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明末一位抗清名將忠臣，雖未能守住揚州為清軍所破，但忠貞高尚、鐵骨錚錚、氣節堅定，既沒有貪生怕死臨陣脫逃，也沒有變節叛國背君投敵，選擇了寧死不降、以身殉國，寧可為清軍所殺，也決不會因貪生怕死而做不忠之臣、不孝之子，背上千古罵名而遺臭萬年，寧做慷慨就義的忠貞之鬼。所以史可法也是歷史上忠貞不二、寧死不降、慘死敵手、以身殉明的民族英雄。

史可法是明朝末年抗擊清軍的著名將領，單從保明抗清這一點就可以說明史可法算是一個名族英雄。史可法為官清廉，品德高尚，堅貞不屈，揚州城破後拒絕降清被害，可以說是忠烈之士，他的愛國形象一直被夠人稱讚。

首先，史可法為官期間公正清廉，為百姓做過很多的事，被百姓擁護愛戴，可以說是一個大忠臣，他不貪髒，不近色，品德高尚，這在古代官場中可以說是非常少見的。

第二，在揚州任職時期總覽一切事情，真好當時是清軍攻打明朝，史可法在揚州待了快一年的時間費時費力應該說也能抵擋清軍一陣子，可是他的部下卻投降了清軍，導致清軍一天就攻破揚州。史可法被俘後，體現出來了他的名族氣節，寧死不投降清軍，最終被害，單這一點就可以說史可法是位英雄。

但是史可法他為官比較死板，當時揚州城外有樹林，曾有人建議史可法把樹砍掉，一是可能會被清軍做成扶梯，二是影響觀察敵情，史可法沒有砍掉，這可能也和揚州成破有關係吧。

史可法雖然為官清廉正義，但是有一些迂腐，不知變通，優柔寡斷，導致了錯過很多機會，如果說他能靈活一點的話也有可能會改變一下明朝的局勢。總之史可法雖然說是一天破城，但是他高尚的名族氣節，寧死不屈的獻身精神值得人們稱讚，我覺得史可法是個英雄。

史可法忠烈、英勇，但我認為他不是英雄，主要是他身上的短板太深了。

他這個人，缺乏急智，戰略觀、大局觀都有很大的缺陷。

《三國志》評價陳宮就是“無急智”，放在史可法身上也是一樣。

崇禎皇帝死後，南京要立新君，史可法認為潞王朱常淓合適，馬士英認為朱由崧合適。當然事後看確實朱由崧很不合適，但當時朱由崧作為神宗皇帝朱翊鈞的孫子，是具有極大的排位優勢的，史可法如果認為他不行，要不就用雷霆手段首先擁立朱常淓，要不就收起對朱由崧的不滿專心輔政。結果史可法先是與馬士英商量，以致錯失時機，隨後又被排擠出中央，失去了決策地位。

而且，最重要的，馬士英聯合江北四鎮擁立，把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即位搞成了需要武將起很大作用，客觀上使得江北四鎮跋扈，為日後的不聽調埋下了隱患。

史可法的戰略觀也有很大問題，南明一開始的國策是聯虜平寇，這個提議的發起者就是史可法，他沒有看到建州吞併全國的野心，南明的短命，其實是弘光朝的國策出了很大問題。

最後他大局觀不行，江北四鎮裡高傑原是李自成的部下，投降了明朝。弘光元年高傑戰死，他的兒子帶領殘兵要認史可法為義父，這是弘光朝中央可以獲得兵權的最後的機會，史可法認為其出身不高，拒絕了對方。於是對方投降了建州。其部下有個叫李成棟的，日後雖然反正了，但也幫建州打下了大半個中國，如果史可法能把這支部隊控制住，南明的整個局勢都將改寫。

史可法的殉國死的慘烈，讓人動容，但他身上的缺點同樣突出，並不能算是英雄，只不過是個非常愛國的一般人。

有時候是不是英雄也是由當時的政治局勢來決定的。從節氣的角度來說，史可法算是英雄。畢竟千古艱難惟一死。史可法確實做到了寧死不屈。但是作為一個高官，作為國家危亡時刻肩負更大使命的高官。他的所作所為其實是讓不合格甚至是災難性的。

