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戰國時期時期，改革對一個君主來說是一個比較潮的事，不只秦國，各國都有各式各樣的變法，如果你不變法，那才out呢，所以在那個時候變法其實是符合統治者的訴求的。而這個現象在根子上是百家爭鳴的思想形態的一種體現。到了秦之後，焚書坑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造就了華人的思想禁錮，從這個角度上來講，獨尊儒術不僅禁錮了被統治者的思想，也禁錮了統治者的思想。所以改革變成了一個禁區，不僅不潮而且還有點忌諱，不符合統治者的訴求，自然也就得不到恆久的支援，自然也就只能虎頭蛇尾了。你說那為什麼同時期其他六國為什麼也失敗，我覺得不能說有一個相對好的實驗室就一定能搞出牛b的發明吧，只能是說機率大很多。2、春秋到戰國這麼長時間的割據混戰，使得統治階層具有更強的危機意識，因此只要符合國家利益的，哪怕變法會損害到權貴階層，統治者依然一往無前，而且可以做到前赴後繼，因為活下去才是硬道理。而大一統國家（北宋姑且也算吧，人家畢竟盡力了）其實相對缺乏危機意識，因為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天下都是我的，退路太多了，女人有一哭二鬧三上吊，我們有賠錢割地加偏安。沒事整天擔心滅不滅亡幹啥，享受既得利益才是硬道理。所以即使偶爾出幾個愣頭青想名垂千史的，也保不準他的子孫不想這麼累。而變法最怕的就是無法持續地執行下去，恰好大一統時代的變法，往往都是後繼無人（皇帝死了或變法者死了）。

商鞅變法為什麼能成功，有以下原因:

一、商鞅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的大變革時期，商鞅變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潮流，是為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變法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援。

三、商鞅確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正確的變法指導思想，改革態度堅決，取信於民。​

而王安石之所以會失敗，原因是:

根本原因是：王安石變法只是區域性調整，並未從根本上改革

重要原因是：在新法的推行過程中，由於用人不當，出現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現象

更主要的原因是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有些地方官拒絕執行新法。

直接原因：宋神宗死後，保守派司馬光當政，新法被廢除​

變法必須和國情適應。

商鞅變法成功了，商鞅死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王安石活著；

主要是一個為帝王牟利，一個是為平民牟利，戊戌變法變法,就是一種從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國的歷史上變法大多以失敗告終,鮮有成功的例子,而且歷朝歷代都一樣,無論是漢人還是少數民族當權,也無論國家是否完整,當權者是否英明!最終結果都驚人的相似,而且變法者的命運大多很悽慘,不是慘死在政敵的手中,就是鬱鬱寡歡的度過殘生!歷史上唯一一次比較成功的變法,商鞅變法的主導者,最後依然難以逃脫被車裂的結局.

此外在商鞅變法其後的數次變法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而且越到後期,變法的幅度越小,失敗的越慘重,這很耐人尋味!下面,我就從幾個方面來簡單的分析一下,歷次變法失敗的原因!

第一,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我覺得這個方面是所有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因為一切體制的腐化和落伍,必會造就一班從體制的漏洞中獲取利益的群體,而正是這個群體不斷的擴大自己的利益,使得國家逐步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具體來說,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兼併,土地兼併是貫穿於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始終的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是所有朝代竭力想要解決而又無法解決的大難題!而從中獲益的正是我們一直要打倒的地主階級.封建社會中的變法觸及到的就是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這就必然會引起這些既得利益群體的激烈反抗,使得變法難以為繼.正是由於他們的阻撓和反抗,使得大多數的變法的成果都被付之一炬,國家的形勢繼續惡化.

