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注重以文治國，文臣的地位很高甚至握有一定程度的兵權。

唐朝後期重用奸臣，奸臣害怕文人干政會影響他們的統治，所以文人被他們要麼害死，要麼貶職

你說的如果在百姓或後人眼中，其文學地位都算很知名了，不然怎麼會有唐詩宋詞一說？以唐宋八大家為例：唐朝有兩位，宋朝有六位。唐朝開放，文化藝術交流非常盛行，文學家（主要指詩人）只佔其中之一。

如果從政治官員體質分析，詩人能當像樣的官的也就白居易、韓愈，李白杜甫遠離官職，晚年落魄潦倒。宋朝重文輕武的政治體制，朝廷官員的待遇是很好的，家中養女歌技舞技，生活相對安逸，而且宋代的詞的內容多以愛情相思居多。

科舉制發展到宋代已經非常厲害了，由讀書人打破了門閥制度，打破了皇帝天天換，門閥永不倒的格局，加上宋代重文輕武，武將給文官當乾兒子都認為是幸運的事。這樣的好處就是宋朝經濟高度發達，雖然開疆不行，但是守城可以，從小受孔聖人指導。苦讀書籍，受到皇帝封賞，天下大任於一身。

唐朝，科舉制開闊發展的朝代，唐就是由李家門閥建立的，王朝需要門閥穩固，科舉制只是一種方式，門閥依舊是朝廷選官的主流。對待文人的地位不一樣。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時代氣質

唐代是一個包羅永珍，吞吐寰宇的時代，開放自由的時代氣質，各個方面都是世界一流的，這就帶來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局面，一些知識分子不透過學而優則仕，他們認為他們的滿腹才華，可以用於建功立業，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因此，一部分知識分子甚至不屑做一個文人，“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這反而成全了他們，客觀上，讓他們唱出了盛唐的最強音，使唐代富有了山野氣。

宋代不一樣，重文輕武的治國方針，讓存在了上千年的尚武精神蕩然無存，由主動向外擴張，變為被動向內防守，想想宋以後我們的民族是不是主要以防守為主（明永樂大帝是少有的擴張帝王），那麼，知識分子只有透過科舉來逐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因此，兩宋計程車大夫們居高位而吟詩唱詞，客觀上，使宋朝帶了很多書卷氣。

最重要原因就是宋朝和唐朝對於文人的政策和態度不一樣。

先說說宋朝，趙匡胤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實現了中華大地的統一。擔心自己的新王朝重蹈覆轍，採取了一個很重要的政策，那就是重文抑武。第一步，大家都很熟悉的杯酒釋兵權。從制度上壓制武將，抬高文臣，這樣有效地防止了武將割據的危險，加強了中央集權。宋太祖曾經說，文人“縱皆貪濁”，其危害“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他還留下訓誡“不得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為此宋王朝擴大了科舉取士的範圍及職能，提高文人的政治地位。取士的名額比唐朝擴大了數十倍，為平民入仕鋪平道路。而這些舉子一旦當了官，俸祿也是頗為豐厚，可以說是歷朝歷代最高薪水。對於當時讀書人來說，科舉考試是惟一的出路，不僅可以獲得權力，光耀門楣，而且可以獲得大量的財富。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位高權重的官員，真的是實打實地從科舉考試脫穎而出。我們熟悉的歐陽修、范仲淹、梅堯臣、蘇氏父子、黃庭堅、王安石,司馬光,秦觀、晏殊……都是身兼文學家和政治家。

反觀唐朝，題主說的文學界頂流，我覺得應該是李白，杜甫這一個級別的。李白想當官沒當成，大家都知道；杜甫做個小吏，碰上安史之亂，居無定所；孟浩然寄情山水，也是沒有當官的命。但是白居易、王維，韓愈，張九齡、杜牧都還是混得不錯的，有的還官居宰相。這說明並不像題主說的那麼絕對，唐朝文人都混得不行。當然因為安史之亂，和晚唐時期政府羸弱，地方割據，這官坐著沒有宋朝官員舒服倒是有的。畢竟，唐朝皇帝對文人沒有那麼重視，如唐玄宗對李白，只是把他當作一個消遣的文人，並不準備給他官做。這又再次證明了科舉的重要性，沒有參加科舉，或者沒考上，縱有再高才華在統治者眼裡也是無用的。畢竟，現在北大清華老師也需要學位啊，陳寅恪、沈從文、錢穆這樣的低學歷人士在現在也是枉然。

