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都是為男人們立傳的書，並且同時入選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很多人甚至認為羅貫中同時參與了兩書的寫作，但是這兩書的價值觀卻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面對生死的時候。

水滸傳裡的人物面對死亡，大多數選擇了屈服，比如白日鼠百勝，很快就招了智取生辰綱的七人，當然百勝算不得厲害角色，但是即使是盧俊義、宋江、戴宗等人面對嚴刑也都一概屈服求饒。反面人物更不要說，鄭關西、蔣門神等被打敗時無不討饒。整個水滸傳中，不論正面反面人物，在面對死亡或者嚴刑拷打之下，都乖乖的招了，但三國演義卻與此不同。

三國演義中，太多的敗兵之將都選擇了大義凜然，英勇就義，少數屈膝投降的幾個，都被當做反面教材，被後世嘲笑。比如呂布呂奉先就被張遼瞧不起，再如於禁，被作者感嘆知人未向心中識，黃權也投降了，被斥責為：紫陽兵法不輕饒。其餘大多數人都視死如歸，臨死之前的罵聲到處都是。

按說水滸傳講的是好漢的故事，更應該提倡不畏死才是，但仔細想想，也不盡然，水滸中的人物多數都只是為了生計造反，沒有太遠大的理想抱負，活命自然就是一切，而三國演義是一群上層的將領之將的鬥爭，他們的人生觀自是大不相同。

我們國學四大名著各有所長，所以能夠並稱為四大名著，《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雖說題材不同，但是有一個共通點，都是小說型別的。包括其他兩部，同樣都是小說，喜歡的讀者不同，但不能因此否認其他不喜歡的作品的價值。下面我們一起來探討吧！

第一：我們先從這兩部名著的文學價值來談一談。

1.《三國演義》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說，是歷史演義小說的開山之作，也是第一部文人長篇小說。反映了三國時代各類社會鬥爭與矛盾的轉化，並概括了這一時代的歷史鉅變，塑造了一群叱吒風雲的三國英雄人物。著名的文學批評家、清人金聖嘆，曾將我國的歷史小說做了集萃式的評述，《三國演義》被排為“第一才子書”。《三國演義》刻畫了近200個人物，個個堪稱藝術典型。諸葛亮是“賢相”化身，他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尚品質和神機妙算的奇異本領，出於聖賢而近乎神。魯迅曾說，孔明被寫得過於智慧而“近妖”，劉備則被寫得過於仁厚而“近偽”。

2.《水滸傳》作為中國歷史上以白話文寫成的長篇小說，對後世的影響巨大。《水滸傳》被改編成多種曲藝形式。另一篇古典名著《紅樓夢》中就提到了“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的水滸傳曲目。評書、蘇州評彈和山東快書都有很多經典節目是取材自《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相比，《水滸傳》的長處不在於政治和戰爭場面的描寫，而在於主要人物的刻畫和市民生活的描寫。《水滸傳》的藝術成就，最突出地顯示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書巨大的歷史主題，主要是透過對起義英雄的歌頌和對他們鬥爭的描繪中具體表現出來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輝藝術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滸傳》中，至少出現了一二十個個性鮮明的典型形象，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3.兩部作品比較：從小說創作的角度來看，《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一起，奠定了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為廣大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審美心理和鑑賞習慣。

《水滸傳》比之《三國演義》，更貼近生活，作者開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會、日常瑣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畫人物性格的層次性、流動性，並純熟地使用了白話，多方面地推進了中國古代長篇小說藝術的發展。

第二：從兩部作品的意義來說說。

1.《三國演義》以人物為載體形象地衍繹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義、禮、智、信、勇等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因素。《三國演義》透過魏、蜀、吳三國的故事，揭示了“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發展規律。《三國演義》中既有上層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折光，又沉澱著廣大、深沉的民間思想。它是一部形象化的三國興亡史，同時也是一部民眾眼中的政治、軍事史。

2.《水滸傳》中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卻幾乎沒有真正的農民；梁山英雄的個性，更多地反映著市民階層的人生嚮往。梁山泊一杆杏黃旗上寫著的“替天行道”的口號，和梁山議事大廳的匾額所標榜的“忠義”這一準則，就是作者為梁山事業所設立的道德前提。而《水滸傳》正是透過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現象，證明了梁山好漢“替天行道”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替天行道”和“忠義”的前提，為《水滸傳》蒙上一層社會所能夠接受的道德正義色彩。小說不僅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現實，而且反映了民間、尤其是市井社會生氣勃勃的人生理想。

