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慶是構建社會秩序的模式，是社會的鏡子。歷史上，節慶還被賦予了儀式般崇拜的力量，是社會公約的傳統象徵。自古以來，華人都特別重視過節，尤其對官員過節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或規定，有的形成制度，有的則形成風俗。

普天同慶，節慶旨在和諧

　　先民往往把節慶和祭祀等大事聯絡在一起。作為官員，更重視節慶中的儀式。一年之計在於春，古人非常重視春節。自周代起立春日迎春，是先民必須舉行的盛大節日活動，因此立春又叫春節。周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去東郊迎春，祈求豐收。回宮後要賞賜群臣，施惠兆民。

　　《禮記·月令》中還提到八蜡節，這個標誌實際一年終結的節慶，“國之人皆若狂”，就是一個報恩的節慶，要獻祭各種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物體向神報恩，“以萬物報萬物”，每個人都要參與，天子、諸侯使臣、大臣等分主、賓兩組，代表兩種相反的宇宙力量，輪流向對方敬酒，人們相信這能促成全面的和諧。

　　歷代都有很多祭祀山川的節慶，人們相信，山川是國家統治力量得以施行的代理者，自然界的混亂不過是人類社會混亂所導致的後果，“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出於向山川表示尊崇，或者慶祝、祈禱風調雨順，官方都會組織節慶祭祀活動。

　　節慶的儀式感還體現在朝拜上，節慶朝拜儀式比平時隆重十分。周朝講禮儀，正月初一早上，各路諸侯與文武大臣會集殿廷，向周天子拜賀新年；漢代則稱之為“朝賀禮”；經魏晉至唐宋，直到清末，此儀式世代傳承，規模之盛大熱烈，堪稱空前。這種儀式就是團拜。

　　官員同事間、親友間過年也講團拜。宋代尤其流行，王十朋《元日》詩中寫道“弟兄團拜處，歸去願成行”。《朱子語類》說：“團拜須打圈拜。”周必大《青城小語慶新陽》題記中說：“記去年館中團拜人，今作八處，感嘆成詩。”

　　除了過年，其他重大節慶，帝王也會大宴群臣，如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詩序》中記述皇宮端午日盛況，召來臣僚，大張筵席，“廣殿肅而清氣生，列樹深而長風至”。目的都是為了營造一種團結祥和的氛圍。

守土有責，過節並不輕鬆

　　在古代，中央包括首都高階官員，初一不得休假請假。守土有責，地方長官在春節期間嚴禁離開衙門回老家。這個規矩斷絕了地方官回老家過年的可能性，如果想跟家人團聚，地點只能在單位。唐朝著名田園詩人韋應物，寫過一首《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大意是說：我自從做了縣長之後，每年春節都沒回去過。我在衙門裡感到很冷清很無聊，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與家人見面。

　　地方一般公務員，才有特殊福利，每年臘月二十“封印”，停止辦公，回家過年省親，與家人聯歡，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趕回衙門“開印”辦公就行。

　　過節往往是朝廷察民風的極好時期，中央往往會派出巡視組，如元康四年春正月，漢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

　　官員值班是鐵律，《南部新書》記載，唐代御史臺很會欺負新來的同事，凡新入職的官員，新年過節的值班任務往往就交給他們了。沈括《夢溪筆談》中說，朝廷掌管文書事務的翰林館閣，每天需要一人輪流值夜班。宋神宗時太子少保李端願，每到過節“必置酒高會”，有一次，竟然把輪到值夜班的翰林學士孫巨源喝到醉死。

　　宋時百萬人口的杭州城配置有五六千名專職的消防官兵，每二三百步設一個巡察火警的哨崗，政府在元宵夜會加強巡警，“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奸盜”。凡熱鬧人多之處，皆點巨燭、松柴照路，亮如白晝，還有大量兵卒巡邏站崗。

　　民國初規定不論是除夕還是大年初一，政府各個機構都要正常上班。若是發現有公務員不在崗，他可能就要下崗了。

清廉過節，杜賕謁之路

　　百姓每到過節都喜歡給親朋好友送禮，聯絡感情，但古時也有法律規定，官員逢年過節的人情往來是不允許的。

　　《魏書·刑法志》記載：“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什麼叫“義贓”？南宋學者胡三省解釋：“義贓，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義贓”，與直接貪汙受賄所得的“正贓”相對應。有了這規定後，“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官員們不得不趕緊收手，行賄送禮之路幾乎斷絕。

　　《唐律》規定：官員受賄“五十匹流二千里”，行賄“罪止杖一百”。這裡自然包括了過節收送禮物。宋朝效法唐律，但對收取“生辰綱”這樣的“生日禮”，似乎並沒禁止，更未入罪。但理宗時真德秀說，乾道、淳熙年間，“有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恥。”

