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杭州刺史，我來回答。

從魏晉到明清, 文人們對諸葛亮評價的主流, 是由客觀平直到玄虛空泛, 由褒貶不一到絕對肯定, 思維方式 愈益呈現出道德化、絕對化的傾向。 對諸葛亮忠義的闡釋過程, 使文人們越來越認同於官方文化。 由此, 距真實的 諸葛亮越走越遠, 文人的思想日益僵化, 民眾亦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文人絕對化的思維觀念。

諸葛亮在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受到上自皇帝下至 庶民的普遍讚譽 ,這與文人們對諸葛亮的評論密切 相關。或者可以說, 正是歷朝歷代文人對諸葛亮一 生言行的反覆詮釋與渲染 , 才形成了諸葛亮文化現 象這一中國社會獨特的人文景觀。在中國濃重的政 治文化氛圍中,文人們對諸葛亮的評論愈來愈趨於 道德化 、絕對化, 致使諸葛亮的形象距其本來面目愈 來愈遠 ,而文人們在聖化諸葛亮的過程中越來越認 同於官方文化,同時其君子小人判然兩分的思維模 式也給民眾以巨大的影響 。

1.魏晉至隋唐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 ,距諸葛亮生活的時代未遠,又 屬戰爭頻仍階段 ,人們評價諸葛亮比較客觀,多以公 允平和的語調論之,但亦有道德評價的因素在內。

陳壽(233— 247年 )是最早對諸葛亮做出全面評價的人 。他在 《三國志 ·諸葛亮傳 》後有一段集 中評論,其核心是“用心平而勸戒明 ”, 其結論是“識 治之良才 ,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 ,未能成功,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陳壽的評價就事論事, 言簡意賅 ,高度概括 ,致使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 諸葛亮的評論 ,不管贊同陳壽的看法與否,其議題均 莫能出其範圍 。

最早從忠義、正統的角度肯定諸葛亮的 ,是蜀漢 的君臣。諸葛亮去世後, 劉禪在詔策中即強調諸葛 亮“將建殊功於季漢 , 參伊周之巨勳”的意義 , 藉此 標榜了蜀漢政權的正統性 。此後不久 ,習隆等大臣 在請求為諸葛亮立廟的奏摺中說:“亮德範遐邇, 勳 蓋季世。王室之不壞, 實斯人是賴 。” 仍著意強調 諸葛亮對漢室興衰的意義。晉武帝司馬炎曾感慨若 得諸葛亮以輔 ,可無 “今日之勞 ” ,並讚歎 “諸葛亮 在蜀 ,盡其心力 。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其善一也 ” 。 司馬炎所謂的“善 ”,其實是 “忠”, 是從一般忠君的 意義上去講的 。西晉張輔強調:“睹孔明之忠, 奸臣 立節矣。殆將與伊 、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 亦 如此意。

東晉的習鑿齒 (? — 384年)在當時文人對諸葛亮的評論中是一個比較關鍵的人物。他讚揚諸葛亮 以仁德之心執政 , “法行於不可不用 ,刑加乎自犯之 罪 ……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 自秦漢以來未之 有也” , 將諸葛亮視為秦漢第一臣。更重要的是 , 陳壽《三國志》以魏為正統 , 習鑿齒作 《漢晉春秋》 , 首倡帝蜀寇魏論 。因為此時東晉偏安江南 , “其事 有類於蜀 , 為偏安者爭正統, 此孚於當代之論者 也 ”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 , 習鑿齒認為周瑜 、魯肅 是 “小人 ”,因其盡臣禮於孫氏;諸葛亮為 “君子 ”,因 其 “有匡漢之望” 、“有宗本之心 ” 。習鑿齒這一提 法 ,與劉禪對諸葛亮的評價 “參伊周之巨勳 ”以及 “忠武侯 ”的地位相呼應, 諸葛亮的忠義逐漸成為後 世文人評價諸葛亮的主題 。