謝邀。唐朝是我國大盛時期。在唐朝，文人與武將都很吃香。二十四史中，有八史是唐朝時編撰的，而僅有三史為宋朝編撰。唐朝一代征服了突厥，西域，高句麗，邏些，靺鞨等政權，也重用了一大批武將，不過也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而宋朝宋太祖透過兵變奪權，所以他告誡後繼者要抑武重文，雖然這樣做避免了兵變和藩鎮割據，卻也因此成為歷史上最屈辱的一個大朝。這樣看來，宋朝相對來說是一個文人專政的朝代。

這主要跟唐宋兩朝的政治制度有關，唐朝時文武並用，宋朝是重文輕武。

唐朝是我國曆史上最為強盛的朝代，也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尚武的朝代，在宋朝以前，中國計程車大夫都是十分文武並用，秦漢以前，大臣們無論文武都會有佩劍。唐朝開始，文武大臣開始分家。唐朝立國之初經歷不少大戰，出現了一大批功勳卓著的將才，而且唐朝建立以後不是在向外擴張，就是在平定內亂，戰爭不斷，對武將比較依賴，武將地位略高於文臣，而文人也由於缺少表現機會而逐漸被政治邊緣化。

宋朝立國是透過陳橋兵變得來的，相對輕鬆許多，宋太祖本身武將出身，又經歷過五代十國，對武將有相當的忌憚，所以宋朝開國之初宋太祖便透過“杯酒釋兵權”確立了重文輕武的國策。而宋朝建立以後由於朝廷貪圖安逸，尤其是在“澶淵之盟”之後，國家基本無啥大的戰事，文人就更加肆無忌憚的壓著武將。這種情況知道南宋初年，才有所改變。

唐朝本身比較開放對待文臣武將基本是各盡其用，不存在刻意排擠某一類人，只是唐朝文人們政治上出彩的不多，且都是寒士出身，在政治鬥爭中肯定不敵功勳世家。宋朝由於有皇帝的支援，文人幾乎到了濫用的地步，武將沒有一點話語權。兩個朝代之所以有如此差距主要就是因為兩朝的皇帝用人思想上有著根本的區別。

宋代是個重文抑武的朝代，宋太宗趙匡胤透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各番武將們的軍權，重用文人。科舉制在唐朝就己經施行，及至宋代科考制更為甚行，大家都知道北宋的大奸相蔡京也是一個大文人，其書法水平堪稱為書法家。還有大家所熟如的歷史故事包拯鍘美案也發生在北宋年間，其主角之一陳世美就是透過科考成為狀元進而成了當朝附馬，陳世美科舉成功後負恩忘義，殺妻滅子，拋棄原配陳香蓮被告上公堂，最後被包拯狗頭鍘伺候。還有南宋時期大奸臣秦檜也是狀元出身，但秦檜在對外敵金國的態度上卻是奉行賣國求榮的投降主義，一味割地，賠款，求和，稱臣，殺害民族英雄岳飛父子，成為千夫所指，遺臭萬年的歷史罪人。我們所熟知的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其公公也曾曾為南宋臣相，其丈夫趙明誠曾經為州府縣令。還有我們所熟知的南宋詩人陸游，辛棄跡都曾在朝庭中有官職。另外宋朝時期的大文學家有蘇軾父子，王安石，司馬光，柳宗元，歐陽修，範忠淹，梅堯臣，黃庭堅，秦觀，晏殊等，其中有許多是大文豪兼政治家。

這個其實得益於武則天時期對世家大族的嚴厲打擊是有關係的，科舉制在唐朝雖然成了國家取士的途徑，但是卻還不是主要途徑，世家大族還是佔據了權力的中心，科舉選舉之人，其實相對來講，很難邁入權力的中心地帶；

