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生殺大權於一身，期望江山萬萬年，最後一樣落得家族被屠一盡，一切歸零的悲慘結局，印證了那句古：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欠帳還錢，殺人還命。

草莽出身能成功上位的皇帝基本只能靠抱世家望族的大腿，上位的過程中方方面面的權利早就被世家望族們吞的渣都不剩了

想象一下現在的某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對別人的行為指手畫腳，說的他們是對的，而你是錯的，你還沒法反駁。明朝皇帝面對的是有知識的"流氓"，博古通今，知識面極廣，批判皇帝常常站在聖人的角度，引經據典，用道德來約束。皇帝如果想做某件事，群臣看看之前的皇帝有沒有過先例。沒有就噴口水。有就看看這件事和不和禮儀。他們認為皇帝的職責就是在宮中批閱檔案祭祀宗廟等。

中國封建帝王時代，不是被文臣玩死就是被武將玩殘。明朝朱元璋起於微末，得天下之後對武將集團是猜忌和打壓的，只能扶持文臣集團平衡雙方勢力，但靖難之變和土木堡之變，讓功勳武將集團徹底崩盤，從此文臣集團徹底把握話語權，明朝皇帝雖然認識到了，並用太監集團抗衡，但只能一時佔上風，並不是長久之計，明朝皇帝死的也很蹊蹺，總是在關鍵時刻死翹翹了。

這個問題我有一點思考。

權力的失衡

文官和皇帝爭奪權力。

這看起來是權力問題，其實是利益的分配問題。

擁有的權力代表能分配的利益

利益分配不存在絕對的公平，那麼就絕對會出現紛爭。

明朝時，皇帝和文官搶權的主要原因，是權力兩極化。

沒有第三方權力來做平衡。

中國古代發展的好的王朝都是權力三極化的架構。

皇帝喜歡分化臣子，使得臣子之間內鬥，無暇顧及對皇位的爭奪。

舉幾個例子。

秦始皇奮六世餘烈統一六國後卻二世而終

這“六世餘烈”之時，就是秦國政治結構最健康的時候。

這個時候因為商鞅變法，耕戰興起。

因耕戰而出現的軍功貴族和過去的血親議會的老舊貴族集團矛盾日深。

秦王作為中間的平衡力量可以很好的控制全國。

秦國這個時期的國力也是在上升的。可以惠及到廣大的老百姓。

但到了秦始皇時期，老舊貴族集團已經被消滅的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皇權就要直接去面對耕戰軍功集團的矛盾和訴求。

