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民初開始，受西風東漸的影響，中國開始了現代教育的艱難歷程，至今已經百年有餘。在這一百多年間裡，中國教育界最有名的校長，非蔡元培先生莫屬。蔡元培1916年春進入北大任校長，先後兩度執掌北大，前後不過十年餘，而且，他既不是建立北大的校長，也不是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然而，他卻被北大人稱為“永遠的校長”，也是北大在社會上、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校長。

這是為什麼呢？這不僅因為蔡元培任校長期間，對大學教育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做出了很多足以讓人驚訝的創舉，使北大一躍成為了中國現代大學的一面旗幟，而且因為蔡元培在北大的這些創舉，為中國教育提供了成功的案例，鮮活的範本，尤其是他寬容而先進的教育理念的施行，給北大造就了很多先進人才，給中國造就了很多先進人才，為推動現代教育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影響十分深遠。

總結起來，蔡元培先生的影響，既有個人的，也有集體的，既有人格的，也有教育的，從理念上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學術至上”

蔡元培先生接任吳汝倫為北大校長後，給自己提出了三個原則，用來約束自己：一是不做官，二是不納妾，三是不打麻將，時人稱為“三不主義”。他之所以提出“三不主義”，是因為當時正值清末民初，人們還把讀書當成變相的科舉，哪一級學校畢業，等同於哪一級的科舉功名，讀書大都為當官，而他所謂“不做官”，就是針對這種風氣，他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校長不是官，學生才會自覺不受這種風氣感染，明白北大畢業也不是科舉時代的進士，這樣，無論老師、學生，才會專心學術，鑽研學術，成就學術。這就是“學術至上”。有一段時間，中國批判過“學術至上”，並衍生至對“為學術而學術”的批判，其實，“為學術而學術”，就是針對“為做官而學術”而言的，很多人當時將學校教育當成科舉的變相，蔡元培先生有感於此，才強調“學術至上”，意思是一不為做官，二不為發財，為的是追求真理，追求人類的真正進步，這也就是“為學術而學術”。

至於“不納妾”、“不打麻將”，也是為遠離侈風，嚴格自律，樹立為人師表的楷模所致，蔡元培也因此而成為了北大口碑最好的校長之一。

2、“思想自由, 相容幷包”

蔡元培是前清進士，是習孔孟之道出身的學者，但他幸而不是“老學窮”，一生窮於學習，善於學習，多次在人生最關鍵的選擇當口，以遠大的眼光、寬厚的胸襟、文明的傳播、中國的福祉為歸依，作為選擇的依據，他因此成為了既有寬容，又有眼光的教育家。

“思想自由”其實就是學術自由。蔡元培是民國的校長，是反帝反清的校長，是反對袁世凱復闢的校長，但他聘請的教授講師中，主張卻大相徑庭，千奇百怪，主張更是各異。譬如辜鴻銘，清朝都滅亡了好幾年了，他還拖著辮子，穿著清朝的衣冠，在課堂上、社會上大談帝制的好處，蔡元培來之前他就在，蔡元培來後，更加優容之；不僅如此，蔡元培當校長後，還聘請了劉師培來當中國文學教授，開課《中國中古文學史》。劉師培是誰？他可是幫助袁世凱復闢帝制的積極分子，所謂的“籌安會六君子”，學術界名人有兩個，除嚴復外，另一個就是劉師培，袁世凱登臺後，他們都成了反動派，但蔡元培卻請他來培養學生。所以，這既是“思想自由”，也是“相容幷包”。

同時，“相容幷包”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在革舊布新的特殊時期，所謂“相容幷包”，便是既“相容”了舊的東西，也“幷包”了新的東西，既為辜鴻銘、劉師培之類持不同見解者保留了施展的空間，也為陳獨秀、李大釗等開闢了前進的通道，這種“相容幷包”帶來的是無限可能，奇花異草的並存，帶來了競相開放的學術春天。

