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瞭解下中亞，中亞也就是亞洲中部地區，位於中國、印度、波斯、俄羅斯的交匯處。中亞地區有阿姆河，錫爾河這兩河之外，還有三大湖泊，即巴爾喀什湖、鹹海、裡海。

最廣義的中亞概念比中亞五國要大得多，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除了中亞五國外，還包括蒙古，中國的西藏、新疆和內蒙古西部，伊朗的東北部，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俄羅斯亞洲部分的南部。

清朝在前期基本沒有控制過，中期的時候是間接控制，末期時候才是真正的控制。

清朝中期，乾隆皇帝徹底擊敗了準格爾，才控制了西域（新疆），但是是一種間接控制，只是在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有八旗和綠營駐防彈壓，當時歸附的西蒙古是清朝統治新疆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其統治其實是非常脆弱的。

清朝真正有效控制新疆還是清末洋務運動以後，左宗棠平定陝甘回亂以後，進軍新疆，擊敗阿古柏。左宗棠一方面重建各地駐軍體系，一方面推動移民實邊政策，鼓勵陝甘農民移民，掀起了大規模的移民潮流。

清朝政府對新疆的控制才逐漸深入，最終建省，實現了對新疆的本土化。

雖然對新疆有效控制是遲至清末才完成的，但是意義重大，清朝崩潰的時候，新疆建省不到30年，但其積累的社會穩定力量，足以保證新疆在局勢最混亂的時候沒有脫離中國。

以上就是清朝控制這樣控制中亞的。

1759年，清朝統一南疆，最終完成了對今天新疆地區的統一。清代疆土始與中亞諸部毗連，雙方之間的關係得到了較為迅速的發展。而對中亞的政策也開始成為清朝對外政策中較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一， 臣服策略。清朝統一新疆後，中亞諸部迅速向清朝遣使入覲，表示歸服之意。清政府對此也予以積極的迴應。

第二， 貿易上的優惠政策。對於中亞諸部而言，積極發展同清朝的關係有其政治上的考慮，但更重要的則是經濟上的誘惑力。

第三， 平衡英、俄等大國關係。因進入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處於殖民擴張中的英、俄兩國開始將擴張的戰場推向中亞，雙方在中亞展開了所謂的“大角逐”。

1759年，清朝統一南疆，繼1757年平定準噶爾收復北疆後，最終完成了對今天新疆地區的統一。清代疆土始與中亞諸部毗連，雙方之間的關係得到了較為迅速的發展。而對中亞的政策也開始成為清朝對外政策中較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於中亞諸部，清政府一般視其遠近及重要性將其分為兩類：哈薩克和布魯特為一類，其餘為一類。正如魏源所言：“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環峙，然其毗鄰錯壤作我屏衛者，惟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落而已。”也就是，清朝視哈薩克、布魯特二部為其西疆屏障，與其之關係相較其他中亞部落更為密切和重要。本文所探討的清朝的中亞政策，其中亞範圍主要指的是第二類，即哈薩克和布魯特之外的其他中亞各部。

一、清朝的中亞政策：朝廷的意圖

清朝統一新疆後，中亞諸部迅速向清朝遣使入覲，表示歸服之意。清政府對此也予以積極的迴應，對這些“遠處邊陲，誠心向化”的中亞諸部“賚敕書賜物”，並派出使臣遠赴痕都斯坦、布哈爾等地，其對中亞的政策亦產生於這一時期。至於清朝之中亞決策的原動力，下文中便試以析之。

