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大唐盛世之後的宋朝，遺傳了唐朝的開放、多元、重視文官等的文化基因，但它又擯棄了大唐的對外擴張與征伐，加上皇帝的開明，因此，迎來一個非常難得的和平、安穩時期，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經濟層面，可以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作品裡體現：集市熙來攘往，百姓安家樂業，每個人都盡享生命的繁華。而文化層面，可以從至今都無從超越的宋詞得以呈現，並且湧現了大量著名詞人，可謂五彩繽紛，燦爛輝煌。

兩宋時期文化燦爛，科技發達，人民富裕，思想開放。是封建社會統治最寬容的朝代。民眾對宋朝的認同感超過之前其他朝代人民對國家認同。因為宋朝的思想禁錮沒那麼嚴重，文學方面宋朝留下的作品也是整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四大發明中兩項出於宋代，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大規模應用。

雖然兩宋時期外敵不斷，朝廷沒那麼強勢。但是大的戰爭沒有，大多數國民生活安定好於前朝。所以後來北宋滅亡，北方大戶，普通百姓都隨王室南遷，就是為了繼續做大宋子民。南宋滅亡時候十萬多宋人崖山跳海跟隨宋朝。這種認同感歷朝歷代絕無僅有。

所以兩宋百姓當時的日子相比之前朝代算的上是幸福的。

好嘛？大慫朝是中國有史以來老百姓造反最多的一個朝代！達四百六十次之多，是老百姓吃多了沒事幹？冒著殺頭、滅族鬧著玩呢？還是宋朝殘酷壓榨、剝削老百姓，造成的必然呢？

宋朝從政制來考評，它是一個最少出現文字獄的朝代，秦漢唐明都比它多得多，更別說元清和所有其他時代；宋朝也是最少出現軍人作亂的朝代，也極少出現軍人參與的“政變”，是秦之後的唯一的文官“政府”；宋朝的文化、藝術繁華是中華民族的頂峰時期，經濟實力也達到世界最好水平。宋朝雖然也出現較多內亂，但國家並沒有因此而衰亡，和秦漢隋唐元明清有本質區別。宋朝就是秦集權之後的最成功的政治制度，後來沒有任何新的超越。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兩宋不因內亂而亡，平民百姓也過得不會很好。雖然兩宋的經濟非常發達，但當時百姓的生活堪稱悽慘。

（宋朝的貴族運動——蹴鞠）

有些人看了幾張宋朝的畫就說當時的百姓多麼幸福，這其實是以點代面了。那些畫作多數描繪的 是士人貴族的生活，和普通百姓一點關係沒有。

事實上，兩宋百姓的生活並不幸福，不然也不至於發生那麼多起農民起義。宋朝的稅賦極其繁重，根據《宋史》的記載：

也就是說僅二稅，就增至唐朝的七倍。兩宋時期，人頭稅的名目非常多，除了身丁錢外，還有徭役、差役等。身丁錢是朝廷向成年男子收的一種稅，兩宋時期，二十至六十的男子都要交身丁錢。

繁重的稅賦使得朝廷經濟越來越好，而百姓的負擔則越來越重，以至於他們生子即殺。蘇軾被貶到黃州後，就親眼看到了這種現象，所謂“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

對於生子即殺的現象，皇帝和官員都有清醒的認識，“民為身丁錢，至生子即殺”。

（為了減少“生子即殺”現象的發生，南宋頒佈胎養令）

既然宋朝是“國富民窮”，為何還會有人認為宋朝的百姓幸福呢，我認為這是受到了宋朝經濟、宋朝文化、宋朝文人的影響。

宋朝的經濟。經濟學家麥迪遜認為宋朝巔峰時期的GDP為265.5億國際元，佔當時世界GDP總值的22.7%。這已經是一個相當高的資料了，要知道今天美國佔全球GDP的份額也才24.5%。很多人誤認為GDP高，意味著百姓也就富裕，甚至在今天也有不少唯GDP論的人。

宋朝文化。宋朝的文化非常繁榮，這多半是宋朝皇帝的功勞。宋朝的皇帝打仗不行，但在書法、繪畫甚至體育等方面都非常擅長。以宋徽宗為例，發明了瘦金體，更是工筆畫第一人。雖然宋朝的文化昌盛，但和普通百姓沒什麼關係。

