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國力富強。第二，在戰場上能夠取勝。第三，高舉仁義大旗。第四，尊重周天子。第五，有賢臣輔佐。第六，個人經歷過苦難的磨礪。春秋五霸，整體而言具備這六條。

我個人認為成為春秋霸主主要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國家人口眾多，疆域不要小，經濟富裕；

第二:經濟強盛，軍事實力強大，軍隊戰鬥力強；

第三:政治影響力大，有諸侯跟隨，舉行會盟，尊重天子，維持公平，打擊外族勢力，保衛大周疆域；

第四:有軍事政治等才能，能任用賢人，有政治遠見，有獨特人格魅力。

我就列舉，齊恆公怎麼把齊國變強，間接的分析如何成為春秋時期霸主。

由弱而強看齊國

齊桓公剛上位那會，齊國依然很弱。弱到什麼水平呢，淪落到給一篇中學古文當背景的程度。那篇課文開頭就是“十年春，齊帥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著名的《左傳•曹劌論戰》（這個題目是編課文的人起的）。這段留下“肉食者鄙”、“一鼓作氣”等著名成語的故事結局我們都知道，在這場“長勺之戰”中曹劌率領魯國軍隊“遂逐齊師”，這篇的主角是曹劌，齊師只是背景。後來的敘述者總以齊國將來崛起後的強大，來解讀這段往事，認為這襯托了魯國和曹劌以弱勝強的勇敢和智謀。實際上，在世傳署名管仲的《管子•輕重》中，也提到了場發生在齊桓公上臺第二年的戰事，齊桓公認為魯國是齊國的“蜂螯”，一直攻擊齊國項背，所以才要反擊。管仲勸過他實力不強不要妄動，桓公不聽，一交鋒，還是輸了，反被後人留在中學語文課裡。

《管子》

“曹劌論戰”的故事

齊國為什麼很弱，原因很簡單，東周剛開始的時候，鄭國是周王室的肱股，實力超強，往東向宋國、陳國拓地，後者則向東退卻，沿著黃河、淮河一線把壓力傳遞給齊、魯。這種過程就像擠牙膏一樣，位於“牙膏”開口處的齊國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節節敗退。齊桓公剛即位的時候，接手的就是這樣一個局面。

但機會總是伴隨著挑戰，當戰火逐漸由鄭國推到齊國的同時，越來越多的流亡人口和商業機會，也在一波又一波向著齊國湧來。首先，短期內，最遠離諸侯內亂的齊國雖被魯國逼迫，但也獲得了源源不斷的避亂人口。比如陳國公子完，衛國公子開方，都自西向東地遷入了齊國，先後改變了齊國的命運。其次，周、鄭地區突然增長的人口，在食鹽、穿衣方面的需求，刺激了齊國本地魚鹽、紡織方面的生產，《史記·貨殖列傳》就有“齊冠帶衣履天下”的說法。出售的是海鹽和紡織品，換回的就是糧食，《輕重》甚至提到，齊華人用“工雕文梓器”（加工木器）都可以換取“天下之五穀”。

所以，齊國富強的背景，固然離不開管仲的管理才能，但背後更重要的，其實是充足的勞動力和新興的市場需求。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裡用一句“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來稱管仲功績，還是比較客觀。這裡還順便也道出了齊國地理侷限對齊國未來命運的影響，“區區之齊在海濱”，富裕可以，擴張沒戲。

平心而論，管仲只是使齊國富裕起來，不再被魯、宋等西部國家東侵（前680年，齊國組織了“鄄地會盟”，和西部國家訂下和平條約），還能向北攻打山戎、孤竹，拓寬一點土地（前663年，北伐山戎，打通了向北獲得馬匹資源的通道）。可要成為霸主，還得配上一個相當的對手。

亦敵亦友是楚國

如果說，周王室和鄭國沿著黃河東遷，是東周時代第一次人口遷移，那麼由楚國東進導致的淮河流域各國騷動，就是東周第二次人口大遷移，這兩撥浪潮的終點都是黃、淮下游的齊國。

隨著東亞人口格局的變化，楚國所控制銅料的最大買主——周人——從渭水流域向黃河中下游的遷移，讓楚國不得不改變自己的運輸路線。從南陽盆地到渭水流域，原本是西走藍田-商洛之間隱秘的快捷通道，現在必須往東改道。楚國除了輸出銅料流入周、鄭，連齊國都很可能分到一杯羹，還要輸入海濱地帶的物產，取長補短。《輕重》就有“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的對舉。齊國故都臨淄出土的陶罐上，還有“楚賈購□□裡豆”字樣。所以，楚國東進作為這個東亞物質交換格局調整的結果，就和齊國發生了既遠且近的聯絡。

