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蔡京是太平宰相，是對這個詞的侮辱。

我們知道，太平宰相的典故來源於晏殊。就是那位寫過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燕歸來的大詞人。1004年宋朝與遼和談成功，簽訂檀淵之盟。同年，14歲的晏殊參加了殿試，併為當時的宋真宗所賞識。之後的時間裡他少年得志，一步步當上了宰相。而當時，正是宋朝國力最強盛最富足的一百年，因此也什麼戰事，所以他被稱為太平宰相。

而蔡京?如果說太平的話，只能說是他自己的日子過得比較太平。他在宋徽宗期間，起起落落，四度為相，一直幹了17年。然而他欺下媚上，權傾朝野，導致北宋的朝政越來越黑暗。內憂外患，天下也越來越不太平，最終徽欽二宗都被金華人擄走當了俘虜，北宋亡國。

這樣的人怎麼能稱之為太平宰相？亡國宰相差不多，國賊也可以。

蔡京宰相期間，大力推行社會救助制度，古代歷史上是罕見的。對當時的社會做了很大貢獻。

主持“崇寧興學”，為北宋興學做了很多措施：建立縣學、州學、太學三級相聯絡的學制系統。發展太學，醫學，算學、書學、畫學等專業學科，去科舉，對宋朝教育事業做了很多貢獻。

到是蔡京為人兇狠狡詐，欺上瞞下，最終導致國家禍亂，雖客死他鄉，人們對他還是恨之入。

蔡京最終沒能平穩的走完他人生輝煌歲月，貪心使他最終走向滅亡，他的腐化給當時的朝廷和百姓帶來了巨大影響。

蔡京，這個名字廣為人知的原因是一部小說，水滸傳。在裡面他和高俅，童貫並稱三大惡賊，權傾朝野。但是我們要知道歷史要取決於客觀事實，不能以小說，雜談為準。這些往往帶有濃重的個人感官，不能代表真實的歷史。

蔡京，字元長，他是興化仙遊人士（今屬於福建），在熙寧三年進士及第。後人對於他的評價是書法家，政治家。對於才華方面我們要對蔡京做一個客觀的評價，他的才華毋庸置疑！

至於說他是不是太平宰相，我個人的意見是他是太平宰相。為什麼這麼說，是因為蔡京前後擔任四次宰相。而且他跟王安石主持過變法，我們都知道王安石變法失敗了，給當時的宋朝經濟方面帶來了打擊。那這個爛攤子是誰收拾的，沒錯就是蔡京。

至於花崗石之役對於北宋的農民起義佔據主要原因，因此蔡京作為主要發起人才被認為是賊首。但是這裡我們要明確一件事情，蔡京做這件事情的出發點和目的。和王安石變法一樣，他的目的就是為了振興北宋的經濟發展，但是毫無疑問失敗了，成了壓倒北宋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且蔡京的任職歷程是四起四落，最後一次是任太師，太師這個職位給他的其實不多。再加上其當時年老，可能已經沒有過多的經歷去主持政法，再加上徽宗的肆意妄為，以及想收復東南失地給當時的財政帶來的壓力巨大，花崗石役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給北宋續命，如同猛藥。

北宋的冗兵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聞名的，再加上北方民族的崛起，幾乎沒有可打的兵，這使得遇戰多降，這裡的降指的是招降。

一個政權的失去從來都不是一兩個人的責任，而是整個集團的問題。我對於蔡京只能說，生不逢時。如果他是生活在更前的時代，四起四落任相絕對是一段佳話。但是時代的變遷總會有人出來揹負責任，有宋一朝出現很多英雄，奸佞。英雄如岳飛，文天祥，奸佞如秦檜，高俅。但是蔡京不是，直到其離世，北宋的政權都還沒有旁落，而且當時皇帝已經不再信任他了。

