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確實是一個最有道德，最強最富，最得人心的朝代，以後幾朝，業績明顯不如漢朝，就是以前的朝代，包括西周，更是不如，那畢竟還是奴隸社會，周王並沒有實權，所以西漢無論從權威，道德，功業，疆域，人口，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是最出色的，其開創者劉邦實在是開明的一代雄主，他不但知人善任，統馭天下英才，而且從善如流，能分辯正確的建議，不僅打下了漢朝，而且穩定了國家，討平了各方反叛，並採取了寬省天下的政策，採納了陸賈的以寬治國的建議，打了一個好頭，呂后主政時，仍然遵守無為，節儉，讓利於民和不折騰的政策，也是得民心之舉，　　漢文帝是歷代皇帝中，甚至包括歷朝皇帝中最有德性的皇帝，如果說劉邦為人還有些流氓習氣的話，漢文帝就無論在做人，還是做皇帝上都以身作則，垂範於百姓，他極孝順，也是因為孤兒寡母被長久忽視，受盡冷落，恐怕他都沒怎麼見過劉邦，這加深了母子親情，另一方面，他二十年孝順其母，也是做天下的表帥，漢朝以孝治天下，:正源於文帝，在治理國家方面，他也更是好手，象朝中那麼多重臣如陳平，周勃，灌嬰等人，都有專權弄政之心，但都被文帝化解，對同王宗室，圖謀不軌者，無不降服，雖力主與匈奴和平共處，但絕不乞求，匈奴來犯，必以武力回擊，維護了尊嚴和國家利益，所以漢文帝是深得士民之心的，其才不如唐太宗，德行則過之。

漢文帝給漢朝注入了有道的靈魂，他的兒子景帝謹承父志，又是一個有道之君，他的才能，不如其父，處置不當，引發七國之亂，一時內憂外患，然因為深得民心，所以眾王很快瓦解，對外仍是以和為主，以武促和，匈奴無論訛詐，還是武力搶奪，都得不到便宜，國勢日衰，　　漢武繼位，乃是超強雄主，一改往昔懷柔的政策，開始主動出兵，襲擾匈奴人，使其不得生產生活，逐漸提高了士氣，對匈奴人進行大規模掃蕩，終於北逐匈奴，徹底解除了北患，也給後代留下了勝敵之法，留下那句，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種武功比文治還得人心，　　以後昭，宣二世，亦是明主，又有霍光輔政，國勢再興，不料此後元帝重用外戚，大權旁落，政治開始腐敗，土地兼併，引發士民不滿，最後王莽利用不滿，以及王氏的家族勢力，篡位成功，他實行了新政，實際是加大了豪強地主的勢力，使大量人民失去土地，於是流民造反，舉國響應，人心思漢，劉秀順應民心，打著復漢的大旗，凝聚了人民，當時，所有起事者都高舉復漢的旗幟，可見一個朝代，如果道德為先，武力為輔，連出明君，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既使有人作亂，人民也不會參加，不得民心者，事亦難成，以後東漢，連出昏君，越來越腐敗，國家搞得不象回事，所以人心不再思漢，漢朝也就被人民徹底拋棄了。

首先很開心來回答這個問題，正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沒有哪一個朝代是可以久盛不衰的，這當然也包括了強漢。西漢是漢高祖劉邦

擊敗楚霸王項羽之後建立的大一統王朝，經過“休養生息”，對內加強中央集權，對外進行領土擴張，這才有了漢初的文景之治。而在劉邦去世之後，西漢也出現了許多有著治世才能的皇帝，比如說漢文帝，漢武帝等等。漢文帝以身作則，掀起了一股孝順父母，團結兄弟姐妹的良好思潮。漢武帝眼光深遠，差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古絲綢之路。你說有著這樣幾位皇帝的治理，漢朝怎能不強大？

但話又說回來了，如此強大的漢朝怎麼會逐漸衰落呢？我認為外戚干政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自漢高祖劉邦建立西漢開始，這個王朝便一直矇蔽在外戚的陰影之下，從開國皇后的呂氏家族和戚氏家族，再到之後的以及之後的王氏家族等等。