有兩個故事說出了齊國和楚國的這種微妙關係。《輕重》有一則管仲和齊桓公的軼文，桓公想去朝覲周天子，但沒錢準備賀禮。管仲給他想到一個來錢的辦法，“使玉人刻石而為璧”，按照石璧大小定價，大的千錢，小的五百。借周王之口說，要見天子的“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於是發生了“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的盛況，結果就是“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這個故事叫“石璧謀”。

“石璧謀”故事不見正史，情節也不夠衝擊，所以沒有在古典時代廣為流傳。然而，關於“石璧”的故事，在春秋時期並不鮮見，另一個流傳甚廣，古今齊誦的傳說——“和氏璧”——你肯定聽過。《韓非子·和氏》說，楚人卞和找到一塊石頭，覺得石頭裡有璞玉，就拿去獻給楚王，兩位楚王不信有玉砍掉了卞和兩條腿。直到楚文王即位，終於從卞和的石頭裡開出了“美玉”，雕琢成了舉世著名的“和氏璧”。和氏璧在戰國時名聲大振，在“完璧歸趙”的故事裡又扮演了一回主角。

卞和獻寶

楚文王在位的時間和齊桓公初期相當重合（至少有十年），恰好經過了齊國開始崛起，走向富強的一段時間。卞和也是在楚文王時熬出了頭，而他的玉璧恰恰就是一種石頭和“玉”的混合物。從“石璧謀”的案例看，石璧本身沒有價值，只是透過象徵意義獲得了一種相當於流通中介的價格。因此，並非楚文王突然張開了“慧眼”認得了和氏璧的價值，實際上，這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楚國向東遷移的過程中，逐漸加入了一個最初由齊國約定的價值交換網路當中。（現在，我已經無法直視大量出土的先秦時期的玉璧了。）司馬遷說“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就是這個相輔相成的意思。

《史記•楚世家》還顯示，直到楚文王時，楚國的事蹟才多了起來，比如“伐申過鄧”、“伐蔡”、“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這些對楚東小國的傾軋都是楚文王乾的。為什麼要東進呢？《貨殖列傳》記錄了楚國和齊國之間另一條貿易路線：“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也就是說，楚國是齊國魚鹽、紡織物品的大宗需求者，前者要麼透過鄭國，要麼透過陳國和東部的齊國交換。為了這一目的，楚國就必須打通和齊國之間的申、鄧、蔡、陳等小國，客觀上，楚國東擴為齊國又一次送去了繁榮必須的人口資源，也保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流入齊國。

說實話，楚國本質上和齊國並沒有絕對沖突的關係，經濟上其實多能互補。但楚國傾軋淮上諸國的具體行動，的確破壞了鄭國東擴後，業已趨向穩定的黃、淮格局。這讓齊國又愛又恨。

齊桓公靠什麼成就霸業？

公元前657年，齊桓公攻打了依附楚國的蔡國，間接地和楚國發生了一生中唯一一次正面交鋒。《左傳•僖公四年》提到此事時，給出了“風馬牛不相及”這個成語。齊桓公也知道其實沒有什麼伐楚的必要性，就透過“召陵之盟”稍稍約束了一下楚國向東的步伐。而此時執政楚國的楚成王，也並沒有對中原的企圖；他還在為更好地控制長江下游的銅礦生意，履行周惠王當年下達“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的指示。（當然，“南方夷越”很快將給齊國帶來另一波吳、越人流，這是後話。）但這場事實上沒有打成的“大戰”，經過孔子的渲染——桓公的霸業不靠打仗，靠會盟——就成了齊桓公和管仲的一大功績。

在和楚國對峙前，齊桓公還重建了被狄人攻滅的刑國和衛國，這是他捍禦“中國”的另一件功勞，但這些狄人的到來還只是一個開始。而桓公因為在周襄王即位的事情上投了關鍵的一票，得到襄王授予號令諸侯的權力，終於成為了孔子那個“有功”，孟子那個“有罪”的“霸主”。往後沒幾年，管仲先桓公而去世了。

