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是文化還是文明？

2019年7月6日，第43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與會的所有委員國一致同意，將良渚古城遺址納入世界遺產名錄。

這次會議的檔案顯示——“世界遺產委員會表示，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傑出貢獻。遺址真實地展現了新石器時代長江下游稻作文明的發展程度，揭示了良渚古城遺址作為新石器時代早期區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要求。”

看見了吧？這段話裡用了三個關鍵性的動詞詞彙——“印證了”、“展現了”、“解釋了”；謂語也是三個——“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傑出貢獻”、“稻作文明的發展程度”、“早期區域城市文明的全景”。

請注意，這個評價裡面講的，都不是“文化”，而是“文明”。

他說，良渚古城遺址，是“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聖地”，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國感到非常自豪，也深知為全人類保護和傳承這處遺產的重大責任”。

他說，“良渚古城遺址從學術上實證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由於種種原因，在國際社會仍有一些聲音，“認為中華文明應從發現甲骨文的商代算起，也就是說能實證的只有3500年左右。”

他說，“在本次會議上，與會的各委員國一致認為良渚古城遺址為實證中華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無可辯駁的實物依據和確鑿的學術支撐，填補了《世界遺產名錄》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空缺，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堪稱早期城市文明的傑出範例，為世人認識真實、全面的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提供了又一個獨特的歷史文化視窗。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表明了它的突出普遍價值、真實性和完整性在國際上得到了高度肯定，意味著它所代表的中華5000多年文明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認可，意義重大。”

看到了吧？瀋陽代表和劉玉珠局長，講得十分明確，良渚古城遺址是“文明”，而且，這一認識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委員會所有委員國的一致認可。

插上幾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委員會，從1976年開始，由21名成員組成；每屆任期6年；每兩年改選1/3成員。世界上。有將近200個國家或地區加入了《世界遺產公約》。

可能有人仍然會糾結所謂的“文明四標準”——即城市、文字、禮儀性建築和冶金術或者說青銅器。

這個標準，最初，是於上個世紀中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一次美索不達米亞考古研討會上，由哈佛大學克拉克洪教授提出的，當時其含義還不甚明確。

1968年，英國劍橋大學丹尼爾教授，在《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學》一書中，引述並引申了這個標準。所謂“最初的文明”，義即我們所說的“原生文明”。

其實，克拉克洪和丹尼爾提出的“文明標準”裡面，只有“城市、文字和禮儀性建築”這三項。“青銅器”，是後來的學者進一步的引申。

而且，丹尼爾在上面這部著作裡還特別宣告，三種標誌只要有兩種就夠了。他說，雖然文字是標誌中最重要的，在個別例項——他舉秘魯的古代文明為例——也可闕如。“闕如”，就是應該有而沒有，但不妨礙。

這就是說，必須承認各種“文明”的多樣性，而非教條化。

有兩條標準，不管有哪兩條，其實都是證明了當地當時的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國家”階段，有了貧富差距，有了宗教，有了“權力”——這顯然是與人類的原始或稱矇昧階段是有根本區別的。

請注意第4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關於良渚古城遺址決議中的表述——“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

“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存在社會分化”，存在“統一信仰”，已經是一個“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這些方面，是將良渚古城遺址確定為“文明”的“硬標準”。

據此，相信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也會很快籌備展開“雙槐樹古國遺址”的“申遺”工作。這座距今5300年的古城遺址，同樣具備了“文明”的條件。

良渚街道位於杭州市區西北，"良"意為"拖尾"，即狼尾或半個波浪之形。"渚"是可供一戶人家居住的小洲。"良渚"字面含義是"側面形狀如半個波浪的小洲"。良渚秦至清屬於錢塘縣管轄，民國屬於杭縣，解放後因杭縣和餘杭縣合併成新餘杭縣改屬餘杭縣，現屬杭州餘杭區。良渚地區是被謄為"中華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發祥地。