除了漢文帝劉恆等少數帝王的統治時期，外戚干政不太突顯，其他的都能隱隱約約的發現外戚甚至是宦官干政的影子。而這也直接導致了有著穿越者之稱的王莽廢帝，建立新朝。

諸葛亮曾深刻總結漢室衰亡的歷史教訓：“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外戚、宦官相爭，黨錮禍興，朝廷中計程車大夫不附外戚則附宦官，互相傾軋，彼此構陷，使得國政日非，朝綱委靡，人才催折，直接導致黨錮之禍，終亡漢室。

一是外戚專權。

外戚亦稱“外家”、“戚畹”，指帝王的母族、妻族。歷史上，帝王年幼時，外戚往往擅權干政，甚至改朝篡位，西漢末王莽便是一例。劉邦建立的漢朝，最大的貢獻就是“漢承秦制”。然而，漢高祖劉邦錯誤地總結秦朝二世滅亡的教訓，以為是廢除了封建制導致“孤立而亡”。

因此，他在推行秦郡縣制的同時，部分恢復了封建制，封建了大批功臣和同姓王。他在封建同姓諸侯王時宣佈：“非劉氏而立，天下共擊之”，意圖仰仗劉氏宗室的血緣關係，構築皇權的屏障。然而事與願違，在他去世之後，呂后控制了朝政，揭開了外戚擅權的序幕。

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親和飛楊跋扈。西漢時期的呂后專權，一邊誅殺劉氏宗親和功臣，一邊安排孃家人掌權；霍光專權，“秉政前後二十年”，近親屬均位居高官，權傾朝野，連漢宣帝也不敢得罪霍光；王莽代漢，外戚王氏家族掌權，操縱國家機器，最終導致王莽篡權，西漢終結。東漢時期外戚勢力更甚。

《後漢書·皇后紀》中記載，“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四後，莫不定策帷簾，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政”。

竇、鄧、閻、梁等六位太后臨朝，竇憲、鄧騭、閻顯、梁冀等六位外戚以大將軍身份當政，外戚皆佔據親要之地，他們生活上越來越奢靡，政治上越來越專橫，整個國家烏煙瘴氣。

二、是宦官專權

西漢時期宦官專權還不是很嚴重。到了東漢，光武帝進行“行政改革”，所有的宮廷職務都由宦官充任，宦官勢力從此逐步做大。外戚梁冀過於囂張，漢桓帝忍無可忍，與五個太監合謀，剷除了梁氏，五個太監因功封侯，取梁氏而代之，宦官專權進入極盛時期。宦官專權擅政主要特點有三，

一是涉足司法。東漢宦官專權時，有座宦官掌管特殊監獄叫“北寺獄”，它主管監禁、審訊將相大臣。

凡重大案件，均由中常侍出面審理，然後直接向皇帝呈報。

二是親屬多參預政事。隨著察舉制的蛻變，宦官集團打破以往那種“中人無外黨”的局面，“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佈滿天下”。

三是典領禁軍。漢代禁軍係指侍衛宮省的皇帝親兵，其中包括虎賁、羽林、廄騶等。在爭奪權力的關鍵時刻，宦官集團借之使用武力逼迫制詔或自擬詔書排除異己。宦官專權制造了一起起黨錮事件，不僅敗壞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

三是官僚體制

漢朝時期對外擴張不斷，國家處在高度競爭和威脅的外部環境中，官僚體制不僅成為社會公權力的載體還成為了社會資源的控制者，呈現出企業化特點：與民爭利。大量官員貪汙腐化，瘋狂斂財。漢成帝時期丞相張禹“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膏腴上賈”，家產達八億之巨。與此同時，官員營私舞弊，拉幫結派成風。

漢朝官員選拔實行察舉制，即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這原本是向所有人開放，由下而上推舉品德高尚、學識才幹出眾的人才為官輔國的官吏選拔制度，到後來卻成了官員間拉幫結派，謀求私利的工具。

