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顧名思義就是讀書多的人，書讀的多了對平常的事物就可以有很多不一樣的看法，平常人無法理解，文化人就成了怪人。

好多文人有很多異於常人的習慣比如：

　　莎士比亞喜歡年齡比他大的女人。每當他看見小丑時，總是欣喜若狂；拜倫睡覺時，身邊總是放著一隻手槍；左拉在街上行走，總要數燈杆；著名音樂家莫扎特總是對預兆入迷著魔；達·芬奇愛收集蜥蜴、蟋蟀、蜘蛛等昆蟲，等等。這是生活中的怪癖，在創作過程中，他們也有各自的怪癖。法國作家雨果創作時，總是把腳浸泡在溫水裡；巴爾扎克寫作時，身邊必須點上一支蠟燭；大仲馬喜歡在彩色紙上寫作；史蒂文森常常從小提琴的音調裡獲得靈感；美國作家海明威喜歡站著寫作，而且總是“金雞獨立”式，即只用一隻腳落地，另一隻腳提起。

　　中國文學史源遠流長，作家眾多，構思詩文，怪癖不少，而且是千奇百怪，有的聞所未聞，但歸納起來，可以概括為：

　　動態構思式 《南唐近事》載處士史虛白，自己對客下棋，令學徒四、五人，各秉紙筆，先定題目，隨口而書，略不停綴，數指之間，大作成就。可惜無緣看到他的作品，不知寫得如何。

　　北宋文學家、西昆體的代表人物楊憶每欲作文時，必與賓客飲酒、投壺、下棋、賭博，笑語喧譁，絲毫不妨礙他的構思。構思成熟，就用細字寫在小方紙上，揮毫如飛，文不加點竄。每寫滿一紙，就令人傳錄，門客疲於奔命。傾刻之間，就是數千言。與今日用電腦寫作的高產作家相比，也不遜色。

　　清代學者、詩人毛奇齡“構思作文，手不停綴，質問之士，環坐一旁，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室中詈罵，先生復還詬之，蓋五官並用者。”他構思用腦，書寫用手，聽取別的提問，聽夫人的詈罵用耳。回答問題和回罵夫人用口，這已是四官並用了。他的夫人當著他的學生揭露他，作詩文時把參考書都羅列於前，隨時翻看(古人稱為獺祭魚)，由此可知他還用眼，可見五官並用非誇大其詞，這樣的創作習慣令人歎為觀止。他的著述甚豐，有80餘種，在清代，是著作最多的文人之一。可見“五官並用”卻絲毫不影響他的創作速度。

　　清代詩人柳應芳，習慣於邊走邊構思。“每行街市低頭沉吟，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他還對人說，作一首律詩，要冥思數十次，方才稱意。

　　明人周樸，性喜吟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句，則欣然自快。有一次在野外，碰到一個背柴的人，忽然觸發了他的靈感，特拉著樵夫厲聲叫道：“我得之矣”。他得的詩句是“子孫何處為閒客，松柏被人伐作薪。”樵夫以為說他砍伐別人家的樹木，十分害怕，丟下柴掙脫他而逃，又遇巡邏計程車兵，以為他是小偷，抓起來審問。周樸見狀，對士兵說明原委，才把樵夫放了。

　　動中取靜式 中唐詩人賈島、李賀、楊樸等，他們的創作是在驢背上進行的。驢行是動，而騎驢是靜。賈島初赴京師，一日在驢背上得句雲：“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過了一會又想改“推”字為“敲”字，但拿不定主意，就在驢背上一邊吟哦一邊作“推”、“敲”的動作，衝撞了京兆尹韓愈，左右將他帶到韓愈面前，他仍比劃著“推、敲”的手勢。韓愈為他定為“敲”字。又有一次，他騎驢在大街上得“落葉滿長安”的詩句，想成一聯而不得，又衝撞了京尹劉棲楚，被監禁了一夜才放出來。李賀作詩也離不開毛驢。他每天都騎著毛驢外出尋找靈感，後面跟著一個小廝，揹著古錦囊相隨，如有所得，就寫在紙上，投入古錦囊中。

