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化是中國文化歷史中的豐盛時期，理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學技術領域碩果累累，為篩選官員而建立的科舉考試推進了教育制度的發展，印刷品的廣泛流創促進了文學的交流與對藝術的鑑賞，景德鎮瓷器的高度繁榮。

與唐朝不同，一般的官員都具有學者、詩人、畫家、政治家的特質，喜愛字畫，善於詩詞，收藏古董。一般百姓鍾愛戲曲，酒家林立菜式繁多，市場充斥衣服鞋物。

宋朝文學思想與晚唐的文學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唐太宗堅決反對齊梁的綺麗文風，要求作品有利於政治宗教，提倡內容與藝術並重，以氣勢與感情取代豔情來開創新天地，即所謂興寄與風骨。

隨著唐朝沒落，文壇出現淡泊境界，崇尚高情遠韻，追求形式技巧的潮流。到了晚唐，迴歸綺麗文風，追求詩歌情韻之美。

宋朝是在五代十國的紛亂中統一的中華，一是延續了漢文化，把詞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二是開始與少數民族融合相互促進，相互發展，為華夏文明的寶庫增加了不少亮點

宋朝，乃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兩個階段，共歷十八帝，享國三百一十九年。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

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樣高的評價，讓我們不禁想問，宋朝的文化到底又有何特徵呢？今天就讓我們來好好分析分析吧。

第一點：宋明理學的出現

宋朝出現了宋明理學，儒學因此也得到復興，科技發展迅速，政治開明，宋明理學所討論的問題是隨著不同時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的，是儒學的一種歷史表態，是繼魏晉把儒學玄學改造之後，是對隋唐以來逐漸走向沒落的儒學的一種強有力的復興。“存天理，滅人慾”就是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思想。

第二點：市井文化的發展

我們可以從宋朝的《清明上河圖》來看，這幅畫是由北宋畫家張擇瑞的一幅作品，描繪的是北宋汴京城的市集熱鬧場面，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和各色各樣的商鋪，如茶坊、酒肆、肉鋪、廟宇甚至算命的都有。這幅畫完完全全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宋朝的商業本來就是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它突破了空間，時間和管理方面的限制，把市井文化推上了一個高潮，使城市的經濟文化繁榮發展。

第三點：多元並存的相容精神

宋朝的文化發展到了一定的高峰，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那個時代人們開放批判的創新思想、積極實用的經世理念、中庸內省的理性態度不斷鑄造了每個人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識，不斷地推動著中國走向美好的未來。

日本宋史學家宮崎市定說：“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時代。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後得多，但是以後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於世界最前列。然而由於宋代文明的刺激，歐洲文明向前發展了。”這足以可見，宋朝的確是個空前絕後的繁榮之朝。

宋代文化具有相容精神、創新思想、經世理念、理性態度、民族意識、平等觀念等時代特點,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不僅在當時中國境內諸政權以及東亞儒學文化圈各國發揮了主導文化的作用,還對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後中國歷史與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代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特殊地位，它處在一個承前啟後的階段，即處在中國文學從“雅”到“俗”的轉變時期。所謂“雅”，指主要流傳於社會中上層的文人文學，指詩、文、詞；所謂“俗”，指主要流傳於社會下層的小說、戲曲。傳統所謂“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戲曲”的說法，指明瞭各個朝代文學樣式發達繁榮的側重點。我們應該充分評價元明清詩文詞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則可斷言。如果說，宋代詩文詞（特別是文和詞）是元明清作家們不斷追懷、仰慕的昨天，那麼，元明清小說戲曲的大發展就是宋代剛剛發展起來的白話小說和戲曲的燦爛明天了。

宋代繼唐代以後出現了又一個詩歌高潮。雖然至今還沒有一部《全宋詩》，但其總量超出《全唐詩》好幾倍則是無疑的。宋代詩人大都一生勤奮寫作，作品眾多，如現存蘇軾詩二千七百多首，楊萬里四千多首，陸游近萬首，遠比唐代李、杜為多（李詩近千首，杜詩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說明宋詩繁榮的盛況。