他們相互推薦子弟、親信當官，一步步將政治資源私人化、板結化，既堵塞了對沒有官職的讀書人的“選”，也影響了對下級官吏的“拔”，最終造成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局面，嚴重妨礙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四、土地制度與刑法與百姓矛盾日益尖銳

成哀時期，農民的生活困苦到了極點。哀帝時諫大夫龔勝指出，當時的社會狀況是“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制度太奢，刑法太深，賦斂太重。”

另一位大臣鮑宣則上書指出當時百姓“有七亡（七種損失）而無一得”，“有七死（七條死路）而無一生”，全面概括了自元帝以來人民遭受的苦難。

“七亡”中主要有：“縣官重責，更賦租稅”、“貪吏並公，受取不已”、“苛吏徭役，失農桑時”等，“七死”中主要有：“酷吏毆殺”、“治獄深刻”、“怨陷亡辜”等，鮑宣還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是“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

面對西漢後期嚴重的土地問題和奴婢問題，統治階級中的一些憂國之士紛紛尋找解決辦法。哀帝時，大司馬師丹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建議，

主要內容是：王侯、公主、官吏佔有土地以30頃為限；商人不得做官；諸王佔奴婢以200人為限，列侯、公主以100人為限，官僚和一般地主以30人為限。這個方案雖然給了官僚地主極大優待，但是，還是遭到了把持朝政的權貴的反對，因為他們佔有的田地和奴婢早已超過最高限，絕不會自願放棄限額之外的奴婢和田產。哀帝對這一建議並沒有支援，後來他竟一次賞賜董賢兩千多頃土地，是限田最高額的近70倍，使限田限奴令成為一紙空文。

因此漢朝外戚、宦官輪番專權，官僚體系忙於逢迎巴結，正是他們遮蔽了社會良性發展的可能和機會，制度的不合理，刑法的殘酷，都迫使漢朝走向了衰敗，合力埋葬了一個曾經強盛的王朝。以史為鑑，教訓足以敬示後人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我是@黑白史

應該是規律吧。盛極必衰。人世更迭，制度僵化，階級固化，貧富差距，官場貪腐，人心背離，都是引發社會衰敗，動盪的因素。

西漢衰落要從漢武帝時期說起。

漢武帝之前的幾代皇帝實行的都是休養生息讓利於民的政策。農民耕地賦稅輕。當時的西漢政府放開鹽鐵等高利潤的領域，讓民間資本進入。商品流通極為順暢。那時的經濟狀態，有點類似於現在的市場經濟。社會生產力被極大的解放出來了。到漢武帝時，國庫錢糧充盈。漢武帝雄才大略，但是有點過頭，就變成了好大喜功。他開始對匈奴開戰了。連年的戰爭導致錢像流水一樣的被花出去。為了填補國家財政的巨大缺口，於是漢武帝強制將鹽鐵酒等高利潤領域的經營權收歸國營，把民營資本趕出去。

這個時候，西漢的經濟政策就轉變了。由原來的讓利於民轉變為與民爭利。看看我們國家近幾十年的變化就能明白。計劃經濟嚴重阻礙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自從轉變為市場經濟，國家就飛速發展。只要經濟發展的好，社會就穩定，就絕對不會出現動亂。但是西漢政府為了支付龐大的作戰開支，在穩健的經濟發展中橫加一槓——強硬從商人手裡收回高利潤的鹽鐵，實行國家專營，這樣勢必造成商品製造和流通領域效率低下。而國家專營又造成了腐敗橫行，商品質量普遍很差，而且商品價格也被人為的拉高。

