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在秦朝建立統一王朝之後的歷朝歷代，皆為國之“要政”。漕運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含義，主要指中國古代各王朝透過水道將各地的糧食等物資運至京城，以滿足官俸、軍餉和宮廷的消費。不過，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自身功能的拓展，漕運的含義也有了更為廣泛的社會性。漕運是集權政治和小農經濟結合的產物。中國古代，統一王朝的建立，導致統治格局的重大變化，即全國性統治中心的確立、從中央到地方官僚體系的形成、龐大軍事體系以及全國性社會秩序的建立。這一變化促使王朝必須建立一個有序的、有保障的、以糧食為主體的物資供應體系。然而，以農立國的經濟特性，使得統一的集權王朝在建立物資供應體系時，不得不面對廣泛而分散的小農經濟。集權政治有效地使小農成為賦稅與搖役的雙重負擔者，成為國家的生存基礎。這是漕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動因。作為一項大型的糧食徵運活動，隨著漕運制度的不斷完善，規模不斷擴大，用途日益廣泛，漕運的社會意義與社會功能也越來越突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漕運重心的演變，反映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變化格局；二是漕運與中國社會形成越來越緊密而廣泛的關係，日益滲透到社會的諸多領域。秦漢時期，定鼎西北長安，全國的經濟重心也在北方，關中和山東最發達，漕糧多半取之於這兩個地區，漕運則經由橫貫中原的黃河和渭水，方向是由東至西。由於政治、經濟制度尚處於初步階段，漕運體現出無常制、無常時、無常額的特徵，漕糧多為軍用。唐宋時期是漕運的大發展時期。隋唐兩代，仍定都北方，但由於南方經濟的興起和北方長期動盪的社會環境，漕運中心逐漸南移，尤其是到了唐代，漕糧徵派日益依賴南方，漕運方向由東西向轉為東南、西北向。而此時大運河的開疏工程，也使得它在漕運和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功能逐漸顯現。北宋設都汴梁，以汴河、黃河、惠民、廣濟四河進行漕運，其中以汴河所運漕糧最多，漕運方向大體也是東南、西北向。由於運河的開通以及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成為漕運的重心。這一時期是漕運制度發展的重要時期，逐漸形成了相應的成法、固定的職官和額定的年漕量，漕運成為一個較完整的經濟體系。元代定都大都，由於種種原因，主要採用海運的形式運輸漕糧，但大運河仍為河運南方漕糧的唯一水道。明清兩代建都北京，漕糧絕大部分徵收於南方，運河成為唯一的南漕北運的河道。這一時期，由於歷代的積累和統治者的重視，漕運制度不斷完善，漕運的組織、機構、政策十分嚴密和健全。在漕運方向由東西向到南北向的轉變過程中，伴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尤其是經濟重心由北至南的遷移過程。秦漢時期北方農業經濟在全國遙遙領先，隋唐時期南方經濟迅速發展，宋代“蘇湖熟，天下足”諺語流行，明清時期“湖廣熟，天下足”新諺流傳――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的這種發展軌跡與特點，在漕運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漕運的社會功能主要體現在大運河時代，在大運河成為漕運的主體水道之後，漕運藉助大運河溝通南北的便捷條件，將漕糧轉運到全國大部分地區，成為王朝調劑物資、制衡社會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兩代，漕運的社會歷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後，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著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在經濟領域，漕糧徵派的重點地區，多為農業生產的發達之區；而應漕運之需所進行的水利開發，在一些地區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水利的發展。漕運對於商業經濟的促動作用尤其突出。漕運極大地促進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運中出現附載私貨的現象，到了明清時期，朝廷開始認同這一現象，並制定相關政策予以規範。尤其是清代，對於漕運人員附載“土宜”的數量限制不斷放寬，如康熙年間，准許每隻漕船附帶“土宜”60石，雍正年間，在此基礎上加增40石，一年之後，又進一步加增，至每隻漕船准許附帶“土宜”126石。回空船隻捎帶北方貨物的現象也十分普遍。大運河上年復一年的大規模漕運活動，有力地促進了南北的商品流通。在經濟領域，漕運對城鎮盛衰的影響最為明顯，尤其是運河沿線的城鎮。一方面，隨著運河的開通和運輸條件的不斷改善，一大批城鎮隨之興起;另一方面，運河漕運的日趨頻繁，以及它所帶來的大量商品和貿易機會，極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販及其他各類“趁食”者的彙集，運河沿線城鎮的繁榮也成為自然的 ------------- 如果我回答對你有幫助，請關注我一下。或有其他問題也可以關注我，給我發私信