所以從其任職到其死去，他都始終完成著自己的責任，並不是一個十足的“奸佞”，只能說時勢造英雄，再加上小說雜談對他的批判，使得後市對他的印象才會使如此。

蔡京的下場並沒有很美好，在欽宗上位之後，他被貶嶺南，死在了半路之上。他的經歷莫名的讓人想到李鴻章，同樣的褒貶不一，同樣救國無力。歷史要客觀評判，不要人云亦云，也許我說的也不對，但是至少我有自己的想法。

蔡京從熙寧三年（1070年）登進士及第進入仕途，到靖康元年（1126年）宋欽宗即位後，蔡京被貶嶺南，途中死於潭州（今湖南長沙）。半個多世紀的仕途幾度浮沉，最終不得善終，實在算不上太平宰相。太平宰相典故來源於晏殊，他的一生可謂是柔緩如水，通透如玉，少年得志，生活安穩，仕途一帆風順，不曾遇見過大的挫折。

對於蔡京的才能，同時代的記載中就已經揭示出對他極高的評價。神宗熙寧末，王安石常常對年輕的蔡卞（蔡京之弟）說：“天下沒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將來誰能繼承我，執掌國柄？”然後掰著手指頭自言自語：“我兒王元澤算一個！”回頭對蔡卞說：“賢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說：“吉甫（指呂惠卿）如何？且算一個吧。”然後頹然道：“沒了！”被王安石列為天下僅有的三個宰相之才之一，蔡京的才能可見一斑。

如果說王安石是變法的首領，對同屬變法派的蔡京青眼有加的話，那麼舊黨一方的首腦人物同樣對蔡京稱賞不已。元祐更化期間，舊黨元老呂公著當政時，蔡京剛剛罷官進京。呂邀請蔡京到自己府中，讓子孫站成一排在旁邊侍候。呂說：“蔡君，我閱人無數，沒有一個比你強！”以手自撫其座，道：“君日後一定坐在這個座位上，我把子孫都託付給你，希望不要推辭！”另外一條記載中，舊黨首領司馬光在元祐更化時盡廢王安石新法，大臣皆言不可；唯蔡京於五日內在開封府改募役為差役，受到司馬光的稱讚。

司馬光和呂公著是元祐更化中舊黨的兩根頂樑柱，他們都對蔡京的治國才能給予了高度的認可，就足以說明，蔡京的能力已經超越黨爭，成為新舊兩黨公認的治國之才。

講議司的設立，首先是宋徽宗的意志。徽宗開始親政的崇寧元年，就以“紹述父志，崇尚熙寧”為口號，決定“宜如熙寧置條例司體例，于都省置講議司”。實際上，就是為其“紹述父兄之志”服務。而其選取的負責臣僚，正是蔡京。

崇寧元年（1102年），蔡京透過較長時間思考和零星實踐後所設講議司，有一個比較完備的施政方案，是一個系統地規劃包括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在內的國家大政的總機構。講議司設定後，蔡京為提舉，表面上是效法熙寧“制置三司條例司”，以興利除弊為名，講議的物件是“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實則是蔡京藉以侵奪三省、樞密院之權的工具。“講議司雖是“議事機構”，但其所議範圍甚廣，似乎“無所不議”，影響甚大。

講議司在設立之初，宋徽宗和蔡京各有實現政治抱負的願望。對於歷經熙豐，浮沉於元祐至建中靖國政治風浪的蔡京來說，對集權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所以，他憑藉講議司，將忠實自己、能按照其旨意行事的人員組成一個集團，以便施行其政策。講議司是本是以講議財賦為目的的臨時機構，是三省、樞密院的附屬官司。但在蔡京的運作之下，該機構以恢復神宗熙豐法為名，以聚斂財賦為目的，侵奪三省、樞密院之權。經過近三年的努力，蔡京的各項措施基本得以實施，尤其是經濟改革成效顯著，改變了元以來財政拮据的狀況，獲得了徽宗的認可與信任。

