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中國現代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著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記夢》等。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中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先集》已於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陳寅恪於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

關於國學大師陳寅恪的軼事有哪些陳寅恪一直以來都被冠譽為“教授中的教授”，他在清華研究院任職期間，每堂課都座無虛席，連朱自清、吳宓如此的知名教授都一堂不落的旁聽陳寅恪的課。在清華園裡至今還流傳著關於陳寅恪經典名言與軼事。

陳寅恪的博學通識不僅受清華學子追崇，更是受當世名人教授的認可，他所授課的涉及範圍極為廣泛，宗教、歷史、語言等各方面學術類科目皆有獨到的研究與著述，陳寅恪曾在其課堂上立下了“四不講”的規矩：“前人講過的、近人講過的、外華人講過的、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皆不講。”隨著陳寅恪的課堂受到越來越多學生甚至教授的慕名而來，這個“四不講”的規矩也在學界廣為流傳開來。

陳寅恪行事自有一派風格，往往不受常規拘束，不受輿論左右，1932年，清華大學組織新生入學考試，當時的國文系主任劉文典便邀請國學大師之一的陳寅恪國文考試代擬試題。當時陳寅恪便負責出作文題《夢遊清華園》，另一題為對對子，引起了考生譁然，僅一人獲得滿分。題目為上聯“孫行者”，滿分下聯為“胡適之”，另有“祖沖之”、“王引之”答案尚能得分，而滿分獲得者便是之後的語言學家、北京大學教授。

陳寅恪出題怪異，與當時盛行的白話文運動格格不入，但陳寅恪出此題是為了測試學生的讀書量的多少與詞彙量的貧富，更想考察學生的思維條理。

後人對陳寅恪的評價陳寅恪對於中國隋唐歷史的貢獻是難以泯滅的，他在幾乎沒有參考書籍的情況下，透過切身實地的考察，撰述了兩部舉世名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恪開創了屬於他的研究典範，在中古研究學中，注意到了對文化種族的關注與家族的關注，克服了眾多研究學者繞不開的課題。

中國劍橋史》在國際漢學界具有深刻的影響，書中對陳寅恪的介紹表現了超乎尋常的褒獎，“中國史學家陳寅恪對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制度史的貢獻是突出的，他所提出的關於唐代政治制度的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實際與嚴謹，令人不得不信服。”

牛津大學曾正式聘請陳寅恪擔任其漢學專業的教授，並在此後數年虛位以待，以表聘任陳寅恪的誠心，他們認為陳先生數得上是當時最為優秀的中國學者，如此的認可已摒棄了國籍差異與地域文化的差異。

當然陳寅恪不僅在國際上極富盛名，作為清華研究院“四大國學導師”之一，傾慕陳寅恪才學的人之中不乏當時已聲名在外的知名學者教授，當時同樣作為國學導師的梁啟超便稱頌陳寅恪道：“我梁某即便是著作等身，但也不及陳先生寥寥數語所涵蓋的內容有價值。”

而歷史學家傅斯年對陳寅恪的評價更能高度評價其博學通識，論其才學近三百年無人能與之相比。

陳寅恪先生是我讚賞並推崇的一代國學大師，先生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和著述事業，他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包括歷史學、宗教學、語言學、人類學、校勘學、文字學等學科。其中尤其以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代文學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著稱於世。他的學術著作被譽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尊為一代史學宗師，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威望。