漕運是中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措施。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調運糧食（主要是公糧）的一種專業運輸。

古代歷代封建王朝將徵自田賦的部分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方式。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多用車載（山路或用人畜馱運），故又合稱“轉漕”或“漕輦”。

運送糧食的目的是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這種糧食稱漕糧，漕糧的運輸稱漕運，方式有河運、水陸遞運和海運三種。狹義的漕運僅指透過運河並溝通天然河道轉運漕糧的河運而言。

歷史上來看，各個朝代都很支援漕運。水運曰漕，陸運曰轉。其後專指歷代政府將所徵糧食及其他物資運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主要是水運，間或有部分陸運。由水路或陸路轉運糧餉稱為“轉漕”。秦始皇為攻匈奴和南越，曾從水路運糧，是為漕運之始。楚漢相爭，蕭何將關中糧食轉漕前線以供軍食。漢高祖劉邦定都長安後，漕運關東穀物以供京師，漕糧經黃河、渭水運至長安或洛陽。武帝時，為縮短漕運路程，令開漕渠。唐代漕運江淮田賦，主要靠隋代所鑿運河。宋代東南和西北地區的糧食分由汴、黃、惠民、廣濟四河輸入汴京(今河南開封)，其中汴河運糧最多。元建都於大都(今北京)，漕糧主要靠海運。

明永樂十三年(1415)罷海運後，東南漕糧主要經大運河運往通州(今屬北京)、北京，兼有陸運。分支運、兌運、長運三種方式。清初沿明制。順治九年(1652)改軍民交兌為官收官兌，各有漕省分之州縣，將漕糧運輸水次(小港口)交船幫河運，遂為定製。道光初，因運河淤墊，船行困難，江蘇巡撫陶澍、布政使賀長齡等於道光六年(1826)試辦海運成功。而次年以運河水量增加，朝命仍行河運。二十六年，改用河海並運的折衷辦法。二十八年，蘇州、松江、太倉等二府一州漕糧改僱商船，在上海交兌，海運天津。太平軍佔領鎮江後，運河切斷。咸豐五年(1855)，河決銅瓦廂，運道益梗，海運日益增多。同治末年招商局成立後，用海輪運糧。此後，商運日盛，北方已不缺糧。光緒二十六年(1900)，命“河運海運，一律改徵折色”。然仍年運一百萬石，至清亡始止。宋以前之漕運，一般由民運。元始由軍運。明、清以軍運為主，間由民運。

漕運對鞏固和加強統治實力有重要作用。且因漕運兼搭商貨，故對調劑各地糧、鹽供應和進行物資交流也有一定作用。

漕運是中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措施。用今天的話來說，它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調運糧食（主要是公糧）的一種專業運輸。中國古代歷代封建王朝將徵自田賦的部分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方式。

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多用車載（山路或用人畜馱運），故又合稱“轉漕”或“漕輦”。運送糧食的目的是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這種糧食稱漕糧，漕糧的運輸稱漕運，方式有河運、水陸遞運和海運三種。狹義的漕運僅指透過運河並溝通天然河道轉運漕糧的河運而言。

古代漕運，不光是指運貨物的航道，還包括一套獨特的行政制度了。其作用是指將徵收的田賦，透過水路運輸到京師或者指定的地方。

一般向江、浙、皖、贛、湘、鄂這六省所徵的漕糧，他們是漕糧的主要部分。每年這批漕糧，都是由水路，主要是大運河北運至通州，再轉運京城。當然，這是指清代，其他朝代大體上也差不多。