北宋的財政狀況從真宗朝開始就一直不好，到徽宗時期，國家財政己非常困難。根據有關記載，在哲宗時期，由於邊防費用的開支，已把元豐以來的國庫積蓄耗盡。到元符三年（1100），朝廷不得不動用內庫資金用於陝西軍儲。除此，徽宗時期的官員人數較哲宗時大為增加，新增的人員都要仰賴於財政的供養，這對於本已拮据的國家財政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正因如此，蔡京上臺後的首要任務就是解決財政危機。為此，蔡京主持了大規模的經濟改革。蔡京曾幾度罷相，但不久又能官復原職，可見，宋徽宗離不開他，需要他來為自己斂財。

蔡京主政時期的種種經濟財政政策屢屢被後人詬病為”聚斂“，”苛政“，但同時，徽宗朝的社會經濟成就也是不可忽視的。就人口來說，時期是宋代人口數最多的時期，全國總戶數超過2000萬，總人口突破一億；就經濟來說，北宋到徽宗時，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穩定發展和長期積累，是”中外靖綏，年穀登穩“；就政府財政收入來說，到徽宗時，”天下賦入之數悉倍於前“‘，當時人炫耀：“承平既久，帑庾盈溢。”這些說法雖有誇張，但也不能完全視之為吹牛、粉飾。在華麗的表面背後，蔡京採取的一系列適應現實的經濟財政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蔡京茶法改革轉變了官府在專賣上的管理機制，使官府從繁重、複雜的專賣經營中走出來，並實現了專賣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以引榷茶的專賣模式對南宋以及後代茶法影響巨大。這一點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不過，僅僅將蔡京茶法改革侷限在茶法領域探討未免視野過於狹窄。蔡京茶法改革確立的以引榷茶制度，其內涵主要有三個層面，第一，政府的專賣收益透過商人來實現；第二，政府規避了生產和銷售中的經營風險，獲得了“淨利”；第三，中央政府壟斷專賣收入，避免了地方機構的分利。這種專賣的制度理念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專賣制度不斷嘗試和累積的成果。就北宋時期來看，它不僅實踐於茶專賣領域，在鹽和酒的專賣領域也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實踐。

北宋官府在酒專賣上也進行了不同專賣模式的嘗試，不僅設定都酒務和酒務，實行官榷酒，還在一些地區推行買撲酒課錢和特許酒戶制。買撲酒課是因官監酒務虧本和酒利微薄之地，找人買撲，買撲者交納課額以後即取得了酒的生產經營權。特許酒戶制主要是指諸京榷曲後自主經營的酒戶和官府酒禁地之外交納歲課的鄉村酒戶。從專賣方式來看，買撲酒課和特許酒戶制都是官府放棄了對酒的經營權，而收其淨利。說明蔡京茶法改革中的制度理念在酒專賣中已早顯端倪。但總體上看，北宋時期酒專賣還是以直接經營的官監酒務為主，買撲和特許酒戶制主要在官監酒務虧本和酒利微薄之地，而這些地區一旦“利入銷厚者，皆轉為官監”。

在鹽專賣領域，北宋政府一開始以嚴格的官鬻法為主，後來才實行通商，出現“交引鹽法”和“鈔引鹽法”。但無論是“交引鹽法”或“鈔引鹽法”，都是商人轉銷官鹽，而不是像茶法中的商人與園戶的直接貿易。南宋的李椿就揭示稱：“榷茶與其他榷貨不同，如鹽、礬、乳香，鉛錫、酒皆有所榷之物，唯有榷茶止是空引，客人自行買茶，署篰搬擔。”空引是蔡京政和茶法的重要外在特徵，李椿看到了問題的關鍵。空引意味著官府退出經營領域，坐享淨利。鹽引存在所榷之物，說明透過商人實現專賣收入並獲取淨利的制度理念在鹽專賣領域沒有被徹底實現。

