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死時，差不多和岳飛一個場景，凡是經過刑場或者聽聞于謙即將要被處死的訊息時，都有人不停地感嘆，堂堂一代忠臣，最後竟被奸人所害致死。雖然場景差不多一樣，但于謙並不是和岳飛一樣，在明知回去死亡的機率較大，在手中握有兵權的情況下，依然回去。于謙的死是因為之前並不知道自己會遭到逮捕，而且於謙手中也沒有兵權進行反抗。

“奪門之變”，一場由徐有貞領導的政變，讓被朱祁鈺囚禁多年的朱祁鎮得以重見天日，登上舊位。

朱祁鎮透過“奪門之變”登上舊位之前，北京保衛戰之前，由於力主南遷的徐有貞（之前叫做徐珵），在北京保衛戰勝利之後，一直遭到朝廷百官的鄙視，看不起。

長期受到百官取笑的徐有貞，一直在等待時機向于謙報仇。“奪門之變”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徐有貞的復仇慾望。“奪門之變”成功之後，徐有貞就用“迎立外藩”的罪名汙陷於謙，又用，如果不殺于謙，那麼“奪門之變”將會是一場不符合正當行為的政變來刺激朱祁鎮。受到徐有貞蠱惑的朱祁鎮，下令批准逮捕于謙，之後處死。

被逮捕時，于謙並未知道自己將會被逮捕，而且手中並無兵權，所以不存在於愚忠一說。就算是愚忠的話，也是應該是死於重用於謙的故主朱祁鈺的手中，而不是朱祁鎮。

于謙和岳飛兩人的過程雖然幾乎相同，但于謙並非愚忠，因為于謙在被逮捕之前並沒有預知到自己會被逮捕。而且就算知道，他也沒有能力反抗，所以不存在於愚忠一說。

于謙面臨的局面比岳飛要好得多，因為于謙可以名正言順地鎮壓奪門政變卻因為愚忠於明英宗朱祁鎮而沒有鎮壓，而岳飛面對宋高宗趙構的迫害真的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除非發動兵變像曹操、司馬懿那樣挾天子令諸侯，既沒有必然成功的把握，又會留下道德的汙點。

因此岳飛的愚忠而死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而於謙其實是可以魚與熊掌兼得的，是可以不因為愚忠而死的。

雖然明代宗朱祁鈺病重，但朱祁鈺仍然是明朝名正言順的皇帝，于謙作為兵部尚書在掌握兵權的大好形勢下，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發兵平定石亨、徐有貞、曹吉祥一夥奸臣發動的奪門叛亂，于謙鎮壓叛亂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汙點。

于謙有兩個君主可以效忠，即明英宗朱祁鎮與明代宗朱祁鈺，雖然朱祁鎮是太上皇，但明朝實際上是最高統治者是皇帝朱祁鈺。因此于謙忠於皇帝朱祁鈺鎮壓奪門政變仍然是無可置疑的明朝忠臣。

而岳飛只有宋高宗趙構一個君主可以孝忠，如果岳飛不愚忠於趙構，面對趙構的十二道金牌與殺害岳飛以換取金朝放回母親韋太后的陰謀，你讓岳飛怎麼辦？除非岳飛發動兵變控制趙構挾天子令諸侯才能保住生命，但岳飛發動兵變沒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萬一失敗成為身敗名裂的亂臣賊子，而且即使岳飛發動兵變成功也會像曹操司馬懿等權臣那樣留下凌駕於皇帝之上這樣道德上的汙點。

何況于謙在鎮壓奪門政變以後，仍然是完全有可能保全太上皇朱祁鎮的生命甚至地位，于謙可以把發動叛亂的罪責完全歸咎於石亨、徐有貞、曹吉祥一夥奸臣，把朱祁鎮說成是被這些奸臣挾持身不由己，這樣朱祁鎮雖然無法復位，但仍然是太上皇而生命無憂。于謙對朱祁鈺與朱祁鎮都可以做到仁至義盡無可挑剔。

而於謙的悲劇是他過於大公無私捨己為人，于謙的顧慮是投鼠忌器，擔心自己如果發兵鎮壓石亨徐有貞曹吉祥一夥奸臣發動的奪門政變，會傷害到參與政變的太上皇朱祁鎮，因此于謙明知道朱祁鎮復位以後，石亨徐有貞曹吉祥一夥奸臣會利用朱祁鎮迫害自己，但于謙仍然義無反顧犧牲自己坐視朱祁鎮的奪門政變成功。