順便提一下，魯迅與蔡元培先生是老鄉，蔡十分看好魯迅，在教育部任職時，便聘魯迅到教育部任職，到北大任校長，又請魯迅到北大當講師。

更讓人敬佩的是，蔡元培還開男女同校之先例，公開向全國招收女生，使北大成為了中國第一個向全社會公開招錄女生的公辦大學。

3、“教授治校”

如果說“學術至上”、“思想自由, 相容幷包”還有點形而上，那麼“教授治校”便是形而下，最具體、最接地氣的改革措施。“教授治校”其實很簡單，作為校長，推行“教授治校”的辦法，就是民主推選教務長。

當時，校長之下有兩長，一為總務長，管行政；一為教務長，管教學。北大是思想的誕生地，學術的殿堂，教務長的作用可知。因此，蔡元培到校後規定，教務長由全校教授自由選舉產生，每兩年改選一次。別看這種簡單的改革，在行頭臃腫、思想固化、步履蹣跚的中國，這是石破天驚的創舉，而且，帶來的效果便是後來我們見到的模樣，百花齊放，名人輩出。

蔡元培先生主要把西方先進的教育引進了中國，開創中國教育改革的先河！

歐美的大學教育很重視通識教育，大一所有學生是不分專業的，大家都要把“常識”學好。學生透過學習行為達到從未知到已知，從知之甚少到全面認識。從理論上講，每個人都能夠進行有效的學習。這些課程使學生拓寬視野、避免偏狹，培養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社會責任感和健全人格，也就是教他們學會做人，從而夯實了他人生的堅基。這樣教育出來的學生利多弊少，較適合時代的發展。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你所接受的教育要與現實的世界相互連線，才會學有所長，為社會做出巨大的貢獻來。這樣學的東西才會有實用價值。學生所獲得的必備知識，更要學會生活所需的一切，解決了必備的知識和掌握學習的技能將伴隨你一生，同時注重實踐，學以致用，將來在生活工作中的有用的知識來自於實際生活。

“理論聯絡實際”，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所總結出的正確實踐道路，實際上也可以概括1840年以來，中國如何應對西方衝擊的整個實踐歷程。這裡的“理論其實是形形色色的來自西方的理論，在毛澤東那裡，具體是指馬克思主義，“實際”是中國的現實。

既然1840年以來的中國是“理論聯絡實際＂的中國，那麼要正確地認識這個中國，就不僅要能正確地認識“理論”，而且還要正確地認識“實際＂。這就要求當下中國的學術，不僅要有面向“理論＂的學術，而且還要有面向“實際＂的學術。

遺憾的是，現代之中國學術，唯有面向外來“理論＂之學術，而沒有面向中國本有之“實際＂的學術，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二者的有機結合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更重要的是，決定1840年以來之中國的，並非西來的理論，而是中國所本有的實際，毛澤東知道把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於是產生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為中國革命指明瞭方向，並帶領中國人民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

如何把書上讀到、網上看到的別人的知識據為己有，變成自己的知識。其中提到一個核心概念，就是“用以致學”，意思就是末想方設法把學到的知識“用”出來，解決實際。

每當學習的時候，你都應該從學習中得到回報。現在，很多人的讀書目的只是為了說明他們讀了很多書。如果你不運用所學的知識，你只是在浪費時間而已。

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你學之前就已經想好怎麼去用，或者說你有使用這些知識的“剛需”，那麼在學習前你就會去主動思考需要找什麼樣的材料來讀，透過什麼樣的方式能最快捷有效地幫你達到目的。

將現實生活中的放於困惑的熔爐中反覆冶煉，提煉出知識背後的知識，方法背後的方法，接著你可以自己整理出一套知識體系，再針對你想了解的方向和主題去鑽研。提升綜合能力素質，到時需要什麼知識都能學到手，做什麼都能應對有方了，並讓自己有更多的方向選擇。