明朝自遷都北京後，在南京也保留了一套備胎政府班底，史可法當時是作為南京兵部尚書，是南京政府班底掌握實權的第一人。

在崇禎上吊之後，南京的政府班子由備胎轉正，當時的當務之急是儘快確定皇帝，穩定南明大局。

此時的史可法在選擇帝位繼承人時煩了第一個錯誤。在崇禎三個兒子沒有訊息的情況下，東林黨因為私利不願意立處在繼承順序第一位而且離南京最近的福王朱由崧。史可法作為政府首腦，優柔寡斷，導致江北四鎮武人聯合鳳陽總督馬士英提前以武力為後盾支援福王即位。以史可法為首的東林黨被迫接受現實。但在政府裡不斷的延續明末的黨爭格局。此事也導致馬士英等人掌握了弘光政權大權，武人地位上升，造成事實上的軍閥割據。史可法被迫自請離開南京，督師揚州。

史可法犯的第二個錯誤是看不清形式改變，堅持連虜平寇。

清軍剛入關時力量其實不強，而且主要對付李自成的大順軍。對於南明來說是很好的恢復河南山東等北方失地的機會。可南明當政者以李自成等農民軍為主要敵人。幻想清軍真的是幫助自己復仇的朋友。怕刺激清軍，作為江北軍事力量的主要指揮官。史可法沒有派一兵一卒前去收復失地。反而高傑的部隊去幫助清軍追擊李自成。結果那支部隊還沒到。清軍就揮師南下了。

史可法犯的第三個錯誤是他本身能力不足，然後自暴自棄。

作為督師，史可法控制不了江北四鎮，徒耗國家糧餉。清軍以來，四鎮一槍不發全部投降。然後在清軍兵臨揚州城下時。作為最高長官的史可法居然心灰意冷，不發任何指示，即使屬下要求投降清軍也回答：請自便。當天居然把軍務交給幕僚處理，自己居然放棄了！

揚州堅城只守了一天就破了，對比幾個中下層官員帶著一群老百姓堅守江陰81天的成績。真的可以說作為大明軍事方面的主要官員。史可法是不及格的。

諷刺的是，對史可法評價最高的是他的對手，百年之後的乾隆，乾隆認為史可法和劉宗周、黃道周等人“支撐慘劇，力矢孤忠……足堪一代完人”。請注意，這句話可不是讚揚史可法的能力噢，是讚揚他們為君盡忠的道德的。當時的滿清統治早已穩定。用幾句無關痛癢的話來讚揚前朝能力不足的忠臣，間接提醒自家臣子要注意忠誠，很符合邏輯。

史學家顧城先生認為：“史可法一生只有兩點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潔勤慎，二是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至於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並不值得過分誇張。明清易代之際激於義而死義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為巨星，無非是因為他官大；殊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軍國重務上決策幾乎全部錯誤，對於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算是極為中肯的評價了。

　走上政途

　　史可法，河南祥符（現在開封）人。非常好學，有一次進京趕考，因為窮住在一個破廟裡，一邊讀書一邊睡著了，有一篇寫好了的文章放在桌上。當時正好東林黨的著名人物左光斗也趕到這個廟裡休息。

　　左光斗是幹嗎的呢？這次是調到北京主持科舉考試去的。所以他把史可法叫醒，趕緊隨我到北京考試去吧。這一考，史可法當然就考了第一，然後史可法在北京當了官。

　　後來，左光斗被閹黨迫害，抓進了大牢。

　　這個時候左光斗說，傻孩子，人家正想把我們一網打盡，你不出去我抽你了。

　　到了弘光政權時期，首次商議國策。此時，東林黨內部也有了矛盾。一個說是大舉北伐，一個說是穩住江北，保護江南。主張大舉北伐的有劉宗周、陳子龍，主張我們應該不管南方，他打咱們，咱們也應該打他，先回打北京，再打東北，把滿洲人徹底趕回關外。

　　史可法到揚州的時候，多爾袞給他來信招降，史可法馬上就給多爾袞回了一封信，說了兩個意思：第一，對於吳三桂邀請多爾袞率清軍入關替大明的先帝報仇一事表示萬分感謝。第二，我寧死也不能歸順你，不是為了別的，是為了江山社稷。我是大明朝的臣民，要對大明王朝盡忠。你看他還是很矛盾。