但于謙放任明英宗朱祁鎮的奪門政變成功不僅導致自己與很多擁戴明代宗朱祁鈺的忠臣被殺，也導致29歲的明代宗朱祁鈺被殺，朱祁鈺在病癒以後不久被太監活活勒死，太監敢殺害朱祁鈺，不用說也是復位的皇帝朱祁鎮指使的。

可見於謙愚忠的悲劇比岳飛愚忠的悲劇更加讓人扼腕嘆息。如果於謙忠於明代宗朱祁鈺鎮壓明英宗朱祁鎮的奪門政變，明英宗朱祁鎮與明代宗朱祁鈺的生命與地位都可以保全，自己的地位與威望也更穩如磐石而且道德無虧。

要知道當初瓦剌放明英宗朱祁鎮回國時，明代宗朱祁鈺並不同意，是于謙打包票保證朱祁鈺的皇位，朱祁鈺因為信任於謙才同意讓朱祁鎮回國。

可見以于謙對明代宗朱祁鈺的影響力，在鎮壓奪門政變以後，保全太上皇朱祁鎮的生命與地位是完全可能的，是有可能兩全其美的。

而於謙捨己為人放任奪門政變成功，雖然成全了自己捨生取義的名聲，卻導致自己與明代宗朱祁鈺以及很多忠臣慘死。這不能不說是忠臣愚忠的千古悲劇。

綜上所述，岳飛愚忠而死的悲劇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岳飛不可能尾大不掉割據一方甚至發動兵變控制宋高宗趙構挾天子令諸侯。因此宋高宗趙構殺害抗金最堅決的名將岳飛以換取金朝放回母親韋太后是必然的結局。

而於謙愚忠而死的悲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為于謙忠於明代宗朱祁鈺鎮壓明英宗朱祁鎮參與的奪門政變正大光明名正言順，而且完全有可能兩全其美，既保住明代宗朱祁鈺也保住明英宗朱祁鎮。

兩位都不能算是愚忠，就算是做反都未必有好結局，我想當時他們都有考慮過，但歷史人物始終都受當時的思想文化，社會環境等諸多因素侷限，才走出這樣的歷史結果。很多歷史事件的結局，從後人的角度看似是偶然，但其實有他的必然性。只是我們不瞭解很多當時具體細節，無法拿出具體證據來證明它的必然性。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從這首詩足可以看出，于謙執念太深，不知變通，把名節看得比身家性命更重要，結合當年岳飛來看，岳飛在攻打金人的時南宋皇帝趙構連續發了12道金牌讓岳飛撤軍，而岳飛還並沒有撤軍的意思，後來趙構覺得岳飛此人不為自己所能掌控，所以就對岳飛起了殺念，所以于謙和岳飛應該是同一類人，都是因為自己的愚忠所以就斷送了自己的性命，不懂得揣測帝王的意思，所以只能以悲劇收場，也正應證了那麼一句話，伴君如伴虎！

歷史總會出現驚人的相似之處，歷史總會不斷重複前車之鑑。于謙和岳飛，明朝和宋朝，兩個不是一個時代的人物，卻有著相同的命運。

岳飛，南宋時期的抗金英雄；于謙，明朝初期的抵抗外族入侵英雄。英雄相惜，命運多舛，最終都死於君王的刀斧之下，令人扼腕嘆息。

岳飛，金戈鐵馬，誓死抗金，並揚言要搗毀金人老巢迎接“二帝”回到中原。這就捅了南宋皇帝的馬蜂窩。老皇帝回來了，新皇帝怎麼辦？結果，新登基的皇帝把想要救回老皇帝的岳飛殺了！

于謙，狀元尚書，膽大包天，不懼頑敵，救北京城與水火之中，救大明與危難之時，打敗了北方草原敵寇。結果，被敵寇俘虜的老皇帝回來了，新登基的皇帝尷尬了。八年之後，老皇帝終於奪位，新皇帝死於非命。幫助老皇帝歸來的于謙也一命嗚呼！

