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上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施政綱領和變革程度不同，王安石的思想太過另類。王安石主張行事不必按老祖宗那套來，在財政問題上強調開源的重要性，這就觸碰到了不少保守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底線。儒家強調重義輕利，王安石張口閉口就是開源尋利，雙方爭論本質上和鹽鐵之議差不多，也和保守派重量級人物司馬光“天下財富是固定的”的觀點有關。

而且，王安石主張丈量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按土地質量好壞繳稅（方田均稅法）。這雖然為政府增加了大量收入，但導致隱瞞土地逃稅的地主利益受損。這一舉動和慶曆新政得罪一部分統治階級不同，王安石光是方田均稅法幾乎就得罪了大半個階級，因此統治階級內部也有人反對熙寧變法。

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奸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

加之變法派有的措施的確無意中傷害了民眾，所以變法派在當時的名聲其實並不好，遭群臣反對也在情理之中。

先來說說“慶曆新政”：北宋仁宗授命范仲淹進行的一項政治改革。但因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權，實行時遇到強烈反對和阻撓，最終失敗。積極作用在於：提高了當時的行政效率，改善了當時的政治腐敗。但也有不足之處；它減弱了吏治能力，使當時的社會問題更加嚴峻；失敗的結果也間接導致了王安石變法失敗。

再來說說“熙寧變法”，又叫王安石變法，因為在熙寧年間發生。熙寧元年，神宗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欲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為什麼會轉變，根本在於當時情況讓他們不得不轉變自己的立場從而求得安身立命。

儘管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都是改革，改革側重點不同。

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的最根本的主軸是反腐倡廉，整肅吏制，是體制上的一種改革 。當時，韓琦、富弼、文彥博，是推行新政的支持者。

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偏重財政收入，強調稅收，求富國強兵之局面。很多法律制定，賺錢的買賣“國有”。如“均輸發”就是動用公權力，強制收購運銷。壟斷經營，違背了市場規律，等於與民爭利，造成了國富民窮的局面。這與變法初衷“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變法初衷背道而馳。

慶曆新政時期，韓琦、富弼算是改革派，到了熙寧變法時期 ，二人已是保守派的中間力量。

世界上萬事萬物不是一成不變的。

改革和保守永遠都是對立的。

沒有永遠朋友，只有永遠利益。

慶曆新政是中國北宋仁宗慶曆年間進行的改革。慶曆三年（1043年），呂夷簡罷相，參政知事范仲淹和樞密副使富弼、韓琦等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在仁宗的支援下，施行新政。因新政觸及官僚貴族集團利益，引發“朋黨”之議，最終僅推行一年零四月，范仲淹等先後被貶出朝廷，新政即告失敗。

王安石變法，亦稱熙寧變法，是北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一場全面的社會改革運動。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朝廷政治危機為目的，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

無論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變法，究其本質，皆為封建官僚集團為調和社會矛盾轉移社會危機的而進行的一種自我調整方式，也在客觀上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慶曆新政雖然提出十項改革主張（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主要以整頓吏治為核心，其他很少程度落實;而王安石變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全面深入，歷時持久，雖然最終都以失敗而終，但不啻為慶曆新政精神和實踐的延續。可是，慶曆新政中的堅定支持者和力行者諸如富弼、歐陽修、蘇軾等人，在王安石變法時期竟然成為頑固激烈的反對派，箇中原因，值得深思。

一、慶曆新政其表面上改革實施者為范仲淹等朝廷大員，但根本主導者仍為仁宗皇帝本人。當政者認為新政未能達其目的時，必然會遭到廢止。王安石變法在當初固有神宗的強力支援，但在其隨後的實施中，更多突出了個人意志和立場，一定程度上游離出皇帝掌控，這也為反對派的攻訐奠定了政治基礎。

二、王安石變法是一場著眼於現實戰略的自上而下的經濟、軍事、政治、教育的全面變革，帶有濃重的法家色彩，被垢以“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等弊，這與當時正統的儒家思想是相悖的，必然為富弼歐陽修等諸“大儒”所激烈反對。

