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內閣，經歷權力從明初到萬曆年間的一個膨脹，再到清初的一個衰落的過程，體現的是專制主義皇權的不斷加強。

明代的內閣是一個矛盾的產物，明太祖廢丞相，皇帝政務繁多，產生內閣。

明太祖時，廢丞相，任用老儒為四輔官（幫助皇帝處理公務），實際上是內閣的先聲。之後，設殿閣大學士（品秩較低，僅備皇帝顧問兼協理章奏，侍從顧問，不參與決策），出自從翰林院，為內閣制度形成奠定基礎。

明成祖時，正式在文淵閣設立內閣，大學士開始參與軍國大事的商討，內閣制度正式確立。

明宣宗時，內閣的地位逐漸上升，內閣大學士有了票擬權，票擬權的出現使得內閣實際上掌握了朝政的處理大權，內閣制度發展。

英宗時，開首輔專權之始,閣權已超過六部。後來,世宗至神宗初期,為內閣的鼎盛期。威權已超六部，無宰相之名，卻有「相權之實」,不過此時閣臣互相爭奪首輔之位，間接形成黨爭，造成政治的不穩定。

神宗後期，內閣權力漸衰。皇帝一面仍以內閣首輔票擬，但同時一面假手宦官居間傳遞奏章，令宦官漸專權。自此以後，內閣權力漸被宦官所奪，就算內閣的首輔，也要和宦官合作，才可以較為順利地處理政策，如張居正和馮保。明末，皇帝多信用宦官，內閣沒有發揮到應有的作用。

總之，終明之世，內閣從制度意義上講，仍然不是宰相。從本質上來說，實際上是朱元璋以後的皇帝對宰相體制的部分恢復，或者說一種替代補償機制。但不是法定的中央機構(職權範圍不明朗，不能正式統率六部百司)，只是皇帝的侍從諮詢機構，無決策權。它也是君主專制強化的產物，不能對皇權起制約作用，反而加強了君主的絕對權力，保證君主對全國的統治，進一步鞏固了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

清朝建立以後，承襲明制，設立內閣，負責處理日常事務。

早在皇太極時代，為自己安排秘書班底，設定內三院。入關後將內三院改為內閣。

到康熙獨立主政之後，內閣體制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幾乎恢復到了明代的規模。不過康熙親政後，很快對內閣這種在明代已經過於成熟、龐大、保密差、效率低的機關感到不滿，逐漸另設秘書處——南書房。康熙中期以後，決策的中心逐漸轉移到南書房。

雍正時，設軍機處，軍機處逐漸成為清朝的決策中樞。內閣則變成了只有幾個低品級的中書釋出詔令的機構，內閣大學士則成為朝廷給予德高望重的朝臣的榮譽銜。

對於封建王朝來說，不管哪種制度都是為了加強君主集中制，都是中央集權的手段。

前朝的制度，大多是後朝來寫的。幾乎都是經過後世過濾過的。事實上，這讓我們看不到一個制度的正面，對於明代來說，其所創立的內閣制度，深刻的影響了後世制度的發展，其正是我中華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制度，沒有之一！

一、皇權的參謀：

明代的內閣制度，起於明太祖朱元璋時期，他初定天下，固定了中華的行政版圖，對外，他採取了武力與懷柔並濟的措施，征伐北元殘部，進攻哈喇和林，其所到之處，兵強勢盛。對內，他親力親為，在處理瑣碎的政務上，尤是如此，洪武十三年，為了保障皇權的穩定，也為了創立一個新的權力結構來進行國家的運轉，朱元璋忍痛殺了其忠心耿耿的宰相胡惟庸。胡惟庸既是宰相，也是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和親密戰友，能夠被任命到宰相這個位置，充分說明了朱元璋對他的信任。然而，為了帝國的未來，深諳歷史掌故的朱元璋不得不有所動作，只有絕後患，方能做到波瀾不驚。胡惟庸之死，牽連了近三萬餘人，歷史上被稱為：“胡獄”，實質上，這也是朱元璋對帝國官僚體系的一次清洗，對於大臣的任用條件，朱元璋往往都是近乎苛刻的，而能夠來到他身邊的人，更是被如此要求了。

