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意義上來說應該是第一代皇帝到第二代皇帝之間這種權力交接時期，這段時期往往影響了一代皇朝的命運。如果能夠順利交接過度，保證第二代皇帝順利執政，開國皇帝種種不利政策的影響會削減很多。縱觀歷史，任何一個皇朝一二代君主權力交接出現問題則往往會成為這個皇朝的掣肘，並且深深陷進去無法自拔。

有些人會覺得，二代君主的影響不如開國皇帝的大，過去歷史來看也確實如此，但其實如果皇權正常過度，開國君主某些政策是會被改變的，但是如果過度時期出現問題，則會影響到這個王朝的後來命運。比如，朱元璋在位時期實施種種制度確實影響了明朝後來的命運，但深究下去你們會發現，關鍵還是在帝國第二代君主的權力過度時期，朱元璋之後建文帝無法穩坐江山被他的叔叔朱棣推翻，為了鞏固統治，朱棣便強化了朱元璋的部分政策（例如錦衣衛這種特務政治，在此基礎上有添加了東廠）。再比如，宋太祖趙匡胤和趙光義的權力交接就直接影響到趙光義強化守內虛外，強幹弱枝的國家政策（宋朝軍事實力柔弱其實趙光義在位政策是關鍵）。

因此與其說是開國皇帝，倒不如說是接替繼位的皇朝二代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王朝的滅亡方式。

好像還真的是這樣。開國皇帝的性格往往就決定了這個朝代的基因。最後導致這個朝代滅亡的方式。

比如漢朝，漢朝開國皇帝劉邦有個特點，他相信每一個成功的男人後面，一定有一個偉大的女人，他發家，就得力於他的老婆呂后以及呂后家族的勢力，那他當了皇帝之後，外戚專政就成為漢朝政治的一大特色，這個毛病到了東漢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漢朝的滅亡，就是因為外戚專政跟宦官專權共同影響下的結果。

再看唐朝，雖然唐朝的開國皇帝是李淵，但打造大唐基因的人應該是李世民，李世民有什麼特點呢？開放，包容。他自己就說，中國皇帝多討厭夷族，但我就視夷族為一體。

這造就了大唐的盛世，使得長安成為一個世界化的都會，但同樣，因為太開放太包容，也導致了大唐的大問題。

比如安史之亂，就是唐玄宗繼承了唐太宗開放包容的個性，相信了安大胖子嘛。到了唐末，依然是相信，比如重用沙陀人李克用家族。這個家族雖然表面上是支援大唐的，後面建立的朝代也叫唐，史稱後唐，但其實也是亡唐的一個大勢力而已。

再看宋朝，宋朝的皇帝趙匡胤是一個武將，他本人是透過皇袍加身上位的，所以，他非常不希望別人走自己的路，讓自己無路可走。上位後，乾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降低武將的地位。杯酒釋兵權，兵權跟將權的分離等等。

這樣一來，唐朝那樣的軍閥割據當然不存在了，但同時，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國防力量下降了，後面的皇帝也沿繼了趙匡胤的思想，防武將如防家賊，為什麼不讓岳飛痛飲黃龍府？就是擔心岳飛去黃龍府的路上，經過陳橋驛，也會來那麼一出吧。

趙匡胤對文人是很喜歡的，他專門表態，對文人不能隨便加罪，這也是宋朝文官地位很高的原因，那麼，宋朝就是亡於文人位置太高，武人位置太低。

再看明朝，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朱元璋是一個窮人出身，他的性格特點是多疑，誰都不相信，一當皇帝，就搞了很多大案要案，把功臣給清洗了一下。這麼一搞，明朝就形成了防大臣如防家賊的局面，宰相沒有了，最牛的官就是內閣，其實就是皇帝的秘書。另外，還搞起了東廠錦衣衛這樣的特務機構。

明朝後期，閹人當權，不能不說是明朝滅亡的一大原因，有意思的是，明朝亡國皇帝崇禎可以說是另一個朱元璋，至少在多疑上，跟朱元璋差不多，他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什麼人。這也導致他經常換大臣，換大將。大臣給他遷都的建議他也不聽。大臣自然跟他尿不到一個壺裡，最後，崇禎要守城，讓大臣們捐點錢，大家有錢不拿出來，就等著亡國。

這麼一數，這個論斷還真有點道理呢？其原因，應該是中國有崇古心理，祖先說過的話，總是要遵守的，而不管時代怎麼變化。

戰國時期各國新興的地主階級相繼掌權。為了進一步打擊奴隸主貴族勢力，鞏固地主階級政權，各國先後進行了變法，其中軍功爵制是各國普遍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如魏國李悝主張“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根據“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的原則，以功勞授爵祿，改變了以往“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的世卿世祿制。鑑於長期以來楚國“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而形成的“上逼主而下虐民”的狀況，吳起主張“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又如韓國申不害實行了“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循功勞，視次第”的任官賜爵制度。其他如齊國、燕國也都推行“明爵祿”、“無功不當封”的制度。至於秦國，則更是集各國軍功爵制之大成。