宋朝文人。雖然宋朝在經濟上表現突出，但在軍事上幾乎一無是處。明朝雖然不如宋朝富有，但“不稱臣，不和親，不納貢，不割地”，而宋朝“稱臣，和親，納貢，割地”。雖然如此，但很少有文人罵朝廷沒骨氣。這是因為宋朝是一個優文抑武的朝代，文人的地位非常高，他們雖然不會帶兵打仗，但媚上的水平一流。

（退無可退的南宋）

宋朝是一個典型的“國富民貧”的時代，之所以有人認為當時百姓富裕主因是文人粉飾的結果，其次是宋朝文化的誤導，經濟的影響反而沒那麼重要，要知道在手工業時代，華夏幾乎一直是世界第一。

宋朝:一個被理想化的王朝，真的很骨感。

在中國歷史上，宋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王朝，這個王朝是中國封建王朝中唯一一個沒有滅亡於農民起義的王朝。公元1127年，北宋政權滅亡於經常的鐵蹄之下，公元1279年，南宋滅亡於元朝的鐵蹄之下。於是，和那些滅亡於農民起義的王朝相比較，很容易給人們一個假想，宋朝的農民是不是過得很好？

不僅是中國國內的學者，對宋朝有極高的讚譽，就連海外學者也對宋朝極為感興趣，他們甚至把宋朝看著一個理想的天堂，認為生活在中國宋朝的人們是世界上最為幸福的人們，我並不想否認，外國曆史學者這一假想，因為在宋朝的確有一群人像生活在天堂一樣幸福，那就是文人士大夫，可是普通人民群眾究竟生活得怎樣？恐怕就要另說了。

如果我們只瞭解歷史的表像，那麼，我們一定會想當人的認為宋朝的農民起義一定是中國封建王朝中起義次數最少，規模最小，破壞力最弱的，是這樣嗎？對此我並不想做過多的間接描述，我們來看一些關於宋朝農民起義的資料:

九六五年（宋太祖乾德三年）三月，綿州士兵起義，推全師雄為領袖。邛、蜀等十六州響應。四月，遂州牙校王可僚結集州民起義。

九六六年（乾德四年）閬州農民起義，圍攻州城。渝州農民以杜承褒為領袖，發動起義，攻佔州城。九七三年（開寶六年）渠州農民萬人在李仙領導下起義，攻入蓬州。

九八一年（太宗太平興國六年）綿州王禧等十人組織農民起義。

九九三年（淳化四年）二月，永康軍青城縣農民約一百人在王小波領導下起義，提出“均貧富”的主張。起義軍攻下青城，進而打到彭山，發展到萬餘人。十二月，起義軍在江原與宋軍激戰，獲勝。王小波負傷犧牲。李順領導起義農民，勝利攻下蜀州、邛州，調發大地主的財產糧食，分給當地貧民，起義軍發展到數萬人。

九九四車（淳化五年）正月，李順起義軍攻佔成都，建國號大蜀，立年號應運。農民軍轉戰南北，發展到數十萬人。農民軍攻劍州和梓州，不下。五月，宋軍入成都。李順在作戰中犧牲。農民軍三萬人戰死。農民軍在張餘、吳蘊等領導下繼續戰鬥。攻下嘉州，向東川進軍。十一月，吳蘊在眉州戰死。九九五年（至道元年）二月，張餘在嘉州被捕犧牲。起義失敗。九九六年（至道二年）五月，王鸕鷀領導起義軍攻打邛、蜀二州，失敗。

一○○○年（真宗鹹平三年）正月，益州（成都）士兵在趙延順等領導下起義，攻佔州城。起義軍推王均為領袖，建立大蜀國，建年號化順。彭州等地農民起義響應。起義軍發展到數萬人。九月，成都失守。十月，王均率領起義軍據守富順。起義軍戰敗，王均自殺犧牲。

…………

我以上所舉的農民起義只不過是宋朝300多年間眾多農民起義中的一部分，正所謂管中窺豹，可見一斑。我們瀏覽上面的資料就會發現，這些農民起義的最終結果都無一例外的失敗了，這是否說明了筆者開篇所說的，宋朝的農民起義一定是中國封建王朝中起義次數最少，規模最小，破壞力最弱的，是這樣嗎？這顯然是跟統治者的統治政策有關，宋太宗曾經說過:

“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懼也！”

基於這話，宋朝統治者心中都有一個不成文的國策，那就是對外妥協投降，偏安自保，對內殘酷鎮壓，維護統治。這一點從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政治時局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南宋統治者完全有可能收復中原，奪回失地但卻放過了大好時機，回過頭來，對農民起義進行殘酷鎮壓。

宋朝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其之所以沒有王於農民起義的原因，只有兩點:一是統治者的殘酷鎮壓延緩了農民起義對於其統治的削弱程度，二是外來民族的侵略與征戰轉移了相當大一部分，愛國農民的注意力。如果沒有金朝南下，根據當時北宋的社會狀況推斷，不出20年北宋必然亡於農民起義，僅僅是一項花石綱就僅僅足以讓兩淮地區所有的中產階級農民為之破產……

任何封建統治的本質都是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進行剝削，只不過有時剝削的十分殘酷，有時緩和一些而已。雖然東京夢華照舊了，一個理想的國度，但並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這個國度裡面，那些最普通的勞動群眾也就是農民，他們依然守著自己那一畝三分田，端著自己的小破碗。

宋朝是中國古代王朝中經濟最發達的時代，按理宋朝也應該算是古代平民百姓最安逸的時代，但其實並非如此內憂

宋朝雖然號稱經濟發達，但其實真實情況是富人越富，窮人越窮，在這樣的情況下宋朝時期農民起義達到四百多起，最著名的有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順起義，北宋末期宋江、方臘起義，這些 起義大多是以均貧富為口號，由此就可以看出宋朝的底層人民生活並不好過。

宋朝除了起義多，最大的問題還是外患。北宋前期有遼國、西夏 ，後來又有金國、蒙古。北宋初期一直用歲幣來向遼國、西夏換取和平，就算這樣北宋也依然不斷受到侵擾，這種情況下軍費、歲幣等支出數量巨大，因此宋朝的各項賦稅也就高的驚人，自然給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到了北宋後期金國崛起，金國不滿足於歲幣，對於中原的花花世界他們直接選擇入侵搶奪，就這樣造成了靖康之恥，靖康之恥不止宋朝皇帝和皇族被俘虜，開封城百姓也有許多被擄掠，當年開封城有百萬人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除了開封外北方被金國所佔地區百姓的處境也可想而知。而後來南宋常年與金國交戰，南方百姓壓力自然比北宋時期有增無減了。到了南宋後期，蒙古滅掉金國後開始入侵南宋，這無疑又給南宋百姓增加了更沉重的負擔。

總結：宋朝雖然經濟發達，但貧富不均嚴重，平民百姓壓力過大，所以宋朝時期下層百姓並不好過。

兩宋亡非內亂。小時候看《水滸傳》，思想被小說人物和情節所“操控”，覺得梁山泊很是光明，北宋朝廷很黑暗，很窩囊。王朝內憂啊！楊家將等故事，北宋王朝對遼國總處於被動局面，王朝外患。覺得中原王朝不復漢唐雄風。那時所瞭解宋的歷史，都是有關兩宋小說和演義，評書。似乎被文學影響有了“思想操控”，主觀臆斷，卻沒有真正的去看去讀宋朝。

