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由於看不慣當時官場的黑暗，不想與貪官同流合汙，所以毅然決定歸隱田園，每天過著清閒的平民生活。對於他隱居這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隱居這件事，一般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1、積極態度：他為了不與那些貪官同流合汙，於是歸隱田園。不追求榮華富貴的生活，淡泊名利，反而鍾情於平淡的生活。

2、消極態度：他不敢單獨於官場上的貪官對抗，不敢指出官場的黑暗，只是對這些不好的東西視而不見。他選擇了逃避，選擇遠離官場，到民間過平淡的生活，不想與貪官公然對抗，為百姓謀取福利。

與今天焦慮的人們談論悠閒是奢侈的，這種稀有的心境似乎只存在於遙遠的古代。

悠閒，悠悠然的閒適，悠然自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心情怡然、無憂無慮地在籬下采摘菊花，不經意抬起頭，南山美景映入眼簾。這是何等的自然而然、超凡脫俗！

如果是“望南山”就索然無味了，“望”說明在動腦筋，是刻意，類似於今天喜歡旅遊的人們，到處看風景拍風景，這就沒有什麼境界可言了。

為什麼說悠閒是一種極高的境界呢？因為它是一種心境，也許大家會說：誰不喜歡悠閒呢？我也想悠閒哪。其實不然，一般人理解的“悠閒”只是玩樂或只是一種放鬆和休息，它往往與操勞和焦慮有關，一旦玩夠了或休息夠了，立即會感到空虛、孤獨、擔心。比如七天的假期很舒服，七年的假期呢？即使給你吃穿，不用像莊子那樣上頓不接下頓，你一個人待在家裡待得住嗎？那些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衣食無憂，為什麼不悠閒地待在家裡玩耍，還要出來闖禍呢？

悠閒是人們心靈的嚮往和追求。陶淵明用一生詮釋了自由和快樂的意義，也解釋了什麼是真正的“悠閒”。

他五次棄官不做，迴歸家鄉種地，最後一次是41歲時做彭澤縣令，上任僅八十餘日就解印掛職而歸，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在四十四歲時，“草屋八九間”被一場無情的大火燒光了，他一貧如洗，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即使到了這樣的處境也沒有動搖他歸隱的想法，親友再三勸說也無濟於事。這種事情在今天的人看來是不能理解的，當個縣長有權有錢，吃喝玩樂有什麼不好呢？這就是境界問題了，因為在陶淵明看來，與其當官“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不如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閒適優雅。心靈的快樂讓他忽視了生活的艱苦。

陶淵明棄縣官不做，寧可做農民。莊子拒宰相不做，寧可餓著肚子在泥濘裡自由地打滾嬉戲。這一點與莊子相似。但是，相似不是等同，其實，在人生境界上陶淵明與莊子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也可以說是天壤之別。為什麼呢？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陶淵明的思想。

陶淵明和夫人翟氏，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維持生計。結果一場無情的大火讓他一貧如洗了。但他即使到了借錢度日的程度，依然堅持自己的追求。有一老人攜酒登門勸其出仕並說道：你如此清苦，現在大家都在混，你又何必有官不做呢？陶淵明說道：“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他說，謝謝老先生來勸我，我呀，天生不合群，升官發財的技巧我懂，但我不能違揹我心啊，來來來，喝酒吧，我是決計不回去做官的。

為什麼陶淵明這樣“固執”呢？陶淵明的歸隱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從外部看，魏晉亂世，政權更迭頻繁，文人出於厭倦和自保開始崇尚道家，清談成風，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難得的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老莊哲學在魏晉變成了一種生活狀態，道家的美學思想是魏晉風度的根源，人們追求老子所說的美在於體驗、感悟、天人合一，獨與天地相往來，道法自然。

魏晉的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忘我，不刻意，不人為，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人生的最高追求。可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美麗的大自然和名士們的心靈交融在一起，竹林七賢、二王、王謝世家從陶淵明的眼前從容走過。這一切與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不無關係。