《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推行“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軍功爵制。軍功爵制論軍功獎勵以殺敵數計較，於是呈現了這一幕：秦兵爭先恐後的衝入敵方，腰上把砍下的敵人首級穿成穿一串的場景。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此段出自漢代賈誼的《過秦論》，可見秦國軍威之盛，但土地是有限的，戰爭也不是無盡的，在秦後期，戰無可戰，使下層民眾失去上升的渠道，因而陳涉吳廣起義時，喊出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不是秦律暴虐。

軍功爵制對劉邦建立漢朝，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漢五年五月，當劉邦在洛陽南宮宴會上，令群臣盡言漢得天下而項羽失天下的原因時，高起、王陵就認為，漢得天下，在於“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而項羽失天下，是由於嫉賢妒能，“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這實際上是說項羽沒有利用軍功爵制來獎賞將士。此前，護軍中尉陳平在項羽兵臨滎陽的危急關頭，對劉邦說：“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潔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潔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他建議先用反間計離間項羽與其“骨鯁之臣”亞父范增、鍾離昧等人的關係，再舉兵攻之，如此，則“破楚必矣”。隨後，陳平即“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可見能否認真實行軍功爵制，對楚漢之爭結局是有很大影響的。劉邦死後，子嗣年幼，以呂后掌權，至武帝，重用宦官以抗外朝，起外戚、宦官掌權之始，以致兩漢均亡與外戚宦官之手。西漢末期，軍功爵制氾濫，以使庶民皆有八級軍功。但軍功爵制使的新興的地主階級迅速成長，為察舉制打下了基礎。

察舉制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制度，由漢武帝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確立。文帝的兩次詔舉，明確訂立了舉薦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試辦法，也分出了等級，這標誌著察舉制度正式形成。察舉制不同於以先秦的世襲和後來隋唐的科舉制，主要特徵為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及選取人才，推薦予上級或者中央，被試用及考核後，再任命為官職。一般選取的是地方上的富族，孝廉等以籠絡民眾，可以理解為縮小版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是盛行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選官制度。這種選官制度，實際是兩漢察舉制度的一種延續和發展，或者說是察舉制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這種新的選官制度是由魏文帝曹丕時的吏部尚書陳群創議的。

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到了東漢末年，已為門閥世族所操縱和利用，他們左右了當時的鄉閭輿論，使察舉滋生了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要求參與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在如何選官的問題上鬥爭激烈。

九品中正制就是在這種背景形勢下產生的。開九品中正制先導的是曹操唯才是舉的主張。曹操曾三次釋出求才令，他明確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異質”，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就要起用他們來治理國家，來帶兵打仗。這無疑是對當時強調德治和仁孝的儒家思想的一次大沖擊，也是對當時用人標準的一次大糾正。指導思想的改變，引來了“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盛況，逐漸改變了東漢以來由門閥世族主持鄉閭評議和控制選舉局面的形勢，從而為建立新的選舉制度創造了條件。

曹操死後，曹丕在採納陳群的創議後，就把曹操“唯才是舉”的方針制度化了，於是九品中正製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選官制度。但當時察舉尚未完全廢除。

九品中正制從內容上說主要有三條。一、設定中正這是九品中正制的關鍵環節。所謂中正，就是掌管對某一地區人物

正在載入九品中正制

進品評的負責人，也咄咄怪事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設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數郡人物之品評，各郡則另設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長官推舉產生，晉以後，改由朝庭三公中的司徒選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舉，但仍需經司徒任命。

在一般情況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舉薦的現任中央官員兼任，有時，司徒或吏部沿書還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這是為了保證中央對選舉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對中正事務的干擾。大小中正官還都有名為“訪問”的屬員。二、品第人物這是中正官的主要職責。中正官負責品評和他同籍計程車人，包括本州和散居其他各郡計程車人。

品評主要有三個內容：1、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輩的資歷仕宦情況和爵位高低等。這些材料被稱為簿世或簿閥，是中正官必須詳細掌握的。2、行狀。即個人品行才能的總評，相當於現在的品德評語。當時的總評一般都很簡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優能少”等。3、定品。即確定品級。定品原則上依據的是行狀，家世只作參考。但晉以後完全以家世來定品級。出身寒門者行狀評語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門者行狀不佳亦能位列上品。於是就行成了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不可否認的是，九品中正制在當時為曹魏籠絡了大量計程車族的投效，但曹魏後期，司馬家族門生故吏遍佈朝堂和邊軍，輕而易舉變躲了曹魏的政權。在晉朝建立之初便沿用九品中正制，雖在晉初出現了謝玄，王羲之等大家，但社會下層人民始終沒有上升渠道，而使民不思報國，爭先而投敵的現象。

關隴集團”是部分學者提出的一個說法，將北魏時期主要籍貫位於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或稱為六盤山）周圍的門閥軍事勢力稱之為“關隴集團”。北魏為了保障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的安全，在沿邊地區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北部、內蒙古南部建立了六個軍鎮，合稱六鎮（武川鎮就是其中之一）。初期六鎮將士大部分是鮮卑貴族，還有一部分是漢人豪強，但後期漢人逐步成為主體。這批軍事貴族以武川鎮軍人為班底，定居關中，胡漢雜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西魏完善府兵制，在府兵的頂端設定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在當時戰火紛飛的狀態下，西魏是軍政合一的，這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都是出將入相，不光是軍隊的統帥，同時也是國家的領導核心，還是當時關中地區最顯赫的二十大家族，各方面都處於社會的頂端。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這個集團，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的始祖都曾是八柱國之一，而隋朝的始祖曾是十二大將軍之一。

