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是東林書院學生和老師組成，後因這幫人大都入朝為官，所以人們稱東林書院出來的人為東林黨，客觀講東林黨前期還是不錯的，主要領袖楊鏈，顧憲成人品能力都不錯且清廉，到了崇禎年間鬥敗魏忠賢重新上臺的東林黨就不昨的了，無才，無德，貪婪，不忠，不孝，基本都是一群人渣，明亡這幫人起了重要作用，主要罪責如下，一，為團體利益取消工商稅使朝廷用兵無錢，二，增加農民稅收，逼反不堪重負的農民，三，不作為，在國家危難之際一味唱高調扯皮，四，貪婪只顧個人利益不顧囯家利益，五，叛變無氣節，爭當帶路黨漢奸，總之後期的東林黨已全無當初的銳氣與志向，基本是一群民族的敗類。

1604年，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致仕後，回到故鄉無錫，修復了北宋時的東林書院，在此聚眾講學。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書院的這副對聯即其主旨，可見其並不是簡單的講學。從這座書院開張的那一天起，集合在東林旗下的文人就從來沒有隻停留於學術和文章的探索，他們更願意關心時事和抨擊政府，對艱難時局下如何救亡圖存發出大多數時候都與朝廷相左的聲音。

東林黨人對時局的關注與有時近乎於聳人聽聞的批評，取得了兩方面的效果：其一，當政者對其心生不滿，漸漸恨之入骨；其二，在野士人或不得意的官員則趨之若騖。從而註定了這是一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鬆散政治組織。

作為一個集團，東林黨人以他們堅持儒家正統和他們嚴格遵守真正的道德行為而聞名，但是，在他們高標政治道德與政治操守的同時，往往矯枉過正，有政治潔癖的嫌疑。至於一批混跡東林黨企圖左右逢源者，更與東林的政治理想相去甚遠。

1612年，天啟即位時，東林黨人終於掌握朝政。當年和次年，一大批東林黨人或親近東林之人先後得到了天啟的重用。

令人遺憾的是，東林黨人當政期間，其所作所為，與他們在野時的政治理想相去甚遠。概括起來，東林黨人當政的短短兩年時間裡，只做了三件事情。

這三件事情，除了任用孫承宗督師山海關，從而使孫積極支援袁崇煥守寧遠，客觀上延緩了清軍入關外，另外兩件事情均使東林黨人和他們曾經尖銳批評過的其他政治利益團體一樣，陷入了黨派之爭的泥沼卻樂此不彼。

其一，搜舉遺逸，布之庶位，即大量起用和提拔自己人。高攀龍、左光斗、魏大中、鄭三俊、李邦華、王之寀等東林人士要麼重登政壇，要麼提拔重用。

其二，在發展己方小團體力量的同時，排斥異己，打擊宿敵齊黨、楚黨、浙黨等其他政治小團體。

東林黨人如此施政的結果，使相當多的其他團體官員和中立派為了尋求保護，從而投奔到正在崛起的閹黨領袖魏忠賢旗下，並導致了東林黨與閹黨勢不兩立。

眾所周知，後來，在閹黨打擊下，東林黨損失慘重，不僅楊漣和左光斗等人橫死獄中，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東林黨也從此失去了執掌帝國政權的機會。但東林黨人和閹黨及其餘孽之間的派系鬥爭，卻一直在延續，從天啟到崇禎，再到南明，直到徹底滅亡，這一斗爭才劃上了句號。

東林黨的歷史地位，美國學者賀凱的總結最抵核心：“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價值觀念與現實惡劣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計程車大夫團體。”

把明朝的滅亡簡單地歸結於東林黨，顯然是不公平的；但認為他們完全無辜，顯然也是不客觀的。

讀書人不知稼穡之艱辛，自身不能自食其力，所以貪汙是必然的!然而所學的知識又要求他有操守，所以做起事情來是縮手縮腳，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沒有實幹精神，往往滿口禮義廉恥，實則男盜女娼，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所謂大事而磕頭做揖，遇著生死關頭往往縮頭烏龜。