《水滸傳》的全稱是《忠義水滸傳》，另有一個別名叫《英雄譜》（與《三國演義》合刻）。對一般讀者來說，小說中的英雄氣質才是最能夠吸引他們的東西。日常的生活終究是平庸的，在強大的惡勢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讓，見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選擇。但人們的內心卻不甘於此。在汙穢而艱難的現實世界中，這些傳奇式的英雄，給讀者以很大的心理滿足。

《水滸傳》在標榜“忠義”的同時，肯定了金錢的力量，讚美一種以充分的物質享受為基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現出濃厚的市井意識。在儒家傳統的“崇義黜利”的信條中，“義”和“利”常被視為相對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漢那裡，“義”卻是要透過“財”來實現，倘無財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團中的聚合力也就無法存在。

從以上兩個層面去看，《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在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面前都是各有千秋，這就是兩部作品能夠併成為四大名著的原因。

《水滸傳》為什麼能夠和《三國演義》並列，這是文學批評家應該回答的問題，因為畢竟是專家，評得會比較全面一些。在這裡，只能扼要談幾點不成熟的看法而已。

首先是佈局宏大。《水滸傳》僅梁山上正式的好漢就有一百單八將，而以他們的故事展開去，所涉及的人物據說共達到700多個；所涉及的社會層面，上至朝廷官府，下至販夫走卒，比之《三國演義》更為廣泛。《三國演義》涉及三個政權，人物更多，據說達到了1200多個，可謂氣勢恢宏了；

其次是結構嚴謹。整部書一氣呵成，脈絡清晰，在人物、事件關係上，對接自然，沒有生澀之感；《三國演義》也是一樣: 寫了三個政權的人和事，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行文沒有斷裂感，但又把魏、蜀、吳三國的歷史程序交待得很明晰；

第三是語言通俗流暢，故事情節引人入勝，使讀者恨不得一口氣讀完。《水滸傳》最精采的章節是在林沖、武松、魯智深和宋江這幾個重要人物；而《三國演義》最精采的章節是在曹操、劉備、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周瑜、魯肅這些人物。

第四是在歷史價值上各有不同。《水滸傳》寫的主要是一些小人物，更貼近社會底層；《三國演義》寫的主要是一些大人物，所展示的是社會上層。

第五是在寫作方法上各有千秋。《水滸傳》以個人刻畫為主、群體人物刻畫為輔，而《三國演義》則以群體人物刻畫為主、個人刻畫為輔。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禮，義，仁，智，信非常注重，其中三國演義整本書中主要講的是智，但這種智整體上所表現的是一種詭詐的智，非正義的智，相當於陰陽五行中的陰，即陰謀，同時三國演義這本書更是集中國權謀，軍事詭詐術之大成，並且還對人性陰暗面有一種剖析，而陰謀文化在中國民間是非常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所以三國演義能成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整本書中主要講的是義，是一種不計個人得失的大義，突出的是英雄精神，同時還講究個人的硬實力，相當於陰陽五行中的陽，即陽謀，其傳揚的事一種正氣，擔當，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剛好各自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陰一陽，所以水滸傳能跟三國演義並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當時中國評論小說也是有代表性的，《紅樓夢》是寫情及揭秘大家興落之道，《西遊記》是寫神和景及想象力，《三國演義》是以政治鬥爭中的智勇為體財，雖寫人物最多，但是以事為主人為次的寫法，《水滸》則反是以人為主事為副而成。所以儘管梁山人物不讓人尊敬，梁山結局也讓人痛心，《水滸》被列四大名著也在情理之中。

因為《水滸傳》作者羅貫中與《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是老師與學生關係。更主要的是兩部作品中的人物個性鮮明，以浩蕩的歷史事件為背景，膾炙人口，引人入勝。

《水滸傳》並不是與《三國演義》並列，而是穩居四大名著之首，其藝術成就在《三國演義》之上。

四大名著如何排序

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誕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因人民文學出版社幾乎同時出版了《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因而，便開始有了這個專屬名詞，以這四部著作代表中國古代文學（小說）的最高成就。