但是，他歸隱的根源還是內在因素，是本性使然，詩人吟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本性愛丘山所以無法適俗韻了。他認為‘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亂世的俗，既不肯適，又不能抗，那末，順適本性也就成為唯一可走的道路。當初的出仕既有儒家文化的影響也有自己謀生的需要。他在《歸去來兮辭》的詩中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不願違背自己的心願。他在《詠貧士詩》裡也說，安貧與求富兩個念頭，常在胸中交戰，安貧樂道的念頭，總是處於戰勝者的地位。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高士面對物質與精神生活發生衝突時，往往會服從精神上的要求。精神上享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物質上餓肚子也就不在乎了。最難得的是他能將躬耕勞苦、飢寒交迫的生活和清靜恬淡堅貞不移的性情相融合，創作出處處見真性情，處處見真生活的詩文。他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而他的散文和辭賦實不下於他的詩歌。特別是《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和《歸去來兮辭》，這三篇最見其性情和思想。歐陽修評價道：“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詩人常常將菊花素雅，淡泊的形象與自己不同流合汙的志趣十分自然地聯絡起來，以致後人將菊花視為君子之節，逸士之操的象徵。

他是真隱，他‘拼卻一生休’實現自己的精神追求，他視仕宦之途為樊籠，而回歸自然是他心靈的渴望。他年輕時的志向是“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在與自己心靈的反覆對話中，對人生的本質漸漸有所認識。他是反覆思考後的歸隱，所以是真隱。而那些走“終南捷徑”的人則是把歸隱作為當官的手段，所以是卑劣的假隱。

迴歸自然是陶淵明的一種人生選擇，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心遠地自偏就是他智慧的寫照。《桃花源記》是陶淵明代表作之一。他虛構了一個與汙濁的黑暗社會相對立的美好社會，以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美好品德。是他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

他的這種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態度和貧賤不能移的精神讓後世的人們紛紛追慕他，效仿他。梁代昭明太子蕭統對陶淵明的詩文愛不釋手，推崇備至，親自為陶淵明編集、作序、作傳：“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

李白、杜甫、蘇軾等傑出的詩人都對陶淵明仰慕不已。歐陽修說：“吾愛陶淵明，愛酒又愛閒”。 白居易在《效陶潛體十六首》中寫道：“先生去我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宋朱熹的《朱子語類》裡說：“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卻簡古。……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

梁啟超評價陶淵明時曾經說：“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笑。”

大家這麼喜歡陶淵明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悠閒和自由是人的本質需求，但為什麼人們只是羨慕陶淵明而自己做不到呢？這就是所謂的“本欲起身離紅塵，奈何影子落人間。”了，脫俗難哪！李白一直有陶淵明情結，他的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顯然來源於陶淵明的“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李白的一生是糾結的，心裡嚮往自由自在，現實中卻在委曲求全，所以，他是痛苦的，正是這種糾纏在心中的痛苦讓他對陶淵明羨慕不已，也欽佩不已。大家要看到，以李白的浪漫而狂放不羈的個性尚不能超然物外，可見真正的“平淡、樸素、淡定、從容、安貧樂道”何其難！現在人們動輒就說放下，世間幾人能真正“放下”？

悠閒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快樂，沒有對人生的通透領悟是達不到悠閒境界的。它是解脫：“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它是心靈的歸屬：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它也是快樂：“快活不知如我者，人間能有幾多人？”

像衝破籠子的鳥兒迴歸森林，如魚得水一般。

悠閒，悠悠然的閒適，這是一種心境，假如一直讓你在家閒著，誰能挺得住，陶淵明挺住了。

其實陶淵明並沒有你想象的那麼瀟灑……

他曾寫道：“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慄。”

他有五個傻兒子，每一個都需要他盡心撫養。

他曾寫道：“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

生活沒有多少詩意，只有早出晚歸的疲憊。

他曾寫道：“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即使每天努力耕耘，田裡依舊不長莊稼。

現代人沒有辦法理解他這種生活，或許是一個人發自內心的選擇，才會心甘情願長期受這種苦吧。

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做法，除了佩服，就是羨慕！

選擇怎樣的活法？是每個人的自由。但有幾人能如陶淵明，有勇氣用行動去實踐自己想要的生活？

佩服他的率性和灑脫！

據記載，陶淵明至少有兩次炒政府、炒上司的“魷魚”。要知道，在東晉末年的動盪時代，能在當時的政府部門謀個鐵飯碗，不容易！他倒好，留下一句“不為五斗米折腰！”，甩手就走，至少有一次還是在擔任縣令才不到三個月的任上。何等率性和灑脫！

要知道有多少人為進入政府部門，買官、捐官！有道是“一字入公門，九牛拉不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陶淵明對此卻不屑一顧！真正的超然物外，叫人不佩服都不行。

羨慕他的家世背景和才華！

陶淵明乃東晉名臣陶侃之孫，應屬於上流社會階層。由此可推測，他的家裡還是有些積蓄的。至少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或許這也是他敢甩手不幹的底氣所在吧？

