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以為唐朝宦官對朝廷造成的危害更大一些。

不管是明朝宦官還是唐朝宦官，他們都有幾個共同點：

均為皇帝家臣，皇帝會給予他們更多的信任；都是皇帝想要與朝堂大臣抗衡、平衡權力局面的產物。

唐朝初始，唐太宗便有規定：宦官可以有，但官階最高只能是四品官，不能參與政事，只能負責守衛、清掃、後宮飲食等事務。可以看出，唐太宗李世民對於宦官的權柄掌握是非常警惕的，根本不會讓他們參與帝國核心事務，以防亂政。

到了唐玄宗時期，宦官權勢開始增長，這時候宦官已經可以開始統兵在外，官階上限也提高了，宦官可以擔任三品以上的官職，但此時，宦官還在皇帝的控制之下。

宦官專權，禍亂朝廷，勢力猖獗還是在“安史之亂”以後。以前說到過，唐玄宗逃離長安，到達成都以後，驚聞太子李亨在寧夏靈武即位，稱“肅宗”，尊唐玄宗為太上皇。這種公開的奪權行為，正是在宦官李輔國的支援下完成的，因為他擁立肅宗和代宗有功，獲取皇帝極大的信任，皇帝賦予他權力，手握禁軍，又任命他為司空、中書令，朝中一切事務都要與李輔國商量，更是將其尊為“尚父”，可想而知宦官權力有多麼大。

李輔國曾經狂妄地對代宗說：“大家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如此僭越，觸怒了代宗，於是代宗著手斬殺李輔國：

罷輔國官職，進封為博陸郡王。不久，又派人於深夜將其刺殺，割下頭顱扔到溷廁中。遂刻木代其首級以葬，贈太傅，諡號為醜。

宦官實在太過猖獗，連皇帝都要由他們廢立：

憲宗、敬宗死於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擁立，立君、弒君、廢君，如同兒戲。

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後來皇帝與朝中大臣決心剷除宦官，奪回權力，士大夫與宦官兩大集團爭鬥不停，比如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和“甘露之變”。

“二王八司馬事件”失敗

“二王”，指的是王抷、王叔文，“八司馬”指的是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異。至於為什麼稱他們為“八司馬”，那是因為革新失敗後，他們全部被貶為了州司馬。

這次事件主要是為了：打擊宦官勢力，革新政治，以官僚士大夫為主體，唐順宗為堅實後盾。

順宗一即位，就任命韋執誼為宰相，提拔重用改革派人物，將他們分散在各個重要部門，掌握朝廷的財政和部分兵權，並著手奪回宦官兵權。他們銳意進取，頒佈法令，賞罰分明，停止苛政，罷免貪官，提拔忠良，一時間朝廷海清河晏，政治清明瞭不少。

但如此一來，就如王安石變法一樣，新興的改革群體實力尚淺，改革力度又非常大，不可避免的觸動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站在了宦官集團、朝堂元老、地方節度使等等各方勢力的對立面，他們聯合起來抵制對抗改革派，逼迫唐順宗退位，將皇位禪讓給太子李純，就是後來的唐玄宗，唐憲宗就是宦官等集團擁立的傀儡，自然不支援改革派，於是罷黜的罷黜，貶逐的貶逐，砍頭的砍頭，這場轟轟烈烈的革新以失敗而告終……

“甘露之變”再次失敗

文臣武將從“二王八司馬事件”得到的結論就是，一定要以殺戮的方式才能徹底剷除宦官。於是唐文宗即位後，就開始制定計劃斬殺宦官。

唐文宗毋庸置疑，也是宦官擁立的，他也只是個傀儡，沒有決策權，處處受制於宦官。所以他想要加強皇權，武力解決矛盾。文宗重用宦官推薦的大臣，翦除閹宦，不容易招來宦官的懷疑。

835年11月21日早朝，文武大臣們都在紫宸殿議事，事先安排好的金吾將軍韓約稟告：“昨晚上左金吾院石榴樹上有甘露降下來。”因為“夜降甘露”古時被認為是吉祥的徵兆，於是李訓（也是事先安排好的）向皇帝道賀，請文宗前去觀看。文宗也裝作很高興，讓李訓等人先去看，李訓去了很久，回來說那好像不是真的，不宜讓人觀看，於是文宗派身邊的大宦官仇士良和魚志弘前去探看，他們二人奉命前往。

路上走到一半，他們發現帶路的韓約滿頭大汗，十分緊張的樣子，又看到附近似乎有甲兵埋伏，若隱若現，他們當即覺出不妙，迅速返回大殿，抬著文宗進了宣政門，然後關了大門，仇士良又命令五百禁軍上殿，見人就殺，死了六百多文武大臣，接著他們又派兵全程搜捕逃竄的人，參與誅殺宦官的大臣滿門抄斬，一時間長安城裡血流成河，受牽連而死的人有1000多人。

毫無意外，“甘露之變”也失敗了。

朱溫斬殺宦官，宦官專權局面徹底結束

乾符二年（875年），唐朝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唐末農民起義爆發，中和二年（882年），起義軍將領朱溫、李克用向唐朝投降。

中和四年（884年），在朱溫、李克用等的合圍之下，起義軍最高領導人黃巢戰敗自殺，由黃巢領導的唐末農民戰爭至此結束。

唐朝統治土崩瓦解，朱溫成為唐末政局的話事人，天覆三年（903年），朱溫將內侍省幾百名宦官全部斬殺，在外出使的宦官也被就地正法，至此，唐朝宦官專權局面徹底結束。

明朝的宦官雖然也亂政，但始終處於皇帝的控制之下，以皇帝的意志為主，並不能左右皇帝的廢立等。

所以據以上內容，我認為還是唐朝宦官比明朝宦官禍害。

參考資料：《盛世悲歌：唐朝覆亡的真相》

唐朝的宦官專權危害程度遠遠高於明朝。

明朝宦官僅僅是借皇帝的威權作威作福。無論宦官之害有多麼的強大，一旦皇帝決心剷除宦官專權，並不會太難。

而反觀唐朝宦官專權危害到了可以隨意廢立和殺死皇帝的程度。有唐一朝，有八個皇帝由宦官廢立，兩個皇帝被殺。

我們先詳細梳理一下唐朝宦官專權的問題：

　按理說唐朝宦官就是一個家奴，僅此而已，即便他們擁有兵權，也不至於廢立皇帝。唐朝宦官專權開始於安史之亂，至於為什麼，原因很簡單，蕃鎮靠不住，宗室又太弱。安史之亂後，蕃鎮做大，於是肅宗，代宗，重用宦官，逐漸打壓蕃鎮。