二、共治天下-大勢所趨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死於南京，他的皇太孫繼承了皇位，建文帝朱允炆，這是一位有著才德和勇略的少年，即位伊始，他就開始著手對付他的叔叔們，這無疑是需要深謀遠略和強硬手腕的，朱允炆毫無疑問的幾乎差點做到了，當他在北平的第四個叔叔朱棣看到了兄弟們的悽慘後，下決心要幫助朱允炆矯正這一態勢，畢竟，再如何進行清洗，這也是皇族的事情，是自己家裡的事情，但在朱棣動手之前，朱允炆已經開始對朱棣的封地-北平進行滲透和籠絡，但是由於朱棣長期在這個地方駐守，他和軍隊的領導都很熟，很快就將形勢反制，並且用了將近四年的時間，率部抵達南京，意圖進行清君側-他認為建文帝如此做法，一定是身邊出了奸臣！朱允炆見此情景，擔心會被叔叔報復，在皇宮陷落前，下落不明，成為了歷史上的一件迷案。朱棣在取得了皇權的合法性後，對待文官的態度和他的父親朱元璋並無二致，他先是殺了大儒方孝孺，只因為後者不肯為其起草登基詔書，在看定鼎天下，北征蒙古的過程中，他又屢次肆意的侮辱輔佐太子監國的文臣，關押楊溥，將楊士奇裝上囚車帶上一起北伐，凌辱黃淮、金幼孜等人，認為他們不過是太子的附庸，只忠於太子，而眼中無皇帝，文官們飽受屈辱，幾乎無以為繼，只有楊榮一人得免，因為他曾經在朱棣初進南京城的時候，勸告朱棣應該先拜謁太祖之陵，而後來，朱棣又以恣意狂妄欺君的罪名殺了在洪武時期就已經出名的才子解縉，而方式也是別出心裁，將其灌醉後，扔到雪地裡凍死，並被後人傳為皇帝的仁道之舉。但是在形勢逐漸穩定後，朱棣對文官們的態度開始轉變，與其說是對文官的轉變，不如說是對太子態度的轉變，他重用黃淮、胡廣等文臣，準其以預機務之名參與大事決策，在他就寢之前，他也要召文官到榻前進行懇談，朱棣逐漸從一介武夫的慢慢的上升到了一位優秀政治家，這個過程中，文官所起的作用幾乎是核心性的！而此時，日後影響頗深的內閣制度也已經形成了雛形，這種政治生態將決策權牢牢的握在皇帝手中，而行政運轉和議政參政的權力，則下放到了文官手中，這不可謂不是一個突破，它讓一個國家避免了宰相的獨斷專權，沒有了李林甫、元載這樣的奸臣、佞臣，實現了君與臣共治天下的形勢，是明帝國政治生態發展半個世紀以來的一個昇華，它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一筆財富。