　　靜態構思式 眾所周知，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他作碑頌時，先磨墨數升，然後蒙面而臥，待構思完成，便掀被而起，一氣呵成，文不加點，時人得之“腹稿”。

　　有類似王勃這種怪癖的大有人在。宋代詩人陳師道每作詩時要家人為他逐去貓狗，連嬰兒也要寄存別處，然後登上床榻，“擁被而臥，呻吟累日，乃能成章。”

　　為了便於構思，有的人還專門設定“吟榻”。隋朝的著名詩人薜道衡“登吟榻而構思，聞人聲則怒。”臥吟榻作詩的人，古時十分普遍。

　　有人哪怕到了郊外，詩興發作，也要停下來進行臥思。楊樸處士，曾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思苦索，如得詩句則一躍而出，路人遇到他，無不驚駭，以為遇著了剪徑的大盜，其行為已近乎瘋癲了。

　　動靜相宜式 清代的李化龍，以苦吟而聞名。有一次行吟至一少婦家，一時思路中斷，便匆忙步入少婦的臥室中，臥在這少奶奶的臥榻之上，冥思苦想，不覺進入夢鄉，鼾聲如雷。好在是認識的人，少婦不以為怪，還準備了茶相待，直到少婦的丈夫和公婆回家，李化龍仍在撫枕推敲，成篇才起床索筆書寫。眾人笑語，互不相疑，人稱“吟痴”。北宋文學家歐陽修自稱他作文多在“三上”，即馬上，枕上，廁上，也是動靜結合的方法，馬上學李賀，枕上學王勃，廁上學的是錢惟演，錢是北宋初的詩人，他曾對屬僚說，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還有宋綬，字公垂，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所不同的是錢宋二人是在廁中看書，而歐公是在廁所間作文。

　　此外，還有一些無法歸類的怪癖。明朝的羅犯，文章奇古險怪，構思尤為奇特。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須爬到高大喬木的頂部棲息，然後遐思天想，或關起門來獨處一室，有客於門縫中窺視，只見他容色枯槁，有死人氣。都穆請他為其父作墓誌銘，作好之後，他對都穆說：我為此銘，瞑去四五回矣。如此冥思苦索，僅此一人了。這可以稱為海闊天空與閉門造車式。

　　王安石每作文，口中嚼石蓮子，取其硬而難化，可以運思。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詩則注水於葫蘆中，滿了倒掉再注，若將葫蘆擲之於地則詩就作成了。

　　其實怪癖不怪，以上怪癖，反映出文人的不同思維方式和習慣，不值得大驚小怪。人有三種 思維狀態即睜眼思維狀態，臥思思維狀態和夢的思維狀態，動態式的構思屬睜眼思維狀態，靜態式的構思屬臥思思維狀態，如王勃，陳師道，李化龍，歐陽修的構思法二者兼而有之，此外就是夢中思維狀態，三種思維狀態各有所長，科學家的研究結果表明，最容易激發人的靈感的三大場所依次是躺在床上，步行時和在舟車上，人躺著的時候，全身處於輕馳狀態，肌肉放鬆，耗氧量少，頭部位置放低，腦血流量增加，腦細胞得到的營養充足，為思維提供了充分的物質基礎，所以精神狀態極好，腦子特別好用，是構思作品的最佳時刻。而臥著思考問題，還可以排除外來的干擾，精神專注，便於挖掘思維潛力，而在馬背舟車上思維，則界於行走與臥思之間，具有二者優勢，所以為許多人所採用。至於夢中思維，情況比較複雜，這裡就不說它了。各種思維者有各自的長處和不足，而且因人而異，揚此抑彼都是不對的，長島大學的貝格爾博士認為最佳的思維態度是躺著思考，而站著思考效果最差。其實也不能一概而論，對柳應芳、楊憶、毛奇齡、海明威來說就未必如此了。

