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古代的很多傳染病也和“病從口入”有很大的關係的。比如說東漢末年的廣陵太守陳登就是因為喜歡“食腥物”，所以導致“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從而出現“胸中煩懣，面赤不食”的症狀，於是華佗在給陳登辨明證後，便給他服用了一升湯藥，結果陳登喝下去後，立刻就吐出了三升“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形態的蟲子，廣陵太守陳登頓時感覺十分清爽，“所苦便愈”。雖然如此，但是華佗卻斷言說，陳登的病會在三年後重新發作，如果陳登在三年後再次感覺“胸中煩懣，面赤不食”的時候，沒有“遇良醫”為其“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的話，那麼廣陵太守陳登必死無疑，結果陳登果然在三年後再次發病而死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華佗這個草澤醫生才被把持朝政的魏武帝曹操知道。從這件是就可以看出，古代的“大疫”很多時候也是和“病從口入”有關的。

中國古人有一句話叫做“大災之後，必有大疫”，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因為衛生條件較差，以及頻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加上戰亂頻繁，以及朝廷的橫徵暴斂而導致糧食減產，“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飢流，羌貊叛戾”，於是乎飢腸轆轆的流民為了填飽肚子，就可能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比如說：“京師大飢，民相食”、“ （東漢建寧）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東漢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飢，江淮間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劉）寵。孫策遣使奉貢。”等等的慘劇，而這樣的做法肯定是最終讓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相互傳播的更快的，同時流民四起，到處逃竄，必然把更多的病毒帶到了全國各地去。又比如說，當許多人家裡的家畜死了後，他們可能會把家畜直接扔到大江大河中，這樣一來，當有人飲用了這種浸泡過家畜屍體的水以後，也是可能被疫病襲擊的。

其次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礙於醫療條件落後的限制，所以當某地發生“大疫”後，朝廷能做的事情大概是兩件事，第一件是派遣一些官吏帶著一些醫生到疫區去對災民進行安撫工作，並且將病號隔離，比如說：

〖（東漢）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春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廬江大疫。甲午，河間王（劉）建薨。……京師旱。任城、梁國飢，民相食。〗——范曄《後漢書•孝桓帝劉志本紀》

【（東漢建寧）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東漢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謁者巡行致醫藥。……（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春正月，大疫。】——范曄《後漢書•孝靈帝劉宏本紀》

然而因為當時的醫療條件不好，又十分缺少預防疫病的經驗，所以這些官吏和醫生在當地勘察疫情的時候，也是非常容易染病身亡的，這種事就和上戰場打仗一樣，可謂九死一生的。比如說在東漢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的那場“大疫”當中，晉宣帝司馬懿的大哥司馬朗就是因為在跟著大軍征討合肥，于軍中檢視疫情的時候，不幸染上疫病，所以他直接在這一年病逝于軍中的。

除了派遣朝廷醫官到疫區“巡行致醫藥”之外，古代朝廷還能做的事情恐怕就是由當朝天子下詔減免賦稅，或者“親錄囚徒”，以及進行各種禱告，亦或者透過改元而“大赦天下”的方式來祈求好運了，比如說：【（東漢永建元年即公元126年）冬十月甲辰，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東漢永建二年即公元127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玄菟。甲辰，詔稟貸荊、豫、兗、冀四州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疾病致醫藥。護烏桓校尉耿曄率南單于擊鮮卑，破之。三月，旱，遣使者錄囚徒。……（東漢陽嘉）三年（公元134年）春二月己丑，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得澍雨。】——范曄《後漢書•孝順帝劉保本紀》、【（東漢元嘉二年即公元152年夏）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東海朐山崩。】——范曄《後漢書•孝桓帝劉志本紀》