沒有獲得王位的另一位周王子，姬帶和狄人聯合（還是上次那批狄人），掀起了周王室內部的衝突。那些來自太行山以西的高原狄人，好像另一管“牙膏”一樣被源源不斷地擠到了黃河下游平原。這些接二連三的事情讓失去了管仲的老年桓公有些手忙腳亂。頻繁的伐狄、救周，很快耗盡了桓公最後的歲月和齊國在管仲管理下積累的經濟實力，那裡曾有楚國和中原諸國不可忽視的貢獻。

公元前644年，五個兒子爭位，導致一代霸主齊桓公因飢餓而死。在管仲的操持下，齊桓公的一生成功吸納了周、鄭東進引發的第一波人口東遷，也順利化解了楚國調整貿易路線造成的第二波東遷浪潮，並兩次完美轉化為自身崛起的人力、經濟資源。可以說，周室的孱弱和東周以來黃淮平原人口、物質交換格局的變遷，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努力維護黃淮下游舊有的政治秩序——這一點上，孔子要比孟子更有見識。但由太行山西部人群推動的第三波狄人東遷（頻繁出戰的壓力，很可能是齊人厭戰而易主的深層原因），最終拖垮了黃河最下游的春秋第一代霸主。

如何成為春秋時期霸主

春秋時期中國先後湧現出了一些霸主國家。

春秋時代是中國古代大動盪·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政治上週王室權力衰微，諸侯國相互攻伐，這種局面下中國出現了“力量多極化”的現象。多個力量中心凸顯，像以前那樣夏/商/週一家獨大的現象和局面被打破了。在那個歷史時期齊/秦/晉/楚/及江南地區的吳越都曾透過戰爭獲得過霸主的地位，不過戰爭的不停息，也導致了霸主位置的不停輪換。

對一個國家來說，在那個時代奪得霸主地位，不僅僅是獲得了名譽上的榮光，也會使霸主國獲得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優勢。霸主即時盟主，會員國擁有戰爭救援，經濟支援，互相扶持的加盟義務，也有獲得救援和支援的權利。霸主擁有仲裁權，用以解決盟國之間的權利紛爭和利益衝突。比如魯閔公時期，衛國被北方遊牧民族侵犯，國君戰死。北盟會諸侯長齊桓公便派出盟國軍隊驅逐了敵人，並幫助衛國復國，另立新都。春秋時期的“霸主”實際意義上就是盟主，霸主擁有號令諸侯，及諸侯之兵進行討伐的權利這是周天子所賦予霸主的權利。當然這實際上也是因為周天子無力征討了。

那麼春秋時期的霸主是如何稱霸成功的呢？

春秋時期霸主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便是齊桓公，作為春秋五霸之首，其他大大小小的霸主都是站在前人——齊桓公的肩膀上開始了自己的稱霸之路的。首先想要稱霸必須要有好的國君和大臣，齊桓公在奪得齊國統治權後，聽取了臣子鮑叔牙的建議，任命管仲為相，扶植了一批文武人才，積累了雄厚的人力資源成本。在政治上，他的統治集團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舉起了“政治正確”的大旗，化身為一心只為周王朝的正義的之師，在道義上處處佔據上風。經濟上，管仲等人利用齊國靠海的先天地理優勢大力發展魚鹽行業，發展工商業，徵收商業稅，甚至開設妓院，在後世管仲本人甚至也被尊為妓院的祖師爺，一時間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來利往，齊國也透過商業的繁榮獲得了經濟上他國無可匹敵的地位。經濟上的繁榮為齊國日後稱霸奠定了經濟基礎。

在軍事上齊國經濟繁榮，糧草豐足，人口充足，可以徵得帶甲之士數萬，這在當時的諸侯國中算是實力相當強勁的，而且齊國周邊的國家大都比較弱小，其雄厚的實力可以支撐戰爭的開支，承擔戰爭的風險，打上幾次敗仗也仍有喘息的餘地。

看來要想稱霸，不僅僅需要有賢臣聖主，也要有雄厚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資本，當然有時也需要一點點運氣。

然而稱霸畢竟是透過戰爭來得以實現的，由於稱霸不是兼併戰爭，只是要把別國打服，這看似仁義的做法也導致了戰爭的永不休止，稱霸激發了各國之間政治和社會進步，這一切血與火的鍛鍊也拉開接下來戰國時期統一戰爭的帷幕。

周朝分為西周與東周，東周又分為春秋與戰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是從周平王遷都之後開始的，周平王是東周第一任君主。