而且唐代科舉制考試的內容對實際的治國理政來講，也不適合，倒是真的很能展示士子階層在文化上慢慢成為了社會的主流；

五代之後社會階層被徹底打碎，世家大族慢慢消亡，世家大族的權力中心地位被慢慢剔除出去，取士之路，被科舉制完全取代，士人階層的文化真正成為了社會的主流，加上有宋一朝，趙氏一族，對文人真的是尊敬之至，連醉酒與女妓一起演皇帝大臣都能不殺頭，科舉考試的內容設定也是很開放、完善的，這不僅考察士子的文化造詣，而且考察士子對國家政策的見解，這對士子們實踐技能，做了思想準備。

宋代是文人的天堂，統治者吸取了唐代的教訓，有意限制武將的權力，提出以文治天下，而且統治者帶頭，像宋太宗，宋徽宗，宋高宗等，最沒出息的是當兵的，汴京城榜下捉婿成為時尚，可見文人騷客的魅力。大唐正好相反“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男兒本自重橫行 天子非常賜顏色，人們崇尚從軍，建功立業，所以文人騷客就落魄，只是發牢騷，懷才不遇，無處建功等。

唐選大官多重視治國水平，文采一道不甚看重；宋在蒐羅當官的人才時就二者兼顧，所以當大官的大多文采都好……但唐宋兩朝的詩詞文章都是才華橫溢，還是吃飽了……

其實什麼時候都一樣，沒有一官半職的，你的書畫詩詞再好，也不會有人看，不會流傳下來的。再是官府若不徵用，你沒錢印就得抄，能抄幾件。印出來了又沒人買，甚至出言不遜還有殺頭之災的。自然消落。問題只在建國後才有了改變。

最主要的原因是，宋時重文輕武。正是唐朝後期，特別是安史之亂之後，各地節度使割據叛亂，比比皆是。從朱溫殺唐哀帝，建立後梁之後，五代開始，兵禍政變，7 8年來一次。

公元961年，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宋朝。吸取唐時到宋，政變不斷地原因，認為重武之過。在一系列的制度改造之後，開始重視文治。正所謂宋真宗趙恆所做勸學詩，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其中，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三句更是流傳千古。也是側面說明宋朝對於文治的重視。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了宋時治國之宗旨。不殺士也是宋時最主要的特徵。正是種種，宋時文人地位更高。當然重文輕武，也造成了宋後來的對武將的壓制。宋屢屢被侵略，重文輕武，也是很大的原因。有得必有失。

的確是這樣，你看李白杜甫白居易，一個個混得挺慘；而范仲淹王安石則混得風生水起，做到人臣最高位。

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問題的背後，體現出了唐宋兩代人才選拔機制的不同。唐宋兩個朝代，性格完全不同，政治經濟制度也大不一樣，這些決定了人才選拔制度不同，導致文學家文豪們的命運不同。

1、唐朝，世家大族門蔭制與科舉制並行

唐朝脫胎於北魏--西魏--北周--隋朝這一系列帝國，這些帝國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是：軍事貴族。軍事貴族就是草原上構成北魏帝國的各個部落首領，部落首領帶著部曲，與其他部落以血緣或者地域關係結成聯盟。眾多聯盟再結成一個汗國。最後入主北方，成了北魏帝國。

這些軍事貴族在王朝的地位是世襲的。雖然從北魏到大唐的世襲制度稍有不同，但世襲制是無疑的。

唐代的門蔭制度大致如下。《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志下》有較為具體的記載：

"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后孫，視正三品。"

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員都能享有蔭任子孫的特權，這超過了隋代三品以上蔭任的範圍。