　　這個時候，史可法在南明政權中已是力不從心，被排擠出南京到揚州督師後，根本不能指揮四鎮那些驕兵悍將，因此也無法做出抗清的有效佈置。

　　1645年5月12日，豫親王多鐸進逼揚州，清軍進至距離揚州北邊20裡處下營，史可法當時剛剛從南京渡江回到江北。

　　必死決心

　　當時，清軍兵臨城下，揚州危在旦夕，後果不難預料。這時候的史可法是極為矛盾的。史可法連續給他的夫人寫了兩封信，一封信寫道：“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在他死前四天寫給妻子的第二封信寫道：“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信中流露出他對現實世界的深深厭惡。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時局看得如此清楚。他知道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尊崇的南明朝廷，很快就要滅亡了。

　　由於揚州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之時，多鐸並沒有下令立即進攻。他先後連續寫信五封，派人招降史可法。史可法都是馬上當眾撕毀燒掉，嚴詞拒絕，給多鐸回信：“從來降將無伸膝之日，逃兵無回頸之時。”

　　雖然史可法死志已決，但是他的手下並不是這樣，陸續有人出城逃跑。總兵李悽鳳和監軍高歧鳳帶著本部人馬，出城向清軍投降。面對這些人的出城逃跑，史可法怎麼做呢？他開了一個會，集合全體官兵，訓話。“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

　　史可法將與揚州共存亡，但史可法已經無法保住揚州，揚州城已經是危急萬分。到5月19日深夜，清兵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城上鼎沸，勢遂不支”。5月20日，史可法正指揮軍民堵缺口，大批清兵已經蜂擁著衝進揚州城來。史可法眼看揚州城已經沒法再守，拔出佩刀就要往自己的脖子上舉刀自刎，隨從的將領們上前把這個刀給搶了下來。

　　史可法死了，清軍進入了揚州城，在這種情況之下，揚州城絕大多數人依然沒有選擇投降。

　　揚州十日

　　清軍很生氣，當時清軍的首領多鐸也非常生氣，你這麼一個小城憑什麼抵抗我？於是就有了惱羞成怒下令屠城的“揚州十日”。

　　揚州居民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在清軍入城後隱蔽較深、倖免於難以外，幾乎全部遭遇屠殺，“城中積屍如亂麻”。

　　揚州八十萬人殉難，一方面體現出了戰爭的殘酷性，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者。史可法是一個民族英雄，但是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家，史可法還是稍微欠缺了點。

　　所以在這個時候，有的人就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史可法，你的在天之靈看到正是因為你的抵抗，你所在的城市有八十萬人，隨你而去，你忍心嗎？

　　當時，還有一件事。史可法有個養子史德威。當時也想在戰爭中突圍，沒有突圍成，被人抓住了。抓住以後，豫親王多鐸命令前面殺死高傑的許定國審問史德威。

　　揚州城破後不久，弘光帝逃至蕪湖靖國公黃得功軍營中。劉良佐在降清後，親自帶兵捉拿弘光皇帝。

書生意氣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南京衙門的地位驟然上升，匡扶社稷的重任自然落到南京官員頭上。北京連兵部都沒有了，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自然由此而顯得舉足輕重，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作為兵部尚書，史可法的資訊相當滯後。

　　王朝的生死關頭，史可法的抉擇同樣是進退維谷——崇禎帝自殺，王朝群龍無首，又面臨清軍與民軍的雙重打擊。迅速謀立新君，做出有效的應對，才能避免王朝樹倒猢猻散。南京官員在謀立新君問題上非常敏感，正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史可法表現出的手足無措，直接導致他在弘光朝陷於政治困境。

　　崇禎帝朱由檢身死，三皇子均未逃出，繼位者只能是各地的藩王。以血緣關係講，崇禎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孫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最有資格當選。但桂、惠二王均在廣西，距南京太遠，且均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福王以兄弟關係繼承更為妥當。

　　朱由崧，明神宗朱翊鈞之孫，福王朱常洵之子，崇禎帝朱由檢堂兄，崇禎十六年襲封福王，封地洛陽。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京諸勳貴大臣議立新君。無論就近救急，還是按倫序，排在隊伍前面的，都是朱由崧。

　　究竟是立朱由崧還是立朱常淓，作為南京兵部尚書的史可法，這時的態度舉足輕重。

　　真實的內心裡，史可法認為按倫序迎立福王是對的。於是，史可法又試圖說服東林黨人，放棄迎立潞王。

　　史可法給東林官員講歷史故事，目的是想讓他們不固執己見，但明顯又是兩頭不討好。猶疑糾結的史可法，親自前往浦口，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議。最後，二人達成共識：擁立遠在廣西的桂王。

