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貫中（1330—1400），名本，字貫中，號湖海散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說家、戲曲家，是中國章回小說的鼻祖。一生著作頗豐，主要作品有：劇本《趙太祖龍虎風雲會》《忠正孝子連環諫》、《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說《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粉妝樓》、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滸傳》、代表作《三國演義》等。

羅貫中對戰爭的描繪是極其成功的，這一點充分證實他確實參加過元末農民起義的戰爭活動。所以能夠把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戰場，瞬息變化的戰鬥形勢，描述的那樣千變萬化，各具特色，顯示出戰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然而，正是由於羅貫中有參加戰爭的經歷，再加上他超人的藝術技巧，以及創作時的苦心孤詣，慘談經營，才在他的筆下出現了描述戰爭戰役，重點突出，錯落有致，疏密相間，虛實照應；鋪排戰爭場面，大肆揮灑，波瀾起伏，風馳電掣，氣勢磅礴；渲染戰場氣氛，隨意勾勒，生動逼真，有聲有色。

正好在假期裡陪娃看三國，我來說說我的觀點。

羅貫中非常善於描寫戰爭，在《三國演義》裡有一系列戰爭場面，但不雷同，不呆板，各自獨具特色，表現了戰爭的複雜和多樣性。

現實中的戰爭，是緊張、激烈而殘酷的，而羅貫中卻並不熱衷於描寫戰爭的悽慘畫面，只著力於描寫戰爭的雙方戰略、戰術上的運用，雙方力量的對比，地位的轉化以及主將的性格，顯得豐富多彩，使其具有英雄史詩般的格調。

就拿“赤壁之戰”舉例，他先描寫曹操統一了北方，率領“百萬大軍”長驅直入，而劉備新敗，孫權勢力單薄，渲染了力量對比的懸殊氣氛，似乎曹操必勝，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孫劉聯盟形成了，但在決策過程中，孫劉內部和戰之爭，又不斷。

著力筆墨描寫了孔明所起的作用和周瑜對形勢的分析和對曹操兵力的估計，說明，勝利是可能的。

在雙方備戰階段，既寫了曹操的軍隊不習水戰的弱點以及周瑜同曹操隔江鬥智，雙方力圖創造優勢的種種努力，也極力描寫了孔明過人的智慧和周瑜忌妒、刻薄又好勝，顯示了孫劉聯盟一開始就存在著矛盾的必然，在孔明、周瑜這些人運籌帷幄，深謀遠慮下，擊敗了曹操。曹操失敗於驕傲自滿。

“赤壁之戰”把曹操似乎應該取勝而結果失敗的過程變化，寫得極為自然，合情合理，符合事件發展規律的同時，也使得人物性格特點更為鮮明。

2013考古成果顯

司馬懿章也發現

臥龍寓居已不見，

襄陽多次把城遷。

現襄陽城是陰宅，

劉表族墳裡面埋，

亮家不在古隆中，

襄陽說造假亮宅。

《三國演義》講的歷史故事，是東漢末年，一八四年黃巾起義開始，到二八O年司馬氏統一中國為止。《三國演義》在描寫近一百年的歷史故事，中不但揭露了封建地王階級對農民起義的殘酷鎮壓，而且揭露了他們之間各種政治、軍事和外交的激烈鬥爭。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民遭受的種種苦，難以及他們反對分裂，要求統一的願望。

《三國演義》在描寫各封建統治集團的鬥爭中，全書貫穿了一個擁蜀反魏，尊劉貶曹的中心思想。認為蜀漢是正統的，曹魏是篡逆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一反陳壽《三國志》的結構篇幅。在《三國志》中，魏志最多，三十卷，蜀志最少，只有十五卷。而在一二O回的《三國演義》中，其中一O四回講的故事，都涉及到蜀漢。在人物好壞的區別上，蜀漢是好人多，壞人少。而在曹魏是人多，好人少，在對待各方人物的態度上，對蜀漢方面是以歌頌為主，對曹以批判為主。因此，在羅貫中筆下，劉備是「寬仁待民」的好皇帝。他對百姓是「秋毫無犯，民皆感化」。老百姓歌頌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進軍西川（即四川）時，一路之上都受到百姓們的歡迎和擁戴。這是作者理想化了的「聖君」、「明主」。而曹操詭詐殘暴的大奸臣。他的人生哲學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三國演義》提供了不少戰爭經驗和各種軍事科學知識，對戰爭的描寫，是很出的。寫官渡之戰，先介紹兩軍力量的對比。袁紹兵多糧足，擁軍七十萬。而曹操兵少糧缺，只有七萬人。但是戰爭勝敗不但決定於客觀軍事力量的強弱，而且還決定於主觀指揮是否正確。繼而再攻，各個擊破。相反，袁紹自恃強大，沒有利用兵多糧足的優勢、結果大而歸。實在是指揮不當。這是一次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其它如赤壁鏖兵、 陵之戰等，都寫有聲有色，雄偉壯闊，引人入勝。同時，也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戰略戰術經驗和教訓。後來，農民起義的將領們把《三國演義》當作軍事教科書來學習、運用。