三、東方君主立憲的範本

提到君主立憲，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歐洲和日本，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在中國，明帝國早已開始了並且更加完善的結合了立憲與行政的方式來執行一個龐大國家的政權！時間進入萬曆初年，此時元輔張居正，作為小皇帝老師兼在世的父親，除了嚴格的指導小皇帝的書法、寫作、學習歷朝歷代的掌故外，他還在不停的打壓異己，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聯手，進行朝堂上的壓制-對所有不服從的臣公，形勢發展的異常順利，很快，朝堂上再無反對之音，小皇帝和母親太后李氏堅定的支援這位元輔和大伴（對馮保的愛稱），只有這樣，太后彷彿才能感受到一絲慰藉和溫暖，畢竟丈夫隆慶只做了六年皇帝就撒手人寰，李氏孤兒寡母，受到了時任首輔、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高拱的打壓，這讓母子倆倍感惶恐，於是藉著為隆慶準備後事的機會，張居正及支持者果斷的以一條光明正大的政令驅逐了高拱，而隨後不久，內閣的一位閣老，高儀也惶惶不可終日，死於家中，其原因無法細究。從此內閣由五-六人共同商議而以首輔為主的模式變成了只有張居正獨斷的模式，這彷彿讓人看到了近兩個世紀前的形勢，朱元璋的時代，不過張居正所面臨的情形遠遠優於胡惟庸所處的情形，他有太后李氏的堅定支援，而他所回饋的就是事必躬親的治理國家，嚴格的調教小皇帝朱翊鈞，一時間，其君臣共治天下成為了天下美傳，張居正在任首輔十年間，對李氏母子畢恭畢敬，毫無僭越之事，但是由於小皇帝此時已經承人，開始了其青春叛逆的階段，因此，在奸佞張四維、張鯨等眾人的挑撥下，元輔死後，他命令剖棺戮屍，又命抄盡昔日張先生之家，逼得其一子上吊，不得不令後世唏噓。這場清算最終止於張居正昔日坐下學生申時行之手，歷史上，他是一位十分謹慎的人，有著作《召對錄》傳世，其中詳盡記錄一些政務瑣事，他是第二個與萬曆皇帝分享權力的首輔，其謹慎周密的性格受到了年輕皇帝的青睞，很多看似棘手的事情，在他手裡都能夠迎刃而解！然而，好景不長。萬曆十四年，內閣及群臣請求朱翊鈞早立太子，以備國本，然而由於群臣請立的長子朱常洛，是早年朱翊鈞的衝動之下的產物，而他真正中意的則是鄭貴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這個皇子後來被冊封福王，明末時，被李自成大軍俘獲，將其執殺後，和鹿肉一起燉了，成為了農民軍的食物，被稱為福祿宴。史料稱，這位年老皇子的遺言是：其肉太酸，不好食之，然而農民軍並沒有因此放過他，仍舊將其做成了佳餚。由於朱翊鈞對其長子實在毫無好感，因此他長時間的不肯確立其合法的太子地位，此事之爭，時間長達十數年，涉及的內閣首輔多達數位，其中包括了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沈一貫、沈鯉等，這其中，內閣人員也開始互相攻擊，構陷，使得本來政治環境良好的朝堂變得烏煙瘴氣，萬曆皇帝也因此由臺前轉入幕後，開始了其三十年不理朝政的生涯，而這三十年間，明帝國依舊在有序的運轉著，並沒有出現不正常的地方，這其實就是一種共治所致的現象，君臣有了明確的分工，皇帝不再幹涉內閣，內閣則以皇帝為核心，進行政令的釋出，地方則接收政令進行公務執行，一切有條不紊，實際上已經慢慢的做到了君主立憲的模式，為後世的政治制度帶的確立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好處！

四、結語

明代內閣制度由其初始到成形再到完善成熟經歷了二百多年！這是偉大的二百年！是發展的二百年！也是不朽的二百年！內閣制度，作為明代皇權核心的體現，其作用顯然要遠遠高於歷史上歷朝的制度，無論在成熟性、應用性還是對後世的影響性，都是無可比擬的。它從一個秘書機構發展成為一個政令執行決策型的機構，代表了明帝國在這方面始終是在不停探索並完善的，而非停滯不前的，內閣制度的完善最終被清帝國幾乎完整的繼承了下來，不僅如此，它對於我們今天研究政治制度依舊有著非同凡響的借鑑意義！

序言：

早在明朝，明成祖時期就已經成立了內閣。而且這一時期的內閣權力並不是太大。尚處於一個成立和發展的時期沒有形成什麼特殊的職能。但是等到明朝中後期，內閣的權力已經非常大了，內閣首輔雖無宰相之名，亦有宰相之實。實際上就是宰相。但是等到清朝，內閣的權利有了很大的縮減，而且他的權利逐漸被議政王大臣會議和軍機處所取代了。總體來說它的發展演變順序是這樣的。