本人對東林黨觀點:東林黨從萬曆32年(公元1604年成立至南明政權滅亡，東林黨消亡的近百年時間裡，(除葉向高具有政治遠見，處處以大局為重，行事可圈可點。為國家捨身取義的史可法孫承宗，被冤殺的熊廷弼外)絕大多數東林黨人都是隻知挾一黨之私，黨攻伐異，空談誤國的政治敗類。他們毫無戰略眼光，更無治國才能，是一群對國事無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雞肋。在民族大義面前，只知對敵屈膝卑躬，苟且偷生，毫無民族氣節可言，他們對大明王朝的滅亡，要承擔起很大一即部份的責任，但最主要的責任還要由怠政的萬曆皇帝來承擔。

東林黨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公元1604年(萬曆32年)被革職還鄉的顧憲成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無錫知縣林宰的資助下，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顧允成等人講學其中。東林書院的重建，讓當時許多政治上的失意者找到了傾訴和發洩的“知音”，因此都爭先恐後的聚集東林書院，常常使書院坐無虛席，，都容不下這些人。顧憲成常說，當京官的不忠心事主，當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隱求鄉里不講正義，不配稱為君子。在講學之餘，”他們常常用委婉的語言議論朝政，褒貶品評執政的大臣，”其言論被稱為清議。用”君子”和“小人”去區別政治上的兩派，這樣一來，朝中的一些官員，如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人，也與東林書院遙相呼應，互相通氣。他們懷著憂國優民的意識，意在有所作為，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與他們唱反調的那一派稱他們為東林黨，東林黨人號稱“清流”影響著天下的輿論。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三吳士紳“，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人物，東南城市勢力，一些地方實力派人物，一時都聚集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被當時世人稱為東林黨，、主要代表人物顧憲成，左光斗，高攀龍，葉向高，主要政治主張: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

思想特點:專制皇權外的政治聯盟。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對地方行政和朝政的干預，同善會的倡行，”濟世””救民“的活動,“志在世道"的宗旨，表明東林黨不是一個只議論儒學，不關切國事民意的單純學術流派，由於政治方面的新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參與，以顧憲成等人為核心的專制皇權體制外的政治集團很快形成，共同的思想認識和主張是東林黨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反傳統的思想主張，反對君主獨裁、是東林黨政治上突出的一突出特徵。顧憲成生張”散權”實際上是削弱君權。錢一本主張“公天下以選舉”輔巨，無疑有了民主的要求。關於為政的標準，高攀龍認為:君子為政，不過因民之好惡，以君子之所為，直要通得天下才行得去判定是非，主張“有益於民”，即使有損於國，也須“權民為重，則宜從民，”。高攀龍十分關注商貿問題，認為國家徵收商稅是對整個經濟的破壞，指出徵收商稅是“奪民之財，”指出應取消白糧的鈔關復稅並保保護鋪行。

由於萬曆怠政，給東林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讓東林黨能逐漸萌芽，開花，結果，茁壯成長起來，發展成為能左右明王朝歷史程序，控制當時天下輿論，輿情之政黨，逐漸成為江南士紳豪商的代言人，開闢了中國歷史上官商勾結制度之先河，為一黨一已之私的眼前利益，置民族大義，國家危亡於不顧，行黨伐攻異之實，打擊陷害持不同政見者，堵塞言路，最後成為動亂朝政，為禍朝廷的根源。崇禎朝滅閹黨，東林黨一黨獨大後，改玄更張經濟政策，取消工商稅，礦稅，把國家全部徭役賦稅攤派的負擔全部轉嫁到本已天災人禍不斷，已經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的農民身上，致使民力枯竭，國家稅收財政收入銳減，使朝廷沒有能力賑濟災民，使得中原大亂，陝西，山西，甘肅等各地流民賊寇遍起，終釀成民變，雖幾經圍剿，但由於朝廷長期拖欠西北邊軍糧餉，致使邊軍譁變，造成西北之地民變終成燎原之勢，已無法撲滅。財政破產造成的拖欠軍隊餉銀原因成為壓垮大明王朝脊樑的最後一根稻草，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以身殉國，以不割地，不稱臣，不和親著名的大明王朝就這樣黯淡無光的退出了中國歷史舞臺，悲壯的落下大幕。

