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討論“冒頓”問題。我個人認為，要求大家讀成“mòdú”是個有些矯情的要求。“冒頓”之名，傳統上一般根據《史記·匈奴傳》的記載，認為這是匈奴一個單于的名字。不過唐代學者張銑等人認為這是匈奴的一個尊號，意為“英雄”或“單于中的單于”，後代學者也指出了阿爾泰語系中一些單詞與這個義項的關聯。這裡的孰是孰非我沒仔細查過資料不太懂，好在它與本問題無關，我們且不管它。

《史記》本身沒有對這個詞進行注音。但是，在《史記》成書以後，很快便有徐廣、裴駰等學者為其中的疑難字進行注音。像“冒頓”這樣的一般華人包括讀書人都不熟悉的外語詞，原則上講，如果有特殊的讀法，是最需要注音的。但是，這些早期的注音者都繞過了這個詞。

據我所見，直到唐開元時期，著名學者司馬貞在其名著《史記索隱》中，才對這個詞進行了注音：“冒頓，音‘墨’，又如字。”“如字”就是按照一般最常見的讀法讀。這裡就是說，“冒”可以讀為“墨”，也可以按照一般的讀法去讀。

一般而言，一個詞只有一個讀法；外語音譯詞來源明確，通常更該如此。為什麼“冒頓”就這麼奇怪，在《史記索隱》裡偏偏有兩種讀法呢？其實，這是由《史記索隱》的編寫風格決定的。這本書本身的註釋特點就是求全求備，廣收異說。對於司馬貞沒有能力判斷誰是誰非的說法，他經常會選擇把不同說法都保留下來，供後代學者參考。這種寫作風格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為後代學者儲存了許多“去古未遠”（當然，這是相對於現代而言的）的珍貴觀點以供參考。但是，如果你不瞭解《史記索隱》的編寫特點，看到司馬貞羅列的某個觀點就視為他的定論，就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

其實，這個“墨”的讀音是很可疑的。司馬貞的時代距離司馬遷大約有八百年的距離，這大約相當於從南宋到現代的時間跨度。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裡，匈奴的國家和民族相繼消散，就連缺乏文字的匈奴語也消失了。那麼，“冒頓”如果真的有特殊的讀法，為什麼徐廣、裴駰等人都不知道，八百年後的司馬貞偏偏知道呢？他是依據什麼樣的證據知道的呢？這個證據可靠嗎？在我們弄清楚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能假定這個異讀是一個更可信的讀法。

然而，即使是以廣收異說為編寫目的的《史記索隱》，也沒有說“頓”的讀音存在爭議。我見到的資料裡最早給“頓”加上特殊讀音的，是元代的韻書《古今韻會舉要》。這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韻書，但是，它距離司馬遷的時代已經隔了大約一千四百年之久。如果諸位覺得自己可能很難對已經消亡掉的隋朝外國語有超越古人的特殊瞭解的話，我們大概也不能預設黃公紹、熊忠一定對匈奴語有著前人所未發的精確認知。

一部分是為了古文化的保留，這個讀音有助於理解古代文學，幫我們更好的瞭解古代文化。

還有一些字是特定情景下產生的，能夠透過字形和讀音直觀的瞭解當時的歷史文化。有的延續到今天仍有少部分使用人群，作為族群文化的獨特符號而存在。

古代多用通假字。通假就是通用假借的意思常用讀音相同或字形相近來代替字義。如（女和汝）音近義同，（豬、豕、彘）音別義同。

我就問蕁麻疹招誰惹誰了？被活生生改了讀音！還有呆板的呆、平均的均等等，招誰惹誰了……還不是為了所謂的文化普及，和繁體字一起殉了葬。把文化閹割了，再來傳播，這是急功近利！但是文化人還是應該堅持正音的！不單單是古詩古文中的讀音。

這些都是專名，具體來說，是人的名姓。這幾個名字的情況各不相同，我們分別來說。

“冒頓”之名

傳統上一般根據《史記·匈奴傳》的記載，認為這是匈奴一個單于的名字。不過唐代學者張銑等人認為這是匈奴的一個尊號，意為“英雄”或“單于中的單于”，後代學者也指出了阿爾泰語系中一些單詞與這個義項的關聯。

這裡的孰是孰非我沒仔細查過資料不太懂，好在它與本問題無關，我們且不管它。

《史記》本身沒有對這個詞進行注音。但是，在《史記》成書以後，很快便有徐廣、裴駰等學者為其中的疑難字進行注音。像“冒頓”這樣的一般華人包括讀書人都不熟悉的外語詞，原則上講，如果有特殊的讀法，是最需要注音的。但是，這些早期的注音者都繞過了這個詞。

據我所見，直到唐開元時期，著名學者司馬貞在其名著《史記索隱》中，才對這個詞進行了注音：“冒頓，音‘墨’，又如字。”“如字”就是按照一般最常見的讀法讀。這裡就是說，“冒”可以讀為“墨”，也可以按照一般的讀法去讀。