三、王安石辦法以經濟的手段實現富國強兵之目的，諸多新法被垢於“與民爭利”，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其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佑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四、改革究其本質而言，是利益的調整與重新分配。改革最先調整的，大抵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佔據上層地位的這個群體，是不會輕易放棄既得利益，他們會集體對抗改革。這是任何改革面對的最大阻力。諸如王安石變法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取代原三司財政管理權，統籌全國全國財政，驚三司百官，勢必令原權力和利益持有者強力牴觸。

主要原因有三：

一、熙寧變法自身缺乏合理完整的實施辦法，脫離客觀社會實際要求，許多人看不到變法的希望和"亮點"，進而失去信心，導致變"支援"為"反對"，這是根本原因。

（1）變法的超前性與基礎社會的落後性，二者反差太大，變法沒有適應實施的土壤。許多原來變法的支持者，因此由"亮燈變黑燈"。

（2）變法脫離客觀社會要求的，"斂財"導致社會基礎喪失。在推行的同時，也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了變法的基礎喪失。其中包括司馬光、蘇軾以及皇室重要人物，這些人對變法的看法或多或少都產生了懷疑和新的看法。

（3）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實施中的複雜問題。忽略了人們的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隨情況變化，變法支持者也發生態度上的變化，也有它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二、變法團隊內部的"分裂"，"離心"反作用的擴散，是導致許多人從"支援"到"反對"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由於王安石的固執己見，擅作主張，一意孤行，急功近利等工作方式方法，嚴重損傷了核心團隊同事的感情，釀成了組織灘渙的禍根，埋下了決裂的伏筆。

另一方面用人不當，嚴重失察。其中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卡、呂嘉問、蔡京、鄧綰、薛向等人都是變法的小人，

再是變法核心人物宋神宗由於王安石不通氣少溝通的原因，宋神宗對他的態度產生了變化，即所謂"意頗厭之，事多不從"。為此對整體團隊，影響極大，靠山不牢，人心分離。

離開團隊的人，他們的能量很大，都成為變法反對派的重要力量。

三、變法實施的策略不正確，"統戰"觀念差，"樹敵多"，變法派力量弱，支持者力不從及，是由支援變反對的關健因素。

在強大的反變法派和保守派勢力下，以弱小的變法勢力來組織實施新變法，非同小可。必須用分拆的方法，科學策略地去理順各種關係，找出它們之間或內部的內在聯絡，因情而施，分層對待，按步推進，決不能盲目實施。

力量弱，要講究工作策略，想方設法壯大變法的力量，用"統戰"的觀念，化敵為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比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鎮、蘇軾等保守派，另外包括反對派內部的消極及中間態度的人，結成最為堅實牢固的變法同盟，只要形成了隊伍，就擴大了變法力量。力量堅實強大了，支援的人就會有了信心，有了信心變法的決心才能得以實施，變革的潮流才能不斷推進。而王安石正是缺乏了這一點，偏要去觸動那些幾乎掌控社會各個領域巨大權益的特權階層的利益，一味求全好廣。不會巧妙利用各層，分步推進，籠絡和團結所有力量。急功近利，孤軍作戰，不注重變法隊伍這個根本性的建設，這是支援的人也來越少的關鍵因素。

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是北宋兩次變法改革運動，前後相差不過二十多年。 慶曆新政發生於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主持者是范仲淹，熙寧變法始行於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主持者是王安石。慶曆新政以整頓吏治為主，反對者多為當時所謂的小人，熙寧變法以理財為重，反對者多為當時所謂的君子如司馬光，蘇軾等名人，也包括二十幾年前支援慶曆新政的哪些人如韓琦，歐陽修，當時這些改革阻力對北宋的社會政治產生不同的影響。

宋仁宗在慶曆三年，分別任用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擔任重要職務主持變法就是慶曆新政。當時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即當時所謂的小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范仲淹、富弼、韓琦等改革派一一被貶出京，改革所實行的新法也隨後一一被罷黜。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宋神宗（公元1069年）在熙寧二年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並提議變法，宋神宗很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新法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宋神宗將其貶為地方官；韓琦上疏規勸宋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宋神宗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後，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因韓絳等規勸，宋神宗挽留王安石；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熙寧三年，司馬光曾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並向宋神宗複議廢止新法，宋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蘇軾也曾反對王安石變法。

元豐八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於江寧半山園。到此為止轟轟烈烈，前後歷時十六年的“熙寧變法”，終歸於人亡政息，失敗了。