可悲，可恨，可是無可奈何。

如果，岳飛領導的岳家軍消極抵抗，也不至於激怒南宋朝廷，也不至於死於非命。

如果，于謙同意遷都南京，與敵寇講和，老皇帝也不至於回來，新皇帝也做的穩穩的，于謙也不至於身首異處。

歷史沒有如果，歷史就是歷史。

在湯陰的岳飛廟前，秦檜夫婦已經跪了近一千年，所以有人認為他們已經贖回了自己犯下的罪過，可以站起來了，但更多的人卻要求秦檜夫婦繼續跪下去。作為一代軍神，岳飛先後四次從軍，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並且收復了一部分被金軍佔領的失地，他的岳家軍成為了少有的能夠打贏金軍的南宋軍隊，而且經過多年的征戰，金軍被他打得節節敗退，已經打算主動向南宋求和，但就在這樣關鍵的時刻，南宋卻主動打壓岳飛，因為秦檜等人為爭權奪利竟汙衊岳飛有謀反的意圖。

最終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南宋無力與金國對抗而俯首稱臣，不僅將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劃給金國，還要每年上貢給金國大量的錢財和物資，於是隨著岳飛冤案的落定，南宋失去了最後一個收復故土的機會，秦檜夫婦也就此被訂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如果以一個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很難理解岳飛為什麼會如此簡單地交出兵權任人宰割，顯而易見，岳飛雖然是一個軍事天才，但卻太過於愚忠，這一點也正是他悲劇結局的根源，如果手握重兵的他稍微反抗，結局將會截然不同。

與岳飛不同的是，明朝的于謙並不是一個愚忠的人，土木堡之變後，瓦剌大軍長驅直下，直奔北京，明朝內部人心惶惶，許多人想要向宋朝那樣南遷，但關鍵時刻於謙挺身而出，大罵那些提議南遷的人，並在危急時刻接手兵部尚書一職，最終成功擊退瓦剌。可以說，如果沒有于謙的挺身而出，明朝就很可能提前退出歷史舞臺，但這樣一個忠臣、能臣卻在不久之後被砍頭抄家，在奪門之變發生後，朱祁鎮受到石亨和曹吉祥的蠱惑，誤殺于謙，造成了一件堪與岳飛一事比肩的冤案。

事實上，于謙沒有想到自己會入獄，他在朝野的名聲非常好，也沒有幹什麼違法之事，立有大功還一心想繼續報效國家，這樣的模範大臣是其他皇帝打著燈籠都找很難找到的，但偏偏朱祁鎮就殺了他，因為七年的幽禁讓他急需找到一個發洩口，再加上石亨和曹吉祥稱于謙曾反對將被俘的朱祁鎮接回明朝，想到自己悲慘遭遇的朱祁鎮怒不可遏，犯下了一個令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的過錯。所以，于謙的死十分突然，也太過於巧合，如果朱祁鎮當時稍微冷靜一下，就不會有這樣的冤案，說于謙是愚忠顯然並不合適。

現在的人們對於古代一些死的有點窩心的英雄人物，大都有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就是，認為他們的死是由於思想上對皇帝的愚忠造成的。其實，這種看法有置得商榷的地方。

岳飛是舉世公認的民族英雄，千百年來提起岳飛的死，普遍的觀點是，岳飛是由於愚忠而死的。所以，在罵趙構和秦檜之餘，也談到岳飛能反而不反的問題。

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岳飛應該反，不應該忠於趙家這個弱小而又猜忌心強的小朝庭。

確實，岳飛有時間造反。從他辭去樞密副史一職到入獄，岳飛在家賦閒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這期間，岳家軍也有人去找過岳飛。也就是說，岳飛的統帥一職雖然被剝奪了，他的個人魅力，他的人格力量，他的號召力都還在。如果，岳飛振臂一呼，岳家軍還會跟著他衝鋒陷陣。

岳飛為什麼不反呢？他不能反，如果反了，結局將不堪設想。南宋小朝庭有可能將不復存在。

為什麼呢？岳飛反了，韓世忠，張俊，劉錡，吳階不會反，岳家軍的人數，戰鬥力是南宋軍隊中出類拔翠的，接下來的局面將是一場空前的混戰，金國和後的偽政權也不會放過這個天賜良機。果真如此，漢民族又是一個靖康之恥，甚至過猶不及。