如果說萬曆皇帝壓制了東林黨，沒有給他們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天啟朝魏忠賢血洗東林黨，宦官干涉朝政誤國，再來看看一直標榜自己“濟世””救民“的東林黨人在崇禎朝是怎樣安幫定國的。

一:在殺袁崇煥的問題上，以一己之私，置國家危亡於不顧。崇禎二年，皇太極避開袁崇防線，從蒙古繞道入關，由於薊州一線防務鬆弛，讓清軍輕易攻破，很快會師於遵化，直奔京師而來，清軍在京城、附近一通燒殺劫掠，讓京城上至王公貴族，下至文武百官平民商賈，在此地所有的房產田地等資產被清軍徹底毀損，這些遭受了巨大經濟損失的人對袁崇煥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都欲置袁崇煥於死地，恨不得千刀萬剮他才能洩心頭之恨。再加上東林黨掌握著天下的輿論導向，他怎麼說，做為牆頭草的百姓就怎麼聽，不管東林黨說什麼，老百姓都是相信的。雖然袁祟煥在守遼東時犯下了很多戰略性的錯誤，但他對大明朝的忠心，崇禎是相信的，他是不想殺崇煥的，如果崇禎真的想殺袁祟煥，也不至於在牢獄中關了大半年才去殺他。《明本兵梁廷棟請斬袁祟煥疏》記載:兵部尚書梁廷棟請立斬袁崇煥時，崇禎閃過重新起用袁崇煥的念頭，即守遼非蠻子不可。此時善於察言觀色的溫體仁趕緊連上五道奏摺，請崇禎速殺袁崇煥，面對自上而下來勢洶洶的輿情，、如果崇禎堅持不殺崇煥，就要和這些人攤牌，這種政治後果，是崇禎無法承受的。如果李自成圍攻北京城時，守將不是吳三桂，而是崇煥本人或是他的部將，可以說關寧鐵騎用不了一兩天的時間就能到達北京城下勤王救駕，而不是像吳三桂那樣拖了一個多月。崇禎在煤山殉國詔書中眾臣皆誤聯一定對冤殺崇煥事件有所指。(催人淚下的崇煥遺言:一生事業終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無將勇，忠魂依舊保遼東)

二:在關係到大明國運的漕運問題上，當時江南透過漕運往北京運糧八百萬石，沿途各種說不出名目的耗費卻近三千萬石，再加上每年修繕運河，維護水閘的花銷更是多得嚇人，更是壓得江南百姓喘不過氣來，於是，就有江南有識之士提出，不走運河，改走海路，海船的運量遠大於漕船，帆船的速度也遠快於人力拉縴的漕運，如果能改漕運為海運，運輸成本和沿途耗費肯定會大大減少，江南百姓負擔也會大大減少。如果掌控了明末朝政的東林黨人把這件事情做成，把耗費節省下來的糧食賑濟北方災民，把修運河節省下來的款項充做軍費，雖然依然苦了江南百姓，但是能緩解朝廷的內優外患之急，大明王朝只要能渡過眼前危機，勤政愛民的崇禎一定有所作為，即使不能中興大明王朝，絕不會成為亡國之君的。可惜的是，東林黨背後的金主是江南縉紳富商集團，而不是江南的平民百姓，即使漕運對江南平民百姓盤剝吸血再狠，但對於擅長偷稅漏稅的江南縉紳富商集團也沒有什麼影響，所以對東林黨人來說，也沒有什麼改革的動力。