首先，對“禮儀”的追求。在中國的傳統治邊觀中，“華夷觀”和“天下觀”是兩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大一統觀念則可謂影響中國曆代中原王朝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因素。在這樣的觀念下，中原王朝乃為宗主國，邊遠之四夷則為藩屬，藩屬須尊中原王朝統治者為天下共主。對於中原王朝而言，這自然意味著其對實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想化境地的追求，對確定君臣從屬關係、地位尊卑、等級高低的一種追求。歸根到底，這是一種對傳統“禮儀”的追求。清朝的中亞決策顯然受此影響頗深，如同歷代中央王朝，其對禮儀的追求已經到了一種無以復加的程度，只要能換來藩屬的“恭順”， 使“人心益附”，無論付出什 麼樣的代價都是可以接受的。正如潘志平所言，“以儒家禮義來治國安邦的中國各封建王朝，中央集權制度不斷強化，中國與‘四夷’的關係，儼然成為森嚴的君臣關係。……在中國封建統治者看來，此上下尊卑有序的禮義延續或中止，乃是王朝生死攸關的大事。……也就是說，禮義第一，其它都是枝節小事。”為了堅持、捍衛這種禮儀，“中國封建統治者竭盡全力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此論可謂精闢。

其次，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在影響清朝之中亞決策的因素中，經濟因素的重要性相對而言略為遜色。清朝給予外商較本土商人更為優惠的貿易政策即可為證（詳見本文第二部分），這一方面是以示懷柔，另一方面也深受中國封建王朝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影響。而在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中，更多地體現在了清朝在北疆與哈薩克的馬匹貿易中，對其他中亞諸部，這種經濟利益的影響就要相對薄弱。如1809年，清帝針對浩罕之言：“汝的買賣貨物非我喀什噶爾不可少之物，來也使得，去也使得。”此言雖不盡實，從中亦可見一斑。

第三，對新疆穩定的追求。儘管對禮儀的追求有時候會被統治者拔高到一個無限度的境地，但是，無論在任何時候，邊疆穩定都是治邊決策中起著實質性影響的因素。一方面，新疆對於清朝而言，其戰略意義頗為重要，畢竟，這有歷史的經驗教訓可循。正如左宗棠所言，“伊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周秦至今，惟漢唐為得中策，及其衰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也就是，新疆關乎著京師的安危。另一方面，清朝雖然歷經康、雍、乾三朝數十年，耗資無數得以征服新疆，但這一軍事行動從一開始就在國記憶體在頗多爭議。即使乾隆中期統一新疆，這一爭議也未平息，十九世紀後期以左宗棠和李鴻章為代表的“塞防”與“海防”之爭可謂這種爭議發展的最高潮。這種爭議的存在，雖然主要是經濟因素的影響，即很多人認為對新疆的行動實為國家的嚴重財政負擔；但是，中國傳統的西域觀對時人造成的文化上的牴觸心理也不可忽視，使之在很長時間內依然將西域視為“無用”之地，人不足臣，地不足守。如沈青崖詩中所述，西域“寒暄異中華，幅員空萬里。有壤不可耕，得民不可使。”因此，如何穩定對新疆的統治、平息這種非議是清帝面臨的頭等棘手問題，一旦新疆出現邊亂，清帝勢必會面臨更為嚴峻的輿論壓力。

由於新疆遠離內地而毗鄰中亞，與中亞淵源頗深，無論是在民族、宗教、風俗、經濟和政治等多方面都與中亞有著緊密的聯絡和趨同性，受中亞的影響一向很大。如何因勢利導、積極發展同中亞的友好關係並制定適宜的中亞政策關乎著清朝在新疆的穩定統治。事實證明，早在1765年爆發的烏什起義中，起義者就已經向中亞的一些統治者請求予以支援。而在清中期直至清末新疆爆發的數十次動亂中，幾乎多與中亞相關。這些中亞的統治者雖然在清朝統一新疆後不久，就向清朝表示了臣屬之意，建立了與清朝之間的封貢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時勢的一種產物，而並非完全出於這些中亞統治者之本意。以浩罕為例：如佐口透所述，浩罕的額爾德尼汗發展同清朝的封貢關係，乃是因其政權成立時間尚短、不夠強大，震懾於清朝軍威所為；同時也借清朝給中亞帶來的政治穩定局面之機，對外進行擴張滲透，加強對國內的統治。因此，儘管表面上效忠清朝，但浩罕政權卻庇護著和卓後裔，並與南疆的維吾爾人和喀什噶爾的親浩罕派的伯克保持著秘密聯絡，不斷給予喀什噶爾地區的維吾爾人以有形和無形的援助，準備著將來向東的擴張。清朝對此亦有所察覺，並採取了一些防範性的措施。直到嘉慶時期，伊犁將軍松筠針對和卓後裔薩木薩克事件，還指出要嚴禁阿奇木伯克“假稱訪查事件（即訪查和卓後裔薩木薩克——作者）率與霍罕伯克致書送禮”，顯示出清政府對浩罕與南疆當地伯克之間關係的警惕性。