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時期，內閣雖然剛剛成立，但是有很大的職能是無法取代的。在明成祖朱元璋時期廢除了丞相制度，但是由於工作量相當大，而且朱元璋一個人無法處理全國的政務，所以他就設定了殿閣大學士。殿閣大學士全部都是由文人充當。主要是給皇帝批閱奏章。遇到具體的事物時給出皇帝處理意見。

等到明成祖時期內閣的規模有所擴大，明成祖朱棣招謝晉等七人進入文淵閣，成立內閣這是內閣發展史上的一個很大進步。但是與明朝中後期相比，這一時期的內閣權力仍然十分有限，而且難以干預皇帝的政令。

等到明朝中後期內閣的權力有很大的增長，主要表現在內閣擁有了票擬權。透過票擬內閣可以影響皇帝的政令。特別是到了明英宗時。明英宗九歲就當上了皇帝，不能夠獨自處理國家事務，所以奏章都是透過內閣做出處理，然後再由皇帝進行批閱，總體來說內閣的職權是無限擴大的。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能夠影響皇帝決策的權臣。而且他們的影響力絕不僅僅是皇帝一個人能夠影響全天下的政局。比如萬曆朝的張居正。

在清朝時內閣的權利相比於明朝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因為在這一時期內閣已經不是什麼決策機關了。他只是一個進行處理日常政務的中央機關而已。特別是在雍正皇帝成立軍機處以後。內閣的權力出現了很大的下滑。他們不再參與日常事務的決策指示。進行上傳下達。相比於明朝內閣作為權力機關而言，清朝的內閣簡直就不是一個權力機構。

明清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頂峰。在明清之前，中國的專制主義制度並沒有如此的完善。但是到了明清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已經發展到了巔峰時期。內閣的演變正是反映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增強。因為內閣本身就是專制制度的一種產物。他的發展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有著密切的聯絡。

明清時期的內閣，其實是一個相較矛盾的產物，這個具體來說阿，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加強自己的皇權，廢除了丞相，廢除之後，政務繁忙，皇帝自己也處理不過來，怎麼辦呢，後來就設立了四輔官來幫忙解決，這也是後邊內閣制度產生的前身，事情就是這麼一步步發展下去的，到後來，慢慢的明末，就由皇帝更加信任的宦官來操作這個事情了，到了清朝那時候，基本是承襲明制，也是設立的內閣，不然這政務也是處理不完，像最早的皇太極，到後面的康熙南書房，雍正的軍機處，到後邊內閣大學士成為一個榮譽職銜，總體來說，內閣這個事體現的是專制主義皇權的不斷加強，皇權至高無上這麼個意思。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明太祖取得天下後，沿用元制，設立中書省，置左右丞相主持，下設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官作為丞相副手，統領六部尚書。自胡惟庸案後，中書省已廢，明代進入了一個沒有宰相的年代。廢相後，六部尚書升為二品，又分設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機構，各司直轄於君主，形成高度集權的現象。

廢中書省後，由皇帝直領六部，規定此後不準再設宰相，臣下有敢奏請者，處以極刑。 《皇明祖訓》裡，朱元璋有如下論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 ⋯⋯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案後廢相，太祖自理萬機，以便杜絕禍患。但是公務繁重。故太祖仿宋制，設定翰林院諸殿閣一切檔案奏章便委任翰林官員處理。翰林官來自進士，故多有精通政事者， 後來更成為殿閣大學士的主體。

洪武十五年， 太祖仿宋制置中極殿（又稱華蓋殿） 、建極殿（又稱謹身殿） 、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 ，共“四殿二閣”大學士 。洪熙元年（明仁宗朱高熾）又建弘文閣，實際形成“ 四殿三閣” 。職掌由“備顧問”逐漸演化而成。因此，所謂“內閣”，實際是皇帝內廷的辦公地方，內閣大學士就是皇帝的秘書。