發展趨勢顯示出知識結構整體性和綜合性的特徵。如果知識元素中有數量的優勢，而沒有相互的協調、配合，就很難產生知識的整體優勢。大學生的知識結構中存在著忽視理論和理論混亂的傾向，以及方法論知識的匱乏和方法論知識的混亂兩種偏頗；大學生的知識體系內部缺乏有機聯絡，知識互補效應微小等。這一切均與知識經濟時代對人才知識結構多元化以及創造性思維的要求相背離。所以，大學生知識結構的調整刻不容緩，只有實現知識結構的最佳化，才能適應知識全球化對人才培養的要求。

高等院校按照專業設定來培養學生這樣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具備深厚基礎、寬口徑的知識。但每個學生個體，在對自己進行生涯規劃的時候，應該結合自身的特點，利用各人的天資特長和興趣愛好，創造性掌握某項知識形成自己的特長知識成為共性中的個性人才，形成獨具魅力的人格。

從各方面打造人的素質，這是當代合格的“國際型人才”的又一個鮮明的、可貴的理性特徵。當今世界，相互碰撞和衝突在所難免，相互吸收和彼此融合也勢在必行。但無論其表現形態多麼豐富、多元、複雜乃至詭秘，我們都不能失了“靈魂”，亂了陣腳。相信我國的一代“新人”，對此會做出理性的選擇，併成為新世界板書中自主生存的典範。

通識教育讓人站在一個很好的平臺之上，讓人獲得通用性很強的知識和能力，從而適應這個多變的社會。當然，搞科研肯定是不行的，因為它需要有專門的知識。想在職場中混得開，需要具備各種能力：時間管理能力、目標管理能力、情緒管理能力、溝通管理能力、專業能力……

而學習能力，是不同於以上能力的一種能力，是你的元能力。

之所以說學習是一種元能力，是因為我們能力的發展離不開知識和技能的發展，而獲取技能和知識最直接的途徑就是學習，學習能力成為其它能力的基礎，因為學習能力就是學習的方法與技巧，有了這樣的方法與技巧，學習到知識後，就形成專業知識，形成強的能力。可見學習能力尤為重要，它和工作能力的強弱息息相關，也可以說學習能力就是工作能力。

在學校中，大部分時間是給學生傳授知識外，對各種各樣的訓練，同時教會學生思考，掌握高效的學習方法以及科研方法。而只留下一部分時間學專業知識。具體的細節，你可以在學習和工作中自己摸索。

無論什麼職業或崗位，我們首先關心的是一般性的認知能力，這個能力不是智商，它包括領導力、謙遜、協作能力、快速反應適應能力以及學習和再學習的意願和能力，無論你在哪裡工作，這些都適用。

高校給你的是深層次的東西，即除了一些科研方法和嚴謹的治學精神，主要是加強學生的學習能力，加深學習方法的認識，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有了這些強的能力，就能隨時在生活中掌握各種各樣的知識和能力；掌握高效的學習方法才能讓人們持久掌握知識，並在各個領域取得成功。

經過系統的嚴格訓練和理論上的學習，使得很快就能這個社會的發展需要。這是一份能讓人受益終身的禮物。有了這個高的平臺，再學新的專業知識就容易多了，同時能能力對各種突發事件和生活中的各類事件作出反應，並能正確地處理。一旦發現自己的感興趣的東西，就能把這領域所需要的資料學到手。只要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後，就可根據自己的知識水平適當加以補充和發展，很快就能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成為專業的行家。

先解決通才的，再解決專才的。

除了這些技能所給予的職業優勢，給每年成百上千的專業學生提供通識教育還有更深遠的意義。這不僅能夠提高他們的競爭力，還能增強他們為更廣泛的社會做貢獻的能力以及過上充實生活的能力。