巨大的數量往往體現為一定的質量。作為一代詩歌，宋詩在繼承唐詩的基礎上，發生了顯著的新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從思想內容看，宋詩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會黑暗和反映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方面都有所擴充套件，但又缺乏唐詩、特別是盛唐詩歌中追求遠大理想的積極昂揚的精神；而在抒發民族鬥爭中的愛國憂國的情緒上，又比唐詩熾熱和深切。這是由時代的條件決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幾個統一王朝來，是中央集權最為集中的朝代。這一方面對鞏固宋朝統一、安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和抵禦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侵擾，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軍權集中帶來了宋朝軍隊訓練不良，戰鬥力削弱，政權集中帶來了官僚機構龐大臃腫，腐敗無能，財權集中又刺激了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揮霍享樂。所以開國不過三十多年，宋太宗時就爆發了王小波、李順的農民起義，人數達數十萬。正是在積貧積弱局勢逐漸形成、社會危機急劇發展的情況下，地主階級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來倡導“變法”，改革弊政，形成了變法運動。王安石就是傑出的代表。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詩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會黑暗和統治階級政治鬥爭的現實主義傾向，都和這種社會政治情況有關，跟變法運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堯臣《汝墳貧女》、《田家語》；歐陽修《食糟民》、《邊戶》；王安石《兼併》、《省兵》；蘇軾《荔支嘆》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變法運動只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缺乏遠大的政治前途一樣，在宋詩中也缺乏唐詩中積極昂揚的政治進取精神，往往悲慨多於壯歌。這是一。其次，宋朝從開國之初直到滅亡，一直處於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不斷侵擾和威脅之中，是中國歷史上統一朝代中最缺乏抵禦力量的軟弱王朝。宋王朝對他們一再割地求和、輸幣納絹、稱臣稱侄。但是，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愛國將領和官員，尤其是廣大漢族人民群眾，是不能忍受這種受侮辱、被奴役的處境的，他們表現了可歌可泣的鬥爭精神，因此宋代詩歌中（包括詞）所反映的愛國思想也就越來越顯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對國恥國難的慨嘆，蘇舜欽《慶州敗》對敗於西夏的“羞辱中國堪傷悲”，蘇軾《祭常山回小獵》、《和子由苦寒見寄》等所表達的“與虜試周旋”的決心，都是例證。而在北宋滅亡以後，更成為南宋詩歌的基調。偉大詩人陸游正是在南鄭戎馬生活中找到了創作的生命，為苦難的祖國歌唱了一生；在南宋滅亡前後，文天祥、謝翱、林景熙、鄭思肖、汪元量等人的愛國詩篇，為宋代詩壇增添了最後的光彩。這是唐詩中所沒有的。

第一，宋詞的繁榮。詞在宋朝三百年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流傳下來的宋詞達2萬多首，名家數千人。晏殊、歐陽修是北宋詞壇的第一批報春花，他們的詞風從容硬朗，對後世影響很大。柳永是真正開創宋詞風格的詞人，他開創了“婉約派”詞風。蘇軾的《東坡樂府》是宋詞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以豪放著稱。周邦彥是蘇軾後的又一位詞作的集大成者，不過他是婉約派的集大成者。北宋末期的女詞人李清照則另闢蹊徑，詞風清雅，平而不俗。南宋時的辛棄疾則是南宋詞人的代表，他和蘇軾一樣同為豪放派的代表。

第二，新儒學思想的興起。趙宋王朝內憂外患、國難深重。嚴峻的現實社會使得有識之士力圖突破傳統經學的沉悶局面，給儒學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時代的需要。於是宋代產生了新儒學思想，也稱理學、宋學。宋儒們從懷疑傳統開始，大膽脫離漢魏以來儒學經書教條化的註疏，直入經文探討義理，尋求心性的解放。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等人則是新儒學的集大成者。

第三，學術的發達。兩宋時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輝煌階段，史學、方誌學、目錄學、金石學、教育學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中國現存的第一步編年體通史，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是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的歷史著作。

第四，作出了領先世界的科技成就。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時，已經呈現出了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者歐洲的水平。其中，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的雕版印刷術、指南針、火藥這三項都是在宋朝完善、成熟並走向世界的。