明初的閣臣由皇帝直接任命，稱“特簡” ，後轉為大臣推舉，稱“廷推”或“令推” ，多選自翰林院。 但是當時只有內閣大學士 ,仍未有內閣之名 。

成祖時， 內閣制初步成型。 成祖特別從翰林院中， “特簡” 解縉， 胡廣， 董維等儒臣 “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這時大學士的官銜是“入閣辦事” 。自此，成祖常詔閣臣密議國事，大學士漸受親用，皇帝與大學士論政，大抵成常制，然而，奏章批答仍由成祖親自處理。 當時,三楊已入閣 ，至此內閣制度算是正式成為定製。

仁宣兩朝，可算是內閣地位上升期，內閣制亦漸完備。楊士奇，楊榮、楊漙等，皆前朝舊臣，楊士奇累官禮部待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其後二人遷尚書，晉少師。 (留意兼任尚書之用意 )仁宗每遇機務，必與之商討，此後，入閣事者必以師、保三孤，尚書之尊，遂定成制。此外，“條旨制度”的出現。

由於三楊地位特殊，仁宗遇事必命他們規劃，而楊榮等人則以條對，再以文淵閣印封入，外人不得預聞，久之，閣臣對大政乃有決策權。宣宗即位，楊溥以太常卿兼弘文閣大學士 ，與楊士奇等共掌機務、閣權更重。

另一面，凡中外章奏，皆由大學士先用小票墨書，寫下自己的意見，貼於疏面，進呈皇帝，稱為“條旨” 、“票擬”，地位與九卿相同。由於奏章數目繁多，秉筆太監照閣票“批紅” ，而秉筆太監多由司禮太監擔任，使司禮監得以正式與外廷往來。

注：司禮監

司禮監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之一，原掌宮廷禮儀，糾察觸犯禮法的內官。批紅：用硃筆在奏章上劃紅，以示認可，由司禮監擔任。

英宗在經歷奪門之變後，內閣制又有突破性發展，天順年間出現了「首輔制度」 。明代時，內閣大學士多至六、七人，少則三、四人，多以入閣先後，資歷及皇帝的意願，選定一人為「首輔」 ，即內閣制的首領，其他閣員門稱為“次揆” 。一切大事及票擬，皆由首輔主決。

首輔又稱首揆（ kuí），即內閣的首領，其他閣員稱次揆。 “大事皆首輔主持 ,次揆以下 ,不敢與較”。其後，大學士的品秩，雖仍為正五品，但因閣臣帶銜入閣，品秩及地位亦相應提高。

世宗嘉靖至神宗萬曆年間，是內閣制的全盛時期、如夏言，嚴嵩、張居正，足見首輔的位望，已走到頂點，他們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嚴嵩任閣職二十一年，為首輔時大搞黨爭，排除異己。

張居正任閣職十六年，內結宦官馮保，驅逐前任首輔高拱、加上張氏得神宗信任，甚至他丁憂江陵，奏章竟由北京送往其府第批閱，可見當時首輔雖仍為正五品官，但實際權力已凌駕正二品的六部尚書。

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死，神宗親攻，由於失去張居正的約束，神宗漸漸荒廢政事，四十年不朝，深居宮中，不答奏章，完全不與閣臣接觸。內閣甚至空無一人。朝廷內外，更官缺不補，內閣制的發展，己至衰退階段。其後內閣雖仍行票擬之責，但卻由宦官居中傳達。

內閣漸成宦官的傀儡，司禮監更因負責“秉筆”及“掌璽”而有“太上內閣”之稱，大學士的票擬是否照淮，完全取決於宦官的“批紅” ，使內閣的重要性大為下降。

明朝內閣制是君權強化的產物，在明朝歷史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明朝的內閣制產生了諸多流弊，但是內閣的出現，部分代替了 宰相的作用， 使政治生態重新達到平衡， 保證了政府各個機構的正常執行。

朱元璋當初廢除宰相， 夢想他以及他的後世子孫永遠掌握著絕 對的大權，然而他想不到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子孫們卻逐漸 創立並完善了有著宰相職權的內閣制——這恐怕就是歷史的規律吧， 人是無法與其抗衡的。