隋朝短祚,評論不多。唐朝李白 、杜甫 、劉禹錫 、 杜牧、李商隱等著名詩人都有詠懷諸葛亮的詩篇,他 們主要歌頌諸葛亮 “欲盡智慧傾僭盜, 善持忠節輔 庸昏” 的忠義與才能 , 尤其贊其 “誓將雄略酬三 顧 ” 的豪氣。 “傾僭盜 ”顯然具有鮮明的傾向性 , 但同時也有 “天地三分魏蜀吳 ” 的客觀看法。唐 朝宰相裴度 (756— 839)認為遍閱舊史往哲 , “或秉 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 ;得立身之道, 無治人之術;四 者備矣 ,兼而行之 , 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 ”。他斥 責陳壽、崔浩 “皆以變詐之略 , 論節制之師;以進取 之方, 語化成之道 (成就教化之道 )不其謬歟 ” 裴氏此論從謀義不謀利的角度 ,為諸葛亮的北伐作 了一個蒼白無力的辯護。薛 逢 “赤伏運衰功莫 就 ” 亦為此意。晚唐薛能 (817— 880)則 “病武侯 非王佐才 ”, 言 “焚卻蜀書宜不讀, 武侯無可律餘 身 ”,諷刺諸葛亮不明上天意願, 權變詐偽, 連年徵 戰 ,既擾民 ,又未能興漢 , 他辛辣地嘲笑 “當時諸葛 成何事 ? 只合終身作臥龍 ” 。魏晉至隋唐時期對 諸葛亮的評價,可謂方方面面, 舉凡諸葛亮的政治才 能 、軍事才能 、道德人品,均已涉及,其特點是較為平 直 。

2.兩宋時期

在歷代文人對諸葛亮評價的過程中, 宋朝是一 個重要的轉折時期 。其中 , 正統觀念的影響和理學 的發展最為關鍵 。北宋的積貧積弱, 南宋的偏安江 南 ,使漢民族處於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在王朝呈 衰敗之勢以及民族危難之際, 諸葛亮作為 “興復漢 室 ”的一面旗幟, 特別能起到激勵人心的作用 , 因而 北宋後期到南宋一代 ,有關諸葛亮的評論很多 。這些評價自然而然地從民族感情出發 , 從正統觀念出 發。與東晉習鑿齒改變 《三國志 》正統說的做法一 樣, 南宋朱熹《資治通鑑綱目 》一反 《資治通鑑 》以魏 為正統的做法, 再次以蜀漢為正統。其原因 , 正如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四五所言:“(宋 )高宗以後, 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 ,故南宋諸儒 乃紛紛起而帝蜀。”朱熹此意與習鑿齒完全相同, 但 他的影響則比罷官返襄陽的習鑿齒要大得多, 清人 藍鼎元曾謂 “紫陽 《綱目 》大書特書, 千載名分已 定” 。

宋代是理學的創立與發展階段。姜廣輝先生在 《理學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曾將理學概括為 “一種學 聖人的思想運動 ”, 精確地揭示了理學的特點 。在 宋儒精心設計並反覆闡釋的修齊治平理論體系中, 諸葛亮是一個倍受矚目的人物。宋代的理學家在評 論諸葛亮時, 往往從德行的角度去評論 , “王佐 ”之 議集中反映了宋儒的諸葛亮觀。讚譽者從不同的側 面, 謂諸葛亮出山 、征伐 、事君 、道德均可與伊尹、周 公相提並論。認為其受三顧而出 ,與伊尹、姜尚之出 處同 ;出山即為 “天下大義撥亂繼絕 ” , 故為仁義 之師 ;重權在握而不專擅, 盡道以事庸主劉禪, 非盛 德不能致此 ;劉備託孤, “聽其自取而終不自取, 此 伊尹 、周公之心也 ” ;一生廉潔, 不累於物, 亦與伊 尹、周公同 。徐積 (1208— 1103 年 )評價諸葛亮 “用心平而得人心”時, 認為自堯 、舜 、禹 、夏 、商、周、 漢以來七代 , “輔佐之臣有其才者甚多, 惟少德耳。 武侯誠奇人, 謝安可比之 ” 。特別突出了 “德 ”的 分量 。宋人一般很少將謝安與諸葛亮相題並論, 徐 積之意,顯然在於強調兩人對安定王室方面的特殊 功德 。戴少望 (? — 1215年 )則強調 :“有仁人君子 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 ;有英雄豪傑之才者, 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 世人之所難全也 。全之 者,其惟諸葛亮乎!”因而 ,他認為諸葛亮 “宜其擅美 當年 ,仰高後代 ,古今一詞, 稱為王佐之才而不可加 也” 。這是對諸葛亮的綜合評價, 要之不外德、才 兩項 ,關鍵仍是德。