縱觀整個唐朝中後期，在皇帝的廢立上，宦官充當了重要角色。宦官開始掌握軍隊，成為影響朝局的重要變數，這也是宦官專權越發不可控制的主要原因。

唐玄宗李隆基時候，宦官高力士被封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這是朝堂大佬級別的高官了。這也就為後來的宦官亂政提供了法理依據。 地方上也到處派遣宦官，尤其是派宦官監軍，這是宦官從皇宮裡走出去的第一步。之後安史之亂，李隆基和肅宗、代宗恐懼武將叛亂，就把宦官監軍作為一種制度廣泛推行。 到了德宗時期，由於一支路過長安的軍隊發生了叛亂（涇原兵變），唐德宗對地方武將更加失去信任，把拱衛京城的神策軍改為由宦官領軍，皇帝的生命安全由宦官完全掌握，宦官對軍隊從監督職能轉變成統領職能。 這也就是宦官亂政的主要原因。這以後，所有的專權宦官，都會是這支皇帝直屬的天子親衛部隊的統帥。

宦官自從掌握禁軍之後，第一個戰果就是輔助唐憲宗繼位。當時唐順宗中風癱瘓，唐憲宗在宦官支援下發動政變，接受了順宗禪位（永貞內禪），並進行了一次清洗，大批文官或貶或死，包括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等。

樞密使這個位置原來是一個在皇帝和宰相之間傳遞資訊的內廷職務，也叫內樞密使，到了宋朝才成為政府機構，相當於國防部。安史之亂後唐代宗設立這個職位，只是一個普通的內廷部門。到了憲宗時期，這個職位被加強，掌握京城衛戍權的宦官打著皇帝的旗號去和宰相商量事情，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於是，宦官開始參與、影響政治決策，到了唐朝後期，這個職位更是被大大加強，宰相可以說是樞密使的手下，國家行政權、財政權和軍權都歸在宦官手中，從此宦官專權大勢已成，宦官專權的黃金時代正式開始。

從憲宗開始，唐王朝中後期102年間一共10個皇帝，除了最後一個是朱溫擁立的，其他都是宦官起了決定性作用。 宦官能夠決定哪個親王繼位，聽起來很滑稽，但把主要因素一分析就清楚了。

第一，宦官掌握皇城，能夠封鎖皇帝死亡訊息、篡改遺詔；

第二，宦官掌握首都衛戍權，藩鎮在外、文官不掌軍，反對力量掀不起風浪；

第三，中晚唐皇帝普遍短命，或者是被短命，繼承人還沒來得及培植自己的勢力；

第四，宦官普遍沒什麼文化，但是心狠手辣，會先下手把先皇死前指定的繼承人直接殺掉。

於是，喜歡年紀大的，就可以立長；喜歡年紀小的，就可以立賢，就看哪個好控制。 擁立者自然有大功，升官進爵必不可少。宦官們也知道有藩鎮在外面是巨大威脅，所以皇帝的想法往往能夠執行下去，前提條件是不動宦官的軍權，不影響宦官集體的利益。 唐文宗試圖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發動了甘露之變，結果激怒了宦官，一大批文官被殺，唐文宗也從半傀儡變成完全傀儡，鬱鬱而終。 唐武宗、唐宣宗幹得不錯，保證了宦官集體的核心利益不變，再用宦官去壓文官幹活、用宦官掌握的十幾萬中央禁軍威懾藩鎮，三方處在一個平衡狀態，唐王朝也再次中興。 但根本矛盾並未解決，崩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再來看看明代宦官專權的情況：

明朝宦官權力源自於批紅之權。明朝宦官的崛起過程與唐朝截然不同，自明成祖建立內閣制度後，朝廷權力開始分為三部分，即皇帝掌握決策權，內閣掌握議政權，朝廷六部則掌握行政權。而朝廷的運轉模式則是，由內閣對朝廷事務擬定意見，以筆墨寫於票簽上，然後呈送皇帝批准，這個過程被稱為“票擬”。

皇帝接到內閣奏摺之後，根據意見進行最終決策，以硃筆批示，這個過程被稱為“批紅”，亦稱“硃批”。不過，由於皇帝精力實在有限，根本無力處理大量奏摺，於是便開始由信任宦官代為批閱，導致司禮監權力開始加大。到最後，皇帝每天除了御筆硃批部分奏章之外，絕大部分奏章都開始交由太監批閱，這使得宦官的權力開始越來越重。不過，由於宦官權力來源於皇帝的批紅之權，這也造成了明朝宦官必須牢牢依附於皇權。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後，結束了皇權與相權之爭，之後為了輔佐皇帝，內閣得以設立。最初時期，內閣只是為皇帝決策提供意見的幕僚集團，但在明仁宗朱高熾時期，因楊士奇、楊榮等本是東宮舊臣，因而不但得以進入內閣，且均兼有尚書職位，這使得內閣不但擁有了議政權，也開始具有一定行政權，同時由於深受皇帝信任，足以左右皇帝決策的他們甚至還擁有一定決策權，自此後內閣不但從幕後走到了臺前，且權勢開始不斷增大。

而明代宗朱祁鈺在位期間，王文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後進入內閣，此後誥敕房、制敕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內閣等於將議政權和行政權牢牢抓在了手中，內閣首輔則成為了實際上的百官之首，權力開始得到大大加強。再加上武將和功勳集團在“土木堡之變”中損失慘重，明朝文官集團的崛起速度遠超其他朝代。而明朝文官們不僅執掌朝政，甚至連皇帝的行走坐臥、衣食住行，乃至私生活都嚴重干預，因而隨著明世宗朱厚熜繼位後“大禮儀之爭”的爆發，皇權與文官集團開始決裂，因而依附於皇權的宦官開始持續受到重用，進而得以組建內廷形成內外廷之爭。

而明朝宦官只能是透過皇權干政。明朝宦官雖然也擁有廠衛作為主要力量，也擁有勢力較大的宦官集團，但正如前文所述，他們專權必須透過皇權來實現，“皇權—宦官—廠衛”就如同一棵參天大樹的“樹根—樹幹—枝葉”一般，樹幹和枝葉或許足夠茂盛，可以遮天蔽日，可一旦失去了樹根的支援，他們很快就會枯死。所以明代的宦官專權是無法威脅皇權，僅僅是皇帝用來平衡文官勢力的工具。

其實，說到底唐朝的宦官可以稱得上是專權，而明朝的宦官實際上只是干政罷了，完全達不到專權的地步。這種干政方式的不同，也造成了唐朝宦官可以直接越過皇權，而明朝宦官則必須依附皇權的實際現象。

綜上所述，唐朝宦官掌握的實際權力要遠超明朝，因而唐朝宦官的崛起是個不可逆轉的過程，而明朝宦官權力的大小卻直接和文官集團成正比，即文官集團勢力越大， 皇帝則越重用宦官集團。同樣，唐朝宦官崛起后皇帝根本無能為力，而明朝宦官則生死大權則完全操之於皇帝之手，典型的例子便是魏忠賢。