清代漕運較之明代的一個重大變化，是改軍民交兌為官收官兌軍民交兌，是指交漕糧之戶將糧運至本州縣碼頭，交兌給運軍，由運軍代為北運。

漕糧從徵收到交兌、起運、督催、稽查、交倉等一系列過程中，事務繁巨，涉及的機構、官員、兵丁甚多。這樣，導致漕運中的弊端很多，徵收漕糧的州縣官往往藉機向納戶多收。甚至是，有些地方州縣官還趁機刁難勒索運軍，運軍也藉此要挾州縣官，這裡面關係十分複雜。

負責漕糧徵、運的官員，既有專職官，又有徵漕、運漕相關諸多兼職官。中央的總負責機構是戶部雲南司，地方上的總負責職官位為漕運總督。

漕運總督掌漕糧運輸，督理直隸、山東、江南等七省兵丁運漕。其下還設有直轄的“漕標”綠營，兼轄淮安城守。

糧道。也稱督糧道、糧儲道，有專職糧道，也有兼守、巡道或其他事務的糧道。各省有設糧道的，也有不設糧道的。有漕八省所設糧道，每省一人，掌督催州縣徵收漕糧及各項隨漕錢糧，監察兌糧，督押運漕，統轄軍衛以及僉選運丁和修造漕船，並管用於漕運的錢糧經費。

各漕船領運者為軍丁，稱為運軍，每船一名。一般另配，水手九名，由運軍自己僱充。漕船分幫起運，每省數幫至數十幫不等，每幫漕船數十隻不等。每幫以守備或千總一人為領運官，另置隨幫一人，專司押運。比如，清朝運漕的終點，是京城以東四十里的通州。

簡而言之，漕運是中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措施。用今天的話來說，它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調運糧食（主要是公糧）的一種專業運輸。中國古代歷代封建王朝將徵自田賦的部分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一種運輸方式。

古代漕運是什麼？用來做什麼的？

我們先來了解下漕運是什麼？

中國古代封建時期，一般首都定在北方，戰爭也一般發生在北方。比如隋唐宋，元明清。而中國當時主要的糧食和賦稅產地處於南方地區，尤其是江浙等東南沿海地區。所以為了將從南方的物資做送到首都或者其他地區，政府政府就建立了專門管理這一塊的部門，也就是漕運部門。

漕運是航道嗎？

漕運不僅僅包括航道，漕運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在中國古代以大運河及長江為主。

中國曆代封建王朝將徵自田賦的部分糧食運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方式。運送糧食的目的是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這種糧食稱漕糧，漕糧的運輸稱漕運，方式有河運、水陸遞運和海運三種。狹義的漕運僅指透過運河並溝通天然河道轉運漕糧的河運而言。

漕運起源很早，秦始皇北征匈奴，曾自山東沿海一帶運軍糧抵於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漢建都長安(今陝西西安)，每年都將黃河流域所徵糧食運往關中。聯結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形成溝通南北的新的漕運通道，奠定了後世大運河的基礎。

唐、宋、元、明、清歷代均重視漕運，為此，疏通了南糧北調所需的網道，建立了漕運倉儲制度。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改道，運河淺梗，河運日益困難，隨商品經濟發展，漕運已非必需，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遂令停止漕運。

歷代漕運保證了京師和北方軍民所需糧食，有利於國家統一，並因運糧兼帶商貨，有利於溝通南北經濟和商品流通;但它又是人民的一項沉重負擔，運費代價過高，尤以漕運徭役，徵發既眾，服役又長，以至失誤農時，故亦有眾多弊端。