如此，則不難理解在清朝的中亞決策中，其對於維持中亞的政治穩定、約束那些企圖地區稱霸者的需要。清朝統一新疆後，雖然對中亞並沒有如準噶爾和俄國那樣的領土上的要求，只在理論上對中亞各部實行“羈縻”，但是要求它們“俾通天朝聲教”、“約束所部，永守邊界，不生事端”。因此，清朝對待中亞各部，既不刻意拉攏支援某部，也不刻意打擊某部；對於那些積極擴張、企圖稱霸的中亞部落，清朝則給予一定的約束，加以制止，儘量維持各部的實力均衡，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巴達克山。巴達克山統治者素勒坦沙在清朝追捕大小和卓兄弟的行動中，由於曾將其擒獻清朝，雖被認為違背了伊斯蘭經典，遭到阿富汗、浩罕等其他中亞各部的強烈敵意，但卻得到清朝的支援。巴達克山遂以此為恃，開始向周邊擴張。此舉遭到清朝明確的反對與駁斥。如1762年，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在其奏摺中寫道：“拔達克山素勒坦沙統眾搶掠博羅爾遊牧，圍困城池，博羅爾沙瑚沙默特情急求救，已遣使將素勒坦沙嚴行斥責。”清政府後來又命令巴達克山將掠奪博洛爾之物歸還，命其“不可奪其土地人民”，要“和睦鄰封”，否則就要“發兵問罪”。清政府明確表示：“素勒坦沙等，若因俘獻霍集佔等，致鄰部興兵攻伐，伊等力不能支，或失地來投，我發兵戡定其難，尚屬可行。今欲藉兵威以開遊牧，自當明白曉示。”巴達克山企圖依靠清朝庇護對外進行擴張便以失敗告終。1767年，哈薩克與浩罕交戰，前者求助於清朝，乾隆指出，“爾哈薩克、霍罕等，皆系歸服朕之臣僕”，“豈有助一臣僕攻一臣僕之理”，對其請求斷然拒絕，讓其不可妄生覬覦，搆禍鄰國。

以上清朝之行動，體現出的自然是清朝對新疆穩定統治的追求。

二、對清朝中亞決策中的兩個問題的分析

（一）貿易上的優惠政策

對於中亞諸部而言，積極發展同清朝的關係有其政治上的考慮，但更重要的則是經濟上的誘惑力。憑藉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中亞各部對於溝通中西貿易意義非常。發展過境貿易、收取過境費對於中亞諸部來說是重要的財政來源。因此，在清朝統一新疆後，中亞諸部立即向清朝提出請求，發展雙方的貿易關係。清朝出於己之所慮，順應其請，並給予其種種優惠政策，這就使得雙方之間的這種貿易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對等。

1、對朝貢中“厚往薄來”的理解

費正清認為，朝貢是朝貢者發展同清朝之貿易關係的一個前提，朝貢者必須遣使進京，舉行朝貢儀式。如此，經濟關係才算合法。費正清甚至認為整個朝貢制度似乎都已成為獨闢蹊徑的通商媒介。也就是說，朝貢已經成為貿易的幌子。雙方的貿易關係也以朝貢關係為媒介得到擴大。因此，朝貢表面上是一種貢賚關係，即繳納貢品和回贈禮品的關係，實際上也是一種商業性的交換，完全可以視為一種貿易關係。而這種貿易或是商品交換主要在兩個層次進行，即在高層（宮廷）和普通市場。