在封建社會之中，宦官本是帝王的奴婢，宮廷中的使喚之人，他們人身依附於皇家，性命又被帝王所控制，看似身如浮萍，卻又與眾不同。

因為宦官本身極度靠近權力中心，這便使得這些身份卑微之人，能夠更加方便地接觸權力、甚至行使權力，在中國的歷史長河當中，有不少朝代曾經出現過宦官專權的現象。

這些平時被百官、世人所鄙視的閹宦之輩，在某個特定的時期，搖身一變，反而成為了手握王爵、口含天憲的專權者。

中國歷史當中，有兩個時期宦官現象比較有特色，一個是唐朝時期（囂張），一個是明朝時期（超酷），但如果要比較哪個時期的宦官最為厲害，毫無疑問明朝的宦官應該是完敗給唐朝的。

強者的對決，仇士良PK魏忠賢，KO！

為啥？按照比賽的慣例，咱們先拿兩個朝代最厲害的宦官來PK比較一下，唐代的宦官一哥首推仇士良，而明代宦官的代表人物，應該是知名度爆表的魏忠賢。

仇士良，唐文宗之後宦官群體的偶像級人物，這位太猛了，列舉一下人家的成績，不僅前無古人，後面也沒有能夠追得上的，歷經唐順宗、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六代不倒，專權二十餘年，期間直接殺死二位王爺、一位后妃、四位宰相，其他大小朝官更是不計其數，更重要的是這麼囂張的大權監，最後他還安穩地幹到退休了，而且還算是善終，死後被朝廷追贈其為揚州大都督。

唐代中後期的宦官群體所奉行的原則很粗暴，那就是誰擋我道，就滅了誰，連皇帝都不能例外，而仇士良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代表人物，殺皇族，沒事，殺百官沒事，皇帝犯錯，照樣一頓數落，如同訓斥奴婢一般（唐文宗時期皇帝被仇士良密室訓斥，差點廢黜，詳見崔胤傳紀）。

再反過來看看明代時期的權監魏忠賢，當其極勝之時，百官阿諛攀附，稱其為“九千九百歲”，專權擅政，一度到了知忠賢而不知皇上的地步。

然而魏忠賢雖然看起來走路拉風，一副酷斃的樣子，但新帝才剛登基，根基未穩之時，一道旨意便將其打回了原形。

正應了那句俗話，老子捧得起你，也踩得扁你，再看魏忠賢的成績，被後人詬病的多是殘害忠良、草菅人命，而他所作的恐怕也只是皇帝想做而不好做的事情罷了，在某種意義上，魏忠賢之所以這麼有名，可能就是因為這條狗的韁繩，被皇帝放得稍微鬆了些罷了，新皇帝一上臺，狗繩一拉，就把它給勒死了。

仇士良和魏忠賢相比，根本不是一個重量級別的，那麼同樣都是宦官，兩人的差距咋就這麼大呢？

其實只有一個本質上的差別，那就是軍權，唐代時期的宦官是掌兵的，再大的道理、權威，抵不上刀槍劍戟，講不過你，也可以砍了你。

軍權，讓唐代的宦官走出了一段不一樣的風采

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曾經評嘆道：

“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

唐代宦官掌兵權，也是因為時代的選擇。

在唐玄宗之時，朝廷就曾派宦官楊思勖掌兵率軍出師平叛, 而楊思勖其人在後來的戰爭中屢建戰功, 被朝廷封輔國大將軍，這時的宦官用自己的努力，向世人證明了身殘志堅的人，也是可以成才的。

而唐德宗之時, 本來想振作一番的唐德宗起初對宦官是不感冒的，然而後來發生的涇原之變, 倉皇之中，軍將統帥以及禁軍們的護駕不力,甚至逡巡不前，不靠譜的臣子們徹底傷透了唐德宗的心，朕倉皇的路上、被困城中，是誰陪著朕渡過難關的？還不是這群身邊的奴才，他們才是最可靠的。

憤怒之下， 唐德宗最終剝奪了武將統帥神策軍的權力, 改由宦官執掌, 並大肆擴充後來的神策軍,最終組成了以神策軍為核心的禁軍, 統一由內朝宦官指揮。

此後, 宦官擔任神策軍中尉一職成為慣制, 從德宗到昭宗十一朝一直如此。

神策軍人數眾多、戰力強大，長期駐防京城及近畿, 對內控制京師, 對外威懾藩鎮。也正是這支由宦官專典的神策軍, 使得唐代中央朝廷在藩鎮林立的形勢之下，擁有了一支頗具實力的震懾力量, 也成為大唐王朝賴以繼續生存的力量。

因此，唐代掌控軍權的宦官，自然也和普通的宦官們不一樣，唐代的宦官更像是皇家的惡犬和桀驁的悍將結合體，它既屬於並依附皇家，又往往不易控制，還時常發生噬主之事。

而明代時期，開國的君主以及後續的成祖都是狠辣之人，即便是後世的嘉靖、萬曆、天啟皇帝，也都沒有輕易放手軍事領導權力，太監沒有染指軍權的機會。

明朝的軍事領導原則是以文制武，以內製外，文武相制，內外相制。

嘉靖二十九年之後，為了提高京師軍營戰鬥力，以武臣咸寧侯仇鸞為總督京營戎政，統帥三大營，並罷提督、監槍諸內臣，但仍以文臣一人為協理京營戎政。降慶時更三大營各設一總兵一文臣，一度形成六提督共議京營戎政的局面。

“國家之制，邊防以義臣巡撫，以武臣總兵，而以內臣綱維之。”

正統以後，凡有出征，武臣為總兵官、內臣監軍、文臣提督軍務成為定製，這就使得宦官只是朝政中的一方勢力，而不能左右君權，沒有軍權的宦官雖然兇惡，但充其量也只是皇家的一條惡犬，大家不跟他一般見識，還不是因為這條惡犬後面的那個主人罷了，因此明代的宦官看起來威風八面，而皇帝想滅掉他們，也不過一道聖旨罷了。

結語：

唐代和明代的宦官專權，都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唐代的君主將北衙禁軍完全交予宦官，導致朝廷之內，權力完全失衡，太阿之柄倒持，皇權受制於宦官。

而到了明代，宦官則成為了其背後皇帝的專權工具，雖然也出現瞭如劉瑾、魏忠賢之類的大宦官，看似可以左右朝政，但無法動搖皇權，究其原因，主要是明代宦官沒有單獨指揮軍隊的權力，這點的差別，導致其與唐代時期的宦官力量相比，如同天壤之差。

唐朝宦官弒君專權、直接如速了唐朝的滅亡，明朝宦官只是專權欺君、禍亂朝綱、危害天下，因此唐朝宦官更厲害也更膽大。

唐朝宦官凌駕於皇權之上，明朝宦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唐朝宦官還是穩穩壓明朝宦官一頭

一唐朝不正確政策導致武將權利失衡

唐朝前期在軍事上採取府兵制與募兵制共存制度，但隨著唐朝不斷開疆擴土，府兵制弊端暴露無遺，而募兵制更加適應不斷開疆擴土的需求

而大唐統治者提出一個當時看起來比較高明但又後患無窮的政策，就是招募大量流浪胡人、流民、囚犯、亡命徒組成胡漢混編作戰部隊，這樣的部隊戰鬥力非常強悍，一來可以把國內得窮兇惡極之徒轉移到邊境軍隊中，二來就是用胡人進攻胡人，這樣既擁有對胡人的軍事壓制性，有保證了軍隊戰鬥力，同時還保證了國內治安穩定性