漕運是中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措施。用今天的話來說，它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調運糧食(主要是公糧)的一種專業運輸。中國古代歷代封建王朝將徵自田賦的部分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方式。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多用車載(山路或用人畜馱運)，故又合稱"轉漕"或"漕輦"。運送糧食的目的是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這種糧食稱漕糧，漕糧的運輸稱漕運，方式有河運、水陸遞運和海運三種。狹義的漕運僅指透過運河並溝通天然河道轉運漕糧的河運而言。

由於古代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水路變成了古代交通主要的運輸方式，古代漕運，一開始主要是用來運送糧食，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漕運，除了運送糧食之外，還肩負著皇帝對各個地區的稅收管理，加強中央與於地區之間的聯絡，漕運就成了國家的命脈，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就是由於英華人控制了清朝政府的漕運，才迫使清朝政府的統治階級與英華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清代漕糧海運起於道光六年(1826)，江浙船

商在漕糧海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

時，漕糧海運也對江浙船商產生了重要影

響。當時清政府於前一年(1825)開始籌備，

在上海招募船商運輸江蘇省漕糧，江浙船商

廣泛參與。漕糧在上海受兌，經海道直抵天

津，道光六年八月海運結束。清代漕糧海運

的開啟，主要是當時運河淤塞受阻所致。道

光五年(1825)一面是運河水量不足，一面是

借黃濟運導致運河淤塞。在此情況下，朝廷

後決定藉助沿海船商的力量，運輸下一年江

蘇省的漕糧

眾所周知，中國自秦漢以來形成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度，傳統的農業生產活動（”納皇糧“）是朝廷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隨著歷史的發展，維持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需要愈來愈龐大的官僚和軍隊體系，作為政治中心的京師人口眾多，龐大的皇室、官吏、軍隊、市民需要大量的糧食，而產糧（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在大多數時期是不同的。因此，歷代王朝都透過各種手段將大量的物資（尤其是糧食）運往都城，而以水運為主的”漕運“是最有效、最廉價的運輸方式。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到:“漕, 水轉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這充分說明這項工作與水有極大的關係。漕運，簡單來說就是在中央政府主導下，將徵收的糧食以及其他物資透過水上運輸到京師、邊疆等地，用於宮廷消費、官員俸祿、軍餉、賑濟等，藉此維護統治。作為“國之大政”，漕運是包括運輸水道（運河）建設、船隻製造、糧食徵收等在內的一個體系工程，它自春秋時期發源，歷朝歷代都將其作為發展的重中之重，最終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

附圖，繁忙的運河

中國古代漕運的發展

自秦漢以來，漕運的重要性不斷提高，長安、洛陽、開封、北京等大都市擁有龐大的人口，因此需要從外地調運大量的糧食以滿足消耗。秦漢時期，漕運由東至西；唐宋時期，漕運由東南到西北；元明清三朝，漕運由南至北。漕運線路的轉向表明了中國經濟格局的變化趨勢，即中國的經濟重心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南移。

秦漢時期的漕運

漕運始於先秦時期，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饑荒，秦穆公透過渭河、黃河、汾河將大量糧食從秦國都城雍（今陝西鳳翔）運到晉國都城絳（今山西翼城東南），是為泛舟之役，這是有記錄最早的關於漕運的歷史紀錄。此後在軍事需求的刺激下，各諸侯國紛紛開挖運河，如吳王闔閭令伍子胥開鑿的堰瀆，吳王夫差開鑿的胥浦和邗溝，魏國開鑿的鴻溝，齊國開鑿的淄濟運河等。

秦滅六國以後，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初步建立，作為政治中心的關中人口快速增長，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對俸祿、糧餉的需求快速增加，朝廷對漕運的重視程度也不斷增強，“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即使如此，這一時期的漕運大多還是由軍事需要所推動，屬於臨時性的運輸，無常制，無常時，無常額，主要依託黃河、渭河等由東向西運輸。

《史記·平準書》記載：“天下已平, 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漢書·食貨志上》記載：“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後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

