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邑城市的興廢

漢代河北地區新增城市中，除一部分是因經濟發展、人口增加而增置的新縣縣治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作為列侯或公主的食邑而設定的侯國或邑。它們的大小也是以戶口為衡量標準的，但其間懸殊極大。大者可達萬戶以上，小者僅有數百戶。兩漢四百餘年間，侯國興廢無常，總數經常在變動。成帝時(以元延末年為基準)有侯國226個，其中位於河北地區的有52個。主要集中分佈在內地魏郡、鉅鹿、常山、清河、涿郡、勃海、廣平、信都等郡，緣邊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諸郡則無一設定。

這恐怕是鑑於漢初北邊諸侯與匈奴勾結、威脅中央政權的歷史教訓，而改由中央政府來全面直接掌控邊疆地區郡縣統治的緣故。由於這些侯國的設定純粹是出於政治上分封的需要，多是以鄉聚之地從他縣分置而成，發展過程與普通城邑完全不同。其中大部分侯國地域狹小，戶口較少，難以發揮一般縣城所具有的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只是具有部分行政管理職能而已。它們極易隨政治形勢或嗣位者自身境遇的變化而遭致撤廢。如兩漢之際的新莽之變和更始之亂，使得劉氏宗室遭沉重打擊，枝葉凋零。光武中興後，重新釐定行政區域。河北地區西漢末年尚存的52侯國中，47個被省並，廢置率高達90％以上。

中古時期中國城市盛行二重城式的“子城”制度,子城的形態與功能可與西歐城市的城堡（burg)類比。早在先秦時代，各諸侯國的王城就採取了諸侯王公居住的王城與貴族平民所處的外郭城相套的建築形態，王城總是選建在地形較高的位置，以突出其防禦性。例如：齊都臨淄、趙都邯鄲。西漢長安城的修建是先造宮殿，後圍城牆，故宮殿分散配置，城牆曲折。

漢朝的諸侯王城沿襲了以上特點。比如，東漢末年，曹操以魏王身份營建鄴城（遺址在今河北臨漳縣境），鄴城預先經過規劃，為橫長方形，東西長2400米，南北廣1700米。南牆開三門、北牆二門、東西各一門，共七門。金明門和建春門之間的東西大道，將全城分為南北兩區，北區中央為宮殿區，西區為供王室遊憩的銅爵園，宮殿區以東為貴族居住的戚里;南區為一般衙署和居民區。南垣正中的中陽門大道正對宮殿區主要殿址，形成南北中軸線!東西兩側的廣陽門大道和鳳陽門大道與其平行，左右對稱。這種佈局改變了漢代和漢代以前都城宮殿區分散配置、不規整的佈局，標誌著中國古代都城規劃發展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對以後的北魏、隋、唐時代都城規制產生了重要影響。鄴城的另一特點是以西城牆為基礎，構建了城西北部的銅爵、金虎、冰井三臺建築，其高聳的形勢帶有明顯的軍事防禦性質，是那個時代戰爭頻繁的產物。

講述人 梅華全（福建博物院文博研究館員）

對於閩越人的居處方式，《漢書·嚴助傳》中的淮南王安曾經斷言，“臣聞（閩）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言辭之中充滿著蔑視。城村漢城蜿蜒曲折的城牆和巍峨的宮殿建築，為漢代閩越建築史填補了空白，也給歷史上對閩越文化的無知者上了生動的一課。

城村漢城的發現和發掘，糾正了文獻記載的謬誤。明代《嘉靖建陽縣誌》記載：“閩王城，在崇文裡，地名城村……按舊志王審知築城建寨於此。”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建陽縣條也認為：“閩王城，縣北三十里，相傳王審知所築。”從城址中出土的器物斷代，城村遺址的遺物明顯屬於漢代，和五代王審知無關。

根據器物的特點，它們與周邊廣東、浙江等地漢墓出土的越族文物特徵相似，再從城村古城門樓上鑲嵌的“古粵”匾額，可以明確地斷定這是漢代閩越國的一座古城。這就從年代和族屬上明確了歸屬，糾正了《嘉靖建陽縣誌》和《讀史方輿紀要》的記載錯誤。

其城市和宮殿建築設計成就，顛覆了歷史的記載。城村漢城從1958年發現後，再到1980年重新勘探和實測，證實它是一座平面近似長方形，南北城牆長約860米，東西寬約550米，周長2896米，王城佔地面積48萬平方米，依山傍水，營建於丘陵坡地之上的漢代古城。

在城牆和宮殿基址營築上，它沿襲了中國春秋戰國以來的夯築法。在宮殿的設計上，採用四合院的建築形式。在高高的夯土臺上，採用深埋柱的方法構建樑架結構，保證了建築框架的穩固；在地板的構築上，採用了花紋鋪地磚和在木地樑上鋪設地板的方法，避免了山地建築的潮溼；在屋面上，鋪設了大型板瓦和帶有花紋的瓦當；在屋內牆壁的白灰面上，還有紅、黑色的雲紋彩繪等裝飾。宮殿內錯落有致的主殿和迴廊排列，鋪設講究的天井、粗碩環回的下水管道，都證明建築極其豪華講究。

閩越族具有獨特個性和強烈進取心。漢城出土的文物豐富多彩，數量眾多。在出土的陶器中，除了大量的釜、罐、甕、瓿、匏壺、斂口缽、提桶等越式陶器外，還有三足鼎、三足盤、盂、盆等漢式陶器。特別是建築用陶中的板瓦、筒瓦、陶水管、花紋鋪地磚，以及瓦片和陶器上拍印和戳印的漢字，都帶有濃厚的中原文化特色。鐵器和銅器中，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如弓箭上的“河內工官”銘弩機，農具中的鍤、斧、钁等。

由此可見，城村漢城的閩越文化是以本土文化為基礎，在大量汲取中原和周邊文化的形勢下形成的。正是這種蓬勃向上的進取精神，打造了閩越文化的豐富內涵。

漢代是一個生產力以鐵器為特徵的時代，城村漢城出土的為數眾多的鐵製生產工具和兵器，反映出閩越雖然地處東南一隅，但已經和中原一樣步入了鐵器時代。在史料中我們看到：由於同漢庭交惡，呂后曾經禁止中原鐵器輸入南粵，導致南粵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發展受到遏制，甚至因受到閩越的攻擊而無力還擊。從漢城出土的大量鐵兵器，可以看到當時閩越軍事力量不可小覷。

近年來，對漢城出土鐵器的科學測定資料證明，除發現與中原相似的鐵器外，城村漢城還發現了一些成分與中原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而是用一種特殊冶煉方法煉製的鋼質鐵器，這說明閩越的鋼鐵器冶煉和製造技術已經超越中原，達到一個新的水平。我們在漢城元寶山等地發現的冶鐵遺址，也許正是閩越冶鐵生產技術存在的最好證明。

城村漢城考古經歷一個甲子，傾注了幾代人的心血，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城址的保護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籌備建設，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但是，我們對地跨閩、浙、贛、粵四省的閩越國文化的研究應該僅僅是個開始，對城村漢城的研究也只是揭開了冰山一角。無論是已經發掘清理或是尚待發掘的遺蹟、遺物，都等待著我們繼續去探討、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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