三:海禁，隆慶開禁後，可以說當時世界的白銀嘩嘩的流進大明朝的國庫，每年有幾百萬兩之多，而東林黨主政的崇禎朝實行海禁後，這筆收入也沒有了，

四:裁撤驛站:許多被裁撤的驛兵加入了農民起義軍隊伍，最有名氣的驛兵就是大明王朝的終結者闖王李自成。

五:撤銷工商稅礦稅的徵收:使朝廷的收入減少(天啟年間每年收茶酒稅56十萬兩，到崇禎朝，每年徵收僅12萬兩，而一再加徵的遼餉等各項徭役賦稅攤派的負擔全部轉移到農民身上，致使民力枯竭，再加上不斷的天災人禍，讓民不聊生的饑民揭竿而起，民變四起，流寇遍地。由於西北各鎮糧餉長期欠發，導致川陝邊軍譁變，致使西北民變終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

六東林黨人建議崇禎裁撤東廠，西廠，縮減錦衣衛，徹底打破了明王朝的政治框架，使失去堅督東林黨一黨獨大。致使崇禎繼位後，幾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與東林黨人鬥爭中去了，直至大明王朝滅亡。

腦子是個好東西。別忘了文官集團不是隻有東林，閹黨旗下都是文官攀附太監，東林有的缺點一樣不少，東林有的優點一樣全無，所謂東林誤國純屬近十幾年無良小編刻意扭曲。沒錯，東林是有軟骨頭，但能指望攀附太監的閹黨文官是硬骨頭？忘了那個給多爾袞摺子搞剃髮的閹黨文官奇葩了嗎？有些人啊書沒讀過幾本也罷了，沒腦子就可悲了。

晚明的歷史，就是典型的秀才誤國的歷史，無論東林黨、浙黨、楚黨等，全都是一群秀才們在空談誤國誤民。天啟帝初期，東林黨曾經“佔領”了內閣中樞，結果是把整個晚明的政局弄得亂七八糟，什麼“非我同宗其心必異”，從來都以“清流”自居，但所謂的清流卻是最不清晰的流淌。錢謙益因“水太涼”而“自殺未遂”，連一個柳如是都不如。相反無論是熊廷弼、孫承宗、孫傳庭等真正的實幹者卻連遭彈劾。內憂外患之際，一群秀才卻為了爭權徒增國家的內訌。明亡既非滿洲入關，也非流寇作祟，首先是這些所謂計程車大夫們內部的互相拆臺，到了南明弘光政權初立依舊如此，這點上酷似南北朝時期南梁侯景之亂，當國家為難之時這些秀才們真正盡心國事的又有幾人。

明亡於黨爭，即不已國家利益為上，只為清除異己，也客觀說明皇權削弱對於集中治理國家沒有好處，嘴上全是主義，肚子裡都是生意，這點清朝就借鑑，集中皇權，如雍正，推行火耗歸公，士紳一體納糧，加強中央財政。

最主要的矛盾還是江南大地主官僚階級和中央的矛盾。江南地區商業發達，大地主官僚有錢有勢還不想繳稅，尤其是到了明末災情頻發，農民破產無力繳稅，更加激化了國內矛盾，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東林黨只是這些大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江南的大地主階級最應該背這個最大鍋。

我覺得，是因為明後期的整個社會環境，東林書院在無錫，江浙地區是明後期中國商業經濟發展最好的地方，讀書人最多，而讀書人議論朝政又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因為不實際執政，所發的議論往往偏激誇大（就像孫先生的十萬英里鐵路計劃），在市民中影響頗深，加上以閹黨為首的主政派，為了維持明朝局勢，不斷的對江浙地區徵稅，因為只有江浙地區能徵到錢，而這又加大了江浙地區對朝廷對閹黨的痛恨，而東林黨人作為江浙的代表就更為突出，在江浙乃至對閹黨不滿的人群中地位越來越高。

再說黨爭，這是明朝皇帝無能的表現，因為皇帝無力掌控朝局（朱元璋，朱棣在位時，文臣敢結黨乍毛，早就讓他倆給收拾了）大臣們為了爭奪話語權，就會報團，共同地域，出身的人聚在在一起，為了自己的權利，打擊陷害別的一方形成黨爭，明朝不止有東林黨，還有齊楚浙黨（浙黨是在北京的浙江籍官員），只不過後來敵不過東林黨，很多投靠閹黨了。