民國時腐敗不堪，當時政府有心振興教育，於是，選中了蔡元培，沒想到找準了門路。

36歲以後，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藥，決意參加革命，他在上海一邊辦學、辦報、辦刊物，一邊以翰林的身份學習造炸彈、參加暗殺團，這是今天的人們無法想象的。由於蔡元培在革命黨人中的威望，他先後被推為第一任光復會會長、同盟會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後，他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那個時候叫教育總長。新的教育體制，就是在他手裡奠定的。但由於他跟袁世凱、北洋軍閥之間的矛盾，沒做多久就辭職了。

1916年底，也就是袁世凱嗚呼哀哉之後，蔡元培應邀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拉開了他人生最輝煌的序幕。正是他把北大辦成了學術自由的搖籃、百花齊放的園地。

誰都知道，蔡元培是個革命黨，黎元洪和北洋軍閥政府竟然敢請他來做北大校長。當時的北大烏煙瘴氣，很腐敗，被外界叫做“官吏的養成所”。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去接這個爛攤子，他還是去了。孫中山是支援他去的，並把他看作北方文化教育界極為重要的革命棋子。他的主要想法是要把北大辦成一所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就是以學術為中心，上大學不是升官發財的階梯。

在清朝與民國交際的時期，他看到了封建教育對於青少年的摧殘，所以他決心改革當時落後的教育制度，將西方先進的教學制度，透過他的精心研究，製成適合中國的並且先進的教育制度。

蔡元培對維新運動向來抱著支援和期待，但最終他明白：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單靠幾個人圍繞一個皇帝，救不了中國。不培養人才就進行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當一條路走不通的時候,果斷地放棄是最明智的選擇;當兩種東西不能兼得時,果斷地放棄是一種智慧的象徵。

在歷史上,作為中國高等院校的北大曾經面臨過無數次的取捨。在新文化運動大潮洶湧到來的時候,在自己承擔壓力儲存新文化運動火種還是從校園裡清除新文化保護自己之間,蔡元培先生選擇了放棄自己。先生以身做盾,為傳播新文化老師和同學擋住來自於反動政府的壓力,最後使得北大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在剛剛步入民國的時候,北大也面臨一個重大的選擇,那就是選擇繼續當保守的官辦衙門還是作為現代化的大學前者能夠得到北洋政府大力的支援,大筆經費的撥款會給北大帶來莫大的物質財富,出來的學生直接到政府內做事，學而優則仕的錦繡道路也會為教授和學生們敞開。而選擇後者不但會讓學校財政變得拮据,而且教授和學生將會成為北洋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其前途可想而知。

但在這很多人都難以作出的抉擇前,北大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後者,放棄了作為官辦衙門那優厚的待遇,最終,成為了民主、自由的現代化大學在中國大地崛起的象徵，使得中國教育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

他進入北大提出了自己的辦學方針，就是有名的八個字：相容幷包，思想自由。並從文科入手，對北大進行了三步棋的大整頓。

蔡元培對北大的整頓是從文科入手的。

第一步是請人。教師素質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與成長，透過閱讀有關教育的經典書目可以幫助教師明確自己的教育理想，堅定教育信念，成為更加適應當前教學形勢的新時代教師。

他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劉半農、胡適、周作人、王世傑等一大批新學方面的俊傑(在自然科學方面也請了李四光、翁文等科學家);同時又保留或聘請了一批在學術上有很高造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張君主制的學者，像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錢玄同這些人辜鴻銘在清朝垮臺之後，依然拖著一條長辮在北大的講臺上教英文，上課時還有一個小人在邊上伺候泡茶、抽菸。有人很不理解，為什麼蔡元培又是請新學的，又是請舊學的，只要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才幹，哪怕他在其它方面一塌糊塗，也網開一面－－一樣聘請進來。把那些傑出的人才供養起來，優厚對待，使得他們專心教學和搞學問。反正是真人才就高薪聘請，使得你專心做學問。高薪聘請這些人才，還給各種各樣的福利，使得這些老師能把精力全心全意地花在學生身上。但在蔡元培看來，大學就應該廣攬人才，讓各種不同的學術思想自由發展與融合。