不是文人怪癖多，是怪癖的人多，只是因為文人自相揭短、相互輕賤、相互吹捧抬愛，有的人甚至引以為傲，再加上文化掌握在“文人”手裡，受關注度也高（相對於普通人），所以很多東西就傳的五花八門、神乎其神了。

怪癖和癖好不一個概念。怪癖多是指有違常理和世規的不良愛好，多表示貶義詞。很多人把“怪癖”和“癖好”混為一談。癖好是指對某種事物的特別愛好。明末大才子張岱有句話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痴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一個人有痴迷處，才見煙火氣。一個人有自己的小癖好，才見得此人也是你我一樣的尋常人。癖好實際上是一個人異於他人、不礙觀瞻且對自身有益的獨特習慣性愛好。至於張岱的論述聽聽就好，不必以之為意。

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痴者成癖，在這方面我們要肯定，要鼓勵。上面說的張岱，他的癖好可以稱之為“怪癖”: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一個大男人好孌童，性取向不是有問題嗎？倒是和當今的同性gay文化、娘炮文化有的一拼。惹人吐槽，不喜勿噴。

李白嗜酒，蘇軾嗜美食，孟郊嗜作詩……這類癖好被傳為美談。至於愛女人小腳、愛搞同性戀什麼的就算了吧，這都不能稱之為“怪癖”了，而是“惡癖”、“變態癖”。

當然，做人有點癖好是好事，我們都不能免俗，我們提倡正向的、有益於自己身心健康的、有益於社會發展和文化繁榮的、有助於國家進步的癖好，至於“怪癖”還是透過提升個人素質杜絕為好。

從古至今，從中到外，大作家們的怪癖足以讓人捧腹不已，說起作家們有趣的寫作怪癖，例子可以說是數不勝數：

有人硬要站著創作，有人寫作必須要藍墨水，有人愛穿厚襪子，有人要大醉，有人要禱告，有人要看鏡子……

甚至可以玩笑一句——

若不養一個怪癖，都不好意思稱自己是作家。

偉大的作品或許有相似的地方，然而創作過程可謂是形成鮮然對比，

像巴爾扎克和福樓拜，他們可謂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巴爾扎克愛將自己鎖在小黑屋中創作，將百葉窗拉牢實，鄭重點燃蠟燭，在渾濁光線中天昏地暗地寫，分不清白天黑夜，晝夜顛倒，數月閉門不出更是家常便飯。

福樓拜則是一隻熱愛光明的夜貓子，他在真正的光明白天裡呼呼大睡，夜裡再起床，通宵寫作，他必須讓他房間裡燈火徹夜通明，儼如白晝，有人笑稱，他的房間是塞納河上船伕的“航標燈”。

法國作家博敘埃和盧梭則是一曲冰與火之歌。

博敘埃熱愛寒冷，他時常穿著大衣，將腦袋腦袋塞進厚絨皮帽中，也非要呆在如冰窖般的房間中創作。

盧梭酷愛炙熱，他光著頭皮，大汗淋漓，坐在烈日炎炎中，拼命創作，享受熱浪帶來的快感。

無獨有偶，關於冷熱的獨特寫作感受，不止只有他們，就拿泡腳來說，德國劇作家、詩人席勒創作時愛將腳泡在涼水中，法國作家雨果不能忍受如此，他在創作時必須要將腳泡在溫水裡。

無論冷熱，前面四位好歹是坐著的，接下來這兩位關於寫作姿勢也都顯得奇特不已，英國童話作家卡洛爾和英國女作家伍爾夫愛站著寫作，而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則愛趴著寫作。

在要用紙筆創作的年代裡，作家們對紙張的要求也是截然不同的。例如法國作家大仲馬和法朗士，像是強迫症和隨意者的對比。

大仲馬只用專門定製的方格紙寫作，不然傲嬌地不寫，他甚至要求不同文體對應不同顏色的稿紙，小說用藍紙，詩用黃紙，其他用淺紅色紙。

法朗士則遠沒有如此傲嬌，他表示人生在世隨意便好，對稿紙沒有特殊要求，從不儲存專用稿紙，隨意到手邊是什麼紙就拿什麼紙寫作，請貼和名片的背面、皺巴巴的舊信紙等都可以拿來作為他創作的稿紙。