　　經過五代動亂的歲月，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了“陳橋兵變”，取代後周的恭帝做了皇帝，除了北方的遼國和西北的夏國以外，基本統一了全國，建立起北宋王朝，定都汴梁（時稱東京）。北宋是文人士大夫生活的黃金時代，政治寬鬆，生活優裕。但北方由契丹族建立的遼國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國，與宋朝形成長期的南北對峙，因此，在無論南宋北宋，整個趙宋王朝始終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可以說，在中國曆代統一王朝中，宋朝對外關係的軟弱達到了極點，對此，從宋朝廷簽訂每年向遼支付“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的“澶淵之盟”，以及對契丹與黨項割地賠款維持苟安的局面等舉動中便可窺其一斑。公元1127年，宋、金民族矛盾激化，金兵滅遼後，揮戈南下，汴京失守，徽宗、欽宗二帝被俘，后妃、皇子、皇女、宗室，以及金銀、珍寶、圖書、文物等盡行擄掠北上，北宋覆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難”。

欽宗之帝康王趙構南渡，遷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王朝。自此宋、金對峙百餘年。宋室南渡之時，大量北人隨之南遷，使得南宋境內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南方出現了小康局面，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獲得空前的繁榮，為南宋王朝提供了苟安的基礎，也為文人士大夫階層提供了安逸的生活條件。為維護偏安局面，紹興九年，南宋與金議和，向金稱臣，並向金納貢，此後又先後簽訂屈辱的“紹興和議”、“隆興和議”，其間亦有抵抗。縱觀整個南宋時期，主戰和主和的鬥爭貫穿始終，因此，宋人缺乏面向世界的雄心和衝動。南宋後期，元人滅金後興師南下，於公元1275年攻陷裵陽、鄂州並沿江直下，1276年，元軍直取臨安，南宋覆亡。

一代宋詞，便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文化氛圍和社會風尚中產生，並得以發展繁榮。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的局面。為保證宋王朝的長治久安，宋太祖將地方權力收歸中央，為抑制武將勢力，鞏固皇權，重文輕武成為宋代的一項基本國策宋太祖登基後，利用舉行宴會“杯酒釋兵權”等和平的方式，剝奪了宿將石守信等統領禁軍的權力，代之以資淺才庸之輩，使軍隊形象與社會地位日益下降。與輕武相對，宋初大力抬高文官士人的地位，提倡文治，逐漸形成了不殺士大夫及言事者的“家法”和“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擴大科舉規模，使得中下層知識分子有更多的機會廣泛地參與政治。此外，科舉考試製度的完善，為廣大中下層知識分子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唐代以來的門閥勢力完全消失，文人士大夫受到廣泛的重視，享受著高官厚祿的待遇。

而活字版的發明，使北宋的造紙技術與印刷技術獲得了空前的進步，印板書代替了手抄書，書籍廣泛流通，文化知識得到廣泛傳播，以至出現了封建文化的全面高漲。正如李澤厚所說：“宋代是以‘鬱郁乎文哉’著稱的，它大概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文化最發達的時期，上自皇帝本人、官僚巨宦，下到各級官吏和地主士紳，構成一個比唐代遠為龐大也更有文化教養的階級或階層。”宋代的官員絕大部分出身進士，具有高度的文化修養，龐大計程車人階層，給宋代帶來了濃厚的文化氣息。另一方面，“士不遇”的情結雖在宋代得到淡化，但由文人士大夫由社會責任感而產生的憂患意識卻得到了加強。宋代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倫理道德學說，使文人們自覺地將精神的枷鎖套到了自己的上，並試圖努力達到某種人格的完善。

在“天理”和“人慾”的情理衝突中，宋代士大夫的心態變得越來越複雜，反映到文學創作中，就是詩與詞表現功能的分野，詩文仍為傳統言志載道的工具，而“情有文不能達，詩不能道者，而獨於長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因此，專主言情的“詞”便擁有了數量龐大的文人士大夫作家群。宋代政治權力對平民階層的開放和優渥舒適的生活，也強化了文人士大夫對國家政權的依賴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進士、憑門第、走干謁、遞行卷以求仕進，也可以隱山林、遊江湖、入釋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選擇的自我價值之路卻狹窄得多，幾乎只有經科舉考試獲得官位，並由此獲得社會承認和優越的物質生活。