第二步，是在大學的領導體制上創新。蔡元培在北大開始推行教授治校，促進了辦學的高度自主--由教授自己來管理學校，嚴謹治學。當然，為了保證教學質量，對不負責任的教師，校方毫不留情，堅決辭退。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與技術的快速進步。

在北大包括中國都是史無前例的。當時，蔡元培在北大設立了一個評議會作為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決定學校的大政方針。這個評議會的成員就是學校的教授，是由教授自己選舉產生的，任期為一年，年滿可以連選連任，而各個系裡面的教授會也是這樣的情況選舉產生，教授之間互選產生一名主任。學校的教學、教務工作，都是由評議會、教授會來決定的，不是校長說了算。校長其實是起後勤保障作用的，是給教授們服務的。

第三步是北大在他手裡有了學生自治，這個傳統也是開創性的。西方的名校,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長期以來都是學術掛帥，美國名校是因為他們包容、他們開發,給予了思想與學術足夠的自由。正是憑藉著這種開放的精神,吸引著一代代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慕名前來，搞學術，求真理。印度人、法國人、猶太人、日本人…他們為美國名校帶去太多的優秀生源與創新思想。

蔡元培鼓勵學生組建自己的社團，比如傅斯年和羅家倫組織了新潮社，許德珩和其他學生組織了國民社，這兩個社團當時都非常有影響。還有其他許多社團，比如毛澤東在北大參加過的新聞研究會。這些社團除開展一些活動之外，還辦刊物、舉行其他一些文化活動，比如出書等，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援。舉個例子，當時北大的經費並不充裕一個月全部的經費預算是4萬塊錢，但他光是給新潮社辦雜誌就要拿出2000塊錢，可見他對學生刊物的重視。北大在“五四運動”時期培養了那麼多精英，各個領域中許多的第流人物，都是北大學生出身，這與蔡元培有非常大的關係。蔡元培不在校期間代理校務、後來接任北大校長、領導北大17年的蔣夢麟說，自己只是按照蔡校長的既定方針辦校。

在北大，蔡元培先生提倡“學術”與“自由”之風。他倡導學生要自由，不能受到太多外界對其的禁錮。只有給予了學生外部的自由，才能讓學生有機會獲得思想上的自由以及提升。這就是為何在當時北京大學的學生非常有自己的思想，這有蔡元培先生所倡導的思想是分不開

的。

北大校長蔡元培主張包容，其曾表示：“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於互相詬罵。如各有主張，儘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

風氣一開，北大出現新的氣象，把一個特別臭氣烘烘的學校變成一個現代化大學，接上了世界的氣候。民國科學家丁文江說：“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做努力。只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

蔡元培在北大開始推行教育思想--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的原則，由教授自己來管理學校，這在北大包括整個中國都是史無前例的。在蔡元培的鼓勵下，學生組建了自己的社團，北大開創了學生自治的新形勢。

從五四運動的一把火，掀起了追求西方文化和真理的熱潮，就引起了各種思想的爭鳴。他們無論在報紙上，還是學校內，各執一詞，論的是面紅耳赤，甚至相互抨擊和點評。甚至有些學生上課期間就直接和老師辨論起了學術，這種學習風氣，在民國時比比皆是。

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前，北大就有招收旁聽生的制度，需要旁聽生支付一學期兩元的旁聽費。蔡元培一來，旁聽制度就開放了。

他說：“每個人都有求知的權利，大學應該是對外開放的！”

這些旁聽生裡有大作家丁玲、大作家矛盾、大作家沈從文、大作家瞿秋白。靠著旁聽，許多學生都成為一代大家。

當時，還有從湖南趕過來旁聽的毛澤東，後來當上北大的圖書館管理員，領月薪8塊大洋。

馬敘倫教授說：

“蔡先生在的北大，校園有五公開：

一課堂公開，什麼人都可以來聽。

二是圖書館公開，什麼人都可以來看。

三是食堂公開，什麼人都可以來吃。

四是浴室公開，什麼人都可以來洗。

五是體育場公開，大家都可以來玩。”