第二,官僚機構的腐敗.在國家體制瀕臨崩潰的之前,它的官僚機構尤其是下級機構一定先一步腐化,並且由於腐化的程度的加深導致國家加速走向滅亡,如果這個時候不加以整頓,國家必然滅亡.然而,我們很多的變法者,他們雖然是走在時代的前面,卻都不約而同把精力都集中到了如何改變體制方面,而忽視了這個問題,或者說他們都沒有很好的解決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最後導致變法不能有效的執行下去,使變法取得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歷史上,之所以在王朝之初,王朝的創立者們,可以根據前朝的得失,來制定新的制度,而且是王朝逐步走向鼎盛,而在王朝的中後期則無法有效的改變體制,來挽救日漸衰亡的國家,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大多數王朝初期,官僚和地主都在農民起義中被清洗一空,所以他們在改革制度時,幾乎遇不到什麼阻力,而到了中期,由於上述兩者的阻撓,使得改革寸步難行! 以上兩點都是表面現象,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這個問題!

而產生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我認為,正是那些變法者竭力維護的大一統的政治模式!歷代的變法者之所以要變法,就是為了維護統一的王朝不至於覆滅,然後,正是這種大一統的模式造就了前兩種阻力(具體原因不做詳述,那有點跑題了).而從思想上來看,變法者變法的目的就是要維護這個大一統的模式,而不是去推翻它,因此在很多問題上,變法者就陷入了一個死衚衕.

所以後世的變法沒有一次像商鞅變法那樣徹底.也就是說那些變法者在進行不徹底的變法的同時也為自己埋下了無法解決的隱患,他們的變革最終還是會走向失敗,變法從實質上來說只是延緩了帝國衰弱的時間,卻從根本上無法挽救整個王朝的覆滅!

1.商鞅和王安石變法的本質都差不多，是向既得利益者開刀，向普通百姓傾斜。

2.但外部環境不一樣，秦國想強大對抗其它國家，所以秦王鐵了心支援，而宋沒有外部敵人，或者說外部敵人還不打緊。

3.商鞅是法家，王安石是儒家，儒家變法難很多，況且執行變法的也是儒家，法家執行死板嚴格，鐵面無私，法律嚴酷，而儒家總是打折扣拖拉甚至陽奉陰違。

4.王安石變法的阻力大很多，那些地方官員，自己割自己的肉，誰下得了手，所以只能糊弄，這樣，老百姓沒得到好處，也埋怨新法了。

5.變法從來都是得罪人的事，下場都不好，

第一點：文公早起天未明，萬言杯水半山鳴！第二點：宋人“結黨營私”者普遍存在！第三點：王拗相沒學會“做人”！

我最佩服的是改革家，覺得他們是站在時代的巔峰，以Octavia的眼光構思未來。他們洞悉當時的弊病和優點，對革除弊病有方法，方法是基於當時的存在卻不明顯的優點。

分析如下：

1、君臣合作。衛鞅因為秦孝公的求賢令而決意入秦，因為他看出了，秦公改變秦國的決心。兩人在改變秦國的合作中，君明臣賢，孝公始終相信衛鞅，給他最堅定的支援。 對於王安石，神宗改革初期對他也是給予堅定信任，但是改革下了反而民不聊生，神宗心就慢慢變了。

2、基層考察。衛鞅在見秦公之前，在秦地各處都有考察。他對秦公說：佔富饒之地而國窮，擁強悍之民而兵弱，據山川之險而國危。總結就是：秦國不是沒有霸主之資，而是沒有將各種力量混一來壯大國力。看準後，衛鞅就為秦國制定了強兵 強民 強國的政策與法律。 王安石也許是受時局的限制，他不可能像衛鞅一樣從平民竄升為改革大臣，他要一步步來，而這些步子只是來為官路，當他掙贏守舊派後，年紀也是多大了，他時間等不及了，改革要幾十年看成果，以華人的心思，他不想等太久，他要死前看到他改革藍圖的實現，功成名就。

3、政策實施。秦國相比宋朝，肯定是地小人少，衛鞅制定的政策法律實施的執行力度是非常標準的，一有風春草動，改革人員馬上知道，並即使做出應對。 王安石就悲催了，打敗守舊派後，守舊派系的官員被貶為基層幹部，而改革又是從基層實施，上下完全對著幹。而王安石改革團體的核心成員也存在坑爹的，在下面動手腳，王安石都不知道。國家龐大，下面人民人財兩失時，傳到上面，都是猴年馬月了。