良渚文化是環太湖流域分佈的以黑陶和磨光石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鎮(良渚街道)，1959年命名，其存在年代距今5300-4300年。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群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清單。

良渚，是被謄為"中華文明之光"--"良渚文化" 的發祥地。良渚文化是環太湖流域分佈的以黑陶和磨光石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鎮，1959年命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4300年。良渚遺址是實證中國5000年文明史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

的大遺址，具有唯一性和獨特性。良渚遺址群所反映出來的以原創、首創、獨創和外拓為特徵的"良渚精神"，是中國文明傳統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之一。先後榮獲"浙江省中心鎮"、"浙江省森林城鎮"、"浙江省生態鎮"、"浙江省文明鎮"、"浙江省農村基層組織先鋒工程建設五好鄉鎮黨委"、"浙江省平安鎮"、"浙江省教育強鎮"、"浙江省體育強鎮"、"浙江省東海文化明珠"、"浙江省旅遊強鎮"、 "杭州市先進基層黨組織"、"杭州市農村經濟發展十佳鄉鎮"等榮譽稱號。

良渚街道(原良渚鎮，今已撤銷，由余杭區政府直轄)位於杭州西北郊，距杭州主城區約十五公里，距餘杭城區(杭州臨平副城)約二十五公里，是杭州市"一主三副六組團"總體規劃中"良渚組團"的中心。境內有安溪瑤山遺址，良渚博物院、杜甫橋、沈括墓、東明山森林公園等風景名勝。全鎮區域面積103.1平方公里，轄23個行政村、10個社群，戶籍人口9.4萬，流動人口12.9萬。杭州繞城高速在良渚街道境內設有南莊兜互通和勾莊互通，通益路(上塘高架)直通杭州主城中心，莫干山路直通西湖，古墩路直通城西三墩鎮、蔣村街道、古蕩街道，G104和餘杭東西大道穿境而過，形成華東地區最大的多元公路立交，三縱三橫的交通格局，使良渚成為杭州北部的交通樞紐。宣杭鐵路，東苕溪航道東西橫貫全境;京杭大運河沿鎮東部邊界南北穿行。形成了鐵路、公路、水路綜合運輸體系。

長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遺存非常豐富。寧紹地區-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江南最具特色的一個文化系列。在錢塘江南岸浙江寧紹地區有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遺存。在錢塘江北岸的杭嘉湖地區有馬家浜文化遺存分佈。已發掘的典型遺址有嘉興馬家浜、吳縣草鞋山等。馬家浜文化的存在年代在距今七千至六千年左右，隨後發展成崧澤文化(公元前3900年-前3300年)。崧澤文化在距今5300年時發展成良渚文化。

2007年，在面積為30多平方公里的良渚遺址群內發現一座面積為290萬平方米的古城，其存在年代在良渚文化晚期，其廢棄年代已經明確公佈，是公元前2300年;其始築年代還沒有正式作官方宣佈，但已經有了眉目:2009年10月在北京首都博物館舉行的新中國考古60週年獻禮展上，對良渚古城的存在年代的說明詞是"公元前2400年"，對從良渚古城內的反山墓地12號大墓出土的"琮王"(參見下圖)的年代，則介紹為"公元前2600年"。2011年3月19日新華網記者馮源發的電訊稿稱:"浙江省考古研究所還與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合作，對從良渚古城疊壓城牆中發掘出的一系列樣本進行碳14測年。十幾組資料顯示，良渚古城城牆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300年至4500年之間。"2011年3月23日浙江文化資訊網發表的《良渚古城考古的新進展》一文稱:"透過對四面城壕出土陶片的初步整理，我們可以看出各地點出土陶器的特徵基本一致，屬於良渚文化晚期。以鼎、豆、圈足盤、實足鬹、袋足鬹、寬把杯、罐、大口缸等為主要陶器組合，大致可以分為早晚兩個階段。"按照以往的田野考古實踐經驗，陶器的一期相當於絕對年代100年，兩期相當於200年。從已公佈的古城廢棄年代2300 BC往上推200年就是2500 BC，這與新華網電訊報道的良渚古城牆測年資料吻合。或依照文中公佈的考古事實，即陶片的年代都在良渚文化晚期，而學術界對"良渚文化晚期"存在共識:其所當的絕對年代是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綜上所述，良渚古城的絕對年代上限雖然還沒有正式宣佈，但已經傾向於是公元前2600年或公元前2500年。