北宋亡于靖康之難，亡於女真建立的金。高宗南下建立南宋，南宋亡於崖山海戰，亡於蒙古建立的元。實際是都是亡於外族入侵。整個兩宋時期，有名的是北宋的“方臘起義”以及宋江梁山泊，隨後被很快平復。軍事上都是忙於和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以及西邊的西夏等外族主戰或主和。兩宋雖隨時感到外族的威脅，版圖在歷史中中原王朝裡也算小的，沒出現大一統。可經濟卻是空前的發達，一直到宋徽宗之前（宋徽宗動用財力物力運輸花石綱，後期組織軍事行動抗遼，失敗。只能大量金錢從金手中贖買回燕州地區，稅收增加。），百姓生活都能夠自給自足。尤其宋仁宗時期達到鼎盛。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由在真宗朝和北方鄰居遼國檀淵之盟的簽訂。以停戰換來了經濟的空前發展，人民生活舒適，受到的干擾也少，可以安心發展經濟，北宋雖然出錢買到了和平，可歲幣不到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和打仗相比這是最划算的。張澤端的清明上河圖，是北宋京城汴梁繁榮的見證，是經濟發達的真實寫照。畫中汴河上商鋪林立，市民熙攘往來，異常熱鬧。自古以來靠江河的城市經濟都是發達，有了水路，便促進了農業商業的發展。江南地區從來都是王朝稅收和經濟的主要來源，其中漕運又是國家經濟財政的支撐基礎。北宋定都汴梁（今開封），汴河就是宋代交通的大動脈，承運大部分供應朝廷的糧食。從南方到北宋京城開封的漕運線如何貫通，運河就成了主要角色。汴河也是一條人工的河流，漕運船在長江上北上到達長江岸邊上的江都（今揚州），然後進入隋朝大運河的淮揚段，轉入淮河水域。漕船順著淮河的支流泗水北上到達徐州附近水域，再經過汴河便送達汴京城。汴京便是這條運輸線上的著名城市。

南宋時期，前期面對的是北方的女真，金國。後期面對蒙古。或戰或和，南宋同樣以納歲換來和平，自己也是發展經濟。都城臨安（今杭州），依賴著錢塘江和西湖，長江以南地區經濟更是發達。“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晚風吹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雖諷刺紙醉金迷，縱情享樂，都忘記了北上抗金，收復故土。卻也反應出當時南宋君臣是生活在一個安逸的環境中，平民生活也是得到了滿足。

兩宋時期，軍事上確實被後人詬病太多。杯酒釋兵權後，抑制武將權利，重視文人。可宋朝的經濟文化藝術卻達到了空前的繁榮昌盛，唐宋八大家佔六個，宋詞更是其文化的縮影。有統計稱北宋時期宋朝GDP佔世界GDP的60%，超過漢唐盛世及後來的明朝。兩宋雖亡于軍事的孱弱，被遊牧民族所滅，可隨著中原王朝漢文化的慢慢入侵，他們越來不會打仗了，這算是最致命的危機。最終和北宋做了幾百年鄰居的遼被金滅。金和宋王朝又做了幾百年鄰居，被蒙古元帝國所滅。元在中原生活了不到一百年，也被趕跑。所以兩宋雖亡於外族，政權覆滅，可中原的文化沒有被滅。百姓賴以生存的農耕文化沒有被遊牧所取代。在中原文化的傳承下，兩宋子民在外族的壓迫感下，無論戰或和。雖國不強，卻民殷實。

兩宋時期百姓過得很幸福？這稱得上如今最大的歷史謊言之一。

兩宋期間共發生了規模不等的農民起義400多場，北宋期間規模較大的有五次:公元993-995王小波、李順起義；996王鸕鷀；1043王倫；1047年王則；1077年廖恩等。

南宋時期規模最大的當屬1130年爆發的鐘相楊么起義，這場戰亂聚眾40多萬，前後持續20年。

那麼為什麼這些起義沒有像漢唐時的綠林、赤眉起義，以及唐末的黃巢起義那樣對政權造成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宋朝特殊軍事制度決定的。

首先，無論是漢朝的兵丁制、隋唐的府兵制，本質上都是農戰合一，老百姓平時耕地，農閒時訓練，需要作戰時換身衣服、拿上武器、進行組織就是專業的戰士，可謂藏兵於民、全民皆兵，意味著全國各地有男丁的地方就有軍人。這就是漢唐尚武之風濃厚的組織和精神基礎所在，也是為什麼為啥在宋朝之前，農民起義很容易遍地開花，並且戰鬥力彪悍、甚至比政府軍還生猛的原因。

宋朝則實行僱傭兵制度，精銳的禁軍和地方的廂軍都是吃皇糧的專業軍人，為了表明特殊身份，他們臉上都被刺著字。此外，北宋時在北方沿邊的河北、河東、陝西等地也有部分民兵，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協助當地軍隊防禦外敵。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基本沒有系統接受軍事訓練的機會，所以農民起義軍戰鬥力可想而知。

其次，宋朝重內輕外，武裝力量的核心-禁軍有一半安置在京城及周邊，剩下的一半則分散在軍事重鎮，如此一來，朝廷永遠可以壓制地方，有效避免了中晚唐以及五代時軍閥擁兵自重的危險，同樣也保證了對農民反抗力量的壓倒性威懾和打擊能力。

