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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小司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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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xiang古
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是文武雙全的皇帝。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說李世民愛看書、能寫詩、會書法,還出過書。他出的書《帝範》。如果文化水平不行,能懂那麼多嗎?有資格出書嗎?而且這本書也是流傳千古。這是他文化方面。
他的武功和政治方面那就數不勝數。從太原起兵,做過先鋒,親自操刀殺敵,衝殺在前。後來又獨自掛帥,同時擊敗兩大勁敵王世充和竇建德。擊敗劉武周,擊敗劉黑闥等等……,一系列唐人的勁敵。一舉奠定了大唐的基礎,成為初唐第一功臣兼第一戰將,那些敵人都是當時在中原大地最強大的勢力。如果李世民沒有帶兵打仗的的能耐。在這些戰役當中早就完蛋了。
自從他做了皇帝之後。覺得自己的實力不夠,打不過突厥,忍辱負重並且屈膝和突厥講和。在短短几年的勵精圖治,唐朝的實力蒸蒸日上,這個時候他認為自己的實力已達到,於是派兵出征突厥,一舉擊敗突厥,終於令突厥人臣服在唐朝人的腳下,同時也奠定了他在塞外被各族百姓稱為天可汗的威望。在政治上他的貞觀之治。被歷代的老百姓和帝王所稱頌。經得起歷史的考驗。獲得大家共同的推崇和認可。
以上種種,足以說明他是一位文武雙全的帝王,無可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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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穿插游擊隊
唐太宗李世民,是被人傳頌千年的“明君”。
在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間,對內勵精圖治,結束了隋末以來的混亂局面,生產恢復、社會安定,史稱“貞觀之治”;對外和戰相濟,在開疆拓土的同時還能與各部族和平相處。自唐太宗開始,到安史之亂為止,唐朝維持了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
雖說治大國若烹小鮮,但掌勺者的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並不是隨便一個低水平的人,模仿前人作出個顛勺子的樣子,就能做到舉重若輕。
唐太宗應該是一個能力很強的領導者,才能與諸位大臣和衷共濟,開創盛世。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治世的功績並非全在一兩個能人身上,其中還有歷史潮流、社會背景等各方面的因素。
即使他的繼任者是身體羸弱的高宗、昏庸無能的中宗等,初唐盛世還是在不斷髮展,所以也不應該將李世民過分神化。
真實的李世民確實具備雄才大略,但也殺人無數,手段兇狠,實在沒有必要把他當成一個“完人”。
但是,明清以來,特別是清代,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唐太宗李世民都推崇備至,清帝大都奉唐太宗為榜樣,一些史書評價他“千載可稱,一人而已”,“至治之君不世出也”。
製造李世民的完美形象,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參與者有李世民自己,也有李世民的大臣,李世民身後的文人,還有對李世民這個完美形象有需求的統治者,幾方勢力的合謀,最終達到重塑集體記憶的目的。
01.太宗和他的搭班
魏徵是太宗時期的名臣。魏徵曾經在李密和竇建德手下做事,投降唐軍後,為太子李建成效力,任太子冼馬。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誅殺李建成後,對魏徵降級使用,把五品的太子冼馬改任七品的詹事主簿。