其結果就是：民營龐大資本無法再從中牟利，於是大量資金轉向土地。富人大肆購買土地，形成世族階層。這種情況更加嚴重。但是當時的漢武帝可能沒看到這些，或者看到了也沒在意——他當時正一門心思的打仗。於是土地兼併的風潮越來越嚴重，農民無立錐之地，生活極端困苦。當時的社會出現了大量離開土地的流民，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現在可以看出來了，城市經濟失去了平衡，經濟結構畸形發展，經濟活力陷入停頓，最終造成生產力萎縮。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農村。更嚴重的是，土地兼併產生了大量流民。而這些，是西漢衰落最根本最深刻的原因。

最後王莽的變法，是造成西漢社會動盪和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其實王莽是為了糾錯。他是為了糾正漢武帝以來所實行的錯誤的經濟社會政策。他是想先把土地全部收歸國有，然後再平均農民。殊不知當時的土地已經緊緊攥在世家大族和豪門權貴手中。這種方法徹底激怒了他們，於是動亂髮生。

教訓：任何政體形式的政府千萬不能與民爭利。政府的定位就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平臺。不然角色錯位，就是經濟衰退進入社會動盪的開始。試看如今的世界就明白了。當時我們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幸虧國家制定了改革開放政策，逐步放開各種領域的經營權。現在一些關係到國家重點把控的領域比如金融石油等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就是一個好的開端。

從事物發展的程序來看，盛極必衰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即使強漢也無法避免這個自然規律。

漢朝，是中華歷史上引以為傲的時代。它從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中間除去王莽篡漢的16年，總共持續了408年，是中國封建時代存在時間最長的大一統王朝，沒有之一。他創造了文景之治，昭宣中興，光武中興等等的盛世，它的文治武功，在中華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鼎鼎盛名。以至於一個普通的西域都尉，都敢於發出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強音。

漢朝從高祖劉邦到昭宣時期，一直處於上升的時期，自從漢元帝到漢平帝時期，是漢朝的衰弱時期，光武帝到漢和帝時期，是漢朝的中興時期，之後，漢朝一直處於衰落的時期，直到滅亡。

那麼，如此強盛的漢朝為什麼會走向衰弱以致滅亡呢？填哥認為，主要是三個原因造成的。

一、封建王朝的頑疾：土地的兼併問題。

土地的兼併問題是每一個封建王朝的頑疾。漢朝也不例外。在漢朝初年，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的連年烽火，使得大量的土地荒蕪。這讓大量的新興地主有機會大量兼併土地。而漢初的政府為了發展生產，大大的減免田租。實行三十稅一的稅率。甚至還有許多是不用納稅，或者偷稅漏稅的。在這樣的政策下，許多的大地主乘機紛紛兼併土地。比如蕭何就有良田千頃。

這在封建王朝的初期不是問題。但是隨著社會的穩定，人口劇增。地少人多的情況就顯得突出了。漢朝發展到漢元帝時期，土地集中日益嚴重，自耕農大量破產，淪為佃農。豪強莊園勢力日益強大。加上天災人禍，導致饑荒遍佈，各個地方反叛事件接連不斷。

　六月，關東飢，齊地人相食。三年春，珠厓郡山南縣反，博謀群臣。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厓，救民饑饉。乃罷珠厓。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

同樣的問題，在東漢時期更為突出。東漢政權是在豪強地主的支援下建立起來的。所以東漢的土地兼併問題比西漢嚴重的多。加上東漢末年的天災人禍比較多。導致東漢末年席捲全國的農民起義。

二、皇帝、外戚和宦官的爭權奪利。

土地問題和饑荒基本上在每一個朝代都有。但是隻要中央政府措施得力，這些基本上不會成為政權的重大威脅。那麼，在西漢和東漢的衰弱的時期，在碰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政府在幹嘛呢？政府在忙著爭權奪利。皇帝、外戚和宦官在爭奪權力。

西漢自從漢成帝開始，東漢自從漢和帝開始，便陷入皇帝、宦官與外戚專權的怪圈。

本來，這在一些英明的皇帝的眼中，這些都不是事。

但是偏偏西漢自從漢元帝開始，便表現平庸。從漢成帝開始，很多皇帝便耽於酒色。

荒廢政事。造成皇帝的短命。新的皇帝上臺以後，年紀尚幼，不得不依靠太后執掌朝政。而此時的“太后”，也不過是個十多歲頂多二十多歲的女人。她也不得不依靠她的家人才能掌管朝政，掌控朝臣。這便造成外戚專權。