其實，這是由《史記索隱》的編寫風格決定的。這本書本身的註釋特點就是求全求備，廣收異說。對於司馬貞沒有能力判斷誰是誰非的說法，他經常會選擇把不同說法都保留下來，供後代學者參考。

這種寫作風格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為後代學者儲存了許多“去古未遠”（當然，這是相對於現代而言的）的珍貴觀點以供參考。但是，如果你不瞭解《史記索隱》的編寫特點，看到司馬貞羅列的某個觀點就視為他的定論，就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

其實，這個“墨”的讀音是很可疑的。司馬貞的時代距離司馬遷大約有八百年的距離，這大約相當於從南宋到現代的時間跨度。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裡，匈奴的國家和民族相繼消散，就連缺乏文字的匈奴語也消失了。

那麼，“冒頓”如果真的有特殊的讀法，為什麼徐廣、裴駰等人都不知道，八百年後的司馬貞偏偏知道呢？他是依據什麼樣的證據知道的呢？這個證據可靠嗎？在我們弄清楚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能假定這個異讀是一個更可信的讀法。

然而，即使是以廣收異說為編寫目的的《史記索隱》，也沒有說“頓”的讀音存在爭議。我見到的資料裡最早給“頓”加上特殊讀音的，是元代的韻書《古今韻會舉要》。這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韻書，但是，它距離司馬遷的時代已經隔了大約一千四百年之久。

如果諸位覺得自己可能很難對已經消亡掉的隋朝外國語有超越古人的特殊瞭解的話，我們大概也不能預設黃公紹、熊忠一定對匈奴語有著前人所未發的精確認知。

綜上，“冒頓”這個詞在產生時代即有特殊讀法的機率，雖然存在，但其實是比較小的。現代辭書一般註釋為“mòdú”，可能是受到了後世匈奴語研究的影響。有人認為，“冒頓”一詞應該可能來自“baγtur”一詞，而比起常規讀法，“mòdú”更接近“baγtur”。

但是，姑且不論“冒頓”的古匈奴語讀法到底是什麼本來就尚存爭議，就算確定了和現代漢語普通話的“mòdú”一模一樣，這個詞在被音譯到漢語中以後，其讀音也應由漢語自身的發展變化決定。不能說“卡片”借自英語，我們讀“卡片”就是錯的，必須讀“card片”才對。不然，任何從外語中藉詞的行為就都沒有任何意義了，直接背外語單詞就好了呀。

但是“万俟”的情況非常不一樣

討論這個詞之前，我先要介紹一個冷知識，就是這個“萬”，和數字裡的“萬”，完全不是一個字。“万俟”中的“萬”，自古以來就寫作“萬”；而數字“萬”，繁體裡寫作“萬”。古時“萬”有一個字形也寫作“萬”，於是兩個字發生了混淆，也有少數古人把“万俟”寫成“萬俟”的。

後來編簡化字的時候用俗體替代了繁體，於是兩個“萬”在現代就成了徹底同形字。其實它們完全是不同的字，表示完全不同的音義結合，除了恰好長得一樣以外，沒有任何關係。茫茫人海中，如果有一個人恰好和你長得幾乎一樣，就算那個人更有名，你也不需要改叫ta的名字，換用ta的身份，接受ta的社會關係。這個道理，放在漢字裡也是一樣的。

“万俟”這個姓氏，現代人一般將其追溯到鮮卑部落時期。據《魏書·官氏志》記載，在北魏政權還是一個鮮卑部落的時候，部落領袖拓拔鄰“七分華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就是說把部落一分為七，分封自己的兄弟們統治這七處，並分別獲得一個氏。關於這七個氏，存世本的《魏書·官氏志》是這麼記錄的。

獻帝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拓拔氏，後改為長孫氏。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次弟為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次弟為侯氏，後改為亥氏。

後世文獻一般認為上面這一段的最後一句存在傳抄上的錯誤。我們能看到的一些早期材料，比如《元和姓纂》卷六，以及《新唐書》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二》，在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把這個“侯氏”記錄為“俟氏”。《元和姓纂》卷十認為，“万俟”一姓就出自這個事件。可見，這個姓氏來自外語。

關於這個姓氏的讀音，古代文獻意見比較一致。這個在繁體中寫作“萬”的字，《廣韻》中注音為“莫北切”，演化到現代就應該讀mò；“俟”在《廣韻》中也有一個“番姓也”的特殊注音，注為“渠希切”，演化到現代應該讀qí，和它常見的讀音“床史切”完全不一樣。

這個詞的現代讀法，是漢語音系內部自身演化的結果，與復原古音無關。中古時期與“萬”同音的其它字，大部分現在也讀mò；與“万俟”的“俟”同音的字，大部分現在也讀qí。

万俟是一個姓氏，按照語言學上對專有名詞習慣的“名從主人”的原則，保持該姓氏使用者心理上接受的讀音完全沒有問題。沒有為了照顧別人的學習、認知成本而強求這些人改變自己姓氏的道理。