“平王東遷”是周朝歷史上一次巨大的變革，由於周平王之父周幽王戲弄諸侯，讓周天子在各個諸侯中喪失了威信。周平王在其外公申侯和犬戎的的幫助下殺死了周幽王和鄭桓公。周天子王室之間的內鬥，讓各諸侯都有了不臣之心，周王室對於諸侯的掌控也變得很弱，特別是在周平王為了避難犬戎而東遷至洛陽之後。

春秋時想要成為霸主必須要讓各個諸侯國承認其強大，不服的諸侯國直到被打服就行了。但是想要讓各個諸侯國承認其霸主地位，或者說打的各個諸侯國服氣，也要有一定的實力才行。

第一、就是諸侯國的疆域不能太小。

從春秋時期稱霸的幾個諸侯國可以看出，諸侯國的疆域面積都不是很小，有足夠的面積才能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如稱霸的晉國佔領著現在的山西全境、河北的南部和河南的北部、齊國佔領著現在的山東、楚國的面積更大，幾乎整個長江兩岸都是楚國的地盤。

第二、就是這個國家的人口。

在先秦時代人口才是這個國家強盛的主要標誌，如果沒有人口，所謂的強大就無從談起。第一個條件滿足之後，那麼人口的問題就相應的解決了。

第三、就是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

縱觀春秋五霸中的每一個霸主，雖然每個人的執政方針不同，但都是一個任人唯賢，賞罰分明，有雄心大志的人。齊桓公第一個稱霸，用的是“尊王攘夷”的口號和強大的領導班子，以及強大的經濟基礎為後盾。晉文公是一個厚積薄發之人，流亡十九年不忘依然初心不改，扶周室，會盟天下，開創百年霸業。秦穆公滅掉西戎所建的12個國家，保衛了周王室的天下，受到周王室褒揚。

第四、身邊要有賢良和能幹的大臣輔佐。

如齊桓公任用管仲和鮑叔牙，晉文公任用狐偃和先軫等。

第五、要經濟富裕，物產豐富。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現在的這句話在當時也是很管用的，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實現。如秦穆公之後的秦國，就是經濟基礎薄弱的諸侯國，國力一直不濟，直到商鞅變法後才強大起來。

第六、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

強大的軍事力量一定要靠人和糧食還有錢才能訓練出來。只有擁有了強大的軍事力量才能不斷的兼併小的諸侯國，才能打服不服的諸侯國，達到稱霸的目的。

在春秋時期強大的諸侯國只有具備上面的六條，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成為春秋時期的霸主。

春秋紛紛擾擾數百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能從中脫穎而出、成長為大國的國家屈指可數，而能夠成為霸主號令群雄的更是寥寥無幾，嚴格算起來不過晉、楚二國，由此可見成為大國的不易，成為霸主的條件更是苛刻。

霸主必須講道義、守信用，還得有明確的態度

就自然條件而言，能夠產生大國的地區，就是要在適合氣候下有大平原，有大片耕地，有豐富的水資源，這樣才意味著有足夠的人口承載力和國家財富創造力；從地緣條件上看，在有足夠的平原之外，想要成為大國還需要擁有險要之地，如平原與山地間保持一定比例，從而形成一定的防禦條件，這樣才能保護國家的財富不被掠奪。

有了成為大國的底子，在崛起發展的時候必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機會，形成足夠的力量威懾，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才能成為真正的霸主。所以孟子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如果不言力而光說仁，將會落入像宋襄公那樣愚蠢、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的境地。

《東周列國·春秋篇》宋襄公劇照

道義的力量是有限的，軟實力需要建立在硬實力的基礎上。但是光有硬實力是不夠的，僅憑壓制，那麼壓制的力度越大，反彈的傷害也越大，賈誼曾在《過秦論》中總結過不可一世、獨步天下的秦帝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主要原因，就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的確，如果霸主在建立自己勢力範圍之後，不能提供某種道義、信仰、價值觀，並且在這種道義、信仰、價值觀下，百姓能安居樂業、生活富裕，那麼他的管轄就是脆弱的。

如果將國家比作身軀，那麼硬實力如同骨骼與肌肉，軟實力如同神經與血管。沒有骨骼和肌肉，軀體無法立得起來；而沒有神經和血管，也不過是一個沒有生氣、無法活動的殭屍而已。

