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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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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DOLLAR帶你看世界
張居正是戚繼光的上司和後臺。
《明史》中載:“(戚繼光與俞大猷)均為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意思是說,戚繼光比俞大猷更加果毅過人,但在“操行”方面卻不如俞大猷。
不僅如此,戚繼光在寫給張居正的書信中,常常自稱“門下走狗小的戚某”,這樣的恭謙顯得有些過了,其中不乏迎合、討好領導之嫌。
小時候,戚繼光的父親曾教導他,將來要做一個清正廉潔、愛民如子的好官,但長大後,戚繼光才發現,要做父親口中所說的那種官,真的很難,即使你不惹事,禍事也會主動找上你。
於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戚繼光學會了低頭,每逢上面有領導下來,他不僅好吃好喝地供著,走了還不忘封個紅包,送些當地的土特產。不僅如此,他還給自己找了一個非常硬的後臺——張居正(後來的內閣首輔,攝政大臣,一個比皇帝還牛的人)。
雖然戚繼光有著如此這般的“劣跡”,但他仍不愧為一代名將,不愧為千古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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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如彼遊川魚11
在明朝,文官的地位是遠大於武官。再有本事,再武功顯赫、想報效國家的武將,也不得不屈從與由文官擔任的總督、巡撫。這個局面,是由於明朝一些政策因素所引起的,這裡暫且不提。
所以,一個武官要想實現抱負,想成功立業,沒有一個堅硬的文官後臺是不行。戚繼光身後所站著的後臺就是張居正。至於張居正為何支援戚繼光,原因自然有公家原因和私家原因。
張居正和戚繼光兩人都是有著遠大的志向和抱負的人,兩人都有著報效大明,實現自我價值的理想。從這方面來講,兩人是很談得來的,張居正是一個標新立異的人,不會像其他文官那樣鄙視武官。既然戚繼光有著報效國家的目標,張居正有什麼理由不去支援他?
此外,張居正和戚繼光之間還有一些私交軼事。戚繼光經常給張居正送春藥,送美女,而且戚繼光給張居正每次寫信時,都自稱“門下走狗小的戚某”。張居正雖然是一個恪盡職守、為國家大事盡心盡力的人,可終究逃不出俗人的七情六慾。張居正本身是一個比較居功自傲的人,甚至於連皇帝都敢去批評,在他的周圍,只會存在著聽他話的人,而他本人自然也會十分享受這個氛圍。戚繼光還是比較瞭解張居正的為人的,所以在戚繼光多年倆投其所好、傾心孝敬的基礎之上,張居正自然會盡力的去支援戚繼光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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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歷史是杯酒
戚繼光(1528-1588),出身于山東登州一個世襲軍官之家。嘉靖二十五年(1546),19歲的戚繼光正式擔當起登州衛屯田的管理事務。嘉靖二十八年考中山東鄉試的武舉。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他被調往東南,任浙江都司僉書,管理屯政。這一時期,東南沿海倭患愈演愈烈,尤其是浙江、福建一帶。戚繼光多次為總督胡宗憲謀劃抗倭,深得胡宗憲賞識。次年,戚繼光升任參將,負責防守倭寇出沒頻繁的錢塘江以東地區,即寧波、紹興、台州一帶。戚繼光到浙江赴任後發現衛所的將士作戰能力一般而金華、義烏的人比較彪悍於是戚繼光前往招募了三千人在戚繼光的指導訓練下將其練成一支精銳的部隊後稱“戚家軍”。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繼光率軍奔赴臺州抗倭前線。嘉靖四十年(1561),戚繼光率軍在臺州與倭寇展開激戰,斬殺倭寇一千四百餘人,焚溺而死的達四千多人,取得了戚家軍抗倭的首次大捷。戚繼光也因此次大戰晉升為都指揮使,兩浙人民修生祠紀念戚繼光的功績。後戚繼光又率戚家軍平定了福建、廣東的倭患。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東南沿海的倭患終於平息了。
張居正(1525年-1582年),5歲識字,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秀才,嘉靖十九年(1540)考中舉人,這時他16歲。嘉靖二十六年(1547),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 隆慶元年(1567),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後的張居正才算是真正進入了權力的中心。而在這以前,戚繼光早也在抗倭鬥爭中大放異彩,為人們所熟知了。但是,國家的權力重心還是在內閣,一旦進入內閣,張居正就把戚繼光遠遠甩在了身後了。隆慶五年(1571),張居正躍升為內閣次輔。從隆慶六年(1572)到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一直牢牢佔據內閣首輔位置,內閣之中無人與之匹敵。