很明顯，四大名著原本就沒有刻意排序，而是按照成書時間先後，依次排列下來。因而，要說《水滸傳》跟《三國演義》並列，其實也沒錯。不僅與《三國演義》並列，《水滸傳》還與《西遊記》、《紅樓夢》並駕齊驅，似乎難分軒輊。

不過，讀書各有各的讀法，也各有各的偏好。綠野老道認為，“四大名著”中，以《水滸傳》成就最高，《三國演義》難以與之並列。

首先宣告，我之所以認可“四大名著”中以《水滸傳》居第一，並非是施耐庵最先寫了這部小說，反倒是認為《三國演義》的成書時間要早於《水滸傳》，說得更準確點，就是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要比施耐庵的《水滸傳》稍早一點完成，也更早的刊印流傳。這個問題歷來就很有爭議，是一段文壇懸案，難以破解的謎題。因而，創作時間的先後，不能決定“四大名著”的排序，最重要的還是考察其文學成就，思想寓意，以及個人原創程度。

綜合來看，現在的這個排名基本上可以固定下來，在首先承認“四大名著”難分先後的前提下，以《水滸傳》打頭，依次是《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如此甚好。

我之所以認為《水滸傳》名列第一，《三國演義》不能與之匹敵，大致也是從文學水平，故事架構，思想內涵和作者創作的主動性這些方面來綜合衡量的。

《水滸傳》原創含量遠高於《三國演義》

很多觀點認為，《水滸傳》的藍本故事來源於《大宋宣和遺事》，以及宋元話本戲劇，施耐庵是二次創作。這個觀點大致沒錯，施耐庵的創作靈感來源和取材，大致也是這樣的。但是，這種觀點忽略了施耐庵非常嚴謹的遵照了歷史真實，僅是以梁山好漢的故事為線索，隱寫了整個北宋歷史這一最重要的《水滸傳》內涵精髓。因為此，施耐庵僅是移植了筆記野史、話本戲劇的故事而已，絕大部分內容都是作者的原創。

以梁山一百單八將為例，施耐庵所塑造的人物佔去了絕大部分，超過了原型故事的將近一倍。《大宋宣和遺事》中，只有宋江及另外三十五人，宋末元初畫家龔開所作《宋江及三十六人畫贊》也只提供了三十五個人的名單。這兩個名單大致相同，但也有差別，施耐庵採用的是龔開的花名冊。這份花名冊包括晁蓋，沒有林沖、公孫勝。於是，施耐庵去掉梁山大聚義前昇天的晁蓋，從《大宋宣和遺事》中“調入”公孫勝、林沖，擠掉病尉遲孫立，完成了《水滸傳》中的天罡系列名單。

除了塑造七十個梁山好漢形象外，施耐庵對人物故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寫。比如，楊志、李進義（盧俊義）、林沖、王雄，花榮、柴進、張清、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這十二個人都是押運花石綱的指使，結拜為兄弟，然後一同上了太行山落草。

劫取生辰綱，是“鐵天王”晁蓋帶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做的案，挑酒擔的人叫花約，後來沒有上梁山。晁蓋是石碣村人，“一直闖”董平前往拿人，《大宋宣和遺事》中的董平沒去過東平府做都監跟梁山幹架。

而且，《三國演義》又經過毛綸、毛宗崗父子加工潤色，以及區域性調整，留下了三次創作的痕跡。

《水滸傳》歷史跨度非《三國演義》可比

施耐庵的原著是從五代中期開始，以趙匡胤身世開篇，以“洪太尉”、朱武影射“朱洪武”，寫到明朝初期，歷史跨度長達400餘年。

在如此漫長的歷史區間內，施耐庵縱橫捭闔，揮如椽巨筆，橫掃五代十國、兩宋、元明，以這些朝代最為典型的標誌性符碼，展示了一副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趙匡胤蕩平五代十國，開創北宋王朝，北宋歷史是《水滸傳》最主要的歷史背景。然後，以“九紋龍”隱喻北宋、南宋各自經歷了九代皇帝。以梁山故事，集中反映宋徽宗、宋欽宗時代的諸多社會現象，隱寫歷史大事件。