《三國演義》中，有關政治、外交、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內容，也是極為豐富的。讀者從中也將獲益不淺。

《三國演義》開創了歷史小說的先河。自羅貫中把三國曆史寫成小說以來，文人紛紛效法。各取中國歷史一段，寫成各種歷史小說。於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歷史小說便蔚然成為一大潮流。明代比較有名的歷史小說，就有《東周列國志》、《楊家將演義》、《說唐》、《精忠傳》等等。直到現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已寫成了各種歷史小說。近幾年出版的《五千年演義》等，無不是羅貫中歷史演義的繼承和發展。

《三國演義》為如何寫作歷史小說，提供了「七分事實，三分虛構」基本經驗。《三國演義》中的歷史事作和人物，大都是真實的。黃巾起義、董卓之亂、官渡、赤壁之戰等等，在歷史上，真有其事。漢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董卓、曹操、袁紹、劉表、劉備、孫權以及關羽、張飛、諸葛亮等等，在歷史上，也確有其人。這就是「七分事實」。歷史小說的創作，在涉及歷史之時，原則上要符合歷史的真實，不可杜撰或捏造。否則，就不是歷史小說了。但另一方面，《三國演義》又不等於三國曆史，它畢竟是一部小說。所以，其中不少內容和情節是作虛構的，誇張的。不但歷史上不存在「吳國太佛寺看新郎」、「獻密計黃蓋受刑」和「七星壇諸葛亮祭風」等事件。而且，就是對歷史人物如劉備、曹操、諸葛亮、關羽和張飛等，也不是從《三國志》裡照搬到《三國演義》中來。而是作者依據尊劉貶曹的思想給予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加以醜化。《三國演義》中的這些人物，已是藝術的典型。這就是「三分虛構。」

《三國演義》塑造了一大群鮮明生動，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這是一部藝術性很高的作品。但它也有種種不足。如否定農民起義的錯誤立場，封建迷信等等。然而它畢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名，羅貫中也因此獲得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羅貫中到底懂不懂軍事？

青年時期參與抗元農民起義的軍事生涯，是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描寫宏大戰爭場面的實踐基礎。

羅貫中曾給元末軍閥張士誠做過軍師，不過他沒有得到重用，鬱郁不得志。《三國演義》中之所以要神話諸葛亮，羅貫中是想要借物明志！

1356年，26歲的羅貫中加入農民起義軍張士誠幕府作賓，這個職位和諸葛亮類似，都是屬於軍師，但是羅貫中沒有諸葛亮那樣受待見，沒有受到重用。1363年九月，羅貫中離開了張士誠，回到了杭州。

8年的軍旅生涯為羅貫中以後寫軍事題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之後，羅貫中開始寫歷史小說。

二，為什麼會寫出如此氣勢恢宏的戰爭場面？

羅貫中的藝術造詣，首先得益於他對歷史資料的諳熟、對歷史人物的深刻了解。他吸收了陳壽的《三國志》的長處，取得了民間話本《說三分》的精華，收集了數以百計的大小故事。他對成百上千的帝王將相謀臣武夫的姓名、性格特徵，甚至不少人物的社會關係、歷史命運和仕途風雲，都瞭如指掌。這一番廣採博納、熟記活用的功夫，使羅貫中將一百年曆史盡收眼底、聚整世紀風雲於筆端的底氣所在。

而做過張士誠軍師的羅貫中，有過戰場親身經歷，寫戰爭場面也就輕車熟路了。

三，他對戰爭的描述有什麼藝術特點？

《三國演義》中的上百場戰爭都寫得各具特色，無一重複。比如赤壁之戰，兩國交戰，卻也是三方勢力的角力伐謀。軍事活動中交叉著大量的外交活動、策反活動，三國時期的謀臣戰將在他筆下栩栩如生、活靈活現。