中國古代文學專家，復旦大學資深教授蔣天樞先生概括陳寅恪先生治學特色約有四端：

一、以淑世為懷。篤信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之旨；

二、探索自由之義諦。見《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及《論再生緣》；

三、珍惜傳統歷史文化。此意則文詩中隨地見之，而“迂叟當年感慨深，貞元醉漢託微吟”、“東皇若教柔枝起，老大猶能秉燭遊”之句，尤為澹盪移情；

四、“續命河汾”之嚮往。此雖僅于贈葉遐庵詩、《贈蔣秉南序》中偶一發之，實往來心目中之要事。

史學領域

治史觀點：“文化超越於政治、經濟、民族等等之上。”在悼念王國維的有關詩文中，陳先生的這一觀點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靜安先生》詩有云：“文化神州喪一身。”輓詞序雲：“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兩年以後所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進一步闡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須獨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感望？先生之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所以，陳先生在輓詞中雖有“一死從容殉大倫”、“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氣數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跡，一吊前朝萬壽山”之類的句子，表面上是在哀悼作為清室遺老的王靜安，實際上，王靜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興亡所造成的。陳先生的這種文化至上的觀點始終未變。

中國歷史學家、漢學家余英時先生在《陳寅恪史學三變》中把陳先生的史學成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3-1932），佛典譯本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和唐以來中亞及西北外族與漢民族之交涉。俞大維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中記述：“寅恪先生又常說他研究中西一般關係，尤其是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以及中亞史地，他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其他邊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國學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學過蒙文、藏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茲以元史為例略作說明。”

第二階段（1932-1949），魏晉及隋唐的研究。從三十年代初期，陳氏史學逐漸轉向第二階段，開闢魏晉至隋唐的研究領域。1935年他撰《西域人華化考序》，說：“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這是他第二階段史學研究的重心。民族與文化的分野尤適於解釋唐帝國統一和分裂的歷史。故他在1936年讀韓愈《送董邵南序》眉識及1941年《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特別標明此義。

第三階段（1949以後）：心史。

陳寅恪在《馮友蘭哲學史審查報告中》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關於“不今不古之學”，汪榮祖在《史家陳寅恪傳》中解釋為中國歷史的中古一段，即魏晉到隋唐這一時期。所以，學術界一般公認，陳寅恪史學方面的最大成就還是中古史研究，陳氏史學並非如大多數學者所論的繼承乾嘉考據，而是直接繼承宋賢史學並有所發展。陳寅恪史學思想可分為求真實供鑑誡、民族與文化、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貶斥勢力尊崇氣節及重視社會經濟的重大作用等。

語言與文學、宗教領域

詩史互證問題、漢語特點問題、宗教與文學關係問題、佛教進入中國及與小說、彈詞等題材演變發展問題、中國古典小說之結構問題等。陳先生開闢了運用文學作品闡述歷史問題，又用歷史知識解釋文學的嶄新途徑。陳先生淵博的梵文以及滿蒙藏文知識使他的學問具備另一特色。他不僅利用漢文以外的語言文字從對音和釋義來考察漢文典籍、史書與詩文，還探索中國與印度在宗教思想和以及文章體裁上的關係和影響。樹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較文學的光輝典範。比如《蒙古源流箋證》由張爾田先生修訂時，大都根據了陳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成果。

著作的出版

陳寅恪先生早年多發表學術論文，單本的學術著作其生前出版的有三種，即1943年重慶商務初版《唐代政治史論述稿》及1944重慶商務初版《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兩種皆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專刊，1945重慶再版，抗戰勝利後，1946年商務印書館又在上海重印，是為上海初版。

1946年商務初版《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另《唐代政治史論述稿》除書名外都封面都與此同。

第三種為《元白詩箋證稿》，1950年11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室初版線裝本。

1955年，經陳寅恪先生校正錯誤，增補脫漏的《元白詩箋證稿》由北京文學古籍出版社平裝出版，初版3000冊，1958年，作者再次修訂之後交由中華書局出版，初版800冊，1962年二印1000冊。《元白詩箋證稿》之1959年中華書局版，並不是北京中華書局而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身，自1958年開始，中華上編就已經開始約請身在嶺南的陳寅恪先生將其有關古典文學的論著編集以便出版成書，1958年陳先生致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有云：

