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遍中國二十四史,也許只有魏晉能這般備受爭議:世相黑暗,卻又是思想與文化發展的高峰。其後南朝人一部《世說新語》道盡多少魏晉的風流逸事。在這空前自由、開放的時代裡,中國藝術在多個方面迎來發展的新高度。而誕生於這亂世中的魏晉風骨折射在藝術上,又是璀璨而影響深遠的。繪畫、書法以及隱逸文化對後世藝術的發展都是奠基性的存在。繪畫高逸清俊,高古遊絲描詮釋婉約、細膩又流暢自然…

魏晉風骨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充滿自由慷慨等個性色彩的文人風尚,不僅代表魏晉士人之精神,也對後世文學發展、文人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李白詩作中就多次流露出對魏晉之風的欣賞崇拜,可以說魏晉時期作品精神與士人風骨陶染了李白的詩作與自身個性。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政治局勢複雜，戰爭從不間斷，所以這個時候在人們中間盛行著玄學，不僅滲透了當時主流的思想方面，還造成了“魏晉風流”的風氣，整個社會都在追求這種荒誕，虛幻的感覺，當時流行的長生之道，一杯茶清談一整天的一些做法都是非常不被人理解的。

這些都對後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以至於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這種生活態度還在持續，慢慢演變成了一種縱慾、追求刺激的潮流，帶動了當時的整個士大夫階層一種頹廢的風氣。

魏晉風骨對後世影響，特別是唐代諸公大聲疾呼提倡“漢魏風骨”。李白的詩個性之強，近於魏晉，思想上也近於玄老。後人說李白有清談跡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稱為“詩史”，在內容上更近於魏晉。而白居易文辭淺白、直率更是與魏晉有不解之緣。

再者，魏晉在形式上的發展也不容忽視。五言詩的形式擴大了詩的容量，使得詩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五言詩也為詩的音樂化找到了一種新的方法。儘管這在當時還並不成熟，但卻給後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詩的形式，使平仄音韻的變化更為豐富，也更具規律性。從更深層意義講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後世七言、律詩的產生，進而影響到詞、曲。

到底什麼是魏晉名士風骨，

又應該如何理解所謂的魏晉名士風骨？不錯,正是.所謂”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論絕”就道明瞭這一切.

因為政權的更迭，不斷的戰爭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即使身處上流社會也不能倖免，心靈敏感的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運的多變難卜，人生禍福無常以及普通生命面對多變的時代風雲的無能為力。文人們少參與時政,不參與時政,不討論時事乃是明哲保身之舉，在不能夠改變時代的情況下轉而去研究玄學玄談，去強調精神自由，生命情調，去從另一個方面探究生命的意義，這基本上就是“魏晉名士風骨”的內涵。於是乎清談玄學盛極一時，文人不涉獵<<周易>>,<<老子>>,<<莊子>>的,絕對不會被冠以名士名流之名。嵇康善於音律詩文，學識極其淵博以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拒絕了出仕，被送上了斷頭臺，臨終時閉目沉醉的彈完那曲悠揚雄壯的《廣陵散》後仰天長嘆道：“我死不足惜，只恨《廣陵散》從此失傳了！”，瀟灑慷慨的留下了一段蕩氣迴腸的動人故事，從此《廣陵散》成了千古絕唱的代名詞。同樣,同為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也以一種佯狂和痴醉的態度生活,放浪形骸,蔑視禮教,他自己也說:“禮豈為我設邪?”他寧願大醉六十日,也不願迴應司馬昭為兒子娉其女的婚事，醉駕馬車,於路邊嚎啕大哭。還有陶淵明，這位嚮往世外桃源的田園詩人，因為不願為五斗米而折腰權貴，於是賦下一紙《歸去來兮辭》，便飄然而去，過起採菊東籬的田園生活了。嵇康的血,阮籍的淚,是魏晉名士的血與淚,這就是“魏晉名士風骨”之魂。

魏晉名士風骨“清談”以“無”為本，外求“無名”，內求“無累”，以名真我，這種主要產生於士族階層的一種思潮，有其明顯的侷限性，特別是這種思潮流行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種種任誕放縱的行為，也不是今天的社會所能夠讚賞的。魯迅先生在《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就曾經講到過這個問題，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是提倡在烈火燃燒的鐵屋內吶喊的，並不贊同這樣消極避世的態度。

但是站在歷史的角度，公正的看待魏晉的“名士風骨”，我們仍然應該說，魏晉名士在中國的文化史上都是有著絕對的地位的，從思想上來說也比當時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狹隘思想要崇高得多。他們有氣、有味、有韻、有致、有神，他們那種曠達、豪放、自由的那麼一種人生意境，還是很多人所欠缺的。他們不追求名利和榮華富貴，他們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去在權貴面前奴顏媚骨，不隨

西漢初，五言不盛，止於民間，士大夫多視作民間俚曲，不甚重視。後進於樂府，這才漸為吸納。也正因為如此，樂府詩中包含了許多民歌的氣息。其詩，天真率潔，不尚雕琢。辭風上自然古樸，保留了大量的民間語言。這對後世的詩歌影響頗大。