隋朝建立是隋文帝便意識到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隋朝建立後，九品中正制廢弛，但以秀才、明經等科課試選士的做法仍沿襲下來，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隋文帝即位以後，廢除九品中正制。據史載，開皇三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詔舉“賢良”。應為開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10科舉人。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進士一詞初見於《禮記·王制》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叫試策。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變化有過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於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住，烏聚雲合。”這標誌著科舉制正式形成了。唐代則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機會。這一制度，被唐以後各代封建王朝所承襲。

隋朝的覆亡其實在實質上是由於隋文，煬帝的政策動搖了貴族集團的統治基礎，關隴集團內部傾軋的結果。

中國唐代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故稱。節度一詞出現甚早，意為節制排程。唐代節度使淵源於魏晉以來的持節都督。北周及隋改稱總管。唐代稱都督。貞觀以後，內地都督府並多省罷，惟軍事活動頻繁的地區尚存，以統州、縣、鎮戍。鎮戍是經常性的防禦據點，比較分散，兵力單弱，故每遇戰事發生，必須由朝廷派遣行軍總管統率出征或備禦。規模較大的戰役，又設定行軍元帥或行軍大總管統領諸總管。

唐高宗、武后時期，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和改變臨時徵調的困難，這類屯戍軍設定愈多，並逐漸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駐地和較大兵力的軍、鎮、守捉，各自置使。行軍大總管也逐漸演變成統率諸軍、鎮、守捉的大軍區軍事長官，於是長駐專任的節度使應時出現。節度使成為固定職銜是從睿宗景雲二年（711)四月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開始的。

至玄宗開元、天寶間，北方逐漸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8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為10鎮，始成為固定軍區。節度使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威權之重，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於是外重內輕，到天寶末釀成安史之亂。

安史亂起，唐廷為了平叛，內地也相繼設定節鎮。節度使的僚屬，都由節度使辟舉，然後上報朝廷批准。所統州縣長吏雖由中央任命，而實際則聽命於節鎮。內地節度使轄區雖是藩衛朝廷的軍鎮，但實際上往往對朝廷保持不同程度的離心狀態。唐末農民戰爭爆發後，朝廷進一步失去對地方的控制，節度使林立，他們擁兵自雄，互相兼併。其中武力最強、在唐亡後建號稱帝者，先後有五代；其餘割據一方，立國改元（也有未改元者）自傳子孫者為十國。而五代十國境內之節度使亦多桀驁跋扈，節度使部下更多悍將驕卒，逐帥殺使之軍變事件不斷髮生。

節度使制度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節度使掌握本地區的軍事，政治，財政大權，基本上就是一個小王國，以至於安史之亂時，中央政府竟無兵可用，乃至於向少數民族借兵才平息了安史之亂。

後周恭帝繼位後，命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歸德軍駐紮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次年，趙匡胤在陳橋發動兵變即位，因其發跡在宋州，故國號曰“宋”，定都汴梁，後改為東京，今河南開封，並設陪都南京（今商丘）、西京（今河南洛陽）。靖康年間，金兵攻陷汴京，北宋遂亡。靖康之變後宋高宗趙構在應天府南京（今商丘）倉促登基，繼承皇位，後南遷定行都紹興府、行在臨安府（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稱“南宋”。

宋朝開國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來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的現象，採取重文輕武的施政方針，一方面在軍事上積弱，一方面在政治上冗官冗兵嚴重，有時候，一個職位竟有三四個人擔任。再者，南宋經濟發達，以使民眾從商者甚多，商業最重要的就是和平，這兩方面使得宋朝在對外戰爭中打不過，也沒有大的意願。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 ，罷中書省，設“四輔官”，不久又罷。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大學士 ，為皇帝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後，特派解縉、胡廣、楊榮 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稱為內閣。仁宗時，任用楊士奇、楊榮為華蓋殿、謹身殿大學士，權力加重。

明世宗時，改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將大學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書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內閣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實有宰相之權。使得明朝雖無勤勉之君，但國祚亦有將近300年。明亡於內憂外患，一方面，內部經過將近三百年的發展，階層固化，人口激增，人多地少，得益於玉米，紅薯等農作物的引進，人口近億，人才上升通道被東林黨所壟斷，另一方面，小冰河時代使得農作物減產，遊牧民族南下，得不到晉升的下層人民和商人投靠遊牧民族，加之西方大炮的傳入使得堅城不堅，明朝在亡於流寇之手後被遊牧民族掌握政權。

至於清朝，有意思的是攤丁入畝。將丁銀攤入田賦徵收，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所以無地的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擺脫了千百年來的丁役負擔；地主的賦稅負擔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緩和了土地兼併；而少地農民的負擔則相對減輕。

同時，政府也放鬆了對戶籍的控制，農民和手工業者從而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有利於調動廣大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的進步。

明代行一條鞭法，清代繼續施行，部分丁銀攤入田畝徵收，部分丁銀按人丁徵收。到乾隆時通行全國，攤丁入畝後，地丁合一，丁銀和田賦統一以田畝為徵稅物件，簡化了稅收和稽徵手續。