張居正主張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資格、名聲,注重官吏的實際才幹。而戚繼光恰好具備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是張居正極為器重、著力庇護的名將,不管別人怎麼攻擊戚繼光,張居正始終對他信任有加,長久對他委以重任。
張居正和戚繼光之間還有許多私交軼事,也見於明人筆記和私著。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戚繼光經常送給張居正“膃肭臍”,讓其煲湯喝。膃肭臍,俗稱“海狗”,生於渤海一帶,非常難得,具有很好的壯陽效果。另據明人王世貞私人筆記,戚繼光“時時購千金姬”送給張居正。張居正喝了這種湯以後,奇熱攻心,陽亢無比,雖數九寒天也不能戴帽子。戚繼光有一個愛好,喜歡吃豬頭肉,每次過春節的時候,張居正就在北京把豬頭肉做好,派人送到薊遼總兵行轅。戚繼光收到豬頭肉,就拿去和將士們一起分享。
但是,由於張居正和戚繼光的這種關係,在張居正死後也給戚繼光帶來了不利影響。戚繼光晚景淒涼,僅靠修立家廟、延師教子以及整理昔日公文打發日子。萬曆十五年,戚繼光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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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和戚繼光的是典型的將相知遇的關係,可以說自隆慶元年戚繼光投身薊鎮防務以來,張居正對戚繼光給予了16年全天候的支援,不允許任何人掣肘戚繼光在薊鎮施展其報負,史載“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為繼光難者,輒徙去之”。如果沒有張居正長久力挺,恐怕戚繼光別說什麼功業了,性命也是堪憂的。這可不是胡說,張居正曾經給湖廣巡撫汪道昆的信中顯示,戚繼光和譚綸的仕途在隆慶年間曾經遭遇過重大風險,幾有性命之憂,全賴張居正一力保全,施以援手,然後才加以重用。
《張太嶽集·與楚撫院汪南明》:但譚、戚二君,數年間大忤時宰意,幾欲殺之,僕委曲保全,今始脫諸水火。在戚繼光北調鎮守薊州之後,張居正又給了職務、事權、軍務的支援。隆慶二年,戚繼光負責三鎮練兵事務的總理一職,名義可以總理三鎮兵務,但是三鎮又有總兵管轄,在權力分配的問題上就出了亂子,事權不一,讓戚繼光難以措手,“臣官為創設,諸將視為綴疣,臣安從展布?”,在張居正的奔走下,召還原總兵官郭琥,讓戚繼光以總理職務兼任總兵官,統一事權。
《四鎮三關志·卷七》:茲特命爾不妨總理練兵原務,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將該鎮見在官軍不分入衛及區班等項,俱任爾挑選分營,督率各該將領,著實訓練,操演車騎,教習火器。不僅如此,張居正還駁回了派巡關御史監軍之議,讓戚繼光得以專職練兵,不受言官阻撓,並要求地方官也不能掣肘戚繼光辦理軍務,須全力配合,違者交由與戚繼光關係最為密切的薊遼總督譚綸處置,“有司府佐、州縣等官,有抗拒阻撓,以致失誤軍機者,亦聽爾開呈總督衙門參奏處治”。在張居正的支援下,戚繼光獲得了相應權力,以施展其才能。
《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二》:若武帥之重,則提督之外,如今上初戚繼光在薊鎮,以總兵官加總理,專司訓練,並督撫麾下裨將標兵俱屬操演調遣,生殺在握,文吏俱仰其鼻息,則江陵公特優假之,非他帥所得比。張居正之所以重用戚繼光,我認為有如下原因:
首先、戚繼光確實兵才卓著,讓其守衛薊州確實是才堪配位,於私來說確保京畿之地於萬全,有助於自己相位的穩固,也同時為國家發掘人才,不致於讓人才被埋沒。
張居正的相位穩固於否,和他的改革成果是密切相關的,而整治邊防又是其改革重要內容之一,在他所上的《陳六事疏》中,單獨將“飭武備”做為核心話題之一來討論,上面就提到“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而薊鎮既然拱衛京師,自然就需要才能卓著的將領來鎮守,他正是首先看重了戚繼光的才能,才賦予戚繼光總理兼總兵的巨大權力。張居正自己也對重用戚繼光一事做出瞭解釋,也確實有兼為國家的的心理動態,“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國之爪牙,不少優假,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輩,僕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為國家耳,縷縷之忠,唯天可鑑”。
其次、張居正重用戚繼光,也是當時邊防形勢的要求。
明朝在嘉靖時期,邊防疲敝,蒙古騎兵數次直抵都門,尤其以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戍之變”最為著名,為了有效提升邊軍的戰鬥力,提高將領的許可權成為重要議題,這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早在隆慶元年十一月,徐階所上御虜十三策上就有“重將帥”,“練軍兵”等擴大將領自主權的內容,而張居正也提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所以,張居正重用戚繼光更是形勢使然,而戚繼光做為名將也是適逢其會,給予了戚繼光這16年來的支援。
綜上所述,正是以上兩點原因成就了張居正和戚繼光將相知遇的佳話。談遷評曰:“江陵(張居正)能盡人之才,實戚氏於薊、永間,殆無北顧之憂。”此言真一語中的也。
引用文獻:《明史》、《國榷》、《張太嶽集》、《四鎮三關志》、《萬曆野獲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