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這兩次北宋的變法改革運動在實施過程中都受到了很大了阻力，之所以很多小人反對范仲淹是由於變法觸動了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之所以很多君子如韓琦，司馬光等反對王安石，是因為改革一方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問題，沒有切實考慮到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另一面在實施過程中又急功近利，如果不澄清吏治，不足以寬養民力，也便不足以穩定國本。

簡而言之，同是變革除弊，想改變之目的不同，支援與否並不矛盾，又不是同一件事，也無延續一說，富弼，文彥博，韓琦等要的更多是政治需求，王安石變法要的是中央有更多財政收入用於開疆拓土，怎麼說呢，沒有那麼多私心，至少王安石本人沒有，司馬光（王安石的好友和舉薦人之一）都跑到對立面旗幟鮮明的反對，但已經侵害到上一批改革者的利益，卻無絲毫好處，不往死裡整你，已經素質非凡了。

宋朝一直面臨著一個“三冗”“兩積”的問題，冗兵冗員的出現又與宋朝開國之初為了分權和收權在兵制和官制的設定上過分追求互相制約和互不通氣相關聯，冗兵冗員又導致冗費，國庫空虛，軍隊戰鬥力低下，最終結果就是具有宋朝特色的“兩積”現象——積貧積弱。

隨著時間的推移，“三冗”、“兩積”情況越來越嚴重，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北宋舉朝上下都已經認識到了這種情況，開始了求變之路。

葉適在《水心集》中就曾指出宋仁宗治世時期的危機。

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

這中間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和宋神宗時期的熙寧變法。這兩次革新相隔二十多年，事易時移，眾多在慶曆新政中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到了熙寧變法時卻變成了反對者和保守者，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彥博、韓琦和富弼等幾人，其中文彥博還成為了反對熙寧變法的首領之一，這當中是有什麼變故導致了他們的轉變，是一個問題。

韓琦、文彥博和富弼三人的經歷分析。

1、韓琦。

韓琦於天聖五年（1027年）中進士，入官場開始有長期在地方上歷練的經歷，歷任將作監丞、淄州通判，又升任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等職，因為參與慶曆新政受到牽連被貶到地方，輾轉十餘年，前後擔任揚州、鄆州、定州、幷州等地的地方官。就任地方官的時候，卓有政聲。

他在任開封府推官期間，因為其行事認真、嚴謹，所以手下的開封府官吏們每每因為以前承襲下來的鬆散作風導致經辦的案卷都要被打回幾次。

《韓忠獻公年譜》：凡刑名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辨析條奏。

《宋史》關於韓琦的傳記也記載有其在四川大旱中舉措得當，“活饑民百九十萬”的出色表現。

《宋史·韓琦傳》：益、利歲飢，為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為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

所以從以上可知，韓琦是一位能臣，歷代史家是士林都對其讚譽頗佳。而且因為其在地方上長期任職的經歷，所以對於地方上的一些積習和弊病知之甚深。

受到毛澤東推崇的教育家楊昌濟也曾說道：

宋韓、範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範、曾辦事兼傳教之人也。

我以為這種評價是非常恰當的。

2、文彥博。

文彥博也是天聖五年（1027年）中的進士，其仕途也是按部就班的進行。

《宋史·文彥博傳》：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

之後幾經起復，1051年還曾經被罷相，出知許、青、永興等州軍，四年後起復，1058年，又被罷相，出判河南等地。

文彥博也是位能臣，其任職河南轉運副使期間，考慮到運送糧草的道路曲折遙遠，修復了一條唐代時期留下的糧道，囤積了大量糧草，使得麟州能在西夏李元昊入侵時得以熬過十日的圍困。

《宋史·文彥博傳》：以直史館為河東轉運副使。麟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為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

文彥博不僅懂庶務，還懂軍事，平定了貝州王則起義。

《宋史·文彥博傳》：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為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

作為慶曆新政的參與者，即便在新政失敗後，他也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繼續著新政的一些舉措，比如裁撤冗兵，雖然裁撤的人數僅有8萬，卻已經是在重重阻攔下的勉力為之了。

《宋史·文彥博傳》：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為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為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