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樣廣泛的社會活動，多姿多彩、五花八門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漸漸消失了，而對外軍事戰爭的屢屢失敗，也給宋人的心靈投上了濃重的陰影，亦使宋人缺，乏唐人吸收包容外來文化的條件和心態。因此，“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來，思想也許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許更含蓄複雜，但明顯缺乏唐代文人那種豪氣干雲、才華橫溢，那種天真直率、舒捲自如，那種浮華怪誕、異想天開等種種性格特點”，呈現出收斂沉潛的趨向。另一方面，城市經濟高度發展，市民階層不斷壯大，消費風氣濃烈，商業空前繁榮，店鋪酒肆、勾欄瓦舍、青樓梨園、園林館苑等市井生活日益豐富，給宋人帶來了追求享樂的心理，也給宋人營造了恣意享受生活的溫床。當時一般的文人士大夫都過著奢華的生活，宮廷裡常常舉行宴會，皇帝也與大臣一起賞花釣魚，飲酒賦詩。

《宋詩紀事卷四》引阮閱《詩話總龜》雲：“淳化中，春日苑中賞花釣魚小宴，宰相至三館預坐，鹹使賦詩，上覽以第優劣。時姚鉉賜白金百兩，時輩榮之，比以奪袍賜花等故事。”這類為表示宋代皇帝偃武修文之意的娛樂活動深深影響了本質上依附政權生存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由宮廷興起的賞花、釣魚、賦詩、宴飲活動範圍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廣，以致成為宋代文人士大夫共同的習俗和風尚。貴族官僚家裡常常杯酒交歡，歌舞取樂，當時幾乎個個官僚家中都養歌妓，從帝王到官僚的府邸直到普通城市的秦樓楚館都在徵歌逐酒，淺斟低唱，因此大大促進了供佐酒演唱之用的宋詞的發展。

文人士大夫的詩意情懷和風雅浪漫的交織，使得詞這一文學形式成為文人士大夫抒發風雅浪漫生活情懷的重要工具，因此，“酒”、“花”、“春夢”、“佳人”、“美人”、“佳人”、“玉人”、“鴛鴦”等表現士大夫詩酒風流的意象和“相思”、“柔情”、“銷魂”等字眼在宋詞中不時出現，柳永《鶴沖天》一詞中甚至出現了“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告白。宋詞中，不僅男性詞人喜用“酒”之意象，就是女性詞人如李清照、朱淑真等人的作品也常常散發出濃郁的酒香。在思想上，唐代兼而不容的儒、釋、道在宋代得到了融合，也為宋人消解社會責任和聲色享受方面的矛盾提供了思想層面的依據。儒家的入世、佛教的自我解脫以及道家的自然觀，使宋代文人在追求實現人身自我角色價值的同時，還能較為超然地面對人生的種種得失，社會責任與人格修養、聲色之娛不再互相排斥在同一個士大夫身上，往往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並存的狀態。

如歐陽修一方面是善於提攜獎掖後進、為官正直的良吏，以嚴肅的文章學術著稱於世的名臣和儒宗，從《送徐無黨南歸序》中“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群居則默默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的論述，足見其對自身修養的重視。在《與高司諫書》一文中，他凜然痛斥小人：“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並日“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另一方面，他又是常常飲酒宴飲，笑歌歡謔，與歌妓交往密切的風流才子：“白髮戴花君莫笑，六麼摧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尊前。”

（《浣溪沙》）“任是好花須落去。自古。紅顏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時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尊”（《定風波》），“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滿酌金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浪淘沙》），甚至還有《阮郎歸》中“玉肌花臉柳腰肢。紅妝淺黛眉。翠鬟斜嚲語聲低嬌羞雲雨時”和《系裙腰》中“玉人共處雙鴛枕，和嬌困、睡朦朧。起來意懶含羞態，汗香融。系裙腰，映酥胸”的豔情色慾描寫。周輝《清波雜誌》卷十也曾載韓維宴客情景：“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則凜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飲而罷。雖薄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這種情形在宋代並不少見，多種角色並存的生存意識，無疑構成了宋代文人複雜的心理狀態和豐富細膩的精神層面，詞，於是成為展示他們心靈世界的別一扇視窗。

儒釋道思想的影響，使得宋代文人追求精神解脫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白居易《中隱》一詩中以仕為隱的閒曠文化心態得到大多文人士大夫的認可：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囂，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遊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田園隱居