明末崇禎上位，因為朝野對閹黨怨念甚重，他低估閹黨的行政對維持明朝局的作用，高估了東林黨人的執政能力，所以一上位就搞掉閹黨，重用東林黨。東林黨勢大，朝政方向扭轉，執政偏向江浙的利益，導致西北政局動盪，最終引起西北暴亂，席捲整個北方，分散了明朝對東北女真的防守兵力。而東林掌權，為了安排自己人，對閹黨和齊楚浙黨大肆迫害，不論好壞，能拿下的基本不會放過。而安排的自己是否合適就無所謂了。加上崇禎性格，導致主政官員換來換去，朝局無法穩定。

至於說明亡說是東林黨要背最大的鍋，也對，畢竟崇禎時期，主政的就是以東林黨人為重，不願他們怨誰？當然崇禎的責任也不少，東林黨起碼得背一半吧。再加上明亡後，作為江浙讀書人的代表東林黨人，投降的多，名節的少，更加大了後人對東林黨人的恨意。

東林黨在現代有個特神似的傳承，民進黨。民進黨在臺灣能鼓搗成啥樣，當年的東林黨基本上在明朝就是鼓搗成啥樣。簡言之：只會黨爭不會幹實事。在野的時候把持輿論，“臺上的沒一個好東西”；讓他們上臺，他們就是為了黨爭而黨爭，為了一己私利瞎折騰。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什麼事情都能神奇的攪和成對整體最不利的局面上去。晚明是先有外患而後有內亂。嘉靖期間本來軍方在東北還算正常控制，東林黨瞎折騰，把李成梁給弄一邊玩去了，然後努爾哈赤做大；本來按照李成梁的路子是“誰弱扶持誰”，玩的是平衡路線；努爾哈赤還弱的時候就扶努爾哈赤，結果換上臺的東林黨人跟努爾哈赤玩的那叫一個熱乎，人家都尾大不掉了還玩，終於成了禍害；等努爾哈赤做大正式甩掉明朝任命的官銜自立後金，東林黨這幫嘴炮指揮軍隊去打，你想想後來的老蔣怎麼打仗，當年的東林黨就怎麼打仗。自己不敢上前線，但是又怕功勞被武將立了；於是永遠都是“多路圍攻”，效率怎麼低怎麼來，幾個武將各領一對，必須分開；這不叫互相配合，這叫互相掣肘。薩爾滸一戰，精銳死了那麼多，努爾哈赤的冷兵器部隊直接拿到了大量明軍的先進裝備當補給。後來天啟皇帝任用魏忠賢，好不容易壓下了東林黨的氣焰，各種爛攤子剛收拾起來，偏偏天啟皇帝自己出事了。繼任的崇禎皇帝又被把持了輿論的東林黨忽悠了好幾年，等到崇禎皇帝也發現不對開始疏遠東林黨的時候，已經不好整了。關外後金已經徹底成了氣候；東林黨控制著關寧軍和遼東防線這個晚明最大的無底洞；每年幾百萬兩的銀子軍餉投給關寧軍，全國各路軍隊排名第一，但是從關寧軍成軍到崇禎上吊，百無一用！滿清都看出來了，故意長時間留著關寧軍和寧錦防線這個晚明的爛瘡不滅。為了填無底洞，明朝財政崩潰；東林黨控制著東南官僚資本，不許在那邊收稅；財政窟窿在腐敗的官僚體系之下幾乎全壓到了北方產出更低的農田上。張獻忠就是這麼來的；為了節約資金，裁撤部分驛站。偏偏有個被裁撤驛站的失業工作人員後世大大有名，叫做李自成；