負責同志：

昨接尊處1958年9月2日函“函詢論文集交稿日期由”。拙著擬名為“金明館叢稿初編”，若無特別事故，大約可在1959年2月以後8月以前交稿。專復，此致敬禮。

陳寅恪 1958年9月6日

1961年陳先生致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云：

負責同志：

來函敬悉。寅恪現正草錢柳因緣詩釋證，尚未完稿，擬一氣呵成，再整理《金明館叢稿初編》。年來舊病時發，工作進行遲緩，想必能鑑諒也。此復，並致敬禮。

陳寅恪 1961年9月2日

這裡的“錢柳因緣詩釋證”，正是後來的《柳如是別傳》，此書於1954年開始撰稿，1964年完成，也正是出於中華上編的約請，不過時局已不同，陳寅恪先生1962致信雲：

上海編輯所負責同志：

來函並約稿合同四份均收悉。披閱應共同遵守各條：（甲）約稿第一條中之第二目，於拙著中所引書一一注出頁數及出版者和出版年月等，皆不能辦到。又拙著中故意雜用名、字、別號。人名如錢謙益、受之、牧齋、東澗、聚沙居士等。地名有時用虞山，有時用常熟等，前後不同，以免重複，且可增加文字之美觀。故不能同意。（乙）拙稿不願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補充意見。故第二條完全不能同意。（丙）拙稿尚未完畢，交稿日期自不能預定，字數更無從計算。故此兩項亦不能填寫。

因此將約稿合同四份寄還，請查收。總之，尊處校對精審，本願交付刊行。但有諸種滯礙，未敢率爾簽定。儻能將上列諸項取消，則可再加考慮也。專復，此致，敬禮。

陳寅恪 一九六二五十四

《柳如是別傳》由此擱淺，不過陳寅恪先生還是將《金明館叢稿初編》稿件寄給中華上編，收文章二十篇。《金明館叢稿初編》自序雲：

此舊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後，亦不論其內容性質，但隨手便利，略加補正，寫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歲次癸卯陳寅恪識於廣州金明館。

中華上編接稿後，即由梅林、金性堯二編輯先後審讀，之後由二人分出審讀報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數民族稱呼和鄰國關係等問題提出處理意見。中華上編領導反覆審讀後，決定報請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出版，時為1966年2月。嗣後“大革命”開始，一切遂告停止（詳見高克勤回憶專文）。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成立，不久即始著手籌劃出版陳寅恪文集，時李俊民為上古社長，魏同賢同志專門負責編務，特別約請陳氏弟子復旦大學蔣天樞先生整理，陳寅恪先生生前即把自己的諸多稿件交付蔣天樞先生委託其整理，1977年，蔣先生將《元白詩箋證稿》的第三次修訂本交給出版社刊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三次修訂版《元白詩箋證稿》。1982年2月，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柳如是別傳》、《元白詩箋證稿》、《唐代政治史論述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蔣天樞先生為其師所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一冊，全套七種九冊陸續出齊。

蔣天樞先生對其師極為尊敬，復旦為海上學林重鎮，多知名教授，一次復旦會議，中文系主任朱東潤先生大致有言：“陳寅恪先生學問了不起，不過為晚年為柳如是這樣的人作傳太不值得。”同為復旦教授的蔣天樞先生當即拂袖而去以捍護師道，整理陳寅恪先生遺稿更是嘔心瀝血，1988年，蔣天樞去世，與蔣同為清華研究院畢業生的姜亮夫先生有唁電雲：“義寧陳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編纂、考訂，是我們同學中最大的成就者。”蔣天樞先生整理陳寅恪先生遺稿時可謂盡心盡責，另外，某些地方也並不是完全不作改動，由此轉入本篇之重點。

此信（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與上海編輯所信）其他幾條暫且不論，單說第三條，蔣雲：

《元白詩箋證稿》裡的“週一良”處五字，當時曾同您講，是否改成四個字，後來想，改動，總不太妥。是否只把“一良”兩字易為“某某”，或者易為兩個□□，這樣，五個字的地位仍可照舊。