4、最重要一點：扶持利益團體支援改革成果。改革，必然要使人民受益，人民就代表多數，多數人支援，改革就會成功。衛鞅的改革扶持了新興地主階級和武士階級，完全發展 耕戰 兩個團體，這兩個團體不斷壯大，令老牌的孟西白三族也不得不遵循新政。秦國百年，就是吸納三晉子民為其耕種，老秦人就負責征戰。 王安石卻沒有扶持起受益的團體，反而損害的一些團體的利益，唯一受益的可能就是皇帝官僚階級，不過這相當於壓榨人民。 改革，只要多數人受益，就不會人亡政熄。所以，衛鞅死，秦法存。王安石雖活，政死。

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是否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堅決支援。商鞅變法得到了秦國最高統治者秦孝公長期堅定的支援，因此能持續變法長達二十一年；反觀王安石變法，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宋神宗始終在表達問題上搖擺不定，沒有給予變法最堅定的支援，這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

第二，商鞅變法在當時的秦國遇到的阻力比王安石變法在北宋遇到的阻力小的多。因為當時的秦國遠在西邊，受中原文化的保守性影響較小，故秦國民風淳樸，具備變法的先天條件。而王安石變法在北宋中期，當時的社會階層已經固化，保守勢力極其龐大，導致王安石變法遇到的阻力太過巨大，難以成功。​

第三，與當時的社會矛盾是否極其突出有關。商鞅變法發生在戰國爭雄時期，當時秦國面臨亡國危險，國內社會矛盾異常突出，這就為秦孝公堅定支援變法提供了客觀依據；而王安石變法發生於北宋中期當時儘管也存在著社會矛盾，但並不突出，故變法缺乏強有力的客觀依據。

以上就是商鞅變法與王安石變法一成一敗的原因。

第一變法人有大才，商跟王兩人都是有大才。但亂世用重典，王安石的太緩太溫。讓反對派有時間反擊。

第二秦因為連年讓魏國打的大敗，渴望一雪前恥。宋朝只是因為弊端多了，國家負擔不起。

第三秦是因為秦孝公強力支援，宋真宗搖擺不定

第四商變法除了孝公支援還得到秦國百姓軍隊的支援。論軍功授爵，獎勵耕種。而王安石變法老百姓雖然也能得到好處。但老百姓只關係明天有沒有飯吃，不關心明年能吃上肉。而且王安石的兵役法讓很多靠當兵吃飯的人沒了活路。

第五秦反對變法的只是老貴族，有很多大臣還是贊成的。論功授爵不是貴族的官員才有出路。（就如武則天為啥能稱帝是得到寒門官員的支援，要奪關隴門閥的權）而宋反對變法的是守舊派官員地主豪強。

第六商變法前做了不少宣傳工作，如讓人把一根木搬開賞金。反觀王安石並未如此做。

第七商變法時，貴族利用孝公兒子反對變法。商處罰了孝公兒子的老師。這叫威。這樣自然沒人敢反對。反觀王安石沒有這樣做。電視劇走向共和康友為跟光緒講殺幾個反對變法的大臣這法就變了。我認為道理是對的。

第八商變法任用一大批有才有能的人。因為不是貴族更渴望建功立業。王安石有點用人不當，喊下支援變法就用。這樣的人怎能真心變法。（青苗法裡由政府借糧給百姓，利息比地主的少。但有時人家不借也逼著人家借）

第九宋朝過於優待士人，宋真宗有次問一個官員說王安石變法對百姓是有好處的，你們為啥要反對。還不是損害了你們的利益。官員回答說天子是跟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跟百姓。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秦孝公強力支援，商報答知遇之恩鞠躬盡瘁。團結渴望建功立業的非貴族人才，有才之人能得到重用。百姓軍隊得益。等

