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首先自宋朝以後，臣子的地位越來越低了，以前丞相和皇帝是坐而論政，後來就變成了站著，臣子地位的低下造成了他們沒有以前臣子的權勢；其次，文人統兵造成，宋以後大部分都是文人掌兵，武將地位低下，遠不如同級文臣，而且武將被嚴格防範，沒有什麼實權，在宋朝尤為明顯。

宋朝以後（北宋到袁世凱篡位公元959年到公元1915年，共956年）也不少篡位的，不過，一個王朝氣數盡了，不是內亂就是外患，宋朝以後的外患比較多，沒給自己人機會篡位，就被外族直接拿下了。宋朝到民國一共發生了三次成功的篡位：

一、趙光義篡位。二、朱棣篡位。

三、袁世凱篡位。宋朝到民國中國有三次被外族取代：

一、北宋被金國取代。二、南宋被元朝取代。

三、明朝被滿清取代。北宋到民國不到一千年的時間，一共有六個朝代更跌，三次篡位、三次外族取代，這九百多年雖然沒太多的權臣折騰，也是戰亂迭起很不太平了！

宋朝建立之前，皇帝就像過家家一樣，皇帝輪流做，包括宋朝本身得建立也是篡位而來，而之後趙光義的即位也有篡位嫌疑。自身上原因都導致了皇帝們對大臣們十分忌憚，所以具體措施有1.削弱武將地位，讓文臣領導武將。2.程朱理學在皇家迫切的需求下得到大力推廣和普便認同，從在思想上進一步禁錮文官集團思想。3.此外宋朝國土外圍有多個強勢少數民族國家，宋朝大臣們也深知篡位不一定能獲得極大利益，最終費力不討好，讓外族坐收漁人之利。

自宋以後，相權一步步被蠶食，行政權最終歸於六部，而六部官員直接受任於皇帝。到明清時期，雖有內閣、軍機處等組織，但是其只有協理皇帝制定政策之權，不得皇帝披紅，六部不會執行。也就是說，皇帝牢牢抓住行政權。另外，宋以後，基本不存在私人武裝（部曲等），軍隊由朝廷建設與供養，武官帶兵而不可調兵，調兵之權掌於兵部，所以，軍權也掌握在皇帝手中。手握軍權和行政權，何人敢反?

1,成功率太低，千百年無數前人已經充分地證實了這一點。

2.隨著社會的發展，金錢的誘惑已經不亞於權利的誘惑，並且風險相對較小。

3.大臣的生活優越感很強，社會生產力發展使得人民起義減少。官與民的生活都有一定保障，不具備造反的相應條件。

4.宋朝以後軍權深受皇帝重視，重文抑武成為常態。群臣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約束，忠君報國成了主旋律。形成了武將不能反，文官不敢反的局面。

宋朝以文制武，武將在文官面前根本沒有什麼地位。而且宋朝就是大將用兵自重而立國，一直在防範著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比如，狄青，岳飛，他們的死，從某種程度上講，就是文官對武將的不對付的極端表現。文官殺武將天經地義，武將休養碰文官，否則整個文官集團能噴死你。所以說，文官幫助皇帝防著武將造反，而文官又沒實力造反，因此，皇權穩的很。

因為北宋趙匡胤以文官統兵，武將地位大大降低。大部分文人都是儒家出身，都是講究忠君。

俗話也有這麼一句話：文官愛財，武將惜命。這也簡單的說明了文官不篡位自立——在既定秩序下，才是獲得財權有力時機，篡位風險太大。

最關鍵的是，以文官統兵，文官並無戰功聲望去征服士卒。武將都是以戰功獲取聲望來征服士卒。有幾個讀書出身的文官，願意和那些大字不識一個的粗人稱兄道弟？

因此看下宋朝和明朝，都是純粹的漢人統治王朝，毫無對外戰爭的野心，升官發財才是這兩個帝國的主旋律。元朝和清朝，因為是胡人統治，多外擴張是最明顯，因為他們並不是純粹的以文官統軍。

秦以後，出現臣子篡位的事有：趙高篡位群臣不同意，王莽代漢，曹丕代漢，司馬昭代魏，南北朝走馬燈似篡位，隋煬帝被篡位，武則天篡位（武則天其實不算臣子），五代十國走馬燈似篡位。宋以後基本沒有臣子篡位的事了。

我們來一一分析上述各種篡位的情況。趙高想要篡位是因為秦朝已經被起義軍搞得四分五裂了，而且秦二世無能。

王莽代漢是因為當時大家都很推崇周公和禪讓制，以及當時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很尖銳。王莽之後對周公和禪讓制就不再推崇了。

曹丕之後的篡位基本上都因為朝廷弱軍閥強。

宋朝建立後，為了不讓臣子篡位，趙匡胤透過杯酒釋兵權降低軍人的地位，提高士大夫階層的政治地位，與士大夫共天下。必須說這一招很有針對性，效果也槓槓的。

其實文官領兵是世界各國的趨勢。當今時代，不管是美國日本，還是我們，軍人都是被文官統領的。

因為時代變化了，政權的統治基礎發生了變化。

上古夏商且不論。從周初封建到秦滅六國，這段時期是封建制從興盛到衰亡的過程，天子分封諸侯，諸侯拱衛天子，這算是天子與諸侯結成了聯盟，可以稱為“王與侯共天下”。在天子勢力、威望足夠的時候，統治秩序相對穩固，而一旦王權失重，諸侯坐大，就陷入列國紛爭、兼併滅國的春秋戰國狀態了。實力強大的諸侯可以稱王稱霸。因為王權並不集中，所以這時要取得治天下之權，不需要篡位自立，打贏了就行。