魏晉詩歌承接樂府餘脈，但又獨有新意。首先是樂府風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詩轉變。另一方面，文人詩由於吸收了民歌的精華，也開始擺脫漢賦的浮華氣，形成了一種自然天成，個性飛張的風格。這方面成就較高，具有代表性，眾耳能詳的莫過於“三曹”父子。關於“三曹”其它文章說的很多，這裡不再多說。我只有一點想說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於其它建安文。“三曹”是詩人，但更是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角。這種顯而易見的主角意識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這種主角意識使他們可以說旁人所不能說，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從裡到外都透著大氣。他的“悲涼”、“古直”（鍾嶸語）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嘆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馬篇》中的遊俠與一般文士的遊俠也大不相同，沒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邁不凡”（見《漢魏六朝詩鑑賞大辭典》）。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主角意識的深刻表現。在他們看來他們不只是在評說歷史，創造歷史的主體就是他們自己。

至於正始文學，則明顯具有文人氣的特徵，但在表現個性上卻與建安一脈相承。至若入晉之後，則漸少爽朗剛健的風骨。

魏晉風骨對後世影響，特別是唐代諸公大聲疾呼提倡“漢魏風骨”。李白的詩個性之強，近於魏晉，思想上也近於玄老。後人說李白有清談跡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稱為“詩史”，在內容上更近於魏晉。而白居易文辭淺白、直率更是與魏晉有不解之緣。

再者，魏晉在形式上的發展也不容忽視。五言詩的形式擴大了詩的容量，使得詩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五言詩也為詩的音樂化找到了一種新的方法。儘管這在當時還並不成熟，但卻給後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詩的形式，使平仄音韻的變化更為豐富，也更具規律性。從更深層意義講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後世七言、律詩的產生，進而影響到詞、曲。

魏晉風骨又稱建安風骨或建安風力。指建安詩人繼承《詩經》及漢樂府優秀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 一方面在詩篇中真實地描寫漢末的大動亂、大分裂， 表現對民生疾苦的關切;同時又在詩歌中抒發一己欲在天下建立偉業的雄心壯志。

魏晉風骨對後世影響，特別是唐代諸公大聲疾呼提倡"漢魏風骨"。李白的詩個性之強，近於魏晉，思想上也近於玄老。後人說李白有清談跡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稱為"詩史"，在內容上更近於魏晉。而白居易文辭淺白、直率更是與魏晉有不解之緣。

再者，魏晉在形式上的發展也不容忽視。五言詩的形式擴大了詩的容量，使得詩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五言詩也為詩的音樂化找到了一種新的方法。儘管這在當時還並不成熟，但卻給後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詩的形式，使平仄音韻的變化更為豐富，也更具規律性。從更深層意義講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後世七言、律詩的產生，進而影響到詞、曲。

魏晉南北朝 朝代更迭

雖然魏晉時期，是一個大亂世，但它也是歷史上為數不多思想極為的活躍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人們思想開放，個性表達高漲。越來越多人捨棄了自己平時的儒家作風，變得隨性起來。而正是這些開放和隨性的思想慢慢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的魏晉風度。

那麼何為魏晉風度呢？

這是魯迅先生在1927年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中所提出的一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大體的解釋一下漢末魏初時文風的改變和文學的異采表現。

現代歷史學者易中天先生對此也發表過看法，他認為魏晉風度的標誌是嘯的流行。而嘯就是雙唇收緊努起，讓氣流從舌尖吹出的聲音，大約就相當於吹口哨。

那個時代，迷惘而絕望。大家名士們都懾於統治者的淫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說自己不想說的話，表現出對人生絕望的態度，從而幻想自命通達。正如哪句"魏文慕通天下，天下賤守節"一樣。而這其中又以竹林七賢為代表人物。

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 他們分別是陳留阮籍、山陽嵇康、河內山濤、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琊王戎。

他們七人常聚於竹林之下，一起放浪形骸，縱酒昏睡，所以世人把他們稱為竹林七賢。他們雖是當時的名流雅士，但內心卻極其痛苦。所以他們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重豁達。他們逐漸開始擺脫禮法和國法的束縛，進行各式各樣大膽的文化藝術創作。但竹林七賢只是一個代表，在魏晉時期整個社會風氣亦是如此。

當時魏晉風度大概表現為以下三種形式

一.特立獨行，放蕩形骸

歷史上常以儒家的規範作為個人的行為禮儀，儒家講究儀表端莊，循規蹈矩，做事有章程。但魏晉名士們或過分化妝，或不修邊幅，儘管如此，人們竟然還能夠去接受。但另一部分名士就更令人瞠目結舌了，他們以醜為美，說著醜話，做著醜事。故意穿著破爛的衣服接待賓客，望客而喚狗。參加宴會時，故意狐蹲牛飲。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在喝醉酒後，故意岔開雙腿坐在床上，形式簸箕，被稱之為箕踞，而這是對儒家禮法的大為不敬。而另一個竹林七賢劉伶就更加當放浪形骸，他極為放蕩的見來訪的友人，而當友人問時為何這般時，他甚至狡辯地稱他把天地當作建築物，是你們闖入我的建築物中。