二唐朝武將權力過大反噬皇權，終釀成惡果

唐玄宗好大喜功，急切樂於開疆擴土，因此邊境節度使為了滿足唐玄宗開疆擴土的願望，二不斷擴充軍備，最終邊境節度使發展成尾大甩不掉局面，大唐邊境軍力佔據全部兵力90%以上，而唐玄宗用胡人當炮灰政策也讓胡人醒悟，因此安祿山發動安史之亂重創大唐，大唐一百多年的榮耀被安祿山毀於一旦

三安史之亂後 宦官集團頂上權利巔峰，掌握對皇帝生殺廢立大權

自安祿山發動安史之亂開始後，唐皇室就開始不信任任何武將，對於鎮壓安史之亂忠於大唐的武將，唐統治者也處處掣肘，並讓宦官擔任監軍，來監督軍隊行動，因此本來可早早平定的叛亂最終8年才結束

在地方上軍閥林立局面形成，大唐中央無力壓制藩鎮，在朝堂上大唐皇室受閹黨集團控制

唐肅宗在宦官扶持下登上皇位，由於安史之亂教訓，唐肅宗不信任任何武將，開始親信宦官，並讓宦官集團掌握大唐中央最後一支組裝力量-神策軍，宦官結黨營私並組成閹黨集團

從肅宗之後的大唐皇帝無一不是靠宦官扶持上位，以至於到後來宦官直接廢立皇帝，對於不聽話的皇帝宦官可以直接殺掉，而再立聽從宦官的皇帝，安史之亂之後的150年時間裡 大唐是被兩股勢力控制著，地方上被節度使控制，而朝堂上則被宦官集團控制

四明朝初期錦衣衛取代宦官職能

朱元璋建立大明後 逐漸加強了皇權，朱元璋在鑑於唐和宋經驗後削弱了相權和將權，而經胡惟庸一案後朱元璋徹底廢除丞相制度，而在武將方面朱元璋誅殺大量武將，並用文官擔任指揮用以削弱武將權利，同時朱元璋還禁止宦官干政

朱元璋成立錦衣衛用以取代宦官，對百官進行監察，並從事監視、抓捕、審訊等特權，儼然取代了宦官職能

朱棣上位後由於害怕天下人議論自身合法性，同時鑑於錦衣衛日益壯大的權力，於是打破朱元璋所定的宦官不得干政遺訓，朱棣讓宦官掌控錦衣衛，並開始讓宦官參政議政

五為了制衡東林黨集團宦官集團應運而生

到後來明朝內閣制形成東林黨文官集團，內閣制權力堪比丞相制，內閣制可以駁回皇帝聖旨，以至於自朱棣之後的明朝皇帝存在感極弱，因為內閣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對權力的發揮，直到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就是皇權處處受到內閣掣肘，在皇帝授意下宦官集團應運而生用以制衡東林黨文官集團

六明朝宦官集團權力來源皇帝，服務於皇帝

明朝宦官最著名的莫過於魏忠賢，魏忠賢得勢時號稱九千九百九十歲，只比皇帝萬歲小一點，可見其權勢多麼大，而正是魏忠賢閹黨集團和內閣東林黨集團互相制衡互相壓制，朝堂上才形成兩大勢均力敵的兩股勢力，而即便萬曆皇帝30年不上朝，皇權依然穩如泰山，皇權沒有受到任何挑戰性，而在後唐習以為見的宦官廢立皇帝現象在明朝從未發生過

崇禎上位後，在極短時間內除掉魏忠賢閹黨集團，這足以見得明朝閹黨勢力跟唐朝的閹黨完全沒法比，明朝的閹黨只是在皇帝授權下耀武揚威打擊文官集團的政治工具而已

總結，唐朝皇帝擁有生殺廢立皇帝等至高無上權力，而明朝宦官只是皇帝打擊文官集團的政治工具而已，一旦皇帝不高興可以輕輕鬆剷除宦官集團

其實這個問題只要抓住一個本質就可以解釋了。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不僅是宦官太監，包括權臣軍閥外戚乃至一切試圖控制皇帝的人物，他們能不能架空皇帝，最主要的一條：看他們是不是控制了軍權，尤其是中央禁軍的軍權。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古代的皇帝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軍閥，一旦軍權旁落，那麼這個皇帝其實就等於待宰的羔羊。

那些試圖控制皇帝的人如果握有軍權，就有可能實現這個目標。而這個人如果沒有軍權，那麼他想控制皇帝也是很難實現的。

明白了這個問題，我們再看唐朝和明朝的太監，就明白他們的本質區別了。唐朝的太監權力極大，能夠控制皇帝行政，干涉皇帝的廢立，左右朝廷的人事任免，甚至可以弒君。

原因何在呢？其原因就在於唐朝的太監控制了軍權。唐朝太監權力氾濫是在安史之亂以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安史之亂徹底打破了中央和地方的軍事平衡。

唐朝的中央禁軍在安史之亂中被證明已經不堪大用，後來由哥舒翰建立的西部邊軍“神策軍”重設為中央禁軍。神策軍從入主中央後就被太監給控制了，唐代宗以後的神策軍主將大多是太監。正是因為控制了中央禁軍，所以唐朝的太監才會擁有這麼大的權力。

唐朝太監專權延續了一百多年，直到唐朝末年，被軍閥朱溫一網打盡，全部斬殺。

而明朝的太監問題是從明成祖朱棣才出現的，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前朝教訓，明確禁止太監干政。問題在於：明成祖朱棣是靠“靖難”起家，得國不正，所以他不得不用太監監視群臣進行行政，三寶太監鄭和就是朱棣的心腹。

但是朱棣賦予太監的權力有限，太監有一部分行政權，有監察權，還有一定的財權，但偏偏就沒有軍權。

正是因為無法控制軍隊，所以明朝太監沒有辦法對皇權構成實質性的威脅，他們最多隻能當成皇帝的附庸，狐假虎威。

其實明朝歷史上也有過太監專政甚至企圖篡位的情況，這個人就是太監曹吉祥，曹吉祥之所以動了篡位的念頭，恰恰是因為他掌握了部分京師軍隊（本文作者 老不看三國）。

當然是唐朝的宦官厲害！

明朝的宦官再怎麼胡作非為，也不過是皇帝的走狗而已，一旦在皇帝面前失寵，不可一世的宦官就什麼都不是，分分鐘被清算。

而唐朝的宦官就牛逼多了，以前也不過是仗著皇帝的寵信而胡作非為，到了唐朝末期，具體說來也就是從唐憲宗開始，這些宦官居然敢把皇帝給滅了，從他們是皇帝的棋子變成了皇帝是他們的傀儡。