蔡元培說，“教育是幫助受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

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飄飄。

這一天，蔡元培發表了就職演說。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一開口，他就對大學的性質進行了精準定位。

“大學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

隨即，蔡元培明確向學生指出：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儘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

這一天，蔡元培為北大發展指明瞭方向——成為中國之學術淵藪。

“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

此篇演講，抱負之宏大，志向之高遠，驚震中國。

在場之師生，在漫天飛雪下，皆被蔡之氣勢所懾。

他誓死捍衛學術上的爭論，包容不同的意見，也包容異端。在他看來，學術不自由，中國就沒有自由，沒有包容，中國就沒有未來！

但倡導自由，並不意味著散漫。自由只是聯大精神的一個方面，與之對應的是考試製度的嚴格，沒有特殊才學的人，一律拒收，對此，學校、教師一點都不會容情。

梁漱溟評價蔡元培說：“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如果說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之所以被不斷懷念，那麼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他周圍有一批群星璀璨的教授團，蔡元培引領群星生動地展現了大學之所以“大”的精神精髓。

當時還是一名學生的羅家倫後來回憶說：“那深邃、無畏而又強烈震撼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驅散了北京上空密佈的烏雲，它不僅賦予了北京大學一個新的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的青年。”

民國時期無論中、小學還是大學，無論是公辦與私辦的，教師都是實行聘任制，而教師的聘任之權主要在於校長，教得好校長會不惜代價地留你，教得不好下一年或下一學期也許就沒有聘書了。

民國時期教師的工薪待遇是非常之高的。

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為600-400元，副教授為400-260元，講師為260-160元，助教為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與國民政府部長基本持平。上世紀30年代初，大中小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分別為220元、120元、30元。而當時一般工人的月薪約為15元，普通警察一個月2元，縣長一個月20元，而國小學老師一個月可以拿到40元。

這就是說，民國時期小學教師的最低工資竟是縣長工資的兩倍。高薪使得教師能專心教學。

即使是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經費僅次於軍費。抗戰最艱難的時刻，民國政府卻真正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西南聯大的學生不僅免學雜費，而且還免每天的午餐費，學生上學有困難還可以申請助學救濟金，助學救濟金在大學畢業後可以不還。

“優秀人才是可以成堆出現的。”西南聯大創造教育上的奇蹟！

並不出眾的西南聯大基礎教育,是如何培養出這麼多科學大牛的呢?

西南聯大共存在了8年零2個月，只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是卻為中國培養出了：

2位諾貝爾獎得主；

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8位“兩彈一星”元勳；

9位黨和國家領導人；

100多位人文大師；

172位院士。

這份成績不僅絕後，而且空前。

哪怕同在民國，其他的大學培養出的人才，也遠遠不如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的考試，極為嚴格。

雖然西南聯大在8年裡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他招收的學生卻是8000多人。

其中一半以上的學生，沒有熬到畢業。

“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王希季，在西南聯大求學時，一次考試中因為小數點錯位，得了零分。

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被稱為中國焊接第一人的潘際鑾，是雲南省高中會考的第一名，順利升入西南聯大。

但是在第一次期中考試時，潘際鑾物理不及格。。。

這些精英中的精英，天才中的天才，在西南聯大稍有懈怠就有被淘汰的危險。

這就是西南聯大的考場，難到了極致。

進校門難、讀學分難、出校門難，這裡沒有人可以混日子。

不及格就要重讀，沒有補考一說。

正規的學霸都只有一半才能畢業，更別提學渣了。

那種只能考兩三百分的學渣，如果不自量力的想要進入西南聯大，哪怕透過種種手段拿到了學籍，也會在第一個學年就會被強制退學。

冒名入學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待不下去。

西南聯大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喜馬拉雅山，教育出了從近代到現代中國所有大學都不敢想象的大量人才。