縱觀以上鹽茶酒在北宋的專賣實踐發現，茶專賣能夠最先徹底跳出官府經營取利的瓶頸，實現專賣淨利，既有茶生產的地域性比鹽分散的因素，也與茶的商品性沒有酒的變相封閉有關。因此，蔡京以引榷茶的專賣模式本身是中國古代專賣制度實踐最佳化的結果。它的確立，奠定了中國古代專賣制度的發展方向，北宋以後鹽、酒等專賣制度也相繼沿著這一專賣模式演進。

宋徽宗時代，北宋貨幣政策發生劇烈的變化。在銅錢的鑄行上，首次在全國推行當十錢；在鐵錢的鑄行上，把夾錫錢推向四川、陝西、河東以外的廣大地區。這就是蔡京的貨幣改革。

崇寧元年（1102），蔡京任相。崇寧二年（1103），陝西鑄造當十錢。之所以鑄造當十錢，與當時銅產量下降，供應不足，導致銅錢鑄造額減少有關。除了銅產量少，鑄錢額下降以外，鑄當十錢利潤豐厚。為了防止私鑄，蔡京奏請“其錢惟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卻於銅錢地分行使，貴絕私鑄之患。如有私鑄，並以一文計小錢十科罪”。所鑄折十銅錢在陝西、四川、河東流通鐵錢諸路之外的其他路分流通。後來，為利所驅，在其他各地鑄造當十錢。當十錢幣因面值大，使用不便，遭到時人的非議。

蔡京除鑄造大錢外，還鑄造了夾錫錢，主要原料仍是鐵。蔡京想用夾錫錢取代鐵錢，以提高其購買力，使其像舊日的銅錢一樣。其實這是辦不到的。

北宋政府之所以違背價值規律地鑄造當十錢、夾錫錢，就是為了滿足軍政之需及皇室、官僚的奢侈消費。引起社會不滿，物價上漲的錢法改革卻給政府帶來了鉅額財源，滿足了政府軍需和俸祿等各方面開銷，也滿足了徽宗君臣的奢侈腐化生活的需要。

但在此背後，蔡京的貨幣改革，還有解決錢荒的目的。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活動日益繁榮，宋代政府購買的採購量和範圍很大。購買活動往往需要藉助貨幣這一媒介去實現，所以不論政府還是團體，個人，對貨幣的需求量是很大的。蔡京的貨幣改革，應該說，一定程度上也適應了社會各階層對貨幣的需求。

北宋時期社會救濟機構主要有三類。一類專門收養“鰥寡孤獨者”，重點是60歲以上無人贍養的老人，還包括孤兒、流浪兒童、殘疾人以及基本生活無著的難民饑民。這類機構的名稱叫居養院。一類是專門負責收治無錢治病的病人，即所謂“以處民之有疾病而無告者”。這類機構叫“安濟坊”。病人進安濟坊後，予以免費治療。還有一類機構，專門負責埋葬居養院與安濟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會上“孤老餒疾致死”後“暴露溝塹者”，叫“漏澤園”。為此，漏澤園還有專門由官家花錢購買的墓地。

宋代社會救濟機構設定是自上而下，遍佈全國之“各府、州、縣、軍、監”，構成一個網路。更難能可貴的是，宋代社會救濟機構還有一整套以成文法形式規定的制度。

宋代救濟機構構成一個網路，有一套較完備制度，因此，可謂領今日救濟制度風氣之先已日久。在政和二年曾御筆：“鰥、寡、孤、獨有院以養，病者有坊以安濟，死者有園以葬，王道之本也。”這與今日之“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等民生目標相比不僅毫不顯粗陋，反倒歷久彌新。