　　謀劃完了，史可法靜靜地等著好訊息。

　　馬士英雖說也是書生出身，卻沒有一絲書呆子氣。當軍方開始動作，出手謀劃擁立福王時，馬士英果斷轉舵，成為擁立福王的領軍人物。至於史可法那邊，他連個招呼都沒打。

　　“定策”中的重大失誤，是史可法最終在弘光朝退出核心層的根本原因。

　　史可法不贊成福王朱由崧即位，當馬士英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護送福王南下時，諸多官員要麼遠迎到儀徵，要麼迎接到燕子磯，最近的也迎接到南京城外——這是向新主子表現的大好機會。

　　困頓時事

　　史可法出朝督師，實際權力並沒有減少。史可法直接控制的是所謂“四鎮”，也就是南明的軍事主力。

　　史可法雖然有收復失地之志，但實際上“四鎮”均在南京附近，體現的是他消極防守、儲存江南一隅的真實意圖。

　　史可法督師江北時，正值李自成敗出北京，滿清入主京師之時，河南、河北、山東等地一度出現統治真空。滿清兵力不足，無心也無力控制如此廣大的地區，而當地明朝的殘餘勢力，紛紛組織武裝自保，並盼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復失地。史可法駐守與山東接壤的江淮，在不費一兵卒即可收復大片失地時，為什麼按兵不動，還向多爾袞派去“友好使團”？史可法上奏時說：“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

　　壯烈英雄

　　弘光元年四月十三日，清軍至泗州，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當夜渡過淮河。面對嚴峻的形勢，史可法居然驚慌失措。

　　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

　　一日三調，史可法糊塗了，把應廷吉這幫人也弄糊塗了。

　　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里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實際上，史可法節制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部將領已投降了清軍。二十一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也投降了多鐸，他們都在攻打揚州的路上。

　　不主動出擊，那就死守。揚州城西門地形較低，城外高丘能俯瞰城下，又長滿林木，諸將建議砍掉，否則對敵有利，於己不利。史可法說：這是人家的祖墳，我怎麼忍心砍伐？你們認為這裡不好守，我自己帶人守。

　　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岐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人進入揚州城。兩人的意思是劫持史可法，獻城降清。史可法對這一點也非常清楚，但他對二人說：“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岐鳳不好下手，率部出城，史可法就這麼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出城投清。

　　二十四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其下城樓，史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多鐸勸降他，但史可法不從。史可法被俘遇難，之後便是多鐸的屠城。

　　史可法，充滿道德上的優越，與全揚州城的人共同殉難。

弘光元年（清朝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軍大舉南侵。二十四日夜，清軍攻打揚州。次日，揚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清軍勸其投降大清，史可法誓死不從，最終被清軍殺害。《明史》中給予其相當高的評價："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滸，以當南北之衝，四鎮棋佈，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曰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高弘圖、姜曰廣皆蘊忠謀，協心戮力，而扼於權奸，不安其位。蓋明祚傾移，固非區區一二人之所能挽也。”就連清朝乾隆皇帝也在《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中寫道：“史可法節秉清剛，心存幹濟，危顛難救，正直不回。”

史可法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物，在明朝時期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公元1644年）四月初二，從北京傳來了崇禎帝自縊煤山殉國的噩耗。南京作為大明帝國的留都，搖身一變成為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時任南京兵部尚書，手握兵權的史可法，成了這個中心的焦點人物。於是，以史可法等為首的明朝遺臣在南京組建了南明弘光政權，並擁立福王朱由崧（弘光皇帝）為帝。此後一年時間中，史可法擔任督師職務，坐鎮揚州，統籌江北四鎮軍務，為防範清軍南下做準備。

滿清鼎定北京後，逐漸意識到南明不過是隻紙老虎。多爾袞給史可法至書時已將自己封為正統，否認弘光朝廷的合法性並要求其無條件投降。然而史可法接書後居然依舊幻想著透過和平談判來實現“聯虜平寇”偏安江左，可他的回信措辭卻頗為軟弱，惟恐觸怒清廷，僅僅為弘光朝廷的合法性進行辯護，並反覆表達“連兵西討”的願望，企圖在鎮壓大順軍後兩國“世通盟好”。以史可法為首的弘光朝廷一味退縮觀望，苟且偷安、不思進取，錯失良機。