主幹部分寫北宋王朝，以“二龍戲水”、“宋三郎”等符碼，暗喻北宋亡於以第三順位繼承人身份繼承了皇位且導致靖康之亂、二帝“坐井觀天”歷史悲劇的宋徽宗。同時，影射南宋第九代皇帝、宋度宗第三個兒子南宋末帝難酬蹈海的“戲水”歷史。兩宋滅亡，盡在施耐庵筆底。

《水滸傳》中梁山好漢愛吃牛肉，則是施耐庵反元思想的體現。元朝是北方遊牧民族的政權，自然對中原農耕文明帶來嚴重衝擊甚至破壞。書中極少寫梁山好漢吃羊肉，這是對中原文明的一種保護。羊吃草連根拔，中原農民不養羊，是為了保持綠色植被，保護耕地，保護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

《三國演義》所跨時空不過八十餘年，從公元184年黃巾起義到公元265年西晉統一，時間區間僅及《水滸傳》的五分之一。

當然，時間區間的長短並不是決定一部小說優劣的因素，《十日談》只寫了十個故事，時間非常集中，但卻不影響其成為世界名著。《老人與海》只寫了老年的古巴漁夫與一條巨大的馬林魚在離岸很遠的灣流中搏鬥的歷程，同樣讓海明威名揚世界文壇，成為不朽之作。

然而，就《水滸傳》與《三國演義》這樣偉大的作品來講，時間跨度則可以作為作者對人物、故事的把控能力的考察依據。《水滸傳》故事的核心是梁山聚義，無論歷史真實還是書中的時序，都表明，宋江在梁山前後的時間大約就是七八年左右。就是這樣非常集中的時間區間，施耐庵卻把它無限擴張，在更為幽長的時間隧道中往來穿梭，縱橫自如。這樣的文字把控能力，《三國演義》遠遠沒有達到。

《水滸傳》的思想內涵穩居四大名著之首，《三國演義》當然無法企及

上文講到，《西遊記》講的是信仰問題。那麼，《紅樓夢》則討論的是一個家族的興衰，如果一定要上升到“封建王朝的衰落史”這個主題，那也不及《水滸傳》來得深刻。

施耐庵從書的開頭就寫了一個王朝的興起與興盛，其中，說到宋仁宗朝的時候，施耐庵是這樣描述的：

（仁宗）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為“三登之世。”

北宋王朝是中國古代最富有、最文明的一個時代，其成果決不低於大唐盛世。但是，施耐庵在讚美這個王朝的太平盛世之後，便開始揭露其“失道”而逐漸走向衰落，至止最終滅亡。總結《水滸傳》中施耐庵隱寫的北宋由盛轉衰到徹底覆滅的原因，大致有這樣幾條：

黨爭之禍上升為帝爭，分裂朝廷，給予這個王朝致命一擊。嘉佑三年三月初三的一次朝會上，已經死去六年的慶曆新政主持者范仲淹穿越而來，與守舊派文彥博隔空對峙，影射了王安石變法後所引發的新舊兩黨的黨爭。於是，妖魔被放走。

靖康元年，已經禪位的宋徽宗在童貫等人的裹挾下，到鎮江復辟。在金兵長驅直入，鐵蹄直迫京師之際，北宋朝廷卻引發了帝爭。於是，靖康之難迅速爆發。

宗教政策嚴重失誤，百姓生存再度遭遇嚴重威脅，民變四起。施耐庵寫《水滸傳》，隱含了“佛道合一”的宗教思想，這是十分超前的。但是，魯智深的故事告訴讀者，宋徽宗在宣和初期對佛教進行嚴厲打壓，諸如瓦罐寺這般“廣有田產，僧眾甚多”的大剎都破敗不堪，諸多依存寺廟謀生的教眾再度失掉生計。這樣，便更加激變了民眾，魯智深上了二龍山，搶佔了“趙員外”的寶珠寺。宗教問題導致北宋晚期社會亂象，這是歷史的真實反映，絕非施耐庵杜撰。

朝廷驕奢淫逸，百姓深受其禍，紛紛上山落草。書中寫到，楊志押運花石綱、生辰綱，幾乎都是歷史真實。宋徽宗聽信蔡京、朱勔讒言，開始了奢靡無度的揮霍朝廷財富，大興花石綱事，導致了江南方臘造反。朝廷、官府的層層盤剝，負擔逐級下壓，各級矛盾逐漸升級，等等，都是當時社會狀況的真實反映。