一般認為，在朝貢貿易中，由於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往往給清朝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而對朝貢者則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可言。但是也有人對此存有異議，或是認為朝貢對於雙方都是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擔，或是認為朝貢者的經濟利益受損嚴重，朝貢實乃朝貢者的經濟負擔。論者往往以北韓和琉球為據。這樣的論點自然有其合理性，不過似乎不宜將此擴大化。如以中亞諸部與清朝的朝貢關係為例，情況或有所不同，這就牽涉到如何來理解清朝的“厚往薄來”原則。

“厚往薄來”本以朝貢雙方的貢物與賞賜物之比較而言之，指朝貢物品的價值遠低於賞賜物的價值。如在中亞諸部對清朝的朝貢中，朝貢者所獻多為其地特產，如馬匹、玉器、匕首、瓜果等，土產之外的東西基本不予接受，以免加重朝貢者的負擔；清廷則要“加倍賞賚”，回贈以比貢獻之物價值更高的錦緞、布匹、綢綾、器物、銀兩、皮張等。之所以“厚往薄來”，乃在於“因示懷柔之意”。但是，若將“厚往薄來”侷限於對貢物和賞賜物的比較，似乎並不能完全體現出其對朝貢者的經濟誘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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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浩罕為例：乾隆年間，浩罕置清朝對朝貢之限制於不顧，頻頻入貢。史料記載，“霍罕在乾隆年間，曾經八次遣使入覲”，這說的乃是前往北京入覲。到喀什噶爾入貢的次數則更多，如一份資料記載，自1759年到1809年，浩罕共與清通使23次；另有資料記載，1762年至1821年間，浩罕共向喀什噶爾遣使48次。從數字看，尤其在1810年到1821年間，這種朝貢極其頻繁。

若是單純的貢賜往來，即使再“厚往薄來”，即使清朝負擔其朝貢沿途的所有消費，對於朝貢者而言，確實無多少利益可圖。那麼，它們如此熱衷於朝貢，動力何在？自然在於清朝為“懷柔遠人”而制定的朝貢免稅規定。1760年清朝規定“嗣後使人貿易，免其納稅”。中亞諸部、尤其是浩罕充分利用了這一規定，並利用朝貢途中一切費用由清朝負擔的條件，往往在朝貢途中購買大量內地的物品，如茶、花椒、大黃、瓷器、綢緞等。除自用外，主要用於在中亞的轉口貿易。而這種沿途的採買，其規模是巨大的：史料記載，嘉慶十五年，浩罕朝貢者由京返至哈密時，“騎馬十九匹，其行李貨包秤重五萬三千餘斤，詢系沿途添買貨物，愈積愈多，計需車八十八輛。”而據那彥成所奏，浩罕使者所持兵部車票“僅準給車三輛，火牌內準騎馬十四匹”，因此浩罕所攜貨物已大大超出許可的範圍。

如此有利可圖，浩罕自然樂於朝貢。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厚往薄來”，似乎更能說明中亞諸部的朝貢動力和因朝貢而得來的經濟利益。畢竟，這種沿途的貿易也是朝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不能將其排除在“厚往薄來”之外。

2、對中亞諸部的優惠經濟政策：民間貿易

新疆底定之後，中亞諸部紛紛入覲朝貢，請求通市貿易。對此，乾隆帝表示：“回疆平定，各部回人前來葉爾羌貿易者必多……準其通商。”而且，對於這種民間貿易，清朝給予中亞諸部以極其優惠的經濟政策。在此刺激下，中亞與新疆的貿易發展迅速，史稱“布魯特、霍罕、安集延、瑪爾噶朗等貿易之人，絡繹不絕”。這種貿易形勢一直延續到了十九世紀前半葉。