後來南明小朝廷組織北伐，史可法忠則忠矣，但卻是個軍事廢柴。集中了那麼多的軍力，被人家南下清軍一天報銷，後來的江陰小縣還能堅持80天呢好不好！！！等史可法這種人在東林黨，軍事廢柴但是好歹還算忠心不二的人物也完蛋了，像錢謙益這種寧與友邦不予家奴的貨終於趕緊去抱新主子的大腿了。

後來的清朝賊的很，軍事不讓東林黨折騰，東南賦稅必須收足，結果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東林黨那套思想鉗制倒是被髮揮到了極致。我們現在還能看到那些廿四孝，甚至隨便一搜就能看到的婦女纏足，都特麼是那個時代遺留的痕跡阿！！！！

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就是財稅收入的崩潰，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 張居正一死，他們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萬曆仍想方設法從江南的資本家中收入稅收。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收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透過廷擊紅丸移宮三案的精彩演出，東林黨終於在萬曆死後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們馬上逼迫泰昌廢除了各項工商稅收。充分暴露了東林黨作為貪婪不法資本家代言人的角色。 當時中國各地區的發展極不平衡。江南工商業發達，卻幾乎不用交什麼稅。北方各省的農民則難以忍受高高的稅收，一遇到天災更是食不果腹。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怎麼做的，當然是找東林黨人交稅。經過幾年時間，國庫開始又充足起來。各地開始出現魏忠賢的生祠。東林黨怎麼坐得住呢！ 天啟的死是好機會。崇禎站在了東林黨一邊。東林黨欲殺魏忠賢而後快，然而崇禎只免除了他的職務，令其守陵。魏忠賢憂憤而死。 東林黨又掌權了。當然，廢除工商稅是第一步。 至於遼東，怎麼少花錢怎麼搞。遼東缺餉，愈演愈烈。加上各層軍官的層層盤剝，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氣極其低下。明軍的將領天天寫奏摺要錢，崇禎皇帝一籌莫展。東林黨則指責遼東軍官指揮不當，作戰不力，貪汙軍餉。節流往往流於道德說教；不開源怎麼行！當然，東林黨不會增收工商稅，負擔自然又落到農民身上。終於，最貧窮的西北農民起義了。有國才有家，國破則家亡。眾所周知，明末年遭遇了人類歷史上千年難遇，持續數十年的嚴重天災，又遇到了滿寇大舉入侵，北方人民生活艱難無比，明朝ZF為此焦頭爛額。結果這種危難之局，富可敵國的江南工商地主階級的所做所為，卻如此的另人髮指。 他們扶持出了以東林黨為代表的江南文官集團，透過種種無恥的手段，偷逃稅款，為一已之利益，偷了國家一分稅，自己就多發一分財，導致江南地區稅款十有九逃（浙江茶稅一年20兩），同時東林集團為江南利益在北方大肆胡作非為，廢魏忠賢之德政，誘騙年輕的崇禎帝，瘋狂壓迫農業人口以彌補整個江南資本主義世界大肆偷逃稅款之惡劣行為，終於引得農民的起義。

明朝的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透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樹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東林黨的興起

從萬曆中葉開始，明朝開始走向衰落，內憂外患不斷，統治者日益昏庸腐敗。此時，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計程車大夫已感到大廈將傾的末世危機感，他們懷抱憂國憂時之志，然個人之能力畢竟有限，因而他們自發聚集在一起，逐漸形成一個政治影響力巨大的團體——東林黨。

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諸如“派系”、“宗派”或“幫夥”一類的詞。“東林黨人”從他們的敵人得到了這個稱號。黃宗羲就曾辯駁說：“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東林黨真有名哉! 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

“東林”這個名字首次出現，是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但事實上，東林核心人物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聞遐邇。一般都把東林之始定在萬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認為，東林之始可追溯到萬曆初年張居正的奪情之爭。