劉伶

史書上對此稱：士大夫手持粉白，口型清言綽約嫣然

但如果我們深究起來，其實他們不僅僅是在反叛儒家的傳統，而更多的是在自保。雖然他無力去反對這些令他們無奈的事實，但他們仍想去做出一些改變，雖然大家都把他們當作瘋子和狂徒。

二.麻醉自我，追尋超脫

中國古代飲酒常伴有詩意，但魏晉的名士飲酒卻無半點詩意，而只是單純為了躲避政治災禍。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就是如此，當時司馬昭的兒子想娶阮籍的女兒。阮籍自然是非常不願意的，但也不好公然地圍抗聖意。所以受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阮籍大醉兩個月，使得司馬昭既無從去開口，又不能立刻殺掉他，從而躲過一劫。此後為了避免政治表態，阮籍也多次酩酊大醉，從而給自己帶來了片刻的安寧。阮籍一生經歷頗多，所以他的文學創作價值也頗高。他的詠懷詩和論說文，都給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樓增添了不少名貴磚瓦。

《晉書·阮籍傳》對此記載著："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土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

與喝酒有相同效果的就是服藥，魏晉時期，在廣大士人中流行服用寒石散，也稱五石散。他們為了忘卻眼前的煩惱，從而變得超脫，曹魏名臣何晏就是這樣愛服藥的人。這種五石散明面上可以讓人身體開朗，但實際上服用過多會導致慢性中毒，燥熱難耐。因此可見魏晉名士們大多都穿著寬大的衣服，腳拖木屐。畢竟這也是為了服藥後可以很好地將身體中的熱量散播出去，雖然這是一種自討苦吃的做法，但他們沒有選擇，只能如此逃避，暫時告別自己的煩惱和精神上的痛苦。同時藉著藥勁，他們也創作著屬於自己的平凡而偉大的藝術作品！

三.歸隱田園，逃避現實

歸隱田園似乎是逃避現實，保全自己最好和最安全的一種的方法。因為這樣那些崇尚潔身自好的人既可以保護自己的正直，又可以委婉地拒絕那些當權者，尋找一個屬於自己文學創作的烏托邦。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淵明先生就是這麼一個人，陶淵明先生本是一個熱愛做官之人，也想在官場一展自己的偉大抱負。所以先後做官兩次，但官場的而虞我詐也使得他受不了，最後只得辭官歸隱。而他的桃花源記也反映出桃花源雖不存在於現實中，但存在於魏晉廣大名士大家的心中，畢竟這也是那些歸隱人的一生所想。

陶淵明

而士人歸隱的目的："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銀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

由此可見，與世無爭的環境深受這些名士們的喜愛是可以得到理解的。而魏晉時期，出名的隱士並不指只有陶淵明一個，還有孫登。而這個孫登可謂是把隱士精神發揮到了極致，他住在山洞裡，夏天以草為裳，冬天以發禦寒。平時喜歡讀詩經，彈鋼琴。曾是孫登好友的嵇康，也和他交流不來，這個孫登已經完全陶醉與自我，完全過著隱士般的生活。

而以魏晉風度為背景下的社會，另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悄然興起，且引領著無數人。那就是玄學，這是一種用道家思想詮釋儒家經典的奇怪思想。各大名士們藉著談玄說道的機會發散著心裡的鬱悶，當時竹林七賢的阮籍和嵇康以老莊為師，崇尚自然，似乎是玄學的忠實支持者。

同時魏晉風度也一直保持超高的熱度，廣為世人討論，新的見解更是層出不窮。歷史上不論是韓愈還是李白，他們身上都有著魏晉時期那種風度和做派，這也間接證明了魏晉風度所帶來的影響是十分廣泛的。所以如果我們也能細細的去品味魏晉風度，或許也能領悟不少對我們有幫助的道理，從而能夠理智面對壓力如此大的生活，畢竟生活總是逃避不過去的。

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首先了解什麼是魏晉風骨。魏晉風骨又稱建安風骨或建安風力，主要指的就是文學方面現實主義創作傳統，一般有兩個方面：第一就是描寫西漢末年一直到魏晉時期天下分裂，長期處於動亂，對民間疾苦的一種關切，主要是人文主義關懷精神；第二就是面對天下動亂、民不聊生的狀況，表達個人想要建功立業、拯救蒼生的雄心壯志。建安風骨的代表就是曹氏父子的三曹，代表作有《蒿里行》、《短歌行》，還有曹植的《白馬行》。這個時期的作品表達主角意識，表達個人的情懷。瞭解了什麼是建安風骨，接下來小編就聊一下“魏晉豐富”對當時的一些影響。