週一良先生也是一代大家，也是陳寅恪先生的學生，要領會上文之意思，還得有所交待。陳寅恪先生所撰之《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有前言云：

盧溝橋事變前，寅恪寓北平清華園，週一良君自南京雞鳴寺往復通函，討論南朝疆域內氏族問題。其後周君著一論文，題曰“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者是也。此文寅恪初未見，數年之後流轉至香港，始獲讀之，深為傾服。寅恪往歲讀南北朝史，關於民族問題，偶有所見，輒識於書冊之眉端，前後積至如（若）幹條，而道經越南，途中遺失，然舊所記者多為周文所已言，且周文之精審更勝於曩日之鄙見，故舊稿之失殊不足惜。惟憶有數事，大抵無關宏旨，或屬可疑性質，殆為周君所不取，因而未載入其大著。旅中無聊，隨筆錄之，以用此篇，實用竊道家人棄我取之義，非敢謂是以補周文之闕遺也。憶當與周君往復商討之時，猶能從容閒暇，析疑論學。此日回思，可謂太平盛世。今則巨浸稽天，莫知所屆。周君又遠適北美，書郵阻隔，商榷無從。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陳寅恪記於桂林良豐雁山別墅。

《魏書司馬睿》一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不過上面的這段話並沒有正文一同收入，週一良先生晚年回憶：

蔣天樞先生編陳先生全集，所收江東民族條釋證文中，刪去了此節，這當然不可能是蔣先生自作主張，定是本陳先生意旨。我看到全集後，不假思索，立即理解陳先生的用意。陳先生為文遣詞用字都極考究，晚年詩文寄慨之深，尤為嚴謹。對於舊作的增刪改訂，必有所為。刪去此節，正是目我為‘曲學阿世’（《贈蔣秉南序》中語），未免遺憾，因而不願存此痕跡。

令週一良先生自責不已的是其“梁效”經歷，“梁效”為四人幫御用寫作班，1978年後遭人唾棄，不過陳寅恪先生已於1969年含冤離世，《魏書司馬睿》一文前言的刪除當蔣天樞先生所為，上海古籍版陳寅恪文集之《元白詩箋證稿》第158頁有“周某某先生謂齊東昏侯善作擔幢之戲”（本朱在融匯與貫通之說北朝篇中，有人即有提醒周先生所言此條，），即是改動的痕跡，而第256頁則仍有“週一良先生”，或蔣天樞先生遺漏。（此亦詳見高克勤之《陳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了陳寅恪文集七種九冊之後，還雙色套印了《唐代政治史論述稿》手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初版精裝2000冊，近年有據此影印重印本。陳寅恪先生手跡另外尚有1989年《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及1992年之《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初版3000冊，《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初版4000冊。至此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大致完備，以後三聯十三種十四冊《陳寅恪集》都是在上海古籍版基礎上再整理出版的（三聯於五十年代單冊出版過《唐代政治史論述稿》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此兩種與三聯《陳寅恪集》書影常見，故此不再詳列）。上海古籍版《陳寅恪文集》分精裝平裝兩種，精裝一般都為1700冊，平裝印數多為4000冊，各種都有二印，早年常見，今非昔比。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寅恪 著

商務印書館，2011-12

本書系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撰寫於抗日戰爭的艱難環境中，是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傳世傑作。前書從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方面分析構成隋唐制度的歷史因素，上溯漢魏南北朝、推綱挈領地說明中古歷史衍化變遷的脈絡。後書對唐代政治史作了極為精闢的論述。

《元白詩箋證稿》

陳寅恪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04

《元白詩箋證稿》是陳寅恪作品，全書八章，約十六萬字。《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多論及元稹與白居易之作品，如《長恨歌》與《琵琶行》，其書的特色便是「以詩證史」。陳寅恪於賞奇析疑之中，寓考史察俗之實，旁徵博引，抽繭剝蕉，愈辯愈明，中唐世風、士習、政治、社會，亦於以得窺其真。