而羅貫中早年是參加過許多政治活動的。羅貫中在元末群雄逐鹿的過程中並不只是一個看客，而是一個參與者，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羅貫中為什麼能夠很清楚的寫出三國時代每股勢力的發展過程以及為什麼他的思路那樣的清晰。

《三國演義》寫戰爭的藝術特點，主要表現在它並不是停留在兩軍對壘、兩陣對圓、兩將交鋒等程式化、簡單化的描寫上，而是從多方面複雜的矛盾鬥爭來展現戰爭的發展程序，將軍事鬥爭、政治鬥爭乃至外交鬥爭結合起來描寫。《三國演義》寫戰爭不完全是一種軍事力量（如兵力、糧草等）的較量，而是更著重於表現指揮員的戰略、戰術指導思想是否正確，突出了戰爭中人的主觀作用，將鬥武和鬥智、鬥勇結合起來。特別是鬥智，也就是謀略的運用，在戰爭勝負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種寫法其實符合羅貫中軍旅生涯中作為張士誠軍師的特點。

主要是重謀略，其實，縱觀整個三國及歷代戰爭及兵書，真正排在第一的都是雙方主帥及軍師，謀士的智謀，而這也正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核心因素，真正純戰爭場景的描寫倒不那麼重要。正所謂兵敗如山倒，一旦一方勢敗，則其敗真如山之傾，河之瀉，一瀉而千里

關注熟本《三國演義》前言，介紹小說成書及羅貫中早年經歷，本人具有經天緯地之才，參加元未黃巾起義，擔任張士誠幕僚，經歷過大小無數戰爭，後期遊勵各地，喜歡聽民間“說書"，當時的三國故事是民間藝人“說書"的基本素材，深得人們喜愛。常言道“高手在民間"，一個藝人一種思想表現形勢，其間為吸引民眾，增枝添葉，加鹽調醋，活龍活現，彙集起來就像無盡的海洋般的基礎資料，有了這些豐富多彩的生活素材，加上作者本人深厚的歷史和文學功底，自然加工出來的戰爭場面多樣化。有人說《三國演義》是描寫古代戰爭大場面的始祖，至今無人能超越一點不假。

因為羅貫中是優秀的小說家和雜劇作家，他最擅長的就是“紙上談兵”。同理，金庸並不是武術家，他也可以把各路大俠寫得活靈活現、呼之欲出。

另外，《三國演義》是民間文學的指令碼，比如演戲或者說書的時候，如果戰爭場面不是那麼跌宕起伏，又如何能夠勾引大家，心甘情願地從口袋裡掏銀子出來呢？

羅貫中（約1330年－約1400年）大概是山東東平（有爭議）人。在元末明初的動盪歲月，山東地區距離元大都（今北京市）不遠，是各方勢力角力的中心，因此，當地民眾的生活受到了劇烈的影響。

羅貫中平時是幹什麼的？可以肯定，他不是一個普通農人。他出身於小商人家庭，他本人以雜劇創作為生。劇作家的名聲，在傳統中國社會之中並不太好。因為，他們往往流連在勾欄瓦肆（民間劇場），與倡優為伍，是如假包換的“下九流”之一。

元代的《錄鬼簿》和明初的《錄鬼簿續編》，是記錄一眾元雜劇作家生平及作品的重要文獻。在《錄鬼簿續編》之中，對羅貫中有這樣的介紹：

羅貫中，祖籍山西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餘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

《錄鬼簿續編》中還記載了他的創作作品，共有三部，即《宋太祖龍虎風雲會》、《忠正孝子連環諫》和《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其中並不包含《三國演義》。至少可以說，在《錄鬼簿續編》中收錄的羅貫中的作品不全。除了《三國演義》以外，《三遂平妖傳》等也未提及。

看他的劇本的內容，也不全是宏大的敘事，反而，多是忠孝節義甚至志怪的題材。這也反映出，當時的平民百姓對戲劇或者評書的偏好特點。經考證，《三國演義》是他晚年的作品。那時，正是他的閱歷最豐富和文筆最老辣的時期。