魏徵(580年~643年)
這一任命,絲毫看不出李世民有什麼禮賢下士、不計前嫌的寬大胸懷,因為李建成雖然是李世民的對手,但他們都是李淵的兒子,以後李世民上位,李建成的人終究還是李世民的臣子。
所以本來就不可能對李建成的舊臣斬盡殺絕,肯定是要酌情任用的。而降級使用,則是對太子舊臣的一種打壓,這是人之常情。
雖然魏徵雖然多次投降新主,算不得忠臣,但是他一定是個心直口快的急性子。在李世民太子府擔任詹事主簿期間,李世民應該對魏徵有所瞭解,即位為帝后,魏徵升任五品的諫議大夫,也算是人盡其用。
魏徵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
他知道,他的安危繫於李世民對前太子舊臣的態度。李世民派魏徵到河北地區公幹,半路遇到前太子府的兩個舊臣被枷鎖拷著遣送京師。這件事情,證明李世民對前太子府的人其實是有很深的芥蒂,隨時都可能對他們問罪,魏徵同樣不安全。
現代人想象的“完美君臣”
此時的魏徵,如果要自救,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一味迎合李世民,但這並不保險,因為魏徵是個多次投降新主的人,無論如何迎合李世民,也不可能得到李世民的充分信任。
況且李世民已經是皇帝,天下人人都想迎合李世民,魏徵的迎合也就顯得價值不大。
第二種方法,便是給李世民提供一個新方案,構建新君舊臣的新關係。在這個方案中,魏徵的重要性無可替代,也就保障了自己的真正安全。
於是,魏徵將這兩個人放了。他說:
“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
李世民何等聰明,馬上就意識到,魏徵的新方案對自己有用。透過發動政變上臺的李世民,不僅殺過無數敵人,更殺了自己的兄弟,手段何其殘忍。連父皇李淵都感到憂心恐懼,害怕李世民進一步殺了自己,主動讓位給李世民。
這完全就是一個殺伐殘忍的暴君形象。這樣的李世民,朝臣不會服他,軍隊不會服他,世人也不會服他。
影視劇中李世民的形象
權力的本質是服從,並不是李世民坐上皇位,就天然擁有皇權,也不是李世民殺人如麻、凶神惡煞,天下人就會怕他。真正的權力是天下人都心悅誠服聽從他。
魏徵提供的,正是一個讓天下人都服從李世民的新方案。只要李世民認可魏徵的做法,就可以讓前朝舊臣不再憂心惶惶,甚至隨時想著造反。
這對於李世民鞏固權力大大的有用,因而魏徵也就變成一個榜樣,讓人們看看,李世民是會聽從敵對陣營來投之人意見的。
從此李世民和魏徵,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對君臣搭班唱戲,還真引來了不少“粉絲”。
02.給政敵“化妝”
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淵的長子,很早就被封為太子。
在李淵反隋建唐的過程中,李建成幫父親結交英才,廣納人心。後來李建成隨父出征,治軍嚴明,平定西河。
唐高祖李淵(566年12月21日—635年6月25日)
李淵取得關中後,李建成主要負責後勤保障,調配戰略物資,而李世民則為天下兵馬元帥,領兵征戰。
此後,李世民是隋唐演義的主角,因為戰爭大多是李世民打的,而李建成坐鎮後方,是李世民能打勝仗的根本保障。
在李世民看來,自己戰功赫赫,大半個天下都是自己打下來的,卻無法繼承皇位,不公平。但在李淵看來,李建成寬厚仁慈,是個合適的守成之主,對李建成的信任高過李世民。
於是,兩個人的矛盾逐漸加深,權力鬥爭日益激烈。
影視劇中李建成形象
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李建成的手段遠不及李世民。李建成治民重寬仁,而李世民則是個十足的武將,李建成的性格不如李世民殺伐果決。
當李建成的手下建議李建成採取措施打擊李世民的時候,李建成總是猶豫不決,貽誤戰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李世民則恰恰相反,該出手時就出手,絲毫不顧兄弟情誼,毫不留情地發動政變將李建成殺死,自己取得了勝利。
李建成一死,李世民集團就開始了抹黑李建成的工作,以此襯托自己的政變是替天行道,正當其時。
為此,李世民集團編造了李淵承諾改立太子卻又出爾反爾的事件。
《舊唐書隱太子傳》記載,李淵帶著李世民出宮避暑,李建成留在長安監國。李建成勾結楊文幹,陰謀發動政變,然起事之前就有人向李淵告發。李淵找李建成問話,又有人勸李建成不要見李淵,直接造反,但李建成沒有聽從,而是自己去見李淵,叩頭請罪。