公元1644年十二月，弘光朝廷赴北京的“酬虜通好”使團被清廷扣押。出使失敗，史可法即表示“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可他的軍事部署，卻並不是與清廷為敵，而是配合清軍討伐大順軍。他所派出的高傑（江北四鎮之一），計劃北上開封后便西向滎陽、洛陽進剿大順軍。高傑出師前致信駐紮黃河北岸的清肅親王豪格，一再表達“會使剿闖”。這也充分體現了史可法的意圖---即分道入秦夾擊大順軍，以向清廷表明弘光朝廷並非其指責的那樣“不出一兵一卒”，幻想以此在未來的和談裡給己方增添些許籌碼。

公元1645年正月初十，高傑率部推進至睢州時，遭已勾結清廷的河南總兵許定國暗殺。至此，史可法配合清軍剿賊的計劃功虧一簣。彼時的清廷正重兵雲集陝西，準備送大順政權最後一程。而許定國在暗殺高傑後，不僅沒得到豪格的支援，還被複仇的高部逼得渡（黃）河北逃，如此收復河南、山東失地的良機，史可法卻熟視無睹，匆匆南歸。

公元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清軍圍攻揚州城。危急關頭，困守揚州的史可法一日之內軍令朝令夕改、自相矛盾。而他“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皆已降清）。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試圖自刎卻被眾將攔住。眾人擁其下城，乃大呼：“我史督師也﹗”終被清軍擒住，因拒降而遭殺害。(具體細節可參考全祖望所作《梅花嶺記》）。

史可法誓死不降，抵抗到生命最後一刻，其民族氣節的確值得肯定。正是因此，無數文人墨客不顧史實地對其高光渲染，直至將其送上神壇。

縱觀其一生，作為政治家，其實他的存在感很低，並沒有做出什麼值得肯定的成績。史可法在明朝崇禎年間已官至南京兵部尚書，成為南京首屈一指的高官。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後，史可法也真正進入了權力最中心。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史可法似乎並沒有做好準備。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接連犯錯，導致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史可法一開始打算擁立桂王朱常瀛為帝，還丟擲了福王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個不可立的理由。結果福王在權臣馬士英以及江北四鎮武將的擁立下登基稱帝，史可法被迫接受了這一結果，在此之前他提出的“七不可立”之說，反而成了捏在馬士英等人手中的把柄。

作為軍事家，由於失去“定策之功”，再加上被政治對手抓住了小辮子，史可法不得不自請離開南京朝廷，前往江北督師四鎮官兵。史可法以堂堂內閣大學士身份督師江北四鎮，花了近一年時間，耗費朝廷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結果卻是毫無作為。江北四鎮總兵自恃“天子乃我輩所立”，個個驕橫跋扈，擁兵自重。史可法面臨這樣的局面一籌莫展，只能無奈地在江北四鎮為爭奪地盤相互火拼的時候，充當調解員的角色。清軍南下時，他所節制的江北四鎮官兵在人數遠勝於清軍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卻選擇望風而降。反倒成為了清廷仰仗的滅明急先鋒；他所鎮守的揚州堅守不過一日即告城破。同年閏六月，清軍攻打江陰縣城，江陰典史（無品階的雜官）閻應元和陳明遇、馮厚敦等人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抵抗，反而堅持了八十多天時間！兩者相較，高下自辨。

史可法一生中最大的亮點在於：為官清廉勤勉和堅貞不屈英勇就義。但明清易代之際，守節赴死者何其之多？之所以史可法被供上神壇，是因為他的官階最顯赫。然殊不知官高則任重，身系社稷廟堂之安危，史可法在軍國大任上的決策可謂一步錯，步步錯，因此其對弘光朝廷的迅速敗亡，必須承擔其無可推卸的責任！

因此，說史可法是一位廉潔自律的好官，是一位寧死不屈的抗清英雄沒有錯；說史可法難堪大任，書生誤國也沒有錯，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簡單地用非黑即白來描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清易代之際，寧死不屈的仁人義士其實遠不止史可法一人。僅在揚州之戰中捐軀的就有揚州總兵劉肇基、知府任民育、何剛等，另有血灑疆場的明軍士兵無數。史可法之所以特別被後人追捧，不過是因為他的官階高大，而其餘的那些人籠在他的光環之下，自然就顯得沒有那麼顯眼了。