最後還有一點就是，中國古代雖然不管是盛世還是亂世都經常發生“大旱”、“大水”、“大蝗”等自然災害，如東漢王朝的將近兩百年時間中，就頻繁的發生“京師大疫”、“三月，十州蝗”、“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洛陽”，“ 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可謂“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但是由統治階級的政策失誤，或者橫徵暴斂，而導致的“人禍”是遠遠大過這些自然災害本身對人民群眾造成的傷害的。比如說，因為東漢王朝剛開國的時候，人口太過於稀少，所以以漢光武帝劉秀為首的東漢朝廷就下令將大量草原民族遷入中原地區，而這些經常接觸老鼠的草原民族也可能會成為病毒的另一個傳播途徑，又因為東漢朝廷並沒有處理好內遷胡人與本地漢人之間的民族矛盾，所以類似於“隴西鍾羌叛”、“零羌叛亂”、“鮮卑寇幽、並二州”、“江夏蠻叛”、“巴郡板楯蠻叛”、“武陵蠻叛”、“蜀國蠻叛”之類的事件可謂貫穿了整個東漢王朝，而朝廷派遣將軍鎮壓這些羌胡暴亂的時候，必然要向百姓收取更加沉重的賦稅，再加上某些統治者為了一己私慾，而大肆在民間搜刮美女，以充實後宮，將大量百姓的血汗錢用於建造華麗的宮殿，以供其享樂，如：【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著商估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范曄《後漢書•孝靈帝劉宏本紀》，這樣一來必然有更多人因為沒有糧食，沒錢治病而四處流亡，又會有很多貧民進入深山成為盜匪，去劫掠其他的人民，從而導致更多的饑民，更多的盜匪，形成了惡性迴圈，所以四處逃竄的流民就可能把疫病的感染源帶到了全國各地，而這樣的疫情不僅會影響到所有的人的生活，還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歷史程序。比如說在東晉十六國時期，因為當時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經常爆發“大疫”、“大水”、“大蝗”等自然災害，所以無論是北方胡人南征，還是東晉王朝的將軍率領大軍北伐，雖然可能取得一定的戰績，但是最終都是可能因缺糧，或者疫病的原因而退兵，同時，東晉朝廷為了穩定局勢，也只能多次下詔，儘可能減少軍費開支，以減輕飽受自然災害之苦的人民身上的負擔，這可能也是兩晉南北朝會形成上百年對峙局面的一個原因。再比如大明崇禎年間（公元1627年到公元1644年）的華北大鼠疫，也是肆虐了大明王朝的許多地區，包括大明首都北京，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明軍的戰鬥力，又因為當時的大明朝廷在自然災害十分頻繁的情況下，仍舊繼續橫徵暴斂，所以這也直接更加激化了階級矛盾，於是乎闖王李自成的起兵也可謂是一呼百應了。

古代歷史經驗豐富！多采用中醫治病救人，古時候有過許多神醫和名醫，孫思邈、扁鵲、張仲景等，尤其是在朝廷內部有許多醫療水平很高皇家御醫，在發生瘟疫的時候，皇帝會派遣到疫區，幫助百姓治療！採取的措施多為古代歷朝傳下來的醫術和秘方，採取隔離和中藥煎湯或中藥噴灑等手段！對防治瘟疫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中國歷史有文字記載的瘟疫數不勝數，各類瘟疫比如鼠疫、流感、霍亂、瘧疾等等讓老百姓苦不堪言，百業凋敝，民不聊生，有的地方百里無人煙，古人面對瘟疫到來的時候，也不是坐以待斃，也採取了很多方式來應對！

各個時代都有名醫出現，比如東漢的“醫聖張仲景以治療“傷寒”病著名，其中醫其經典著作《傷寒論》留名於世，辨證施治法至今仍在使用，神醫華佗擅長治療瘧疾，明代的李時珍，清代的葉天士等醫學家是治療瘟疫的高手。留下了很多中醫藥方來應對各類瘟疫。

面對瘟疫到來的時候當時的統治者也採取一定的策略來應對，比如設立醫館、免費發放藥品，設立疫區隔離等。官方還會免稅減租降低百姓負擔！

老百姓面對疫情，也會採取一定的辦法來降低感染的機率，比如用生石灰潑灑滅菌，製作簡易口罩，採食一些藥材來治療，講染病的死者深埋或者火化等等。

毛主席的《送瘟神》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瘟疫不可怕，人心齊泰山移，眾志成城，尤其是當前冠狀病毒肆虐神州大地的時候，我們要相信政府，一定會在短期內將瘟神趕走！

防治瘟疫，最核心的操作之一就是要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在中國古代，人們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

在大唐長安城，就修建有病坊，一些病坊專門收治得了瘟疫的人，將他們集中在一處統一治療，這個措施很像今天的隔離。

病坊裡還會有一些懂醫術的大寺廟的僧人給病人治病。得了瘟疫，很大程度上需要病人靠自己的免疫力去戰勝病毒，過於恐懼的心理會導致免疫力的降低。當時治病的僧人也會給病人講經說法，這種行為減輕了病人的緊張感，降低了他們的心理壓力。