然而宋代並非眾口一辭肯定諸葛亮 。俞文龍認 為諸葛亮於大義未明 , “謂之忠於劉備則可 ,謂之忠 於漢室則未也” , 因為獻帝尚在 ,劉備於漢宗室服 屬疏遠 ,又非人望所歸 。特別是荊、益之事 ,論者頗 多。程頤從“王佐” 、“道義”的角度出發 ,強調 “行一 不義而得天下不為” , 批評諸葛亮 “有王佐之心 , 道則未盡 ”, “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 ,聖人寧無成耳 , 此不可為也 ” 。朱熹讚賞程頤 “其論極當 ”, 強調 “諸葛亮大綱卻好, 只為如此, 便有斑駁處 ” 。葉 適評價曰:“荊、益雖可取, 然假力於孫權, 則借貸督 索 ;會盟於劉璋 , 則欺侮攘奪 。”非君子所為。認為 “自伊、呂不興而管、樂久亡, 無復可為之時也 ” , 實際上否定了諸葛亮可比伊、呂, 甚至也難以和管 、 樂並列 。諸葛亮為劉禪手寫《申 》、《韓 》之事 ,亦被 朱熹斥為“其學只是霸 ” , 葉適認為諸葛亮是 “本 王心而行霸政,以儒道挾權術, 為申、商、韓非而不自 知 ” 。實際上是對隋唐以來 “使諸葛亮而無死 ,禮 樂可興 ” 28這一說法的否定 。諸葛亮的軍事才能也 頗受一些人的非議。 “三蘇不取孔明 ”,蘇洵 、蘇軾 、 蘇轍對諸葛亮的攻守方略 、治軍能力都有微辭 ,認為 他是治國之才而非征伐之將 。北宋的兵學理論家 何去非亦認為諸葛亮為相才而非將才, 他卻一身兼 二任, 結果“不獲兩濟 ” 。這些說法和陳壽之論相 去不遠 。

3.元明清時期

元明清時期 ,文人們對諸葛亮讚譽有加 。諸葛 亮為宋人詬病之處 ,這一時期有了新的解釋 。明人 趙南星認為 , 蘇軾之論 “孔明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 下 ,與曹操異者幾希 ”, 是不知孔明苦心, 為匡復宗 社 ,取劉璋等宗室弱小不能自保者以安其身,實乃仁 義之大者 31 。宋濂一一駁斥前人對諸葛亮的指責 , 認為他們“皆以權謀術數測孔明 ”, 三代以下惟諸葛 亮一人 “合於先王之道 ” 。清人王縈緒則指出 ,襲 取劉璋事倡自法正,成於龐統, 與諸葛亮無關 。對 “將略非其所長 ”的問題 , 除朱彝尊、王夫之仍表贊 同並有較深入的分析外, 楊時偉、李光地、王縈緒等 或謂與司馬懿對壘時 “孔明將略, 益見其長 ” ;或 謂 “孫吳一片詭詐, 成何局面 ”, 仁義之師不為行險 僥倖之舉,自可堂堂正正出之 。這些已近乎迂腐 之論 。唐代杜甫曾將諸葛亮與伊尹 、呂尚並論, 有 “伯仲之間見伊呂 ”之說。而在清人的議論中 , 諸葛 亮已位居伊呂等眾聖之上。清初毛宗崗 (1632— ?) 盛讚:“歷稽載籍, 賢相林立 , 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 明 ……比管 、樂則過之 ,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來賢 相中第一奇人。” 空前地提高了諸葛亮的地位 。藍 鼎元(1675— 1733年)更提出:《正議》、《二表》 , “百 世可師 ”,諸葛亮是“天生王佐”, “出處似伊尹, 忠誠 似周公 ,學問似顏子 ,三代以下第一人之目 , 明道君子鹹推之 ”。應 “從祀至聖廟庭 ,俎豆萬世” , 永享 祭祀 。王縈緒 (1713— 1784)在 《祭風論 》中甚至說 諸葛亮“討賊之心貫日月而動鬼神 ” ,祭風之舉 “天 地當無不立應者。與周公《金滕》之事相似 ,固實理 也, 何妄誕之有 !”諸葛亮曾 “自比管 、樂 ”, 王縈緒認 為諸葛亮一生言行 ,誠、公、忠 、信 、謹慎 、寧靜 、淡泊, “一切皆聖賢真派, 從無雜霸之術, 亦從無雜霸之 心, 豈屑與管、樂為伍 ” 。 諸葛亮終於被塑造為 “無一點黑暗處 ” 的聖人了。

從上述可知, 魏晉至明清文人們對諸葛亮評價 的主流,由平實樸素漸趨於玄虛空泛,由多角度漸趨 統一 ,文人的思維愈來愈呈現出道德化 、絕對化的傾 向。

人物品評註重道德 ,本是中國文化題中應有之 意。在儒學漸次普及的漢代 , “經明行修 ”是評價士 人的主要標準。但隨著東漢中後期儒學的式微, “舉秀才, 不知書;察孝廉 ,父別居 ”等名實不符現象 的出現,人們對士人的評價比較注重於實際。諸葛 亮本人為學不 “務於精熟”而“獨觀其大略” ,魏晉 時人的評價主要從政治家、軍事家的角度立言而較 少從道德的角度評價 , 正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點。 而宋代以後,對諸葛亮評價中的道德化色彩越來越 濃, “王佐 ”之議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諸葛亮從 “自 比於管仲 、樂毅, 時人莫之許 ”到 “天生王佐 ”, 被文 人逐漸地聖化了。而這種聖化, 主要從正統的角度 突出強調了諸葛亮的忠義, 特別是這種忠義對千秋 萬世的政治表率和道德激勵作用 。