對於多數作家來說，創作是一件私密的事，不可以公開，可也有個別作家，竟必須要到陌生環境才可以創作。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這類人我們也稱為“怪才”，怪才是指行為古怪，思想異常，卻又能發現真理的人。這類人通常行為、思想異於常人，難以讓普通人理解，是大眾議論的物件。

舉一個列子吧！朱謙之（1899—1972），福建福州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1916年入讀北京大學哲學系。1921年到杭州兜率寺出家學佛。1929年東渡日本，從事歷史哲學研究。1932年至1951年任中山大學教授。1952年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喜歡怪才。在他看來，一個時代的好壞，可以用怪才數量的多少來衡量。在《論自由》中，密爾說：“一個社會中怪癖性的數量一般總是和那個社會中所含天才異稟、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的數量成正比。今天敢於獨行怪癖的人如此之少，正是這個時代的主要危險。”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是一個怪才頻出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產生了千奇百怪的人，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朱謙之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怪人。

　　不要學位，要學問

　　1920年3月26日，北大教授胡適收到一個叫朱謙之的學生的信。信很短，怪學生朱謙之寫道：“我現在自決，從此以後不受任何等被動的考試了。因此很對不住先生，望先生原諒。”

　　朱謙之覺得考試是一種灌輸式的壓迫教育，決定放棄北大學位，反抗壓迫人的考試製度。此後不久，朱謙之在《北京大學•學生週刊》上發表了《反抗“考試”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寫道：

　　杜威先生說：現在教授的方法，全是注重記憶，注重背誦，注重考試。因為把知識看作可以灌來灌去的現成東西，所以用蠻記的法子灌進去，又用背書和考試的法子，來看究竟灌進去了沒有？來看那些被灌的兒童是否也能像先生的樣子把裝進去的東西拿出來擺架子了？美國有一種農家，養雞鴨出賣，賣的時候，常常把雞鴨吃得飽飽的，可以多賣一點錢，但是雞鴨餵飽了便不肯再吃了。所以他們特地造一種管子，伸進雞鴨喉嚨裡，但把食物硬灌下去，使他們更胖更重。現在的教授方法，就是硬裝物到雞鴨肚子裡去的方法。考試的方法就好像農夫用秤稱雞鴨的重量，看他們已經裝夠了沒有？

　　我朱謙之因受了這種啟發，現在是宣告不受任何等的“稱雞鴨式”底考試了。

民國文化怪人朱謙之：不要空洞的學位要有學問

　　朱謙之對透過灌輸方式來考察學生的做法深惡痛絕，為反抗這種教育模式，他再也不去參加任何科目的考試，主動放棄學位。

　　這一時期的朱謙之，讓他頗感困難的是生計問題。一個窮學生，在生計都有問題的情形下，身在北大卻不要學位，儼然一個怪人。但胡適似乎特別青睞這個怪人，特意幫助朱謙之找了一份半工半讀的工作。朱謙之雖然不要學位，但對學問卻非常看重。他經常去聽胡適的課，聽完之後，還時不時到胡適家中請教。此時的朱謙之，對周易哲學有很大興趣，此外，對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思想也感興趣。杜威來華時，他特地將杜威的哲學書系統地看過一遍，並寫了一篇評論杜威哲學的文章。文章寫成後，還特地給胡適郵寄了一份。

　　雖然朱謙之熱愛學問，但學問畢竟不能當飯吃。他雖然有一肚子學問，但依然生活艱難。窮困的人容易產生仇富的衝動，而要實現均貧富的夢想，最好的方式自然是革命。這一時期的朱謙之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也是一個激進的革命者。

　　智識即罪惡

　　朱謙之要革北洋政府的命，北洋政府自然要抓他。然而北洋政府統治下的笨警察沒有抓住朱謙之，倒錯把他的朋友給抓起來了。聽聞此訊息，悲憤交加的朱謙之二話不說就去投案自首了。從這一點很可以看出朱謙之作為革命者的仗義。