軍功集團只有一個願望：打仗！誰不讓我打仗我就打誰。

秦王如果強行壓制或者摧毀了軍功集團，六世改革的成果也就付諸東流。

這個時候當然只有把矛盾往外推了：統一天下！

很快就在這種情況下秦國平推了六國。

這時新建立的秦朝只有兩個權力集團，皇權和軍功集團。

軍功集團天然的本性就是求戰，當已知是世界的敵人都被消滅佔領後。

無戰可打，只有修長城，修直道，遠征南越各國。

但是還不夠，軍功集團永遠處於飢餓的狀態。

這個時候嬴政溘然長逝。

公子扶蘇的政治主張寬厚仁慈，這是絕對不符合軍功集團的利益的。

秦朝這個是時候的權力結構已經紊亂了。

趙高輕輕鬆鬆的就指鹿為馬，讓胡亥當上了秦皇。

賜死了公子扶蘇，斷了蒙恬長城軍團的補給。

大澤鄉一聲怒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秦遂亡。

這就是典型的權力結構不平衡導致的。

再說一個。

漢武帝北擊匈奴

西漢時漢景帝到武帝時期。

這是西漢最強大的時候。

結束了七王之亂，國內的權力剛剛經過洗牌。

藩王勢力被消滅的七七八八了。

但此漢朝的朝堂上只剩下了兩個權力極：皇權和貴族文官集團。

貴族文官集團就算不想推翻老劉家，那也是要吃肉的。

搞搞貪汙受賄，玩玩土地兼併，這要是天怒人怨了老劉家也坐不穩皇位。

這時突然發現北方還有個匈奴。

正好跟匈奴新仇舊恨都來了，也正好在對匈奴的戰爭中打出衛青，霍去病這樣的英雄人物。

漢武帝乾脆全國都給我打匈奴，打贏了喝酒吃肉，打輸了就去死。

這就是變相的秦國耕戰系統。

衛霍軍事集團每次出去大勝而歸，其結果就是分封楚無數的新權貴。

這個新的權貴集團為了權力，為了下一場戰爭的勝利，自然而然和老舊的貴族官僚們鬥得你死我活。

不然霍去病怎麼年紀輕輕的死了？

霍去病的弟弟霍光在霍去病死後裝孫子裝了20多年，直到武帝駕崩，才蹦出來挾天子以令諸侯。最終消滅了匈奴的威脅。

這個時期，漢朝國內的皇權，老舊貴族官僚集團，新興軍功貴族集團互為制肘。、

直到昭帝時期，霍光挾制幼帝，軍功集團獨大，消滅匈奴，威震西域。

這時西漢的高光時刻。

但也給後來的王莽篡權埋下了伏筆。

北擊匈奴，鑿穿西域

說回明朝的情況。

明朝立國之初，權力設計的時候是有想法的。

軍隊功臣的軍功勳貴集團。文官功臣的文官集團。再就是皇權集團。

但是朱元璋時期就發現勳貴集團和文官集團有聯合起來的跡象。

藍玉案和胡惟庸案就是典型的代表。

朱元璋是靠殘暴的方式遏制了這兩者合流。

而朱棣也和朱元璋性格相近，對勳貴和文官們的管制都比較嚴格。

直到明英宗土木堡之變，失敗被俘虜。

文官在於謙等大臣的領導下，擁立新皇帝，成功奪權。

雖然明英宗回後經奪門之變奪回了皇位。

並且殺死了于謙等文官。

但此時因為土木堡之變的原因，武將勳貴集團早就風吹雨打去

要治理這個國家還是要靠文官集團

此時的文官集團已經一家獨大了，皇權要直面他們的威脅。

明英宗被俘

此時的明朝朝堂已經回到了權力兩極化的時刻。

皇帝要和文官們搶奪權力，但是卻力不從心。

於是皇帝只有把目光放在了另一個群體的身上：太監。

讓特務和太監站到臺前來跟文官爭搶。

明朝皇帝先後成立了錦衣衛，東廠，西廠和內廠這些特務機構。

想要打造明朝權力架構中的第三極。

但這第三極的權力集團天生就是“殘疾”、

這些特務機構依賴皇權，也依賴文官，導致他並沒有自己的政治訴求。

他們唯一的想法就是給皇帝當差可以撈錢。

其設定的過程也是可笑：

東廠是為了監視錦衣衛。

西廠是為了監視東廠

內廠是為了監視西廠

如果明朝沒滅亡，之後不知道還會有多少個廠出來。

但這個殘疾的第三極權力集團不但沒有給明朝續命。

更是使得明朝的後期黨政激烈，是明朝覆滅的引子。

魏忠賢

導讀：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個人感覺根子在宋朝，再加上明朝初立的時候太祖為拉攏文人提出優待讀書人的觀點造成明朝中後期文官系統一支獨大，皇帝大權旁落。洪武萬歲時候有一條寒門讀書人可免除賦稅也徭役。就是這條規定在文官的刻意曲解下導致了文官操縱朝政和明朝的覆亡。（一家之言，不喜勿噴）文人的優越感來源

個人認為根子還在宋朝提出的天子與士大夫公治天下的說法。文人感覺高人一等，只有他們可以唱明東華門。尤其北宋施加的以文馭武的政策，使得文人打壓武將有了先例可循。動不動就打著防止唐末藩鎮出現的語氣，明目張膽的打壓武人。趙宋的帝王從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開始，有意識的引導文官主導的風潮。這種制度的結果就是國家的國防政策基本都是防守，被動挨打。

明朝文官竊取朝廷大權

明太祖時期胡惟庸案，使明太祖取消了左右丞相的稱謂。設定殿閣大學士用於諮詢、顧問，加強了皇權。到靖難成功成祖朱棣上位時，設定內閣協助處理國家大事。由於這兩位帝王都是馬上皇帝，身經百戰熟知民間疾苦，所以還能壓制住文官系統。這兩位帝王透過不斷的對外征戰，對於有功的武勳進行加官進爵來。用武勳和文官打擂臺來維持朝廷權利的平衡，再加上帝王的錦衣衛來監察百官。