這裡的“中隱”顯然是以仕為隱，隱於官中，它蘊含著詩人內心豐富的文化資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仕”與“隱”本身代表著身居廟堂之高和隱處山林之遠，它們歷來為擺在中國古代仕人面前的兩條道路。魏晉時期王康琚《反招隱詩》中“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的“大小隱”之說，將傳統“仕”與“隱”的區別變成“隱”的方式之區分，反映了一種既追求隱逸的清高又無法忘懷世俗享樂的矛盾心態。而白居易的“中隱”則更近一步，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的朝廷，到地方州郡任官，或做一個品味既高又無實際職事的清閒散官，與現實政治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既能免去職位低微的小吏為衣食而奔走的痛苦，又能避免繁瑣實際的事務帶來的壓力和勞累。

它可以使文人們感受到閒適的快樂，還能同時體驗到隱逸的雅趣。這種“中隱”的心態，還表現出中唐社會經歷極盛而衰的社會劇變後，文人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所感受到的倦怠感，以及為遠禍而將目光轉向日常心境意緒的閒曠處世思想。從白居易《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一詩中“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以及《春日閒居三首其三》中“問我樂如何，閒官少憂累”的詩句看無疑都流露出對“閒適”的追求。這種亦官亦隱的“中隱”的思想，對宋代以來流行的及時行樂思潮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以“居士”名號稱為一種文化時尚，表現出文人士大夫追求閒適人生的文化選擇。

此外，“閒情”、“閒愁”、“閒人”、“疏狂”、“疏放”等字眼在宋詞中不時出現，疏遠政事俗務，放縱性情，耽於詩酒風流、山水雅興或聲色娛樂，注重個人審美趣尚和享樂慾望的追求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閒適自如的意緒瀰漫在宋詞之中，蘇軾任性逍遙，隨緣放曠的境界，更是將“中隱”的思想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晏殊、歐陽修、晁端禮、朱敦儒、姜夔不少詞人都有大量表現閒逸心態的詞作，表示閒曠之意的漁父意象也在宋詞中頻頻露面。張炎《瑤臺聚八仙》詞有“正喜雲閒雲又去，片雲未識我心閒”的吟唱，姜夔《鶯聲繞紅樓》詞序有“攜家妓觀梅於孤山之西村，命國工吹笛，妓皆以柳黃為衣的閒逸”，呂渭老《水調歌頭》也有“我平生，心正似，白雲閒”的心境。

我們不妨再讀讀張孝祥《西江月》一詞：

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鷗一片。

將歷盡世事滄桑的感情融入了寧靜悠然的大自然之中，明顯表現出從容恬淡、曠達自適的心境。由閒逸發展而來的曠達處世心態，使宋人往往表現出靜默內斂、恬淡超脫的情懷，在文學藝術中表現出高雅的審美趣味。因此，自宋以來，以琴、棋、書、畫修身，以詩、詞、歌養性的文人習氣，漸漸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情趣，歐陽修《六一居士傳》中“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的自述，蘇軾能做詩詞文賦並擅長書法繪畫的事實，以及李清照《金石後序》中關於與丈夫趙明誠烹茶雅玩書畫的回憶，都足以證明當時士大夫崇尚儒雅的審美取向與追求。可以說，以漢民族為主體的重文尚雅的審美情調，從宋代開始定型。

據《宋稗類鈔》卷一記載，宋太祖在建國之初曾發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並告誡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這種不殺大臣的做法和宋太宗對文臣的弊病不過分追究的理念，使得文人士大夫犯罪，只是貶黜任地方官而已，俸祿照舊，罪重者也不過貶謫到嶺南或海南島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總體上有著相對寬鬆和富裕的生活環境，並具備了創作的閒暇空間，因此，宋人的作品常有前人所沒有的精緻和細膩。“如果說，唐朝是一個崇俠尚武的時代，是一個開放熱烈的時代，是一個男人打馬球、女人盪鞦韆的時代；那麼宋朝則是一個崇儒尚文的時代，是一個溫柔敦厚的時代，是一個男人填詞、女人纏足的時代”文化精神更趨精細內斂。

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性格是內向、沉靜的，思致是深微的，人生是精緻的，極富藝術性。除冶遊略嫌狂浪外，適度的飲酒，以仕為隱的隱逸精神，曠達的謫居心態，超越性的參禪悟道，都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閒適、精緻的藝術人生的具體表現”詞學家吳熊和先生指出：