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城址。在良渚遺址中出土的物件和人骨，經分子鑑定確認，良渚人是駱越後裔。當時"良渚"勢力佔據了半個中國，新發現的這座古城，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有專家認為中國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亦有人認為，良渚古城的主人就是三皇五帝時代的三皇。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已相當進步。稻穀有秈、粳稻之分，並普遍使用石犁、石鐮。良渚文化手工業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製作、製陶、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都達到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美，均達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紋飾主題神人獸面紋，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和信仰，並逐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還出現了不少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在形體上已接近商周時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佈在長江下游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鶡冠子》記載說"成鳩氏之國……兵強，世不可奪"，實際上就是說良渚文化集團的武力強大，天下無敵。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時期，農業已率先進入犁耕稻作時代;手工業趨於專業化，琢玉工業尤為發達;大型玉禮器的出現揭開了中國禮制社會的序幕;貴族大墓與平民小墓的分野顯示出社會分化的加劇;刻劃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認為是中國成熟文字的前奏。專家們指出: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發展分為石器時期、玉器時期、陶器時期。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達到了中國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數量之眾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時期中國乃至環太平洋擁有玉傳統的部族中，獨佔鰲頭。而其深涵的歷史文化底蘊，更給世人帶來了無限的遐想。文字是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在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單個或成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劃符號，學者們稱之為"原始文字"。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生產已相當發達，從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農具看，良渚人已擺脫一鏟一鍬的耜耕而率先邁入了連續耕作的犁耕階段，從而為當時社會的繁榮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稱，胎質細膩、造型規整，器種變化多樣，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壺的組合，構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體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以錢山漾、張陵山等遺址為代表。陶器以灰陶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魚鰭形足的鼎、袋足、鏤孔豆、貫耳壺、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橋等遺址為代表。陶器以泥質黑皮陶較為常見，並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貫耳罐、侈口圓腹罐、簋、大圈足盤、寬把帶流杯等。

文化背景

良渚文化是環錢塘江分佈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

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預備清單。

良渚文化是分佈於錢塘江地區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

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化遺址從40多處增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

文化特徵

生活用器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一般器壁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為多，少數有精細的刻劃花紋和鏤孔。圈足器、三足器較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魚鰭形或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大圈足淺腹盤、寬把帶流杯等。琮、璧一類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之精，為同時代其他文化所未見。

良渚石器磨製精緻，新出現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鐮和階形有段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相當精美。

社會程序

良渚文化所處的錢塘江流域是中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錢塘江南岸的半山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遺址，在眾多的良渚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較多的石制農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時期的農業已由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階段，這是古代農業發展的一大進步。由此帶動了當時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因而，製陶、治玉、紡織等手工業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尤其是精緻的治玉工藝，表現了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的水平，其他諸如漆器、絲麻織品、象牙器等，均表現出當時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內涵!

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築的大型墓臺，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的墓穴、精緻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製作精美的玉禮器。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營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可見，良渚社會已在激烈的衝突中顯現出等級差別。而這種差別中蘊含的財富聚斂，則是透過凌駕於氏族社會之上的某種社會權力來達到。大型墓臺的營建工程量巨大，特別是象莫角山這樣的非當時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們不得不十分欽佩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營建能力。如此大規模的營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來加以保證，否則是難以想象的。而建立這種社會秩序，又是與當時社會等級差別的產生有著密切的聯絡。可以說，在良渚文化時期，在氏族和部落裡已經出現了具有很高權威的領袖人物，有著組織大量勞動力進行這類大規模營建工程的社會權力!