1、影響最大的首先就是詩歌方面，為盛唐詩歌的發展做了很好的鋪墊；

魏晉之前的漢代的文學作品形式主要就是賦，漢賦更重視辭藻，用豐辭縟藻、窮極聲貌來大肆鋪陳，為漢帝國的強大或統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讚歌，內容比較空泛。魏晉時期的文學作品吸收了漢代不受重視的五言等民間俚曲，包含了很多民歌的氣息，把民間的五言俚曲轉變成了文人詩歌。這些文人詩歌在唐朝得到發揚光大。唐代文人多提倡“漢魏風骨”，例如李白的詩個性之強，近於魏晉，思想上也近於玄老。後人說李白有清談跡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稱為“詩史”，在內容上更近於魏晉。而白居易文辭淺白、直率更是與魏晉有不解之緣。其次詩歌形式也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五言詩的形式擴大了詩的容量，為詩的音樂化找到了一種新的方法。五言詩的形式，使平仄音韻的變化更為豐富，也更具規律性。從更深層意義講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後世七言、律詩的產生。

2、魏晉風骨開啟了對男子之美的重視與追求。魏晉之前，對男女之美有明顯的區分，但對男士更重視才華，對女子更重視眉毛。魏晉風骨更重視個人的追求，表達個人的情懷，也開始重視對自身相貌氣韻的追求，開啟了魏晉時代所特有的男色美的狂歡。歷史上大名鼎鼎的美男子潘安就是這個魏晉時期的，所以潘安成為形容美男子的一個重要標誌。對男子美色的追求表現在幾個方面，魏晉時期男子追求衣袂翩然、灑脫不群的風貌，所以更鐘愛絲綢一類的布料；除了衣物之外，對面板也非常重視，魏晉時期男人塗粉屢見不鮮。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典故，叫“敷粉何郎”。據說一個姓何男子面板非常白，魏明帝就懷疑他摸了粉，讓他在炎熱的大夏天吃熱湯麵，這個姓何的吃了熱湯麵大汗淋漓，但是膚色仍然像雪一樣白，可見當時男子對面板的重視程度。

3、對魏晉時期價值觀具有非常大的影響。魏晉時期計程車族生活上大多不拘小節，活的比較灑脫，對世俗眼光不在乎。例如魏晉時期有一個非常著名典故“韓壽偷香”就能很好的體現。據說當時有一個大官叫賈充，他手下有一個類似於現在秘書的小吏叫韓壽，韓壽長得一表人才，非常帥，賈充的女兒賈午就看上了這個韓壽，經常私下裡偷偷的約會，兩個人就私下裡發生了不可描述之事，家裡人一直被矇在鼓裡。終於有一天，賈充就發現了這個事情，雖然非常生氣，但是無可奈何的把女兒許配給了韓壽。這種事情雖然以我們現代人來看很正常，但是在古代其他任何朝代都是不知禮義廉恥的醜事，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是比較開放的。

4、魏晉風骨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多元文化不斷交融，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文藝復興。魏晉時期佛教非常盛行，佛寺大量出現，信佛之人不斷增加，上到皇帝下到平民百姓，甚至一些儒生，都開始信佛。唐代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就很好的說明了佛教的流行；同時道教也開始系統化，佛教、道教、儒家文化開始出現河流的跡象，文學、繪畫、石窟等方面都明顯帶有佛教的印記。

以上就是魏晉風骨對當時社會的各方面的影響，魏晉時期的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非常大的影響，是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重要階段。

魏晉風骨，聽上去就那麼令人心馳神往——竹林七賢，劉伶醉酒，阮籍放歌，嵇康撫琴，王衍清談，名士風流，人物俊爽。但是翻開史書，撲面而來的卻是刀與火的殺伐，血與淚的哀悼！

這個時代的色調是黑暗的，但是這些文人張揚的個性卻是斑斕的！這是一個百姓民不聊生的年代，這也是一個名士彰顯風流的年代。他們腳踏木屐，頭戴綸巾，在暮春時節踏足山林，流觴曲水，撫琴高歌，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作所為 、所思所想無不帶著輕狂叛逆的瀟灑、與黑暗針鋒相對的勇敢。可是拭去迷朦在他們身上的煙雲水氣後，你會看見他們內心深處的無奈和沉痛！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在悲劇的情節裡演繹出喜劇，在低至塵埃的生活中找到飄渺仙姿。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狂放而風流自賞，這是魏晉名士的精神意識。也正是這樣，才有了流傳千古的廣陵絕響與《蘭亭集序》。

魏晉風骨名士飲酒清談、服藥談玄，雖瀟灑風流，卻也留下很多的弊端，許多人追隨時尚潮流，學著他們清俊放達，空有風流之念，卻無風流之骨，以至於蹉跎了歲月。

"故其時之思想中心不再社會而在個人，不再環境而在內心，不在形質而在精神。"黑暗混亂的社會現狀和蒼涼悲慘的生存環境激發了了魏晉名士蓬勃的精神力量，以此為基礎，尋求超脫現實的精神追求，在苦難中找尋自由的國度。