生一個和生兩個孩子都不用交人頭稅，為啥不多生點呢，這就有意思了，多一個孩子多一分勞動力，多生個孩子只是添個碗和筷子的事情，所以，在短短的二百年，就從清初的幾千萬變成四萬萬。清末時，人地矛盾加大，社會矛盾激增，所以出現了捻軍，太平天國等，清朝本應該在1870年左右就滅亡的，因為外國列強的入侵活到了1911年。乾隆曾說過，朕本狄夷之君，所以清朝後期，割地賣國也不足為奇。

總而言之，開國之君決定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王朝後面幾百年的發展，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放手，下層人民希望得到上升渠道，當某一個導火索出現時，矛盾，便徹底爆發了

好像有這麼個感覺，就比如朱元璋，史書記載，他當皇帝后十分勤政。把今後王朝的制度，法規，用人方式，就連掃馬路的考核標準都規定好了，他每個兒子的後代輩分的字表也全部歸類備齊。而且他小時吃過苦，所以對子孫特別好，不允許子孫出去幹活。全部吃國家俸祿。最後明朝滅亡時，大明每年財政收入不夠朱家的子孫每年的俸祿需求。還有很多餓死在家的子孫後代。因為老朱精力充沛，太勤快。把該做的都做完了。導致萬曆朝有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國家還照常運作的情況，崇禎皇帝朱由檢是個好皇帝，但是最後國力衰竭，他也無力迴天

我個人認為開國皇帝決定不了朝代的滅亡方式。

先從總的方面來說，開國皇帝與亡國之君經過幾代甚至十幾代的變遷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關聯了，亡國之君他們舒適的生活環境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與老祖宗不可同日而語，開國皇帝那金戈鐵馬血風腥雨不是帝n代在深宮女人堆裡能理解得了的，因此，他們的言行性情處事方法可以說與老祖宗沒有半毛錢的關係。老祖宗堅毅執著百折不僥的精神影響不了他們，其千奇百怪的亡國方式又怎麼能受老祖宗的影響呢！比喻:劉邦和朱元璋，同樣出身於草根，都是於亂世之中揭竿而起，依靠一班文臣武將建立新朝，而後都是分封制都是屠戮功臣，但明亡於崇禎刻薄寡恩，剛愎自用，而漢不管是西漢還是東漢則是亡於權臣之手，與未代皇帝沒很大的關係。基本上相同的開國皇帝卻決定不了相同的亡國方式。又如:成吉思汗與努爾哈赤，都是起兵於外族小部落，揹著父仇，先是統一了周邊小部落而後才入主中原，這倆個有著同樣剛強猛烈堅韌不撥性格的牛人，按標題的意思那麼在一定程度上應該影響到他們王朝滅亡的方式也是同樣的。但元朝是在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中北遁，而清朝則是在袁世凱的忽悠下更象是和平演變。再如:劉裕以東晉武將身份奪得司馬家的天下，其文功武略陰謀詭計與同樣是以後周武將身份奪得柴家天下的趙匡胤有得一比，但老劉家的後代荒淫殘暴連我這個家門都看不下去，不速亡才怪，而老趙家的孩子就優秀得多，享國三百餘年，難道說是我老劉家的祖宗沒他老趙家的祖宗會影響後代？非也，個人素質使然。

以故，一個朝代的興亡，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其經濟方面的原因，與其周邊環境有關也與其自然環境有關，可以怪東也可以怪西，但不能扯到老祖宗的身上，當年浴血奮戰一刀一槍拚個天下不容易，你沒守住大可向祟禎學習，找棵大樹最好還是歪脖子的。老祖宗從閉眼起就決定不了身後事了，你愛咋的就咋的，千萬別動不動就把老祖宗搬出來丟臉，難不成我也怪怪劉協沒守住劉家漢朝天下，不一定我現在就不是開個小鋪子這麼簡單的，嘿嘿！

非常有道理，開國皇帝確立制度，後人往往遵守而很難變更，日積月累小小的偏差就成了導致滅亡的大問題。比如說秦國商鞅的耕戰政策是針對秦國荒地太多，周圍都是強敵的情況，到了後期，所有人處於自身利益，都想作戰，就形成了戰爭馬車停不下來的情況，打完六國北擊匈奴，南征百越。東漢皇帝劉秀自己是傑出的將領和管理者，所以不怕手下反叛，習慣於讓地方官員長期執政，最後就形成了強大的地方勢力，東漢末年滅亡於地方勢力。宋朝皇帝是軍隊將領出身，軍隊其他將領給他黃袍加身，所以確立了削弱將領的基本國策，後來就亡於戰爭能力不足。外國的情況也類似，馬略軍改，軍隊成了忠於將領的職業軍隊，才有凱撒推翻了羅馬共和國，靠自己的軍隊來建立帝制，才有了後來皇帝事實上是軍隊的傀儡的局面，羅馬滅亡於內鬥……等等等等，諸如此類，能改變之前弊端，進行徹底改革的例子比較少