《柳如是別傳》

陳寅恪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01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緣起、河東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測及附帶問題、河東君與[吳江故相]及[雲間孝廉]之關係、附：河東君嘉定之遊、河東君過訪半野堂及其前後之關係、復明運動、附：錢氏家難。每一章都詳細講解。本書是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全部著述中影響最大的一部。遠在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經出版該書，卻沒有再版，讀者長時間內只能面對絕版無可奈何。隨著一代對文史類讀物不乏興趣的讀者的不斷成長，自然而然地將這本書作為必讀、必買、必典藏的書籍之一。

陳寅恪（1890一1969），中國著名歷史學家。他關於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典籍的著述尤為精湛。.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早.為國內外學術界所推崇。

陳寅恪先生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及語言文學知識，融會貫通，縱橫馳騁，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取得學術著述的新成果。作品有：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百詩箋論稿，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崔浩與寇謙之，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記唐代李武韋楊婚姻集團，魏書司馬芝傳跋，論唐代之番將與府兵。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有人質疑陳寅恪先生為什麼用很大的精力去寫柳如是別傳？從30年代開始。陳寅恪已注意用詩文證史。如以李商隱"無題"詩，"萬里風波一葉舟"一首。證李德裕歸葬日期為大中六年夏季。以詩證史就成為他研究歷史的一種重要方法。他在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元白詩箋證稿"。他在晚年除不斷修訂這本著作之外，又窮十餘年的功夫 ，寫成"柳如是別傳"。柳如是別傳雖以箋釋錢謙益，柳如是的詩文為主，但由此卻把明末清初的歷史做系統的論述。這本鉅著可視為他以詩文證史。自驗提高歷史學的科學性的著作。也可視為他的史學方法的總結。.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19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塊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識辨，請教寅恪，終於得到準確破譯。

陳寅恪不僅國學、史學成就卓著，而且其詩才也頗具大家風範。他尤善舊體詩，有《詩存》傳世。陳寅恪因其在學術上博專兼具，成就卓然，被讚譽為“一代學術奇人”。他的學術成就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能匹敵者幾無之。

陳寅恪現在被人神話了，學術上的成就被放大了，他的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也被吹的太過分了。原因其實很簡單，一是他的家庭背景，二是他堅持自己的學術原則，這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少具備的。

陳寅恪其實很早就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雖然他自己沒有說信仰馬克思主義，而且與馬克思主義確實也有一定的差距，但他的研究還是從社會經濟的實際出發，而不是從觀念出發。這一點在解放前是不容易的。其次，他提倡的以詩證史的方法雖然有侷限性，但也確實有一定的價值，在研究唐朝的歷史時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至於說他的成就，應該說是比較有限的。他沒有留下像錢鍾書先生那樣厚重的學術著作。這和他的身體狀況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他的視力很差，而且中年後就雙目失明瞭。他憑他的記憶和助手的幫助，完成了他一生中字數最多的一部著作《柳如是傳》。不管後人對這本書作何評價，但都反映了陳先生的紮實的學術根底和與命運抗爭的頑強的意志，這都是值得肯定的。

陳先生由於身體原因，很難正常工作，也受到當時政治上的一些干擾，但總體而言，黨和政府是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關懷的，體現了黨對高階知識分子的一貫政策。至於文革中受到的衝擊，那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現象，不是專門針對他一個人的。現在出版的一些書籍和文章把陳寅恪在解放後的境遇說成是遭到迫害和悲慘，是言過其實的。

陳寅恪先生是一位國學大師，他與其他大家相比，最為突出的特點是他的全面。

題主的問題是他的主要成就是什麼？那我們也沒必要去添磚加瓦地說一些其他的榮光，因為他的成就足以說明他為後世所作的貢獻：

陳寅恪先生研究國學，首先是一為歷史學家，尤其是中古史，他對魏晉到隋唐時期的歷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極大的貢獻。《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本書中，他在諸多領域中，提出了自己精闢的見解，他用自己的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至今為止都令人們值得深思。當然了，他在晚年，依靠助手所著的書《柳如是別傳》，也體現了他對明清時期的政治和文化的深刻研究和獨到見解。不過這本書，更為重要的反而是他研究歷史文化的一生思想的總結。