在清朝給予中亞諸部的優惠經濟政策中，以稅率最為突出。清政府認為：“外藩貿易一事，……惟減免稅課，禁止盜竊，則來者益多，而物價自平，人心益附。” 因此對於前來新疆發展貿易的中亞諸部商人予以較本土商人更為優惠性的稅率。一般本土維吾爾商人稅率為二十分取一，中亞諸部商人則為三十分取一；至於皮幣稅率，則分別為十分抽一和二十分抽一。因此，這種稅率政策十分有利於中亞諸部，而不利於南疆商人。嘉慶末年，清政府對中亞商人稅率又進行了調整，原來“或全免，或抽一半免一半，或竟全免，辦理原未曾劃一”，此後規定“總抽一半稅”。在張格爾叛亂和玉素普之亂後，清政府為維護邊疆的穩定，又規定，“葉爾羌、喀什噶爾卡外各部落，暨布魯特等進卡貿易，著加恩一體免稅，以廣仁施加而示體恤”。

清朝此舉無疑是在經歷了長時期的平叛鬥爭後，為維持西部邊陲穩定局面而採取的一種措施，說明清朝為穩定西陲統治而在經濟方面對中亞作出的讓步姿態，希望以這種拉攏措施來換取邊境的安定和其對清廷的忠順。這就使中亞商人獲得了新疆本土商人沒有的可以討價還價的地位和一定程度的自治。正如一些學者所稱，與中亞商人（尤其是浩罕商人）和內地商人相比，新疆本土商人在經濟和政治上都缺乏影響力。因此，雖然清政府認為中亞諸部需要富饒的中國特產，此種貿易乃“特念爾等難得內地之物，故招募商販，遠行交易，期有益爾等日用”，“況以外藩所無之物，許爾等貿易，已屬特恩”；1809年，嘉慶帝針對浩罕全免關稅的請求亦稱：“汝的買賣貨物非我喀什噶爾不可少之物，來也使得，去也使得，”把發展與中亞的貿易關係視為對其之恩賜，要求來貿易之中亞部落，必得遣使入覲，恭順誠切，方可使清政府同意與之貿易，充分體現出這種“特恩”思想。但是，發展與中亞的貿易關係實質上是清王朝羈縻中亞、穩定邊疆之所需，其政策多以此為出發點。

這些優惠經濟政策對於發展中亞、尤其是浩罕的經濟和國力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時中亞最主要的轉口貿易者是浩罕商人，史載，浩罕之人“善於商販，輕家重利，時往他部販易土物，來喀什噶爾等處易布帛、瓷器，販往別部逐利”。而且，浩罕商人大量定居於南疆各地，成為當地極有影響的一支勢力，清朝統治下的南疆維吾爾族商人則因這種政策而利益受損，加之受清政府1794年限制其出卡貿易政策的影響，因此無法形成一個獨立、強大的商業力量，始終處於一種依附地位，或是直接依附於中亞商人，這對於南疆的經濟發展或是南疆的穩定無形中形成了一股潛在的威脅。更為重要的是，浩罕統治者積極參與並對這種貿易進行了干涉，後竟幾乎完全控制中亞的東西貿易。浩罕的國力和軍事實力藉此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終成為中亞的一個強國，開始向外擴充套件。

清朝希望透過政治上的影響維持中亞的勢力平衡，反對中亞的稱霸者，但其經濟優惠政策卻無形中對浩罕的崛起與強大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浩罕最終成為清王朝西陲之大患與清朝這種經濟優惠政策是有直接關聯的。