魏晉時期，是中國少有的放曠生命、張揚個性的年代，錯過了魏晉，也許就不會有廣陵散千古絕唱，也許就不會有王羲之敘寫蘭亭，也許就不會有陶潛採菊東籬下，也許就不會有……

魏晉風骨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的基礎，影響深遠，你我現在所追求的漂亮俊逸的個性，就是來自於魏晉的美學觀點。

魏晉風骨，又稱為建安風骨，屬於中國古典美學史中的一個範疇，自出現以來就對中國古典藝術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對建安風骨其實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建安風骨的研究一直爭論不斷。

當然，魏晉風骨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問題問的不是魏晉風骨的定義而是影響，這裡也就不再對魏晉風骨進行解釋，僅就魏晉風骨的影響做一些探討。

任何一種時代文學的形成自有其社會文化因素，魏晉風骨就強烈的受到魏晉時期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打上了東漢末年的烙印，在魏晉風骨形成以後，又對當時的文學環境產生了影響。

總的來看，魏晉風骨在作品中的呈現主要分為三類，一是抒發建功立業之情，二是對災難進行反思，三是對生命的詠歎。這些感情在人物品評，書法繪畫和文學批評中都有所體現。在顧愷之的畫中，王羲之的字中都能看出來，劉勰和鍾嶸的文學批評更是對建安風骨進行了闡釋，這種風骨對唐詩的發展改革也產生了重大影響，盛唐時期的李白就一直追求這種風骨。

魏晉時期是被後人稱為人的自覺意識覺醒的時代，那時候的人們個性張揚，率性而為，崇尚真情，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醉就醉，活得真實自在，這就是所謂的魏晉風骨。

這些令人炫目的表現，令後世人抬首仰望，羨慕不已。然則透過這些表象，深入去體悟魏晉時期人的精神內涵，你就會發現，這些看似輕鬆自如的言行舉止背後，有著深沉的痛苦。

一、生命短暫的痛苦

他們生逢亂世，見慣了生靈塗炭，在建安初期，我們還能看到對生命的關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如曹操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但很快就如曇花一現，他們的眼光轉向自身，關注自身比關注社會、關注民生要多得多。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在戰亂頻仍的時代，人的生命就是螻蟻一樣的卑微，他們明白今夜的安眠未必能等來明早的太陽。他們有太多人生苦短的感慨，譬如曹操的“人生幾何？譬如朝露”，曹丕的“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徐幹的“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阮籍的“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陶淵明的“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儘管我們知道，人生的痛苦，這是人類永遠無法克服的痛苦。對比永恆的宇宙，在日月星辰、天地山川、江河湖海面前，人生就顯得微不足道，而活在亂世，人們對此就有了更真切、更深沉的體悟。

二、及時行樂的狂歡

因為人生短暫，人們自然祈盼能有像日月星辰那樣永恆的生命，祈求長生不老。這方面的代表如葛洪，耽於修道、練丹，要麼藉助服食丹藥，如士人中的何晏，猛吃五石散；要麼迷信天師道，想借助神仙的力量來達成長生不老的願望。

葛洪著《抱朴子》

當然，更多的人心中明白得很，這些都是靠不住的，神仙靠不住，丹藥吃死人，他們“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既然生命短暫，既然神仙不可期，那就好好享受人生吧。

他們面對的是亂世的悲哀、黯淡，他們無法體會人生的崇高與輝煌。他們理想已死，他們原本想有所作為的理想在現實面前被打得粉碎，他們知道人生毫無意義，他們只是行走在天地間的行屍走肉。他們天天直面淋漓的鮮血和慘淡的人生，卻無能為力，他們無法改變自己的生存境遇，他們已經失去了熱情，沒有理想、沒有人生的方向，他們只能在亂世中苟且偷生。他們現在能做的就只能及時行樂，今朝有酒今朝醉，於是就有了各種雅集：華林園集、金谷園集、竹林雅集、蘭亭雅集、蓮社雅集……。當然，他們會賦予這些雅集以高雅的內容，如吟詩作賦，如曲水流觴，如談玄論道……。

蘭亭雅集

但更多的是毫不掩飾的放浪形骸和狂放不羈。因此，就有了劉伶的撒酒瘋裸奔，有了阮籍的窮途之哭，有了何晏的塗脂抹粉，有了石崇的窮奢極欲，有了何曾的日食萬錢，有人沒事就喜歡學驢叫，有人圍著小鮮肉作痴迷狀，……

導言

“魏晉風骨”，亦稱“魏晉風度”，指的是魏晉士人們放浪形骸，離經叛道的特異風姿，其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賢。他們“不務正業”，“縱酒狂歌，放蕩不羈，蔑視禮法”。這種背離中國傳統士大夫行為規範的現象，儘管有它產生的思想背景和社會背景，但卻反映了傳統模式被打破後士人思想意識的獨立和認識價值的取向。

一、魏晉風度的產生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董仲舒所精心建造的天人感應學說遂成為兩漢時代的統治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天人感應神學曾經是權威思想之一，作為權威思想它不僅僅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同時還賦予人們共同的價值、符號、模式。指導人們的行為，主宰人們的心靈。