陳寅恪先生也是一位古典文學研究家和語言學家，區別在於，他研究的物件區域相當廣泛，蒙古、敦煌、西藏、突厥等地都是他的研究物件，在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上，均有重要發現。陳寅恪先生還在宗教方面也研究頗深，尤其是佛教，由於他的家學有很濃重的佛學氛圍，所以對很多佛經的翻譯、校勘、解釋上都做出相當的貢獻。

陳寅恪先生的語言天賦令人咂舌。我們根據他遊學的經歷來看，還應當掌握日語、德語、英語；參考陳封懷回憶，也應當掌握法語；再根據他所學的課程，還涉獵了梵語，希臘語，巴利語；還有從他記錄的筆記中可以看出，他還會藏文、蒙文、突厥回鶻文、吐貨羅文（土火羅文）、西夏文、滿文、北韓文、佉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應當是古波斯文）、希伯來文。雖然不能證明他對諸多語言的涉獵程度如何，但只是他能看得懂，還能閱讀這一點來看，足以說明其人之才。

陳寅恪先生同時還是一位詩人，雖然他是近現代人，但他尤為推崇舊體詩，他特別推崇白居易，在《論再生緣》中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為證，同時他在詩歌方面也有存世之作。估計正是在詩歌方面的研究和造詣，才使得他在新考據法上才能如魚得水、得心應手吧。

考據學並不是一門學問，而是一種方法，主要用在歷史和古文化的研究和整理方面。陳寅恪先生的考據方法，稱為新考據法，他以考據為手段，在考證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還注意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其中的“詩史互證”是他在研究中用得最多，也是最具特色的一種方法。雖然提出這種方法的並不是他，但他把這種方法大量的付諸實踐並取得了豐碩成果，與王國維、陳垣等形成了中國史學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新考據學派”。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陳寅恪先生明顯是一個合格的教育家，而在這一方面，也是對我們後人所帶來的影響是最大的。他先後任職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國內大學，還曾受邀去牛津大學任教過。他對學生的教育方法和生活問題的關心方面也異與常人，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考驗學生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他也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

好了，問題就回答到這裡吧，陳寅恪先生的成就之高，在近現代史上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然而個人最為喜歡的還是陳寅恪先生的一生之信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果按照師承關係講，我算是陳寅恪先生的四代徒孫。但是，先告個罪，我學術能力不行，給前輩丟人了。

陳寅恪先生的主要成就：

1.在西方歷史學的衝擊下，陳先生以明清學術為宗，努力保留本土學術的火種。故此，有國學大師的美譽。

2.提出“以詩證史”的學術理論，為史學向縱深發展，開拓了廣闊的空間。

3.陳先生專注隋唐方向，提出了“關隴文化本位”等等一大批極具建立性的研究思路。

4.陳先生的著作頗豐。雖然真正能夠讀進去的人不多，但在業內皆奉為圭臬。

以上四點，是陳寅恪先生的主要學術成就，這是不神化、不虛褒的情況下的如實評價。

也許有人會問，就憑以上四點就能成大師？是的。其實，誰能做到上述一點，就足夠成名成家了。

實際的答完了，聊幾句虛的。

陳寅恪先生被某些人塑造成反專制的典型，純屬張冠李戴。陳先生是反西學、反民主的，無論是三民主義這種美式民主，還是馬克思主義這種歐式民主，他都不贊同。因為陳先生遊歷多國，深知西方思想的鄙陋。

陳寅恪先生是深刻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因為家族關係，他有一定的遺老傾向。陳先生恨自己沒有殉國而死，於是，《柳如是別傳》成了他的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