史可法像

公元1644年（崇禎十七年）3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楨皇帝吊死煤山，以身殉國，明亡。同年，後金打敗李自成進入北京，李自成奔逃陝西。後金（滿清）攝政王多爾滾派多鐸南下進攻揚州，目標是剷除以福王朱由崧為帝的南明弘光政權。進兵的同時，多爾滾寫了一封信，信的名字叫《致史可法書》，收信人史可法，時任南京兵部尚書。

《致史可法書》寫道：國家（滿清）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徵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

《致史可法書》書信格式有如諭旨，以正統自居，否認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並說清朝得天下於李闖王，擊敗李自成是為明朝報仇，要南明感恩戴德，儘早投降清兵。這已經清楚地表明，滿清此次入關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劫掠一番就會退出關內，而是意圖代替被李自成整垮的明朝，以夷制漢，統治中原。此時，擺在中華民族面前的主要矛盾，已經由本民族之間改朝換代的鬥爭，轉變為不同民族之間生死存亡的鬥爭。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作為南明百官之首的史可法沒有意識到這點，沒有成為挽狂瀾於既到，扶大廈於將傾的民族英雄，因為三個致命的錯誤。

第一，聯清滅李，戰略失措。李自成被清兵擊敗奔逃陝西，史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說道：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以此相對應的是，史可法也向多鐸回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契丹和宋，多輸金帛；回紇助唐，不利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今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慮。伏祈全師進討，問罪秦中。

在決定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史可法連對面的主要敵人是誰都還沒弄明白！還夢想著聯合滿清向李自成復仇！不僅稱滿清為“貴國”，還要對方“篤念世好”，渾忘了是滿清對明王朝的襲擾在事實上成就了李自成，其與虎謀皮、抱薪救火之蠢，著實令人不可思議。

第二，猶疑不決，擁立福王。崇禎皇帝自縊後，擁立新君，是史可法面臨的第一要緊事。當時有兩個人選，一個是福王朱由崧，是神宗的孫子；一個是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兒。史可法認為福王朱由崧有七大缺點：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屬、不讀書、干預官吏，傾向於立潞王，並且把福王的七大缺點告訴了風陽總督馬士英。但馬士英與阮大鋮商議，並聯合了操江提督誠意伯劉孔昭、鎮將劉澤清等人，發兵護送朱由崧到儀真，史可法不得已，只好前去迎接。把福王迎回來後，要擁立登基時，吏可法卻又說“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把新皇登基的時間又擱置了十餘天。

儘快擁立新君，宣示大明皇朝正統，舉起反清復明的大旗，本是刻不容緩的大事，但新君遲遲不立，一方面將南明政權的內部紛爭暴露無遺，更加堅定了滿清與大明爭天下的野心，另一方面使北方半壁江山失去了反清的依仗，自毀長城。同時還容易引起明王朝皇子皇孫內部之間的爭鬥，著實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再者，史可法受權臣擎肘，立本不欲立的福王為君，馬士英也將史可法所說的七個缺點向福王告密，則福王登基之後對史可法還有多少信任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第三，失身被俘，生死存疑。弘光元年，清兵進攻揚州，江南重鎮三天失守。可法本擬自刎，可沒刎成，被一名參將擁著逃往小東門，卻被清兵捉住。被俘後，史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史載：遂殺之。可是弔詭的是，覓其遺骸卻找不到。《明史》理由是：天暑，眾屍蒸變，不可辯識。但是，明朝遺老計六奇編寫的《明季南略》則記載史可法縋城出逃。全祖望《梅花嶺記》則說史可法屍骨不知去向，故相傳史可法未死，還提到清朝一方的將領洪承疇也對被俘明將詢問史可法是否活著，可見清朝官方也不清楚史可法之生死。康熙年間，清政府出於安穩江南民心的需要，在揚州建立史可法祠，並在官方史書中敲定了史可法在揚州殉難的說法。現江蘇省揚州市設有史可法紀念館及其衣冠冢，其冢於文革中被髮掘，只有玉帶一條而已。

作者寧願相信以史可法的骨氣，他應該是已經殉國了，是滿清不想讓史可法成為反清的旗幟，就封鎖資訊或者篡改歷史。但同樣是揚州破城之日，揚州知府任民育，身著大明官服，端坐公堂，其家人全部投井自殺，一門忠烈，千古英雄之氣，仍令人流涕。

後人對史可法個人的民族氣節、文章操守自然可以讚譽有加，但史可法戰略失當、戰術失策、進退失據、戰守皆廢，誤國誤民之過，也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