明朝內閣制度建立於永樂時期。朱棣設內閣是為了分擔皇帝事務的，可是卻限制了皇權，真是種瓜得豆。但是，從整個明朝歷史來看，內閣制度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先進的制度，為朱家天下的延續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後，君權空前加強，但也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問題又無處商量。於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和十五年（1382年），先後設定了四輔官和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不過，當時重大政務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大學士“鮮能參決”。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務，實際上等於兼任宰相，把君主獨斷專行擴大到了頂峰。

可是，這只是在明初形勢下，明太祖帶有個人特點（如權力慾極強，猜疑心重，統治經驗豐富，精力充沛等）所採取的措施。作為制度，後代那些不具備這些特點的皇帝是沒有能力，也不願意照樣執行的，可是“祖訓”又不便公開違背。在這種情況下，經過改造，內閣制度便逐漸形成。

楊榮像朱棣採取一種漸進的過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訂的中央輔政體制。他在取得皇位之後，立即在全國範圍內精選瞭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黃淮等7位年輕有為計程車人進入內閣，永樂年間習稱“內閣七學士”。

雖然在永樂時期，內閣學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過是正五品的官階。但實際上，他們經常能參與對重大政務的研討，甚至對於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進行更高層次的審議，以供皇帝參考。

明仁宗、宣宗以後，閣臣官階驟升至從一品或正二品，兼任六部尚書，並有代皇帝草擬批答臣僚章奏的“票擬”權，逐漸形成閣權重於部權的局面。閣臣往往利用票擬和皇帝召見的機會，干預朝政，已近似於以前的丞相。

第一，內閣擁有“票擬”之權。這就使它對皇帝權力的限制，超過了過去的丞相。所謂票擬，就是代皇帝草擬各種文書，大量是關於六部、百司各類政務奏請文書的批答。它可以是先與皇帝共同討論，作出決定後再草擬成文字，但更多的是內閣先擬好批答文字，連同原奏請文書一起送給皇帝審批。由於票擬要比以往各朝輔佐君主處理政務的制度更加細緻、周到，這就讓大多數君主單純倚靠內閣票擬，自己可以不用過多地去關心政事。這樣產生的結果便是表面上丞相廢去，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百司政務，實際上多半依靠“票擬”定奪，皇帝的意志和權力受到內閣諸臣極大的左右和限制。

第二，由於票擬是下達皇帝詔令的正常途徑，所以明代內閣限制皇帝濫下手詔、中旨的鬥爭，也更加制度化。當時一般的做法是：各類文書全歸於內閣票擬，疑難者由皇帝召閣臣一起商議決定；但必要時皇帝也可主動提出自己關於政事和用人的意見，透過手詔、中旨（或宦官傳口諭）下內閣票擬。對於這類手詔等，內閣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絕，全都合法。

第三，和內閣相配合，還有六科給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著限制皇權的作用。明初設六科（吏、戶、禮、兵、刑、工）給事中，成為獨立機構，它的重要權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旨意，內閣未反對，草成敕詔；或內閣票擬，合皇帝心意，批准執行，都得再發至給事中處詳審。如以為有害整個統治利益，同樣可以封還詔書，此制一直存在。這樣，除內閣外，便又多了一重對皇帝獨斷專行的限制。

透過以上三點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面上廢去了相制，君主獨斷專行更加厲害，實際上發展的結果卻是，君主行使權力時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以往更大，想要獨斷專行的困難更多了。

嘉靖年間，閣權進一步膨脹，閣臣不僅兼任六部尚書，而且兼署都察院，從而直接控制了部、院。閣臣之中，又分出首輔（首揆、元輔）、次輔（次揆）和群輔，首輔更是權壓六卿，已是“赫然真相”了。如萬曆初年的首輔張居正，“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儼然成了“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的真丞相。

