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儒家的代表人物，“至聖”孔子和“亞聖”孟子的大名自然無人不知。而兩大宗師的思想、學說聯絡緊密，相輔相成，因而常被合稱為“孔孟之道”。

嚴格說來，思孟學派應該是子思學派和孟子學派的通稱，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種一致性，所以人們往往將其聯絡在一起，稱為思孟學派；但在歷史上二者則可能是分別獨立的，當“孟氏之儒”出現時，“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但由於只是在墨守師說，缺乏創造，所以真正發展了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後起的孟子學派。

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的弟子曾子得孔子孝道之正傳，作《孝經》。曾子的弟子子思，作《中庸》。子思與再傳弟子孟子合稱“思孟學派”，為孔子之後最重要的儒家學派。這是先秦儒家發展的主線，被稱為孔孟之道。他們不僅在倫理學上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而且，也為古代科技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孔子所整理過的“六經”中包含古代科技典籍，其中最重要的是《夏小正》。關於《夏小正》的來歷，據《禮記禮運》記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這就是《夏小正》的來歷。另外，《史記夏本紀》也說：“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雲。”一般認為，現存的《夏小正》有經、傳之分，其中的經是孔子編訂過的。《夏小正》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具有豐富物候知識的著作。該書按照一年中各月份的先後順序，對各個月份的物候、氣象、天象和農事活動分別作了記載，涉及天文、氣象、動植物等多方面的知識。

作為孔子之後的重要儒家學派，思孟學派也整理編訂過不少古代科技典籍，其中最重要的有《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和《禮記月令》。需要指出的是，《堯典》、《禹貢》和《月令》一直被看作是古代天文學、地理學和農學的經典著作

大家好！我是茅山德垕，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孔子與孟子的區別

孔子與孟子同為儒家文化的大師，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講求“仁者愛人”，但是二者卻有著較大的區別。

首先，從兩人的人格來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則偏向憤世疾俗。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則，要別人大氣，自己就得是個敦厚的儒者長者。這與孔子的人生經歷有關，孔子早年家貧，作過吹鼓手，也放過牛羊，他是自學成才，因而他自然就養成了謙遜的性格，他向長者請教時也總是恭恭敬敬。成材後，他也將這種恭敬的習慣一以貫之，所以才有“有教無類”的思想，他要讓年輕人少走彎路，對年輕人的教誨總是不厭其煩。他是老師，也是長者，所以，脾氣暴躁的子路都會受他的影響，並拜他為師。寬恕始終是他的人生信條，如在陳國，被別人形容為“喪家之犬”，他都不生氣。但在原則上則義正詞嚴，毫不妥協。當他發現魯國國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該他享受的音樂時，他也會說“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蘊藏著凜凜正氣的。

孟子則不同，孟子更偏向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戰國時期，在那個時期內諸侯們交相攻伐，仁義早被拋諸腦後，“興滅繼絕”的傳統也煙消雲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孟子把個人與社會緊密的聯絡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懸為己任，自然是看不慣諸侯們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號迴盪在他的心中，這更激起他的憤世疾俗。孔子也憤世疾俗，只不過他最大的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則不同，他是“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孔子的憤怒是出世，孟子的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邁之情，自信之氣，他越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從對後世文人的人格的影響來看，孟子的影響超過了孔子。

第二，從他們對“仁”的看法來看，孔子是大廈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廈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針對“春秋無義戰”提出了“仁”思想，他並沒有將“仁”的思想形象化具體化，“仁”還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孟子則在“仁”的基礎上將其形象為“不忍之心”，並建立“性善論”來對其進行論述，進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種從社會道德到社會政治的一個飛躍，這種飛躍將能更好的鞏固“仁”的觀念，並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從具體的施政來看，孔子的施政綱領比較簡單原始，孟子的施政綱領則詳細具體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禮樂”二端，他的禮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樂就是“浴乎沂，風乎舞雩，沐而歸”，簡單說來就是簡政施仁。孔子也贊同發展經濟，他很贊同管仲，他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他也贊同用適當的刑罰來懲戒，不過，他不贊成濫施刑罰。孟子則不同，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可誅殺“獨夫”，雖多了點殺伐之氣，卻表現出其朗朗正氣；他認為樂也當用來治理國家，“古之樂猶今之樂”，為君者當“與民同樂”，以此來教化百姓。孟子不贊同刑罰，只因戰國時期各國刑罰太甚，他認為施刑是“網民”，他倒贊同教化“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他最贊同的是發展經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十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孟子的經濟就是“教養”二大端，畢竟“倉廩實而後知禮節”。