這樣，世家大族的子弟們就把持了唐朝大部分官位和爵位。

2、唐代人才還有一個出路，就是舉薦。

比如說李白，遲遲得不到名人貴胄的舉薦，因此得不到賞識，混不到高位。

還有那個著名的成語“終南捷徑”的主人公盧藏用，他是科舉出身，但沒人舉薦，得不到好的官位；於是他就自己搞終南修仙的把戲，終於引起了武則天的注意，獲得了高位。

有人說，唐太宗不是開科舉取士了嗎？是的，是取了平民子弟，但僅僅是個補充。

3、唐朝的發展趨勢是門蔭制人才數量下降、科舉制人才數量上升

隨著時間推移，貴族佔位多、科舉佔位少的情況正在發生逆轉。這個轉變發生在唐玄宗時期，安史之亂後更加明顯。請看下錶：

唐朝的宰相，科舉出身的（進士+明經制科）佔比從59%，升到唐順宗時的78%。

為什麼有這個趨勢呢？因為安史之亂把世家大族幾乎打光了。

延續這個趨勢，經過了晚唐、五代十國的大混戰，世家大族就真的被打光了，天下就全是平民了。

小結一下：

你看韓愈、柳宗元，都是中晚唐時期的人物，韓愈做到了吏部侍郎，柳宗元做到了州刺史（不小了，尉遲敬德也只是州刺史）。

到了宋朝，基於當時的社會現實，只能從平民中選拔人才，因此大興科舉制度，所有的人才都是從科舉中產生的。

從宋太宗開始，宋朝明確了崇文抑武、以文馭武的制度和氛圍，文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政治上，平級的文武官員，文官實際待遇高於武官；不僅僅是政務由文官處理，帶兵打仗也是文官做主將，武官做副將。

宋朝官員的俸祿有多高？

宰相和樞密使的月俸為：錢300貫（一貫約等於一兩白銀）、糧食100石（一石等於今天的118.4斤）、綾羅綢緞共200匹。

只看這個絕對數字大家不知道概念，給大家一些資料做對比參考。

300貫可以購買上等良田100多畝。

當時一個5口之家的佃農，每月全部生活費平均2.5貫就夠了。

當時一名禁軍，年薪50貫。

這些優厚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只要透過科舉就有機會獲得。

所以，宋代的讀書人、文學家們都活得很滋潤。

小結一下：

像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做到了宰相級別，蘇軾、蘇轍做到了尚書侍郎級別，曾鞏做到了太常寺判官（祭祀部門的主官）。

文學家混得好不好，不但要看自己的本領，還要看當時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

唐朝時，光靠學問好，不一定能混到高位，並且這個機率比較低，到了中晚唐才稍好一點。而到了宋朝，卻變成了靠學問一定能混好，成了一個確數。

因此，唐朝和宋朝的文學家們命運不同。

我們的直觀印象中，確實是唐代大文人混的不如宋代大文人好，這應該是指仕途而言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我覺得主要有兩個：一是門閥士族的影響，另一個是大時代下的“文武之爭”。

先說第一個門閥士族的影響。門閥士族興起於西漢，在東漢時已經影響巨大了。從三國演義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為什麼剛開始大批能人異士都選擇袁紹，就是因為“四世三公”的號召力，像我們熟知的荀彧、郭嘉等，都是從袁紹那轉到曹操那去的。再經過兩晉、南北朝的發展，到唐代初期，依舊深刻的影響著國家的方方面面。像太原王家，聞喜裴家，滎陽鄭家等等，不是這些世家大族出身，很難在仕途上有所作為。我們所熟知的像李白、杜甫、王昌齡等，都是這樣。但是，也有例外，像詩佛王維，因為出身太原王家，前期官運亨通，後期即使安史之亂出現了站隊錯誤，依舊保住了性命。科舉制度的興起，就是政府為了打破門閥士族對於人才選拔的控制，為了讓底層社會有希望。 而到了宋代，門閥士族已經消亡，政府對人才的選拔方面，基本上可以不拘一格。所以宋代文人的仕途，尤其是寒門文人的仕途，相比較唐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像歐陽修，王安石等，都曾位極人臣。

再說大時代下的文武之爭。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特性，國家政策上，有崇文尚武、崇文抑武；國家內部也有文臣武將相爭。在唐代，國力強盛，無論是頂層統治者還是底層百姓，都有一股血性，表現出來的就是過度的“尚武”！像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等，文人都去打仗了，都去為國殤了，可想而知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尚武”。那是一個武人的時代，最終導致藩鎮割據！可到了宋代，則完全變了。從過度尚武、藩鎮割據得到的經驗教訓，整個南北兩宋，都是“崇文抑武”！到了什麼程度呢，基本上就是“武人不得干政”。出去打仗都是文人帶隊，武將協助。不過說個那時候的文人，還習六藝，也還湊合，也僅僅是湊合，個別天才例外。所以我們會看到，整個宋代，朝堂上幾乎都是文人卻不曾殺過一個文人，文人的地位，可見一斑！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過度尚武與過度崇文，都會走向極端，不利於國家的長期發展。而唐宋，就是兩個極端。也就出現了這個提問。