1．醫者首當其衝，抗疫名醫輩出　　在中國曆代抗瘟疫的鬥爭中，醫生經總是戰鬥在抗病的第一線上，治病救人，不計較個人安危和利益，為窮人提供免費服務。歷史上醫家就有“不為將相，偏為良醫”的美德。很多名醫佚事都是有關治療瘟疫的故事，而透過抗防治瘟疫也同時造就了一代名醫，推動了中國醫藥學的發展。歷史上大疫流行時期，也是名醫輩出的年代。如東漢時期的張仲景以治療“傷寒”病著名，其中醫經典著作《傷寒論》論述了對多種傳染性疾病不同時期的治療方法，不但書中的方藥沿用至今，其靈活多變的辯證施治方法奠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基石。張仲景因此被稱為“醫聖”，日本漢方醫的經方派至今還用張仲景的原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病。神醫華佗不但擅長外科，還有很多關於他治療各種傳染性寄生蟲病的記載。華佗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的療法，後來民間流傳“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當柴燒”。現代研究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為一個治療瘧疾的新藥。明代的李時珍，清代的葉天士，晚清的吳瑭（吳鞠通）等醫學家都為治療瘟疫作出過重大貢獻。吳瑭推薦的治療瘟疫後期症狀的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現在仍然在臨床使用，稱為治療瘟疫的三寶。　　2．接種減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國醫學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間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術，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皰裡的痘漿、痘瘡結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過的沾有天花痘漿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過天花的人。由於這種感染源的“毒力”較新鮮的病毒弱，接種的人一般只產生輕度的天花，被接種人的體內會對天花產生免疫防禦性反應，獲得對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從而預防重症天花的發生。人痘接種實際上就是一種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說是用輕型天花來預防重症天花。這種免疫預防法，是牛痘接種術發明以前最有效的預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國曾廣泛應用，後來還西進歐洲流行美國，拯救了千百萬人的生命，並促進了現代免疫預防醫學的誕生。現在很多傳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減毒活病毒作為疫苗。比如，現在每個兒童都要接種的小兒麻痺（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中國古代醫家在2000多年的醫學專著《黃帝內經》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既在未發病之前“治療”疾病，這種未病先防的治療方法已被現代醫學證明是最有效的預防傳染病的方法。　　3．帝王承擔責任，官方免費抗疫　　古代的許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時，曾發出詔書誠坦執政失誤，承擔責任，以安撫眾官吏和平民百姓，並下令各級政府共同抗疫。官方組織的抗疫活動，在歷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如漢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東漢的恆帝等都下過有關瘟疫的自責詔書。漢代帝王還曾下令官員減少吃喝玩樂，削減馬匹坐騎，用於救援染瘟疫的災民。宋朝其間，瘟疫發病時政府組織醫生為患者義診，藥費由政府支出。康熙皇帝曾於1682年下令各地種痘預防天花。康熙根據皇室家族親身經歷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這是一個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廣防疫方法的例證。從漢代起，就有官方為疫區和患者免費提供醫藥的記載，以後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幾乎成為官府朝廷抗疫的慣例。　　4．設立隔離病坊，阻止疾病傳播　　中國古代醫家很早就認識到一些瘟疫病的傳染性，並發現隔離具有傳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預防措施。公元242年，晉代名醫葛洪在《肘後備急方》談到天花病時記載：“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永徽四年，此瘡從西流東，遍及海中”。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戰爭中由俘虜帶到中國，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國稱為“虜瘡”。由於其傳染性，天花隨後在中國逐漸流行。公元2年，青周大疫，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可見當時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為隔離醫院，用以治療瘟疫患者。軍隊中打仗時感上瘟疫計程車兵需要同健康人隔離開來以防傳染。考古發現，在漢代中國就有“病遷坊”設施，用來隔離麻風病人。唐朝時，還有佛教會設立的“病人坊”用於隔離麻風病人，內有僧人為患者治病，相當現代的慈善機構。武則天時期，改稱為“悲田養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可見古代人很早就開使用隔離的方法，切斷瘟疫的傳染源，阻止疾病的傳播。　　5．建立防疫管理，設立邊境檢疫　　控制瘟疫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建立完善的國家防疫管理系統，並建立邊境檢疫制度以控制國際間的傳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診式》竹簡中記載了在戰國時期就有逐級報告傳染病和對可疑病例調查的制度。宋時規定，所有被派往到邊塞的將官，都要帶隨行醫官負責防疫和健康。元朝設立了民間的醫戶制度，醫護是政府許可能從事醫療活動的民戶，戶籍由太醫院管理，一旦發生瘟疫，醫護要參加治療。清朝政府還設有“查痘章京”官職，專事痘疹的防疫檢查。