大部分人認為，和西南聯大的校長梅貽琦有關。

有人說，中國思想史上有兩個高潮，一個是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另一個是民國時期。而民國時期的思想高潮的來臨，蔡元培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

有蔡元培當校長的北大，有著各式各樣的人才，因蔡校長毫無門戶之見，當時的北大擁有著中國大學史上，最輝煌的超豪華全明星至尊名師陣容，簡直就是教育界的男子天團，放到現如今，也是一個接一個的大師，一個賽一個的男神。

那時候的北大，有拖著辮子的擁有13個博士學位的“清末怪傑”辜鴻銘，也有辦《新青年》倡導“民主、自由、解放”的激進青年陳獨秀；有辦《國故》的嚮往“魏晉風流”的守舊派黃侃；有大力推廣白話文的胡適、錢玄同，也有橫眉冷對的魯迅，還有敢大罵當政袁世凱的章士釗。

所有的人，都有自己身上的特點，還不一定看得起對方，但那時的北京大學，才是真正的群英薈萃，群星閃耀。

梅貽琦洞悉中國社會發展戰略需求、瞄準國際發展潮流,對接世界傑出大學的辦學思路和水準,整合各種資源,完成了辦學體制的重大創新,建成了多科型綜合性大學,迅速實現了各界期待的“建設傑出大學”的夙願。

西南聯大教授們提倡培養學生的獨立判斷能力,讓他們靠這種能力去決定自己選修內容與研究方向。

他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馮友蘭、金嶽霖、華羅庚等等這些代表著當時中國最高能力的學者統統任職於西南聯大。老師如此,學生也不是等閒之輩,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朱光亞、錢偉長,這些全部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評選中,全部81位院士中,有27人出自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足以見得當時聯大教學能力之強。

西南聯大成為了戰火紛飛的中國可以提供研究和學習的淨士,而那些優秀的畢業生在這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讓他們有機會透過學習改變自己的人生,甚至改變中國的面貌,說聯大是中國最厲害的大學,當之無愧。

總之，中國絕對不缺天才，缺的是天才的教育。

現在的大學也能跟西南聯大一樣出人才，是要有科學的教育方法和訓練手段。

我個人覺得，中國幾千年歷史，春秋和民國時期教育文化是巔峰期，其他每個時期都不如。而蔡元培正好處在那個巔峰時期。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一生沒有玩槍舞棒，救國救民的一腔熱血只沸騰在文房四寶上。很多人懷念他所在的年代。可是請不要忘記，那是中國近代特殊的年代，是一段一去不復返的年代。

蔡元培先生的時代是北洋政府時代，如果政府幹預北大的成就就沒有這麼高。只是北洋政府沒有想到正是他的寬容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辛亥革命把國體拉入了近代，北大及其以後主導的一系列文化運動把華人的思想拉入近代，這就是先生的歷史地位

因為蔡元培先生做校長期間，北大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文化；有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辜鴻銘等飽學之士……唯獨沒有造假的學歷、蹭熱點的教授。

倡導並堅持思想獨立、學術自由，奠定了百年名校的根基，影響深遠。德育、美育、智育三者並重，強調素質教育，不愧是學界泰斗，人的楷模。

分享許壽裳贊蔡公之詩於下：

歐洲遊歷快衡盱，貫徹東西覓坦途。

公德獨標仁義恕，清儒最愛戴黃俞。

深研哲理通天地，旁叩民風溯覡巫。

學海昔時感沉寂，歸來朝氣為噓枯。

因為那是大師輩出的時代，他們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學術見解，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不像現在的這幫叫獸，一幫跳樑小醜而已

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期，恰逢軍閥混戰，多數學校經費不足，相比之下北大畢竟名氣大，領經費的時候還有點優先權，經費比之其他院校相對充足，自然無論是師資力量還是硬體裝置都要超出其他學校一大截，相比之下北大達到了巔峰時期。