你看李白杜甫白居易，一個個混得挺慘；而范仲淹王安石則混得風生水起，做到人臣最高位。

這是為什麼呢？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時代氣質。還有一個是選官制度。

其一時代氣質的差異

唐代是一個包羅永珍，吞吐寰宇的時代，開放自由的時代氣質，各個方面都是世界一流的，這就帶來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局面，一些知識分子不透過學而優則仕，他們認為他們的滿腹才華，可以用於建功立業，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因此，一部分知識分子甚至不屑做一個文人，“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這反而成全了他們，客觀上，讓他們唱出了盛唐的最強音，使唐代富有了山野氣。

宋代不一樣，重文輕武的治國方針，讓存在了上千年的尚武精神蕩然無存，由主動向外擴張，變為被動向內防守，想想宋以後我們的民族是不是主要以防守為主（明永樂大帝是少有的擴張帝王），那麼，知識分子只有透過科舉來逐步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因此，兩宋計程車大夫們居高位而吟詩唱詞，客觀上，使宋朝帶了很多書卷氣。

其二選官制度的差異。

唐宋兩代人才選拔機制的不同，雖然都是科舉，卻很不相同。唐宋兩個朝代，性格完全不同，政治經濟制度也大不一樣，這些決定了人才選拔制度不同，導致文學家文豪們的命運不同。

1、唐朝，世家大族門蔭制與科舉制並行

唐朝脫胎於北魏--西魏--北周--隋朝這一系列帝國，這些帝國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是：軍事貴族。軍事貴族就是草原上構成北魏帝國的各個部落首領，部落首領帶著部曲，與其他部落以血緣或者地域關係結成聯盟。眾多聯盟再結成一個汗國。最後入主北方，成了北魏帝國。

這些軍事貴族在王朝的地位是世襲的。雖然從北魏到大唐的世襲制度稍有不同，但世襲制是無疑的。

唐代的門蔭制度大致如下。《新唐書》卷四十五《選舉志下》有較為具體的記載：

"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后孫，視正三品。"

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員都能享有蔭任子孫的特權，這超過了隋代三品以上蔭任的範圍。

這樣，世家大族的子弟們就把持了唐朝大部分官位和爵位。

2、唐代人才還有一個出路，就是舉薦。

比如說李白，遲遲得不到名人貴胄的舉薦，因此得不到賞識，混不到高位。

還有那個著名的成語“終南捷徑”的主人公盧藏用，他是科舉出身，但沒人舉薦，得不到好的官位；於是他就自己搞終南修仙的把戲，終於引起了武則天的注意，獲得了高位。

有人說，唐太宗不是開科舉取士了嗎？是的，是取了平民子弟，但僅僅是個補充。

3、唐朝的發展趨勢是門蔭制人才數量下降、科舉制人才數量上升

隨著時間推移，貴族佔位多、科舉佔位少的情況正在發生逆轉。這個轉變發生在唐玄宗時期，安史之亂後更加明顯。請看下錶：

唐朝的宰相，科舉出身的（進士+明經制科）佔比從59%，升到唐順宗時的78%。

為什麼有這個趨勢呢？因為安史之亂把世家大族幾乎打光了。

延續這個趨勢，經過了晚唐、五代十國的大混戰，世家大族就真的被打光了，天下就全是平民了。

小結一下：

你看韓愈、柳宗元，都是中晚唐時期的人物，韓愈做到了吏部侍郎，柳宗元做到了州刺史（不小了，尉遲敬德也只是州刺史）。

到了宋朝，基於當時的社會現實，只能從平民中選拔人才，因此大興科舉制度，所有的人才都是從科舉中產生的。

從宋太宗開始，宋朝明確了崇文抑武、以文馭武的制度和氛圍，文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政治上，平級的文武官員，文官實際待遇高於武官；不僅僅是政務由文官處理，帶兵打仗也是文官做主將，武官做副將。