羨慕！我等無產階級，又有多少人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陶淵明是歸隱後，寫下了許多著名的田園詩，流傳千古，為後人津津樂道。被尊稱為“田園詩派”的鼻祖。

羨慕！正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應該說我們每個人都是想做陶淵明，但幾乎百分之百的人做不了陶淵明，就連“世界這麼大，我想去看看”，也沒有勇氣做到。所以對陶淵明我只有羨慕佩服嫉妒恨！

一是他能做官發財（發財，不用貪汙受賄，他的俸祿就足以讓人豔羨，據估算相當於現在月薪六萬元），但他把官與財看做如糞土，棄之如敝履，瀟灑！現在月薪五六萬的人有幾個主動辭職的？恐怕受點氣就受點氣，自我安慰一番罷了。

二是他有才，然後自已創造條件去展示。如果他不辭職歸隱田園，中國文學史上可能就少了一個天才田園詩人，中國文學就少了濃墨重彩的一頁。現在我們拿高薪的人即使有勇氣辭職，辭職後怎麼辦？恐怕只能是做一介草民，泯然眾人矣！所以現在有人說平臺很重要，你本事再大一旦離開了平臺你將啥也不是。

三是面對落差極大的生活他安然接受，即使住在鬧市他也“心遠地自偏”，從心理上真正做到“隱居”，官位、權勢、財富都誘惑不了他，他就是要活出自已，為自已而活。這樣的生活試問從古至今有幾人？

當然，隱居田園，是避世行為，是消極人生。大多數人想：你有本事隱居田園也能生活，你的後代呢？你不為你的後代想想？大家如果都做了陶淵明這個社會怎麼辦？

這讓我想起林則徐說的：“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兒孫不如我給他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假如世界上人人都做了陶淵明，那麼這世界就成了大同世界！所以，如陶淵明這樣做人瀟灑走一回，只能讓咱一般人羨慕嫉妒恨！

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

一、陶淵明本性使然，

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徵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閒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於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計程車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

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係。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而最終掛官歸田。

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願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

二、社會現實使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

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表明了他並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勳之後，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盪：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

陶淵明的田園歸隱，其實和後世的歸隱有著很大的不同。

他並不是因為官場的失意而心灰意冷，而是因為自身的名士習氣受不了官場的桎梏。

陶淵明出身官宦，不是寒族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確切來講，是東晉末期，南朝中宋朝前期，正好是“九品中正制”成熟的階段。

因為對人才評定的標準掌握在氏族門閥的手中，所以像鮑照等有識之士往往得不到晉升的空間，反映在詩歌中就會出現“厭世”的情緒。

陶淵明的詩歌也流露出這種情緒，但如果仔細對比就會發現，他的歸隱並不是因為沒有晉升空間，而是因為他不堪忍受官場的習氣。

陶淵明，也稱陶潛，他的出身並不低，在當時也算貴族。

據說曾祖父是陶侃，東晉名將，但即使不是曾祖，陶淵明也和他有著很近的親屬關係。其外祖父是孟嘉，是陶侃的女婿，自然不是寒族；他的祖父做過太守，出身都是貴族。

所以，對於陶淵明來說，困擾了很多寒士的出身問題，在他這裡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他有著做高官的資格，並且也有在很大的可能性。

所以，陶淵明的遁世不是因為官場上的失意，這是非常明顯的事情。

陶淵明的名士思想，與前代有著很大的不同

魏晉南北朝是盛產名士的時代，陶淵明的祖上多名士，在其身上自然也有著很深的名士風流。

這一時期的名士，比漢末、兩晉時期有著很大的變化。

之前的名士，比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賢”、禰衡、邊讓、諸葛亮等人，他們是有著很鮮明的政治理想的。

這個時期的名士，不論能力如何，但總歸是有著濟世安民的理想存在，很少有隱遁之人。像諸葛亮隱居隆中，同樣自比“管樂”，就是在向整個社會宣告自己“出將入相”的抱負，以求待價而沽。

但是，陶淵明生活的東晉末年，天下分裂嚴重，朝代更迭頻繁，這背後其實就是短暫的和平和短暫的戰爭交替的過程，自永嘉南渡之後，中原王朝第一次被少數民族趕到了南方，不得不接受偏安一隅的現實。