清朝刊行的《海錄》記載“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檢視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 這說明中國醫生當時已經認識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為傳染病源,並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檢疫系統。1688年，俄國是最早派醫生來北平學習種痘及檢痘法：“康熙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撒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 中國的種痘術還傳到日本、北韓和印度等鄰國，透過國際交流，共同防治傳染性性疾病。　6．注意飲食衛生，保持個人清潔　　飲食衛生和個人衛生不良會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實踐中得來的經驗。秦漢時期的《漢律》規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還有記載用佩蘭等草藥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飲食的衛生，不食用變質的菜飯。古人還注意到鼠類和不良食品可以傳染疾病，提出“鼠涉飯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魚等勸告。明代人已十分講究飲水衛生，李時珍《本草綱目》專門有一個水部，其中說：“凡井水有遠從地脈來者為上，有從近處江湖滲來者次之，其城市近溝渠汙水雜入者成鹼，用須煮滾。”這種對水質量的判斷和分級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元代醫家還建議保持口腔清潔，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齒疾不生”。中國很多地區至今還保持著古代傳下來的預防保健習慣，如上海人的冬季進補，廣東人的中藥煲湯，南方的端午節飲菖蒲和雄黃酒等習慣，很多都同預防瘟疫有關。　　7．改善環境條件，藥物預防消毒　　透過環境衛生的改善以減少瘟疫的傳播很早就受到了人們相當的重視。秦漢時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飲水池的記載，還認識到患病的動物和牲畜可以傳染疾病，切不可讓其汙染水源。秦國時規定不可隨便放置垃圾，“棄灰於道者”要被處以罰款。當時城市內設有下水通道，管道多為陶製，逐節相連，可以排洩汙水。這種裝置已經接近現代的下水道系統。漢代時已有專門裝糞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廁所。當時城市裡還設有公共廁所，稱為“都廁”，供大家方便。唐宋時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種樹以綠化環境，並設有嚴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損”。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間古代人還用藥物消毒的方法來預防疾病的感染和傳播。據秦代出土的竹簡記載，凡來秦國入城的賓客入城時，其乘車和馬具要經過火燎煙燻以消毒防疫。宋代還用艾蒿等藥物驅趕蚊蟲以防止瘟疫。　　8．普及醫學知識，加強教育書刊　　普及疾病知識加強醫學教育是預防瘟疫的重要環節，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視。兩千多年前成書的《黃帝內經素問》以對話的形式講述了很多預防疾病的常識和方法。唐朝的太醫院相當於國立醫院，設有醫學、針灸、按摩等學科，另外還有地方的醫學教育機構培養醫生和防疫人員。當時還把瘟疫的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藥方刻錄在石板上，放置於病坊、村坊和路邊，以示民眾，供緊急情況時使用。南宋時期中國創辦了最早的官立醫科學校，培養各科醫生。各朝代都對以前的醫學藥學書籍進行過整理和研究。秦朝下令焚書時，醫藥書籍例外，儲存了下來。元代政府機構中有專人負責醫書的整理和出版，同時還以書坊、書院、私宅刻書等多種出版形式。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多次“盛世修典”，而醫藥書籍毫無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醫藥書籍都經過數代的再版和註釋才能流傳至今為今人所用。中醫百科全書《醫宗金鑑》記載了接種人痘的詳細理論和方法，此書傳到日本後對人痘預防天花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9．官方免稅減租，疫區施財賑災　　瘟疫的流行不但影響民眾的健康和生存，還會對社會、經濟和生產帶來巨大損失。所以，抗擊瘟疫決不僅僅是單純的防治疾病。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實行過在大疫之年免稅減租，減輕民眾負擔，重振生產和經濟發展。公元前67年，漢宣帝在瘟疫後下詔“其令君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後來還有官方規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補貼，中央政府透過地方政府將賑災糧款發到災民手中。各個朝代都有過在發生大疫後，政府官員還到疫區巡視，安撫百姓，或開倉賑濟，或派遣醫生施藥救之。地方官府辦的“蕙民藥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0 妥善安葬亡者，救濟撫養遺孤　　歷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會奪去無數人的生命，致使妻離子家破人亡，出現“萬戶蕭條鬼唱歌”的悲慘狀況。由於瘟疫的傳染性，未經妥善安置的屍體將進一步傳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環境。西漢時期，平帝曾下詔，按每家死於瘟疫的人數賜與不等的安葬費。唐朝時期對瘟疫時期掩埋屍體十分重視，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發現屍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其間下令，死者屍體一定要家人掩埋，無人管者，由地方官負責安置。唐文宗時規定，患瘟疫家庭留下來的遺孤，如不滿是十二歲，一定要由親屬負責養育，官府提供兩個月的口糧救濟，孤兒名單要上報官府。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護生命，還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會的作用。如上所述，中國古代是採用多種多樣的方法來綜合治理瘟疫的。