（二）那彥成對浩罕的經濟制裁措施

浩罕的強大是十九世紀中亞格局改變的重要因素。而這一時期清朝的中亞政策實質上幾乎等同於清朝對浩罕的政策。

其實，以經濟手段來處理與浩罕的關係，清廷此前即有此例。因為清廷認為發展與中亞的貿易，乃為清廷之恩賜，清廷從中本無經濟利益可求，而浩罕則於此依賴頗多，因此，一旦發生浩罕“不恭順”之事，清廷即會以斷絕貿易或對其貨物抽稅為手段來加以制裁。如1814年，浩罕愛瑪爾汗提出要派人到喀什噶爾“自行辦理安集延事務，不必阿奇木伯克管理”，這實際上是對此前由清政府直接在浩罕商人中選取人員充當阿奇木伯克助手“呼岱達”來管理浩罕商人貿易活動的一種權力上的挑戰，是浩罕以國家權力去支配其東方貿易的一種企圖。這自然遭致清廷的極大不滿，嘉慶當即訓斥：“此後爾若不恭順小心，遵守法度，即當通斥各卡倫，不準爾處之人前來貿易。”1820年，浩罕愛瑪爾汗竟然擅自任命阿克薩卡爾前往喀什噶爾對浩罕商人進行徵稅，嘉慶迅速做出反應，其中即有將浩罕貨物全行抽稅之條。

不過，相對此而言，那彥成的措施則更加徹底和嚴厲，對浩罕的影響也更大。在制裁浩罕的同時，那彥成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來發展同其他中亞各部的關係，主要是建立貿易亭、吸引他們前來喀什噶爾發展貿易、並收復作為清朝西疆藩籬的布魯特各部等，藉此來打壓浩罕。

如果說在十九世紀前清朝與中亞的關係發展過程中，清朝處於一種強勢的主導地位的話，那麼，至嘉慶後期，這種主導地位即開始遭到挑戰，浩罕的上述行為就突現出這樣的特點。這一方面與清朝國勢的衰微有關，同時，也與清朝對中亞長期實行的拉攏政策有關。在優惠經濟政策的刺激下，浩罕的經濟實力和國力得以增強，國勢的強大又刺激了其之野心，浩罕開始不斷提出過分的請求，甚至利用清朝追求穩定的心理，常以此為條件來追求更多的利益，如愛瑪爾以他曾經阻截過張格爾對喀什噶爾的進攻，而提出了被清政府認為是極不恭順的請求，因而遭到嘉慶的嚴加痛斥：“爾霍罕部落，不過邊外小夷，天朝準令來往貿易，已屬格外恩施，今爾敢為無厭之請。”雖如此，清朝在中亞地位的變化也可體現出來。尤其是這種經濟制裁措施凸顯出清朝此時已逐漸喪失了以前對中亞在政治上的震懾性影響，只能採取消極性的經濟措施來打壓浩罕，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政治性影響的消失則標誌著清朝在中亞事務中話語權的削弱，可謂其中亞戰略的重大挫敗。尤其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受那彥成經濟制裁措施的沉重打擊，失去主要經濟收入來源的浩罕遂鋌而走險，不斷向外劫掠，並於1830年支援和卓後裔玉素普發動對南疆的入侵。雖然清朝終得平叛，但其頹勢卻日益明顯。而在此後清朝與浩罕就那彥成禁商政策而最終達成的妥協性協議中，清朝完全同意了浩罕提出的條件：通商免稅，發還抄沒田產、茶葉，準設商目，赦免張格爾餘黨。那彥成的政策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後來，浩罕又取得了對在南疆經商的其他中亞部落徵稅的權利，甚至擁有了治外法權。西方人甚至將此稱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這更加說明清朝在中亞的強勢主導地位的喪失。鴉片戰爭後，隨著俄英展開對中亞的大角逐，清朝對中亞的影響更趨衰微，並逐漸暫時退出了中亞的歷史舞臺。