這種社會權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現在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製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個複雜的多工序的勞動過程，因此，玉器是手工業專門化以後的產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數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紋飾，表示著每件玉器上凝聚著多量的勞動成果，製作者必須從日常的以獲取生活資料為目的的那種勞動狀態下襬脫出來，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而其生活資料則需要廣大社會群體為其提供。同時，玉器器形比較規範，圖案花紋雕琢規範，體現其製作過程中腦力勞動成分的增加，出現相對獨立於簡單體力勞動的趨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發生變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製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埋於大型墓臺之上的良渚貴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種類達20餘種，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而在那些散落於居址周圍的所謂小墓中，隨葬的只有小件玉器，這些小件玉器僅為管、珠及單件錐形器，而無貴族墓中所見的其他玉器種類，這些墓葬可視為平民墓。貴族墓之間，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以及平民墓中有無玉器隨葬的差異，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製度的等級差別。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發現的一些製作精緻的刻有繁縟的蟠螭紋或鳥禽紋圖案的陶製雙鼻壺、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貴族墓，它們或可看作是用玉製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係。良渚文化的用玉製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係。以用玉製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

社會經濟

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一帶繼崧澤文化之後興起的是良渚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發掘浙江省餘杭縣良渚遺址而命名的，主要分佈在錢塘江流域，南抵浙西盆地，西北至江蘇常州一帶。據碳14測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的開始階段，並與夏代統治集團有密切的聯絡。經過發掘的重要遺址有江蘇吳縣草鞋山和張陵山，武進寺墩，無錫先蠡墩，張家港市徐家灣;浙江嘉興雀幕橋，杭州水田畈，吳興錢山漾，餘杭反山、瑤山、匯觀山和莫角山，寧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縣馬橋，青埔福泉山等。在這些遺址中出土的稻穀、玉器、刻紋黑陶、竹編器物、絲麻織品等，顯示了長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初期的經濟發展水平。

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經濟生產，主要體現在農業和手工業兩個方面。水稻栽培是當時最主要的農業生產活動，在仙蠡墩、徐家灣、錢山漾、水田畈和吳縣澄湖等遺址的良渚文化堆積中，都發現了稻穀和稻米的遺蹟。經鑑定，這些稻穀屬於人工栽培的秈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個氏族部落還從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種植。錢山漾遺址出土了葫蘆、花生、芝麻、蠶豆、甜瓜子、兩角菱、毛桃核、酸棗核等遺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實，有些可能是人工種植的，這時的農作物品種顯然比馬家浜、崧澤文化增多了，農業生產的範圍也擴大了。

良渚文化的農業生產水平，更重要的標誌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產技術的發明與推廣。犁耕是良渚文化農業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許多遺址中都發現了當時使用的石犁，僅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餘件。石犁有兩種形制，一種平面呈三角形，刃在兩腰，中間穿一孔或數孔，往往呈豎直排列，可以安裝在木製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種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後端有一斜把，可能是開溝挖渠的先進工具，故又稱"開溝犁"。這兩種石犁都是良渚人發明的新農具，對促進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產相比，犁耕不僅可以節省勞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變土壤結構，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為條播和中耕除草技術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同時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積的開發變成耕地，農業生產水平因此能夠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從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是中國古代農業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變革，為夏代以後的農業發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礎。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還有一種形制特殊的器物，它兩翼後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個榫頭，其上常穿一圓孔，形制同後來這一地區使用的鐵製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認為是古代最早出現的稻田中耕除草的農具。中耕除草技術的出現，同犁耕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犁耕操作成直線進行，播種也隨之成直線挖土下播，於是為先進的條播技術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就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錢山漾遺址還發現一種形似畚箕的帶柄木器，形制亦同該地區農民現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樣，是一種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結合起來，無疑會大幅度地提高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