首先，趙匡胤不篡權後，為了穩固統治，對造成軍閥割據的軍事制度進行了改革，但對於五代時日益嚴峻的土地兼併現象則視而不見；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在四川及江淮以南地區，大量失去土地的百姓不得不依附於土豪地主，跟農奴、奴隸毫無區別，直至宋仁宗時這一情況才得以緩解。

在南宋時這一情況依然沒有改觀。宋理宗時期，孫夢觀進言:

邇來乘富貴之資力者，或奪人之田以為己物，阡陌繩聯，彌望千里。

劉克莊則描繪了富人家收穫時的壯觀場景:

至於吞噬千家之膏腴，連亙數路之阡陌，歲入號百萬斛，為“開闢以來未之有者”

而促成這一現象的，主要責任在於政府的橫徵暴斂，“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也就是說，老百姓累死累活還滿足不了宋朝廷的徵役，而豪官大族富可敵國卻無交稅之憂，由此導致弱肉強食、土地兼併現象日益嚴重。

那麼宋朝百姓是被怎麼橫徵暴斂的？

兩宋的稅負創歷代新高，主要的兩稅（夏秋兩季徵收的田賦和資產稅）比唐代多6倍；此外還有人頭稅，為了避免家庭人口過多帶來的沉重負擔，江南甚至盛行殺嬰習俗（《宋

會要》）：

福建路溺子，...所有江南東西、荊湖南北路溺子，雖有大觀四年四月敕“生子而殺，刑名告賞”...

大文豪蘇軾也在《與朱鄂州書》中記載：“言鄂嶽間田野小人，例至養二男一女，過此則殺之。”

勞役則有押運官物、督徵賦稅、抓捕盜賊、在衙門做雜務等，前兩項尤為殘酷-把東西運丟了或者沒收到稅，辦事人要承擔由其帶來的連帶損失；如果傾家蕩產還賠不起的話，那就坐牢吧。（這就能明白，為何《水滸傳》中楊志丟了生辰綱後會想要自殺）

兩宋之所以對外軍事無力，除了軍事制度的束縛外，經濟也是一個主要原因。打仗就要花錢，如果向豪門富戶徵取，會造成官僚與地主階級離心離德，由此導致趙氏的統治基礎不穩；那只有向本已赤貧的老百姓徵收，反過來進一步迫使貧民依附於“巨室”，土地兼併再一次惡化。（同時，大量失去土地的人口，卻也客觀上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

那麼豪門為啥不用交稅？這得從宋朝優待文官說起。

不得不承認，兩宋時在經濟、文化、思想上達到了中國封建時代新的高峰，但我們不應只看結果，還要看到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重文輕武。

為了鼓勵社會精英棄武從文，宋朝想了不少法子，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大幅擴大科舉規模，唐朝每年一試，進士人數大多一二十，頂多不超過三四十；宋朝每四年一次，中選進士時常一兩百人，後來多達五六百。在唐朝，中進士後還要等吏部篩選才能入仕；而在宋朝，中了進士就可以做官。

第二，官戶可以免稅、免服勞役，甚至其子孫可以不經考試即可當官；同時，大臣退休或者死後，甚至可以讓親朋享受直接入仕的待遇；

第三，宋朝還在各州設定了“公使庫”，由政府出錢，招待沿途路過計程車大夫；此外，趙匡胤還傳下了“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家訓。

大幅提高科舉名額，空前寬鬆的仕途限制，超乎尋常的經濟優待，在兩宋時期，社會精英紛紛棄武從文，從而造就了文化發展的大爆炸，大量文學作品描繪當時上流社會的繁榮景象。

但我們要明白，話語權是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的，畢竟底層的百姓大部分不識字，無法著書立言，他們的艱辛、血淚，往往被精妙炫目的宋詞、繁華的《清明上河圖》所掩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才是封建社會底層百姓狀態的真實寫照。