方法有很多，但是很多都不確實際，更多的則是勞命傷財。

1.劃出土地，重兵把守。

由於古代沒有現在這些醫療措施，只能靠中醫把脈確診，往往只能靠中藥。並不能準確地第一時間，發現其病症原因以及部位。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傷寒感冒，如果傳染起來，那也是非常廣泛的。古人並沒有口罩這一說法，而他們唯一遮擋物就是面紗。薄薄的一層，只能擋住一般飛沱物，並不能有效地阻止病毒的衍生。

這叫造成了，很大規模的傳染。長時間不能治癒，人傳人物傳物，很快一大片或者整個城池，相繼都會被感染。引起人們的恐慌，等朝廷反應過來，已經有很多得病的患者跑出去了。這樣更一步的加大了傳播，使得疫情沒有有效的快速壓制下去。

而且只要是被確認為瘟疫傳播區，朝廷會派下大批的中醫。前去整治救濟患病的百姓，但是如果實在壓制不下去，或者是治療不好。就會透過劃出那一片區域，設立為隔離區。裡面的所有人，哪怕是沒有得病的普通人。都不得出城或者踏出那個範圍以內，並且在四周派大量士兵把守。如果發現有強行衝過關卡的，直接就地格殺。有時為了防患大規模的傳播瘟疫，會專門派一批精兵進去，直接格殺裡面的患者。然後放火燒掉這些屍體，以達到消除瘟疫病毒的方法。

2.大災過後，必有大禍。

像古代自然災害頻繁，人們沒有辦法提前預知。這就造成了大量人員死亡，加上牲畜。

很容易造成大規模的瘟疫，這時候就會派大量的人員前去。把那些已經死亡的人員或者牲畜，挖上一個很深的大坑，進行深度掩埋，並且還會放火燒掉，死掉那些人生前的房屋。從而利用火的高溫殺滅這些病菌，深度掩埋也是這個道理。使得那些帶有瘟疫的病毒沒有辦法，突破地面，從而有效地避免瘟疫的傳播。

3.藥物的治療，以及防範。

隨著社會的發展，不少中醫藥書上，都提出瞭如何解決瘟疫的方法以及治療。

如《普濟方》治時氣瘴疫浴湯方:“桃枝葉(十兩)白芷(三兩)柏葉(五兩)上為散。每服三兩，煎湯浴之，極良。”

透過中藥材的配比，達到藥效的治療。而且還會利用那些劇毒藥材，研磨成粉末狀配比。透過人工，撒在那些瘟疫橫行的地區，達到消毒滅菌的作用。

而且很多人家都會燃燒艾草，透過散發出來的煙霧，殺滅房屋內的病菌。而且驅蟲效果也非常好，屋子裡面還會長久飄散著淡淡的清香味。

人類與瘟疫的鬥爭幾乎伴隨著整個社會的發展歷程。幾千年來，瘟疫一直就是威脅人類健康的頭號敵人。為了延續生命，古人們不斷探索對瘟疫的認識和防治，經歷了一個從懵懂無知到科學防治的過程，積累了豐富的防治措施。

古代瘟疫對人類造成的殺傷力很大，造成了大量的無辜百姓死亡。歷史上最早有記載的瘟疫發生在周代，魯莊公20年“齊大災”。這裡的“大災”就是指氾濫的瘟疫。1232年，金國汴京也曾發生了中國歷史上一場罕見的慘烈瘟疫，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裡，“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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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學者們的不完全統計，從周代開始，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大型瘟疫就近300次，其中以清朝最多，幾乎佔據了五分之一。

更為可怕的是，瘟疫一般都伴隨著自然災害。正是由於大災發生後，百姓餓殍千里，牲畜成片死亡，大量的人畜屍體得不到無害化處理，導致細菌和病毒的滋生蔓延，繼而引發了瘟疫傳播。