有一定的道理。

歷朝開國君主在建立國家的時候，基本上都會吸取之前朝代滅亡的一些教訓，建立一套能夠規避前朝滅亡的制度。為什麼呢？因為他自己的國家是怎麼得來的，他最清楚了。但是與此同時，開國君主在建立一套新制度的同時，新制度同時也會帶來新的弊端。比如唐朝後期地方軍閥擁兵自重，那麼宋太祖就收回兵權，可由此又帶來了整個國家的軍事實力的削弱。明朝感於前朝丞相權力太大，收回了相權，可由此又帶來皇權過於集中，給後續小皇帝們帶來了治國理政上的反感，反而削弱了明朝。

當然，這個問題的關鍵還是要看這個開國君主的實力和取得國家的手段如何。

比如南北朝時期的幾個南朝國家，滅國的原因幾乎如出一轍，開國君主再完美的制度設計其實也是避免不了，因為國家的實力，時代的大勢擺在那裡。

這就是德性決定歷史命運的典型了。但也不是普遍適用。

從殷商說起，湯奠定了軍國主義，而後紂王以軍國主義而亡，其最盛時也是以武力而聞名，即武丁。殺伐武力立國者，以殺戮亡，

周以道德立國，武王周公皆為仁者，滅殷後馬放南山，而後卻以文弱亡，即鎬京被攻陷。

秦以鐵血殺戮定國，後代滅族。

漢高以權謀平天下，而後王莽以陰柔篡位，曹操父子以權謀革之。

兩晉、南朝，皆以權臣篡位始終。

唐以藩伯建國，而後以三鎮割據而亡。

宋以廢武文立而得國，而後以文弱亡之。

明祖以殺伐異族而興，而後被異族殺伐而亡。

清朝以投機取巧得國，而後袁世凱以投機之道亡之。

有道理。

比如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宋朝分為北宋和南宋，隋唐宋元明清中唯一一個超過300年的朝代。宋朝時期北方遊牧民族崛起，戰爭頻繁。宋朝在與其戰爭中基本都是吃虧的。這在很大問題上就是趙匡胤的錯。

大家都知道，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當上的皇帝。他怕自己下面人也這麼幹，於是杯酒釋兵權，讓那些武將都回家種地去了。然後，國家總體重文輕武。也就是在宋朝武官不吃香。又將禁軍的統領權一分為三，都直接對皇帝負責。早早的將刀兵入庫，這在沒有幽雲十六州是非常危險的。導致後來宋朝跟遊牧民族打仗縷縷失敗。最後宋朝毀於北方遊牧民族侵略。

當然啦，也有不是的。

比如隋朝。隋文帝和他兒子隋煬帝比可不一樣。隋文帝比較節儉，經過了那麼久戰亂，休養生息。搞得還是比較好的。但他兒子隋文帝就不，一繼位大興土木，開鑿運河，並三徵高句麗。使得百姓又變得名不聊生。隋煬帝不是昏君，卻是個暴君。隋朝滅亡跟他的所作所為直接關係。但不可否認他對中國發展的成績。

其實說起來很簡單，每個朝代開創之初的制度設計都會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然後進行改革，這些制度在建立之初都是利大於弊的，但是隨著時間發展，大家玩熟了套路，制度的弊端也就出現了，不說別的，就拿西方的議會制來說，創立之初是為了防止當政者一家獨大，然後相互制約，相互監督。但是執行到現在，變成了各大財閥操控選舉，另外，議會制也會導致行政效率的低下等等，一個制度的弊病會在執行中不斷放大，直到最後把一個國家滅亡，所以歷史上你看中興的國家必然都有變革，但是成功的變革實在太難，一是改革必然會侵犯別人的利益，二是，變革難免有暈招。

這個問題是有道理。

第一，一般開國皇帝個人能力比較出眾，他們往往能在前朝滅亡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制定新的制度。這些新制度帶有濃烈的個人色彩

第二，開國一般都有既得利益群體，或者在新制度下形成新的利益群體。這部分群體對開國皇帝的制度理解很透徹，能利用政策的漏洞來發家致富，形成強大的實力。

第三，這些利益群體利用這些政策漏洞，不希望改革。而經過朝代的更迭，人口的大量減少，往往前期開國皇帝又都有大能力，制定的政策以恢復民生為主。所以這些政策具有迷惑性，後面的皇帝對自己祖宗的政策無法更改（一部分是能力變弱，一部分是利益群體太強大），再加上忠孝治國，祖宗的法都是成法，不能輕易修改。比如明朝東南文人就利用朱元璋片帆不得下海的政策，鑽政府的漏洞，有明一代，除了朱棣，其他皇帝都沒能推翻。

第四步，朝廷失血過多，堵也堵不住。因為我們又是農耕民族，鄙視工商，隨著社會發展導致土地越來越集中，最終民眾活不下去造反，朝廷局勢糜爛，最終滅亡。

還有就是不得不說，歷來的朝廷都是家天下，為了強調朝廷的權威性，實行的都是愚民政策。這種自上而下構築的政治體系，一旦皇帝不給力，就會被權臣架空。這種體系也導致官員為了往上爬，只要勾結上官就好，對民生大都不注意（重視農桑，卻不重視農民的權益）。吏治的腐敗因為沒有民眾的監督而越發敗壞。我們的民眾是最能忍的民族，這然後就實現魯迅先生的話：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發……然後朝廷就滅亡了。自秦始皇以來，歷來都是先有農民起義再滅亡的