　　金世宗時有法規定生日接受饋獻，應當免官。但實際處分因人而異，官階高的沒事，低的就受懲。這種情況引起了世宗的忿然：“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元朝將最容易被視為“人之常情”的生日、節日收禮行為入罪，不再侷限於平常職場上的收禮。據《禁治察司等例》規定：“不得因生日節辰、送路洗塵，受諸人禮物，違者以贓論。”古今常見的生日禮、節日禮、接風洗塵禮，一概禁收。

　　康熙時期為整頓春節鋪張浪費和腐敗現象，明禁送禮之風，要求大小官員的各家府第前都要張貼一張公約：“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餘閒，應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歲元旦為始，不賀歲，不祝壽，不拜客，有蒙賜顧者，概不接帖，不登門簿，亦不答拜。至於四方親友，或謁進，或遊學，或覓館來京枉顧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門簿，不敢答拜，統希原諒。”

　　歷史表明，節慶風俗清廉的時候，政治就清明；相反，政治越腐敗，節慶賕謁之路就大開。《後漢書·梁冀傳》記載了權貴的看門人受賄千金：“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想來令人驚訝。

與民同樂，但必須幹正事

　　過節，對古代官員來說，並不清閒，除了與民同樂外還得幹正事。據《後漢書》和《太平御覽》等史料記載，漢朝官員在節慶中，要麼去充電進修，如宋均“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要麼下地從事勞動，如尚子平“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食飲”。要麼社會實踐，如蔡倫“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科學家張衡認為除夕觀察天象是一年中最寶貴、最重要的一夜。因此，他一生中除夕都是在觀察天象中度過的。

　　官員當然可以適當地放鬆休息，但不能肆無忌憚地娛樂，過節中官員賭博、逛街等娛樂行為都可能在節後被言官參上一本。

　　到了唐宋以後，官場風氣雖然有所變化，但仍然以“豪富郎日出遊戲”為鄙事。《宋史》記載，王安石為相時，就愛干涉官員們在新年假日裡的娛樂，“時汴京員吏好因元正沐遊戲市裡，為百姓所患。介甫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在大過年外出遊戲碰到王安石就會倒黴。

　　宋代開封府刑獄機構會在元宵節期間利用燈飾、影象演繹獄戶故事或陳列獄具等表演審犯人以普法；臨安府每至傍晚還要差人到各家各戶詢問，點燈的油燭是否夠用，若不夠，官府“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到了放燈最後一夜，臨安府尹要出來拜會市民。

　　官員過節不幹正經事，就有違官員“為民父母”這一道德形象。《能改齋漫錄》記載，宋代章郇公愛好賭博，“作正字日，元正休與丁晉公博。……約明年復博”，沒想到節剛過完，就被監察御史狠狠地參了一本，說他“為帝侍，元正應祈福於帝，獨迷博，非諍臣也”。因此，古代有些官員不僅過節時訪貧問苦，而且還扶犁親耕，更重要的是，其行事比現代人低調得多。

　　節慶假日多了，容易使官員渙散，影響工作效率。包拯給宋仁宗上表，稱“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只給假五日”。戲文裡的包大人確實就是日斷陽、夜斷陰，忙得四腳打轉，就是節慶中也總想著不讓他那虎頭鍘閒著。

　　清代各級地方官員在春節前後都開展“訪貧問苦”、“扶犁親耕”、“鞭打春牛”等活動，還規定，滿族官員一律不準登臺唱戲，改裝潛入戲園看戲者，要革職或流放。

自娛自樂，但更重視情調

　　在不鋪張浪費的前提下，官員也搞些小情小調，把節日過得更加豐富，更加有趣。

　　唐朝詩人盧照鄰過年期間獨自去野外尋找樂趣，“歸休乘暇日，饁稼返秋場”，白居易是“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每到春節會把一年來寫的詩抄錄一遍，把詩稿放在一個盆裡，然後焚香禱告之後，燒掉詩稿。《唐才子傳》載，每年除夕賈島“必取一歲所作置於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終年苦心也！’”。

　　宋代寬鬆的節慶假日，促進了官員的文化娛樂。陸游記述他年輕時為官“少年從宦地，休日喜無涯。坐上強留客，街頭旋買花”。一至節慶假日，便喜之不盡。蘇東坡也一樣喜歡在節慶假日間泛舟江上，“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賦》就是這樣寫出來的。蘇東坡常在筆耕中度過除夕，“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是。餘官於歧下，歲暮思歸不得，故以此三詩，以寄子由”。“思歸不得，至春節過，寫詞達旦不眠。”（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節慶，是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範疇，在這些學者眼裡，節慶是構建社會秩序的模式，是社會的鏡子。歷史上，節慶還被賦予了儀式般崇拜的力量，是社會公約的傳統象徵。自古以來，華人就特別重視過節，而且不同的人群對過節的重視又各不相同，民間有句俗話，小孩盼過年，大人盼插田，就是如此。那麼古代的官員是如何過節的呢？