北宋王朝就是在這樣的輓歌聲中走向終極，九天玄女早就“預言”了靖康之難，“二龍戲水”就是宋徽宗、宋欽宗坐井觀天的逼真寫照。

不僅如此，元朝的滅亡與“吃牛肉”有關，農耕文明的反擊導致元末天下大亂，大明王朝應運誕生。然而，施耐庵又警示這個新的王朝，不要重蹈覆轍，再次放出妖魔。不幸的是，大明王朝實亡於黨爭，實亡於萬曆。北宋的黨爭始於趙宋王朝倒數第四代皇帝“神宗”，萬曆廟號“神宗”，也是大明王朝倒數第四代皇帝。

歷史竟然如此巧合，不是施耐庵能掐會算，而是他揭示了封建王朝滅亡的內在規律。這，難道是《紅樓夢》所能比擬的嗎？

《紅樓夢》的思想內涵都不能與《水滸傳》同日而語，僅僅只是宣揚了漢人正統，重申“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國演義》，又如何超越《水滸傳》呢？

《水滸傳》內涵及其豐富，《三國演義》也是無法比擬

無可否認，《三國演義》經過《三國志平話》、《三國志通俗演義》這兩個階段的創作和再創作，其中不斷的豐富了歷史內涵，《三國志》、《後漢書》、《資治通鑑》以及古代筆記《世說新語》等史料也是《三國演義》的主要素材來源和創作依據。“七分真，三分假”使之贏得了寧可不讀《三國志》，不可不看《三國演義》的讚譽。但是，《水滸傳》所參閱的史料絕不比《三國演義》少，甚至更多。

綠野老道透過細讀文字，發現施耐庵是本著歷史寫小說，《水滸傳》中的大節點，大故事，以及諸多人物都與歷史高度契合。至少，施耐庵參照了《大宋宣和遺事》、《宋江三十六人贊》、《宋史》、《揮塵後錄》（見高俅、蘇東坡、端王事）、《夷堅志》、《三朝北盟會編》、《梁溪集》，等等正史野史，內涵極其豐富。

比如，寫趙匡胤出世，幾乎就是摘錄了《宋史·太祖本紀》，說這朝天子出生時“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趙匡胤小名“香孩兒”，與《宋史》描述非常一致。寫到宋仁宗時，說他是赤腳大仙下界，也是有歷史依據的。宋仁宗小時就愛光著腳在宮裡到處跑，宮裡的人都叫他“赤腳仙人”。僅此兩條，就足以說明施耐庵博覽群書，羅貫中再加上毛宗崗父子的知識面很難達到這樣的深度、廣度。

在寫魯智深故事時，佛門術語、規制也是交代得一清二楚，紋絲不亂。施耐庵對宗教的研究非常深刻，主張“佛道合一”，思想甚為超前。

凡此種種，都說明《水滸傳》的文史內涵、思想境界在四大名著中無人能與之比肩。

至於說施耐庵著作中出現了很多地理上的謬誤，那是沒有讀通《水滸傳》，更沒有讀出施耐庵在故事中所隱藏的玄機的緣故。比如，武松回清河縣根本就不需要走陽穀縣。但是，因為陽穀縣郊外有景陽岡，施耐庵便虛擬了另一個清河縣，寓意“景陽岡”就是皇宮早朝時所敲響的“景陽鍾”。假若不是這樣，為何不寫武松在“黃泥岡”、“赤松岡”等等別的“岡”打虎呢？

再者，薊州當時是在遼國版圖之內，何以楊雄卻在這裡做節級？這原本是我們沒讀懂施耐庵的深刻寓意，還以為施耐庵的地理是體育老師教的。

北宋立國後，無力對遼國用兵，收復燕雲十六州就成了北宋歷代皇帝的夢想。因而，北宋初期，便以燕雲十六州為“遙郡”，任命了一套完整的軍政班子。高俅之子高堯康就曾掛過“遙郡”虛職。這一條也說明施耐庵的知識深不可及，不是我等能夠企及萬一的。