政治化、道德化的立場容易導致絕對化 、極端化 的結論。宋代以後的文人筆下,諸葛亮與司馬懿 、曹 操往往形成鮮明的對比。這自然有一定的客觀原 因。在民族危難之際,由正統觀念衍生的正義感 、忠 義感往往給仁人志士以巨大的精神支援 。 《出師 表》 “北定中原 ,興復漢室 ”的名言使他們熱血沸騰。 岳飛夜書 《出師表》 ,陸游疾呼“邦命中興漢 ,天心大 討曹 ” ,文天祥 《懷孔明》詩 “至今 《出師表 》, 讀之 淚沾胸。漢賊明大義, 赤心貫蒼穹 ” , 均藉此直抒 收復中原之壯志。然而在這種強烈的感情色彩支配 下, 文人對諸葛亮以及三華人物的評價往往走極端, “漢賊不兩立”在他們頭腦中深深紮下了根 。諸葛 亮與曹操 、司馬懿被判然分為漢室與漢賊兩大陣營,一個絕對是忠義的代表 , 一個絕對是奸詐的代表 。 典型如南宋主戰派人物陳亮 , 他承認司馬懿用兵 “出奇制勝, 變化如神 ,天下莫不憚之” ,但將司馬懿 與諸葛亮相比時 , 則強調諸葛亮 “去詭詐而示之以 大義, 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 ”, “仲達以奸, 孔明以 忠 ;仲達以私 ,孔明以公;仲達以殘 ,孔明以仁 ;仲達 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氣已沮矣 ” 。這簡 直是一種精神勝利法了 。藍鼎元聲稱 “平生最惡曹 孟德”, 聞人稱“魏武帝 ”, 必 “唾其面而奴之 ”, 他甚 至作《擬諸葛武侯伐魏檄 》, 以重申諸葛亮 “滅曹興 漢 ”之志 。清人黃恩彤認為同受託孤之重任, 諸葛 亮有“自取”之命而終不取 ,司馬懿未受 “自取”之命 而自取之, “此天下後世所以仰諸葛若鸞鳳, 惡司馬 如梟鴟也” 。實際並非如此 ,文人們揚諸葛貶司馬 的根源仍在於正統與非正統之辨, 諸葛亮與司馬懿 一 “忠”一“奸 ”、一正一反只是由此角度衍生而來的 道德評價。

關於諸葛亮是否為“王佐 ”的議論 ,體現的也是 一種絕對化的思維模式。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為儒家 推崇的 “聖王 ”是堯、舜、商湯王 、周文王、周武王 , “聖臣”也是寥寥可數的伊尹 、呂尚、周公幾位。 “聖 王 ”因仁義興 , “聖臣 ”以忠義輔 , 因而稱為 “王佐” 。 諸葛亮出山前曾自比管仲 、樂毅 ,體現的是欲建功立 業計程車人心態, 是一種常人的心態。而諸葛亮在世 時惟彭羕獄中上書稱譽諸葛亮為 “當世伊、呂 ” , 去世後劉禪定之為 “參伊、周之巨勳 ”, 均有一定的 背景。宋代以後關於諸葛亮是否為 “王佐 ”的議論 , 典型地反映了文人們極端化的思維特徵。無論肯定 者或者反對者,均是一種絕對化的評價:前者全盤肯 定 ,因而諸葛亮出師即為仁義之師;取劉璋為保宗 本 ;為劉禪寫 《申 》、《韓 》是對症下藥 ;不用魏延之計 是 “明道正義 ”, “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 ;屢次北伐 最終不勝,則是天不祚漢而非人力。總之 ,諸葛亮的 一舉一動都是仁義道德的體現, 沒有絲毫不義 。後 者對諸葛亮的批評則是從 “君子欲有所立於天下 , 必使之無一不正而後從其君 ”的角度出發, 既是王 佐 ,就容不得半點瑕疵, 因之取劉璋 、寫 《申 》、《韓 》 均為美中不足。兩者異曲同工 ,出發點和歸宿都是 對諸葛亮的肯定 。元明清時期的文人則乾脆不提那 些 “不正 ”處 ,諸葛亮成了沒有爭議的人物 。

魏晉到明清時期文人們在對諸葛亮的評價中呈現的變化 ,如前所述 ,與時代條件密切相關。唐代安 史之亂後 ,北宋後期及南宋 、明萬曆朝以後, 為諸葛 亮作詩或作傳 、編譜者明顯增多, 也從一個側面說明 了這個問題。但諸葛亮更是一個超越時空的歷史人 物,他在中國文人中形成的影響歷久不衰。值得我 們關注的是:文人們何以對諸葛亮情有獨鍾? 在對 諸葛亮評價中形成的思維定式, 其後果與影響是什 麼?