楊文幹聞訊,自己發動兵變,李淵要求李世民率兵平叛,並且許諾李世民,會廢黜李建成,改立李世民為太子。李世民鎮壓了楊文幹後,李淵卻食言,沒有再提改立太子之事,反而說是李世民容不下李建成。
關於這個故事的真偽,唐朝的劉餗就曾經隱晦地提到“有人妄告東宮”,表達對此事真實性的質疑。但唐朝畢竟要為太宗皇帝避諱,不能說的太明白。
玄武門之變
20世紀的歷史學家李樹桐認為,此事的記載,一是時間對不上,二是無需動用李世民大軍即可平叛,更不可能以換太子為交換條件,請求李世民出兵了。
除了編造不存在的事件之外,更是直接對李建成的品行進行貶低。
“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跡,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
《舊唐書》
李建成當了太子之後,需要分擔一些李淵的政務,史書也將此事記為:“高祖憂其不嫻政術,每令習政事”。本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卻非要加一句“憂其不嫻政務”。
多麼類似如今的很多媒體歪嘴唸經,把一些地區正常的舉動汙名化,比如選舉換了一波人執政,就說“詐騙集團輪流騙人”,製造“標題黨”。
此外,還篡改高祖實錄,將唐高祖時期李建成所建立的功勳進行修改,刪去有關建成的語句:把李建成部下建立的軍功,只提部下名字,不說他是李建成部下;對李建成的職權或官銜略去不提,把受命於李建成的軍隊建立的戰功獨立出來,不提此舉是奉李建成之命;把李建成打的勝仗直接改為敗仗。
李建成死後,被廢除了太子封號,改稱息王。息有偃旗息鼓之意,如果哪個或者的皇室成員被封“息王”,肯定是不願意接受的。
李建成墓誌銘拓片
在李建成墓中出土的墓誌銘上,僅僅55個字:
“大唐故息隱王墓誌,王諱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師,粵以貞觀二年歲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
這仿墓誌出土之時,“息隱王”的“隱”字很明顯是別的字磨掉後重刻的。
《唐會要》記載,最早大臣建議給李建成的諡號是“戾”,被李世民否決,大臣又建議“靈”,最後才定了“隱”。
諡法曰,“不屍其位曰隱;懷情不盡曰隱;不明誤國曰隱”。改諡號的過程,看出李世民內心的愧疚,擔心自己無顏面見九泉之下的兄弟。
但如果李建成真的是李世民在史書裡描述的那樣不學無術、無才無德,又何必愧疚呢?
03.後人的重塑
一本名叫《貞觀政要》的書,記錄了唐太宗時期皇帝與諸位大臣的對答和辯論,從中可看出唐太宗是一個虛心納諫的君王。
但奇怪的是,《貞觀政要》的作者吳兢將這本書上呈唐玄宗,非但沒有得到玄宗的褒賞,反而被免官。吳兢的《貞觀政要》雖然記載十分詳細,有太宗與大臣的具體對話,但似乎並沒有完整反映歷史的真實。
《貞觀政要》書影
吳兢寫《貞觀政要》,文字十分簡略,對太宗與大臣的對話都只是擷取隻言片語,沒有講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這一點唐玄宗和當時的唐代人對此都持類似看法。《舊唐書·韋述傳》說,吳兢這個人,雖然秉筆直書,被人們稱為“良史”,但行文過於簡單,不能反映歷史的整體,“雖累有修撰,竟未能成一家之言”。
此外,吳兢自詡“良史”,自認為秉筆直書。他向唐玄宗請奏,希望玄宗任命他為國史修撰總負責,在奏疏中說,“以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
然而他的主觀成分未免過重,雖然是“善惡必書”,往往結果就變成:他認為的善人,就只書寫其善;他認為的惡人,就只書寫其惡。
在對待當朝聖人的態度上,吳兢也是進退失據。
作為一個史官,他卻經常上諫,玄宗去東都洛陽,吳兢上書玄宗不要在途中打獵尋歡。玄宗還沒有去,吳兢怎麼知道玄宗會在途中打獵尋歡呢?就算玄宗在途中打獵了,於國於民又有什麼害呢?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
這次上諫沒有得到迴應。吳兢上諫十分頻繁,卻只有一次被玄宗採納,從吳兢留下的文章看,他屢次上諫實際上已經把玄宗當作壞人,而自己反而是光輝的君子。
在對待歷史問題上,吳兢顯然也是同樣的態度。
《貞觀政要》既然是“政要”,那就應該是太宗時期為政的要點,好的壞的都要有,怎麼能只有好的沒有壞的呢?