萬曆二十二年，因爭國本觸犯神宗，及參與會推閣臣王家屏，顧憲成、高攀龍先後被貶斥回鄉。他們潛心學術，崇尚實學，並開始致力於講學。至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與其弟顧允成以及高攀龍、安希範等合力修復東林書院。此後，在聚眾講學中，他們大力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反對“空言之弊”，提倡“講”“習”結合的新學風。他們把讀書、講學和關心國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這種新學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職的政治官員(趙南星、李三才、楊漣、左光斗等)。由此，東林名聲大振，而東林書院實際上又成了一個社會輿論中心。作為一個學術團體、學術派別的東林學派，又逐漸擴大而形成一個政治派別，被政敵斥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

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援，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由於東林黨人開放言路指責朝政，觸動熹宗時專權的大太監魏忠賢，魏忠賢開館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維華的基礎上纂輯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的檔案資料，打擊東林黨，同時造編《東林點將錄》等檔案上報朝廷，1625年（天啟五年），明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次年，東林書院被拆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打擊，楊漣、左光斗等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都遭到魏忠賢及其黨羽的殺害。有“東林六君子”“東林七君子”之說。

1627年（天啟七年），崇禎帝即位，魏忠賢被貶南直隸鳳陽府看守皇陵，後魏忠賢畏罪自殺，閹黨成員被革職下獄乃至處死，自此，閹黨集團被徹底剿滅。正因如此，東林黨人餘人才免遭打擊。1629年（崇禎二年），崇禎皇帝下令為遭到迫害的東林黨人恢復名譽，並下詔修復東林書院。

宋朝和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死的時候都是太監陪同的，那些滿口仁義道德文官都跑去找新主子去了，歷史有時候真的很諷刺。

明朝與東林黨的滅亡不能相互分離。東林黨的學生充滿了仁義和義，但他們不能做任何實際的事。他們是國內戰鬥的專家，他們不得不在南明境內進行戰鬥。因此，明朝真正摧毀了這個國家。有道理的說，這樣一個完整的道德，充滿忠誠的君主思想，崇真自殺在明朝被殺，不要說一聲，二來三掛，至少不能成為清王朝的官吏。醜陋的臉實在太多了。對抵抗的死亡，國家的殉難。曲溪西、佐迪奧·周為代表。暴力抵抗失敗，拒絕合作。代表劉宗洲。投降清王朝，想成為一個婊子，想建立一個拱門。

這裡要提到的是金錢的謙遜，這位君主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錢瓊一從頭到尾都沒有下決心，倒在了牆的兩旁。明朝滅亡了，想自殺，死在鄉下，結果是水太冷了。跑到清朝當禮儀侍者，之後成為正式侍者，然後又跑回清朝。明朝認為這是一位大臣，乾隆在清朝寫詩、諷刺其他人。結了婚的劉這樣，結果死的時候窮了，就讓收債的人把劉逼死了。　

主要依靠東林江的左三大家，錢謙益，大清禮部侍郎，吳偉業，大清國子監祭酒；龔鼎罪，大清禮部尚書他們自己作為老牌官僚拋棄了忠義廉恥心。他們自己作為老牌官僚拋棄了忠義廉恥心。吳偉業傲嬌的表示在大清的當官中欺騙了人生，但實際上卻心虛不能。龔鼎罪則無恥地背書了魏徵歸順李二。魏徵也歸順太宗。

總結：闖王李自成攻進了北京城，崇禎皇帝自殺。東林黨人一方面指責皇帝與民逐利，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又在為了維護自己利益不擇手段。對利的追求簡直到了喪心病狂令人髮指的地步，可以說明朝的滅亡，東林黨功不可沒。

如果東林黨要背鍋，那齊楚浙黨呢？東林黨好歹是政治信仰締結成黨，齊楚浙黨則完全是地域結黨，或者說是利益結黨。

東林黨的初衷是改變明末的政治生態。問題的關鍵在於當時的明朝究竟有沒有毛病，毛病是誰造成的？很顯然，毛病不是東林黨造成的，他們希望改變毛病，只是他們並沒有辦法改變。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到了明末那個時代，魏忠賢同樣沒有改變毛病的能力，他也只能激化毛病，加重盤剝。

明亡的根本原因是一個專制政權內生的，唐宋元沒有東林黨，同樣要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