總的說來，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這三個方面，他們的不同主要是時代使然。

孟子和孔子區別：人格不同、著作不同、主張不同

一、人格不同

1、孟子：孔子偏向敦厚。

2、孔子：孟子則偏向憤世疾俗。

二、著作不同

1、孟子：《孟子》

2、孔子：《論語》

三、主張不同

1、孟子：孟子主張“義”。

2、孔子：孔子主張“仁愛”。

孔子

嚴格說來，思孟學派應該是子思學派和孟子學派的通稱，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種一致性，所以人們往往將其聯絡在一起，稱為思孟學派；但在歷史上二者則可能是分別獨立的，當“孟氏之儒”出現時，“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但由於只是在墨守師說，缺乏創造，所以真正發展了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後起的孟子學派。

在思想史上，很少有像思孟學派這樣既有著顯赫的地位，又產生不斷的爭議。說它地位顯赫，是因為至少從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傳，居儒學大宗；說它爭議不斷，乃是因為對於“思孟學派”具體何指，其特色為何，甚或在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個存有爭議的問題。歷史學家說，我們所知道的只能是流傳下來的歷史。

子思

我們說思孟學派在歷史上爭議不斷，決不僅僅是因為《漢書·藝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後已經失傳，更重要的，乃是因為後代學者在爭論中往往摻雜了自己的意志、觀念，他們真正關注的也許並不是思孟學派的真實面貌，而是思孟到底從夫子那裡傳下了什麼樣的“道”。在這種情況下，典籍的遺失、缺乏固然會影響到人們的理解、判斷，但又何嘗不會為後人的借題發揮、“六經注我”提供了便利；而這種借題發揮、“六經注我”雖然不無其自身價值，但它終歸已不是思孟學派的原貌。首先要從春秋戰國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學派的演變、發展；同時更要將其原有的內容與後人的發揮區別開來，終歸我們探討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思孟學派，而不是作為“道統”化身的思孟學派。

孟子

那麼，思孟學派是如何提出來的呢，它在思想史上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讓我們首先對這些問題作一番探討吧。在先秦典籍中，明確把思、孟作為學派看待的應該是戰國後期的韓非子，他在《顯學》篇說：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這裡雖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們看作“儒分為八”中的兩派，對於二者關係如何，則根本沒有提到。不過韓非子“儒分為八”的說法也有一些讓人費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說的八派並不處於同一時期，最早的子張、漆雕氏（漆雕開）等屬於孔門的七十二子，約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孫氏(荀子)則已到了戰國後期，前後相差約二百餘年，所以韓非所說的“儒分為八”顯然不能僅僅作為並列的學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顏氏之儒”，孔門弟子中除顏回外，還有顏無繇、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何、顏濁鄒等人（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孔子世家》），但多數學者還是傾向認為是指顏回一派。如果是這樣，那麼顏氏之儒就應該是由顏回弟子創立，但又尊奉顏回；因顏回先於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樂正氏之儒”，先秦儒家為樂正氏者有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和孟子弟子樂正克，前人考訂樂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麼，“儒分為八”中有曾子弟子創立的樂正氏之儒，卻沒有曾子；如果是後者，則孟子與其弟子分別創立了兩個學派。此外，韓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並不能概括孔門後學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賤儒”共有“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韓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張氏”一家；還有，《孟子·離婁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提到的“從弟子百人，設取予去就”的澹臺滅明等，顯然也都是開宗立派的大師，但均沒有被韓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這些都讓人感到費解，搞不清韓非分派的根據是什麼。與此不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將則思、孟前後相續，認為二者具有內在的聯絡。

略法先王而不知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按照荀子的說法，子思、孟軻不僅前唱後和，主張一種五行說，而且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受到一批俗儒的支援、擁護。荀子是戰國後期儒學的代表人物，他的說法自然有一定根據，所以後世所謂的思孟學派實際也就是由這條材料而來。那麼，如何看待韓非與荀子不同的說法呢？我們認為這可能同二者的著眼點不同有關，韓非所說的可能是歷史上產生的具體學派，而荀子強調的則是學派間的歸屬和聯絡。