附圖，開鑿於秦朝的靈渠

隋唐宋時期的漕運

隋朝建立後，中國進入歷史上第二個大一統時期。隋唐的政治中心處於關中，“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隋煬帝即位後，先後徵發數百萬人開鑿了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大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餘杭，全長2500公里，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極大的促進了南北之間的經濟交流。

中國古代的經濟中心逐漸南移以後，江南賦稅的北運成為封建王朝事關國運的大事。到北宋時，漕運已經被視為“國之大計”，來自東南諸路的物資，“自江、淮南、兩浙、荊湖南北路”，沿運河運至真、揚、楚、泗州四地，隨後“置轉般倉受納”，到京師後由發運使“領之”，所以有“國家仰給諸路綱運”。從宋景德四年（1007年）開始，北宋朝廷規定每年的漕糧為600萬石，其中淮南130萬石，江東100萬石，江西120萬石，兩浙150萬石，湖南65萬石，湖北35萬石。

元明清時期的漕運

元朝的首都大都位於北方，元大都和元朝軍隊相當依賴來自江浙的糧食供給，因此元朝廷對漕糧運輸非常重視。但和宋代不同，元朝的漕糧運輸以海運為主，糧食主要取自江浙行省（今江蘇省和安徽省的江南部分、江西的一部分以及浙江省和福建省）。在海運之外，元朝依然十分重視河運，元世祖忽必烈在隋唐大運河基礎上進行了大幅度的改建，最終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運河。

明清兩代是漕運制度的鼎盛時期。明朝建立以後，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他改漕糧海運為河運，漕糧的運輸量遠遠超過明朝。從景泰二年 (1451年) 起，明朝廷設立漕運總督統理漕政，漕府領衛軍十二總共12.76萬人，運船1.17萬隻，專職漕糧運輸，稱為運軍。至清代時，漕運系統機構完善、組織嚴密，發展到極致。

附圖，明代運河示意圖

漕運的作用與影響

漕運是中國古代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它自產生之日起便觸及到社會的諸多領域，如國家政局的穩定、軍事的成敗、農業的發展、商業的繁榮、交通運輸的暢達、社會的安定等等。

供應京師官僚體系與宿衛諸軍

隨著中國大一統國家的形成，作為政治中心的京師聚集了大量的不事生產的官僚、軍隊、皇室宗親等，僅靠京畿附近省份無力供應如此龐大的消耗，因此漕運就顯得至關重要。如在明朝，龐大的廠衛體系與宗藩體系耗費了龐大的財政收入，《明史》記載：“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稟。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稟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天啟朝的給事中解學龍曾說到：“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有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矣，今不知又增幾倍。”還是以明朝為例，明朝自永樂以後奉行“守內虛外”的消極軍事策略，龐大的軍事力量駐守在京師與長城沿線，所花費的給養是一個天文數字，早在景泰年間京師諸軍“歲需銀四十八萬 (兩) , 米三十六萬 (石) 並它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

賑糶和救貧救災

自宋朝開始，朝廷開始將漕糧用於解決社會問題。古代自然災害頻發，災荒之時糧食產量大幅下降甚至絕收，官府利用漕糧賑濟是常見的補救措施，“凡地方有災歉之處，輕則平糶，重則賑濟”，明清兩代更是充分發揮漕糧的社會功能，將漕糧用於地方軍餉、倉儲、平抑糧價、賑災備荒等諸多方面。“運漕各省積貯所缺之額，請即於應行運京之漕米內酌量撥留本地,以充積貯”，“一轉移間各省倉儲俱少買數十萬石米穀作為本地之需，官倉盈而額數不缺，民食足而價值不貴，不待耕九餘三而旱澇無虞，不須採買而官民無累，一舉而數善備矣”。