到明仁宗朱高熾繼位後，江山安穩。武勳長久不經戰爭，逐漸廢弛。文官開始利用仁宗多文官的好感來施加影響。潤物無聲的就把大明的國策由積極開拓變為保守；廢棄下西洋的國策，逐漸靖海。這麼做的目的就是廢除武勳。因為只有武勳不在開拓中保持戰功，武勳就會安逸享樂不會在幫帝王平衡文官系統。朝廷大權自然會落到文官手上。到明宣宗朱瞻基時期，延續了仁宗時期的政策。繼續休養生息，雖然贏得了仁宣之治的稱號，但是皇權逐漸旁落文官。

這裡不是說朝臣不賢能，宣宗時期的夏原吉、蹇義、三楊等都是忠臣，操守和能力都沒的說。但是他們和皇帝是有衝突的，那就是權利。皇帝身負天下，希望的明朝的國家利益。雖然文官們也提倡忠君愛國，但是首先維護的文官自己的利益。甚至在文官系統的利益和國家利益衝突的時候，文官首先維護的事自己的利益。所以文官奪權的事實就發生了。比如：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提出貧寒讀書人可以免交賦稅和免服徭役。咱們看清楚了，這指的是貧寒讀書人。但是整個文官系統從仁宗時期逐漸的將範圍擴大到所有有功名的讀書人頭上。這樣就發生了一個結果：當讀書人有了功名以後，無數生活不好的平民都會把土地託給讀書人或者縉紳叫做投獻。因為這樣是兩全其美的事，讀書人得了土地，農民可以不給國家繳稅。因為土地已經是讀書人的了，平民就可以交給讀書人相對較少的賦稅就可以了。這是典型的損公肥私。

因此，才有了明朝讀書人上進的積極主動。那當然了，只要十年寒窗苦讀考中後，立刻變地主啊。但是顯而易見的是國家賦稅的徵收範圍在縮小，文官系統這是在大明的機體上吸血。王朝的前期由於人口基數逐漸增大，所以這種賦稅流失的情況還不是很明顯。但是到了中後期，這就成為亡國之源。文官系統越來越富有，整天嚷嚷讓皇上節儉。崇禎皇帝為了平亂，皇后自己都親手紡織，也沒見文官逃出一兩銀子。要多徵稅，只能攤派到自耕農身上，加劇了社會矛盾。最終李自成、張獻忠等揭竿而起，大明轟然倒塌。可氣的李自成佔領北京後抄家都抄出七千萬兩白銀，這就是明末的文官嘴臉。

說遠了，再拉回來說宣宗朱瞻基要和文官掰手腕怎麼辦？武勳已經廢了，只知道賺錢攢家底兒。沒辦法之下，只能啟動自己的家奴-宦官。培養他們讀書認字，處理檔案。這就開啟了明朝宦官之禍的開端。宣宗利用他們來牽制文官系統。到明英宗朱祁鎮時期武勳廢弛，宦官和文官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大明大傷元氣的土木堡之變。蒙古險些再次入主中原。

雖然後來的明武宗和嘉靖等帝王也曾努力想收回奪權。但是都失敗了。明朝的文官系統已經有了世家的影子，忠於的是允許他們免稅的朝廷，不是國家。王朝可以更替，只要政策不變就行了。所以明末清初才有那麼多讀書人爭搶著投降大清。

明朝皇帝和文官奪權。很多人都認為奪的是天下大權，實際上天下大全一直在皇帝手上，即使是面對幼帝，文官集團也一直對皇權產生不了任何威脅。那麼文官集團奪的是什麼呢？文官集團奪的是相權，通俗來講就是市長的權利，書記的權利文官集團不敢碰。另外一個是話語權，就是輿論的權利。下面我來論證我的觀點。

第一：權利一直在皇帝手中，以文官和宦官來舉例即便是張居正、魏忠賢等大眾認為權勢滔天的人也是一樣皇權始終在皇帝手中。

張居正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治國理念都是皇權在背後作為支撐，例如一條鞭法之後許多權貴都紛紛發對張居正，皇帝漸漸開始不信任張居正，離開了皇權支援的張居正馬上被撕成碎片。