　　朱謙之總喜歡替人承擔罪責。1921年，胡適的朋友謝楚楨寫了一本《白話詩研究集》，希望胡適幫忙推薦一下。胡適翻看之後，覺得寫得很差，拒絕了謝楚楨。後來，易君左等人卻對這本書極盡吹捧之能事。北京高師學生蘇梅在看過這本書之後，寫了一篇文章來批評，結果卻遭到易君左等人的謾罵。一向愛管閒事的胡適忍不住批評了易君左。因為謾罵蘇梅的文章是用筆名寫的，易君左等人否認文章是自己寫的。

　　為調和胡適、蘇梅和易君左等人的矛盾，朱謙之特地找到胡適，非要給自己背上這個黑鍋不可。1921年5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今晚朱謙之君來，問我能否不登那個啟事，我把我的理由告訴他，他就不勸我了。他又說，‘我是快要出家的人了，我後天臨走時登一廣告，說（嗚呼蘇梅）是我做的’。我勸他不要如此，因為這雖是仗義，其實是虛偽。他合十贊成，就去了。”在胡適的勸說下，朱謙之最終沒有登廣告。

　　這一時期，在跟胡適來往的時候，朱謙之極力勸說胡適出來革命。當朱謙之投案自首，進了警察廳之後，警察問起他跟胡適的關係時，他還為胡適不參加革命而耿耿於懷。胡適曾在日記中記述：“到編譯所，朱謙之與郭沫若來談。謙之見我的《四烈士冢上的沒字碑歌》，大喜，以為我的思想變了。謙之向來希望我出來做革命的事業，我不贊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廳說他曾勸我革命，但我不贊成。此語外人以為是假的，其實是實有的事。”

　　朱謙之希望胡適出來領導革命，遭到拒絕，朱謙之為此無比鬱悶。不過，作為革命者的朱謙之，對於知識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此前，反抗考試製度的朱謙之，只是反抗壓迫人的考試，並不反對知識。他不僅不反對知識，他還是知識的熱烈追求者。成為革命者之後，朱謙之對知識卻充滿仇視。朱謙之在1921年發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義》一文中說：“知識就是贓物……由知識私有制所發生的罪惡看來，知識最贓物，即就知識本身的道理說，也只是贓物，故我反對知識，是反對知識本身，而廢止知識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簡直取消知識，因為知識是贓物，所以知識的所有者，無論為何形式，都不過盜賊罷了。”他還說：“知識就是罪惡——知識發達一步，罪惡也跟他前進一步。”

　　朱謙之的這個觀點似乎並沒有引起胡適的重視，不過卻遭到胡適的同路人魯迅的迎頭痛擊。看到這篇文章後，魯迅寫下《智識即罪惡》一文，諷刺了朱謙之的觀點。實際上，朱謙之的觀點在當時有一定代表性。這一點上，瞿秋白與朱謙之是一致的。

　　被“反智論”吞噬了自己

　　作為知識分子，朱謙之學問欲極強，致力於知識的追求；作為革命者，朱謙之則主張“智識即罪惡”。他的命運，似乎就隱藏在這一自相矛盾的觀點中。

　　在給胡適的信中，朱謙之雖然反抗考試製度，但他卻是用功於學問的知識分子。而當他從知識分子轉化為革命者時，對平等的追求，導致了他“智識即罪惡”的觀點。在朱謙之看來，有的人有智識，有的人沒有智識，這導致了人類的不平等。如果追求平等，那些接受過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與沒有接受任何教育的人，在人生起點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從這一思路出發，他沒有致力於讓那些沒有受教育的人去接受教育，而是認為智識成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原因，因而也就成了罪惡的源泉。他與瞿秋白的這一觀點，帶有濃厚的“反智論”色彩。如果智識即罪惡，那麼擁有智識的人是不是也充滿罪惡呢？如果智識即罪惡，那麼是不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呢？從這一點出發，知識分子的“原罪論”呼之欲出。朱謙之的矛盾之處就在這裡。