岳飛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他才不反。所以，岳飛的不反，不是愚忠，而是有著大局觀的自我犧牲，也是他能留芳千古的原因所在。

于謙卻又是一種情況，岳飛可能知道自己會死，于謙卻不知道。

于謙所處的環境，時機過於複雜，時間也太短。其實，也就是一個晚上。假如石，曹等人擁立朱祁鎮的奪門之變，能晚一天的時間，結局也可能是另外一種情況。

于謙能反嗎？不能，他沒有時間反，也沒有實力反。再一個，假如於謙不忠於朱祁鈺，象石，曹他們一樣反了，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但是，于謙成了什麼樣的人呢？他就是一個非常勢利的投機分子了。他的人格，他先期的做法都會讓人質疑，他也就不是那個名留青史的于謙了。

于謙的想法是，不能讓朝局再起波瀾了，不能再流血了。所以，把朱見深重立為太子是最穩妥，最正確的方法了，這同樣也是一種大局觀。

岳飛，于謙死了，歷史卻平穩前進了。這就是英雄和小人的區別，也是他們名重青史的原因所在。

這是一個好問題，也是一個沉重的話題。

于謙、岳飛都是民族的英雄，都在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時刻，挺身而出，成為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其最終的命運也相同，都是一個悲劇。

但是，于謙與岳飛的情況是有所不同的。岳飛是愚忠所致，而於謙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儘管都與政治離不開，但性質還是不同的。

北宋從立國之初，就採取“重文輕武”的政策，導致了軍事力量的薄弱。在金朝不斷入侵的情況下，依然採取屈膝求和的策略，直接導致了“靖康之恥”。

靖康二年（1127年），金軍攻破東京（開封），俘獲了徽、欽二帝及大量趙氏皇族、後宮妃嬪、貴卿、朝臣等三千餘人，押解北上，東京公私積蓄為之一空。

同年，康王趙構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為南宋高宗。

趙構雖然啟用了抗戰派名臣李綱為左相，但仍舊對投降派黃潛善、汪伯彥等人頗為器重。並且採納黃潛善等人避戰南遷的政策，逃亡到江南。

從此後，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北伐，只想苟安於一時。

此時，積極主張北伐，迎回徽欽二帝的岳飛，與投降派格格不入，最終導致了被秦檜等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害，屈死“風波亭”。

宋史中雖然沒有“風波亭”的記載，但岳飛冤屈而死是不爭的史實。

岳飛的悲劇，在於君臣嫌隙。岳飛極力主張北伐，以迎回二帝，恢復中原。這讓高宗趙構處在尷尬的境地。

趙構不便說迎回二帝以後，如何安置徽、欽二帝，自己處於何種地位。雖然沒有史料證實這一點，但不可否認，這是他不主張岳飛北伐最主要的因素。

岳飛的失策，就在於沒有明確肯定將來高宗的位置，這是他得不到趙構支援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岳飛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

大明朝的于謙，就汲取了岳飛的教訓，這是他高明之處。

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太師也先大舉進犯，宦官王振慫恿明英宗朱祁鎮親征。兵部左侍郎于謙和兵部尚書鄺野極力勸阻，但明英宗不聽。

英宗命鄺野跟隨管理軍隊，留于謙駐守北京主持兵部工作。但由於明軍軍事戰略不當，指揮失誤，在張家口懷來附近的土木堡被瓦剌軍打敗，導致全軍覆沒，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後，京師大為震驚。侍講徐珵（徐有貞）說星象有變化，應當遷都南京。

于謙厲聲譴責道：“提議南遷的人，應當斬首。京師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動便大事去矣。難道不見宋朝南渡的故事嗎？”

這裡于謙所說，就是南宋高宗趙構南遷江南，定都臨安一事。

同時，于謙建議孫太后以郕王朱祁鈺為新帝。當初，英宗出征前，立年僅兩歲的朱見深為皇太子，以郕王朱祁鈺監國。

由於太子年幼，如果立為新君，恐怕主幼國危，引起朝野混亂。孫太后採納了于謙的主張，同意立朱祁鈺為新帝。但朱祁鈺推辭再三，不肯接受。

分析其推辭的原因，無非兩方面，一是瓦剌軍力強盛，能不能戰勝瓦剌並不確定；二是萬一英宗朱祁鎮能夠活著回來，國無二日，如何處置此事。

此時，于謙大聲說道：“我們完全是為了國家社稷考慮，難道是為了自己打算嗎？”