總體上看，宋代社會救濟制度一直較為完備，也非常有價值，但中間也經歷了幾起幾落。而這種起落都與一個人的命運有關。這個人就是《宋史》中已蓋棺定論的奸相蔡京。《宋史》有明確記載：“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院……三年，又置漏澤園”，以踐行孟子“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旨。為推行這一民生舉措，蔡京連下命令，雷厲風行，各級救濟機構迅速得以設立。崇寧五年，蔡京所代表的新黨右派失勢，自己也被罷相轉而任一閒職，保守派迅速全面反擊，連同蔡京推行的民生新政也都受到拖累，社會救濟機構的擴張受到挫折。至大觀元年，蔡京轉任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再次回到權力較中心位置，在其影響下，社會救濟機構進入改進和完善時期。期間為加強對機構的管理，政府還特別在居養院和安濟坊各派駐軍典一名。大觀三年六月，蔡京再度罷為中太億宮使，離開權力中心，舊黨再度回潮，蔡京力推的社會救濟也因此再度廢弛。政和二年五月，蔡京復輔政，在其心腹何執政幫助下，重新恢復居養、安濟等法，社會救濟機構得以重建。宣和二年，蔡京徹底告別權力中心，社會救濟制度很快被破壞。一直到南宋王朝建立，又緩慢得到恢復。

社會救助制度本是得民心之舉，僅因為一個人的命運而幾度存廢，這充分證明了當時在大制度的人治本色下社會救助制度的尷尬處境。更可嘆的是，舊黨反擊蔡京為代表的新黨推行社會救助的理由竟然是：救助太過、太廣，鼓勵了偷懶，荒廢了正業。所謂“不養健兒，反養乞丐”；“天下窮民，飽食暖衣，而使軍旅之士稟食不繼”；“不管活人，只管死戶”云云。還有舊黨人士以少數冒領、冒濫以及機構內部貪腐案例，抓住一點，不及其餘，否定整個救助制度。正因此，雖然舊黨相對於新黨右派總體上佔據道德優勢，但後世顧炎武回顧這段歷史時仍感嘆舊黨“因人廢法”的做法不妥。金中樞教授更直言，“京縱不仁”，但社會救濟新法則“非私惠、小慈可比”，“實仁政與現代福利制度之開端”。

作為奸臣，蔡京最擅長取悅或迷惑皇帝。他深知，是大宋最高領導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只要“擺平”宋徽宗，就能夠擺平一切。

徽宗即位不久，也想有所作為，有意恢復其父神宗的改革舉措，於是蔡京打出輔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復“新法”的旗號，大張旗鼓地造勢，儼然以變法的繼承者自居。蔡京身為宰相，不僅不勸諫徽宗以國事為重，而是投其所好，聽任他沉湎於各種愛好。徽宗酷愛花石，蔡京便安排自己的心腹朱勔於設立“應奉局”，專門在東南一帶搜刮奇花異石；為了把這些奇花異石運往京城，在全國各地徵調無數船隻，每十艘船編為一“綱”，透過運河、汴河運到汴京開封，這就是所謂的“花石綱”。

“花石綱”的徵運，前後持續了20多年，給東南地區和運河兩岸的民眾帶來沉重負擔，最終導致了方臘起義。

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蔡京熱衷於打擊政敵或異己。首次為相，他就迫不及待地唆使徽宗釋出了一道禁止元祐法的詔書，措詞嚴厲而強硬，由此揭開打擊政敵與異己的序幕。

多年的官場和朝堂的歷練，早已使蔡京變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作為利己主義者，蔡京所關心和追求的是個人的權勢和私利，只要獲得權勢和私利，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顧一切。

深諳從政之道，極會玩弄權術才是蔡京得以四次任相的主要原因。在宮內，蔡京一直有固定的內線，也是其宦海生涯的一大優勢。蔡京可以隨時獲知宮中資訊，把握徽宗心思，積極迎合，討其歡欣；及時知曉政敵在徽宗面前低毀自己的內容，以便儘早作出反應，找到對策，減少和消除這些語言對徽宗產生的影響。

蔡京從進入仕途始，便注意結交各色人等，尤其是權力中樞的官員，培養一批心腹黨羽。每次任相，都盡力援引同黨，加強其勢力。蔡京在激烈的權爭中，雖罷相四次，但前三次都能罷而復起，黨羽之功不可沒。