然而閣臣乃至首輔畢竟不是名正言順的丞相，按照明太祖設立的“六卿分職”的中樞體制，首輔主政是違制的，他們之所以能夠控制部院，是因為有皇帝支援的緣故。所以當明神宗感到閣權的擴張對君權構成威脅後，便於萬曆十一年（1582年）下令追奪張居正的官秩，閣權便一落千丈。此後，閣臣不僅失去了對部、院的控制權，就連皇帝也很難見到了。

明朝內閣制 內閣是在永樂時期建立的。 永樂雖有洪武一樣獨攬大權的野心和實力，但一次又一次的遠征讓他不能真正意義上地總攬政事（想象一下從京師到漠北運送文書的荒謬），於是一個幫助皇帝的“助手”機構——內閣就應運而生。 內閣在最初的時候只是秘書性質的機構，但很快到宣德時期權力開始上升（三楊輔政），雖有正統末年的反覆，到成化、弘治之際，內閣在已經成為足以對抗皇權的文官政府代表。正德荒嬉好戰不亞於隋煬，卻因為有楊廷和等閣老撐著未成大亂，經過嘉靖、隆慶的發展，萬曆早期應該是內閣權力極盛的時期，張居正改革讓內閣成為政府運轉的中樞，他的實際上已經接近於現代首相的地位。 1402年，剛從自己的侄子手裡奪過皇位的明成祖，為了鞏固權力，做出兩個重大決定，一是把首都遷到自己的勢力範圍北京，二，成立內閣，這樣，一個國事諮詢機構正式建立了。 過去，宰相擁有決策權、議政權和行政權，明成祖成立內閣以後，把原來宰相擁有的決策權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議政權分給內閣，行政權分給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軍事、行政，直接對六部負責。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內閣與六部各司其職，國家最高行政命令從紫禁城發出，透過全國1936處驛站，全長143700公里的驛道，層層下發到帝國每一個角落。 後來，明宣宗時期形成了更為完善的政務流程：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給皇帝提出的建議，都由通政使司彙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准，最後由六科校對下發。 內閣大臣的建議是寫在一張紙上，貼在奏章上面，這叫做“票擬”。而皇帝用紅字做批示，稱為“批紅”。按照規定，皇帝僅僅批寫幾本，大多數的“批紅”由司禮監的太監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筆。以往，太監讀書識字是被嚴令禁止的。明宣宗不僅改了這個規矩，而且在他的鼓勵下，宮裡還成立了專門的太監學堂。後人猜測：明宣宗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讓太監牽制內閣的權力。久而久之，一種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現了。 我們發現明朝內廷、外廷的機構完全對稱。外有內閣，內有司禮監，外有三法司，內有東廠、錦衣衛，外廷有派往地方的總督、巡撫，而內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鎮守太監、守備太監等等。這樣，內廷、外廷相互制約，才能確保皇帝的決策地位。但是，這也造成了內外兩大政治勢力的爭權奪利。 紫禁城東部的這片建築在明代叫做文淵閣。明朝的內閣就設在這裡。在明朝萬曆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讓這個紫禁城裡最不起眼的房子成為聲名顯赫的所在。在文淵閣辦公的內閣成為實際上的政務決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務流程似乎並沒有改變，但決策權卻出現了轉移。張居正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首先，當時的萬曆皇帝還是個孩子，張居正身為皇帝的老師，很容易影響皇帝的決策。 再者，萬曆的“批紅”是在司禮監馮保指導下完成，而馮保跟張居正關係密切。 張居正把自己的意見授意他人，寫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擬”贊同。幼年皇帝的批紅自然毫無問題。 就這樣，大臣的“奏章”，閣臣的“票擬”，皇帝的 “批紅”，由張居正一手操控，達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無障礙地順利推進。 自明初以來，明朝的政務中心就在紫禁城這幾個地方轉換，權力的交替，左右著明朝的國運。宮闈重重之中、爭權奪權的陰謀時有發生。 通過幾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務體系，它在權力平衡方面堪稱完善. 至今人們稱呼各國處理國家政務的最高行政機構，仍多按此習慣稱為內閣。內閣一詞已成為政府首腦部門的代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