歷朝歷代來說每過一兩百年就會有很多弊端。不變法就會衰會亡。

因為商鞅有中國千年難得有情有義有理想君王秦孝公，碰到一生想改變國家命運並且一生保護維護商君變法的秦孝公，這是商鞅變法的重要基石，再加上商鞅以身護法，只為公益不為私力。二者相加才是商鞅變法成功。

變法其實就是強君與強臣的共同相遇，有強臣無強君的變法必然失敗。王安石命不好，遇到了庸君。相反，商鞅是幸運的。

簡單點說吧：

商鞅變法，商鞅雖死猶生，他的新法一直活著；王安石變法，王安石雖生猶死，他的新法立馬被廢除！罷了別人的官、廢了別人的法，然後再問別人商鞅變法都成功了，你為什麼就失敗了呢？再然後扣上大宋亡於王安石的千古罪名！

我們只能問一下歷史，能不能不這樣搞笑？

皇帝個人支援是沒用的，主要還是中央權利架構的構成。商鞅這一點做得很好，王安石不行。

變法是一種訊號，對上層來說，下層多點吃的自己少點吃的並不一定十分在意，執行到不到位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態度，立場，官位和權力。變法這種訊號說明一部分人要垮臺，一部分人要上位。而變法只是區分誰上位誰下臺的手段。當然最後結果是國家可能富強了，也有可能更糟糕，比如王莽改革。

當然這話誰都不會說出來，只會利用變法某一點事件攻擊政敵，建立屬於自己的權力架構。商鞅這一點做得很好，利用一次群體鬥毆和太子殺人事件大量殘殺政敵，一次七百餘人，一次460人，這還是統治階級的人數，一個小小的秦國能用多少官？估計商鞅是把秦國的儲備人才都殺光了，當然都是反對變法的人，扶植支援變法的新派人士，這才把秦國的權力架構徹底扭轉過來。商鞅不愧是法家集大成者，借勢弄權依法把那幫人殺了。

但王安石不行，不說他是不是個敢殺人的人吧，首先宋朝立國就明文不殺世大夫，其次神宗深得皇帝心得，平衡新舊兩派勢力，不肯依王安石心意徹底清除舊黨，第三王安石才華有餘，權術不佳，不會利用反腐敗打壓政敵，反而被政敵利用變法矛盾和私生活反覆打壓。王安石大部分精力沒有用在變法的實施上，反而耗在無謂官場鬥爭中。為啥王安石那麼固執，對變法的錯誤視而不見，他深知自己一旦承認，反對派會更加猖狂，會對新法以點帶面攻擊。

譚嗣同說過，變法是要流血的。但是要流別人的血，而不是自己人的血。另外皇帝支援只是個空頭支票，沒證據表明秦孝公徹底支援商鞅，反而有個讓位的對話，說明秦孝公對商鞅也心存芥蒂，但已經沒辦法了，整個政堂都是商鞅一派的人。

選擇回答這個問題，是因為最近寫了一本書即將出版，書名就是“改革家們”（暫定）。

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成一敗的兩個典型案例，為什麼結果截然相反？不少人都探討過原因。在下看來，最核心最關鍵最重要的一條是3個字——“執行力”，這是“變法之結”

先來看商鞅的執行力有都強。

大夥兒都知道，商鞅變法展開之前有一場著名的辯論，充分發揚民主，反對的聲音可以隨便說敞開說放開說。商鞅“舌戰群腐”，取得勝利，秦王採納了他的意見。一旦變法的決策定下來，就不允許有任何聲音。

太子師傅反對變法被商鞅割鼻子的事兒大家都知道，但還有一件事兒大家未必知道——孟西白部族700多人集體反對變法，竟然全部被商鞅下令斬殺。為了省事，直接在渭水邊行刑，砍下來的腦袋丟進河裡，不用打掃刑場。大家一看反對變法的人下場這麼慘，紛紛改口說改革好改革棒。不料，這些人也遭到懲罰，儘管懲罰沒有那麼重——發配邊疆。

不管是詆譭改革還是歌頌改革，商鞅都不需要。他的目的很簡單，不要一切聒噪，只有“幹”就行了。他這幾個大動作下來，效果極好，史載：“明日，秦人皆趨令。”（司馬遷：《史記》（卷68·商君列傳第8），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766頁）