即使李世民和他的搭班們已經對歷史進行了篡改,歷史記載依然留下了李世民執政時期的錯誤和過失。
貞觀十年,李世民地位已經十分穩固,自認為不再需要跟魏徵演那出君賢臣錚的戲了,便把對魏徵直言敢諫的厭惡掛在臉上,史載他“漸惡其言”。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
在司馬光所在的北宋時期,唐代歷史資料尚比較豐富,基於豐富的史料,司馬光對李世民的評價是:“好尚功名,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
吳兢用他特有的政治化妝術,塑造了一個完美的君主、完美的臣子,實際上就是要向玄宗逼宮,讓玄宗學習《貞觀政要》中塑造的太宗李世民,成為一個虛心納諫的完人,而那個讓玄宗成為完人的人,就是玄宗朝的魏徵。
吳兢暴露了他要當魏徵的野心,卻沒有得到玄宗的認可。
吳兢說話直來直去,既沒有對君主的適當肯定,也不像魏徵說話那麼有邏輯有哲理,僅僅是丟擲一個觀點,強迫對方接受。而且他行文狂悖,自視太高,在向玄宗呈上《貞觀政要》的表中,他說,“昔殷湯不如堯舜,伊尹恥之,陛下儻不修祖業,微臣亦恥之”。
吳兢對李世民的政治化妝,其主要目的並不是要玄宗當堯舜,而是自己要做伊尹、周公,歸根結底還是給自己化妝。
殊不知,統治盛世需要的並不是堯舜那樣傳說中的道德完人,更不是李世民這樣被製造的完美君主,而是謙虛、謹慎和務實。
有這三點,平庸之輩也能創造一個絢爛的大唐盛世。
04.重塑意識形態
唐玄宗以後,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唐順宗時期,《貞觀政要》的流傳都不見記載。
雖然有唐憲宗、唐宣宗等皇帝曾經閱讀過,但這本書已經殘缺不全、版本混亂了。在整個唐代中後期,《貞觀政要》都沒有被官方意識形態所提倡,少有人問津。
宋代,《貞觀政要》雖有流傳,也沒有得到官方和學術界的重視,反而是傳入遼、金後,被遼興宗、金哀宗等作為重要歷史資料研讀。
山西朔州市的崇福寺創建於唐代麟德二年(公元665年)
金代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金朝海陵王完顏亮題額“崇福禪寺”一直至今
因為遼、金以少數部族統治大量漢族地區,需要從古代的中原政權當中獲取政治經驗,也需要透過模仿古代強盛的中原政權來增強自身的統治合法性,唐朝就是他們學習、模仿的物件。
遼、金時期的建築,比南方的宋代建築更加類似唐代建築,往往有深遠的出簷、雄大的斗拱、高挑的鴟吻,就是遼金統治者推崇唐代的結果。
直到元代開始,《貞觀政要》才逐漸成為顯學,清代則對其評價日隆,被帝王奉為施政榜樣,是皇子皇孫和王公大臣的必讀書,乾隆帝還親自作序。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凡是從華夏邊緣地帶興起的部族,最終入主中原、統治華夏的,統治者都非常推崇唐太宗;而自認為繼承了華夏正統,並且實際上也創造了盛世的朝代,統治者則並不認為唐太宗是完美君主。
宋代對李世民的評價相對比較客觀,除了前文司馬光的評價之外,朱熹曾說:“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假義,以行其私。”文天祥說:“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
元、明、清對《貞觀政要》的推崇,有很深的意識形態考量。
這三個朝代中,元、清都是華夏邊緣的部族入主中原,元代的蒙古人更是以世界帝國自居,雖然忽必烈開始逐漸中原本位化,但至王朝滅亡也沒有實現漢化。
明雖然推翻元朝,號稱“恢復中華”,但朱元璋起自微末,對自己的出身有很深的自卑。這些統治者最擔憂的就是無法獲得天下的真心服從。
朱元璋在洪武七年,在南京歷代帝王廟親自祭祀古代十七位帝王,其中只有唐太宗一人不是開國之君。
對唐太宗的祭文是:“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
而清朝的乾隆帝則酷愛閱讀《貞觀政要》,手不釋卷,甚至留下了一首打油詩,詩云:
懿德嘉言在簡編,憂勤想見廿三年。
燭情已自同懸鏡,從諫端知勝轉圜。
房杜有容能讓直,魏王無事不繩愆。
高山景仰心何限,宇字香生翰墨筵。
到了現代,唐太宗李世民的形象又更加在官方和民間意識形態中被拔高。
民間文化中,也有很多人喜歡沉醉於“大唐盛世”,沉湎於“祖上也闊過”的遐想,在秉著“沒有完美君主,那我們就造一個”的集體意識重塑過程中,李世民的形象愈加變得“完美無缺”。
結語
著名歷史學家王仲犖在他的《隋唐五代史》中曾經評價,舊的歷史學家對“貞觀之治”是渲染地比較過分的。
雖然在唐太宗李世民統治時期,人口有了較大的增長,但比起隋煬帝大業初年的戶口數,還不到二分之一。貞觀時期與理想中的“太平盛世”還是有很大的距離。