在初期還有這收復失地，重回中原的雄心，但陶淵明所處的時代已經是東晉末期了，北伐的戰略早已宣告破產，東晉王朝也處於風雨飄搖，時代動盪嚴重，人民生活流離。

所以，陶淵明等名士思想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他們不再強調自身的政治理想，而是更為深入地耕耘自身的精神園地，以此來逃避現實。

從陶淵明的作品來看，他歌詠的往往是古代英雄的氣節、俠義，抒發的是對官場黑暗的厭惡，但鮮有表示對這一現狀進行改革的想法。

所以，陶淵明的隱逸是對官場的厭惡，而他對隱逸生活的喜愛，也同樣來自於對官場的厭惡。

陶淵明的隱逸行為，對後世造成了兩個重大影響

陶淵明的隱逸生活，主觀上是為了躲避官場的黑暗，客觀上成為了高潔的象徵。所以後世的文人用陶淵明的事例來激勵自己。

這時候就出現了兩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第一，表達對官場的厭惡，往往會連帶著表達對田園的喜愛，反之亦然。

前者如王維，常年混跡官場，但歌詠山水的佳作極多，他透過表露對山水的嚮往，以此來反襯對官場的批判。

後者如宋方壺，元末明初的一位隱士，來看他的一首小令《山坡羊·道情》：

青山相待，白雲相愛，夢不到紫羅袍共黃金帶。一茅齋，野花開。管甚誰家興廢誰成敗，陋巷簞瓢亦樂哉。貧，氣不改；達，志不改。

他寫自己對於山水的喜愛，不純粹地寫山水，一定要寫“夢不到紫羅袍共黃金帶”，一定要寫“貧達”的對比。

這就說明，他們對山水的喜愛並不純粹，更多的側重其實還是在對官場的不屑或不滿。

第二，文人官場不得志，就學習陶淵明隱逸。

陶淵明的隱逸和官場失意無關，只是因為自身的名士性格不喜歡官場的作風，但是後世文人往往自動忽略了這一點，只通過他的事蹟來表露不在官場同流合汙的氣節。

所以，官場上不得志，就一定是官場上小人當道，自己因為品行高潔所以遭受排擠，並不會去反思自身能力的問題，這就成為了古代很多“詩人”的通病。

陶淵明的隱逸，其實只是自身性格使然罷了，在富足生活與心意順暢之間，他選擇了後者。而因為官場失意而“隱逸”的說法，只不過是後人給自己找到的一個理由而已，目的還是為了表示自己的不滿。

如此一來，陶淵明只需要有隱逸的行為即可，具體的原因並不重要。

陶淵明的歸隱田園非其本意，而是迫於時勢所遏而不得不為的無奈之舉！因為在傳統文人的心目中，“學而優則仕”一向是其最高的人生理想與追求！

而作為東晉時代的傳統文人之一的陶淵明自然也不會例外！到令底是誰迫使陶淵明不得不離官場而去？從而放棄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又是誰讓傳統文人心中那種“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化成了一灘泡影？

不僅是東晉時代那汙濁的官場！更是東晉王朝朝政的腐朽！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一種頹廢虛榮而又腐朽浮躁的社會風氣之形成，絕非一日之功，而是因為長期的麻木不仁以至於令人浸淫其中而不自覺，久而久之自上而下的頹廢便已經積重難返了！

那麼尚且擁有著傳統文人良知的陶淵明，在面對著如此庸闇的官場風氣時，又豈能沒有三觀不合之感？而當一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雖然正確但卻不為主流社會所認同時，他除了採取消極避世的態度，又能怎麼辦呢？難道可以讓陶淵明以一己之力去力扭乾坤嗎？這未免也太不現實了！

故而不是陶淵明不肯為"五斗米折腰"，也不是其認為的“覺今是而昨非”，而是東晉時代的腐朽不堪，迫使其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轉而採取了“採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的消極遁世態度！

陶淵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潛，私諡“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人。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

隱居田園，是一種生活方式，純粹就是個人的偏好，一個選擇。僅僅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而已。

只不過在這些人中，陶淵明的隱居田園詩寫得最好，好像是其境界很高。其實未必如此，要說清這個問題，就必須把他的詩和隱居田園這個事分開來說，才說得清楚。

現在的許多人退休之後，遠離城市的喧鬧，去鄉下偏僻、安靜的地方弄塊地，建幾間房子，休閒一下，過著候鳥式的生活。

今年情況特殊，出現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取消了春節走訪。但往年豹眼總是與一些曾經在西北、京城工作過，目前已經離、退休後回到老家定居的親戚、朋友聚會。