兩個特殊例子，100%開國亡國相似度

1、忽必烈皇后察比厚待宋後，朱元璋厚待俘虜的元朝皇室子孫

元十三年（1276年）平定宋朝，宋幼主趙昺到上都朝見元世祖，元世祖大宴群臣，眾皆歡樂。察必沉默不語，元世祖問她：“我今平定江南，自此以後不再興兵打仗，大家都欣喜若狂，唯獨你不高興，是何緣故？”察必跪奏道：“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將來能使我們子孫不像宋朝皇帝那樣成為亡國之君就幸甚了。”

元世祖在大殿上陳列著從宋朝府庫中得來的各類珍貴物品，召察必來觀看，察必看一遍就走了。元世祖遣宦官問察必想要什麼，察必說：“宋朝歷代皇帝貯存這許多東西留給子孫，而子孫保不住，盡歸我朝，我怎忍心取走一物！”這時宋太后全氏被俘，送至大都，但不習慣北部風土，察必多次奏請放宋太后全氏回江南，元世祖始終不允，認為放他們回去，若有流言蜚語，會殺他們全家，這不是愛他們而是害他們，要愛他們，就把他們安置在京師，加以撫卹。此後，察必更加厚待宋太后。

後來元被明朝滅掉、明太祖實錄上記載朱元璋拒絕了李文忠和楊憲奏請“讓元皇室子孫行獻俘禮”朱元璋可能考慮到他們是前朝遺屬，從政治角度出發，採取了善待元朝皇室的懷柔政策，誇獎前朝，並將已被俘虜的元朝皇室子孫送回去，以示寬厚和拉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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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操對漢獻帝狹天子以令諸侯，最終曹丕奪取漢室江山；不足100年，司馬懿的子孫以複製同樣手段對付曹操的第4、5、6代孫，成功奪權。

當然是有關係的。尤其是那些國祚長遠的朝代，開國者往往都決定了整個朝代的基調。

比如開周八百年的周武王，實行了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將整個國土劃分為了諸侯割據的小國，因此才有了春秋戰國混亂的時代。

朱元璋（電視劇劇照）

李世民

趙匡胤

宋代的趙匡胤，因為制定了“祖宗之法”，比如不能殺士大夫，重文輕武的政策之後，宋朝三百年才會在軍事上處於落後的地位。還有明代的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大權集於一身，才有了明代末期昏庸皇帝的出現。

為什麼一個朝代的開國之君能奠定一個王朝的基調呢？第一，是因為在中國文化裡面，有一個“敬天法祖”的觀念，華人對於祖宗是很崇敬的。祖宗之法不可變，成了傳統中國的一個傳統。其實，有些人說這是當時人愚昧的表現。我倒是覺得不能這樣看。我們知道，古代科技不發達，不像現在，前幾年還沒有微信，結果現在微信都可以付款了。在古代，假如你跳躍200年，可能你的還能跟上當時人的生活節奏。此外，每個朝代的開創之君都是有大智慧，高超手段的。不然他也不可能脫穎而築，開創一個朝代。所以，那個時候的人，自然相信偉大的祖宗說的都是對的，自己照著做就是了。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歷史週期律的關係。其實，我們看整個中國歷史會發現，每一個短的朝代後面都會跟一個長的朝代。比如，秦漢、隋唐等等，每一個大朝代的開創君主都會反思前朝失敗的教訓，他們要反其道而行之。比如，隋煬帝窮兵黷武，追求奢華的享受，唐太宗呢，就追求勤儉節約。五代十國時期，武將地位太高，趙匡胤呢，就抑制武將。所以，很多政策就會出現極端的傾向。慢慢的，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這些極端的傾向就會出現問題。

由此來看，開國之君埋下滅亡的種子是有一定道理的。

當然是有一定的道理，雖然並非是絕對，但是卻也言之有理，

開國皇帝一般來說都是具有著足夠的威信，他們是在刀山火海里，在腥風血雨中而奪得的天下，因此創業的艱辛他們是有著獨特的體會的，自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對自己的江山會考慮周祥，如何才能開創出鐵桶一般的山河。

深思熟慮之後，他們會從自我的體會中考慮到哪些事情應該要防備，而哪些事情又應該要提倡，行之有效的建立一條條所謂的太祖制度來規定後世之君的舉措，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其萬里河山國祚綿延。

如秦始皇嬴政雖然是繼任之君，可是其豐功偉績要說是開國之君也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始皇為了大秦的江山二世三世乃至於萬世，他收歸天下之兵聚於咸陽，並鑄十二銅人之像，開疆拓土南服百越，北壓匈奴，連線燕趙秦三國之萬里長城，阻擋草原異族，此可謂是為大秦國祚綿延而驅逐一切障礙，可是卻也濫用民力，無休止的驕奢淫逸，大規模奴役天下，固若金湯並非是外在，秦二世時就因為政策的嚴苛，沒其父的雄才，卻在享樂貪玩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延續著秦法的嚴苛，暴政之下，最終導致了秦的滅亡。就如杜牧那句“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實在是道出了秦的暴政和腐敗。這在一定程度上秦始皇決定了秦的滅亡，短短15年就分崩離析令人唏噓！