那彥成對浩罕經濟制裁政策的失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清朝國勢的日趨衰微，對於西陲事務已頗感力不從心；另一方面，其政策並未完全得到清帝的支援：道光帝對此態度頗為曖昧，既想消除浩罕對其統治的不利影響，卻不希望勞師動眾，節外生枝。正如其得知那彥成派人到浩罕處追索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後所言，“總之，內地善後既妥，浩罕之茶黃既斷，卿無事矣。為何必欲邀功生出許多情節，如何了結。反令朕又生西顧之憂，煩悶之至。”因此，其政策的破產自然不難理解。另外，就那彥成的政策本身而言，其打擊面有略廣之嫌，容易致敵過多，顯示出其設想過於理想和簡單。但是，若將之視為1830年玉素普之亂產生的根本原因，則對於那彥成而言頗失公允。只能說明，盛清時代已然過去，清朝對於浩罕的崛起已無奈其何。道光帝雖有限地增加了南疆的軍備，卻並無徹底解決浩罕問題的勇氣和決心，最終只能與浩罕媾和，採取了一條妥協道路，來換取浩罕的所謂恭順。當然，一切的前提都在於，清政府雖然做出了許多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讓步，但卻換來了浩罕對清政府的“恭順”，換來了浩罕對清天朝大國“天恩浩蕩”的承認與禮儀上的遵守。儘管清王朝已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但顯然清政府在相當長時間內都不願正視和認可這一問題。

然而，浩罕卻因此看清了清王朝的脆弱性，不斷利用其弱點向清朝緊逼滲透。它先後支援並參與了和卓後裔在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對南疆的侵略活動，攫取了大量利益，並最終由阿古柏吞併了整個南疆及北疆大部，使清王朝的勢力暫時退出了幾乎整個新疆，清朝與中亞的關係也暫時中斷。自張格爾叛亂直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這裡爆發的多數騷亂都發端於浩罕。顯示出中亞的發展已逐步遠離了清朝的政治影響，開始步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因此，雖然不能否認那彥成的政策也頗為消極，但我們亦不可否認其中所具有的積極、強勢的因素，只不過這種政策在清朝國勢變化的大背景下，在清朝整體更為消極、被動的政策映襯下，自然頗顯孤立弱小，只能說是生不逢時。

三、清朝中亞決策中的英俄因素 進入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處於殖民擴張中的英、俄兩國開始將擴張的戰場推向中亞，雙方在中亞展開了所謂的“大角逐”，其角逐的目標主要有：波斯、阿富汗和河中地區。後來，新疆也成為其角逐的主要目標之一。

英俄角逐中亞，無疑對清朝的中亞政策形成了極為嚴峻的挑戰，尤其是給中亞諸部與清朝原有的朝貢關係造成了致命的打擊。不過，由於此時清朝在中亞的影響已日益衰微，除了經濟上的聯絡之外，政治影響已大為削弱，與英俄逐漸增長的政治影響完全不能相比。加之清朝的中亞政策本身並不具備擴張性，沒有多少經濟利益、領土利益等方面的追求，因此與英俄在中亞的利益的衝突點已然很少。而且，由於鴉片戰爭的爆發，清朝此時的戰略明顯重東輕西，即使此時西境已為俄國侵奪許多領土及政治、經濟特權，形勢大不如前，這一戰略也無多大改變。其中亞政策更為消極退縮。

清朝在處理中亞事務、制定對中亞政策的過程中，在哈薩克問題上與俄國存在著更多的利害關係，因此其對哈薩克的政策受此影響相對較大。而在對浩罕的關係中，俄國因素的介入則略晚，也不似哈薩克問題那般明顯。據史料記載，1831年，浩罕聽聞清軍臨境，將由伊犁、烏什、喀什噶爾三路出兵對其征討，曾遣使求救於俄國。俄國此時忙於哈薩克事務，無暇顧及於此，對浩罕之請予以拒絕。而清朝對於俄國的潛在威脅，或許亦有所憚，因而清朝此後與浩罕達成協議，採取妥協性政策，不能說完全沒有俄國因素的存在。

隨著俄國對中亞的不斷滲透擴張，甚至以武力侵佔了清朝的不少領土，本已不斷削弱的清朝在中亞的影響更是日薄西山。俄國逐漸取代清朝，成為中亞新的主宰者。俄國的介入標誌清朝的中亞政策及其對中亞影響的徹底、全面的失敗。