他們也自詡為喜歡這種田園生活，不喜歡喧鬧的都市。

看到了題主這個問題，就此說一下隱居田園的看法吧。

從現在自以為是隱居田園的那些人生活方式來看，他們既沒有脫離現代的文明，比如購物、醫療、旅遊等，都一樣不少地與社會聯絡在一起，更沒有排斥與社會的交往。

涉及到具體的一些人，豹眼就不多說了。他們的一切行為，僅僅就是居住在鄉下。許多人在城市裡還有房子，時不時會去居住一段時間。

這種田園式的生活方式，無論是不是隱居，都是人生最高的生活追求。

他們也在寫一些老幹部體的詩詞、書法、繪畫，許多人的作品還一紙難求，許多人也以能夠得到一紙為榮。

至於隱居山野的高士，不是這個情況，不在此話題之內。

那麼，陶淵明隱居田園，也不是隱居高士，那又是一個啥情況呢？

第一，陶淵明的老幹部體，自然好很多，不是一般老幹部可比。

第二，陶淵明沒有離、退休金，生活沒有保障，一日三餐比較窘迫。

陶淵明二十歲就出仕了，但政治是有規則的、有紀律的、有束縛的。他受不了那個約束，於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也就歸隱田園。

這種歸隱不是與世隔絕，依然與塵世往來。陶淵明的好友顏延之來看望他，給他留下二萬錢。陶淵明全部把錢送到酒家，以便以後去拿酒方便些。

總而言之，時代不行哦。

因此，在豹眼看來，隱居田園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有的人喜歡熱鬧，有的人喜歡恬淡，都是自己的選擇。是一種境界，但也沒法說境界高與低。

不與世俗同流合汙，是境界，但也是一種逃避。

正因為社會存在不足，才需要有人去改變。都在逃避，那麼社會不就更加汙濁了嗎？

豹眼很喜歡這種生活方式，但依然認為這是消極的處世方式，不贊成大眾效仿，僅僅是作為小眾的生活情趣為好。

陶淵明歸隱田園，是對東晉政治腐敗和官場黑暗無奈的抗爭，他即不能在政治上實現自己為國為民的抱負，又無力改變東晉官場的腐敗黑暗形勢，因此在心灰意冷之下，深受魏晉之風影響的陶淵明，逐漸遠離俗世，嚮往飲酒和縱情山水的自由生活，從而歸隱田園。簡要要析如下：

一、面對東晉末期腐敗黑暗的政治環境，陶淵明立下了濟世救國的宏願。

陶淵明，名潛，自號“五柳先生”，是東晉末期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後世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如果論出身，陶淵明雖然比上不足，但比下還是綽綽有餘的。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東晉初名將，被封長沙郡公，他的祖父陶茂當過武昌太守，父親陶敏當過徵西大將軍桓溫的掾屬，母親孟氏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

祖上都當過官，陶淵明身為東晉元勳之後，地位雖不如南下名族高貴，也是潯陽的大族，在東晉九品中正製取士的制度下，還是佔些便宜的。只可惜陶淵明八歲時父親去世，少了頂樑柱，家境逐漸沒落，日子也漸漸變得清貧起來，自然就享受不到好出身帶來的政治福利。

即使面對這種局面，陶淵明也沒有間斷過學習，不斷提高文學的修養，他有悲天憫人的性格，也有心存報國的偉大志向。除此之外，陶淵明還受到道家思想的薰陶，喜愛大自然，堅守著自己內心的一片淨土。

《陶淵明集箋註》：自幼修習儒家經典，愛閒靜，念善事，抱孤念，愛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

二、陶淵明五仕五隱，對政局徹底的絕望。

少年時陶淵明所處的時代，君主昏聵，國運衰弱，陶淵明心中充滿了為國為民的報負。在他二十歲時，便離開家鄉，開闊眼界，結交士族，以謀生路，開始了遊宦生涯。陶淵明從20歲離家，到41歲歸隱田園，共經歷了五仕五隱。

第一次出仕，陶淵明已經29歲，在王獻之任下當江州祭酒，這是主管一州教育的行政官職，按說是很清貴的，只可惜陶淵明看不慣江州官場的齷齪，又忍受不了官場的繁文縟節，雖然王獻之很看重他，願以主薄之位相待，可他還是辭官而去。