要引導其他國家，必須要有一個比較完善的秩序，為更多的國家所接受，如齊桓公的“尊王”。這不是簡單藉助周王室的權威，而是維護其背後的政治文化體系不被破壞。如此一來，霸主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遵守道德的原則，才能維護這一套文化秩序的穩定性。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桓公劇照

王權需要以道義為基礎，霸權需要以信譽為基礎，如果不這樣，國家就會滅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整個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各國縱橫捭闔、綿裡藏針，但是“百圍之木，不以枝葉取憐”，小國可以左右逢源，可以朝晉暮楚，可以玩弄智慧，不過如果想成為大國，是不可能像小國一樣“惟強是從”的。

是以，大國若要在政治地位上獲得突破，還是得有明確的態度；特別是霸主，還必須有對外政策的可持續性而非朝夕令改，也就是說，霸主必須講道義，守信用。

“人和”——霸主軟實力博弈的核心

以德制勝的核心在於得人，道德仁義是霸主籠絡諸侯國的一面旗幟。早在西周初期，就有了這樣的認識，如《六韜》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周王室的開國功臣姜太公以為只有行仁義，才能順應天下，而得天下人者才能掌控天下。有人可能會誤以為“仁義”只是空洞的口號，其實行仁義是霸主主導局勢最適宜的手段，只有施行仁義，才能攻佔他國，才可停止戰爭，否則戰爭永不停止。

姜太公畫像

我們可以看到窮兵黷武、一時打遍天下無敵手、先後打敗楚國齊國、在會盟中搶走晉國霸主之位的吳國，雖然在吳王闔閭和伍子胥的主導下攻破了楚國國都郢，但不實行仁義，霸佔楚國宮殿，鞭楚平王之屍，結果不到一年時間就不得不退出楚國。

相反，楚國以仁義對待原屬周王室的姬姓國隨國，隨國因而沒有對落難的楚國趁機發難、落井下石，反而堅定地與楚國站在一起，可見行仁義、得人心的重要性。

重劍無鋒，大道至簡，孟子所謂的“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簡單地解釋起來，就是打贏一場戰爭容易，征服一個國家很難，而讓一個國家的人民心甘情願地納稅、服兵役更難。這就需要得到人發自內心的認可。

正因如此，佔據了心臟地帶的周王室可以連綿有八百年國運，雖然東遷實力大降，卻在諸侯國中仍有威望，即便是霸主，也不得不以“尊王”的旗號號召諸侯；相反，秦國卻二世而亡，滅亡的火種，恰恰是被征服之地的陳勝、吳廣，以拒絕服徭役的名義點燃，最終星星之火燎原，一舉葬送了秦國基業。

《東周列國·春秋篇》伍子胥劇照

因此，對於霸主來說，軟實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土地而是“人和”。如何更好地贏得人心，是晉、楚兩位霸主在爭霸中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重信”——無信則無法立足

霸主主導體系如建設團隊，最重要的是避免任何形式的內耗，方能創造最大化的外部價值。而避免內耗的前提是霸主“言而有信”，如此，小國才能效忠於霸主。

晉國的稱霸就從“重信”開始。晉文公的大臣狐偃直言“重信”才能籠絡諸侯，而且為了塑造晉國“重信”的國家形象，晉文公寧願放棄唾手可得的原地，最終得到原地的真心歸附。

在霸主以會盟確定地位與權利的時候，“重信”是會盟生命所在，故《左傳》言：“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正因為晉國的霸主地位由會盟確定，所以會盟的核心不在形式，而在信用，換言之，晉國只有“重信”，才能得到諸侯擁護。這讓晉國在處理各類事務時，非常謹慎，不去做貪圖一時而破壞霸主“重信”形象之事。

《東周列國·春秋篇》楚莊王劇照

與晉國相比，楚國顯然不把信用當回事，如公元前577年楚剛與晉國結盟，第二年就破壞了這個聯盟，向晉國盟國發動進攻。楚國這種唯利是圖、不講信用的做法，讓諸侯國始終視其為夷狄，且無法在內心深處真正地認同。

所以說，在晉楚爭霸中，晉國和其他諸侯國有著天然血緣與文化的認同，這一點讓晉國在爭霸中有天然的優勢。這種文化上的不認同，也是靠近楚國的陳、蔡本應天生是楚國附庸，卻屢屢援引晉、吳等外援背叛楚國的原因之一。所以，孔子說“人無信不立”，霸主也是如此，無信而無法在社會中立足。