水稻種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農田，是良渚文化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馬家浜、崧澤文化之後發展農業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吳縣澄湖、崑山太史澱、無錫南方泉、江陰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水井。澄湖發現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澱的水井還設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築的。這時的水井，修築井壁的技術顯然繼承了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的特點，並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數量急劇增加，其作用不僅是為了日常生活飲用。徐家灣遺址發現了用於引水排水的溝渠遺蹟，再聯絡到許多開溝犁的出土，說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經出現了灌溉農業，這一農業生產技術在中國大陸是首創的。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遺址都處於比較低窪的水網地區，主要農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長既怕乾旱，又怕水澇，控制適當的水量是保證水稻生長、豐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積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來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間管理的經驗，逐漸摸索併發明瞭農業生產中的灌溉技術，從而大大增強了抗旱與排澇的能力，使稻作農業置於更加穩定的基礎之上，為南方廣大地區的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區已進入夏代統治時期，受到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這時也出現了國家的雛形，良渚文化的經濟發展已為其打下了基礎。

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必然帶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各地出土的遺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擁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絲麻紡織、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種手工業，而且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其中，以製陶業和玉器製作更為突出，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佔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採取快輪成型的方法，各種陶器造型優美，胎質細膩，器壁厚薄均勻，火候較高。當時已極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鏤刻技巧加以裝飾。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劃出精美的花紋圖案，既有形態生動形象的魚、鳥、花、草等動植物，也有線條纖細、結構巧妙的幾何形圖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蘇吳縣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鏤以新月形和圓形的孔，器蓋、蓋鈕及器身則精細雕刻著圓渦紋、蟠螭紋圖案。帶蓋的貫耳壺有的厚度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別細刻著繁複的圓渦紋、編織紋、曲折條紋、鳥形紋、蟠螭紋等紋飾。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編織紋飾，竟是用細如絲線的泥條編疊貼上而成，足見其製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許多陶器，既是美觀、大方、實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緻巧妙的工藝美術品。

中國遠古社會的玉器製造業，到龍山文化時期已相當發達，各地普遍發現了造型美觀、製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區進入夏王朝統治之際，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國大陸成為首屈一指的工藝品，併成為商周禮器的一個淵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點多，分佈面廣，尤以杭嘉湖地區最為集中。僅浙江的吳興、餘杭等 8 縣市，就有 20 多處遺址發現過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發掘的 7 座墓，出土隨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餘杭縣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遺存，時代約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種玉器佔全部隨葬品總數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計出土 3200 餘件，其中有一座墓隨葬玉器達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製造業，承襲了馬家浜文化的工藝傳統，並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東方薛家崗文化各氏族的經驗，從而使玉器製作技術達到了當時最先進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環、琮、鉞、璜、鐲、帶鉤、柱狀器、錐形佩飾、鑲插飾件、圓牌形飾件、各種冠飾、杖端飾等，還有由鳥、魚、龜、蟬和多種瓣狀飾件組成的穿綴飾件，由管、珠、墜組成的串掛飾品，以及各類玉珠組成的鑲嵌飾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質和玉色往往比較一致，尤其成組成套的玉器更為相近。選料有時是用同一塊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著花紋圖案，工藝採用陰紋線刻和減地法淺浮雕、半圓雕以至通體透雕等多種技法。圖案的刻工非常精細，有的圖案在1 毫米寬度的紋道內竟刻有四五根細線，可見當時使用的刻刀相當鋒銳，工匠的技術也是相當熟練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經精雕細琢，打磨拋光，顯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製造水平。玉器的圖案常以捲雲紋為地，主要紋飾是神人獸面紋，構圖嚴謹和諧，富有神秘感。

與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瑤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這個墓地的玉器與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幾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現了兩個相鄰氏族在習俗上的區別。瑤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見到的珍貴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數量多、質量高而超越同時期其它地區玉器製造業之上，充分說明玉器製作已經成為專業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業，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長江下游三角區四、五千年前的物質生產水平是比較發達的，為吳越經濟區早期國家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根據玉器出土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石器製作技術同樣高超。製造石器的工匠們已經完全掌握了選擇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鑽孔、磨光等一套技術。