不因內亂而亡，不是評判百姓生活好壞的標準。

本文以墓誌銘的記錄研究宋朝人的人均死亡年齡，透過這個資料來看，到底兩宋平民生活得怎樣。

人均死亡年齡，與今天的人均預期壽命有類似的效果，這是當時人們的生活習慣、飲食水平、醫療水平、以及政治動盪程度的綜合反映，這個最能看出當時人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北宋人口死亡年齡問題，由於史籍記載較為豐富和大量墓誌資料的出土，研究材料相對豐富。南京師範大學的陸巖碩士抽取墓誌銘樣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計算出北宋人口平均死亡年齡為53.3歲，死亡高峰期有兩個，分別為54-62歲和68-73歲，在62歲之前，人口死亡速度由慢加快，62歲之後人口死亡速度由快轉慢。

北宋人口生命歷程分五個時期，分別為初始時期、穩定時期、增長時期、高峰時期和消亡時期；由於低年齡組死亡率很高，因此北宋人口平均死亡年齡一定低於53.3歲這個數值。

對北宋人口死亡年齡進行階層比較，得出各階層平均死亡年齡由高到低排列為僧道、處士、官僚、平民、皇室，平均死亡年齡分別為67.63歲、60.31歲、59.28歲、54.33歲、27.18歲，各自的生存環境、經濟地位對其壽命產生一定的影響。

請注意陸巖碩士得出結論所依賴的樣本。古代能有墓誌銘的是什麼人？一定是有錢人啊。

中上地主、官僚、僧道、富商、皇室等，這些人具備財力，才有墓誌銘。窮人和普通人是沒有墓誌銘的。作者統計的“平民”也是有產的、衣食無憂的平民，而不是佃農、僱工那種平民。

按北宋樣本人群的53.3歲平均壽命，可以與今天的世界做個對比。

如下圖，世衛組織釋出的2018年各華人均預期壽命，排名靠後的國家：

因此，北宋樣本人群的人均壽命相當於今天獅子山國民的人均預期壽命。

這53.3歲平均壽命是北宋有錢人的情況，那麼，北宋的佃戶、僱工、長工，其生活水平我們也就可想而知了。

雲南民族大學的李娜碩士，研究的是南宋特定人群的平均死亡年齡，主要依據的史料來源於《全宋文》中所蒐集的傳世墓誌文獻，透過解讀墓誌史料，統計關於南宋特定人群的生卒年、死亡原因、生死觀等方面的內容，從不同角度對南宋特定人群壽命水平加以瞭解。

作者蒐集到的有明確生卒年人物的南宋墓誌史料總共是 2166 篇，由此計算得出南宋特定人群的平均死亡年齡為 63.6677 歲。

就南宋不同時期來看，南宋後期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齡最高，初期人口死亡年齡最低。另外，根據南宋不同群體所處社會地位不同，劃分為四個群體，分別是宗室、官宦、僧道、布衣群體，其中宗室群體壽命水平最低，僧道群體壽命水平最高。

透過樣本總體資料以及 52 對夫妻樣本資料計算可知，南宋女性群體平均死亡年齡總體上略高於南宋男性群體；但在 51-75 歲之間，南宋男性群體死亡人數及所佔比例皆高於女性群體；相反，在 50 歲以下的低年齡段和 76 歲以上的高年齡段中，南宋女性群體死亡人數及所佔比例皆高於南宋男性群體。本文對南宋女性群體出現此種狀況進行了一定的分析，認為女性是受生育因素影響的結果。

樣本的情況與北宋一樣，這是有錢人群體的統計結果。

但我們看到，結果顯示南宋比北宋的人均壽命高出了10歲。

這與南宋初年以後政治相對穩定、南方農作物高產等原因是有關的。

與今天的資料做參考的話，南宋富人的人均壽命所反應出的社會發展綜合水平，相當於哪個國家呢？

這是世衛組織釋出的2019年各華人均預期壽命：

南宋富人的人均預期壽命，大致與敘利亞、蘇丹、海地等國類似。

普通人、佃農、僱工等人的生活水平，應該同等地比北宋有所提高。

最後再做一個對比。1970年，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其人均預期壽命為70歲；而當時的中國算是比較窮的國家了，人均預期壽命為60歲。