附圖，古代漕糧運輸

促進商業的發展

漕運最初只是官方主導下的糧食運輸活動，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與指令性，隨著漕運體系的深入發展,，與其相關的商業活動越來越廣泛。古代陸上運輸依靠人力和畜力，費時費力不說，途中消耗甚大，而水路運輸則快速、廉價。中國天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大都是由西向東，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不斷南移，而政治軍事中心卻在北方，明人于慎行有言：“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曠闊。漢晉以下，江南富實，江北凋敝。蓋由三國五胡之亂，兵害戰爭多在江北”。為加強南北之間的聯絡，保證南方的賦稅和物資運往京城，漕運就變得極其重要。漕運帶動了沿途（主要為京杭大運河）的經濟發展，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發展，更催生了一批依託運河經濟的城市。

槽運就是運河水路運輸，

概念始於戰國時的鄭國渠。

以隨代京杭大運河最為著名，

《水滸傳》倉州道，滄州道是重要的大運河轉運摳扭，

宋代花石綱，

清代槽幫，

南糧北運，北煤南運。

“漕運”並不是只用來運輸貨物的航道，而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將賦稅徵收的糧食運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一種運輸方式。

“漕運”的歷史非常悠久，在秦朝時期秦始皇就曾下令透過“漕運”將內地的糧食運往前線了。

作為中國古代獨有的歷史現象，“漕運”被統治者稱為“安社稷之奇策”，可見“漕運”的政治意義十分重大，在經濟上，“漕運”還帶動了運河交通業的發展，在古代中國的內河水運網的發達程度可以稱為“世界之最”，在文化上，“漕運”加強了全國各地的聯絡，促進了整個社會的交流。

一、“漕運”所帶來的政治作用

（1）社會救濟：

“漕運”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響，由於本身具有超越距離的空間特點，所以各朝統治者，在發揮“漕運”供養京師的作用之外，還透過“漕運”加強了對地方基層的管理，尤其是在社會救濟等方面。

宋朝形成南朝北運的局面之後，“漕運”的線路也越來越長，所涉及的城市也越來越多，可以涉及更廣闊的空間以及社會區域。

從宋朝時開始，統治者就看到了“漕運”，對於地方調控的價值開始將“漕運”用於解決社會問題，到了明清時期對於“漕運”的利用更加廣泛，範圍也越來越廣，解決的問題也越來越多。

（2）供給中央：

憑藉“漕運”所運輸的糧食被稱為“漕糧”，宋朝時期主要以“糴”為主，到了明清時期以“糶”為主。

朝廷利用中央集權的優勢，充分發揮“漕運”的社會功能，在“漕運”的每個階段都有著嚴格的把控環節。所徵集來的糧食，除了供給中央以外，大多用於地方軍餉和倉庫儲備，儲備的糧食，常常用來平抑糧價，賑災被荒。

明清時凡是地方有災難的，如果災難較輕，地方政府就會把倉庫中的糧食拿出來進行銷售，如果災情較嚴重，就會把倉庫中的糧食免費用來救濟。這兩種活動中所使用的“漕糧”，都是透過截流或撥運兩種方式完成的。

在清朝康熙年間，地方截留與撥運的糧食越來越多，到了乾隆年間進入高峰狀態。從地域上來看，被截留的糧食主要出自長江中下游的各省，而受益地區，主要為江蘇，浙江，湖北，山東，河南等省份。

可見清政府充分認識到“漕運”資源的社會意義，利用“漕運”路線的空間優勢，發揮了它的流動性。一旦民間有地方發生急需糧食的狀況就可以上奏請求轉運，相比於過去，路上運輸的方式，“漕運”具有快捷、便利、高效的特點。

（3）把握國家財富：

在“漕運”尚未出現之前，無論哪個諸侯國都沒有辦法，長期大量地徵調各地的財富。秦朝封建統治中央集權的政治形態建立之後，“漕運”也隨之興起，於是秦王朝就可以利用“漕運”來收集全國各地的財富，調集千里之外的物資。西漢時，經過“漕運”運輸的糧食就達到了600萬石，隋朝隨著大運河的修建，國家府庫充盈。

這為國家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以及軍事活動奠定了財富基礎，當然這之後也造成了很多朝代無休止的掠奪社會生產成果的問題。