對唐太宗個人,呂思勉先生認為,“唐太宗不過中才”。我們綜合史料和最新的考古成果,應該說唐太宗是一個能力非常強的人,有辦法、有手段,行事果斷,深謀遠慮,是一個優秀的古代君王。
但他絕不是完美,也根本不是士大夫理想中的“明君”。
對唐太宗的美化,從唐太宗在位時期開始,經過他與魏徵、房玄齡、褚遂良等大臣的合謀,透過篡改歷史記錄,貶低李建成,甚至貶低李淵,抬高自己。
後由動機不純的文人精心裁剪、修飾,將唐太宗化妝成一個無比美好的形象。最後,被別有用心的統治者利用,大事宣傳,最終成功製造了千古一帝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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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以前歷史課本或者影視劇裡看到過關於唐太宗李世民的事蹟,但無論是聽到的,看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那我們今天來說一說這位“天可汗”。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598年)十二月戊午日(一說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李世民出生在武功的李家別館,父親是時任三州刺史的李淵(唐高祖),母親是北周皇族的竇氏,可以說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而少年時期的李世民便展示了自己的聰明好學,勇敢果斷,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騎馬射箭更是一樣不落。
十七歲時,李世民去參軍,正好趕上了隋煬帝楊廣被突厥人圍在雁門關,隨著當時的大將軍雲定興去搭救皇帝。但是僅靠他們帶的那點兵力是撐不住突厥人一次衝鋒的,雙方兵力太過於懸殊。雲定興犯了難,救吧兵力太少,不救吧又是不忠,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李世民看出來將軍的難處,於是就跑去對雲定興說:“將軍,敵我雙方兵力懸殊,唯今之計只能故布疑兵,虛張聲勢,把突厥人嚇跑。”雲定興聽了他的建議,果然突厥人解圍而逃。
隨著隋朝末年動盪不安,各地起義軍猶如雨後春筍一般湧出,李世民看到亂世將起,正是建功立業的好機會,卻看到自己的父親猶豫不決,於是就對他說:“亂世已到,各地義軍紛紛而起,百姓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父親還在猶豫什麼,大隋朝已經是末路了,不如起兵推翻它,建立我們自己的國家”。最終李淵聽從李世民的建議,於晉陽起兵,李淵封李世民為敦煌郡公、右領軍大都督,統帥右三軍,起兵攻入長安,並且滅隋。李世民官拜光祿大夫、唐國內史,徙封秦國公,食邑萬戶。
唐朝雖然建立,但是疆土只是關中和河東一帶,李世民向李淵請命去攻打其他義軍,由此來拓展疆土,鞏固唐王朝的統治,而最能體現李世民的軍事才能的還是由他來主導的四次大戰役,分別是:一,打敗位於最西部的薛舉,淺水原之戰平定隴西,解除了唐朝西部的威脅;二,擊敗宋金剛、劉武周,收復並、汾失地,鞏固唐朝的北方;三,一舉殲滅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竇建德集團,使唐朝取得了華北的統治權;四,重創竇建德餘部劉黑闥和山東的徐圓朗。至此,唐朝的疆域已經擴大到最初的六七倍,整個北方已經被唐朝牢牢地抓住。
李世民的聲望已經大大提高,在軍隊的威信也愈來愈盛,這時,有人不高興了,是誰呢?就是太子李建成和皇帝李淵,李建成害怕被他奪了太子位,而李淵害怕這皇位坐的不踏實,他們都害怕李世民有一天不痛快就把他們倆給踢開(後來也是這麼做得),畢竟前朝就有活生生的例子(隋煬帝楊廣的皇位就是這麼來的)。李建成隨即聯合李元吉,排擠李世民,李淵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優柔寡斷,使的朝中政令相互衝突,加速了諸子的兵戎相見。
終於,在武德九年(626年),突厥侵犯唐邊境,太子李建成向他老爹李淵建議,由李元吉做統帥出征突厥,藉此拿掉李世民的兵權。而李世民早已收買東宮的王晊,知道這一事。李世民決定先發制人,於同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在帝都長安城宮城玄武門附近射殺皇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史稱“玄武門之變”。而他老爹李淵無奈之下只好立他為太子,並把皇位禪讓給他,自己去做太上皇了。