魏忠賢可謂是權臣了吧，崇禎皇帝要你三更死你就活不過五更天。歸根結底這些人擁有的權利不過是在職務上的權利，離開了這個職務便人走茶涼。這和我們大眾理解的權利可能有出入，舉個例子曹操算是權臣吧，即使曹操沒有了任何官職，曹操依舊是權勢滔天。

第二：我們的歷史中一直以來都是相權與皇權的互相壓制。從歷史上的御使大夫到門下省審議駁正無一不彰顯了相權對君權的制約。明朝自老朱殺胡惟庸之後便廢除了宰相制度，可是天下畢竟皇帝一個人治理不過來，於是明朝發明了內閣制度以此來代替宰相，但這個內閣制度實際上是以內閣之名行宰相之權。其次明朝的科舉制度以及官員的上升制度都發展到了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這為文官集團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生力軍。文官集團代表的不僅是他們的政治主張更是代表著天下士大夫和讀書人的利益與價值，這是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皇帝一直與之爭奪的是這個治理權的大小。

（可能我的表述不是很清楚，在我們歷史上一直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權需要受到約束這是許多開國帝王和讀書人的共識，在制約過程中皇帝為了減少約束必然會與相權發生衝突。在面對政治強人的時候相權衰弱，在面對弱主的時候相權得到加強，而皇權在正常情況下始終掌握在皇帝手裡。）

明朝後期皇帝們想了一招，就是擴大司禮監的權利，司禮監實際上拿到的是批紅權（內閣大臣們經過商議形成方案，再把方案（也叫票擬）交由皇帝審批（也叫批紅），審批透過便形成政令），而太監利用這個批紅權對內閣事務形成干涉，對文官集團形成了有效的制衡。當司禮監話語權較大時就形成了閹黨，當內閣話語權較大時就形成了東林黨。

第三：下面我們來具體探討一下這個東林黨（文官集團），當時他們是讀書人裡面的佼佼者，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權威。

例如一個企業裡面有很多專家，當老闆每次開會的時候這些專家們紛紛發表意見，提出各種各樣的看法，即使老闆有不同意見也要顧及到這些專家的影響，畢竟他們是權威。決策權在哪裡？在老闆手上，話語權輿論權在誰手裡？這些權威專家的手上，所以崇禎皇帝臨死時說東林禍國。實際上還是崇禎皇帝沒有一直堅持下去自己的主張，太害怕輿論的壓力。

例如我們結婚找物件的事情，明明自己有喜歡的人，卻碰到父母的強烈反對，甚至以自殺斷絕關係等作為要挾，而七大姑八大姨也紛紛舉出誰誰誰嫁了之後不幸福，誰誰誰娶了個新娘家裡一團糟。這個時候決定權在誰手上呢，在自己手上，只不過現實之中我們選擇了向輿論和權威低頭。

明朝自始至終即使主少國疑，都沒發生過文官涉及皇權，從司禮監拿批紅之後皇帝始終掌握著天下大權。所以我認為“明朝皇帝不斷嘗試從文官手裡奪權，為何最後還是以文官獲勝告終？”這個題目不完全成立，如果說有一點成立那麼就是皇帝與大臣在爭奪政治正確的戰場，又顧及權威和輿論所以一直被聖母們壓得喘過氣來。

所謂“文官集團架空皇帝”是明粉炮製的神話。事實上明朝文官士大夫從來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集團”，衙門和衙門之間，朋黨和朋黨之間，個人之間，一直有鬥爭，互相牽制，這才符合朱元璋的本意。內閣也從來不是文官集團的代表，而是皇帝的近臣，跟外朝六部特別是吏部尚書存在權力衝突，又受到司禮監的制約。最後，明末也不是隻有一個東林黨。萬曆爭國本時，東林書院還沒成立，當時支援太子朱常洛的文臣，除了日後的東林人士（魏忠賢《東林點將錄》蓋章認證的），還有浙黨等東林黨的對立面。所以籠統地說明末文官都是東林黨，東林黨都主張不收工商稅，魏忠賢打壓東林黨是為了多收稅抵禦後金，崇禎亡國是因為除掉閹黨失去對東林黨的制衡力量，這些在網上流行的說法都不符合史實，很容易被史料證偽。為什麼明粉願意相信並傳播？因為他們一直想證明，明亡純屬偶然，是某些人的主觀失誤，讓滿清撿了大便宜，而不是數百年敝政腐敗積重難返的必然結局。