那麼，羅貫中這個曾經的青蔥少年，去到哪裡漂泊了呢？他南下去了杭州。元朝末年的杭州，南下“避禍”的文人云集，是江南文化重鎮。羅貫中躋身其間，結識了不少同道中人。他自號湖海散人，就是那一段時期他的個人經歷的反映。

羅貫中是不是參加過真正的戰鬥呢？據相關史料記載，他曾投反元義軍張士誠門下。在張士誠幕府（類似於參謀部）期間，羅貫中也曾出謀劃策，幫助張士誠的部隊打敗了朱元璋的部將康茂才的進攻。不過，總體來講，羅貫中並不得志，2-3年後就離開了。

有限的“軍旅”生涯，豐富了羅貫中的閱歷。他在《三國演義》當中，把臥龍、鳳雛等文士塑造得栩栩如生，又把三英戰呂布以及赤壁大戰描繪得那麼出彩，是不是與此有關？我認為，這不是主要的因素。他的《三國演義》，受同行和當時的戲劇舞臺的影響更大。

褒劉貶曹，是羅貫中封建正統思想的反映。草船借箭、空城計、關公走麥城等等精彩的橋段，多是借鑑了當時的民間故事的情節。羅貫中是一位縫紉大師，他將無數塊的小布料，透過精心裁剪、連綴成衫，從而完成了《三國演義》 這部偉大作品的創作。

基於歷史，又不拘泥於歷史，是羅貫中創作的《三國演義》的突出特點。在民間傳說之中，往往有把故事的主角無限拔高的傾向，這是為了吸引讀者和觀眾。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三國演義》的情節，特別是戰爭場面的異彩紛呈和出乎意料，比正史《三國志》還要吸引眼球，這就是羅貫中本人想要達到的效果。

關雲長溫酒斬華雄、常山趙子龍長坂坡上七進七出、燕人張飛單槍匹馬嚇退百萬兵等等，都是我們熟悉的膾炙人口的段子。至於其真實性嘛，可以暫時擺在一邊了。

當然，在單個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羅貫中下的功夫不算太多。比起《金瓶梅》和《紅樓夢》來遜色不少。不過，這也是順應《三國演義》的受眾不得已而為之的。你想啊，泡茶館聽書的粗魯大漢，哪裡會有耐心揣摩那些細膩的內心刻畫呢？

另外，現在我們閱讀的《三國演義》，並不是羅貫中當時執筆寫就時的原貌。後人對《三國演義》多有增刪。比如，開場詩就是出自明代才子楊慎之手。楊慎活著的時候，羅貫中已經去世100多年了。

無論如何，這首詩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讓我們再重溫一次吧：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羅貫中是文人，也具備了軍事家的智慧，理論與實踐在作品中運用得非常巧妙，尤其是對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更是描寫得十分突出，可謂一代藝術大師

羅貫中雖然不是軍事家，但描寫戰爭的場面非常吸引人。一方面因為他經歷了元末的社會大動亂，參加過起義，目睹現實的紛爭，對人民苦難深重的生活處境比較瞭解。另一方面，他諳熟正史中歷史資料，對歷史人物有深刻了解，並在創作中搜集、整理了很多當時流傳的平話和戲劇，吸收了一些民間話本的精華內容，再加上他的文字潤色，自然筆下生花，寫出有聲有色的戰爭場面。下面以《三國演義》為例，具體說明戰爭描寫藝術特色。

《三國演義》是羅貫中最著名的小說，是中國長篇章回體小說的開山之作，也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歷史小說。它的素材就來源於正史、講史和戲劇。三國故事早在唐宋時期已經在民間廣泛流傳，金元時期還出現了不少三國戲，到元至治年間就已經具備了《三國演義》的基本輪廓。羅貫中以當時流傳的平話和戲劇為基礎，削落其荒誕無稽的成分，補充許多正史資料，增加篇幅，潤色文字，完成鉅著《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創作。後來在流傳的過程中又幾經後人的修改，藝術上有較大提高，成為後來最流行的版本——毛本。