劉邦建立西漢，他深知到開國功勳的強勢，也知道異性諸侯王的不可一世，無論是韓信、彭越還是英布都是手握重兵，軍中威信十足的大將，為了防止自己一命嗚呼之後，有人會趁機奪權造反，劉邦於是羅織罪名，以迅雷之勢剷除了異姓王的威脅，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可是接下來他又分封劉氏諸侯，由他們一起保護劉氏江山永固，還特地殺白馬盟誓，“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誰曾想漢景帝時期因為削藩而引起七國叛亂，天下也震恐。此後也就順利的消除了劉氏諸侯王的威脅，西漢帝國也平穩過渡。不過縱觀兩漢王朝，從劉邦開始，就有後宮干政的例子，呂后、竇太后等西漢還算好點，到東漢那就是外戚和宦官的時代土壤，直至到東漢末年董卓入京，東漢也就名存實亡。

西晉是司馬懿建議，九品中正制也是士大夫階層和士族大家鼎立支援的政治平衡產物，縱觀西晉簡直就是烏煙瘴氣，到東晉半壁江山，也是由南方士族的背後渲染，王與馬共天下之說的盛行就可見一斑。

隋朝的短暫在一定程度上和秦朝有些類似，沒曾想楊堅千古帝王，勤儉節約，一心為江山社稷，廢楊勇立楊廣，最終卻遺憾終生，楊廣在一定的程度上繼承了隋文帝的雄才，延續了科舉制度，三徵高句麗，都是繼承楊堅的遺志，也是其戰略眼觀的展示，可是無形之中役民過重，天下反叛不斷，38年而隋亡唐興。

唐朝是太宗皇帝征戰天下的結果，對待文臣武將也多是寬容大度，縱觀唐的武力值和文化相容性這在唐初期就已經決定了，唐之所以能比肩漢至輝煌，實在是其尚武之風，其文明的高速發展，一個國際性的王朝，那麼一開始就以戰開國，強勢而霸氣且血性十足的風格貫穿了整個唐帝國。

宋是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以及杯酒釋兵權的結果，他深知武將的威脅，因此宋朝是重文輕武的，武將地位低下，這令得宋的國祚綿延，可是卻也使得宋的國防軍事低下不堪，無論是對遼、對金還是對蒙古幾乎都是慘敗的屈辱，權謀太過盛行而陽謀卻被掩蓋，如此王朝經濟、文化都首屈一指，可是軍隊卻不堪之極，縱觀兩宋320載，名將不少，可是卻備受掣踵，無力施掌，難怪岳飛會寫下《滿江紅》悲壯的詞句。

元朝就不說了，雖然強橫一時，卻沒有相應的政治體系和措施，靠武力靠鎮壓是不可能長久的。

明朝朱元璋對待功臣的方法和劉邦是很類似的，他也不信任功勳，於是才有了皇子守邊疆的策略，分封兒子，最終的結果是開國元勳的威脅不再，可是來自於自家叔叔們的強勢卻是令建文帝不勝其煩，燕王朱棣、寧王朱權都是手握大兵的王爺，最終靖難之役，建文帝下落不明，而朱棣登頂天下中樞。

因為是造反而得來的天下，所以朱棣對旁人都不太信任，就這樣錦衣衛和太監也就慢慢的冒頭了，九邊作為明帝國的邊界，是駐守的要害之地，朱元璋用了屯墾的方法，平時為民，戰時為兵，卻蓋不過時間的流逝和政治的轉變，直到明末九邊雖然精兵不少，卻也多有空餉和糜爛的軍隊腐蝕之味，成為了明末餉銀的毒瘤和經濟的無底洞。

再說說朱元璋因為憎恨官僚地主，所以發放的工資很是低廉，這一度引起了官員的貪汙習性，既然嚴苛律例也難以有更大的效果，所以明之腐敗也是一時無兩。

咱們說說清朝，八旗入關，對於漢人是極為的提防，生怕漢人會有一天起義反叛，所以漢人的地位一直不高，直到清末才有所改善，但是縱觀滿清一直都是以殖民者的身份而高高在上，終究還是在漢人的起義聲中而亡。努爾哈赤本來就是以對明廷的恨來起義的，也是一種八旗的奴隸制制度，是為了推翻而推翻。

秦強於法而亡於法，漢起於民而亡於民,晉起於政變而亡於政變,隋源於奪權而亡於奪權，唐強於軍而亡于軍，宋富於文而亡於文，元奪天下靠馬而亡於馬，明起於民而亡於民,清起於新軍而亡於新軍，民國起於民心而亡於民心

有一定道理，但說法有片面之處。

我認為各代開國皇帝的國策並無不妥之處，滅亡在於個人與後世子孫的曲解。千古一帝秦始皇以法治國合情合理，但是卻嚴刑峻法加之秦二世的荒淫無道致使秦國迅速滅亡；漢高祖劉邦因重用外戚發家，最後也是被外戚干政和宦官專權亡的國；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他非常忌憚有人效仿所以重文輕武，導致了宋朝軍事羸弱以致滅亡。