我們知道，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主要是透過收徒設教的形式，據劉向《新序》，“孔子年二十三歲，始教於闕里，顏路、曾點、琴張之徒，往受學焉。”是孔子第一次收徒設教，後不斷透過這種形式，孔子在其門下匯聚了龐大的弟子徒眾，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學派。從《論語》、《禮記》等典籍來看，孔子與其弟子的關係往往是寬鬆、自由的，弟子由於信奉孔子的思想，推崇孔子的人格，來到孔子門下；也可能由於某種原因離孔子而去，儒家內部似乎始終沒有形成嚴格的組織系統，更沒有對學派的傳授作出明確規定，體現了儒家不同於一般宗教的特點。所以孔子以後，儒家內部雖然出現分化，但各家立派依然是透過收徒設教的形式。當儒家的某一人物，在門下聚集了一定數量的弟子，在社會上產生一定的影響，甚或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張，便形成所謂的“派”。這種“派”的數量自然會是很多，遠遠不止於八家，韓非的“儒分為八”只是後人一種籠統、模糊的印象，並不能以此為據。同時，由於韓非乃法家人物，對儒家情況不可能十分了解，他只注意到子思、孟子都曾立派，故從旁觀者的立場將其分為兩派，至於二者關係如何，自然不是他所關心的了。荀子的情況則不同，他主要是從儒家內部的派別劃分來看待思、孟的關係，認為二者在儒家內部處於同一思想路線。在十二子之外，荀子又提出仲尼、子弓，稱讚其為“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是“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認為自己即是出於仲尼、子弓之後。因此，子思、孟軻與仲尼、子弓實際代表了荀子所理解的儒家內部的兩條不同路線，他將思、孟聯絡在一起，並給予批判，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就荀子而言，他也並沒有肯定思、孟就是一個學派。

荀子在批判思、孟時，特別說到“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表明思、孟一系曾自認為出於仲尼、子游之後。對於這個子游，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子弓之誤，理由是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後雲‘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則此子游必子弓之誤”（王先謙《荀子集解》引）。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別處之所以屢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師承；本處之所以獨言‘仲尼子游’者，乃子思孟子的道統。這是絲毫也不足怪的。”[4]所以按照荀子的記載，子游應該是對思、孟產生過影響的重要人物。子思與孔子年齡相差較大，不可能接受孔子的教誨，子思的父親孔鯉也早卒，說子思受到孔子弟子的影響，完全符合情理。不過從思、孟的言論來看，他們似乎較少談到子游，而是更多地談到孔子的另一個弟子曾子。如在《禮記》中，子思常與曾子討論孝親執喪；孟子也常將曾子、子思並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離婁下》）這裡的“同道”是說曾子、子思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而並不是說在傳授“道統”，但也說明在孟子眼裡，二人確實具有某種聯絡。此外，《孟子》一書提到曾子九次，對曾子十分推崇。在孟子筆下，曾子常常被描繪成剛強、弘毅，具有獨立精神的人物：

昔者曾子謂子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捨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公孫丑上》）

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公孫丑下》）

這裡的曾子顯然就是孟子的化身了。孟子在思想上也受到曾子的影響，“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與曾子以“忠恕”釋“一以貫之”相同。正因為如此，所以後人往往認為思、孟實際是出於曾子一派。不過仔細分析，以上兩種觀點其實也並不矛盾。前面說過，子思雖為孔子之後，但他既未及遇孔子的垂教，又經幼年喪父的變故，主要是在孔子弟子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這樣一來，與其發生聯絡的人物自然不在少數，而曾子、子游可能是其中較為重要者，子思與其二者在思想上也具有某種一致性。所以荀子說思、孟一系曾經推崇子游，應該是有根據的。至於曾子，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則較為複雜，除了對思、孟產生影響外，可能與荀子也具有某種聯絡。據筆者統計，《荀子》一書多引曾子的言論，對曾子似乎也十分重視（詳見第三章）；而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吳起乃早期法家人物，竟然也曾受學於曾子門下，這樣看來，曾子便是思想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從曾子的思想來看，孟子雖然稱其“守約”，突出了其重視內在精神的一面，但史書也不乏曾子有關論禮的記載，說明他對於外在禮儀同樣十分關注，這樣以後的孟、荀實際都有可能與他發生聯絡，產生共鳴。而可能正是這個原因，當荀子在對儒家各派進行批判總結時，便從自身的立場出發，只將子游劃歸思、孟一系而不談及曾子，但就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可能曾子、子游都對思、孟產生過共鳴。