與此同時，竹木器製造行業也有了一定發展。許多遺址都發現了木器和竹編器物，錢山漾遺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製品，說明這種手工業也成為一些氏族成員專門從事的生產勞動。良渚鎮的廟前遺址，出土了木豆、木盤、木矛和木箭鏃等一批罕見的木製品;寧波慈湖遺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槳、木屐，還有用樹杈製成的錛柄和鑲嵌牙齒鑽頭的木鑽，可見當時的竹木製品多麼豐富。手工業內部不同行業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經出現。

手工業的分工和發展使產品的交換髮展起來。大量的、集中出現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遺址或墓葬中顯然並非生產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實際需要，而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徵，許多手工業產品，已經具有商品的屬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數量豐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數只有透過各種方式的交換才能獲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黃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廣東石峽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馬橋、嘉興雀幕橋等遺址出土了山東龍山文化的陶鬹，可能都是交換的結果。這一現象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手工業產品的交換活動不僅在氏族和部落集團內部經常地、頻繁地進行，而且同生產活動一樣，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一項越來越重要的內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時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地區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一些相對獨立的"王國"可能已經存在。1992 年發掘的餘杭莫角山大型建築遺址，顯然與國家的禮制有關。夏禹在會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領聚會，"萬國"赴會，是有一定根據的。

2019年7月6日，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中國杭州良渚古城遺址，距今5300-4500年左右。1936年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實際上是杭州良渚、瓶窯、安溪三鎮之間許眾多遺址的總稱，但良渚文化遺址的核心部位於古城“反山、莫角山、匯觀山、以及11條水壩”在杭州西北的瓶窯。只是在1959年依照考古慣例按發現地點良渚命名，稱為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公里，分佈的中心地區在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遺址分佈最密集的地區則在錢塘江流域的東北部、東部。良渚文化發展分為石器時期、玉器時期、陶器時期。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出土的大量玉器，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此外，良渚陶器也比較細緻。

其中良渚古城遺址更是人類早期城市文明的範例，實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良渚遺址重大價值的不斷揭示，已經改變了以往人們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時間、方式、途徑等重大問題的認識；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申遺成功更標誌著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我以為應該叫文明，這是對良渚遺址總的說明，但是這個人類文明裡面又有很多具體的文化內容。同樣的很多的遺址都是當時人類文明的遺蹟，是人類進步和進化的具體反應說明，但是文化必須有具體的符號，比如有文字，有實物，有藝術，或者其他能反映當時生活勞動現象的可以稱作文化。文化是文明的具體表現和標誌，文化是文明的符號。文化的發展進步是對文明的說明，文化促進文明，文明的存在是絕對的，文化的發展是相對的。從物質的沒有情感到人類的精神文明，就是跨越時空的進步，也許我們還可以找到比良渚遺址更早的人類文明遺蹟，或者我們可以推測出人類最初的來源。

世界終於糾正了中國史學界所謂專家們的千百年謊言了。

十多年前我就發貼否認中華文明在中原的說法，肯定良渚文明才是中華文明發源正統，結果被各大網站封了十幾個號。地域利益把民族文明發源作為一個自己符號，一直在歪曲左右我們對自己民族的認知。

中華黃河，北方文明證據在那呢？歷史是要以考古證據說確定的，那些專家們沒證據整天瞎扯，胡吹抬高中原倭化江南諸省，典型的自卑意淫。也怪不了世界學術界會認為；中國華文明是外來西方人傳入的誤解。

石器時代文化與文明起源並不是同一個概念，非洲黑人，澳洲等地方土著人也有幾千年的自己文化傳承，但從沒有他們文明發源這說法。就算是中華土著文化最早也不是中原北方，南方浙江，湖南，廣西等地發現的古人種植水稻有一萬二千多年，但這隻能是古人部落文化，能算文明發明嗎？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北方產玉，但只是生活用品，裝飾品，玩具類，這與江南良渚同時代把玉作為精神信仰，及身份，祭祀文化高度，這是同一個概念嗎？國內一些專家們連這常識也不懂嗎，一直刻意混淆只能說明是個人情感目的主導嚴肅的文化研究方向。