雖說開國皇帝對一個王朝方方面面的導向性很強，但並不是所有王朝滅亡的原因都要怪罪到開國帝王身上。更多的是國家態勢在不斷變化，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政策並沒有及時調整，不能夠做到與時俱進，或者是錯誤的改進甚至是被全盤否決掉，需要辯證的看待歷史成因。

是的，很有道理。

無論是漢，是唐還是明，許多答主都舉了例子了。我這邊換個角度來說明下這個問題，談一談影響這麼大的原因。

忠孝是中國歷史上兩個非常核心的理念。所謂忠，是對君主和上級的服從，所謂孝，是對父母長輩的服從。二者一起共同構成了古代士大夫的核心價值。但是有一個朝代，略有不同。

李密在他的陳情表裡說：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這裡的聖朝就是代魏滅蜀吞吳統一三國的那個晉。終晉一朝，只敢言忠，不敢言孝。魯迅說：“因為（晉）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不僅如此，晉朝開國皇帝司馬炎的父親司馬昭更是臭名昭著。曹丕的孫子曹髦，看出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帶著一群小弟討伐司馬昭，最終被當場殺死。司馬氏也開了公開弒君的先河。正因為晉朝開國如此不正，所以只能以“孝”作為立國的最高價值觀了。

晉末五代十國那個年代，是中國歷史最黑暗的時代，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數。司馬氏輕忠而重孝，難免自食苦果。西晉滅亡和東晉臨終，很少有人為國捐軀，這種現象跟宋末、明末完全不同，原因就在這裡了。

每個王朝的建立，都有自己的道路，不同的道路，也就有不同的經驗教訓。新的王朝，就會按照新的經驗教訓，定出新的規範來。傳至後代子孫，威望自然是比不上開國的祖宗的，那麼，這些規範，就成為歷史的包袱，再也改不了。我們看到，每一朝每一代的改革者，鮮有善終的，就是因為改革觸及的那些利益集團，是有著因開國而來的祖宗之法給的大義加成的，甚至是環境越惡劣，就越從原教旨裡找答案。滿清不可能廢除滿漢不平等的祖宗成法，大明也不能投降納貢，必須君王死社稷，這都是一個道理。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談社會改革，還是放開心胸，拋開偏見。以務實發展為要務，不能掉了價值的書袋子。

個人觀點，朝代的滅亡與開國皇帝幾乎沒有關係，如果非要說有，那麼無非是開國皇帝留下來的祖訓，比如宋朝重文輕武，明朝宦官亂權，清朝滿人專橫攬權，掠奪土地，視漢人為下等人。但其實朝代更迭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由於體制的僵化導致利益分配不公，民不聊生，最後百姓造反，所導致的。所以說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有一個公平，合理的財富分配製度。

俗話說：“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從歷史上歷代王朝興起和衰落來看，一般還真是他們的王朝怎麼得來的還要怎麼還回去宿命，如：

一、秦朝：

武力征討六國一統天下；

被六國聯軍征討而亡；

二、西漢：

打敗曾經的東家項羽一統天下；

東家被管家王莽篡奪皇權而亡；

三、東漢：

劉秀打敗東家更始帝劉玄一統天下；

漢獻帝被管家曹丕廢除而亡；

四、曹魏：

逼迫東家讓位而得天下；

被管家兵變逼迫讓位而亡；

五、西晉：

兵變逼迫東家讓位而一統天下；

被“八王”兵變引發戰亂而亡；

六、隋朝：

發動宮廷兵變一統天下；

被髮動宮廷兵變而亡；

七、唐朝：

發動兵變而一統天下；

被朱溫發動兵變而亡；

八、後周：

發動兵變而得天下；

被趙匡胤發動兵變而亡；

九、宋朝：

1.發動兵變逼死幼主而一統天下；

2.元兵征討逼死幼主而亡；

(宋朝有些曲折，變數也多但總體還是基本上沒有脫離怎麼得到的就怎麼失去的主線)

十、元朝：

武力征討而一統天下；

被武力討伐而亡；

十一、明朝：

武力征討而一統天下；

被李自成征討而亡；

十二、清朝：

靠武力威懾而一統天下；

被袁世凱武力威懾退位而亡；

……

由上述各個朝代興起和滅亡的形式來看，基本上也驗證了樓主的觀點，開國皇帝怎麼得到江山的，末代皇帝就會怎麼送出去，歷史其實就像一個輪迴，看不出公道，卻也不偏向誰，也叫吃了人的給人吐出來……

縱觀唐宋以來的各個朝代，開國皇帝都擁有遠超常人的智慧和眼界，制定的每項國家大政方針和政策推動國家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使得國家日益繁榮。唐朝時邊疆難以鎮守，軍事活動十分頻繁，於是設立了節度使來管理，為後來的安史之亂埋下了伏筆。節度使有趣之處在於:節度使掌握當地的軍政大權，本身就是名不副實的小國王，到了安史之亂爆發，中央政權竟然無兵力抵抗，最後向少數民族借兵才鎮壓了叛亂。而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為避免唐末蕃鎮割據的情況，採取重文輕武的治國方略。最終導致了政治上冗官冗兵嚴重，軍事上持續積弱，最終被異族鐵蹄野蠻入侵而滅國。華人崇尚古人，守成不變的心態，使得開國皇帝的制度能一直延續到滅亡，所以說開國皇帝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朝代滅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