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環境下，包拯噴宋仁宗口水應該是常規操作，根本不會被扣上欺君的大帽子。宋朝的國策就是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讀書人是朝廷的股東，做官順理成章理直氣壯，所以有對國家方向有疑問時相當於股東和董事長之間商量，罵起皇帝來毫無遮攔，皇帝最多隻能將此人貶官，大臣們還爭相為貶官送行，感覺非常光榮，皇帝也無可奈何，過幾年還得將人召回。當年宋仁宗無子，傳位給宋英宗，宋英宗對曹太后十分冷漠。曹太后對當時時任樞密使的富弼等大臣哭訴。富弼非常氣憤，跑去當面斥責宋英宗：你知道仁宗皇帝為什麼傳位於你嗎？因為你當時孝順啊。如今你對母后不孝，導致太后以淚洗臉，然後用笏板指著皇帝，你以後還不改，伊霍之事，臣能為之。宋英宗非常惶恐，連聲說不敢。所以這種環境之下。包拯噴仁宗一臉口水，也是司空見慣了。

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唯有宋朝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朝代。按照現在的說法可能應該說成比較“民主”吧。特別是北宋，是一個士大夫意識高度覺醒的年代。

事實上從漢唐時代，就已經從“貴族社會”轉變成“文官社會”了，很多計程車大夫“以天下為己任”，敢於與皇帝在朝堂上當面爭執。更有甚者，覺得一個人單挑皇帝力薄，就約一幫同事與皇帝展開圍攻舌戰。

而包拯在當時人才濟濟的北宋，不算是個中翹楚，最多能算是個難纏的人，或是“狗皮膏藥”一樣，粘上不好脫身。

包拯因為在端州做知縣三年，處理“端硯”事件非常出色，被調入京城汴梁做了個御史中丞。官職不高，卻是個專門挑刺的官，他的任務就是看哪位官員不遵紀守法，搞彈劾。

包拯主攻的方向就是人事問題。當時宋仁宗寵愛張貴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像是坐“直升機”一路升官。除了擔任財政部長外，還擔任四個重要的職務，在宋朝外戚史上是不多見的。

大臣們為此吵鬧不休，集體要求撤張堯佐的職務。爭論到高潮激烈的時候，包拯站在宋仁宗的面前，滔滔不絕，聲情並茂，唾沫星亂飛，濺到了宋仁宗的臉上頭上。宋仁宗氣的說不出話，拂袖而去。

宋仁宗回到宮裡對張貴妃只發脾氣，“你只知道讓他（張堯佐）官升宣徽使，就不知道現在的御史中丞是包拯”。

包拯彈劾張堯佐的事，在宋仁宗的包庇下不是很順利，但是他始終像“牛皮糖”一樣，與仁宗展開了長期爭論。張堯佐的官也沒當安生，直到他死，這事才算是個了結。

宋朝重用文士的國策，以及內憂外患的形勢，強化了士大夫，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人世精神,使其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張揚。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北宋時期士大夫們人生追求。所以，包拯與宋仁宗的爭辯，甚至唾沫星噴了皇帝一臉，宋仁宗也是司空見慣了的。如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也有之，都沒有治什麼欺君之最。

宋朝延綿300多年，有英明的君主，但也有昏庸的皇帝，前者的代表是大書法家，將廋金體推向極致的宋徽宗趙佶，這哥們除了不會治國，懶於朝政，不顧民生之外，其它的各種業餘愛好都搞得風生水起。而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樣，作為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趙禎在位四十二年，不但勤於政務，而且能禮賢下士，對大臣的納諫十分能接受，所以歷史學家將他所在位的這段時間稱為“仁宗盛治”，同時他也是宋朝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仁宗皇帝是個好皇帝，他對人寬厚和善，喜怒不表現於外表，城府也是不一般的深。雖然13歲就登基，一開始也沒有掌權，是由太后劉娥垂簾聽政，但當太后掛掉之後，他就親掌大權。他對大臣十分仁厚，積極鼓勵大家納諫，同時減免老百姓稅負，使宋朝達到一個發展的頂峰。關於他在位時，到底有多麼鼓勵大臣建言建議呢？從一個故事可以看出。當時有一個大明星在他手下當官，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也就是相當於現在的紀委幹部，這個人就是包拯。包大人的性格大家從各種文學作品、影視作品中多多少少有所知道，他剛直不阿、為人正直，黑白分明，對於看不慣的事情那時忍不住一定要說的，甚至不管對方是什麼人，哪怕是皇帝，他也是仗義執言，也正是這種習慣，所以才獲得了包青天的外號。包拯經常提建議，甚至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臉上，但仁宗也不弄他、罵他、打他，而只是嘿嘿用衣袖擦臉，然後還嘿嘿還接受他的建議。比如，有一個叫三司使張堯佐的人被包拯認為工作平庸，績效很差，不能勝任崗位，於是包拯就建議皇帝把這個人拿下。對於包拯來說，他根本不管對方是誰，有什麼關係，但是皇帝不一樣，他要顧全大局，因為張堯佐是仁宗寵妃的伯父，所以仁宗有點為難，這特麼怎麼辦呢？但是後來皇帝還是想到了辦法，他決定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哪知道這個事情被包拯知道了，他竟然組團帶領7名言官去與仁宗理論，要是放在任何時代，這簡直是欺君之罪，後果不敢想象。