不是文人怪癖多，而是大多數的非文人壓根一點“癖好”都沒有。所以文人稍有癖好，在此等人眼中就覺得有癖者皆怪。須知，秋蟲不可以語冰。佛雲：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淺論"文人怪癖"

文人怪癖，通常是指的那些著名的古今中外文學家們那些奇奇怪怪的嗜好，表現在寫作生活的點點滴滴當中，其實是一種癖好，或者說是一種習慣，因為這些著名文豪大凡為人崇拜和敬仰，連他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好奇！也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偶像崇拜論者提出的“怪癖說"，是一種意識假說論！

縱觀古今中外文學巨匠，從這些排行榜裡，有這種怪癖的真是不少，比如，大仲馬創作時就有個習慣，黃色的紙寫什麼內容，紅色的紙寫什麼內容，藍色的紙寫什麼內容等。還有雨果寫作時喜歡腳泡在溫水裡，席勒喜歡腳泡在涼水裡，海明威喜歡站著寫，馬克.吐溜喜歡趴著寫，巴爾扎克喜歡黑夜燭光寫，福樓拜也是黑夜裡寫，……這些特別習慣式的寫作興趣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不勝列舉！

說了國外，再回頭看中國文學史上這些文學家，詩人文豪及文化大亨們也有著口口相傳的、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怪癖，譬如說，赫赫有名的詩仙李白，臨作必有酒，人人盡知曰：李白斗酒詩百篇！蘇軾，蘇東坡更是對酒當歌，每寫作，必先吃酒，然後矇頭而臥，醒來一揮而就！可謂酒夢出大文學家，多少不朽作品，就是這樣催生出來的！

再譬如說，被譽為詩鬼的李賀，騎吟詩稿，每得一句，便書寫紙片，然後投入袋中，回家取出一路所寫“卡片"，不朽之作新鮮出爐，泛著歷史紅光！還有一位行吟詩人，名謂賈島先生，騎驢創作，因為"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舉棋不定，猶豫不決！沉吟不已的時候，一下子撞上了迎頭馳來的官轎，引發了"交通意外"，人家隨從問罪賈島，喋喋不休，轎內要員見狀，款款下轎，問明緣由，噢，原來如此！看到賈島為難，便幫忙分析問題：究竟是用“推"好呢？還是“敲"好？來人沉吟片刻，於是拿出方案：敲！賈島一下子頓開茅塞：高明！於是漢語詞典裡便多了一詞：推敲！欲問來者何人？唐宋八大家中的一家：韓愈！

還有更多數不勝數的文化名流的關於怪癖的例項，林林總總，篇幅有限，不能盡言！

回頭縱論文人“怪癖"，已初見端倪，躍然筆端。

怪癖者，見怪不怪。不難發現，這些所謂的怪癖，其實是一種習慣性的工作或寫作方式，也即今日的興趣或愛好習慣類相關話題，只不過在傳統的社會意識形態裡，對文人墨客的一種淺薄的話語評論，在這裡筆者似乎更有進一步的理解和認知，作出以下結論，給這些文學大師更全面的正名，以正視聽：

第一，所謂"怪癖"，其實在解密這些文學大師的創作模式，或者說是工作即勞動和寫作習慣，這是很寶貴的興趣寫作狀態，筆者稱之為"興趣寫作模式"。

第二，"怪癖"一說，是意識誤讀，含有淺意識偏識成分，視為對文學大師的不理解，如果真正用仰視的心態去看這些"怪癖"，那就是換位表達了，應稱為積極興趣投入。

第三，"怪癖"是文人的思維模式定格，是很珍貴的思維工作方式，簡稱有效思維模式，或成功思維模式。

第四，"怪癖"解碼文學大師們，如何艱辛忘我的寫作狀態，上下求索，語不驚人誓不休！

第五，呼喚文人迴歸。多一些理解，包容，給一片晴空，必將還之以光芒！

第六，揭密天才出於勤奮！從"怪癖"看文人及文學天才，他們的成功是嘔心瀝血，用勤勞和汗水換取的！

綜述，在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復興夢的新時代，文人應砥礪前行，一馬當先，責無旁貸的高舉文藝復興的大旗，復興在望，捨我其誰！堅定不移，奮勇創輝煌！