如果說在清朝的中亞決策中，俄國因素對其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的話，英國的因素則幾乎集中於經濟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清朝對中亞的經濟政策的調整。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後，英國以及俄國先後透過中亞商人（如巴達克山、克什米爾、浩罕等地的商人）將鴉片輸入新疆，鑑於這種鴉片貿易危害日益嚴重，不僅影響兵民身體健康和軍隊的戰鬥力，且由於銀兩大量外流到中亞，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當時清朝銀貴錢賤的重要誘因之一，因此清廷對此採取專門措施，主要是加強了對中亞各部貿易的稽查，嚴禁貿易物中夾帶煙土，並加重了對販賣鴉片的中亞商人的打擊力度。如在1840年伊犁將軍奕山制定的禁菸章程中，規定：“一、夷人有明知例禁，夥販煙土入卡者，應分別首叢，擬斬絞立決；其僅止零星誤帶者，枷號示懲。……一、各路夷貨入卡，派員查驗，並令夷人按限貿易，完竣出卡，逐層稽核。”並曉諭浩罕，要求其嚴管浩罕商民，不得再行販煙入清卡倫，否則將嚴懲不貸。經過清政府的查辦，中亞商人販入新疆的鴉片大為減少，新疆的鴉片貿易暫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對鴉片貿易的嚴禁是那彥成南疆善後政策失敗後清朝對中亞的經濟政策中少有的較為堅決強硬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當然，這與當時的大環境是相適應的，在全國上下齊聲討鴉片的情況下，這裡自然也不例外。但從總體上，對中亞尤其是浩罕的經濟妥協政策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

四、餘論

清朝這一時期的中亞政策，在整體上是失敗的。儘管它曾在一段時間內達到了確保新疆穩定、保持新疆發展、並使中亞諸部作為清朝藩屬地位的目標，但是這些都是以犧牲清朝的國家、人民的利益得來的。而且，與清朝正處盛世關係亦頗密切。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後，由於清朝國勢的衰微，其對中亞的影響逐漸削弱，最終只能透過經濟上的妥協讓步來確保中亞的“恭順”。這種“恭順”自然不會長久，清朝不僅經濟利益受損，邊疆穩定也得不到保障，更遑論清廷最為關注看重的“禮”了。

沙俄勢力不斷擴張，與清朝戰爭失利後退居幕後

17世紀，西班牙葡萄牙已經稱霸世界海洋，沙俄不斷向西伯利亞與中亞擴張，氣焰囂張，覬覦中國領土。而此時中國，正面臨更新換代之際，清朝入關，入主中原，終於，沙俄的擴張與正在新興的清朝爆發了第一次戰爭： 雅克薩之戰，結果以清朝勝利告終，而沙俄不甘心失敗，退居幕後，挑撥準噶爾部叛亂，準噶爾部落向東東征喀爾喀諸部，南滅和碩特汗國，成立準噶爾部汗國。大有與清朝分庭抗禮的氣勢。

康熙帝在經過平定吳三桂叛亂，臺灣回覆的事件之後，康熙終於騰出手來決定親征噶爾，徹底解決西部之患。1688年，康熙三次徵準噶爾，並且噶爾丹死於科布多，之後哈薩克等中亞國家開始臣服清朝，清朝從此進入中亞勢力圈。

1771年，在俄羅斯南部草原的土爾扈特部落不滿俄羅斯的殘酷壓迫統治，渥巴錫率領部落族人開始千里迴歸中國，突破重重封鎖，終於到達中國，並且受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的隆重接見，被妥善安置並且受到冊封。而其他的中亞民族聽說以後，更加堅定了臣服清朝的決心。

經過這些事件之後，清朝國力與版圖達到了頂峰，在中亞聲望達到頂點。形成英國，俄國，清朝世界三足鼎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