然而，到了魏晉時期，天人感應學說全面崩潰，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對人生無常、個體渺小、孤獨生命的恐懼。人們的思想陷入極大地混亂、痛苦之中。一種迷惘、困惑、煩悶、焦慮的感受將無情折磨，碾壓著人們的心靈，致使人們舉止失措、乖張無常，各種反社會、反道德的行為便紛至沓來，令人眼花繚亂、瞠目結舌。

董卓之亂以來，皇帝竟被一群具有軍事實力的悍將武夫們肆意玩弄於股掌之上，或廢或立，或囚或啥，或劫以獵物，或挾以令諸侯，而上天不聞不問，無動於衷，在傳統士大眼中，無異於作為上天之子的皇帝被拋棄了，這對於那些熟讀儒學經典的飽學之士來說，實在太殘忍了，無論如何都難以接受這一嚴酷的事實。他們痛苦、焦慮、迷惘、因此而言語癲狂、舉止乖張、嗜酒成性。正是天人感應學說的全面崩潰，這才使得人們在思想陷入極大混亂中，從談玄開始，便誕生了“魏晉風骨”。

二、魏晉風度對士大夫群體的影響

東漢末年宦官、外戚無休止的爭奪廝殺、毀滅性的自然災害、黨錮之禍、尤其是漢天子成為軍閥手中的玩偶受到嘲弄後，“天人感應”因不能自圓其說而徹底崩潰，群體意識鮮活的生命瞬間完結、個體意識被喚醒，傳統社會與個體、君主與個體的關係被打得粉碎。

從漢武帝到東漢末，士人們完全作為一個依附性的群體出現在社會和歷史舞臺上。他們已習慣於把自己融入社會之中，透過把個體奉獻給君主、國家來實現自己的價值。而一旦傳統發生了裂變，依附的主體坍塌，無措的恐懼和尷尬就頓時包圍了他們。

人不能沒有生活的目標，不能沒有理想信念，這是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封建士人尤其如此。所以，一種思想的崩潰，必定會引起其它思想的構建。

隨著曹操“唯才是舉”求賢令的釋出，司馬氏打著“名教”旗幟殺死殺戮異己，個體和社會的關係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而形形色色的思想也應運而生。

何晏、王弼等在曹魏正始年間構建了“道本儒末”的理論模式，試圖將個體人格與社會功能結合起來，既體現個體的理想價值，又調和個體與社會的衝突，但司馬氏的屠刀最終使之流產。

竹林的名士們目睹了險惡後，用自己的言行構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論模式。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超越封建倫理秩序而使人的思想行為迴歸自然。它以對王權的否定，對儒家禮法的拋棄，對社會的反叛為主要特徵，透過對傳統和社會的對抗而進行實現個體的精神自由。但這種理論體系因為嵇康等人的被殺而不能穩固地長期佔據士人的思想。

向秀、郭象提出的“內聖外王”則吸取前者的教訓，將個體與社會、名教與自然、內在的精神超越與外在的幹進求祿糅合起來。東晉後期出現的儒、釋、道三教互補 理論模式最終不斷深化、完善為宋代理學，形成封建社會士人們新的精神支柱。

在上述重建的諸種思想模式中，“越名教而任自然”卻成為了這一時代思想意識的主流。其具體特徵表現如下：

清談玄遠的言語、放蕩怪誕的行為，放任越禮的思想，浪漫不羈的氣質。

這些思想行為使魏晉風度發揮到了極致。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劉伶的《酒德頌》，劉義慶記載魏晉士人言行舉止的《世說新語》，無不表現出這種對禮教鄙棄反叛，對個性生命極力張揚的特徵來。

這就是，在魏晉士人看來虛偽的倫理關係遠遠沒有刀光劍影中生命的存在有價值；“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念也遠遠沒有無拘無束、享受自由的理想實在。

因此，放棄入仕、超越名教，解除君臣關係變得合情合理，這便是魏晉風度對當時士人群體的一個重大影響。

結語

從魏晉風度，我們的確可以看到魏晉士人對個體生命的珍重，對自由的人格理想的追求和那種前所未有的灑脫。阮籍的放蕩不羈，不拘禮法；劉伶恣意放蕩，以宇宙之狹，土木形骸，遨遊一世。嵇康“非湯武而薄周禮”；還有他們共同的竹林之遊，酒醉不醒......