再來看王安石變法的執行力有多弱。

王安石最大的軟肋，是不能對反對派進行物理消滅。宋太祖留下遺訓“不殺士大夫”，王安石不敢犯戒。當變法遭到強烈反對搞不下去的時候，變法派曾開會討論對策，不少人提出從反對者中拉出幾個人咔擦，就沒人敢阻撓變法了：“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然而，王安石動用了“一票否決權”：“太祖遺訓，不殺士人，若開此例，則朝堂成刑場矣！”您想想，再怎麼反對變法也不用擔心被殺頭，反對派的口水能不匯河成江嗎？

為了對付反對派，減小變法阻力，王安石採取了變通的辦法——把反對派調出中央政府。這樣做，朝堂上是清淨了不少，殊不知，不僅沒能減小變法阻力，反而加大了變法阻力。為什麼？反對派被趕出中央政府到地方任職，而王安石的變法措施恰恰需要地方落地生根。這下好了，反對派到地方以後，就不用口水而是用行動來反對變法……這甚至造成了王安石與恩師歐陽修反目。

執行力、執行力、執行力，重要的事說3遍。

商鞅變法能夠成功，其實是他運氣好，原因大概四點：秦國客觀上可以搞且需要搞改革、前期準備足夠充分、他本人性格極端堅韌、遇到個跟他一樣執拗且活的足夠長的領導（皇帝）；而王安石之所以失敗從微觀看，原因在於整個北宋政治缺乏內部彈性，黨爭嚴重，不論對錯，只論黨派。如果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是各種意識形態（主要是儒家）普遍向底層滲透的原因，這種底層滲透加固澆築了民間穩態的農業結構，導致改革下行困難。

所以一句話總結王安石失敗：上面不做聲，中層搞不定，下面不執行。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對於中國的歷史意義非常之深遠，從此之後，中國再也沒有改革者試圖嘗試進行自上至下的頂端設計。學習商鞅和王安石變法，對於中國今天政治制度改革的深化，非常具有現實性意義。

商鞅變法成功，王安石變法失敗。但兩者不可比。

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的確存在不合理的現象，而且其他國家有思路，秦國變法有空間。

王安石變法思路雖然很多，但侷限在於，宋朝已經是全天下了，歐洲的事情是不知道的。所以王安石變法，沒有參照物。空想居多。

但實際上秦國的變法是失敗的。秦國短時期的確強大了，但積累了大面積的民怨。我們不妨說，秦國的強大與百姓的憤怒是一體的，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可惜很多人看不到。積累起來的民怨在極短暫的時間裡就摧毀了秦朝。秦朝的持續時間僅僅只有14年，這種一眨眼的強大有什麼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的不滿不是商鞅變法的副產品，讓老百姓不滿是商鞅變法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

與民為敵的思想在《商君書》裡比比皆是，“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

就是說，商鞅認為，如果用善良的人治理國家，國家肯定會亂。如果用奸滑的人治理國家，國家就強大了。如果用“詩書禮樂孝弟善”等當時通行的道德準則治理，敵人打來國家會失敗，敵人不來國家也會貧窮。

你會懷疑商鞅是否正常吧。

秦孝公於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在秦國國內實行第一次變法。商鞅才39歲。血氣方剛的他透過打倒一切道德的號召來聳人聽聞。

他還說：“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就是說要折騰，讓老百姓沒有安全感，即使你手中的錢，也不一定是你的，國家可以隨時拿走，你的富裕永遠要感謝國家。辛苦致富之後以為自己的富裕天經地義，這種思想要不得。

“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蝨，必彊。”就是說國家窮，老百姓怨恨不要緊。打仗！將這種怨恨發洩到敵國，國家必強。

國家政策一定要與老百姓對著幹，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彊。”因此，出臺政策讓老百姓不高興，國家就強了。如果政策老百姓高興，國家就衰弱了。