兩漢都受到外戚的嚴重干擾。西漢王朝甚至還因此滅亡。

西漢的初年就有呂后和呂氏亂政，差點滅亡了當時剛剛成立的大漢王朝。西漢的後期，平庸的漢元帝死後，沉迷酒色的漢成帝繼位。太后王政君開始掌控朝政。外戚王氏開始崛起。直到後來，王政君的侄子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西漢滅亡。

可能有鑑於此，東漢的皇帝年幼的時候，外戚和太后掌權，當皇帝逐漸長大之後，為了奪回大權，依靠整天跟在他身邊的太監。除掉外戚。但是又造成太監專權。皇帝小的時候沒有權利，大了也沒有權利，整天還得提心吊膽的，又可以花天酒地，這是造成皇帝短命的一個重要原因。

皇帝短命，必然沒有兒子，或者兒子年幼，最好的辦法是立一個年長的為皇帝。但是，無論是宦官，還是外戚，太后都不會這麼幹。因為年齡比較小的皇帝好控制。有的時候，外戚甚至會為了自己的利益，殺死年齡稍長的皇帝，以便立一個幼小的皇帝，好控制朝政。梁翼就是個例子。據《後漢書》記載：

　　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弒，帝崩於玉堂前殿，年九歲。

漢質帝外戚和宦官的爭鬥，從何帝開始，直到東漢的末年，是東漢末年動亂的重要原因。當時主張讓董卓進京，宦官勢力的，就是外戚何進。後來事情敗露，何進被殺，董卓進京，終於引發東漢末年的巨大的政治混亂。

皇帝、太監、外戚忙於爭權奪利，那麼當時的朝廷的官員呢？

漢朝的很多的官員，都是相當不錯的。特別是東漢時期宦官專權的時候。很多清廉耿直的官員都對他們進行抨擊。因此這些官員都受到皇帝和宦官的沉重打擊。這就是有名的“黨錮之禍”。三次黨錮之禍後，清廉耿直的官員或被誅殺，或被貶官，或者噤若寒蟬。對朝政失去影響力。

三、允許地方招兵買馬

這一招給奄奄一息的東漢王朝補上致命一刀。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

雖然，這個說的是戰爭，但是用在這裡，恰好合適。

自古至今，無論哪朝哪代，掌控兵權才是最後的制勝之道。所以，無論什麼時候，中央王朝肯定會把兵權掌控的死死的。不然，掌控兵權的人就會成為亂源。

184年，黃巾起義爆發。如火如荼的黃巾起義，給了東漢政府沉重的打擊。起義被鎮壓之後，漢靈帝不思重整朝綱，繼續享樂。導致農民起義不斷。188年，黃巾起義餘部又再一次舉行大規模起義。

這時候，抱有私心的劉焉向漢靈帝建議，“廢史立牧”，廢除刺史制度，改立州牧，使之可以掌控地方的軍政大權。昏庸的漢靈帝居然聽從了劉焉的建議。從此，東漢的十三個州的州牧紛紛招兵買馬。如漢末劉表為荊州牧，袁紹為冀州牧，董卓、曹操、公孫度、劉虞、公孫瓚、袁術、陶謙也曾經任州牧，並招兵買馬，割據一方。東漢政權根本無法控制。

東漢末年軍閥割據

漢朝已經名存實亡。220年，曹丕逼迫漢獻帝禪讓，建立魏國，漢朝滅亡。

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每一個朝代都一樣，當皇帝不思朝政，不為老百姓著想，只是貪圖享樂的時候，他的衰落和滅亡，就已經成為定局了。