　　守土有責 過節並不輕鬆

　　 在古代過春節時，中央包括首都高階官員，初一不得休假請假。先守歲，再打個小盹兒，凌晨就得穿戴整齊，頂風冒雪，披星戴月，往皇宮趕，開“正旦大朝會”：百官給皇帝拜年(朝賀)。

　　 朝會時間往往很長，還有外事活動，接待四方屬國使臣。高階官員散會後還得陪皇帝開會和耍樂子，陪吃。總之比平常更累，以至於唐德宗受不了，改成單號上朝，雙號休假。

　　 地方長官在春節期間嚴禁離開衙門回老家。這個規矩斷絕了地方官回老家過年的可能性，如果想跟家人團聚，地點只能在單位。唐朝著名田園詩人韋應物寫過一首《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大意是說：我自從做了市長之後，每年春節都沒回去過。我在衙門裡感到很冷清很無聊，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與家人見面。

　　 地方一般官員，才有特殊福利，每年臘月二十“封印”，停止辦公，回家過年省親，與家人聯歡，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趕回衙門“開印”辦公就行。《南部新書》記載，唐代御史臺很會欺負新來的同事，凡新入職的官員，新年過節的值班任務往往就交給他們了。

　　 宋時百萬人口的杭州城配置有五六千名專職的消防官兵，每二三百步設一個巡察火警的哨崗，政府在元宵夜會加強巡警，“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奸盜”。凡熱鬧人多之處，皆點巨燭、松柴照路，亮如白晝，還有大量兵卒巡邏站崗。

　　 明清時期規定全年三個主要的節慶，即春節、冬至和皇帝誕辰。民國初年，不論是除夕還是大年初一，政府各個機構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時，若是發現有公務員不在崗，他可能就要下崗了。

　　 過節往往是朝廷察民風的極好時期，中央往往會派出巡視組，如元康四年春正月，漢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

　　清廉過節 杜賕謁之路

　　 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民間百姓每到過節都喜歡給親朋好友送禮，聯絡感情，但古時也有法律規定，官員逢年過節的人情往來是不允許的。

　　 《魏書·刑法志》記載：“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什麼叫“義贓”？南宋學者胡三省解釋：“義贓，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義贓”，與直接貪汙受賄所得的“正贓”相對應。有了這規定後，“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官員們不得不趕緊收手，行賄送禮之路幾乎斷絕。

　　 《唐律》規定：官員受賄“五十匹流二千里”，行賄“罪止杖一百”。這裡自然包括了過節收送禮物。宋朝對收受屬地官員禮金的處罰，效法唐律，但對收取“生辰綱”這樣的“生日禮”，似乎並沒禁止，更未入罪。但理宗時真德秀說，乾道、淳熙年間，“有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教為恥。”

　　 金世宗時有法規定生日接受饋獻，應當免官。但實際處分因人而異，官階高的沒事，低的就受懲。這種情況引起了世宗的忿然：“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元朝將最容易被視為“人之常情”的生日、節日收禮行為入罪，不再侷限於平常職場上的收禮。據《元典章·臺綱卷·體察》記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禁治察司等例》規定：“不得因生日節辰、送路洗塵，受諸人禮物，違者以贓論。”古今常見的生日禮、節日禮、接風洗塵禮，一概禁收。

　　 康熙時期為整頓春節期間鋪張浪費和腐敗現象，明禁送禮之風，要求大小官員的各家府第前都要張貼一張公約：“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餘閒，應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歲元旦為始，不賀歲，不祝壽，不拜客，有蒙賜顧者，概不接帖，不登門簿，亦不答拜。至於四方親友，或謁進，或遊學，或覓館來京枉顧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門簿，不敢答拜，統希原諒。”

　　 歷史表明，節慶風俗清廉的時候，政治就清明；相反，政治越腐敗，節慶賕謁之路就大開。《後漢書·梁冀傳》記載了權貴的看門人都累千金：“遊觀第內……鳴鐘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想來令人驚訝。

　　與民同樂 但必須幹正事

　　 過節，對古代很多官員來說，並不清閒，除了要參加國家規定的各種儀式聚會，還要講求與民同樂。據《後漢書》和《太平御覽》等史料記載，漢朝官員在節慶中，要麼去充電進修，如宋均“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要麼下地從事勞動，如尚子平“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飲食”；要麼社會實踐，如蔡倫“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