最為厲害的是，《水滸傳》以故事寓意歷史，以文學形象影射歷史人物，故事中有故事，人物中有人物。這樣的寫作技巧，也絕不是《三國演義》所能比擬的。

其他如寫作文筆，語言特點，故事架構等方面，《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及《西遊記》、《紅樓夢》各有所長，不再一一細說。總而言之，不是《水滸傳》為何能與《三國演義》並列，而是《三國演義》能與《水滸傳》並列，已經是一件很體面的事情了。

遺憾的是，《水滸傳》在明代就被腰斬，剩下的只是一部七十回正文加“楔子”的殘書。而後來的續書者以及書商把此後陸續寫成的《徵四寇》合訂在了施耐庵的原著之後，《徵四寇》格調低俗，宣揚投降，為《水滸傳》失掉了很多得分，甚至成了一部反面教材，其深刻的思想內涵遭到了嚴重摧殘。假若施耐庵的原著能夠完整的流傳至今，其四大名著之首的地位將無法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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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為什麼能跟《三國演義》並列？對於這個問題，小哥認為《水滸傳》只不過和《三國演義》同列“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其藝術性和文學性遠不足以比肩《三國演義》。

下面詳細分析。

《三國演義》《水滸傳》和真實歷史差距探討

《三國演義》全稱《三國志通俗演義》，相傳由明代小說家羅貫中所著，羅貫中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是在吸收《三國志》、民間戲曲、評書、地方傳說、正史記載等等基礎上，創作出鴻篇鉅製《三國志通俗演義》。

羅貫中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雖然是小說，但是他儘量往歷史方面靠近，因此部分情節和真實歷史記載比較相符。

《水滸傳》則不同，歷史上確實有宋江起義，不過宋江的團隊只不過是流竄在太行山一帶的小毛賊，根本不存在被詔安，為朝廷效力的事蹟，更為重要的是，歷史上宋江是被張叔夜鎮壓，但是《水滸傳》中，張叔夜根本就不是宋江團隊的對手，這和真實歷史相去甚遠。

正是因為有小說、野史對真實歷史的胡亂篡改，因此才出現民族信仰缺失，這是目前普遍存在並且影響特別嚴重的一件事。

《三國演義》《水滸傳》文學水平不同

目前市面流行的《三國演義》多為清代毛倫、毛宗崗父子修訂版，紅學大師周汝昌曾評價毛版《三國演義》非常糟糕，因為毛氏父子根據個人喜好，對《三國演義》的詩詞、回目、修辭、人物做了大篇幅改動刪減，距離《三國志通俗演義》相差太遠。

《三國演義》的文學成就要遠高於《水滸傳》，非常明顯的一點，我們閱讀這兩本書的時候，會發現書中出現很多詩詞，《水滸傳》裡面的詩詞水平明顯不如《三國演義》，同樣的，《西遊記》《紅樓夢》裡面的詩詞水平也非常高，四大名著裡面，《水滸傳》的文學水平應該排在第四。

《三國演義》《水滸傳》寫作手法不同

《三國演義》對於人物的描述更加細緻，特別是感情方面，相比而言《水滸傳》對人物感情的描述非常生硬，宋江僅憑“及時雨”三個字便可以令很多人折服，宋江殘害秦明全家，轉身把華榮的妹子嫁給秦明，秦明立馬對宋江死心塌地。

《水滸傳》一百零八位好漢，描述比較細緻的不過才幾十人，很多都是湊數的，反觀《三國演義》，從東漢末年開始到最後三家歸晉，期間多少風流人物，《三國演義》對其都有比較明確的描述，人物性格、感情多姿多彩，這是《水滸傳》所不能比的，《三國演義》一部“三十六計”把世間人心剖析的玲離盡致，《水滸傳》裡面的人心如何，看看宋江吳用的那些餿主意就看的一清二楚，完全是一群無腦之人。

《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並列“四大名著”探討

雖然《水滸傳》無論寫作手法還是文學成就都不及《三國演義》，但是這並不妨礙它稱為四大名著之一。

最早四大名著的稱呼為“四大奇書”，分別是《三國演義》《金瓶梅》《水滸傳》《西遊記》，後來《紅樓夢》異軍突起，取代了《金瓶梅》，隨著時間流轉，新文化運動的興起，這四本書被統稱為“古典四大名著”。