真正符合明粉所描繪的那個理想國的，不是明朝，而是李氏朝鮮。朝鮮國王受制於兩班貴族，權力不大，黨爭激烈，連康熙都知道朝鮮是“主弱臣強”。而棒子慢慢悠悠過了五百年，也沒發展出什麼“君主立憲制”來，而是亡於日本。

明朝正式形成文官集團體系和皇權進行抗衡，是在隆慶年間。此前歷代明帝或多或少對朝政的控制力還是很強的，他們穩坐釣魚臺，看各派系的文官互相爭鬥！

當然這不代表文官集團勢力弱。事實上，從成化帝開始，文官已經坐穩了天下道統領導者的位置，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也是儒家發展的必然！

當然，這一切還是明太祖朱元璋自己設定的政治制度！朱元璋起於微末，出身貧寒，他經歷了元末大亂和軍閥混戰，從而建立了大一統王朝。

站在他的角度，自然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夠千秋萬代，就如他所言，元寬政而失天下！所以他必須為自己的大明帝國設計一個一勞永逸的政治制度、經濟體系，重塑社會邏輯道德體系！

在這樣的思維下，朱元璋限制民間自由遷移，嚴格執行路引制度，故而洪武朝民間的生產力是恢復了，但商品經濟遠不如萬曆朝那麼興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壯大於明朝的徽商此時都躲在徽州的大山裡讀書，而不敢大批次的外出經商。

在政治制度下，朱元璋對大明朝的官場監控很嚴厲，幾次對開國功臣進行打壓，但並不是對文人一網打盡，反而給他的後繼者（懿文太子朱標，後是太孫朱允炆）留下了方孝孺這樣的讀書人領袖！

為什麼是方孝孺？因為在朱元璋眼裡方孝孺就是維護天下道統的利器，因為方孝孺“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的道德信念。

而方孝孺這種思想，早在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就在其著作《深慮論》中完美體現，此時方孝孺才17歲。

在這部偉大的著作中，方孝孺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即封建王朝能不能實現以及怎麼實現長治久安、千秋萬代，重要講述的是建立道德體系並掌握改體系話語權的重要性！

方孝孺的文章讓朱元璋看到一個問題，即大明帝國要想實現千秋萬代，離不開文官的治理，但又不能放任文官壯大而不顧，這個道德體系的話語權必須掌握在皇家手中。

老皇帝的這種思想深深影響了他的第四個兒子朱棣！

所以，方孝孺試圖成為天下道德體系的建立者和話語權的掌握者註定要失敗！

所以儘管有洪武帝給他“此莊士，當老其才”的評價，但遇到靖難上臺的永樂帝，堅持道統秩序的方孝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但儘管如此，明朝的文人們並沒有放棄對天下道統體系話語權的爭奪！在古代“天地君親師”的架構下，皇帝固然是天下最尊貴的人，但孔聖的位置是不能忽略的，能代表孔聖在人間行使權利的人，就是讀書人，就是朝堂上的文官們，這是時代賦予的特性！

如：仁宣時期和正統初期的三楊，景泰朝的于謙，天順時期的李賢，成化朝的商洛，弘治正德時期的劉健、李東陽、謝遷、王陽明等，這些歷朝明皇的文人們，都是在和皇權的並存中極力去爭奪大明社會倫理道德體系話語權，這也是明朝皇帝依重宦官勢力對抗文官集團的原因。

所以從隆慶朝高拱上位開始，文官真正掌握了話語權，這也是萬曆帝后來為什麼不願上朝的原因。

當然也有人問，既然文官集團如此可怕，那張居正為什麼會被清算，1.張居正已經死了，2.文官也分派系的，各派系都想爭奪話語權。

而這也是顧憲成為什麼要建立東林書院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很難理解東南一隅的無錫東林書院，憑什麼可以揭起萬曆、泰昌、天啟三朝的風暴。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東林君子們已經掌握了部分話語權！