對比一下匈奴，蘇武率領部下與匈奴發生爭鬥，被抓住。匈奴人都說要殺死蘇武所有人。左伊秩訾說:“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意思是，他們現在只是反抗，如果他們要殺死單于，那怎麼加重刑法？

連沒啥文化的匈奴人都知道，法律不是一味加重。刑法應該有等級，最重的刑罰一定是謀殺單于，其他等而下之。這種對司法的理解，要高於所謂的法家。

商鞅的種種措施，其實與後世的希特勒等人有相似性。為了短期效益，不顧長遠，雖然短期達到目的，但滅亡就在眼前。

首先要說明一下商鞅和王安石處於不同的時代，戰國時的生產力與宋朝時的生產力不可同日而語，戰國之前的社會生產力低下，到了戰國時期則是一個生產力大躍進的時期，商鞅變法是迎合和生產力大躍進的時代潮流，最大限度的激發了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再加上秦孝公的全力支援，商鞅的自身性格也是很重要的，他為人刻薄少恩，不講人情，沒有朋友，執法如山，可以說商鞅就是一個專為法家改革而生的人。商鞅的成功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需要。宋朝當時的生產力和社會財富已經處於封建社會的頂峰，到達頂峰以後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內部矛盾需要解決，王安石變法就是要解決這些內部矛盾，宋朝的特點就是藏富於民，到宋神宗時國庫連年空虛，而民間卻掌握的巨大財富，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集權、集財，雖然王安石改革時打的口號是國富而不與民爭利，以現代經濟學來講，透過經濟手段是可以做到把整個社會的蛋糕做大，國富民也富，但在當時的封建社會，生產力已經達到頂峰，社會財富總量是一定的，想把整個社會的蛋糕做大是非常困難的，最終結果就會是國家富了人民窮了，這就是當時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最主要原因，王安石的失敗是時代所致，封建社會的制度不改變，改革是不會成功的，最多隻能緩解，然而由於王安石的性格原因聽不進勸，只要支援變法的不管人品如何統統重用，只要動機是好的，無論方法對錯一意孤行，用人不當，急功近利，使得變法不但沒有緩解社會矛盾反而加重了。另外變法本身也是有問題的，經濟發展政府只能引導監督，不能是參與者，變法讓政府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還是觀眾，都是政府自己在玩，中間玩不出問題才奇怪，青苗法，免疫法，市易法，差役法等等這些看似很好的政策實踐起來卻慘不忍睹，就是政府全程參與的後果，至於用人不當只是一個附加原因，不是決定原因。

回答這個上問題時，我們先看看商鞅的變法為什麼成功。

在春秋時期，天下分崩，各國都在苦苦尋找富國強兵之道。特別是到了戰國，兼併戰爭更加猛烈，於是各國追求富國強兵的慾望更加強烈。怎麼樣才能致國家富強呢，當然是變法。當時魏國開了一個好頭，利用李悝變法，成為戰國初期最富強的國家，後來南韓，楚國，齊國也跟進變法圖強。

所以，變法是戰國時期一個歷史潮流，這種潮流滔滔滾滾，無法逆轉，這是商鞅變法成功的一個首要因素。

其次，在秦孝公之前，從魏國流亡回國當秦王的秦獻公，其實已經小試牛刀，在秦國內推進一定程度的制度改良，但是力度不強。到了秦孝公以後，秦孝公見六國富強卑秦，也立志要變法圖強。而商鞅就是他要推進變法的操盤手。秦孝公渴望變法，並極力支援變法，這是商鞅變法的關鍵因素。

有人可能會說，王安石變法不也有宋神宗支援麼，為什麼失敗了？其實說這話的人，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

商鞅變法的確改變了秦國，兩次變法，前後經歷近二十年，無論是經濟，政治，軍事，秦國都一躍而起，成為戰國時期的一匹黑馬。正因為秦國從變法中嚐到了甜頭，所以秦惠文王上臺以後，儘管以造反罪名車裂商鞅，但是商鞅的改變遺產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並且繼續推行下去。