然而，他們真的徹底忘記了作為士人，傳統和現實賦予的責任了嗎？真的能身心皆適，無牽無掛地皈依自然嗎？

阮籍何以但願長醉不願醒，長歌當哭？劉伶以酒為命，裸身散發，嵇康服藥笑傲，《廣陵》絕響，阮咸等與豬共飲，發洩憤懣，都是在司馬氏政權設定的羅網中進行無奈的掙扎，他們自殘其身的醉酒、服藥看似珍惜生命，實則殘害性命；從他們行為的背後，我們不僅看到了他們逃避現實的外在表現，同時也看到了他們痛苦萬狀的內心世界。

阮籍的“率意獨駕、慟哭而返”，正是其內心壓抑、痛苦萬狀而又無由發洩的真實寫照。可見魏晉風度是建立在煩躁與痛苦之上的無奈之舉。傳統和責任並不因他們建構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煙消雲散。相反，他們被拋入社會與個體無法調和之矛盾的萬丈深淵。

被《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的作者概括為忠義二字，忠於主人，義及友朋，特別是後者，在民間社會江湖得到千萬倍的放大和發揚。這是在東漢皇權衰落後形成的社會意識形態。

不請自來

魏晉之風，可從《世說新語》中尋得端倪。

《世說新語》為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典著作。文章多以短片形式簡述名仕之風，文中“正直，剛正，君子之態，不羈”等有著道家黃老之學的風采。

其中一篇文章，曾經選入中學教材。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捨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信，為古之禮制，強調社會信譽，宣揚了文士的正風道骨。）

當時詩人都對社會政治理想與人生態度都做出相應的表達。多以道家的理論作為支撐，文人表達著超脫，放縱，無為的態度，一切都在提現本心本我，超然物外。這個時候的追求感觀，是一種自覺高尚情趣的體現，追求心靈上的理想化慰藉，與宋明理學有些類似。

當時部分文人的這種不羈與灑脫，引領了時代的潮流，總有摒棄世俗，特立獨行，雅俗共賞的生活心態。

部分文人，陶醉於自然，不拘禮節，灑脫無為，縱意于山水，一些脫離於純文化的酒文化，茶文化等，逐漸流行。

魏晉風骨，在當代乃至後代都得到追捧，正是這個時代的文人精神，文人之風，為後世文人士人創造了重要的文人新標杆。

一、與先秦諸子百家爭嗚時代欲求溶於社會，推廣自己思想，實現個人之於社會的價值相比，魏晉名士更多呈現的是與社會保持距離，以玄談為能事，執著於個人的人格呈現，這對當時，甚至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魏晉名士們用自己的實踐昭示人們，一個人與社會保持矩離，甚至遠離社會也是可以很好生存的。這固然有對當時社會以門閥為核心的等級社會的不滿，更是給人們指出了另外一種生存方式，這對當時社會影響是巨大的，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的。正是這個時候產生了中國隱士文化的名片式人物陶淵明。

三、他們那種為了自己的內心而百無禁忌的實踐精神是非常驚人的。陶淵明想辭官就辭了，阮藉想喝酒便喝了，王右軍東床之上想坦腹便坦了，他們不是想想說說而已，而是不管不顧地做著。這種實踐精神的意義是非凡的。

四、最後，我想說，魏晉名土是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在談到他們時一定要明白兩點:

其一，由於他們都是知識階層，他們也是想用我行我素的方式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但結果卻不甚了了，連他們自己都感到一絲茫然。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隱含的失落，王右軍在《蘭亭集序》中的對“後之來者”的擔當，阮藉出仕後的被殺，稽康《廣陵散》的滅絕之音，這一切暗示我們魏晉名士是理想主義和失敗主義的混合體，可嘆亦可惋！

其二，我們應明白，魏晉名士與社會主動保持距離，是一種名士的保持距離，他們有保持距離的想法和方法，更有保持距離的物質基礎！！

一朝特立獨行客，千載雲起雲舒人！魏晉名士，遠了也近了！近了也遠了！！

魏晉時期社會動盪民心不安，眾多名士風雅淡定，堅定的追求自我覺醒和自身的社會價值，填補了社會的空虛，緩解了精神上的痛苦，對社會安定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首先正一下題目中的名次「魏晉名士風骨」。

有魏晉風骨（特指建安）。

有魏晉名士，名士風度。（正始以後）

這是不同時期的兩個概念，不宜混淆。

魏晉名士特點是什麼？特點是不滯於物、不拘禮節、放誕曠達。

這種特點的形成是司馬氏高壓政治下的產物。

司馬懿殺了何晏，司馬師殺了夏侯玄。至於前前後後而遭殞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澤厚曾列過清單加以追悼。無論是詩歌還是士人，都由建安時期崇高的、剛健的、富有風力骨氣，專向哀雁之啼，寒蛩之鳴。

以乖張荒誕的行為，來遠離政治，躲避殺身之禍。

故王夫之說“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也就是說孔融的死，揭開了由建安風骨，向魏晉名士轉變的序幕。

大分裂時代，沒有強力的中央集權，輿論也相對自由，臧否人才，譏評時政，是士人參與政治的常態。

所以才會孕育出建安風骨，這樣雄健深沉、慷慨悲涼，直面社會現實的藝術風格。

而到了天下版圖漸漸歸一，影響社會穩定的輿論份子便極其危險。

於是歷經血流成河的政治屠殺後，出現了“名士風流”。魏晉名士風流與建安時期的風骨是不搭界的，甚至失相悖的。名士風流是對社會責任的放棄——反正大聲疾呼也沒有，甚至還會殺頭。不如嗑藥飲酒，出入禮教之外，天天做一些亮瞎狗眼的行為藝術。