在古代文人的心目中, 諸葛亮無疑是內聖外王 完美統一的典型代表。諸葛亮在漢末那種特殊環境 中所擁有的權力與地位 ,所成就的功業 ,是大一統時 期的文人所無法實現的 。諸葛亮個人的品德, 如忠 義、公允 、清廉 、進取、獻身等, 確實為文人們所由衷 敬仰 ,與他們的精神追求相契合。因而 ,諸葛亮激勵 著千百年文人的心絃, 牽動著他們的思緒。文人們 在諸葛亮身上 ,汲取到了催人奮進的精神力量。他 們在評論諸葛亮時 ,或藉此抒發自己修齊治平的豪 情, 或傾訴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懣。而更多的時候 ,是 主動迎合政治需要極力挖掘和宣揚諸葛亮的功德, 為統治者獻計獻策 。元代程鉅夫《敕賜南陽諸葛書 院碑 》一文典型地反映了文人們這種自覺的政治意 識。文中載曰:“有能推尊聖人之道 , 表彰大賢之 業, 作興民俗, 敷弘治化者,此真人臣之職,而上之所 宜聞也。” “人臣之職 ”即是崇聖彰賢 , 以此化民成 俗,這是中國古代文人自覺的使命感與責任感。而 文人代代沿襲的經學知識結構和生存環境, 也使他 們只能從 “聖賢氣象 ”的闡釋中去顯示自己的價值, 發揮自己的 “創造力” 。程鉅夫在文中著重強調了 南陽武侯祠、諸葛書院與祠東的孔子廟在文化傳統、 道德精神上的契合, 認為 “孔子作 《春秋 》而萬世君 臣之法定 ”,諸葛亮於漢末首倡 “漢賊不兩立” ,方使 《春秋》之義煥然復明, “不有武侯 , 《春秋 》已亡 ”, 因而諸葛亮是捍衛 《春秋 》君臣大義、承續儒家禮樂 文化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而在南陽營建諸葛書院的 深意即在於使 “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 ,師聖人之道, 仰大賢之業… …所以教天下知為君臣之道也” , 從 而使 《春秋 》大義永遠延續下去 。這與宋明理學“為 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春秋》的 “微言大義” ,諸葛亮彰顯、承傳春秋大義 的“功德 ”, 都是文人們精心揣度、“創造 ”的成果。 文人們在對諸葛亮忠義的闡釋中 , 使自己越來越認 同於官方文化 。

其一,距真實的諸葛亮越走越遠 。宋代以後,諸 葛亮這個歷史人物被逐漸道德化 、符號化了 。將魏 晉與宋元明清時期文人們對諸葛亮的評論兩相對 照 ,便可清楚地看出, 後者的評價往往遊離了漢末三 國的生存與戰爭環境。三國時吳國大鴻臚張儼 《默 記 》一書的《述佐 》篇 , 儘管認為諸葛亮在謀略方面 較司馬懿高出一籌 , 但前提是, 在 “天下崩壞, 豪傑 之士, 競希神器”之際, 諸葛 、司馬二相各為其主 ,均 是 “一國之宗臣, 霸王之賢佐 ”, 並無正統與非正統 、 忠義與奸詐之分 。張儼是吳臣 , 其《默記》又為私存 之文, 評論比較客觀。而到後世 ,諸葛亮與司馬懿兩 人的形象逐漸演變為水火不容的君子小人兩極化代 表 。回顧文人對諸葛亮的評論 ,仍是陳壽的評價較 為樸素 ,也較為公允全面 。這自然不能簡單地理解 為時代愈近評論愈公, 而只能從後代文人的時代環 境 、思想方法中找原因 。