接下來，我們再來考察王安石為什麼變法失敗。回答這個上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問，王安石為什麼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最根本原因，是當時的宋朝的財政出現了困難。財政出現困難，主要是養兵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宋朝可謂是個奇葩王朝，相對於其它王朝來說，他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發達，科學最技術，但是軍事卻是最弱的。然而它最是歷朝當中，養兵最多的，兵力有140萬。兵力那麼多，軍事卻是那麼弱，為什麼？這實在讓人難於理解。

當時的宋王朝，整個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被用到了養兵之計上了。而且宋朝的文官集團相當龐大，又實施的高工資待遇，於是宋王朝的財政嚴重透支，把皇帝宋神宗給急壞了。

面對國家財政困境，宋神宗就想到錢，要撈錢改變困境，就必須改革。那麼，從哪些人身上撈錢呢？

當時宋王朝的經濟，說白了就是官商經濟。前面講過了，宋王朝養那麼多兵，為什麼戰鬥力還那麼衰弱呢。事實上，它積弱的一個原因，就是武將都沒有將心思用在戰鬥上。

在歷代王朝中，宋王朝是最放縱官員經商的一個王朝。當時是，武將經商，文官也經商，武將為了發財，甚至動用部隊兵馬販運商品，你說這樣的隊伍怎麼能夠打仗，打架還差不多。

皇帝如此放縱，而且還不反對土地兼併，這樣的結果就是 ，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都集中在這些武將及文官當中。

所以，當時要想改革，首先就得從全國這些高官大地主當中割肉。而宋神宗也看出來了，這些大地主已經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者集團，如果任用他們其中的一個人來變法，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於是，他將目光瞄準了王安石。

在宋王朝官場中，王安石是個另類人物。他奉公守法，不貪色，不好財，極有治國才華，文學才能也是不得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更主要的是，他清廉如一，沒有圈子，視國家前途為命根子。

王安石變法的唯一的後臺，就是宋神宗。而王安石的對手，就是壟斷全國一半土地以上的權貴階層，當時的情況是，不要說司馬光，連蘇東坡這樣開明的人，也成了他的反對派，可見王安石當時的壓力及阻力是多麼巨大。

司馬光是反對變法的，他的觀點是國家財富是一定的，不在政府就在民間，而要想國家穩定，就必須藏富於民。司馬光這個漂亮話的背後，其實已經看透了王安石的變法本質，就是從滿朝權貴身上下刀割肉，去補國家那個財政窟窿。從權貴的角度來說，他們肯定是不願意的。

但是王安石不是這樣想的，司馬光想的是蛋糕怎麼分的問題，而王安石想的是怎麼把蛋糕做大的問題。所以王安石嘲笑司馬光不懂治國之術，氣得司馬光一甩手，回洛陽修史去了。

在變法之前，王安石在地方就任官多年，並推行他的政策，且極有成效。但是沒想到的是，當他把他在地方上成功推行的政策向天下推行時，性質竟然全變了。

問題就出現在執行環節上。

王安石沒有自己的圈子，而推行貫徹變法的人，卻還是地方那些豪強。無論是中央的，還是地方的，那些大地主利用資訊的不對稱性，以及歪曲變法內容，變相撈錢。這樣撈的結果是，國家的財政短期是出現了改觀，但是有錢的權貴也變得更有錢了，最受傷害的是中下游的商人及社會底層的農民。

更為重要的是，王安石變法推行十七年，十七年之間，宋朝的民間經濟大受打擊，損害極大。而宋神宗死後，宋哲宗上臺，把王安石趕走就罷了，還將王安石的死對手司馬光扶上臺。而司馬光上臺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將王安石變法內容，通通廢除。

由此總結，王安石變法失敗有以下原因：一，王安石變法阻力太大，幾乎全面觸及了宋王朝權貴的根本利益，被對手層層制扼不前；二，王安石變法推行時，沒給宋王朝的經濟及社會各方面起到改觀，反而拖入了另外一種經濟困境，引起民間社會諸多不滿情緒；三，繼任的皇帝沒有給王安石更大支援，讓王安石來不及糾錯改革，就被保守派司馬光等人廢除變法內容，變法才不得不以失敗而告終！