俗話說：明亡於黨爭。其實，明朝最大的矛盾卻是皇帝與文官之間的權力鬥爭。皇權與相權之爭延續千年，但朱元璋一咬牙一跺腳，把丞相制度給廢了，表面上看起來集大權於一身，但實際上皇帝不得不親自處理大量事務，朱元璋這個工作狂可以做到，但他的子孫後代就不一定了。

1.內閣制的構造實際上強化了文官的力量

胡惟庸以後，明朝再無宰相，取而代之的是朱棣始創的內閣制。內閣大學士起初品級較低，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幫助皇帝起草檔案，上傳下達。隨著時代變遷，像朱元璋、朱棣這樣的權威帝王鮮少出現，內閣順理成章擁有票擬權，直接參與決策，很可以像三省六部制那般封駁審議，直接退回皇帝的決定。

此時內閣首輔帶領下的內閣更像是一個小丞相，他不足以統率百官，使得百官可以繞過他們直接攻擊皇帝，而皇帝卻沒有抓手可以懲戒百官。如楊廷和、楊慎會帶頭對抗皇帝，而像申時行、方從哲則是在皇帝與百官間和稀泥，完全無助於君臣關係好轉。

2.明朝皇帝十分孤獨

一人之上，萬人之下的宰相被廢以後，反倒是出現了許多九千歲，例如劉瑾、魏忠賢，這與他們手中的勾紅權利有關。明中期以後，皇帝越來越懶，連最起碼的硃批都不願意親自動手了，形成了內閣擬定意見—秉筆太監按皇帝意思同意與否。如此一來，宦官便成為皇帝最親近和信任的人，若是皇帝年幼或者天真，真的就會被宦官或者權臣蠱惑。例如王振，帶著年輕的英宗送死，陪葬的是大明的二十萬精銳；即便聰明絕頂如嘉靖帝，嚴嵩父子、徐階也可以摸透他老人家的意思行事，貪汙腐敗、禍國殃民不亦樂乎。

到了萬曆，前十年，張老師（張居正）和大伴（馮保），一個提出意見，一個勾紅批准，方才保證了改革雷厲風行地推行。明朝在很多時候，都需要這兩者處於一種平衡，國家才能正常運轉。到了天啟時期，東林黨抱團，與魏忠賢的閹黨勢不兩立，熹宗不會對任何一方趕盡殺絕，因為讓誰勢大，都會使得權力失去控制，他既需要靠文官治國，又要靠宦官鞭策他們，有時還得收收礦監稅彌補財政（文官已被東南富商士紳收買，不願納稅）、外出監軍替皇帝瞭解前方戰報。崇禎不懂這個道理，一上臺就滅了閹黨，導致東林黨一家獨大，一群文人天天瞎比比也不幹事，奏摺片子滿天飛卻無一字涉及實事，最終自食其果自縊亡國。

文官與皇權的鬥爭在中後期尤為激烈，明末三大案均集中發生在萬曆、天啟的二十年間，皇帝用罷工、權杖、任用宦官，都無法對抗團結的文官群體，皇帝身邊缺乏得力的助手，無論宦官還是錦衣衛，文化水平顯然都沒有文官那麼高，政治鬥爭也只會簡單粗暴地下詔獄，因此也被越描越黑。

3.理學佔絕對領導

漢武帝透過“天人感應”確定了君權神授，歷朝歷代都以皇權為尊。但是到了宋代，國家面臨強敵，被欺辱百年最終亡國滅種，給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程頤、朱熹為首的大儒研究出了理學，重新定義儒家理論，認為天地有永恆不變的道義，哪怕改朝換代、天崩地裂，也是不容改變的，放在社會上是綱常禮教，天理可存，人性得滅，透過每個人都剋制自己的私慾，天下就能實現道統。