名士風流帶來的最大影響，無過於使整個士人階層，陷入玄談虛誕之中。

藥、酒、女人，加上看似玄妙實則不著邊際的P話。

結出了王夷甫諸人在面對江北胡塵，只能在新亭慟哭而毫無作為的惡果。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政權更迭最平凡的時期。不斷的動亂，不斷的戰爭對平民百姓的生活造成最大的恐慌和不安。

魏晉動亂的年代成就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及大英雄，為我們中華文明史增添了絢麗的新篇章。動亂的時代迫使仁人志士打開了新的思維方式，催生了諸子百家、催生了百家爭鳴！

然而魏晉名士過度表現自我，追求意識形態且放任自我導致誤國常常被貶。

歷史的卷張,每一頁都烙下了塵封的印記.一頁一篇,不同的時代訴說著不同的經歷,不同的人物演繹著不同的傳奇.是的,每一頁都那麼精彩,每一章都那麼耐人尋味.就像唐詩宋詞，明清小說一樣，魏晉盛產的是“名士”，他們或縱性任情、飲酒嘯歌，或心繫蒼生，慷慨悲涼，或志在千里，壯懷激烈。自秦王朝至晚清，魏晉的名士始終獨一無二，特立獨行。

魏晉名士說的是文學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始於公元196年（漢獻帝建安元年）止於公元589年（隋統一），約近四百餘年時間，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承上啟下，走向繁榮的過渡時期。這段時期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朝代更替頻繁，除了西晉有短暫的統一之外，分裂割據是魏晉南北朝的基本格局，有本領者即稱王稱帝，五胡十六國，少數民族想要征服中原，確被逐漸漢化，因此這一時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時期，思想文化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在這段時期，文學在文學思想、題材、體裁以及整體風貌上呈現出許多新的變化，不再表達外在的社會功利，而是著力於關注人的生命價值。其中代表人物有：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世家、桃源陶令等。

那麼，到底什麼是魏晉名士風骨，又應該如何理解所謂的魏晉名士風骨？不錯,正是.所謂”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論絕”就道明瞭這一切.

因為政權的更迭，不斷的戰爭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即使身處上流社會也不能倖免，心靈敏感的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運的多變難卜，人生禍福無常以及普通生命面對多變的時代風雲的無能為力。文人們少參與時政,不參與時政,不討論時事乃是明哲保身之舉，在不能夠改變時代的情況下轉而去研究玄學玄談，去強調精神自由，生命情調，去從另一個方面探究生命的意義，這基本上就是“魏晉名士風骨”的內涵。於是乎清談玄學盛極一時，文人不涉獵<<周易>>,<<老子>>,<<莊子>>的,絕對不會被冠以名士名流之名。嵇康善於音律詩文，學識極其淵博以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拒絕了出仕，被送上了斷頭臺，臨終時閉目沉醉的彈完那曲悠揚雄壯的《廣陵散》後仰天長嘆道：“我死不足惜，只恨《廣陵散》從此失傳了！”，瀟灑慷慨的留下了一段蕩氣迴腸的動人故事，從此《廣陵散》成了千古絕唱的代名詞。同樣,同為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也以一種佯狂和痴醉的態度生活,放浪形骸,蔑視禮教,他自己也說:“禮豈為我設邪?”他寧願大醉六十日,也不願迴應司馬昭為兒子娉其女的婚事，醉駕馬車,於路邊嚎啕大哭。還有陶淵明，這位嚮往世外桃源的田園詩人，因為不願為五斗米而折腰權貴，於是賦下一紙《歸去來兮辭》，便飄然而去，過起採菊東籬的田園生活了。嵇康的血,阮籍的淚,是魏晉名士的血與淚,這就是“魏晉名士風骨”之魂。

魏晉名士風骨“清談”以“無”為本，外求“無名”，內求“無累”，以名真我，這種主要產生於士族階層的一種思潮，有其明顯的侷限性，特別是這種思潮流行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種種任誕放縱的行為，也不是今天的社會所能夠讚賞的。魯迅先生在《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就曾經講到過這個問題，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是提倡在烈火燃燒的鐵屋內吶喊的，並不贊同這樣消極避世的態度。

但是站在歷史的角度，公正的看待魏晉的“名士風骨”，我們仍然應該說，魏晉名士在中國的文化史上都是有著絕對的地位的，從思想上來說也比當時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狹隘思想要崇高得多。他們有氣、有味、有韻、有致、有神，他們那種曠達、豪放、自由的那麼一種人生意境，還是很多人所欠缺的。他們不追求名利和榮華富貴，他們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去在權貴面前奴顏媚骨，不隨大流博得世俗的賞識；他們有宏大的理想，即便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即便悲哀、消沉，但心中卻永不放棄，用文人的責任和骨氣竭力實現自己的理想，這種風骨，這種精神，儘管總是顯得那麼另類，那麼格格不入，卻時常會讓人們感動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