你說是不是唐朝的宦官比明朝的宦官厲害？

那肯定是人家唐朝宦官厲害。

唐代宦官廢立天子，易如反掌。楊復恭更是稱昭宗是“門生天子”。

明代宦官就水太多了，任你再牛逼，皇帝想收拾你就是一句話的事。

眾所周知，中國自秦漢以後，太監作為皇帝身邊最親近的侍從，承擔著皇帝生活助理、工作助理的重要職能，不可避免的成為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但論及太監專權攝政，當屬唐朝和明朝。至於，題主問的，明朝的宦官和唐朝的宦官哪個更厲害？

答案很明顯：唐朝的宦官更厲害。

青主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兩者的對比區別。

一、宦官勢力的規模

唐代早期，皇帝均對宦官的權力做過限制，唐太宗規定內侍省宦官最高官階為三品，數額亦有限制。但經過了幾十年的開元盛世，唐玄宗日益沉迷於聲色犬馬、懈怠朝政，崇信內侍，賦予宦官監軍權力。安史之亂後，宦官李輔國對唐肅宗有擁立之功，逐漸掌握軍政大權，甚至阻止了張皇后廢唐肅宗所立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的企圖，保護太子李豫即位。自此宦官集團正式走上了唐朝的權力舞臺。此後，宦官透過自身掌握的神策軍這支精銳武裝力量，牢牢掌控著大唐的天下，哪怕是唐朝中後期那些手握重兵、不可一世的藩鎮軍閥們，也不敢挾兵自持。

而明朝的宦官集團勢力同樣不小。明成祖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由親信宦官擔任首領。明憲宗時於成化十三年（1477年）於東廠之外增設西廠，與東廠及錦衣衛合稱廠衛，用太監汪直為提督，其權力超過東廠，正德元年短暫復開五年後又被撤銷。明正德元年，太監劉瑾於京師另設內行廠，於東廠、西廠、錦衣衛分庭抗禮，五年後裁撤。至於錦衣衛，由於後期宦官權力極大，東廠和錦衣衛的關係，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係 ，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廠主甚至要下跪叩頭。因此，宦官集團透過掌控特務機關和皇帝授予的特務緝查大權，實現了自身權勢的膨脹。

二、宦官勢力執掌的實際權力

公元784年，唐德宗出於對文官的不信任，任命宦官統領保衛皇帝的神策軍。這樣就使得宦官集團獲得最核心的武裝控制權。俗話說：槍桿子裡出政權。手裡有兵權，宦官集團開始凌駕於天子之上。自唐穆宗以後，天子多受制於宦官。穆宗以後共有九帝，其中，除敬宗、哀帝外，其餘均為宦官所立。如俱文珍逼剛當7個月的唐順宗退位、王守澄將憲宗悶死在中和殿，對外則宣稱憲宗因服金丹毒發身亡等，歷數古今中外歷朝歷代，宦官對當朝多任皇帝生殺予奪如此之甚者，無出其二。直到朱溫進京把宦官全部殺光，才解決了唐宦官專政，可此時的唐朝也走到盡頭了。

而反觀明朝，明朝宦官勢力本來就是皇帝刻意扶持起來用來對抗文官集團，平衡權力的帝王之術。明朝諸帝，雖有胡鬧荒誕者，但基本都不是昏庸無能之君，對如何集中皇權、轄制百官頗有心得。透過精巧的設定“票擬”“批紅”制度，分化相權，使文官集團的權力代表——內閣和皇權的代言人——司禮監分庭抗禮，及分工又對立，形成了一種權力的制衡。而宦官集團也非常清楚，在皇權高度集中的明朝，自身的權勢富貴全部是出自皇帝，隨時可以收回去，然後手裡也沒有任何實際可用的權力，充其量不過是皇帝的傳話筒、生活秘書，跟本無法對皇權造成任何的干涉和衝擊。

三、宦官勢力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唐朝中後期，宦官把持朝政，別說軍國大事，就是皇帝的生殺廢立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唐朝中後期，宦官共擁立了8個皇帝，其中有4個皇帝就是被宦官直接或間接害死的。而且，也正是因為宦官之亂，壓制了文官集團對於帝國的治理，動搖了國家的根基，導致了帝國內部的空虛、腐化，引發了此後的藩鎮反叛、黃巢之亂，直至朱溫殺入長安，唐朝滅亡。

而，明朝宦官只是肌膚之患，易於整治。明朝宦官勢力雖權傾一時，但內有皇權壓制、外有文官監察，雖能得一時的權勢，但終究難以持續權傾天下的“立皇帝”劉瑾落得個千刀萬剮的凌遲之行，不可一世的“九千歲”魏忠賢被新皇一上位就一道詔書逼得自殺身亡。因此，終明一朝，當權宦官眾多，換了一個又一個，可謂是流水的宦官頭子鐵打的皇帝。

至於被後世小說所抨擊的宦官集團把持朝政、殘害忠良、魚肉百姓等事，終究也只是民間藝人對於殘暴皇權的誇張描繪而已，事有其事，卻不是歷史的真實面目。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宦官還是做過一些對於國家有利的事情的。比如，明成祖時的鄭和七下西洋、馮保和張居正政治聯盟治理朝政、王承恩陪崇禎在梅山上吊殉國等。

筆者以為在這個問題上 存在著不同的著眼角度 即以生殺廢立大權一面著眼 毋庸置疑 唐朝宦官絕無僅有 但從制度而正規化的權力來看 明朝宦官則後來居上 筆者據此二個不同的層面 分別給予如下論述：

一論唐朝宦官的專權： 唐朝的三大禍患 一為藩鎮割據 二為朋黨之爭 三即宦官專權 李輔國 程元振以後的宦官 甚至出現了廢立皇帝的情況 其權勢滔天無以復加 帝國宦官掌權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而爆發

至德二年 唐肅宗以李泌所言 用李輔國執掌符印軍號 宦官掌兵自此始 他依附而聯合張淑妃鞏固權力 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封郕國公 因為在內廷 居住宮禁之中 依靠肅宗寵眷而權力變得更大 肅宗時期的他被《舊唐書》總結道：“宰臣百司，不時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即加推訊。府縣按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敕，無敢異議者。”（《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列傳第一百三十四·宦官傳·李輔國傳》）

上元以後 他開始與已經是皇后的張淑妃產生矛盾 已與程元振結黨 鑑於此時的肅宗將有駕崩之勢 皇后開始擔心李輔國會對他不利而召見太子 請太子將他與程元振一併剷除 然而太子懦弱 鑑於其為肅宗親信不想下手 皇后便召見越王李系 對他剖析利害 問能不能殺掉李輔國與程元振 越王表示可以 但事情被程元振所窺測 結局是李輔國與程元振率領軍隊 對越王及一干人等越一百餘人進行囚禁 並以太子的名義將皇后囚禁 當皇帝駕崩後 李輔國直接殺掉了皇后與越王 擁戴太子李豫即位 是為代宗 由於擁戴之功 使得他愈發傲慢 對代宗言：“大家（引者按：皇帝）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列傳第一百三十四·宦官傳·李輔國傳》）代宗羸弱而被迫敷衍他 進封他為司空與中書令 在掌握實權後的他又在名義上登上了宰相的權位