第二次出仕，是公元398年，陶淵明34歲，他加入了大將桓玄的帳下，做了一名幕僚。桓玄是大司馬恆溫的兒子，權傾朝野，陶淵明只在他手下幹了一年，便因為母親去世回家丁憂，因此也避開了桓玄篡位被殺之危。此時的陶淵明對權臣、軍閥霍亂朝政非常的痛恨，已經萌生了歸隱田園的念頭。

第三次出仕，是公元404年，陶淵明40歲，由於身處亂世，丁憂期滿的陶淵明仍對仕途報有幻想，還滿懷昂揚的進取之心和功業之志。這一年，他出任了鎮軍將劉裕的參軍，說實話，陶淵明這一步棋走的是非常對的，劉裕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打敗了謀權篡位的桓玄，又平內服外，代晉自立，建立“劉宋”，被史學家譽為“定亂代興之君”和“南朝第一帝”。

如果陶淵明一直跟著劉裕，說不定就會實現自己的報國志向，可惜他看不到大將劉裕後來竟然成了開國之君，開創了“元嘉之治”。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陶淵明身為晉室子民，看出了劉裕有推翻晉室的謀劃，不願意為虎作倀，所以才辭職歸隱。

第四次出仕，是公元405年，陶淵明出任鎮軍將軍劉敬宣的參軍。這時的陶淵明心情是十分複雜和矛盾的，他即想在仕途中一展抱負，又對山水田園無限眷念，左右矛盾的陶淵明沒幹多久，又辭職回鄉了。

第五次出仕，是在公元405年8月，任彭澤縣令。這一次陶淵明不矛盾了，他有明確的目標，就是為了掙縣令這份俸祿，因為家裡已經窮的揭不開鍋了，老婆孩子吃了上頓沒下頓，作為一家之主的陶淵明實在是沒了辦法，不得不出仕。可這一次，陶淵明乾的時間更短，到任八十一天的時候，碰到潯陽郡派遣督郵來檢查公務，這位督郵粗俗而傲慢，要陶淵明去拜見，陶淵明不肯趨炎附勢，又忍受不了這種假號施令之人，於是長嘆一聲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於是脫去官服，封好官印，辭官回鄉去了。

這一次辭官，陶淵明就徹底死了出仕之心，從此開始了歸隱生活，直至生命結束。

三、此去田園遂心願，一別兩寬意不煩。

被出仕之心壓抑了四十年，一路跌跌撞撞，陶淵明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他明白嚮往田園的自己不是做官這塊料，他也清楚官場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這下好了，徹底放下了出仕的心，順遂了自己歸隱山水國園的願，陶淵明心裡覺得無比的舒暢。正應了陳繼儒在《幽窗小記》中的那句話：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雲捲雲舒。

陶淵明歸隱田園以後，他過著農民式的傳統生活，“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是他必須要乾的工作，而“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結果則是對他自己稀鬆的務農技術的自嘲，雖然生活上十分艱辛，可陶淵明的內心是平靜的，對生活的現狀是能適應的。生活上的疾苦對他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再也不受紅塵俗事的紛擾，可以隨心所欲，讀書寫文，喝酒彈琴，從此寄情山水田園之間，放飛自我，與世無爭。

《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處在這個時期的陶淵明，已經真正的迴歸了自己的本心，可雖然他已遠在江湖，可國家政事還是傳到他的耳朵裡。公元420年，在陶淵明歸隱田園十五年以後，自已曾經效力的將軍劉裕替代東晉，建立了劉宋。陶淵明無法改變時局，也不願干預這種現狀，他藉助創作來抒寫情懷，創造了一個心中理想的世界，一個與現實黑暗社會相對立的美好世界，以寄託自己的理想與美好願望，於是他寫下了著名的《桃花源記》。《桃花源記》描寫了一個美好的世外仙界，在那裡生活著的一群普普通通的人，他們的生活寧靜、和平、幸福，這是陶淵明歷經辛勞困苦之後，想像出的廣大人民的出路和幸福，這是陶淵明理想中的最美好的社會。

《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綜上：擁有“大濟蒼生”之志的陶淵明，面對極端腐敗的東晉王朝和連年的軍閥混戰，加上繁重賦稅徭役和門閥高族對普通士子的壓制，性情耿直的他不願卑躬屈膝攀附權貴，他用酗酒壓抑自己心中的苦悶，用詩詞文章對抗黑暗的社會現實，用幻想營造自己心中的美好家園，歸隱田園的陶淵明是無奈的，雖然他沒有享受富裕的物質生活，但在精神上，陶淵明得到了簡單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