郕王朱祁鈺這才同意繼位新君，是為代宗。這與南宋趙構稱帝也大不相同，趙構可不管國不國的，只要自己能做皇帝就行，哪怕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于謙力主抗戰，得到了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愛國官員的支援。代宗朱祁鈺也肯定了于謙的說法，支援他積極策劃防禦、抵抗瓦剌的進攻。

從於謙的情況來看，與岳飛不同的是：

第一，于謙忠於國家，但並不忠於哪一個國君，從沒有想到要迎回英宗。

瓦剌以英宗為要挾，嚮明朝索取大量財物。于謙堅決予以拒絕，並下令邊境將領拒絕瓦剌以英宗的名義提出的任何請求。

瓦剌也先看到無利可圖，就釋放了英宗回來。

此時，代宗卻不幹了，說：“當初是你們讓我坐上這個位置的。“其言外之意是說，讓英宗回來咋弄呢？

于謙堅決地說道：“現在帝位已經確定，迎回太上皇是出於道義，應該儘快去做才是。如果他有陰謀，那時候我就有話可說了。“

聽到于謙如此表態，代宗才變了臉色，說：”聽你的，聽你的“。於是，決定迎回朱祁鎮。

這個情況跟岳飛當年的窘況一樣，但岳飛就沒有明確的表達這個態度，這是他悲劇的根本。于謙汲取了岳飛的教訓，就聰明多了，這是二者的區別。

岳飛既想忠君，又想愛國，而且還不是忠於一個君，更沒有分出這三個君主的先後，趙構自然不高興了。

第二，于謙的悲劇，雖然也是政治的犧牲品，但他是因為他所支援的君主過早的去世。

朱祁鈺比朱祁鎮還小一歲，去世時年僅三十歲。

朱祁鎮回到京城之後，一直被朱祁鈺囚禁在南宮，過著生不如死的囚徒生活。

但由於朱祁鈺突然病重，加之於謙性格剛直，與許多大臣不和睦。一直受到于謙打壓的徐有貞、石亨等人趁機率兵發動”奪門之變“，讓朱祁鎮復辟成功。

于謙被誅殺，也就在劫難逃。

由此看來，岳飛那是愚忠，既不能拯救國家、朝廷的命運，還導致了自己的悲劇；而於謙只忠於國家、民族，毫不把君主放在心上，既挽救了國家覆亡的命運，也成功迎回了英宗，維護了朝廷的顏面。但“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于謙的悲劇，在封建制度下，是難以避免的，也可以說具有偶然性。如果死掉的是朱祁鎮，而不是朱祁鈺，或者說朱祁鈺下手再狠一些，直接把朱祁鎮處死，于謙的悲劇就會避免。

歷史沒有如果，但可以總結，汲取教訓。于謙就是汲取了南宋及岳飛的教訓，成功地挽救了大明王朝。儘管于謙也沒有擺脫悲劇的命運，但與岳飛是大不相同的。這是後世應該汲取的教訓，那就是家天下不是好的制度，歷史不能走上回頭路。

岳飛和于謙都是在國家危難時挺身而出，挽救了國家和名族，和民族英雄。同樣大家也為岳飛和于謙的死感到惋惜，認為他們過於愚忠了，對昏君愚忠實在太不值得了，死的冤枉。

岳飛和于謙的死都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岳飛不是愚忠，而是忠於這個國家和民族。岳飛因為要迎回二聖的確得罪了宋高宗，宋高宗有殺他的心也是正常的，同樣岳飛是武官，皇帝和文官集團都不想武官崛起破壞了宋朝“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度，說白了，就是不想武官分享朝廷的權力，你安分打下手就行了，別想進權力圈子。因此岳飛必須死，趙構不能留他。岳飛也知道趙構不喜歡自己，當趙構削他的權，讓岳飛回家休養的時候，岳飛確實有時間和力量去反了趙構，也就將來不會有自己冤死的事情。問題是岳飛不想那樣做，如果岳飛召集士兵去攻打趙構，這就造成了南宋內部混亂了，先不說成不成功，有多少人跟著岳飛造反，就算有人跟著造反，最後成功抓住了趙構，那岳飛就徹底成了亂臣賊子，人人喊打的奸臣了，其他的南宋軍隊肯定會討伐岳飛，到時南宋的內部亂成一鍋粥，而金國怎麼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肯定再次入侵中原，也許就再一次上演靖康之難，漢民族再次生靈塗炭，這個罪名，岳飛敢背嗎，為了個人私利而不顧國家民族死亡，岳飛絕對做不出來，依仗岳飛對民族和國家的愛，所以岳飛並沒有抗爭，他知道自己遲早被清算，還不如留下千古美名，讓後世記得，為後人保留一份熱血和愛國情懷，這比做民族罪人好太多了，岳飛是終於民族和人民，而不是愚忠昏庸的宋高宗。