按照規定，民國時大學的教育經費由中央政府承擔，中小學教育經費由地方財政承擔。但是對於軍閥來說最重要的是實力，有錢都是優先擴軍備戰，教育自然就排到了後面。教育經費往往只有預算而無決算，落到實處的少之又少。即使下撥，也往往用軍用票等代替，而不是銀元，又打折幾分。以1919年為例，教育經費支出不足當年政府總支出的1%，而軍費則高達42%，這還沒算軍閥們自籌和截留的軍費。

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廣大的教職員工的薪金自然就難以保證，比如魯迅，大家都知道他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時工資很高，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只是名義上的收入，實際因為教育經費不足，所以他到手工資經常只有一半甚至更少。工資拖欠如此之多，所以他在北京買房子花的1000元裡，有800元是借的。以至於魯迅感嘆：

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前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

魯迅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糟糕了，1921年3月14日，包括北大在內的北京八所院校因為長期拖欠教職員工工資索薪失敗而罷教。1922年3月八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去總統府請願索薪，結果遭到總統府衛兵的毆打，數十教師學生受傷，這類索薪運動還有多次，魯迅就也參加了1926年1月16日的索薪運動，到1926年6月，魯迅的欠薪已經高達9240元，也難怪他辭職時毫不眷戀這份現在很多人吹捧的高薪工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辭職以後的魯迅可以專心寫作，收入暴漲，生活質量大為改善。

有中央經費的大學這樣，地方上的學校一樣困難。以湖南為例，因為財政緊張，湖南省政府在1918年8、9、10三個月連續停發薪金，湖南各學校難以維持，所以省立第一師範等五校校長聯名請辭。同年，陝西各級學校致電省長，因為教育經費拖欠，難以支撐，無法繼續教育。

教育經費短缺之外，學校還需要面對戰事的威脅，張敬堯入湘時就徵用校舍作為兵營，駐兵學校，湖南多所學校陷入停頓。相比之下，北大好歹是在北京，沒有兵匪騷擾，經費相對又比較優先，自然有身在巔峰之感。

贊成此觀點，蔡公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1.蔡公倡導“思想自由，相容幷包”。

他支援新文化運動，提倡學術研究，實行教授治校；對出生於封建家庭的他，具有如此博大寬廣的胸懷和包容精神難能可貴，他讓任何一位中國的平民，包含女性在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

2.改革北大，贏得了“北大之父”的美譽。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長”。

1)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由於學而優則仕的影響，當時學生做官心熱,以勢力的目光對待教員,根本不問學識深淺，官階大的教員,特別受尊重，因為將來畢業後“有人提攜”,出自某某高官門下，把老師當靠山，所以，他要求北大學生“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

2)砥礪德行：當時的社會泥沙俱下，道德淪喪，敗德毀行之事比比皆是， 作為北大的學子，要有所擔當，肩負責任，不能因循隨俗，隨波逐流，要以身作則，去影響和感染身邊的人，這樣的學子才是對社會有用的人。

3)敬愛師友：老師應受到尊重，學生應對老師以誠相待，禮敬有加；同學之間應互相邦扶，互相交流，相互親愛。師友同處一校，應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對於道德有缺陷的同學，要勸勉和提攜。

3.慧眼識珠，利用個人引響力為北大儲備了一大批知名學者和學授。如魯迅、吳玉章等。

4.引導學生樹立了正確的學習觀與人生觀，堅持不懈地匡扶學習者走上利國利民的正確的道路，發對文化知識成為官場利用的工具，倡導人文發展，高度重視人格的培養；為北大引進了新的理念，使得下一代得到更好的學習教育。

分享許壽裳贊蔡公之詩：“ 歐洲遊歷快衡盱，貫徹東西覓坦途。 公德獨標仁義恕，清儒最愛戴黃俞。 深研哲理通天地，旁叩民風溯覡巫。 學海昔時感沉寂，歸來朝氣為噓枯”。確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