作為徽宗朝任期最長的宰相，其一心鞏固相位，不顧國家利益與安危。迎合、縱容徽宗享樂的結果是耗費財力並造成人民生活的困頓。

北宋立國一百多年來與遼朝所形成的軍事地理格局和政治格局，使北宋君臣在承受巨大的國防壓力之外，也承受了難以言說的心理屈辱。到宋徽宗時代，面對遼朝衰亡帶來的絕好機會，好大喜功的宋徽宗君臣收復燕雲失地的渴望被激發出來。但恐遼症和北宋軍政的腐敗，使徽宗君臣對收復失地信心不足，他們懷著僥倖、投機心理，將原先單獨出兵收復燕雲的決策改變為聯金滅遼，並且與金朝簽訂了“海上之盟”。從北宋實施運作聯金滅遼的整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和對聯金滅遼事件的影響。

大觀年間，因為童貫恃功專權，蔡京對其不滿。政和二年（1112），蔡京復起，童貫有功，但因沒有當上樞密使，怨恨蔡京。所以，兩人在燕雲問題上並不能協調一致。因為和童貫的矛盾，政和年間蔡京參預了收復燕雲的倡議和謀劃，但他的態度比之童貫卻不是很積極。態度最積極者是童貫。童貫之所以態度最積極，一是他透過以往的戰爭，樹立起了自信和建立更大軍功的野心，有了收復燕雲的衝動，二是他同樣瞭解徽宗的心理。蔡京之所以態度消極卻參與，一是職責所在。作為宰相，這樣重大的決策自然是不能迴避的；二是為了固寵的需要，是為了迎合徽宗。因為徽宗從心底裡是想收復燕雲的；三是與童貫爭權的需要。蔡京處處在牽制甚至反對童貫。正是因為蔡京對聯金伐遼不熱心，導致了他的第三次罷相和王黼的上臺。“蔡京經營北虜不就，去位。王黼作相，欲功高於京，遂結女真以伐大遼。”

從宋神宗時代到宋徽宗時代，北宋的皇權是在原有基礎上一步步走向強化的。如果說宋神宗與王安石結合，宋神宗選用王安石進行變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神宗與王安石為代表計程車大夫之間的關係式屬於“共治天下”，這個時代計程車大夫尚有著獨立的人格和操守，王安石的兩次主動辭相和司馬光拒絕樞密副使的任命，都是這種關係的反映。無論王安石還是司馬光嗎，他們都不願意為了迎合皇帝而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宋神宗，在剛剛即位的時候，雖有奮發圖強的願望，卻苦於找不到出路和方法，他急需有經驗、有能力、有決心計程車大夫扶持他。所以，他和王安石因“富國強兵”的共同理想走到了一起，然而，他們共同理想中的不同旨趣最後促使了君臣二人的分道揚鑣。特別是在學會了“許多伎倆”後，皇權的獨斷專行便無須再有其他人的牽制，“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此後的宋哲宗、宋徽宗也都如此，甚至走得更遠。尤其是宋徽宗時代，表面看蔡京集團權勢熏天，為所欲為，但實際上“莫不是備左右趨承的一等庸人”。無論是蔡京還是王黼，徽宗始終將他們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們始終對皇權沒有造成任何的威脅，相反，他們只有仰仗皇帝的鼻息才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所以“王安石變法的最後走向，對於懷抱理想的北宋士大夫們來說是一種失敗，他們不僅沒有透過變法建構起理想的社會秩序，反而成就了專制主義皇權，他們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也從與皇權‘共治天下’的參與者而淪為皇權的附庸。

正因如此，蔡京所有的才智和能力都只能圍繞著宋徽宗的皇帝意志運轉。在好大喜功而又荒淫無度的宋徽宗手下，蔡京的才能越高，執行禍國殃民的能力就越強，就只能越有效的將整個國家推向死路。