漢朝，漢高祖劉邦立國，經文景之治而崛起，強盛於漢武帝劉徹，當時匈奴未滅，而武帝的志向就是撲滅匈奴，讓北方沒用威脅，所以開啟了漫長的北滅匈奴大業。但是呢，匈奴是一個遊牧名族，你打我跑你來我退，沒有固定的城池之類，所以一直拖著。從古至今打仗打的就是錢，一個國家長久的處於向外擴張的道路而沒用收益，威名是打出來了，國內經濟確跟不上。而匈奴依舊沒有撲滅，所以自武帝以後漢朝走向衰弱。一個因為軍事太過於強大而衰弱的國家。

首先問題裡漢朝的由盛而衰並不是個嚴謹的提問，漢朝分西漢和東漢。雖然劉秀確實有劉邦的血統，但那是個遍地劉的時代，特別是經過王莽的折騰，皇室劉也不值錢。這點血緣關係也就是在實力足夠的時候可以用來稱帝的由頭，並沒有給劉秀帶來太多的政治和軍事幫助。東西兩漢基本上可以看成兩個朝代。

先說西漢，如果按照教科書所說，應該是漢元帝時期公元前47年，歷史事件是蕭望之自殺。

原因是漢元帝一味的親信宦官，任由宦官逼死自己的太傅蕭望之，自此漢庭的控制權在宦官和外戚之間輪流坐莊，先是石顯這個太監頭子當政，大事小情，石顯一言而決，都不用通知皇帝，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口子，後來政權又淪落到王莽這個外戚手裡。王莽篡漢，結束了西漢統治。

所以這麼看，西漢的衰落是漢元帝的蕭望之自殺事件，也沒問題。

但我個人看法，在漢武帝時期漢朝就已經由盛轉衰。標誌事件是巫蠱之禍。

首先由盛而衰，文景時代漢朝國力強盛，人口不僅量大，而且生活富足。但漢武帝末年，國力空虛，人口十室九空，百姓貧弱。什麼是由盛而衰，這不就是麼。

其次我並不是說對匈戰爭錯了。實際上漢武帝發動的對匈戰爭是非常正確的。景帝之後匈奴問題已經是漢朝刻不容緩解決的主要問題。但漢朝的戰爭收益實在太小。戰爭無非是刀槍的買賣，而且贏者通吃。那就沒必要藏著掖著，及其所能的掠奪對方來補充自己。但漢武帝不知是不想，還是不願，或者不能從匈奴身上掠奪勝利果實，結果一邊超強度的消耗國力，一邊任由勝利果實腐爛消失。但這時候問題還不大，好比成年人得了重症感冒，如果太子劉據沒有枉死，能夠登基。迅速的回覆國力，西漢還有的玩。可惜巫蠱之禍隕了太子劉據，劉弗陵登基的時候還是抱在懷裡的孩子。開啟了國政盡出於外戚之手的惡政之始（雖然霍光不是壞人，並且忠於職守，但這個事卻給石顯、王莽之流提供了非常好的藉口和參考模版）。好比重症感冒演變成肺炎。

想想看如果劉據登基，劉據是衛青的外侄，霍去病的表哥。劉氏天下的合法繼承人。雖然當時衛霍二位將軍都以逝世，但他們留下的部舊仍在，如果劉據上臺，他們會是最堅定的支持者。加上劉據素有賢名。治好漢武帝留下來的感冒不是太難。而且後來的劉據之孫漢宣帝劉病已可是非常有名的賢君。所以這麼關鍵的歷史人物折損，我認為是西漢衰落的開始。以至於後來雖然經過劉病已的努力，但積弊已深，又有個不爭氣的兒子，肺炎終於變成了肺癌。亡了劉邦的江山。劉病已曾言：亂我家者，太子也。