小說基本依據史書記載的歷史事實加以文學性的演義，描述東漢末年到三國歸晉百餘年的歷史，藝術地再現了這一時期政治、軍事、外交鬥爭，表現了明君賢相的社會理想。其中尤其長於戰爭描寫。全書共四十多次戰役，上百個戰鬥場景，寫得有聲有色，絕少雷同。具體藝術特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戰爭場面各具特色，不雷同。許多大的戰爭，都能把戰事起因、力量對比、彼此的方略及內部爭執，把戰爭的過程及其變化、勝負的決定及其緣由、有關人物在戰爭中的作用等環節敘述得具體生動。比如赤壁之戰，在決策階段寫孫、劉聯盟的形成和孫吳內部和戰之爭；雙方備戰階段，抓住曹軍不習水站的問題，寫周瑜和曹操之間隔江鬥智；周瑜妒忌孔明，想用斷糧道、造箭殺孔明，計謀卻被識破。“舌戰群儒”、“智激孫權”、“連環計”、“苦肉計”等都寫得波瀾壯闊、驚心動魄、扣人心絃。

2.長於利用懸念層層蓄勢，波詭雲譎的情節變化另讀者目眩神迷。還運用側面烘托和張弛相濟的方法。如草船借箭中，取箭過程由魯肅陪同，用他的驚慌失措來反襯諸葛亮的沉穩鎮靜，把整個十分緊張的氣氛寫得悠閒舒緩，愈發顯示出諸葛亮超人的政治軍事才能。

3.小說還善於在激烈的戰爭中穿插一些悠閒的場面，以調節氣氛。如在赤壁之戰中，用抒情的筆調寫孔明飲酒借箭，龐統挑燈夜讀，等悠閒的插曲，做到緩急交替，張弛相濟。

4.在戰爭中塑造人物形象。描寫戰爭把著眼點放在最富有戲劇衝突的事件和最能展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情節上，不使複雜的情節掩蓋人物的思想、性格，而是使人物性格、思想在複雜的情節中更加鮮明突出。

《三國演義》長於從各個角度全面審視戰爭，重在對戰爭經驗教訓的總結，在戰爭敘事中強調謀略對全域性的重要性。

《三國演義》以描寫戰爭見長，一直被稱為 “真正的戰爭文學”。全書 120 回，所寫大小戰役多達 40 餘次，其中有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等波瀾壯闊的大戰役，有濮陽之戰、街亭之戰等激烈的中小型戰役，還有勇將間刀槍相見的搏殺；既寫了重大的戰略決策，又寫了豐富的戰術運用，其中有火攻，有水淹，有設伏，有劫營，有圍城，有打援，有水上交戰，有陸地交鋒，有車戰，有馬戰，有攻心，甚至還有間諜與反間諜戰……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戰役和戰鬥場面都寫得精彩紛呈、引人入勝。

全景式地展示戰爭，重在經驗教訓的總結

作者主觀上有總結戰爭經驗的目的，因此，他描寫戰爭的寫法更善於根據戰爭的不同情況作不同的藝術處理。作者不注重對戰鬥場面的細緻描寫，而著重寫戰略戰術上的較量，因此，小說中的大量的筆墨放在了關於戰略的決策和部署方面。

魏蜀吳三大集團之所以能夠鼎足而立，與他們採取的戰略都有極大的關係，劉備奔波半生難以找到一塊安身之地，後來聽取了諸葛亮的建議，才尋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最終決定了劉備集團的崛起。

曹魏集團的興起有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也是找到了適合自己集團發展的的勁敵。當時曹操的實力遠不如袁紹，因此，是否與袁紹決戰，曹操一直猶豫不決。在這種情況下，曹操的謀士們起了決定性作用，其中荀彧的意見至關重要。當袁紹率領 70 萬大軍來討伐曹操時，孔融力勸曹操投降，荀彧立即反駁了他的觀點，說：

紹兵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不用。以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戰可擒。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

荀彧來自袁紹集團，他以其對袁紹內部情況的透徹分析，堅定了曹操抗袁的決心，曹操起兵迎戰，果然因袁紹遲疑不進而停戰。在官渡決戰中，曹操一開始就失利，損失極大，糧草又供應不上，曹操心裡打起了退堂鼓，於是寫信向荀彧求教，荀彧回信說：

愚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矣。

這封信，幫助曹操消除了疑慮，堅定了決心，曹操接信後立即命令將士竭力死守，隨後又採納許攸的計策，燒了袁軍糧草，終於取得了官渡之戰的徹底勝利。

在具體的戰爭描寫中，作者也是把謀略放在首位來描寫，緊緊抓住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要素，展現作戰雙方力量的對比、兵力的部署、戰略戰術的運用、戰爭形勢的轉化以及戰爭結果，從而揭示出決定戰爭勝負的原因。