于謙也不是愚忠，朱祁鎮的奪門之變是精心策劃了好多年了，于謙怎麼去阻擋呢，兩兄弟爭位，誰最後獲勝了還不是朱家的天下，誰當皇帝不一樣嘛！就算于謙帶兵平息了朱祁鎮的奪門之變，朱祁鈺保住了皇位就真的感激於謙嗎，也許表面很感激他，可內心裡卻不一定了，皇帝都多疑，朱祁鈺會懷疑于謙是別有用心，同時也怕于謙功高震主，畢竟救駕之功，怎麼賞賜都不過分啊，可擔心於謙會變成一個權臣，以後架空自己的後代，那怎麼可以呢！所以于謙平息了朱祁鎮的奪門之變，事後朱祁鈺也會暗中打壓于謙，削弱於謙的權力，皇權鬥爭就是這麼不講情理。那于謙不去平息奪門之變，也不是愚忠朱祁鎮或者朱祁鈺，對於謙來說，如果保證國家的穩定才是重要的。于謙身赴前線打贏北京城保衛戰，愛的是這個國家和民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嘛，皇帝沒了，換一個就是啦，可國家沒了，自己也沒了。于謙是儒家學子，知道君輕民貴的思想，其實誰當皇帝都行，只要國家不出亂子就好。朱祁鈺病了，而且沒有兒子，朱祁鎮復位了也不錯，至少朱祁鎮有兒子。于謙不去阻擋，認為對大家都有好處吧，朱祁鈺可以安心養病了，朱祁鎮有兒子，明朝得以延續，都好啊！再說于謙也不想參與這兩兄弟骯髒的私鬥中，玷汙了自己的高尚節操，能寫出“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身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惜，惟留清白在人間。”的詩句的人，是不會參與到黑暗的權力鬥爭中去，不屑那樣做，還不如做好自己的事來的輕鬆，留名青史不很好嘛，何必多事呢，于謙是終於自己堅守的價值觀和民族觀，不是愚忠哪個皇帝！

不是一樣的，原因如下：

1、于謙的死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產物，岳飛的死是主和派與主戰派爭奪的產物。于謙為了確保大明江山穩固，穩定局勢，保明景帝奪取帝位，直接得罪了明英宗及明英宗的親信，這實際上為于謙自己的死埋了定時炸彈。在北宋末年，面對外帝入侵，主和派一直佔據上風。所以，無論岳飛怎麼力戰保國，在主和派操縱的朝堂下，岳飛都會難逃一死。

2、于謙的死帶有明英宗主觀的意圖，岳飛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奸臣冤殺的。明英宗重新取得帝位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最高統治，加大排除異己的力度，這樣于謙就被列為重點清除的物件。岳飛因為主戰，一是威脅了主和派的利益，二是宋高宗趙構不希望他的父親和哥哥活著回來威脅自己的帝位，這樣一來，主和派和趙構互相勾結，岳飛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3、于謙和岳飛的死雖然都帶有愚忠的影子，但他們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死的。特別是岳飛，為了國家的利益，導致了滿門抄斬，其忠心帶有悲劇色彩。無論是于謙還是岳飛，在歷史上都是人們同情的角色。所以，但願後世不要再出現這樣悲情的人物，為國為民者，將永遠不會被虧待，將永遠受到人們的敬仰！

岳飛和于謙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不僅如此，非常巧合的是，他們都加了少保銜，這兩個人都曾立下不世之功。在同外族的軍事鬥爭中，這兩個人都是國家的擎天玉柱，只可惜這兩個人的結局都死於昏君之手。