在現代影視劇的廣泛傳播下，包拯的形象上可謂是深入人心。藝術源於生活，熒幕上的包拯當然也來自於真實的歷史。

歷史上的包拯是一位鐵面無私、敢於替百姓伸冤鳴不平的好官。在宋朝的都城汴京，百姓歌頌包拯的話非常多，靠關係擺不平的就是包閻羅，老百姓更是尊敬地稱呼包拯為“包青天”“包公”。

南宋的朱弁寫了一本文言小說集《曲洧舊聞 》，裡面記載著一個包公與宋仁宗爭辯的故事。

宋仁宗時期，後宮中有一個妃子姓張，頗受仁宗寵愛。貴妃有一個伯父在朝堂上當官，貴妃想讓仁宗提拔他擔任宣徽使。宣徽使是一個級別很高，但是沒有多少實權的閒職，仁宗就答應了。結果在廷議的時候，提任宣徽使的事卻沒有透過，隨後就暫時擱置下來了。

過了一段時間，張貴妃又給仁宗吹枕邊風，這件人事任免工作又被重新提上日程。臨上朝時，張貴妃將仁宗送到殿門口，還特意提醒仁宗別忘了宣徽使的事，仁宗回頭笑著對貴妃說沒問題。

仁宗在上朝的時候就下了諭旨，任命貴妃的伯父為宣徽使，誰知半路殺出來個“程咬金”，這個人就是包拯，他不但不贊成還極力反對。據記載，包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也就是說，包拯當時情緒激動，洋洋灑灑說了數百句，唾液都噴到了仁宗臉上。

最後，仁宗只能收回了任命聖旨。貴妃一直在後宮等訊息，等仁宗下朝後，貴妃趕緊來問仁宗結果。仁宗此時也是心裡不太舒服，隨口就對貴妃說“你只知道要宣徽使，難道你不知道包拯是御史中丞嗎？”

從實際情況猜測，當時的包拯就算是言情激憤，也不會將唾液噴到仁宗的臉上。因為在朝堂上，仁宗皇帝與大臣之間肯定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唾液是不可能噴那麼遠的。

既然唾液不能噴那麼遠，為什麼這個故事還是廣為流傳呢？因為故事的主人公包拯，一直以來都是為民請命、剛正不阿的清官形象。

另外，既然是宋代的文言小說，肯定存在一定的誇張成分，這點誇張剛好符合人們對包拯的期待和認同，所以人們就口口相傳，故事一直延續至今。

從故事的結局來看，宋仁宗為什麼沒有治包拯的欺君大不敬之罪，而是放棄了任命張堯佐為宣徽使。

原因之一：重視知識分子。

從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開始，宋朝就十分重視知識分子，有“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思維。宋朝重視知識分子國策，讓從小讀聖賢書立志報效國家，百官封爵的讀書人有了很強大的動力，也隨之產生了“士當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

原因之二：遵從祖宗之法。

宋朝的皇帝是十分重視遵從祖宗之法的。宋朝每一位新皇帝等級，幾乎都要強調一遍對祖宗之法的忠誠。比如宋真宗登基後說“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再比如宋仁宗登基後說“謹當奉行，不敢失墜”。

重視知識分子的傳統一直在宋代延續傳承，宋仁宗就是非常尊崇祖宗之法的君主。

客觀來講，宋仁宗其實是一位資質平庸的皇帝，但是在他死後被塑造成垂範後世的仁聖君主，仁宗當政時的一些做法也被整理到祖宗之法中，被後世尊崇學習。

這個故事反映了作為士大夫的包拯敢於直言、剛正不阿，同時也是宋代歷代皇帝尊重知識分子，營造了一個“暢所欲言”的大環境。

歷史上有很多事情都被誇大了，趙禎被稱為仁皇帝當然與其宅心仁厚有關，但是包拯也並不是像影視劇中那樣剛正不阿。

否則，他與范仲淹和歐陽修等聯合上書仁宗皇帝，那兩個官都比他大，也都被貶過，為啥唯獨他沒事？

因為那兩個認為皇帝仁厚，非要跟皇帝辯出子醜寅卯來，最終惹怒了皇帝，而包拯卻悄悄地把自己的奏摺給取回來了。

戲曲上的“打龍袍情節”不過是糊弄糊弄無知之人罷了。

不會是欺君之罪，換成別的皇帝可以治一個大不敬之罪。大不敬是古代十惡罪之一。

十惡俗稱“十惡不赦”。中國古代十種為常赦所不原的重大犯罪。一為謀反，二為謀大逆，三為謀叛，四為惡逆，五為不道，六為大不敬，七為不孝，八為不睦，九為不義，十為內亂。

這個大不敬罪其實分界線不是太明顯，只憑皇帝一句話就可以治這個大不敬罪。

打個比方，一個大臣上癜面見皇帝，一不小心放了一個響屁。

有的皇帝完全不理會，也不會治罪。有的也有可能治一個朕前失儀罪。

也有的皇帝就可能直接治一個大不敬之罪。

至於包拯把唾沫噴在仁宗臉上，這個完全可大可小。不過對於仁宗皇帝來說這都不叫事，仁宗皇帝的仁慈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如果噴在紂王，高洋這樣的帝王臉上那可就有好戲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