官渡之戰是袁、曹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一次大決戰，決定這場戰爭勝負的關鍵是“糧”，作者就圍繞糧做了大量的文章。先是曹軍“……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然後曹軍派出重兵糧“操遂差徐晃將帶史渙並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同時，袁軍方面也對糧草投入了高度重視，將糧草安全放到了戰略的高度：“行軍以糧食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烏巢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從戰前形勢來看，袁紹擁兵 70 萬，曹兵只有 7 萬，數量上相當懸殊，對袁紹十分有利。交戰之初，袁紹兵多糧足，稍稍佔據上風，但曹軍上下一致，奮力拼搏，因此雙方很快形成一種僵持狀態，從八月起，至九月終，這種僵局持續了兩個月。不久，曹操因軍力、糧食消耗過大，有點難以支撐，甚至想撤軍回許昌，在關鍵時刻，曹操聽了謀士荀彧的建議，一方面命令將士死守，另一方面又積極行動，攔截了袁紹的糧草，於是雙方再次處於僵持狀態。

此後，袁曹雙方戰略態勢的一個可能的轉折點也出現了，曹操軍糧告竭，急派使者去許士許攸抓獲。許攸當即拿著曹操催糧的信來見袁紹，並建議道：“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然空虛 ；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此機會，兩路擊之。”

許攸之計，可以說是置曹操於死地的關鍵性一著，可是“好謀無斷”的袁紹不但不能採納其計，反而以許攸在冀州時曾“濫收民間財物，且縱令子侄輩多科稅搜刮民財，錢糧入己”的過錯，把許攸大罵一通後趕出帳外，甚至懷疑許攸與曹操有勾結，揚言要殺了他。許攸被逐，羞慚憤恨之情難以訴說，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了曹操。

許攸與曹操相見後就給他出了火燒袁紹軍糧的主意，曹操當即採納了他的建議，並親自率兵燒了烏巢之糧，使袁紹大軍人心惶惶。曹操又用許攸之計，趁袁紹倉促分兵之機突然攻擊，結果大獲全勝。在這場大戰中，作者詳細描述了曹、袁兩人在戰略決策上的較量，袁紹沒能發揮自己的優勢，在關鍵時刻一錯再錯，於是優勢變劣勢，只能以失敗告終。

赤壁之戰的主戰場在長江上，周瑜等一開始就確定了火攻的戰略，火攻是戰略核心，但成敗的關鍵則是“風”。因此，作者僅緊緊抓住火與風大做文章，逐步展示雙方戰略形勢的轉化。曹軍號稱“百萬”，但北兵不習水戰，水寨全依仗荊州降將蔡瑁、張允，周瑜在“群英會”後藉機誘使蔣幹盜書，借曹操之手殺了“深得水軍之妙”的蔡、張兩位“水軍都督”，削弱了曹軍的實力。水上交兵必須用船，曹操雖有戰船千隻，但卻都是小舟，加上“北兵不慣乘舟”，江上風急浪大，小舟“顛簸”，曹軍“俱生嘔吐之疾”。為了給火攻創造條件，龐統受周瑜之託給曹操獻了“連環”計，將小舟連鎖在一起，變成可以在上面跑馬的大船，看似解決了曹軍的難題，但一旦“一船著火”，餘船“被鐵環鎖住，無法逃避”，這為火攻的成功奠定了基礎。在江上用火攻必須藉助火船，而且還得有接近對方戰船的機會，於是周瑜和老將黃蓋精心策劃了兩場戲，即黃蓋的苦肉計和闞鐸“密獻詐降書”，使曹操對黃蓋帶船來降深信不疑。對周瑜而言，這時候已是“萬事具備”，但唯一沒有考慮的是風向問題，“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曹軍“居於西北之上”，孫劉聯軍“皆在南岸”，若用火攻，只能是“燒自己之兵”。曹操因此高枕無憂，周瑜則為此急得“口吐鮮血，不省人事”，於是又有了“七星壇諸葛祭風”這場戲。諸葛亮施展“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終於“借”來三日“東南風”。經過這一系列精心的安排，曹軍一步步陷入圈套，優勢變為劣勢，孫劉聯軍則由弱變強，赤壁大戰正式展開。黃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一接近曹營，“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著；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炮響，四下火船齊到，單間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同時岸上也有“幾處煙火”，曹軍整個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小結：在戰爭書寫方面《三國演義》突破了簡單化的戰爭邏輯思維，即不是為寫戰爭而寫戰爭，而是將戰爭交融在政治、外交等各種複雜的背景中去展示，在各種複雜的關係中去探究戰爭勝敗的原因，總結戰爭的經驗和教訓，堪稱全景軍事文學。以智謀為核心，重在對哲理性內容的闡發