但是，對於這兩個人的死亡，我們必須區別看待，岳飛是一個軍事天才，他是中國的軍神，靠著他精忠報國的精神，打敗強大的金軍，保衛了大好河山不受異族侵略。

但是此人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情商太低，覺得自己只要出於公心，出於為國家考慮，什麼話都能不加修飾，不加掩飾的，赤裸裸的告訴皇帝。他完全不懂帝王心術，不知道那位被稱為完顏構的皇帝，他的心理訴求是什麼。

宋高宗趙構根本就沒有恢復之志，整個南宋朝堂，只有他不希望恢復故土。原因很簡單，恢復了故土，兩位前任皇帝都將回歸，那他這個臭老九如何面對自己的父親和大哥兩位曾經的皇帝，皇位還能不能坐穩呢？

所以這個岳飛太可惡，都已經打到朱仙鎮了，再不讓他收手，就得把大哥給接回來了，難道他不懂得國無二主天無二日嗎？

所以，這個昏君就假借秦檜之手，害死了精忠報國的岳飛。對於死亡，岳飛可以說是無能為力的。岳飛這種從小接受忠君愛國思想的教育，面對皇帝的聖旨，他除了死亡，別無選擇。

而於謙則不同，他有這個實力，有這個能力，改寫歷史。奪門之變的前夕，于謙就已經掌握了相關情報。但是他沒有選擇干涉，原因很簡單，因為于謙已經看穿了一切。

景泰帝朱祁鈺病重，而他的兒子朱見濟已經死亡。景泰帝朱祁鈺已經沒有了直系後代，那麼除了明英宗或者他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明憲宗朱見深之外，沒有人更有資格登上皇位了。

既然這個天下遲早要回到朱祁鎮的手中，他何必再起波瀾呢？更何況于謙自認為自己在土木堡之變之後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國為民，沒有絲毫為自己謀私利的想法，行的正，做的端，自己根本不怕被明英宗清算。

可是他沒有想到明英宗的昏聵程度，明英宗這個人在第一次登基之後就是一個昏君。在經歷了大明版的變形計之後，沒想到歸來之後仍是昏君。

這個被稱為叫門天子的人為了給自己的奪門之變披上合法的外衣，他明知于謙是一個一等一的大忠臣的情況下，依然下詔書，除掉于謙，以此來否認景泰帝朱祁鈺皇權的正統性。

于謙就成了這兄弟倆爭奪皇權的犧牲品，一代忠臣，沒有死在瓦剌人的刀劍之下，反而死在了自己人的明槍暗箭之下，可悲，可嘆！

說愚忠本來就是今人的說法，就是用現代人的觀念去評價古人。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都是君主專制制度，文化中雖有儒法墨道等不同的思想體系，但都是建立在君主制度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在古人看來只有忠與不忠而無愚忠與“智忠”。古代其實沒有真正意義國家概念，所謂國家就是朝廷，而國君則是朝廷的全權代表，所以忠君就是忠於朝廷忠於國家，它們之間一般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分割。從岳飛的角度看，如果他不是所謂的愚忠，他該怎麼做？別說什麼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不受君令就是抗旨，抗旨就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就是人人得而誅之。從個人角度來說，不受君令已經是忠臣所能做的極限，其後果已經可能比實際的命運更慘，遑論其他方式！從國家的角度看，在那樣的戰亂時期，維護中央權威特別重要，岳飛應該非常清楚，一旦開了不受君命的先河，極有可能導致軍閥割據，到時候別說收復河山，即使偏安江南也是奢望。

相對於岳飛，于謙更是談不上愚忠。當英宗朱祁鎮兵敗土木堡，成了瓦剌的俘虜，于謙表現出了一位傑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高瞻遠矚，果斷擁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為帝，斷絕了瓦剌拿皇帝要挾明朝的幻想，使瓦剌手中的朱祁鎮不但沒有了利用價值，反而成為了燙手山芋。這樣既穩定了國家局勢，又最終迫使瓦剌將毫無利用價值的朱祁鎮放回。當時的于謙何嘗不明白，自己的所為極大可能是保全了天下毀滅了自己，但他義無反顧！正可謂“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可以說，于謙是一位真正不計個人榮辱得失的民族英雄，是一位在古代幾乎絕無僅有的將皇帝與朝廷分開對待的偉大政治家。即便我們用現在的標準也不能說他是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