孔孟之道是孔子思想和孟子哲學的合稱。孔子首創仁義禮之儒家思想核心價值體系。是中國儒家哲學思想的締造者。倡導中庸之道，奉行君臣有別，主張仁義處世。只是勾勒了一個治國的大致框架。而孟子作為孔子子孫子思的弟子。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學說。提出仁政思想，主張重民輕君，不拘舊禮，憤世愱悚。是對孔子思想的完善，影響和作用順應實際，靈活有效。但他們的核心思想都是一致的。所以後人把他倆合稱孔孟學說。

思孟學派是子思和孟子學派的合稱。孔子門下三千客。各子的性格理念不同，也形成了八股小派。各有千秋。從孔子到孟子跨越了百年。其學派的發展和完善經歷了孔一曾一思一孟四個階段。而孟子又師從於孔子嫡孫子思，深得孔子思想真諦。他們與時俱進，豐富完善孔子儒學的內涵，形成了更加實效的思孟學派。

他們是儒家思想的創造者，傑出的代表者。為後世治國做人確定了核心價值觀和道德體系！

孔孟之道與思孟學派區別很大，從各自的創立、發展中可以理解，二者區別如下：

孔孟之道，就是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孔孟之道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

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孔子與孟子同為儒家文化的大師，都推崇

“仁”的思想，都講求“仁者愛人”，故把兩人的理念合稱為孔孟之道。

思孟學派，嚴格說來應該是子思學派和孟子學派的通稱，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種一致性，所以人們往往將其聯絡在一起，稱為思孟學派。但在歷史上二者則可能是分別獨立的，當“孟氏之儒”出現時，“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由於只是在墨守師說，缺乏創造，所以真正發展了子思想的，反倒是後起的孟子學派。

區別：孔子與孟子同為儒家文化的大師，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講求“仁者愛人”，但是二者卻有著本質的區別。

首先，從兩人的人格來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則偏向激進。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則，要別人大氣，自己就得是個敦厚的儒者長者。這與孔子的人生經歷有關，孔子早年家貧，作過吹鼓手，也放過牛羊，他是自學成才，因而他自然就養成了謙遜的性格，他向長者請教時也總是恭恭敬敬。成材後，他也將這種恭敬的習慣一以貫之，所以才有“有教無類”的思想，他要讓年輕人少走彎路，對年輕人的教誨總是不厭其煩。他是老師，也是長者，所以，脾氣暴躁的子路都會受他的影響，並拜他為師。寬恕始終是他的人生信條，如在陳國，被別人形容為“喪家之犬”，他都不生氣。但在原則上則義正詞嚴，毫不妥協。當他發現季子享用天子規格聽音樂時，他也會說“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蘊藏著凜凜正氣的。

孟子則不同，孟子更偏向憤世嫉俗，傾向激進，並強調“格”、“氣節”。孟子生活在戰國時期，在那個時期內諸侯們交相攻伐，仁義早被拋諸腦後，“興滅繼絕”的傳統也煙消雲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孟子把個人與社會緊密的聯絡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懸為己任，自然是看不慣諸侯們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號迴盪在他的心中，這更激起他的憤世嫉俗。孔子也憤世嫉俗，只不過他最大的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則不同，他是“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孔子的憤怒是出世，孟子的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邁之情，自信之氣，他越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從對後世文人的人格的影響來看，孟子的影響超過了孔子。

第二，從他們對“仁”的看法來看，孔子是大廈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廈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針對“春秋無義戰”提出了“仁”思想，他並沒有將“仁”的思想形象化具體化，“仁”還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孟子則在“仁”的基礎上將其形象為“不忍之心”，並建立“性善論”來對其進行論述，進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種從社會道德到社會政治的一個飛躍，這種飛躍將能更好的鞏固“仁”的觀念，並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從具體的施政來看，孔子的施政綱領比較簡單原始，孟子的施政綱領則詳細具體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禮樂”二端，他的禮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樂就是“浴乎沂，風乎舞雩，沐而歸”，簡單說來就是簡政施仁。孔子也贊同發展經濟，他很贊同管仲，他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他也贊同用適當的刑罰來懲戒，不過，他不贊成濫施刑罰。孟子則不同，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可誅殺“獨夫”，雖多了點殺伐之氣，卻表現出其朗朗正氣；他認為樂也當用來治理國家，“古之樂猶今之樂”，為君者當“與民同樂”，以此來教化百姓。孟子不贊同刑罰，只因戰國時期各國刑罰太甚，他認為施刑是“罔民”，他倒贊同教化“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他最贊同的是發展經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十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孟子的經濟就是“教養”二大端，畢竟“倉廩實而後知禮節”。

