早把遼國折騰得元氣大傷，遼國亡於金朝的悲慘歷史，“信佛”卻絕不該背第一口鍋。遼金戰爭爆發時，遼國絕沒衰敗到不堪一擊的地步，經濟軍事實力都是虎威猶存，甚至一度與金朝打成拉鋸戰。但兩條比“信佛”更嚴重的錯誤，才把遼國徹底推進了死路。

第一個錯誤，就是遼國前面幾代皇帝，因貪得無厭挖下的大坑：多次背棄宋遼《澶淵之盟》。沒錯，雖然北宋“聯金滅遼”的昏招是敗盟，但在這之前的幾十年裡，遼國早就“違約”成習慣。宋仁宗年間時，就鬧出“慶曆增幣”的醜劇，逼著宋朝增加歲幣。王安石變法後的幾次宋夏戰爭裡，每次北宋痛擊西夏的關鍵時刻，更常見遼國跳出來趁火打劫要歲幣。雖說大宋打落門牙往肚裡咽，可“聯金滅遼”的伏筆，卻早早埋下。

換句話說，就是為了幾筆“歲幣”小錢，違約成習慣的遼國皇帝們，早早挖下了戰略安全大坑。不管北宋的選擇有多蠢。當北宋選擇“聯金滅遼”後，面對宋金雙線夾擊的遼國，就算能多次擊退北宋進攻，也是早早沒了生路。

而比這更嚴重的錯誤，就是遼國攤上了一個更坑的皇帝：遼天祚帝耶律延禧。

比起書畫水平一流治國能力末流的“北宋大哥”宋徽宗來，遼天祚帝耶律延禧更堪稱活寶一枚：此人最大的愛好就是打獵，逮住空就往深山老林鑽，國家大事全甩了手。先前勉力維持的遼國國事，這下就好像一輛無人駕駛的跑車，各種叛亂一股腦全爆發。遼天祚帝呢？卻是作死繼續，瞎指揮敗掉遼國七十萬大軍，冤殺忠心耿耿的次子耶律敖魯。本有救的遼國，叫他糟的徹底沒救，白搭給金國做江山。

以這兩條致命錯誤說，如果說“崇佛”是遼國的慢性病，那麼這兩條全是“自殺性急病”，一旦戰略方向與高層指揮出了問題，就算滿血強大的國家，也極有可能速死。

而比“遼以釋廢”錯得更叫人哭笑不得的，就是後面一句“金以儒亡”：滅遼吞北宋的金朝，真的是因為崇尚儒家文化和照搬儒家治國體制而亡國的？恰恰相反：倘若不是選擇了儒家治國的思路，金朝的亡國，恐怕更要加速度。

好些人堅持“金以儒亡”的最大口實，就是金朝建國後那急劇衰退的戰鬥力。但事實上，早在金朝與南宋戰事正酣時，金軍的戰鬥素質，就已是越打越抽。跟南宋血拼了一輩子的金朝軍界頭號人物金兀朮，臨終前也急的閉不上眼：“吾身後，宋若敗盟，任賢用眾，大舉北來，乘勢撼中原人心，復故土如反掌，不為難矣”。號稱“滿萬不可敵”的金軍，此時已是這般稀里嘩啦了。

如此戰力衰敗的景象，不止發生在金朝一家，卻是每個遊牧政權變身成封建國家時，必然會撞上的大難題。也正是為這生存威脅，金世宗等金朝皇帝，才毅然選擇了儒家治國理念，有了著名的“金世宗中興”年代。後來蒙古崛起，也幸虧包括完顏陳和尚等儒家文化薰陶長大的英雄挺身而出，才叫金朝又頑強堅挺了幾十年。雖然金朝的“儒家治國理念”，只是學了點皮毛，卻足以培養出諸多英雄，在金朝風雨飄搖時慷慨護國。

被後世許多人短視為“兇手”的儒家理念，卻恰恰是金朝能夠多續命幾十年的“恩人”。

那金朝滅亡的主因是什麼？如果說遼國尚且是被前代帝王挖坑，那麼金朝才是真正的不作不死。其實在金宣宗時，蒙金戰爭的戰局已經開始改觀，浴血奮戰的金軍逐漸穩固了防線。但是貪得無厭的金宣宗，卻做出了最愚蠢的抉擇：明明正需要南宋的支援，卻為了多訛詐南宋的“歲幣”，貿然發動對南宋戰爭。反而偷雞不成蝕把米，被以逸待勞的南宋暴打不說，還把金朝坑進了慘遭蒙古南宋圍毆的地步。

更可笑的是，金宣宗犯了這個錯誤捱了揍，他的繼任者卻更記吃不記打，金朝末代皇帝金哀宗，明明已被蒙古打得山窮水盡，竟還盼著帶殘兵敗將去南宋搶地盤，結果招來南宋蒙古聯軍，在蔡州被徹底絞殺。

比起“釋廢”和“儒亡”來，遼金滅亡的教訓，有一條道理才永不過時：任何強大的國家，一旦發展眼光出現判斷失誤。多麼強大的國運，也攔不住亡國的厄運。很顯然，喊著“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元王朝，並沒認真領會這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