帝國的權力鬥爭始終在進行著 程元振為權勢更上一層樓而與代宗密謀 如何除掉李輔國 結果是很樂觀的 至少對於程元振來講 他獲得了元帥府行軍司馬 李輔國也卸去了中書令的職務 最終被代宗暗殺在家

然而宦官當道並沒有因為李輔國的下野而結束 反而在程元振當政變得更加滔天 他開始兼帶內侍監 進驃騎大將軍與郃國公 並掌握禁兵 專權至廣德元年吐蕃大舉入侵 邊關叩急 而並不告訴皇帝 以至於吐蕃攻入長安 導致皇帝倉皇出逃 代宗在下詔天下兵馬勤王時 大將李光弼等人因為“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三·唐紀三十九》）

帝國在步入憲宗之後 宦官的權勢更加膨脹而肆無忌憚

元和十五年正月 唐憲宗為宦官陳弘志所殺 梁守謙等一派宦官立李恆為皇帝 宦官從此開始了廢立與殺害皇帝的開始

唐憲宗晚年好長生之術而服用金丹 導致脾氣暴躁 宦官經常受到毒打 宦官最終不滿將其殺害 在擁戴誰做皇帝的問題上 宦官集團內部有了不同的意見 吐突承瓘意圖立二皇子李惲 梁守謙等人意圖立三皇子李恆 宮廷的鬥爭展開了 梁守謙一派殺掉了前者而立李惲為皇帝 即唐穆宗

長慶四年 局勢有了動盪 穆宗病重 將權力移交給太子導致宦官集團的不滿而打算請郭太后來效仿武后行使皇帝的權力 但被郭太后大義凜然的拒絕 不久 太子即位 是為唐敬宗

敬宗已然是一個荒道之君 性格暴躁 在十二月外出打獵回宮 與劉克明 田務澄等宦官及玩球的蘇佐明 石從寬等人喝酒 蘇佐明等人後來將敬宗殺掉 劉克明等宦官又假傳聖旨 讓翰林學士起早遺詔 將朝政大權移交給絳王李悟 而劉克明一派的宦官 又想將掌握宮禁大權的內侍省一派宦官除掉 並奪取被樞密使王守澄 楊承和 神策軍護軍中尉梁守謙等人的權力 後者在知道後製定計劃將江王李涵迎接入宮 來代替李悟 結果是劉克明等人被殺掉 絳王也在亂兵之中被殺掉 李涵即位 是為唐文宗 文宗雖然對宦官集團的專權深惡痛絕而與文官集團密謀為求除掉 但結果是失敗的——“甘露之變”並沒有成功

宦官集團與文臣在爭權奪利的鬥爭中 元載雖然除去了魚朝恩 但並沒有將宦官勢力徹底肅清 外朝的文官集團對“甘露之變”的失敗並不甘心 在宦官集團權勢挑戰下 不得已進行反擊 力求將宦官勢力肅清 兩派權力的爭奪 終於將帝國推向了滅亡 崔胤聯合藩鎮朱溫與宦官的鬥爭開始了

光化三年 隨著崔胤被任為宰相後開始了與昭宗的密謀如何翦滅宦官

在崔胤除去宰相王摶以後 外朝的實權被他一人籠絡 掌握實權的宦官集團——劉季述 王仲先等人在受到威脅以後開始計劃開闢新的道路——重新立一個皇帝 來實現他們的擁戴之功 以而“挾天子以令諸侯” 毫無疑問 太子是他們最理智的選擇

局勢的變革在十一月開始 由於劉季述等人在掌握禁軍 使得崔胤一派無所抗拒 昭宗被廢除 太子即皇帝位 崔胤不甘如此 在他看來 如今就如春秋王室衰微 如果能迎接昭宗復位 剷除宦官 那將是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 並且曹操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 或許可以效仿 他開始了聯絡在外最為強勁的藩鎮之一—朱溫 而宦官集團中的韓全誨也聯合在外的李茂貞 以其兵鞏固長安 在崔胤的計劃洩露以後 朱溫開始率兵進犯 導致了李茂貞與朱溫大戰 李茂貞最終不敵而求和 他妥協於朱溫的條件對宦官集團的剷除 宦官集團開始遭到屠殺 唐帝國自安史之亂以來宦官專權的局面終於覆滅 然而帝國也隨著宦官專權的滅亡而滅亡

唐代宦官的專權 似乎不遜於明代的宦官 甚至遠在明代之上 自憲宗以後的政局裡 宦官始終在帝國政治權力鬥爭上舞臺上表演 他們對皇帝的廢除與殺害 憲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懿宗僖宗 昭帝或被殺 或被廢 無一倖免 相始相終

二論明朝宦官權力制度而正規化：

明太祖鑑於唐代宦官之專權 將其專權源頭主要之一內侍省分解成二十四個不同職掌的宮廷衙門其專權至此為之一挫 同時 明令宦官不得干政 亦不得讀書 由於明代宦官掌權的巔峰在司禮監 故而筆者將擇司禮監重點進行闡述

隨著中書省的廢除 內閣的建立 為平衡制約內閣權力的司禮監應運而生——“批紅” 由此而看 明朝中央決策權力機構很顯然的由內廷的司禮監製約外廷的內閣

明代對宦官行使權力的制度而正規化是透過內書堂的實施所建立起來 宦官開始學習“《內令》、《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酌中志·卷十六·內府諸司職掌》） “學優則仕”的宦官開始進入帝國的官職系統

在司禮監官員的選用上 帝國有著一整套的培養制度 即從內書堂讀書 再入東宮對太子言傳身教的輔佐 再入司禮監（或從文書房進）

司禮監的官員經過內書堂的培訓 可以代皇帝處理章奏 這一工作無疑是制度化的進行著 《酌中志·卷十六·內府諸司職掌》謂：“每日早晨，或非朝講之日，及申時後，掌印公過司房看文書，秉筆、隨堂，人各有室，挨次細看。先看文書房外本，次看監官典簿文書。” 此處需要提及的是司禮監下屬機構的文書房亦是其制度化的一表現 文書房在內廷 屬於司禮監下轄機構 與外廷的通政司職能大抵相對 皆是掌握文書的出納 在權力的架構的劃分上 內閣有翰林院 司禮有文書房

《明史、職官志》對文書房介紹說：“文書房，掌房十員。掌收通政司每日封進本章，並會極門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聖諭旨意御批，俱由文書房落底薄發。凡升司禮者，必由文書房出，如外廷之翰詹也。”

宣德以後逐漸的將宦官之外放制度化 而歸於兵部的任命“宣德二年五月，甲子，命行在兵部，凡去年八月差往各處鎮守內外官皆令還京。”（《明宣宗實錄·卷之二十八》）

傳旨這一工作在唐宋以來 一直是宰相才能行使的工作 但到了明代 因為中書省的廢除 到宣宗時 開始讓內閣大臣“條旨” 有大事宣宗召見大臣商議決定 至正統英宗時 因為皇帝年幼 將此交於王振（《翰林記·卷二·傳旨、條旨》）在以後的日子裡 司禮監往往與內閣同時進行發揮這一職權