其二,聖化諸葛亮的過程, 禁錮了文人的思想 , 使之僵化、單一。南陽武侯祠鐫刻一幅清人的對聯 曰 :“陳壽何人也評論先生長短;文公 (指朱熹 )特筆 為表明當日孤忠 。”清代文人對陳壽的指責, 對朱熹 的讚譽 ,正反映了對諸葛亮的評價中從魏晉較自由 的 “評論長短” 、到宋代刻意 “表孤忠” 、再到明清沿 襲宋人之說而很少反觀歷史的文人思想脈絡。古代 文人們秉承統治者意旨 , 運用其智慧與才能所創造 的五經神話 ,孔子神話 ,最終使自己越來越喪失主體 意識,拜倒在自己所創造的權威面前。聖化諸葛亮 的過程也是一個造神的過程 ,它使文人對諸葛亮只 可贊同 ,難有客觀分析 。

其三, 文人們的思維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民 眾 ,其價值觀在民間形成了巨大而深遠的負面影響 。 元末明初 , 羅貫中的長篇歷史小說 《三國志演義 》 中 ,諸葛亮是核心人物 。曾有學者精闢地指出 :羅貫 中作書的本意, 是“帝蜀黜魏 ,表彰諸葛” 。 《三國 志演義 》的盛行以及明清時期三國戲的盛行使諸葛 亮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清人顧家相說:“蓋自 《三 國演義》盛行 , 又復演為戲劇 , 而婦人孺子、牧豎販 夫 ,無不知曹操之為奸, 關、張 、孔明之為忠 … … ” 晚清的觚庵也指出 :三國戲如 “《定軍山 》、《火燒連營》 、《七擒孟獲 》等著名之劇何止數千 , 袍笏登場, 粉墨雜演 ,描寫忠奸 ,足使當場數百十人同時感觸而 增記憶… …宜乎婦孺皆耳熟能詳矣 ” 51 。透過小說 與戲劇的傳播 ,諸葛亮以鮮活而並非真實的形象從 書本走向了民間,精英文化世俗化了,民眾自然而然 地接受了文人的價值判斷,中國民眾非此即彼、君子 小人截然兩分的一元化思維方式與此不無關聯。

本人奉孝迷弟。

郭嘉公元207年死，諸葛亮208年出山。

拿郭嘉和諸葛亮做對比的，都在誇兩人的謀略高強，舉世無雙。一山不容二虎。

諸葛亮陪同劉備經赤壁，奪下半個荊州，整個益州、漢中。劉備臨終，託孤重臣。多次出祁山，伐關中。杜甫說“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表達對諸葛亮能力和忠心的讚揚。

對郭嘉的追捧大多因為曹操用他的計謀在危機時刻反勝，平定遼東，幫曹操統一了北方。

諸葛亮是能臣，郭嘉有良謀。諸葛亮不會成為郭嘉，僅僅成為一個高階軍事參謀；而郭嘉也不會成為諸葛亮，做個喜歡理政的重臣。諸葛亮一生謹慎，郭嘉喜歡出奇計。

諸葛亮有後半生的輝煌一半來自劉備，一半來自他荊州地區的朋友圈。劉備從出道開始一直都是衝在最前線:陶謙讓徐州，劉備在面對曹操的正面壓力；呂布奪徐州，劉備居小沛，他的東西方是曹操和呂布；投奔袁紹打曹操；投奔劉表被安排在離曹操地盤最近的新野。劉備不是打仗不行，而是經常在打硬仗。在遇見諸葛亮之前打仗打了近20年，所以諸葛亮和劉備一起，諸葛亮的軍事謀略一定比不上劉備。而劉備在聘諸葛亮之後，慢慢劉備集團有了起色，直到最後雄霸一方。之所以這樣並不是諸葛亮的個人功勞，而是諸葛亮身後有一群荊州士子的關係網，47歲的劉備請諸葛亮的直接原因是希望請一個27歲的年輕人，表達對荊州士子的禮賢之意，諸葛亮投靠劉備給了劉備很大的輿論聲望。也幫他籠絡了一班人馬，劉備的個人文武官體系初步搭建起來。