“擔當”——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俗話說，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霸主需要具備敢於擔當的意識，因為如果想要維護好霸主的地位，除了有一定的軍事實力能在爭霸中取勝之外，還要在實際事務中為小國提供安全保障和經濟發展的秩序，這樣小國才能心甘情願地讓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和主權。

晉國作為諸侯的保衛者，為小國提供安全保障和爭霸戰爭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所以擁有強大的動武能力，是晉國作為霸主的義務，也是維護霸權的基礎。

所以在《左傳》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諸侯國被楚國侵犯時向晉國求援，並且晉國也認為向盟國提供軍事援助，是自己無法迴避的責任，如“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於臺谷以救宋……不恤亡國，將焉用之。”

《東周列國·春秋篇》華元劇照

​由此可見，小國受到楚國侵略，會優先向晉國告急，而晉國也深知自己想要維持住霸主的地位，必須擔負起保護同盟國安全的責任。晉國一旦退縮，同盟國就會瓦解，而霸權也會被他國所奪。

除了軍事方面的義務，霸主還有主持公道的義務，如晉國與同盟國約定不囤積糧食，不壟斷利益，不庇護罪人，不收留壞人；要救濟災荒，安定禍患，統一好惡，輔助王室。如果有人觸犯這些命令，則會受到滅國的處罰。

我們還可以看到，若諸侯之間發生糾紛，晉國就成了最主要的調停人。晉國必須以較公正的態度處理糾紛，如邾人、莒人向晉國控訴魯國的侵略行為，雖然魯國和晉國在血緣、文化上更接近，但晉國還是秉持公正的態度譴責了魯國，結果魯國因為害怕晉國的力量，選擇遵從晉國的命令。

與楚國相比，晉國更加“有擔當”，更能以德統領諸侯。因此，面對晉國後期腐化無道，魯國季文子仍舊建議魯成公依附晉國而非楚國，其言：“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可見在硬實力相對對等的情況下，軟實力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換言之，正因晉國更有“德行”，才讓諸侯們有更加明確的傾向性。

關於春秋五霸除了齊桓晉文，捎帶個楚莊王，剩下的名額向來爭執不已，那春秋時期怎麼樣才有資格成為一個霸主呢？

咱們拋開其他暫且談幾點成為霸主的幾個標準，也就是做到哪些事情後才代表這個人物成為霸主呢？

為什麼諸侯會盟是最重要的標誌呢？

根據周禮規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到了春秋亂世，周天子衰微變成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所以能召集諸侯參加會盟，並且得到諸侯以及周王室的承認，那主持會盟的盟主自然就是我們說的霸主。

從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後，召集諸侯在葵丘會盟，周天子也派人參加完成這一重大事件後，齊桓公理所當然的成為霸主。

而在齊桓公死後，晉文公打敗楚國後，召來周襄王，並召集諸侯踐土會盟，成為理所當然的第二位霸主。

而春秋時期但凡稱霸的人或者想要稱霸的人必然要走這麼一道流程，齊桓公、晉文公、晉襄公、楚莊王、晉悼公、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宋襄公（主持會盟結果被楚國抓走了）。

所以想要成為霸主，首先要會盟諸侯成為成為盟主，因為這不僅代表自身實力，也表示得到其他諸侯的認可，也是是因此，有人認為秦穆公不得算入五霸。

如果召集諸侯會盟是“實”的影響，那自然也少不了形式上的條件，那就是“天子致伯，賜祚肉，大輅、彤弓矢”。

致伯的意思就是周天子承認其為諸侯之長，從周禮上將，一方之伯，享受代天子征伐的權力。

胙肉是周天子祭祀文王武王時的祭肉，賞賜胙肉是勉勵的意思，而大輅、彤弓矢可是真正不得了，這三樣東西代表著周天子征討諸侯的權力，把大輅、彤弓矢賜給某國，也就意味該國可以行使征討其他諸侯的權力。

可以算是合法侵略他國的權力（前提是師出有名）。

基本上如果有人能做到這兩個標誌性的事件，就可以說明此人可以算是名正言順的春秋霸主了。

當然有一些人雖然沒有完全做到以上兩點，但是因為國勢一度強盛，影響到諸多諸侯也可算作一時霸主，比如鄭莊公治理下的鄭國一時強盛，連大國齊國也跟隨其腳步，所以鄭莊公也被稱為小霸。

再有如秦穆公雖然沒有會盟諸侯，但是因為其功績卓越，秦國強盛，所以也得到承認為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