一點淺識，與大家共享，請幫助指導。

我認為有人認為“文人怪癖多”是有一定道理的。主要表現在大多數文人在性格和處理事情方面有與眾不同的地方。一是大多數文人性格偏內向，遇事是先動腦筋，後解決問題。此如在社會上遇到的諸多糾紛中，很多人都喜歡衝動而採取先下手為強，結果只會加深矛盾。而文人出面，大多數都是採取以和為貴的原則，以理服人，偱循善誘，最終解決了糾紛，皆大歡喜！二是很多文人往往深藏不露，讓人費解。比如三國時期的諸葛亮，雖然滿腹經倫，卻深藏不露，直到劉備三顧茅蘆，張飛一把火燒了他的茅舍，他才肯出山輔劉，後來屢立戰功而名傳千古！三是很多文人的生活興趣有點怪癖，讓人費解，比如古時代的羌太公釣魚，他是“直中取，莫從曲中求，願者上鉤”竟成了千古流傳的故事，後來才有“羌公八十遇文王”之說。

當今社會大多數人都是注重物質金錢的追求，而熱衷於對金錢的角逐行列之中。有幾個人能理解文人的寒酸之處呢？又有幾個人能理解文人的深藏不露、循循善誘的美德呢？他們不理解文人的內心深處藏的是什麼東西，不理解文人以理服人的處事風格。更有甚者還有人認為文人就是“愚腐”，不屑一顧……。所以自然就產生了：有人說“文人怪癖多”的現象了。

其實不止是文人怪癖多，大家想想身邊的人就知道，不管是什麼行業什麼身份，多多少少都能想到些他或她的怪癖。那為什麼普遍認為文人怪癖多呢？主要還是因為：

一、文人自己有很多發聲的機會，會主動把自己的怪癖展露給大眾。尤其是古代的文人，比起同時期的其他人，他們有作品傳世，他們中有些愛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的會把自己的怪癖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從而為人熟知。席勒喜歡爛蘋果，好好的蘋果故意把它放壞，放在抽屜裡，聞著爛蘋果的“芳香”，能夠為他的寫作帶來靈感。那麼，我們是怎麼知道席勒這個怪癖的呢？是席勒的好朋友歌德告訴大眾的，記錄在《歌德談話錄》上的是這麼一句，“爛蘋果那種氣味，對席勒有益，對我則像毒藥”。《洛麗塔》的作者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在接收一家雜誌採訪時被問起“作為一名作家的主要缺點”時，他的回答裡有一句“無法用任何語言恰當地表達自己，除非我在浴缸裡，在我的腦海裡，在我的書桌邊創作每一個該死的句子”，大眾因此知道了這位作家有在浴缸裡爆發創作靈感的怪癖。

二、古時人們對文人比較重視，喜歡關注他們的一言一行。除了正史，民間小說或者傳奇畫本里也會把文人的一些怪癖濃墨重彩地描述一遍。就像如今社會，明星們比較吸引大眾的目光，他們的一言一行有狗仔或粉絲關注，加上媒體的報道，他們有什麼怪癖就比起其他行業的人更容易為大眾所熟知。《新唐書》記載了詩人王勃的創作方式：痛飲、大醉，醒後大筆一揮，成就文章。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喜歡驢叫，很特別吧？如果不是曹丕在王粲的葬禮上號召大家“仲宣平日最愛聽驢叫，讓我們學一次驢叫，為他送行吧”，我們怎麼知道驢鳴送葬的佳話。

三、文人們都是思想駕馭者，比起普通人，他們的內心世界更豐富，體現在舉止上有一些特立獨行也就不奇怪了。看到《人魚小姐》裡的馬瑪琳只要穿上婚紗就能文思泉湧，觀眾們會心一笑。特別的人都很可愛。