一則制度化來自於帝國京軍的控制權 但是明代宦官在這方面同時受到文臣與勳臣的制約 也就是說 內臣宦官與文臣 勳臣三方同時對軍隊代皇帝掌控 並不單獨歸為任何一方掌管 並且在調動上 還有兵部的插手（五軍都督府只存籍而已） 按：正統十四年的帝國危機時 皇帝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往同石亨（勳臣武清伯）、于謙（兵部尚書）等整理軍務。”（《大明英宗實錄·卷之一百八十四》） 而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帝國在憲宗以後 司禮監將京營進行管轄已經成了制度

二則來自於司法權 在朝廷內司禮監與三個司法衙門——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一同進行司法的審理 在地方上 又管轄“熱審” 這一制度化的實施直至帝國的滅亡

三則各地方州府與邊鎮的“鎮守太監”或謂“守備太監、少監”這一權力的架構並不僅僅來自於司禮監 或以其為獨佔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鎮守太監”嚴格來講 他並不是完全的制度化 他們以為不是“祖制”遭到文官階級的反對 由於其他的原因 世宗在登基以後 也對“鎮守太監”大量裁減 並說：“上曰：‘各處鎮守內臣，原不繫太祖定製，今且著雲南、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每用一人，內監慎選以充，不得作威生事。’”（《明世宗實錄·卷二百十一》）《明史·卷三百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張忠傳》說是“盡撤” 可能非實

三則皇權的交接 宦官衙門之首的司禮監又同時受到與內閣大臣的對待 即與內閣大臣同時作為“顧命大臣” 比如英宗時期的牛玉 及孝宗時期的戴義 神宗駕崩時又命閣臣方從哲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制。”（《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五百九十六》）從“遵守祖制”也可以看出 司禮監在皇權交接之時所扮演的顧命大臣角色由來已久 亦即其制度化的一方面

四則對東、西、內行廠的提督從後來的史料來看 幾乎都是宦官 英宗時期的王振 憲宗時期的尚銘 武宗時又有王嶽 劉瑾 汪直 世宗時期的黃錦 神宗時期的馮保 熹宗時期的魏忠賢 總而言之 明朝時期的大太監 無一不對東廠進行掌控來對文武群臣實施淫威 東廠被宦官衙門所掌管形成制度 明帝國與以往的漢唐帝制社會一樣 存在著宦官專權的問題 如王振 曹吉祥 汪直 劉瑾 魏忠賢等人的存在 其中以魏忠賢最為嚴重 由於其名聲太大 以至於筆者已不需要對此過多贅述 只對其制度化的權力之重要加以表述 宦官階級在透過內書堂系統化的教育 以而得以制度化的進入帝國的行政衙門任職 並出現了權傾朝野的司禮監衙門

除了表現在上述皇權交接下所扮演的顧命大臣角色以外 就是對章奏的“批紅” 由於明代的大多數皇帝日居禁中 與大臣隔絕 司禮監主掌“批紅”便作為皇帝代表一般的姿態存在 從《酌中志·卷十六·內府諸司職掌》的記載來看 他們並非僅僅“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 他們需要對上奏的各衙門文書進行詳細的審閱 瞭解以後 才能參照內閣大臣的意見而代皇帝批示 他們以皇帝的姿態進行處理章奏 毫無疑問 這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這是司禮監之所以權重的原因 內閣不得不決於司禮監之批紅 故《明史·卷七十二·職官志》謂：“而相權轉歸之寺人。”

明帝國軍國大事之贊否又需要內閣與司禮監共理 在上述史料延伸下 又有《大明孝宗實錄·卷之七》記載：“國家政務，我太祖太宗既設司禮監掌行，又命內閣大學士共理，內外相維，可否相濟。近來政務之決，間有大學士不與聞者。今後政務不分大小，俱下司禮監與內閣公同商榷，取自聖裁。” 故而出現了“監閣共理”這一詞條

張居正秉政期間 作為內閣首輔為了保障執政的順利 在引進內閣成員上還要看是否與司禮監的第一位官員——司禮監掌印太監馮儲存在著矛盾：“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明史·卷二百一十九·列傳第一百七·張四維傳》）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奄宦·上》總結道：“宰相六部，為奄宦奉行之員而已。”權勢之大 可見一斑 明代宦官與唐代時期比較起來 前者的可控性在於：

一者 歸於明代文官制度的外朝與廠衛制度的內廷各自牽制 明代以東班文臣 再細化則為閣臣 科臣 諫臣制約宦官

二者 軍權的掌控上 由於明代帝王集權之盛皇帝對宦官張弛有度也是漢唐帝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 其實宦官之所以能夠專權往往開始於皇帝對其寵溺與否 唐朝時期即起於李輔國為肅宗寵溺至於明朝 與唐朝後期皇帝被擁戴而不得不敷衍宦官相比 明朝凡是當權的宦官 皆是來自於皇帝的寵溺 也就是說 只有皇帝對其信任 寵溺 宦官才能獲取權力 雖然從邏輯上來講 唐朝似乎也是這樣一個情況 但唐朝的宦官往往以一種“擁戴”的立場而出現 這種擁戴 實際上便是在廢罷或殺害皇帝以後重新開闢的另一局面 而造成他們如此膽大妄為便是因為軍權的掌握 透過上述來看明代宦官在此權力上很顯然與唐朝宦官掌控禁軍 存在著根本上的差別 三者 宦官具有知識也是一方面的可控性 在宣宗設立內書堂 用帝國最具有學識的官員——翰林學士對其進行正統儒家道德教育其自身操守則亦頗為可觀 加上很多宦官的出身是透過翰林官教習 具有一定的師誼情分存在在與士大夫的相處上自然處於相好態度 而朝政也就較為穩定 這是教育的緣故 在宦官所讀的《忠鑑錄》與《貂璫史鑑》二部書被禮部評價道：“善可為法，身享令名，國亦受福，讀之令人慕；惡可為戒，國將受害，身先誅夷，讀之令人畏。夫祖制貂璫識字有禁，宣德以後始立內書堂，教以《忠鑑錄》，世則所進宜俱定為課程，庶幾口誦心維，可以遷善改過。雖然近侍熟覘好惡在人主善聽之耳。我朝金英以一言定儲位，覃吉以正學輔東宮，則聽之得也。”（《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二百五十》）