顯然，這是個理想的社會。只不過太過於理想，是不能實現的。

到了明朝，理學得到進一步發展，集中表現為文臣與皇帝的對立。他們透過壟斷科舉保證了所有的官吏都是由完整的理學教育產生，他們不畏懼權杖，也不害怕皇帝的特務，他們敢於與皇帝的宦官鬥爭，因為他們認為是正義的，必須得這麼做。有時這樣的堅持確實可以幫助國家度過難關，比如土木堡之變，于謙率殘軍敗將擊潰了瓦剌，保住了國家的半壁江山。但到了後期，嚴苛的綱常禮教與物質財富的極大滿足形成尖銳的矛盾，社會道德淪喪，禮義廉恥不知為何物，使得明亡之時，為國殉難的大臣竟然比靖難時還要少，最典型莫過於東林領袖錢謙益，想自溺，卻嫌水冷。

這些文臣為自己賣主求榮、貪生怕死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即為天道而生。因此他們在對抗皇權時前赴後繼，他們要爭取通知的話語權，因此如果皇帝乖乖聽話，那麼史官會把他描述成千古明君；如果皇帝很有個性、想靠自己有所作為，那麼估計就會被寫成玩物喪志、荒淫無度。典型的對比是憲宗和孝宗，實際上憲宗的治下人民幸福程度高於孝宗，不然成化犁庭這樣的千古戰績怎麼會發生在憲宗時期。

皇帝不可能事事親力親為，從文官手裡奪回來的權力，總要交給另一批自己信任的文官，就是把權力從一個黨派轉移到另一個黨派手裡，本質上他們還是文官，

也不能說文官獲勝了，只能說是雙方鬥了個你死我活，兩敗俱傷然後明朝滅亡，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先過來對官員來一個追繳助餉，後來居上清朝再來一個奴才養成計劃，這群官員還有其他人才知道他們所拋棄的明朝，是多麼的可愛，於是乎有清268年，反清復明活動是延綿不絕。

今天也不深層次的說了，就說說崇禎朝那些事兒。

眾所周知崇禎帝登基以後第一件大事，就是除掉魏忠賢，被當時人稱之為聖主。客觀來說崇禎當時17歲，能拿下魏忠賢，東林黨等官員出了不少力。

東林黨為什麼會痛恨魏忠賢呢？

因為自明朝太祖、成祖以後，文官地位高漲起來以後，明宣宗開始喜歡以太監部門司禮監來制衡文官集團。

在崇禎帝之前，崇禎帝的哥哥天啟帝就是學習老祖宗如法炮製的起用魏忠賢，以閹黨來打壓當時的文官集團代表東林黨。

所有崇禎帝繼位以後，除掉魏忠賢，東林黨可謂是功不可沒。但是之後事情就不是那麼完美了，東林黨順勢蠱惑崇禎帝將廠衛制度取消，免得再出現下一個魏忠賢。

崇禎帝比較年輕，可能也知道東林黨是蠱惑他，但畢竟是年輕人喜歡挑戰，所以就覺得沒有廠衛，自己依舊可以駕馭東林黨獨攬大權，權力說不得會更大。

於是雖然廠衛沒有被取締，但已經成為一個空殼，起不到監督百官的作用，更是輔助不了皇權。

但是呢，結果是崇禎帝根本玩不過東林黨，所以我們看看這時期的歷史，多是崇禎帝氣急敗壞的殺大臣記載，所以崇禎一朝五十相，內閣首輔如走馬觀花一般，總督更是被殺七人、巡撫被殺十一人，這背後除了崇禎帝生性多疑以外，肯定還有著因為駕馭不了東林黨，所以氣急敗壞的原因。

等到崇禎帝回過神來，重用的太監監軍等，想重新恢復廠衛以制衡文官集團，並且大權獨攬，結果卻用的多是陰險狡詐之輩，諸如明末名將盧象升就是被太監高起潛和大臣楊嗣昌合夥害死。

於是明朝最後那十多年，雖然是內憂外患，但也是皇帝與文官集團斗的如火如荼的時刻，最後雙方離心離德，崇禎帝還有明朝被拋棄，文官集團代表東林黨迎接新的未來，但是先是被大順政權追繳助餉，嚴刑拷打，抄沒家產，後來清軍入關以後，更是被排斥於滿洲集團之外，老老實實的接受奴才養成計劃，所以看似崇禎帝死了，沒有鬥過文官集團，其實雙方可以說是兩敗俱傷，誰也沒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