聽不得金屬刮金屬的聲音啦，走路的時候不想踩到線啦，一定要按照節氣增減衣物啦等等，我們普通人的怪癖也不少。大家可以分享下開心開心。

第23個問題，為什麼說文人怪癖多呢？我不這麼認為，因為你所學的東西沒有文人多，你的精神竟界達不到文人的層次，他們高瞻遠矚，而我你只能在山角下只能仰望高山，只是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而已。

世人都言文人怪癖多，卻從不理解文人為何有此怪癖。

但凡文人吟詩作畫，或以景抒情，或以物言志，都不離其怪癖左右，此怪癖應以個人喜好理解為宜，這和我們有個人喜好是一個道理。玩味久了對某一事物情有獨鍾，感悟其靈性，品味其高潔，相比較於凡世間的庸俗不堪，歪風陋習，方感嘆情有獨鍾之物之獨善其身，愛梅者頌梅之傲骨，喜竹者詠竹之清風亮節，鍾蓮者誦出汙泥而不染，凡傳世名篇大都與怪癖有藕斷絲連之情愫。

古人愛物，玩物、品物，無不以情有獨鍾之物以知己地位相提並論。天下能有一人成為知己，就可以沒有遺憾了，不僅僅只有人會這樣，萬事萬物也是如此。

人與物互為知己，美名流傳者，歷來所聞不鮮與耳。如陶淵明獨愛菊。梅花與和靖是知己；紫竹子猷兩相知；濂溪非蓮花不愛；避秦人獨喜桃花；董奉唯杏樹最愛；米芾伴石以眠；屈原至於香草獨鍾；懷素寄情蕉葉獨愛；瓜可迷惑邵平？雞欲迷亂處宗？昭君懷抱琵琶終身不獨行。人與物，物與人，相互一旦成為知己，便永遠不更易。

真正稱的得上怪癖的不是絕對的沒有，如秦始皇與泰山松，衛懿公與春秋鶴，他們之間的恩寵相知只能說是鶴與松的不幸了。

怪癖或者稱個人愛好這種行為，也可以理解為一個人的未被大眾熟知的內心世界，其感情寄託的主體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流露出來的真實感受，見著於筆端，流芳於詩詞歌賦，樂章歌謠，造福於世人文化生活，難道這一切沒有怪癖之勞苦嗎。

怪癖也罷，喜好也罷，總之人是一種奇怪的高階物種，走不同的路，就會有不同的人生軌跡，功過對錯，走過了，有貢獻，有收穫才無悔於自己的痴迷。

文人怪癖多，這一詞個人覺得用在文人身上倒也貼切。

按照我們理解的意思，文人必是學識豐富之人，對於個人的思想感情要比不是文人的人來的重視的多，縱觀古今中外，學者、思想家、教育家……都無一不是文人，文人大多專注於自身修養的提升和品行的錘鍊，這裡講的修養和品行，並不是大家所認為的那樣，好客、熱情、謙虛、這些可能不在文人騷客之間認同，因為當一個人在個人的精神世界中暢遊的時候，是很難顧及到他人的感受的，所以也就有了怪癖一說。

文人的行為怪，這裡的怪我們可以統稱為異於常人的行為，因為異於常人，所以我們認為他們的怪癖多，文人大多喜歡詩詞歌賦、風花雪月、然而這些確實他們消遣自己才情的一種方式，因為他們這些人本就善於此道呀。

不是文人怪癖多，而是文人怪癖曝光率大，有點啥的都能廣為人知。其實作為一個人，不管誰或多或少有一點怪癖。文人作為公眾人物，自古以來備受關注，讀書人千百年來的八卦與說書，而且在歷代的各種筆記與小說中各種小繹中常常被塑造出來的狗血劇情。這樣盡大地滿足人們的好奇心，說的玄乎其玄的，自然就被無限放大，人盡皆知了。

我認為，文人思想敏銳，心思細膩，在某個專業非常深入，造成與非同類人的差異巨大，很多人不明白他們所在的位置和感想，所以用“怪癖“為文人定位。其實是無法理解、無法共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