東漢衰落於漢桓帝信任宦官，朝野對立，政治迅速混亂，為保住權威，漢桓帝釀成黨錮之禍，從此士族與中央貌合神離。漢桓帝信任宦官是因為外戚專權，外戚屢次專權是漢章帝開的先河，但漢章帝是個守成之君，他的繼位者漢和帝勵精圖治，在位期間出現了班超定西域。漢和帝過後就是外戚狂歡的時代，漢殤帝即位一年便死了，漢安帝即位後已經無力迴天，受外戚掌握，漢安帝死後漢順帝乾脆放棄治療，躲起來淫樂不問政事。漢順帝死後，漢衝帝即位，成了傀儡。漢衝帝死後漢質帝即位，漢質帝就是那個被梁冀毒死的小皇帝。漢質帝毒死後，漢桓帝即位，聯合宦官乾死了梁冀的家族，然後和宦官們共享天下。但是士大夫不滿他們的小團體，雙方鬥爭起來，漢桓帝幫助宦官們幹士大夫，引起黨錮之禍，宦官專權，士大夫有了反心。桓帝是埋下了一顆要炸就死，但是可以不炸的雷。再到後來大瘟疫流行，逼起黃巾之變，漢靈帝設立州牧，下放軍政大權，中央逐漸不能服眾，漢靈帝等於說放棄了挖出漢桓帝埋的那顆雷的能力，作繭自縛，士大夫本來就和皇帝不對付，結果各州牧都有軍政大權，他們中賢明的人立刻都去求職，豐富了諸侯的羽翼。

東漢滅亡的最後一擊，是漢靈帝駕崩後，繼承權引起各派系鬥爭，漢靈帝的嫡系十常侍不團結，把西苑軍元帥蹇碩給賣了，蹇碩被何進殺死以後，何進又想殺光十常侍，結果十常侍這時候下狠心把何進做了，卻沒有料到何進死前已經召喚董卓入京。

我劉氏人家當皇帝做到發膩，且大漢江山還堅不可摧，即使衰敗也不落入外族的賊手，還留下《三國演義》千古佳話……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從陳湯喊出這句漢人心聲後，直到公元220年漢朝滅亡，200多年裡，漢朝從未食言。但禍從蕭牆起，漢的衰亡從來與外族無關。直到漢亡，大漢朝仍然是以“一漢當五胡”的傲人之姿，雄立於東方，乃至世界。

一、外戚、宦官亂政

西漢從呂后干政起，一直到王莽算漢，外戚對皇權的左右甚至是決定力量從來都很強大。即便是強如漢武帝，早期不照樣得看竇太后臉色行事嗎？所以，外戚一波波的上，皇權一點點的落，最終落到了王莽手裡。漢武帝劉秀掌權以後，因為痛恨外戚，一度明令禁止外戚干政。但和帝去世後，卻無可奈何地啟用外戚，從此，後漢百年正式進入外戚與宦官的執掌中——皇帝想要從外戚手裡奪權，就只好重用宦官；宦官奪權又被外戚所不恥，最終導致何進誅宦。

二、皇權與相權之爭

但外戚與宦官爭奪都只是表象，真正的爭奪還是皇權與相權。所以劉邦生前就讓呂后掌控內廷，目的很明確。只是他沒想到後世會演變成如此激烈的程度。但劉邦沒得選——老劉家一家內外土鱉子，哪裡就會治國理政了？這也是劉邦分封諸子為國王的根本原因，將天下牢牢掌控在劉氏子孫手中。但七國之亂讓漢帝國不得不施行“推恩令”來限制王權；為了制衡相權，漢武帝又開始設立中書省，帝國政令不再出於相門。但誰來作為操刀手呢？武帝最終也只好選擇了外戚。衛青和霍去病的成就，離開了外戚的身份，又有幾分成的可能？

三、合久必分的無奈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分合合幾乎成了各朝各代的宿命，誰也逃不開。但皇權相權之外，更本質的還是利益分配的問題了。權力是獲取利益的手段，當帝國經歷了最早期的內部相對穩定後，就會快速進入利益再分配的問題中去。每一次利益衝突的結果都是有喜有憂。喜的人想法設法要保障既得利益，甚至擴大。憂的人處心積慮想要從喜的人手裡獲得利益，那就哪管是否？可惜，爭奪的過程少不了死人。死的人越多，剩下的人對於帝國統治階級合法性的質疑就會越高。連忠心的人都少了，帝國怎麼可能經受得住衝擊呢？