宋朝官員的俸祿有多高？

宰相和樞密使的月俸為：錢300貫（一貫約等於一兩白銀）、糧食100石（一石等於今天的118.4斤）、綾羅綢緞共200匹。

只看這個絕對數字大家不知道概念，給大家一些資料做對比參考。

這些優厚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只要透過科舉就有機會獲得。

所以，宋代的讀書人、文學家們都活得很滋潤。

小結一下：

像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做到了宰相級別，蘇軾、蘇轍做到了尚書侍郎級別，曾鞏做到了太常寺判官（祭祀部門的主官）。

文學家混得好不好，不但要看自己的本領，還要看當時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

唐朝時，光靠學問好，不一定能混到高位，並且這個機率比較低，到了中晚唐才稍好一點。而到了宋朝，卻變成了靠學問一定能混好，成了一個確數。

這和社會權力的分配有關，唐代是貴族和武將共治天下，長期以來是皇帝信任武將，武將也經常入朝為相。文官很大程度上屬於顧問和配合的角色，而且文官在當時的入仕條件也是儒家思想，明經、進士考核的都是儒家領域的內容，文學只是娛樂的部分。而宋朝時期，由於皇帝猜忌武將，所以文官集團的地位就陡然上升，形成了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而當時的文學體裁也轉變為了辭賦和文章，不同於詩歌的是這兩者都側重於思想性而不是浪漫的文學性，所以出現了很多大文學家出身的政客要員。

唐代的主流文學題材是詩歌，思想性不強。所以，唐朝詩人中除了世襲貴族和皇族之外，爵位最高者是趙國公李紳，渤海侯高適，職位最高者是中書令追贈司徒張九齡。他們的詩作雖然不如李白杜甫，但是他們的仕途卻非常順遂，這就是因為唐代的仕途之路是與文學無關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適，他參與了討伐安史之亂的作戰，又平定了永王李璘之亂，功勞卓著，以軍功封侯。

宋代的官員體制是以文官任武職，這就使得大量的文官可以進入到高階官僚體系之中。從根本上來說，這就使得文官的仕途之路會非常平順，也就可以將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放到文學創作上。

唐代的統治者出身於關隴貴族集團，在建國初期，政治上的主要根基也在關隴貴族，李淵、李世民父子更是吸取了隋煬帝敗亡的政治教訓，他們的執政班底主要都是來自關隴貴族集團，而不是來自中下層的文官清流。宋代則不同，趙匡胤出身於一個普通武將家庭，雖然家庭條件好於劉邦、朱元璋這些開國君主，但是遠遠稱不上貴族。同時，受五代十國時期軍人尾大不掉思想的影響，他格外重視培植文官，在開科取士上天然比唐朝更接地氣。到了他弟弟宋太宗趙光義在位，由於趙光義本身在軍事領導力方面的天然缺陷，他更加註重透過科舉來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在宋朝，每次科舉多則取士五六百人，與唐代的二三十人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次，中國在唐宋時期經歷了歷史上一次重大轉變，也就是從貴族社會向平民社會的轉變。唐朝時期是很講究”出身“的，”五姓七望“和關隴貴族的地位是普通民眾一輩子都望塵莫及的。貴族當官起點高、升遷快，而透過科舉入仕的文官，一般都是從基層地方幹起，爬升慢。宋朝則不同，太宗之後，排名靠前計程車子可以直接進入館閣，雖然官職不高，但都是類似皇帝的私人文字秘書之類的工作，政治前景光明。

第三，宋朝的科舉制度也更加完善。與宋代不同，唐代科舉主要透過貴族官僚階層舉薦，科舉更多隻是一個形式。比如王維，得以高中，相傳就是經岐王引薦，做了玉真公主的入幕之賓。唐代文人非常流行的”行卷詩“，就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宋朝在科舉中則實行”糊名“，從制度上保證了考試的公平性。有學者做過統計，在宋代科舉中，中舉士子有官僚背景的人不足三分之一。韓琦、范仲淹等寒門士子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得以深居廟堂，正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時代給予讀書人的紅利，而宋代的讀書人也以主人翁自居，在宋代，真正形成了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