談文明發源，首先要尊重考古與文明傳承證據，用事實說話。 世界學術界承認的”中華文明發源地”是”浙江的馬家浜文明”，是”世界二大農耕文明發源地之一”。其後的”良渚文明”有完整的考古證據鏈證明這種文明的傳承！” 中華文明靈魂核心的代表，水稻，絲調，茶葉，文字，磁器，青銅器，榫卯工藝，玉文化，龍文化等等，那個發源在黃河流域了？全圍繞在江南杭州周邊地區，這絕對不是什麼巧合。

谷歌，百度等搜尋上找，”大英百科”唯一有記錄的是浙江的馬家浜文明。2013年在浙江平湖發現的”良渚文字”距今5000多年。 7000多年前浙江”馬家浜人”就大規模人工種植水稻了，4500多年前的”炎帝”是如何教比他早3000年的祖先農耕的？

先入為主的“北方中原發源說"更多的是主觀先定位，然後再找證據，近代中國找了百年，有的只是否認北方中原這一說法不可信的證據。 我說的這些全是有據可查的，中原文明說的磚家們卻視而不見。

中原人炎帝圖騰是牛，黃帝圖騰是熊，蚩尤的圖騰是牛鳥，只有百越的圖騰崇拜的是龍！龍居大海。中原小池塘也是海的概念？連龍的發源也會睜眼說瞎，太可笑了。

有的專家們是為了利益，把一塊普通紅山的玉豬蟲，非要說成是玉豬龍就是有利益關係。紅山人崇拜過龍的證據有嗎？這麼簡單的常識會不知道？用一個孤證歪曲事實就是為了利益，把紅山玉抄成天價才是不良專家們的目的，現在的專家道德缺失太多了！

今天，良渚申遺成功，世界正式公認了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發源史，就在江南的浙江杭州嘉興這一帶。中原的石器時代冒充是中華文明發源地的謊言被徹底揭穿了，那條所謂“紅山玉豬龍"的真相也大白天下，假的永遠真不了！那個玉豬龍的認定者專家應當向全體華人謝罪，民族的祖宗能亂論嗎？你的職業道德與良知何在？

文化和文明，一字之差，卻有不同的內涵。文化是多樣性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不同條件可以具有不同的文化痕跡。文明是一元的，反映世界共同的價值觀。可以看到，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現形式，文明是文化的內在價值的統一性。中華文明是世界公認的古老文明，是人類寶貴的精神價值財富。那麼，良渚究竟是文化還是文明呢？先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近期發生的一件事。

在2019年7月6日召開的4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良渚古城遺址”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先別急，這究竟是什麼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成立於1976年11月，是在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內，建立起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政府間委員會，負責《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實施。答案不言而喻，良渚是中國，更是世界的文化遺產，這一點已經毋庸置疑。

那麼，良渚文化與中華文明之間有什麼關聯呢？位於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古城遺址，是太湖流域一個早期區域性國家的權力與信仰中心。可以看到，良渚遺產包括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複雜的外圍水利工程和同時期分等級墓地（含祭壇）。另外，一系列象徵其信仰體系的出土玉器，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良渚的重要文化內涵。良渚遺址中發掘出的大量玉器物象和祭祀遺址中，有大量天地日月崇拜、龍鳳崇拜的物象敘事，一直延續下來，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徵，這些神話傳說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與統一性，是中華文明的重要體現。我認為，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令人振奮的另一個方面，是中國5000年文明史終於有了國際承認的標籤。

綜上所述，良渚究竟是文化還是文明？概括地說，良渚是環太湖流域的早期城市文化，是中華民族文明源頭最有力的證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