打贏的是秦國。它終結了列國紛爭，憑實力統一了天下。然後它就迅速崩潰。

秦朝的迅速崩潰，是因為皇權的空前孤立。之前封建時代的“王與侯共天下”，天子與諸侯是同盟關係，共同統治底層人民，關係協調的話，是可以達到相對平衡的。可是秦朝以苛政統治天下，結果就是，六國舊貴族和平民都對秦朝的統治深惡痛絕。全天下所有人都是你的敵人，這個政權當然不能長久。

秦滅，楚漢相爭，漢朝最終獲得勝利。漢初其實部分恢復了被秦朝覆滅的封建制，再加上漢朝分封的軍功勳貴（列侯），某種意義上有點“王與侯共天下”的反覆，但是隨著休養生息時代的結束，和漢初諸帝對諸侯國持續不斷的削弱，這個局面不再是主流，皇權得到加強。

但是皇帝不過是一人，不可能靠自己就把天下大理得服服帖帖。所以，從漢武帝開始，為了排斥同姓諸侯以及軍功列侯的影響，開始任用外戚和儒生。外戚是皇帝的姻親，因為皇帝才有了權力，理論上應該是皇帝可以借重的力量；儒生，實際上就是壟斷了治理國家知識的職業官僚，也是因為有了皇權，才有了權力。但是，日後的發展卻表明，這兩類人，成為了權臣的重災區。

西漢，霍光輔政，以外戚而被託孤，權傾朝野。好在他生前並沒有明目張膽做什麼有害皇權的事，但他的權勢已經可以廢立皇帝。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開端。到了王莽，他既是外戚，也是儒生，雙重的合法性，讓他成為了漢家天下的合法繼承人，也是皇權時代第一個篡權自立的臣子。這就給了後世一個榜樣。

而後東漢，自中期而後，外戚和宦官輪流把持朝政，中央皇權逐漸黯淡無光。而在兩漢四百年曆史中，豪強地主作為地方實力派，逐漸走上歷史主舞臺，並且在朝中找到了儒家官僚作為代表，逐漸發展為世家大族，歷經漢魏，終於在晉朝以司馬篡魏為標誌，正式獲取了皇權。

西晉皇權還算穩固，晉武帝也採取了罷州郡兵和分封諸侯的方式，意圖裁抑其他士族，鞏固司馬皇權。但是矯枉過正，釀成了“八王之亂”，反致中原空虛，造成“五胡亂華”的局面。

“衣冠南渡”後的晉朝在江南重建，司馬氏皇族在此並無根基，還要仰仗世家大族王、謝之類。時人所稱“王與馬共天下”，正是此謂。“王與馬”，本來是指王氏與司馬氏，但是以王氏的勢力，實在是王可以是馬，馬也可以是王，“王與馬共天下”，只是說明此時皇權的聯盟物件，變成了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實力雄厚，掌握大量人口和私兵，這段時期，成為了臣子篡位自立的高危/高發期。再加上南朝時的軍閥，整個魏晉南北朝，皇帝如走馬燈式更換，成功、不成功的篡位俯拾即是。

而進入隋唐，士族勢力有所衰減，但依然可觀；中唐諸侯，藩鎮割據的局面讓各路軍閥成為下場爭奪天下的種子選手，唐朝也終因軍閥朱溫篡位而亡。

史實證明，無論是“王與侯共天下”，還是“王與馬共天下”，跟皇權聯盟的物件，都有可能反過來顛覆皇權，對皇帝來說，都不安全，更不用提“王與軍頭共天下”了。

直到宋代，自身即是靠著“黃袍加身”上位的宋太祖，深深吸取過往歷史的教訓，痛定思痛，杯酒釋兵權，開始崇文抑武，才算是給皇權找到了一個相對穩定、可靠、安全的同盟軍：庶族地主。

庶族地主，相對而言，也就是小地主。他們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和當地威望，但體量又不會大到像世家大族那樣控制大量的財富和人口。透過科舉籠絡人心，就可以獲得穩定的官僚隊伍。而因為他們體量不大又受過系統的國家治理訓練，所以在才堪大用的同時，又不至於獲得可以顛覆皇權的足夠實力，所以，深受此後一千年間，皇帝的青睞。

他們唯一值得皇帝擔心之處，就在於“結黨營私”，他們也確實搞出一次次黨爭。但即使如此，因為他們很難成長出具有足夠實力的大權臣，即使後世嚴嵩、張居正等權傾朝野之輩，都始終無法與皇權抗衡，所以這種“王與士共天下”的模式，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而在這樣的時期，也就是自宋代以後，幾乎沒有出現臣子篡位自立的威脅，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