蔡京並非只是一個個案，應該說他是當時包括王黼等一批高階官員的代表和典型。當我們已經明瞭他們作為皇權附庸的實質之後，另一個問題就隨之浮現：整整一個時代的這種“奸臣”，究竟是如何養成的。

蔡京是宋神宗熙寧三年中進士後步入仕途，可以說神宗朝是他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時期，當時的各項變法，他是目睹並親身經歷的。熙豐變法中神宗親自開啟了北宋政壇先旗幟鮮明進行政治站隊，然後再在不同的政治陣營中投靠皇權進行黨同伐異的政風。自其步入官場之始，他耳濡目染的就是神宗如何運用權術獨大皇權，以及原本只是少數的變法派藉助皇權的威力掌控權力，以權謀私從而形成北宋晚期的“權門”。再經歷元祐、紹符以來的的政治紛爭，對於權力慾極強的蔡京來說，給他留下的深刻經驗和教訓就是依賴皇權的重要性；同時，也認識到權力的不確定性。神宗朝以來的北宋政壇，已經形成了一切權力屬於皇帝的局面。皇帝一高興可以給他高爵厚祿；皇帝一不高興，一句話又可以讓他身敗名裂，傾家蕩產，一無所有。蔡京既然明白了自己的權力地位來之不易，保住它就是最關鍵的，其唯一的辦法就是盡死力為皇帝賣命，讓皇帝高興。說到底，蔡京的覺悟就是，竭力服務的物件是手握皇權的皇帝本人，而不是國家，更不是廣大百姓。

徽宗朝以蔡京為代表的一干大臣的升遷貶退，本質上都是徽宗個人意志操縱。而這一點正是養成蔡京類“奸臣”的土壤。當一切權力掌握在皇帝手中，所有人的利益和地位全都取決於皇帝的意志，則要求產生出不逢迎討好，不圍著皇帝好惡打轉的官員，無異於痴人說夢。蔡京以其卓越的政治手腕，經濟才能和行政能力，在討好逢迎上做得尤其出色，於是也就成為危害最大的“鉅奸”

雖然歷史本不存在“假如”，仍不免讓人遐想，假如蔡京早生數十年，在宋仁宗朝步入政壇，還會是一個危害國家的“奸臣”麼？

宋真宗後期直到宋仁宗時期，被時論視為“奸邪”的大臣也不乏其人，著名的如丁謂、王欽若乃至呂夷簡，卻未給國家帶來致命的損害，反而在各自的職位上發揮出其本身的才能，為北宋前期的制度建設和國家日常行政發揮了正面的作用。

區別為何如此之大，一方面，宋仁宗朝皇權無為而治，不處理具體政事，而由宰相處理具體政事，為防止宰相專權，所以重諫權以牽制之。當相權與諫權發生矛盾時，皇權從中調節，不讓一方勢力坐大，讓雙方處於大體均衡狀態。同時相權、諫權又對皇權形成一定製約。形成了皇權、相權、諫權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局面。因此，即使逢迎討好皇帝或者執政宰相，也會受到其他權力的制衡，危害有限。而同時，在這個格局下，行政和財政方面的才能的發揮反而更容易受到各方青睞。

另一方面，宋仁宗朝政風寬和，統治者政策上鼓勵敞開言路，不罪言者。政治鬥爭中的各方勢力均有較高底線，對於權力鬥爭的失敗方一般貶謫較輕，沒有形成你死我活的態勢。相反，對於不同勢力的官員，反而能根據其才能進行整合使用，如呂夷簡對於政敵范仲淹，也以國事為重，予以重任並加以保護。如果蔡京於此時步入政壇，耳濡目染的是這樣寬和和相互妥協的為政之風，是否還會形成現實中的“奸臣”，恐怕可能性會大大降低。相反，他的行政和財政能力將得到最大的發揚，成為張方平式的能臣恐怕是最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