“磾”字不是多音字。它其實是“堤”的一個通假字。這個字造字很奇怪，絕大多數形聲字造字時都重在取韻母相似，但是這個字取的是聲母相似。“磾”和“單”的古聲母相同，都是古端母字（當然現在的聲母也一樣），韻母則相去甚遠。這種情況雖然罕見，但是在形聲字中也是可以的。

“酈食其”的現代讀法來自漢代人自己的註釋。唐代學者顏師古引用東漢時期今文經學家服虔的《漢書音訓》，把這個名字注音為“歷異基”；又引用了今古文兩派交融的學者荀悅的《漢紀》，稱該書中“酈食其”、“審食其”、“趙食其”三個人的名字也都寫作“異基”（按：傳世本《漢紀》均作“食其”，與顏師古所言不同），這種異文材料同樣有非常強的說服力。

基於這些材料，我們可以認為，這個名字在漢代的讀音確實與“異基”二字相同。經過與“異基”這兩個字相同的語音變化，這個名字在現代就也讀“yìjī”了。

順便解釋一下為什麼至少有三個漢朝人叫“食其”。古人有一種習慣，喜歡哪個古人，就可能把自己或兒子的名字改成那個古人的名字。

比如司馬相如，最初叫司馬犬子（這裡沒打錯別字），後來為了表示自己是藺相如的鐵粉改了名字。再如我們剛才提到的金日磾，如果大家熟悉《三國演義》的話會知道漢末有一個人叫馬日磾，就是因他得名的。這種風俗到了很晚還比較流行，比如宋代的大詞人秦觀，字少遊，這裡的“觀”字來自王觀，“少遊”則來自馬少遊。王觀字通叟，所以我們才知道秦觀的“觀”讀一聲，不讀四聲。

漢代的這幾個“食其”，司馬貞認為其名源自《戰國策》上提到的那個司馬食其。這是很可能的。不過我們不知道司馬食其的名字是怎麼起的，以及為什麼有特殊的讀法。但是既然漢人的註釋都認為它有特殊讀法，那麼這個區別至少從漢代就已經產生了，現在只是它的延續而已。

補充：經網友提醒，我才知道“金日磾”的問題不在“磾”字，而在“日”字。有人認為“日”字應該讀“mì”。我查了一下，不僅維基百科這麼說，就連著名學者張舜徽先生的《漢書辭典》都這麼說。我之前對這個異讀完全沒有印象，這是我學藝不精，我應該檢討。特此補充關於這個異讀的討論。

我查了一下，仍然不接受“mì”這個特殊讀法。經查詢舊注及參考樊波成的論文《“金日磾”的“日”不讀“密”》，我認為這個問題和我前面講的“冒頓”很相似。

與《史記》類似，《漢書》本身雖然沒有注音，但是該書成書以後，很快就有漢代學者應劭、服虔等人對其進行注音。到了唐代學者顏師古作《漢書注》的時候，他已經可以參考到不下二十種與《漢書》有關的注音古籍了。雖然這二十多種圖書大部分在現代都已經亡佚，但是其中的重要資訊一般都在顏師古的注本中獲得了保留。可以說，顏師古的注本是他之前五六百年之內《漢書》研究的集大成者。我個人在閱讀《漢書》時，讀的也是顏師古的注本。

顏師古在註釋“金日磾”一詞時，僅僅對不是多音字的“磾”字進行了注音，沒有給“日”字注音。這說明，在顏師古眼裡，這個字就是普通的讀法，沒什麼好注的。

唐代僧人慧琳的重要音韻學著作《一切經音義》倒是給“金日磾”的“日”字注了音，不過他的注音仍然是“日，音人質反”，與一般的讀法沒有任何區別。此外，在《切韻》音系的《唐韻》殘卷、《廣韻》、《集韻》中，我們也沒發現有關“日”是多音字的任何記載。

我們已知文獻中最早提到“日”字讀“mì”的是宋代文獻。兩宋之際的姚寬所著《西溪叢語》中提到：“宋公庠言 ‘金日磾’‘日’ 字不音彌畢切，又是如字，別無借音。”這裡所謂的“宋公庠” 就是宋庠，是北宋的一位狀元，也是那位寫“紅杏枝頭春意鬧”，參修過《新唐書》的著名學者宋祁的哥哥。宋庠自己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撰寫過《校定國語補音》這樣的音韻學著作。這裡說，宋庠曾說過，把“金日磾”的“日”字讀成“密”是不對的，應該按照一般的讀法來讀。這條文獻證明，至少在宋庠的時代，已經產生了把“日”讀成“密”的習慣。但是，宋庠並不支援這種讀法。

宋庠的時代距離班固寫作《漢書》的時代大約過了一千年之久，這個歷史跨度比我們和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間的時間距離還要遠一些。那麼，如果“日”字真的有特殊讀法，為什麼從顏師古參考的諸多古代學者到唐代的慧琳都不知道，宋代的人反而知道呢？既然即使是北宋學者宋庠也沒見過證明“日”有特殊讀音的確切證據（不然他應該會接受這個觀點了），後世學者又依據什麼下這個斷語呢？

綜上，我個人認為，在確切證據出現之前，我們沒有理由把“日”讀成“m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