因此出現了很多被稱讚的宦官 這裡以史家記載舉二三例表露： 1、懷恩 考《明史·卷三百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二·懷恩傳》謂：“員外郎林俊論芳及僧繼曉下獄，帝欲誅之，恩固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徑歸，稱疾不起。帝怒解，遣醫視恩，卒釋俊。會星變，罷諸傳奉官。御馬監王敏請留馬房傳奉者，帝許之。敏謁恩，恩大罵曰：‘星變，專為我曹壞國政故。今甫欲正之，又為汝壞，天雷擊汝矣！’敏愧恨，遂死。進寶石者章瑾求為錦衣衛鎮撫，恩不可，曰：“鎮撫掌詔獄，奈何以賄進。”當是時，尚書王恕以直諫名，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憲宗末，惑萬貴妃言，欲易太子，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孝宗立，召歸，仍掌司禮監，力勸帝逐萬安，用王恕。一時正人匯進，恩之力也。” 2、覃吉 考《病逸漫記》謂：“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雲九歲入內。餘初在內書館教小內吏吉提督內使，因識其人，亦一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裡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方誦《孝經》爾。’其見畏特如此。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東宮官雲：‘先生吃茶。’局丞張端頗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即便如臭名昭著的王振 也只是對待敵對官吏而已 並不能因此否定他 3、王振 考《菽園雜記·卷七》謂：“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效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攬之，不使氾濫四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又《罪惟錄·列傳卷之二十九·宦寺列傳下·王振傳》謂：“宣廟崩，英宗年幼，呼先生不名，上嘗與小臣擊球，振至而止。詰旦 ,駕在閣中 ,振跪奏曰:‘先皇帝為一球子幾誤天下 ,陛下復踵其好 ,如社稷何 ?’上愧無所容。三楊嘆曰：‘宦官中寧有是人！’

四者 由於明朝的后妃嚴守祖訓 而不沒有發生專權干政 宦官在內廷無所倚靠 這也是不同於唐朝後宮干政的情況 因為后妃干政往往需要利用宦官為其手臂 同樣 宦官也需要獲取后妃的權力來達到自己的權力

縱觀明代歷史 明代帝王始終不受限制於任何宦官 明代的宦官集團只是在君主集權專制下的一個部分 雖如王振之權盛 但始終不叛離英宗 汪直之跋扈 也只是需要一紙詔書便可下貶南京 劉瑾之生殺 亦不過坐以待斃 魏忠賢之遮天 亦草草自盡了結 孟森先生認為即便如權勢滔天的汪直 在面對皇權時也是難以掀起波瀾：“帝於宦寺，倚任時無所不至，旋復厭之，即棄之如脫屣。”（《明史講義·第二編·各論·第六節·成化朝政局》）他們始終作為皇帝家奴一種形態所存在

綜上所述 筆者以為 明代宦官相較於唐朝時期宦官 前者更能透過帝國制度而正規化來合理行使他們的職權 並不如唐代宦官一旦獲得權力 往往蠻橫專權 故而將明代宦官取得權力而認為擅權並不確切 雖然也出現了劉瑾 魏忠賢等人專權故事 但並不如唐代宦官近乎於一種野蠻專權弒殺廢立皇帝的存在

說起宦官專政，歷史上有三個時代十分突出，漢朝，唐朝和明朝。其中宦官最為猖獗的當數唐朝中後期。因為無論是漢朝還是明朝，宦官做得再大也無非是把持朝政、矇蔽皇帝這類“典型”動作，屬於欺上瞞下的性質。但是到了唐朝卻不然，宦官不僅要把持朝政，而且還可以玩弄皇權。所謂玩弄皇權就是把皇帝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左右皇帝的廢立甚至生死！唐朝宦官猖獗到什麼程度，“甘露之變”可以看出一二。

甘露之變發生在公元835年。由於27歲的唐文宗不甘被宦官控制，所以就和大臣李訓、鄭注兩人策劃誅滅宦官，以奪回皇帝所喪失的權力。在11月21日，唐文宗以觀賞甘露為名，將宦官的頭目仇士良騙到禁衛軍的後院然後將他們斬殺。但是被仇士良發現，最後導致朝廷大臣被殺，這次被牽連的人將近一千多人。史稱為“甘露之變”。

在甘露之變發生後，此後的很長的一段時間，門下省、中書省很多官員都辭官歸家，因為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被殺了，所以就提前離開。而唐文宗更加受到了宦官的欺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孤家寡人。

甘露之變的實質是長期被架空的皇權對宦權的背水一戰，但由於長期脫離禁軍控制權，外圍又沒有得到蕃鎮的支援，皇帝反抗不成功最後不得不丟車保帥，皇權最終被壓迫得更厲害。

唐朝宦官這麼猖狂，不是沒有原因的。根源上講玄宗皇帝脫不了干係。唐太宗鑑於前代的弊病，對宦官嚴加抑制，官階不得超過四品。唐玄宗開始毀壞原有的章程，對宦官大加重用，晚年讓高力士省閱批覆章奏，甚至任免將軍、宰相，也時常與他商議，自太子王公都敬畏地侍奉他，宦官的氣焰自此熾烈。安史之亂時，肅宗在靈武即位，因為根基不深，對各路蕃鎮信任度也不高，宦官李輔國以東宮太子的舊屬身份參預軍事計劃。過分的龐信使他驕橫放縱，逐漸達到完全失控的地步。

李輔國之後，歷任宦官都頭子都有神策軍（禁軍）的管理權。宦官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利，總是與禁軍打得火熱，各種名利恩惠，久而久之，宦官與禁軍就建立了一種共生共榮的親密關係，禁軍儼然變成了宦官的私家軍隊，皇帝反而使喚不動。這也是唐朝宦官猖狂的直接原因。

但從根本是上講，唐朝宦官專權的源頭卻是蕃鎮割據。玄宗聽信奸相李林甫建議，外放軍隊控制權至地方。推倒多米諾骨牌，自此以蕃鎮為代表的地方大員擁兵自重，呈尾大不掉之勢！對於這種情況，皇帝當然不敢再相信蕃鎮大員，於是搞起了創新，每有軍事行動就派監軍，這監軍的人選自然就是皇帝最相信的宦官。

對皇帝來說，宦官都是沒有根的人。沒有根的人貪點錢，弄點權什麼的，沒有大問題，他們的根本還是皇帝。於是乎，宦官的權力越來越大，最後連禁軍的指揮權都牢牢地掌握在了手上。因此，宦權的做大根本上源於蕃鎮的不受控制，是皇權用以平衡蕃鎮的一種手段。在唐朝中後期，皇權，宦權和蕃鎮就這樣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使安史之亂後勢微的唐王朝得意延續了一百多年。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皇權、宦權、蕃鎮這三權之間也不完全是等量齊觀的。不同於蕃鎮，宦權是寄生在皇權身上的寄生體，皇權也要依賴於宦權，皇權與宦權是一種共生關係。中晚唐時期，宦權看似超越皇權，幾乎達到為所欲為的境界，宦官可以掌握皇帝的生死，但它始終不敢也不能脫離皇權，一旦脫離就失去了根基。所以，宦官再猖獗也不敢說不要皇帝。而蕃鎮則不然，他的根基在於對屬地的控制，不完全依耐皇權，甚至可以取而代之！所以，朱溫滅唐之時，皇帝也好，宦官也好，一股腦地也就全報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