《三國演義》的智慧主要透過五花八門的各種“計”來體現的，如連環計、苦肉計、美人計、上樓抽梯計、反間計，等等，中國古代兵法中所謂的三十六計在小說中大多都得以再現。

反間計，在作品中就多次寫到，其中寫得最精彩的當屬曹操離間韓遂、馬超一事。韓遂、馬超聯兵反曹，大小數戰之後，戰局開始不利於韓、馬，為確保徹底勝利，曹操在決戰前夕設計了一個巧妙的反間計：先是在陣前與韓遂單獨會見，“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從而使馬超“心甚疑，不言而退”；然後又親筆寫一封信給韓遂，其中卻多有塗抹、含混之處，馬超見到越發疑心；最後又使曹洪當面指實，使韓遂難以置辯，終於使韓遂與馬超反目，曹操則乘其內鬨一擊成功。這件事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有記載，但是史書上簡單的文字經過羅貫中的藝術加工就變成了複雜、生動的心理戰案例，使讀者不能不為之叫絕。

空城計。諸葛亮兵出祁山，大軍到處，捷報頻傳。不料馬謖失掉街亭，一切努力都化為烏有，諸葛亮不得不全線撤退。退兵時，又分派眾將帶兵而出狙擊魏軍，身邊只剩兩千五百士兵和一班文官。這時，司馬懿十五萬大軍忽然殺到，眾人大驚失色。在這危急關頭，諸葛亮卻下令偃旗息鼓，大開四門，每門用二十名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自己則頭戴綸巾，身披鶴氅，坐在琴樓上焚香彈琴。司馬懿見狀大疑，說道：“亮平生謹慎，不曾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於是傳令退軍，諸葛亮和眾人轉危為安。這一幕是諸葛亮北伐中最險的一幕，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會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但史學研究表明，諸葛亮根本就沒有用過什麼空城計，這個故事來自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在《諸葛亮傳》注中引了《蜀紀》記載的晉人郭衝所說的諸葛亮五事，其中第三事就是空城計。裴松之在引了這段資料後就大加駁斥，認為空城計一事無中生有，而且根本不可能有。但這個故事實在太精彩，也太富有戲劇性，非常適合表現諸葛亮超凡的膽略和智慧，因此，羅貫中毫不猶豫地將這段故事拿過來，又做了一些藝術發揮，使整個故事更加合情合理。空城計是諸葛亮和司馬懿之間的一場心理較量，司馬懿兵臨西城，面對意外的空城，他的心理活動是：諸葛亮平生不肯弄險，所以空城定非險招，必有伏兵在內。在這裡，司馬懿運用了反推的方法，根據對對手的瞭解做出了判斷。而諸葛亮的反推則多了一層，即在“料敵”的基礎上進一步推測對手如何“料我”，於是做出這樣的決定：司馬懿對我的判斷是謹慎，我則反其道而冒險。在敵我雙方的反推較量中，諸葛亮心多一竅，故笑到了最後。《三國演義》中的空城計是對古代軍事史上眾多空城計戰術的形象概括，作品中對司馬懿心理的描寫突出了諸葛亮的知己知彼，比較好地揭示了運用這一戰術的根本原則，因此，雖出於文學虛構，但卻比任何兵書中的記載更深刻、更形象。

結語：《三國演義》敘述了漢末三國時期的百年征戰，最大限度地描寫了豐富多彩、千變萬化的戰爭形態，尤其是集中筆墨去寫戰爭謀略，寫將帥謀臣運籌帷幄的神機妙算，可以說是古代戰爭智慧的集大成者，“是一部形象的中國古代軍事百科全書”兵書只寫抽象的戰爭經驗，見計不見事、見智不見人不同，《三國演義》將種種計謀的實施與具體戰例結合起來，在戰描寫中蘊含了豐富的哲理性內容，同時又能與將帥謀臣的性格、氣質、風度相結合，於是將這些智謀故事寫得出神入化，從而給讀者一種經驗性的示範效應，因而在讀者群中有其特殊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