這種看法是片面的。歷朝歷代都有很多文學家同時也是高官。

雖然唐宋兩代在官員任用的制度上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都屬於封建王朝。文人要想做官，大多是走的科舉這條路。科舉場上的失意者，當然沒有大官可當。而唐宋兩代的文學家中，沒有考取功名的也不在少數。

《論語》中有句話“學而優則仕”，封建時代的學子，都滿懷理想抱負，而在那個年代，要想實現的途徑只能是走仕途。只不過有些人在仕途上走得比較遠，有些人在仕途上走得比較坎坷。

例如唐宋八大家，雖然官位有所差別，但是他們都當過官。其中要數王安石的官位最高，曾擔任宰相。

其中文學成就最高的蘇軾，官位最大的時候大約相當於現在的正部級。

而其中唯一沒考中進士的，就是蘇軾的老爸蘇洵，所以他做的官也比較小。

除了韓愈、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中唯二的兩位唐朝人）之外，唐朝當過大官的文學家還有元稹、白居易、王維、高適、韋莊等。

其實絕大多數的唐代詩人，都是混過官場的，就算是沒當過大官，也當過小官，或者給實權派當過幕僚。

例如李白、杜甫這樣的大詩人，雖然寫詩是一流的，但是在官場裡卻混的不怎麼樣。可能是性格使然吧，有些人註定了只適合當詩人、做學問，卻不適合混官場。

唐代完全沒混過官場的詩人，恐怕只有貫休（和尚）了。

再說宋朝的，除了剛才說過的王安石、蘇東坡之外，還有編纂《資治通鑑》的司馬光也曾經是一位高官，和王安石鬥過，也被整過，他卻是最後的贏家，也到了人生的晚年了。而且他們鬥，還傷及無辜，蘇東坡兩次都站錯了隊，受害不淺。

著名詞人辛疾棄也當過大官，後來因為主戰，也多次被貶。陸游、柳永、賀鑄等詩人、詞人也都當過官，只不過官位不是特別顯赫。

宋朝乾脆沒混過官場的文人也很少。

林逋算是一個，就是寫下了“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被稱為“梅妻鶴子”的那位，他是沒當過官的。

總的說來，唐宋兩代的大文學家裡，大部分都是當過官的，只不過官位大小有所區別。完全與官場絕緣的，那是極少數。

其實做官和做文學，這二者沒有直接矛盾，但是由於每個人的性格各異、才華和專業的側重點也不相同，所以做官做的大的，不一定文章就寫的好。反之亦然。

例如，唐朝的李紳、張九齡都當過宰相，也寫過詩，也有些成名作，但是詩歌上的成就與官場上的成就並不相當。

要說文學和做官的成就大致相當的，我覺得韋莊算是一位代表人物了。

他五十九歲才中進士，初入仕途是在唐朝末年，後來唐朝滅亡了，他又在五代十國的前蜀當上了宰相。

他詩詞俱佳，卻也算不上唐代文壇的領軍人物，在一個小流派“花間派”算是一大宗師了。

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從唐到宋，兩個朝代的社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隋唐時代雖然已經開始科舉取士，但世族大家的力量依舊非常強大。

從本質上說，隋唐依舊是身份制的社會，世家大族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

在所有尊貴的世家大族中有五支最為尊貴。即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其中李氏與崔氏各有兩個郡望。

在李唐剛剛定鼎天下的時候，想要把李家定位天下第一姓還遭到了各大家族的集體反對，唐太宗李世民鬧了一鼻子灰。

很長一段時期內，朝廷高位都被五姓七家的人所把持，其他人基本無望朝廷要職。

所以我們所熟知的那些唐代大文學家，如果不是出身五姓七家之人，如韓愈、柳宗元等人是不大可能位高權重的。

而到了宋代，經過唐一代對世家大族的打擊，以及唐末五代十國亂世的削弱，趙匡胤建立宋代之後，世家大族的實力已經不足以影響朝廷政局。

因此，宋有“與士大夫共享天下”的說法。有宋一代士大夫的地位前所未有地高漲，所以我們後世所熟知的宋代大文學家很多位高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