同時代計程車林對其的評價也是非常高的，像蘇氏兄弟，蘇軾對其的評價是：

《宋史》：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

蘇轍對文彥博的評價與其兄相同：《欒城集》：惟判府司徒侍中，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

這兩位交口稱讚文彥博處理政務上的能力。

（影視劇中的宋仁宗）

3、富弼。

富弼年少高才，范仲淹與他交談過之後盛讚其為“王佐才也”。以舉茂才開始了仕途。《宋史·富弼傳》：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籤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

在慶曆新政失敗後，作為參與者，富弼也被貶到了地方上，先後擔任了鄆州、青州等地的地方官。

《宋史·富弼傳》：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

在擔任地方官期間，也曾遇到過外地發大火，流民遷徙到地方，他立法賑濟災民，活民五十萬，其所立的救災之法成為了範例為各地方所遵循。

《宋史·富弼傳》：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僕，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

富弼除了是個出色的地方官之外，還是個傑出的外交家，在與契丹和西夏的交流中有禮有節，受到了雙方的尊重。

《資治通鑑》：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慢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敵。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又北敵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意。

由上可知，富弼的才幹也確為“王佐才”，其在地方能安土一方，其在朝堂也堪稱輔翊之臣。

清朝的文祥在《十朝詩乘》中評價富弼：取材當如宋富弼、蘇轍，庶有裨時政。

這句話也是評價富弼能做事能任事。

所以我們從這三位熙寧變法的反對者身上找到許多的共同點——他們都是能幹實事的能臣，都通“庶務”，我以為這一點是他們在其後的熙寧變法中站在了反對這一方最重要的原因。

（文彥博畫像）

韓琦、文彥博和富弼在熙寧變法中的觀點和作為。

1、韓琦。

慶曆新政失敗後，朝堂上想要革新的一派被貶的被貶，沉寂的沉寂，這其中也包括了韓琦。然而沉寂並不代表毫無作為，相反，韓琦在地方治理上也儘量的進行著革新。

《安陽集》中記載著韓琦的言論：夫郡縣之為政，有期而更也。

比如其在幷州的時候，有感於當時差役的弊端，先是免除了當地一些並不是急需的差役，同時，又把差役改成了僱役。他的這種做法在當時就已經被朝堂採納，並讓地方上照章實行。

《續資治通鑑長編》：下京畿、河東、陝西、京西轉運使相度厲害，而皆謂如琦所議便，罷諸路里正、衙前。

這個僱役法實際上就是熙寧變法中差役法的前身，王安石參考了僱役法，制定了更加完整的差役法。從這一點看，熙寧變法中至少相當一部分內容其實是採納了各地官員已經在實行的革新成例。

所以，韓琦對於熙寧新法的態度並不是全盤否定的，尤其是對於新法中“整軍”這一部分內容，也就是保馬法、將兵法等。《宋史》中記載著韓琦對於保馬法的支援。

《宋史·職官志》：臣睹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為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則以歲年，則可見其效。

他反對的主要還是新法中一些不顧實際，擾民、傷民，與民爭利，奪民之財的內容，最典型就是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他曾經上過兩個針對青苗法的奏疏，《上神宗乞罷青苗及諸路提舉官》以及《又論罷青苗疏》，他在奏疏中詳細分析了青苗法的利弊，直指其：

盤剝百姓，以佐人主私費，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全宋文》

（影視劇中的宋神宗）

2、文彥博。

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

可見文彥博對於革新是持肯定態度的，我查了一下有關於文彥博在熙寧變法期間的言論，他所大力反對的，也大多是韓琦所反對的，也就是青苗、市易和免役法。

開封府本來小商業極其繁榮，小商業的繁榮意味著商品的快速流通，對於整個國家經濟的健康運轉很有裨益。然而市易法確使得國家參與到了小商業流動，小商業主競爭不過有國家背書的官營，最終的結果就是商業凋敝，民生睏乏。文彥博對市易法的態度就是與民爭利，他雖然認為“損大國之體”，但也看到了“小民之怨”。

《文潞公文集》：臣今因赴相國寺行香，見市易於御街東廊置義子數十間，前後積累果實，逐日差官就彼監賣分取牙利，且瓜果之微……徒損大國之體，只斂小民之怨，遺秉滯穗，寡婦何資？