自古變法成功的人不多，商鞅，北魏孝文帝這兩個是最成功的。

總結變法強國，要點有三：1.有強有力的後臺支援，以正確應對改革阻力；2.順應歷史發展的需求；3.方法正確，措施得當，符合實際。此三點缺一不可。

商鞅變法有秦孝公鼎力支援，壓制舊勢力的阻隔。戰國時期，各國均尋求變法強軍，有很好的歷史條件。再者就是商鞅個人的能力問題，他根據秦國的實際情況，設計了一套符合秦國發展的國家系統。以至於即便是他死後，他的法治精神依舊能夠很好的貫徹下去，直到秦國統一的那一天。

再說王安石。他所處的年代情況是，宋朝雖然危機四伏，但是並未走到國運的盡頭，舊勢力力量龐大。改革的阻力非常大。加上皇帝的態度不堅決，背景後臺不強。另外就是他的改革措施不是很完善，沒能很好的適應當時的情況。尤其是針對教育的改革，更是出現了很多的問題，結果是自己把自己玩兒死了。

由於措施的一系列問題，導致其改革沒能持續的進行下去，隨後失敗。其實不單單是王安石變法，後來的“百日維新”也是如此。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王安石的三個幸運與一個不幸

1、三個幸運

（1）個人因素空前有利

王安石個人人品高潔，廉潔奉公；機智聰慧，雷厲風行；性格堅韌，“三無畏”、大義凜然；再兼詩書文章，才華橫溢。

（2）人事環境空前有利

政敵：與王安石一樣的光明磊落、光風霽月、勤政愛民、才華絕世，如司馬光蘇軾。

他們以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來評判王安石變法，沒有私人利益，沒有權位站隊、為反對而反對。更沒有栽贓陷害之類。

宋神宗、高太后，觀點對立，但都是愛民如子的仁君。

（2）配套能力空前

深思熟慮、系統配套，江西試點、緩慢推進全國。

不被利益集團左右，不必繞開深水區。

全套改革，系統執行。

2、唯一的不幸：命令式計劃經濟，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1）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

國有銀行代替民間高利貸：青苗法

國有商業公司（商業物流+國有零售）：均輸、平準、常平倉

國有資產承包經營：戶保馬

民兵制度，全民軍訓，全民皆兵；

～

高稅收、共同富裕：因天下之民、生天下之財，取之於民、再用之於民。

（2）王安石變法的結果

青苗法：貸款給窮人則收不回來，只能強貸富人，加重民間總負擔。官員新增腐敗、掠奪的平臺。（易中天《帝國的惆悵》：改革幫了腐敗的忙）

戶保馬：國有資產滅失，承包者破產。富人變窮人，故意敗家、變成窮人，窮人變乞丐。

均輸平準常平倉：沒有中間商賺差價、所以產品質量下降，產品價格成倍提高。官營成本高於民企，民企破產導致社會總財富大幅度減少。

民不聊生。

軍訓：青壯年自殘身體，躲避兵役～

總之，沒一個成功的。

3、結論：即使優秀如王安石，幸運如王安石，也做不好不可能做好的事：

（1）海瑞說，要增加人民監督改革者的機制。

海瑞是事後總結。

況且，王安石的執行者全部為奸惡小人，他們撒謊欺騙、栽贓陷害，連王安石也害。這是因為變法只有小人壞人願意做，所以想辦事能辦事的必定是小人壞人。

人民監督，不過加速變法者的抓捕、輪流，而已。

（2）蘇軾說，越改越亂，越努力越糟糕。

與民休息即可：低稅收，壓縮行政開支，把市場的還給讓市場。

司馬光（高太后）：皇室省錢；停止基建；不要“富國強兵”，與西夏妥協，省軍費；停止與民爭利的國企，撤掉相關官員，保護富人～

司馬光～高皇后，締造了北宋最後一次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