李世民如願以償,當上了皇帝,改元貞觀,史稱“貞觀之治”。李世民不僅在軍事上是個人才,在治理國家上也是一把好手。
在政治上,他設立弘文館,儲備天下文才,知人善用,初期延攬房玄齡、杜如晦,後期任用長孫無忌、楊師道、褚遂良等,皆為忠直廉潔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為一代名將。此外,李世民亦不計前嫌,重用建成舊部魏徵、王圭,降將尉遲恭、秦瓊等,人才濟濟。又延續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特設政事堂,以利合議問政,並收三省互相牽制之效;地方上沿襲了隋代的郡縣兩級制,分全國為十個監區。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農;均田制、租庸調製、科舉制等皆有所發展。
在經濟上,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重視農業,減輕農民賦稅勞役。“戒奢從簡”,節制自己的享受慾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於減輕人民的負擔。並加大對西部地區的交流,自漢開闢的“絲綢之路” 一直是聯絡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唐朝疆域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綢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在軍事上,唐太宗李世民親征高句麗,攻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座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七萬人到中國,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消滅大量高句麗軍隊,使得高句麗王稱臣;貞觀十九年(645年),滅東突厥薛延陀部,後在漠北設立安北都護府,在漠南設立單于都護府,建立了南至羅伏州(今越南河靜)、北括玄闕州(後改名餘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區)、西及安息州(今烏茲別克布哈拉)、東臨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遼闊疆域。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被回紇等族擁戴為“天可汗”,成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領,各族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條“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從此以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
《劍橋中國隋唐史》評價他說:“對後世的中國文人來說,太宗代表了一個文治武功理想地結合起來的盛世:國家由一個精力充沛但聰明而謹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著他的帝國,同時又一貫謙虛耐心地聽取群臣,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見。太宗的施政作風之所以被人推崇,不僅由於它的成就,而且由於它接近儒家的納諫愛民為治國之本這一理想,另外還由於它表現了君臣之間水乳交融的關係。”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為人所津律樂道,頌揚備至。他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反隋建唐的鬥爭中起著領導作用,玄武門之變的勝利,在客觀上對唐初社會歷史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唐太宗不歧視少數民族,除對突厥的侵擾用兵外,主要是採用懷柔的政治手段處理民族問題,方法妥當,政策開明,有利於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