　　 官員當然可以適當地放鬆休息，但不能肆無忌憚地進行娛樂，過節中官員賭博、逛街等娛樂行為都可能在節後被言官參上一本。

　 到了唐宋以後，官場風氣雖然有所變化，但仍然以“豪富郎日出遊戲”為鄙事。《宋史》記載，王安石為相時，就愛干涉官員們在新年假日裡的娛樂，“時汴京員吏好因元正沐遊戲市裡，為百姓所患。介甫(王安石的字)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王安石在大過年的時候一旦碰到這種事，會干預到讓當事官員感到內心有愧。

　　 宋代開封府刑獄機構會在元宵節期間利用燈飾、影象演繹獄戶故事或陳列獄具等表演審犯人以普法；臨安府每至傍晚還要差人到各家各戶詢問，點燈的油燭是否夠用，若不夠，官府“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到了放燈最後一夜，臨安府尹要出來拜會市民。

　　 官員過節不幹正經事，那就有違官員“為民父母”這一道德形象。《能改齋漫錄》記載，宋代章郇公(章得象)愛好賭博，“作正字(秘書省)日，元正休與丁晉公博……約明年復博”，沒想到節剛過完，就被監察御史狠狠地參了一本，說他“為帝侍，元正應祈福於帝，獨迷博，非諍臣也”。這個章先生被上綱上線扣了一大帽子，還無法辯解，因為賭博總是有失臣子體統。因此，古代有些官員不僅過節時訪貧問苦，而且還扶犁親耕，更重要的是，其行事比現代人低調得多。

　　 清康熙年間，高以永調任內鄉縣，正值戰亂剛過，莊稼荒蕪、經濟蕭條。高以永深入基層調研，每個春節前後，他都充分利用“封印”之機下鄉微服私訪，問百姓之苦、解百姓之憂。清代各級地方官員在春節前後都紛紛開展“訪貧問苦”“扶犁親耕”“鞭打春牛”等活動，還規定，滿族官員一律不準登臺唱戲，改裝潛入戲園看戲者，要革職或流放。

　　 節慶假日多了，容易使官員渙散，影響工作效率。包拯給宋仁宗上表，稱“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只給假五日”。戲文裡的包大人確實就是日斷陽、夜斷陰，忙得四腳打轉，就是節慶中也總想著不讓他那虎頭鍘閒著。

　　先民往往把節慶和祭祀等大事聯絡在一起。作為官員，更重視節慶中的儀式。一年之計在於春，古人非常重視春節。自周代起立春日迎春，是先民必須舉行的盛大節日活動，因此立春又叫春節。周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去東郊迎春，祈求豐收。回宮後要賞賜群臣，施惠兆民。

　　《禮記?月令》中還提到八蜡節，這個標誌實際一年終結的節慶，“國之人皆若狂”，就是一個報恩的節慶，要獻祭各種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物體向神報恩，“以萬物報萬物”，每個人都要參與，天子、諸侯使臣、大臣等分主、賓兩組，代表兩種相反的宇宙力量，輪流向對方敬酒，人們相信這能促成全面的和諧。

　　歷代都有很多祭祀山川的節慶，人們相信，山川是國家統治力量得以施行的代理者，自然界的混亂不過是人類社會混亂所導致的後果，“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出於向山川表示尊崇，或者慶祝、祈禱風調雨順，官方都會組織節慶祭祀活動。

　　節慶的儀式感還體現在朝拜上，節慶朝拜儀式比平時隆重十分。周朝講禮儀，正月初一早上，各路諸侯與文武大臣會集殿廷，向周天子拜賀新年；漢代則稱之為“朝賀禮”；經魏晉至唐宋，直到清末，此儀式世代傳承，規模之盛大熱烈，堪稱空前。這種儀式就是團拜。

　　官員同事間、親友間過年也講團拜。宋代尤其流行，王十朋《元日》詩中寫道“弟兄團拜處，歸去願成行”。《朱子語類》說：“團拜須打圈拜。”周必大《青城小語慶新陽》題記中說：“記去年館中團拜人，今作八處，感嘆成詩。”

　　除了過年，其他重大節慶，帝王也會大宴群臣，如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詩序》中記述皇宮端午日盛況，召來臣僚，大張筵席，“廣殿肅而清氣生，列樹深而長風至”。目的都是為了營造一種團結祥和的氛圍。

歷史上，節慶還被賦予了儀式般崇拜的力量，是社會公約的傳統象徵。自古以來，華人就特別重視過節，而且不同的人群對過節的重視又各不相同，民間有句俗話，小孩盼過年，大人盼插田，就是如此。那麼古代的官員是如何過節的呢？

守土有責，過節並不輕鬆

我們如今在電視裡經常看到過節時，中央及各級領導總是一幅很忙碌的身影。其實在古代也一樣，中央包括首都高階官員，初一不得休假請假。先守歲，再打個小盹兒，凌晨就得穿戴整齊，頂風冒雪，披星戴月，往皇宮趕，開“正旦大朝會”：百官給皇帝拜年( 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