​許多事實表明，詞在唐宋兩代並非僅為文學現象存在。詞的產生不但需要燕樂風行這種具有時代特徵的音樂環境，它同時還涉及當時的社會習俗、人們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伎制度、以及文人同樂工歌伎交往中的特殊心態等一系列問題。······不妨說，詞是在綜合上述複雜因素在內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文學—文化現象。

閒暇的生活，優厚的俸祿，超越的精神境界和深厚的文學藝術修養，使宋人追求高雅的詩意生活，形成了精緻的藝術人生，以蘇軾為首、集一時俊傑的西園雅集活動，就是宋代文人的詩意生活的寫照。從與會畫家李公麟所作的《西園雅集圖》及米芾所作的《西園雅集圖記》看，西園雅集地點處於私家園林清幽的環境中，園中孤松盤鬱，水石潺，在爐煙古琴相伴下，女奴雲鬟侍立，文人或作文寫詩，或談禪論道，或評書賞畫，或品酒啜茗，呈現出誘人的生活雅趣，以致參加過西園雅集的秦觀在《望海潮》詞中留下了“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的美好記憶。

宋代文人隱士的生活環境

在這樣一個文化積累深厚而又追求享樂、風情旖旎的時代環境裡，宋代文人普遍帶有多情多思的文化氣質和細膩精深的心理特點，因而特別懂得珍視生命和享受人生，追求著自身的幸福，表現出對個體生命的特別關注。面對人生的短促和生命的流逝，珍惜生命的宋人自然表現出深深的憂懼和留戀，如果說，“在宋代士大夫的詩文中更多的是‘憂世’之旨，而在他們的詞中，卻是享樂中頗多‘憂生’之意，這也差可看作是士大夫文化的兩個向度”，可以說，對生命的憂患使他們更注重生活的質量，人生苦短、浮生若夢成為宋人的集體性哀嘆，他們用酒與女色“充實”如夢般短暫的人生，狎妓之娛也成為一種時尚，正如宋祁在《木蘭花》中所吟唱的“浮生常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

文人嚮往的小橋流水人家

由於宋王朝對外關係的軟弱，宋代文學缺乏漢代詞賦和盛唐詩歌所表現的那種縱覽天下的開放氣度和恢宏開闊的氣象，馬上功業、世，間情懷被被深細的審美體驗和情感捕捉所代替，自然時序的更替社會人事的變遷，都會引發宋人感傷的吟唱，往往呈現出陰柔的美感。這種陰柔之美在感情色彩上多表現為哀怨、感傷的情緒，因此，在專主言情的宋詞中流露出許多莫名的憂鬱和難言的惆悵，一種淒涼感和孤獨感以前所未有的頻率出現在宋詞中，盡情地表現著對生命的珍惜意識和憂患人生的感傷心理，形成了“以悲為美”的審美取向。

女詞人李清照

如：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范仲淹《御街行》

夜來風雨轉離披，滿眼淒涼愁不盡。——歐陽修《玉樓春》

佇侍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柳永《鳳棲梧》

濺酒滴殘歌扇宇，弄花燻得舞衣香。一春彈淚說淒涼。——晏幾道《浣溪沙》

天涯舊恨，獨自淒涼人不問。欲見迴腸。斷盡金爐小篆香。黛娥長斂。任是春風吹不展。困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秦觀《減字木蘭花》

只恐雙溪艋舴舟。載不動、許多愁。——李清照《武陵春》

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如許。更南浦，送君去。——張元幹《賀新郎》

愁無語。黃昏庭院黃梅雨。黃梅雨新愁一寸，舊愁縷。——程垓《憶秦娥》

小蟾斜影轉東籬，夜冷殘蛋語。早白髮、緣愁萬縷。——吳文英《霜葉飛》

亂影翻窗，碎聲敲砌，愁人多少。——王沂孫《水龍吟》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

據檢索，《全宋詞》中，除“愁”和“恨”兩個高頻字共出現5441次外，“淚”字出現1166次，“孤”字出現1185次，“獨”字出現1029次、“悲”字出現331次，“哀”字出現108次，其他如“淒涼”、“憔悴”、“寂寞”、“斷腸”、“惆悵”等詞共出現1441次。除婉約詞中充盈著流不盡的閨怨淚、思婦之淚外，豪放詞中也不乏英雄悲慨的音響，就是在隱逸出世的漁父詞中，也深隱著某種意義上的悲感。中國文學素有“以悲為美”的心理，屈原傷春、宋玉悲秋，就是絕佳的例證。