一直以來“漕運”線路都處於持久變動當中，“漕運”所涉及的區域也隨之變化，這種變化引發了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變化，與此同時它所發揮的社會功能越來越強大，對整個中國古代國家社會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漕運”所帶來的經濟作用

（1）改變經濟格局：

雖然“漕運”從建立初期主要是為了實物賦稅的運輸，其政治意義較大，但它的發展一直牽絆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宋朝時期，“漕糧”的徵集地區主要為長江中下游的南方地區，我們可以看到宋代以後的歷代王朝，都有依賴南方經濟的發展，唐代詩人杜牧曾稱江淮漕運為“國命”。

“漕運”線路的變動是政治與經濟雙重作用的結果。經濟的發展影響了“漕運”線路的變化，“漕運”同時影響了沿岸地區經濟的發展。

（2）促進商業交流：

運河引發了區域社會經濟格局的變動，同時帶動了運河經濟帶的產生，運河經濟帶是指憑藉運河水道發展經濟的地區。這些地區憑藉水路運輸，加強了與外界的交流，生產的產品到達了更遠的區域，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渠道網。

在這種條件下，人們可以購買的商品種類越來越豐富，經濟發展真正到達一種大融合的狀態。

三、“漕運”所帶來的文化作用

眾所周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漕運”的發展也影響了文學的繁榮，其中與文學關係最為明顯的就是唐朝時期，唐朝詩人的很多詩文創作都真實的反映了“漕運”狀況。

很多詩人喜歡漫遊採風，因“漕運”所建立的暢通便捷的水運系統，為他們的這個愛好提供了客觀條件，詩仙李白這一生中曾經有兩次大範圍的漫遊生涯，他先沿長江遊覽了江浙一帶。後來又以梁園為中心，“南至吳越，北達幽燕。”

杜甫年輕時也曾漫遊過吳、越、齊、趙很多年，可以說唐朝凡是聲名鵲起的文人墨客都曾有過這種天南海北的漫遊經歷，這些經歷讓他們對於祖國的大好河山，各地的人物風情有了更加廣泛深入的瞭解，憑藉這些瞭解他們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

四、“漕運”所帶來的軍事作用

“漕運”具有重大的軍事意義，在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之下，各地的地方駐軍，邊境線的防禦，四方駐守的戰士都必須依靠“漕運”作為物質後盾。

（1）邊防：

從戰國時期開始，就有了真正意義上的邊防。在秦朝建立統一的集權王朝之後，為了鞏固邊防保衛遼闊的疆土，清朝統治者決定“北駐長城，南戍五嶺。”之後南北邊境都有重兵把守，雖然在邊境各地有以屯田為主要形式的物質補給，但是“漕運”依然是最重要的補給手段。

到了漢朝時期，依然延續著這種手段，漢朝時北境邊防動盪，到了漢武帝時期，更是將邊境糧草運輸視為大政方針，當時的丞相公孫賀被罷免的重要原因就有“無益邊谷”。

隋唐時期，唐太宗在遠征高句麗時就利用了永濟渠的“漕運”，為大軍補給糧草。在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曾發兵三十多萬討伐契丹，永濟渠就在此時承擔了軍需物質的調運任務，當時永濟區沿岸的清河郡被稱為“天下北庫”。

明朝時期，戰事不斷，糧倉中的糧食入不敷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統治者下令開始大規模的糧草調撥，透過“漕運”將南方各地的糧草運往邊境地區。

（2）地方駐軍：

為了維護統治，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都有著大規模的軍隊，這些軍隊，除了駐紮在京師和邊境線上以外大多散駐在全國主要地區和軍事要地。

為了滿足這些地方駐軍的物質需求，歷朝歷代除了透過軍隊屯田，地方官府供給和各地供應以外“漕運”一直是最重要的糧食供給手段。

總結：

“漕運”在中國古代是一種運輸方式，它是在秦朝統一後地大物博的地理情況，以及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下的特有產物，它對於中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