如在公元612年，隋煬帝舉兵東征高麗，但國內卻遭逢罕見的大旱，隨即引發瘟疫流行，染疫而死者眾。

1331年，衡州多年大旱，元朝救災乏力，導致瘟疫肆掠，“死者十九”。

由於古人對瘟疫束手無策，缺乏科學的認識，只好把瘟疫歸咎於上天對人類的懲罰，也因此催生了一些對瘟疫的神話傳說。

傳說上古五帝之一的顓頊，有一個名叫魑魅的兒子，死後變成了疫鬼，經常出來害人，就像《釋名》中所記載的一樣：“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因此，只要有瘟疫發生時，人們就只能採取“取媚神祗”的方法，期望求得神靈的庇佑，早日驅走瘟疫。

在《周禮·夏官》中，就記載有專門負責驅疫的四個人，他們都身披獸皮，頭戴面具，執戈揚盾，“帥百隸逐室毆疫”。後來逐漸演變成了現代的“儺戲”。除了民間自發的驅疫者外，朝廷還有專職的巫祝官員，負責攘除癘疫。

（網路配圖）

如果這些方法都無效，帝王們就會將瘟疫的責任攬在自己的身上。釋出一些類似“罪己詔”之類的詔令，然後親自參加祭祀活動，在神靈面前聲淚俱下地誦讀“罪己詔”，尋求上天的原諒。

當然，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人們對瘟疫的認識也不斷進步，逐漸意識到光靠祭拜神靈是解決不了瘟疫的，開始尋找防治瘟疫的辦法。

那麼，古人們對付瘟疫有哪些有效的方法呢？

其一，隔離。

古人在和瘟疫的鬥爭中，逐漸認識到隔離是對付瘟疫的最好辦法。最早記載隔離方法的是《漢書》：“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意思是說，在瘟疫流行的地區空出一些住宅，作為患者的隔離病房，集中治療，以防擴散，切斷傳染源。

晉朝時規定：“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漢代還出現了一些隔離機構，如“癘人坊”等。

北宋時期，越州“春大疫，為病坊募僧二人，視醫藥飲食”。為了隔離染疫之人，地方官府不得不招募僧人來照顧病人，因為一般百姓不願充當看護，只好求助於慈悲為懷的僧人了。

（孫思邈畫像）

其二，改善公共衛生。

秦朝時，對亂扔垃圾，“棄灰於道者”實施懲罰，不但要罰錢，還會責令他服苦役。

古人還特別重視對水源和居住環境的消毒防疫，孫思邈就在《千金要方》中記載了這類防疫方法。地方官員們也對百姓的用水衛生逐漸重視起來，“疫之所興，或溝渠不洩，蓄其穢惡，燻蒸而成者。”官府採取的辦法，除了“差淘渠人通渠”外，還“疏浚河道，勿使積汙，廣鑿井泉，勿使飲濁”，後期甚至才用了“驅蠅祛疫”的方法。

在個人衛生上，古人認為“疾病，內外皆掃，徹褻衣服，加新衣”。所謂“褻衣”，就是舊衣或者髒衣服。髒衣服藏汙納垢，很容易滋生細菌。同時提倡“衣被宜潔淨，飲食宜淡泊，臥房宜開闊，窗戶宜開爽，疫氣自然消”。

其三，藥物治療法。

在《疫診一得》中，記載過一劑名叫“清瘟敗毒散”的方藥，直到現在依然在使用。古人還用焚燒蒼朮、木香、降香等芳香藥物，以達到避穢、健脾化溼的功效。《金匱要略》中還記載了一劑名叫澤瀉湯的藥，也對瘟疫有抑制的作用。

其四，對染疫人群實施救助。

漢平帝劉衎時期，瘟疫流行，導致國家動盪，民不聊生。於是他在元始二年下詔，凡是在瘟疫裡一家死掉6 人的，賜給葬錢五千；一家死掉4人以上的，賜給葬錢三千；2人以上的賜二千。這些錢名義上是喪葬錢，其實就是對親屬們的一種經濟救助。

如果在大疫之年，出現屍首無人掩埋，官府都會為這些人善後。如梁武帝時期郢城大疫，全城“死者十七八”，出現了大量被拋棄的屍首。朝廷遂命給死者賜棺器收殮，以防止疾疫傳染。南宋嘉定元年，江淮一帶瘟疫肆掠，導致屍積如山。官府出面招募志願者，凡安葬200具屍首者獎勵度牒一道。

不過，由於封建帝王固有的“家天下”思想，很難對染疫的老百姓實施實質性的幫助，除非疫情發展到了危害其統治的地步。所以，總體來講，古人防治瘟疫的辦法，大多帶有很大的目的性，就是維護封建帝王的統治。

（參考資料：《金匱要略》《千金要方》《疫診一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