總的說來，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這三個方面，他們的不同主要是時代使然。

9月28日，在儒家創始人孔子誕辰2556週年之際，全球華人首次聯合祭孔活動在世界各地孔廟同時舉行。其實，不光是華人，整個亞洲包括南韓、日本、越南，以至於歐洲、美國，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學者都開始關注提倡“仁義”、“天人合一”的中國古老哲學。

* 今天重提孔孟之道有特殊意義

隨著中國入世和經濟全球化，中國傳統文化不可避免要與西方價值發生更強烈的衝突。儒學作為一種本土文化，作為企業、品牌生存的文化環境，是否還有存在的理由？如果有，價值何在？

* 孔孟之道接軌多元經濟

在新加坡，商人受著中西兩種文化的薰陶。新加坡經濟的騰飛表明，經濟的興衰成敗，不能完全依賴於一種哲學思想。在多元的文化價值觀環境裡，孔孟之道需要何種自我調整，才能夠適應向現代工業文明的方向演化，融會貫通西方的現代管理制度、法制體系和契約原則？在對企業、對品牌行為規則樹立過程中，是否還能重塑孔孟之道“順昌逆亡”的強大影響力？

“孔孟之道”與“思孟學派”都是一脈相承的，都是中國“儒家學派”之“正宗”。所謂“思孟學派”中的“思”就是指孔子之孫子孔伋（字“子思”），“孟”就是孟子，都是以傳承和發揚光大孔老夫子所開創的“儒家學派”為己任。

思孟學派有“性與天道”學說、“性善論”學說、“民貴君輕”學說和“五行學說”。我們知道，殷代滅亡之後，為了說明周為什麼能夠取代殷，周公提出"敬德"來修補天命思想；春秋後期，天命思想搖搖欲墜，孔子提出"仁"這種道德規範，企圖用來調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仁"本身雖然沒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保留了上帝的地位。"誠"的提出，則是為了取代上帝的地位，並把上帝泛神化。這種思想是將孔子倫理思想擴大化，從而成為更廣泛、更唯心主義化，以至趨向宗教性的思想。從而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學的基礎。孔子“老而好易”，在會通 人道與 天道、 地道之後開始大談“性與天道”，以至於他的高足弟子都想不明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認為自己“學問不高，老師給我們講性與天道的那些話我們聽不懂，聽不著” 。《中庸》中的性與天道論就是對孔子有關論述的繼承和發展。孟子的“性善論”來自於《 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論斷；其高舉的“義”旗，就是依據孔子提出的仁、義，禮、智對舉思想 ，對其仁學的節度，對墨家“兼愛”思想的反制；孟子民貴君輕思想是對孔子“革命理論的發展（《易傳·彖·革》講：“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思孟學派對易學也有貢獻，就是解決了大易 醫人的問題。我們知道， 易經號稱帝王之學，“群經之首”。其 醫國問題由《 易傳》基本解決； 醫病問題由《 黃帝內經》基本解決，醫人的問題，則由思孟學派提出的德性論《 五行》學說給出了答案。思孟學派比照數術論五行（金木水火土），提出了仁、義、禮、智、聖五行。所謂“聖”不是指“誠”，而是指會同天道、人道的本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童子問易》認為：“思孟學派這種將數術引入儒門的努力，高揚‘ 人道’主義旗幟的表現，是企圖把 儒家的道德條目加以自然哲學和生命哲學化的明證。其理論勇氣是巨大的，對華人思維方式影響也是深遠的，甚至可以說其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程序影響都是深刻的。自此， 易學真正走上了醫國、醫人、醫病的光輝歷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隱含著終始交替的意蘊。由此看來，應是思孟學派開‘五德始終說’之先河。”

思孟學派講善道和 德道。就個體而言，就是講仁義禮智善道；就社會講，就是弘揚由易經而來的 德道：博愛、厚生，公平、正義，誠實、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諧，民主、法治。此正可謂今日我們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