“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是大家對我國各個朝代文化主流的總結，明清時期小說盛行，湧現出大批小說家，各類小說更是層出不窮，但是在眾多小說中，四大名著無疑是裡面最為優秀的代表，《西遊記》代表神魔小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忠義小說的代表，《紅樓夢》《金瓶梅》為民俗小說的代表，除《紅樓夢》之外，其它三部小說的故事深入人心，相關故事由來已久，因此《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並列，也是合情合理。

《水滸傳》不能跟《三國演義》並列，它是農民起義的教課書和史詩！

一，《三國演義》、《水滸傳》它們都是首先來自民間流傳，藝人加工，文人整理創作。有共同的經歷。

魏、蜀、吳三國故事，從唐代就開始流傳了。在說書盛行的宋代，出現了說三國的專家。到了元代，三國故事又搬上了舞臺，經常演出的劇目就有幾十個。元代至治年間的《全相三國志平話》是現在最早的說書人的底本。《三國演義》的故事是在人民口頭創作中逐漸形成的。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牛，太原人。生活在元末明初。他一生不得志，流落江湖，曾和農民起義軍首領張士誠有過來往，“有志圖王者”。

羅貫中根據宋代以來流傳民間的《三國志平話》寫成了這部文學名著。《三國演義》雖然帶有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但是它刻畫了歷史人物，深刻地揭露岀東漢統治階級的荒淫腐朽，封建軍閥的殘暴掠殺和廣大人民的流離失所的痛苦;同時生動地描繪了魏、蜀、吳三國之間的複雜鬥爭。

《水滸傳》也是人民群眾流傳，民間藝人和作家的集體創作，說到底是群眾智慧的產物。歷史上北宋時期的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在人民中影響很大，他們的那些可歌可棄的鬥爭事蹟，當時在民間廣泛流傳。到南宋時，傳播加廣泛。人民在外族(金兵)侵略和封建朝廷的壓迫更為沉重的的形勢下，他們希望有粱山好漢那樣的英雄出現，也常常以梁山好漢的英雄精神鼓勵自已。他們根據自己的鬥爭經驗和生活願望，又慢慢豐富和發展充實了那些傳說故事。又經過民間藝人加工創造，到宋代“說話”，已經出現了一人一事地分別的講述的《水滸傳》的故事，內容更為飽滿，人物也更有血有肉。

文人加工過程中，功績最大的是施耐庵。他的生平歷來記載極略，只知道他生於元代，卒於明初。據說，元末他曾參加過張士誠領導的農民起義。

《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安閱歷過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大起義，他以宋人《大宋宣和遺事》和流傳於民間的農民英雄故事為背景寫成這部文學名著，極為生動地刻畫出北宋末年梁山泊農民起義英雄反抗封建統治的光輝形象和英勇鬥爭事蹟。

《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先後在元末明初出書，都是以歷史為題材，在民間藝人加工的基礎上，再進行文學創作的章回平話小說。都是調動不同的藝術手段，塑造了人民心裡理想的英雄人物，進而揭露了不同時代而又相同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統治階級的醜惡嘴臉。宗上所述回答了，《水滸傳》為什麼有人說能跟《三國演義並列。

但是《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在社會影響和歷史上的革命作用，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是《三國演義》所替代不了的。

《水滸傳》是農民起義的教課書和史詩。《水滸傳》的作者，以飽滿的熱情描寫了農民革命戰爭，塑造了大批的英雄人物，成為歷代農民起義的鼓舞力量。同時又以血的教訓告訴起義農民:對封建統治階級只有鬥爭，決不能妥協。明末以來，無數農民起義都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了它的影響:有用《水滸傳》“替天行道”、“劫富濟貧”的口號的，有用《水滸傳》的名子和綽號命名的，也有學習《水滸傳》的戰術、戰略的。

因此，統治階級都對《水滸傳》非常仇視。明代祟禎年間，曾下令禁燬。清反動統治階級看到禁燬不行，就進行竄改，又有御用文人寫出反動透頂的《蕩寇志》來對《水滸傳 》進行誣衊和抵制。

《水滸傳》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起著不可估量的領頭羊作用。明代嘉靖萬曆以後，一直到清代，出現旳英雄傳奇小說，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都直接接受《水滸傳》的影響。較好的《說唐》、《楊家將》、《說岳全傳》等。這些小說也是來自民間，又經過作家加工創造而成。它們都和《水滸傳》一樣，塑造了一些英雄的形象，歌頌了愛國主義和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