脫胎於前代均輸法和平準法的市易法，本意是平抑物價調劑供求的作用，把以前大商人囤積居奇的利得收歸官有，且市易法中允許商賈貸款或賒貨，產生的利息也是官有。

本意是好的，但是因為管理跟不上，政策也存在極大的漏洞，導致到了最後變成了官方壟斷市場、貨源和價格，從商者被官方控制，最終的結果就是商業凋敝。

從這些分析來看，文彥博一方面對於革新是支援的，認為朝堂應該革新，另一方面對於新法的反對是有理有據的，他並不是為反而反，而是直接指出其中弊端。

從這一點來說，爭取一下的話，文彥博也是有可能成為新法的支持者的。

3、富弼。

宋英宗即位之初，曾經也向大臣詢問如何解決積弊，富弼當時答曰：

恐須以漸釐改。

也就是說革新應該徐緩而行之，不應大刀闊斧進行以至造成動盪，動搖國本。

富弼這種審慎的態度是其一貫的風格。

《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載了這麼一段：（韓）琦性果斷，（富）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不快，曰：“又絮耶！”

宋英宗在位期間，韓琦、富弼等人為相的時候也進行了一些區域性的革新，比如治平三年的時候，為了解決冗官之弊，把三年一磨勘改為了四年一磨勘，期望於此能夠稍微遏制一下冗官的增多。

所以對於大刀闊斧的熙寧變法，富弼是持懷疑態度的，對其中的許多政策也頗多異議。

因此，不管是文彥博、韓琦還是富弼，都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熙寧變法的反對派。他們對於新法是部分的反對，是對其中某一具體政策的反對，並不是對新法的全盤否定，反而他們基於其長期的地方治理經驗和從政經歷，敏銳得察覺到了新法中的一些弊端。而他們對於革新就態度來說，是支援的。

對於新法的主持者來說，這一部分的老臣本應該是爭取的物件，而不是政斗的目標。

那麼，最終又是怎麼走上反對面的呢？

1、倉促上馬的新導致新法漏洞頗多，朝令夕改。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有這樣的言論：

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

這個奏疏寫於慶曆新政十五年後，再過幾年，熙寧變法開始實行，由此觀之，王安石變法中至少有一部分內容並不是從實際出發，也並沒有經過實地檢驗，而是把前朝的政策嫁接到了今朝，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借鑑自前朝均輸法和平準法的市易法。

不接地氣的政策必然會引發不良後果，政策漏洞也必然會導致官方為了查漏補缺而朝令夕改。

《宋名臣奏議》：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

這種因為各種原因倉促上馬，推廣到全國的新法，除了導致官場的混亂外，也因為政策落地後的曲解和變形，導致民生受到了嚴重影響，引起了朝臣的強烈反對。

2、宋神宗的“異論相攪”的手段使得朝堂對立。

3、熙寧變法主持者王安石對老臣的排斥。

王安石是一個極其固執而尖銳的人，他看到了北宋的危機，因而急切的想要革新以圖強，所以對於一部分比較老成持重的朝臣非常排斥。

《宋宰輔編年錄》中記載了王安石對富弼的彈劾：王安石見上言事，因力詆富弼曰：“陛下以為富弼何如人？臣但見其能一切合流俗，以為聲名而已。富弼若用，其智略無以過人，所以有聲譽為世所宗者，能養流俗之變而已。”

因此，王安石不光排斥“同俗自媚於眾為善”的庸官，也排斥那些對新法有不同看法的能臣，最終結果就是隻能啟用新人。在當時的制度下，如果沒有得到這些能臣和老臣的支援，不能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卻又要因為皇帝的懷疑和妥協時常反覆，新法的推行必然困難重重，最終功虧於潰。

綜上所述，文彥博、韓琦還有富弼這些慶曆新政支持者到了熙寧變法時成為了反對者這一說法是並不完全正確的，至少他們對於革新是支援的，對於新法中的某一些內容是支援的，這既是長期地方治理經驗和從政經歷使得他們察覺了新法的弊端，也是因為他們認為內外交困的北宋需要一個比較穩定的環境。

而這些都與銳意進取的王安石代表的熙寧新法派相背離。

本來只是觀點上的不同，最終在種種因素下導致了朝堂的分裂以及黨爭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