這是諸葛亮的初期功勞，至於後來的丞相北伐，既體現了他的忠心、卓越的外交手段，又體現了他不懂軍事、長於政治又不善行政的特點。說到底，他是個熱愛政治權力的政治家。

而郭嘉，他的光芒永遠是在曹操旁邊的，他敢於跳出常規不拘泥於規則，又出其不意致勝。他的思維不適合做官，適合做一些戰術層面的點睛指導，事半功倍。他是半個隱士。

曹操沒有郭嘉，北方不一定統一，但他有一批精良的軍隊和出色的謀臣，他的勝利應該感謝袁紹。劉備沒有諸葛亮，可能會是一方軍閥，佔了益州漢中，再出一個北伐的信臣良將。

曹操沒有郭嘉，是少一個人。劉備沒有諸葛亮，是少一個初期的班底。

所以郭嘉多活幾年的話，諸葛亮仍會出來，郭嘉喜歡的是功業，諸葛亮是權力。

個人觀點。

諸葛亮在中國古代後期受到上自皇帝下至 庶民百姓的普遍讚譽 ,是歷朝歷代文人及統治者對諸葛亮的反覆利用渲染 , 才形成了諸葛亮這一獨特的人文景觀。

真實歷史中，諸葛亮只是一個能力平平，生性謹慎的一個權臣而已，並無太多的過人之處，諸葛亮本人為學不 “務於精熟”而“獨觀其大略” 。諸葛亮最後化身為千古名相，成為忠臣良相的代名詞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夾雜了從民間到統治階級；從魏晉到明清；從褒貶不一到絕對肯定的一個包裝.神話.利用過程！到現在更被捧為“萬世師表”.“宇宙一流”的神話層次！與真實的諸葛亮越來越遠。文人 民眾也自然沉浸在官方的觀念之中。

一：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

陳壽距漢末時間不遠,以曹魏為正統。對諸葛亮評價比較客觀，認為他行政能力謹慎，軍事能力平平。

東晉的另一代表習鑿齒 與陳壽相反，也是對諸葛亮評價比較關鍵的人物。他以蜀漢為正統，讚揚諸葛亮 以仁德之心執政 , 將諸葛亮視為秦漢第一臣。 認為諸葛亮為 “君子 ”, 諸葛亮的忠義逐漸成為後世文人評價的主基調 。

二.截然相反的兩宋時期

南宋是一 個重要的轉折時期 。漢民族處於深重的危難之期, 諸葛亮作為 “興復漢 室 ”的一面旗幟 。一反北宋以曹魏為正統的做法, 南宋以蜀漢為正統。讚頌諸葛亮 “重權在握而不專擅,”將諸葛 亮與曹操 、司馬懿分為漢室與漢賊兩大對立陣營, 揚諸葛貶曹與司馬。 人為定性為 “忠”“奸 ”，正統與非正統之正反代表！

三：全面神聖化的元明清時期

元明清時期 ,統治階級及文人為了利用他的“忠義”和“賢德，”更對諸葛亮讚譽有加 。 三代以下惟諸葛亮一人為千古不二的“王佐之才” 。 是“古今以來賢相第一奇人。” 將諸葛亮提高到 “無一點黑暗處 ” 的聖人高度。

諸葛亮所成就的功業 ,最後成為後世文人們藉此抒發自己主張才華的精神寄託。挖掘和宣揚諸葛亮的功德, 最終是為了迎合政治需要和統治者獻計獻策 。古代文人的心目中, 諸葛亮無疑是內聖外王 完美統一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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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不死，臥龍不出！兩者純屬牽強附會，生拉硬扯，這問題咋聽著象是從說書場中傳出的，明顯是為書場增加趣味懸念的橋段！

根據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好為“梁父吟”以及“隆中對”裡盡知天下形勢的跡象就表明諸葛亮並非是一個安於“躬耕隴畝”的讀書人，而是一個迫切想一展平生抱負，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假隱士山人！有無郭嘉此人，和郭嘉生死沒分毫關係，諸葛亮還是會出山的！

郭嘉是曹操身邊的重要謀士，依曹操雄才大略的影響力，應該是多數文人士子想要主動依附的明主！從這句書場橋段中隱隱透出諸葛亮極可能也想效忠於曹公帳下。奈何曹公帳下人才濟濟，自身影響力有限，還難進曹公的人才侯選名單之中！

諸葛亮不是不想出山，也不是因為郭嘉的才能掩蓋了諸葛亮，只是沒有一個明主來請諸葛亮出山來一展自己的理想抱負！隆中時光不過是諸葛亮韜光養晦，待價而沽的過渡時期！

漢靈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諸葛亮出生於琅邪郡陽都縣一個官吏之家。諸葛亮3歲時母親張氏病逝，8歲喪父，後與姐弟隨叔父諸葛玄投奔到荊州牧劉表家生活。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諸葛玄病逝，諸葛亮和姐弟便移居南陽，17歲的諸葛亮與友人徐庶等從師於冰鏡先生司馬徽。

他看到劉表昏庸無能，不是命世之主，於是結廬襄陽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中，在此隱居了十年。這期間他廣交江南名士，其智謀為大家所公認，有匡天下之志。他密切注意時局的發展，所以對天下形勢瞭如指掌。人稱“臥龍”。娶黃承彥之女為妻。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諸葛亮27歲時，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遂出山輔佐劉備，聯孫抗曹,