這就相當於是當時的富人群體和窮人群體的對比，以此來說明北宋南宋的富人與平民的生活水平差，應該是恰當的。

實際上，我在其他文章中做過統計：北宋的中上富戶（農村與城市合計）占人口總比例約一成；下戶（有幾畝薄田）約佔一半，其他的四成均是無產者。

（宋朝各階層人口分佈）

在社會地位、政治特權等方面，只有中上富戶有能力避稅、轉嫁負擔，社會的差役（免費替當地官府幹活）、伕役（免費給國家向邊疆運輸糧食物資）等，都由另外的九成人負擔。普通人的生活是很艱難的，抗風險能力差；死於差役、伕役的風險（宋太宗時期，與西夏、遼的戰爭，伕役的死亡每次均以10萬計）始終存在。因此，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

請記住，任何一個被文人吹捧的古代王朝，普通人的生活都遠遠不如今天。

（完）

起義最多就是送了，只是大宋比較鐵血通通鎮壓了而已。一個古代社會各種部隊加起來近200萬，你覺得百姓生活能好到哪裡去，看看現在那些和送人口差不多的國家養上百萬部隊百姓是什麼生活，這還是現代社會，送還是古代社會。

古代封建社會的內亂，絕大部分都是天災人禍以及苛捐雜稅導致的，宋朝是災害多發的時期，據氣候史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歷史上一共出現過5個氣候異常期，其中一個在12世紀上半葉，即北宋末至南宋初這段時期。宋朝不僅災害頻發，而且災害種類多樣，另外，加之戰亂影響、過度開墾等原因，減弱了社會抵抗災害的能力，使災害的危害性更大。

在這種情況之下，兩宋還能享有三百餘年的國祚，宋朝的百姓面對天災人禍的時候又過得如何呢？

自然災害往往造成百姓財產受損，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這時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救助，社會矛盾就會被激化，形勢一旦得不到控制，就會危及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所以宋朝十分重視對受災民眾的救助，繼承發展了歷代的救荒經驗和理論，將其完善。

因為災害的頻繁發生，宋朝的統治者就更加重視倉儲的建立，宋朝的倉種類型多達數十種，其中大多為救荒所設，且多設在城市及城市近郊，全國性的如常平倉、義倉、惠民倉、廣惠倉、豐儲倉等，區域性的如永利倉、州倉等。古話說救災如救火，災害發生初期，這些倉儲物資對災民進行及時的救濟對於社會的安定和災民的安撫作用極大。

當然了，開倉賑濟受災百姓只是應急措施，官府資金有限，而賦稅又是政府重要的財政來源，災後使災民快速恢復生產，是災後政府的主要工作。宋朝發生災荒後，受災民眾往往流向城市。災後，城市急需安置大量流民，安撫災民歸業的措施是提供返鄉路費和口糧，勸誘災民返鄉恢復生產，面對喪失田地的災民或者百姓，宋朝有相應的福利保障機構。

宋朝社會福利的原則是“鰥寡孤獨，古之窮民。生者養之，病者藥之，死者葬之”在這樣的原則下，宋朝在城市中建立了完善救助機構，救助鰥寡孤獨老幼病殘，如福田院、安濟坊、慈幼局、居養院、嬰兒局、惠民藥局等。

這些機構大多一幵始就由政府或政府官員設立，官方出資並劃地，委派官員或僧侶打理，在管理上有明確的流程、分工和獎懲制度。有的保障機構有專門的救助物件，如居養院專門收養無親戚投靠的孤寡老人，安濟坊收容患病的貧民並予以救治。也有的機構收養物件比較複雜，如福田院收養物件包括鰥寡孤獨疾殘和乞丐，其中有是長期救濟，也有的是臨時救濟。除了生者，政府還為那些無依無靠的死難者設立了助葬機構——漏澤園。

養老慈幼，古亦有之，但是宋朝的養老慈幼事業最為突出，無論是臨時救助還是平時救濟，宋朝都非常重視對老人兒童的幫助，除了上述提到的各種救助機構對老人孤幼提供救濟外，宋朝還特別注意對老幼的優撫優待。

總之，這些福利措施都是貫穿了宋王朝的始終，所以才有“育於居養院,療於安濟坊,葬於漏澤園”的說法，雖然不免有些美化的嫌疑，但是也是不能否認的，儘管兩宋的武力不能讓宋王朝開疆拓土，但兩宋的平民過得並不是那麼的”差勁“，在很多方面，兩宋平民的日子過得還是可以的，也是兩宋之所以能夠延續三百餘年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