漁父的意境

美國詩人康拉德·艾肯認為：

愁是中國詩中最始終如一的調子——愁苦、或者說無可奈何的哀愁，好友終得一別之愁，離鄉背井思家之愁；榮華富貴如過眼煙雲之愁，人生不平之愁，暮年孤獨之愁我們不禁要說，中國詩比其他任何民族的是更令人覺得是從人性的苦惱心靈中發出的呼喊。哀愁是中國詩中最一貫的調子。

這種“以悲為美”的審美傾向，在歷代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但宋詞中集體性表現的憂患和感傷哀怨意緒的集中與強烈，的確在前代作品中是少見的，可以說，“愁”已成為宋詞作家的集體無意識。從辛棄疾《醜奴兒》一詞“少年不知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句子中，也可以看出宋詞“以悲為美”的傾向。總之，宋人在繼承前人言悲傳統的同時，又有所發展，說不盡道不完的淒涼與悲傷，使宋詞中的意象浸染了濃郁的憂鬱情懷，表現出強烈的生命意識，形成了宋詞中特有的愁苦詞心尋芳逐豔的享樂心理和詞體的娛樂性質，使得“男子而作閨音”的現象在宋詞中大量出現。

詠妓、贈妓之作和詠歎美人之作絡繹不絕，絕大部分的詞人都為女性代言閨怨與相思等感情，使詞具有濃厚的女性化傾向。這些女性大多呈現出或悲怨、或空虛、或惆悵的心理狀態，意象相應出現了柔弱、綺麗、感傷的特點，風格多趨舒緩、纖柔和沉靜，形成了哀怨、綺美的審美風格，流露出人生的真情，在柔婉的詞境中表現出悲哀的詞心。這種風格體現著宋人對女色之美的審美追求，不僅蘊含著情愛或性愛的因素，也是宋代特定的時代氛圍和時代文化生活的必然表現。從意象共時性傳播角度看，“酒”、“花”、“春夢”、“美人”、“佳人”、“玉人”、“鴛鴦”等意象和春愁、閨情、相思主題的大量出現，既反映了時代的好尚，又激發強化了人們的從眾心理。

可以說，宋詞意象女性化傾向，一方面是時代心理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薰染濃化著時代的文化心理，使宋人的心理充滿溫柔的感傷。因此，宋詞繼唐五代言情的傳統並又有所發展，文人士大夫們用柔弱的文化心理構建著內傾性的文學，使宋詞走上了心靈審美化的道路，詞也出現了以柔為美的傾向。豔思柔情成為宋詞的中心內容，“多情”成為兩宋文人的普遍心理氣質。蘇軾採用以詩為詞的方式對宋代詞壇進行的變革，使宋詞出現了豪放的詞風，但它是遭遇黨爭後士大夫文化向前發展的新變化，在兩宋詞中畢竟屬於少數。

而南宋外患連連，使得南宋詞壇自始至終響徹反對妥協投降與收復中原的愛國主義強音，以及壯志難酬的悲憤和家國興亡、身世飄零之慨嘆。張元幹《賀新郎》一詞唱出了“夢繞神州路”的心聲，劉辰翁《沁園春》一詞有“我已無家，君歸何裡，中路徘徊七寶鞭。風回處，寄一聲珍重，兩地潸然”的哽咽，張炎《高陽臺》也有“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的嗚咽。宋遺民詞中，“憔悴”、“淒涼”等哀音和“送春”、“墜葉”、“飛花”、“斜陽”、“登樓”等意象不時出現，“飄泊”、“飄零”、“飄蓬”等詞語也反覆露面，正如蔣捷《一剪梅》中所唱“故園一望一辛酸。雲又迷漫，水又迷漫”，表現出無家可歸的茫然感和悲苦淒涼的心境。

這種家國之思和離鄉背井的慘痛悲歌，同樣具有中華民族延襲不已的家園文化精神，印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其中透露出的仍然是對生命與人生的摯愛，同樣流露出真摯深婉、敏銳易感的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