赤壁之戰大敗曹軍，形成三國鼎足之勢，奪佔荊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繼又擊敗曹軍，奪得漢中。建安二十六年，劉備在成都建立蜀漢政權，諸葛亮被任命為丞相，主持朝政。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劉備在永安病危，召諸葛亮矚託後事。蜀漢後主劉禪繼位，諸葛亮被封為武鄉侯，領益州牧，建立丞相府以處理日常事務。當時，全國的軍、政、財，事無大小，皆由諸葛亮決定，賞罰嚴明。對外與東吳聯盟，對內改善和西南各族的關係，實行屯田，加強戰備。

建興五年（公元227年），上疏於劉禪，率軍出駐漢中，前後6次北伐中原，多以糧盡無功。

建興十二年，終因積勞成疾，病逝於五丈原軍中，將後事託付姜維。

小說中,為了突出人物的形象，把諸葛亮塑造成了一個出神入化，無所不能的軍師。雖然歷史中的諸葛亮並沒有小說中的傳神，但也是一代賢臣，萬古留名。

【尋歡評斷】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千古名相，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著神一樣的地位，“諸葛”這個姓氏也因之有了特殊的意義。

高中時，曾經寫過一篇作文——《心中的燈》，就是寫孔明先生的，被語文老師好一番誇獎，遂影印全年級閱讀，至今猶自豪不已！

自比管樂，雅量高致；

三顧茅廬，得識明主；

如魚得水，三分謀定；

聯吳抗曹，赤壁鏖兵；

七擒七縱，平定南中；

六出祁山，匡扶漢廷；

鞠躬盡瘁，賢相殞命。

不說演義，只說正史，諸葛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了理想，為了心中的正統，不屈不撓，夙興夜寐。不要說什麼封建忠君，也不要說什麼窮兵黷武，我們的民族，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人，才五千年延綿不絕！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人，我們民族的脊樑才禁得住風出雨打，滄海桑田！

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號臥龍，徐州琅琊陽都（今山東臨沂市沂南縣）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文學家、書法家、發明家。

早年隨叔父諸葛玄到荊州，諸葛玄死後，諸葛亮就在隆中隱居。後劉備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聯合東吳孫權於赤壁之戰大敗曹軍。形成三國鼎足之勢，又奪佔荊州。建安十六年（211年），攻取益州。繼又擊敗曹軍，奪得漢中。蜀章武元年（221年），劉備在成都建立蜀漢政權，諸葛亮被任命為丞相，主持朝政。後主劉禪繼位，諸葛亮被封為武鄉侯，領益州牧。勤勉謹慎，大小政事必親自處理，賞罰嚴明；與東吳聯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關係；實行屯田政策，加強戰備。前後六次北伐中原，多以糧盡無功。終因積勞成疾，於蜀建興十二年（234年）病逝於五丈原（今陝西寶雞岐山境內），享年54歲。劉禪追封其為忠武侯，後世常以武侯尊稱諸葛亮。東晉政權因其軍事才能特追封他為武興王。

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師表》《誡子書》等。曾發明木牛流馬、孔明燈等，並改造連弩，叫做諸葛連弩，可一弩十矢俱發。諸葛亮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忠臣與智者的代表人物。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郭嘉不死，臥龍不出！若郭嘉真的沒有早亡，根據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的內心推測，諸葛亮還是會出山的！

諸葛亮不出山的原因不在於郭嘉，而在於沒有值得他追付的君主！

郭嘉是曹操身邊的重要謀士，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曹操也是當時相對來說，比較有想法，比較可以依附的明主！這句話的隱含之意是不是也透漏著，諸葛亮也曾想在曹公帳下效力呢？

除了曹公，跟著誰幹，都不會影響諸葛亮的發展，所以，我認為，諸葛亮不是不出山，也不是因為郭嘉的才能掩蓋了諸葛亮，只是諸葛亮還沒有選對自己要跟的人，畢竟亂世之中，選一個像袁紹那樣的主子，看似前途無量，可真能一展抱負嗎？

正所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與其惶惶不可終日，真不如韜光養晦，待價而沽！

這句話只是後人為了說明郭嘉是天下奇才，和諸葛亮出山與否沒有多大關係。對於諸葛亮為何會出山，筆者認為。首先諸葛亮是一個擁有雄才大略的人，他自然希望在這個亂世一展身手，救天下蒼生於水火，對於雄才大略的人言，最渴望的便是一個明君，一個伯樂，對於諸葛亮而言，他代表的是擁護漢王朝計程車子之心，所以當他遇到同樣雄才大略且心繫天下蒼生的劉備後，自然就出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