四、天下大亂

一方面是中樞的爭權奪利，一方面是更多人找不到一展抱負的機會。況且，身在宮中的帝王將相們，哪裡知道民間疾苦？為了保障自身利益，就需要大把的金銀來籠絡人心，錢就只好從民間搜刮。可失去了上層對金錢的合理支配，下層窮苦百姓在好年頭尚且難活，一旦遇上天災人禍，命都保不住了，誰會效忠帝國？那些熟悉民間疾苦、鬱郁不得志的仁人志士，質疑之後就是爭奪。最終，只需要一個機會，就會天下大亂。

漢末因桓靈二帝賣官鬻爵、蝗災四起和瘟疫橫行加速了帝國的民憤。但後兩個問題，沒有前面問題的巨大負面影響，未必就會招致大禍。黃巾起義，即便沒有張角兄弟，也早晚會有其他人來領導。黃巾之亂不過加速了漢朝滅亡的速度而已。這就好比一個癌症晚期患者，攏共還有兩年的壽命，再得上一場大病，那就只能一個月之後就去見閻王爺了。

歷史即人性，人性才是歷史的本來面目。戰爭是經濟的外延，經濟是政治的外延，政治則是利益分配的表象。小到家庭，大到國家，誰都免不了在利益中尋求平衡點。所以，家裡一老如有一寶，或許是老人見得多，更能看透一家利益分配問題，從而作出最為合理的調解吧。天下在人性中歸於統一，又在人性中分於戰亂。由此推之，中國企業平均壽命3年左右，有多少是亡於內鬥的呢？

“犯我強漢雖遠必誅"，公元前36年陳湯斬殺郅至單于，宣告一度壓著漢帝囯的匈奴徹底被鎮服，喊出了強盛漢帝國的底氣和雄心。漢朝在祖囯古代史乃至整個人類史都是一座影響深遠的突兀豐碑，所以把華夏民族早期締造者簡稱漢族並一直沿用。

如此巨無霸式存在是如何衰敗的？諸葛亮《出師表》曾指出：“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東漢之敗亡，關健在桓靈時期。桓帝是外戚梁冀專政時毒死質帝迎立的妹夫，基本是個傀儡皇帝，好容易除去“跋扈將軍"卻又扶植起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五侯"“十常侍"等宦官。政治腐敗社會動盪，桓帝荒淫無道只知貪圖享樂。靈帝更是可笑地把十常侍中的張讓稱為父親，趙忠稱為母親，昏庸糊塗無所作為，互相勾結恣意忘為，賣官買田荼毒朝野，窮奢極欲令人髮指。

其實黨錮與清議，平民反抗起義同樣是巨大推手。漢朝選拔人才主要靠推薦（還沒有科舉制），貴戚權臣互相扶持，輩輩高官厚祿，真正有才學的人得不提攜，“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鳥"，促使部分官僚和地主知識分子對時政的批評和怨言矛盾日益尖銳。外戚宦官黑暗統治，世族豪強的強取豪奪，殘酷壓榨水旱災害，迫使大量平民失去土地破產流亡，終於暴發了黃巾大起義。農民起火加上野心家如董卓、袁紹、曹操爭權奪利互相攻伐，戰亂不休白骨堆積臭穢塞道，終於使千瘡百孔腐朽的漢王朝倒下了。

群雄並起勢均力敵，偉略如曹操都不能力挽狂瀾，長年攻伐戰亂致使百姓流離失所，人口銳減，從6500多萬減少到三囯時的700多萬。而外族卻在這一階段強勢崛起，統一後的弱晉只顧內部勾心鬥角，罔顧邊患甚至自毀長城（殘殺邊疆能臣）。八王之亂後終於遭受"五胡亂華"之難，中國歷史上承受了最黑暗階段，三國直至隋朝350多年亂世，中國歷史上最值得深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