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毛澤東

假使我們處於一個和西方交流有限的位面，這些洋人對干涉中國的政局並無太大的興趣，中國繼續按照傳統的路線走下去，那麼曾國藩絕對是聖人。《左傳》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此三事是傳統中國人最為追求的事情。

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對此做如下闡釋“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這就是中國古代官方的意識形態，也是士子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從曾國藩的經歷來看，他修身齊家，治軍治國，用一生的時間做到了三立，此番毅力和膽識令人激賞。

我其實特別喜歡曾國藩，他的天賦並不很高，以前有個段子，曾國藩晚上讀書，屋裡進了賊，結果曾國藩一整晚都在背一篇文章，天快亮還沒背下來，最後這賊受不了了，跳出來把文章背了一遍。但是聰明的賊從此湮沒無聞，曾國藩卻憑藉堅韌不拔的毅力走上了人生的巔峰。他曾三次慘敗到想自殺，靖港兵敗，躊躇滿志的曾國藩大意輕敵；湖口慘敗，水戰中被石達開誘敵深入，幾不得脫；祁門被困，自己選了一處險地，差點成仁。

但我尤為佩服的是，曾國藩這三次未遂的自殺表現出了不同的心態，第一次被救起後鬥志全無，消極逃避；第二次走投無路，座船都被太平軍繳獲了，但之後卻積極籌備東山再起；第三次則視死如歸，準備殺身成仁。

這就是一條聖人的修煉之路，曾國藩經歷了慘敗，也曾和普通人一樣不願意面對，但終究逐漸堅強起來，最後男兒到死心如鐵，已經是無畏無懼，以此心態對敵，焉能不勝？曾國藩說“大丈夫當死中求生，禍中得福!”便是寫照。

但是我們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傳統的視角上的，曾國藩厲害歸厲害，但是他是“地主階級”的一員，地主階級的背後，是落後的封建社會。俗話說得好，一個人的命運，既要考慮自身的奮鬥，也要考慮歷史的程序。脫離了歷史的背景看曾國藩是不全面的，他的行為放在今天的視角下很多都是非常反人類的，比如屠城。

在古代這是一種常見的打擊對方士氣和經濟基礎的手段，對於曾國藩而言，朝廷不給錢，他也只能縱容部下去劫掠，否則誰會願意去賣命？空談道德也許並沒有多少意義，但是我覺得每一個現代人都應該唾棄這種針對平民的屠殺行為，道理也很簡單，免得自己成為犧牲品，這是一種樸素的政治正確。就好像花園口，如果你認同政府因為自己的錯誤，可以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犧牲普通百姓的生命，那麼你遲早是要被犧牲的。我覺得曾國藩的最大黑點就在於此，但可惜的是，他自己其實並沒有選擇。

當然，有趣的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都相當推崇曾國藩，但結果卻大相徑庭。比如曾國藩寫日記，委員長也寫日記，曾國藩任用宗族鄉黨，委員長喜用江浙人士。然而委員長被打爆了，這大概向我們昭示一件事，對於曾國藩，我們應該學習其精神，而他的很多做法，在新時代已經無法奏效了。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同時又是中國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務運動的開山人物。

一）曾國藩的軍事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的軍事戰略思想主要體現在湘軍的建立和治軍作戰的過程中，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以“忠義”為準則的建軍軍事戰略思想。曾國藩建軍思想的—個特色，就是在軍隊內部強化封建意識。他以孔孟的“忠義”為建軍的宗旨，要求湘軍絕對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權，絕對忠於自己。在“忠義”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曾國藩在湘軍的編制上主張先設官，由官自招士兵，各軍內部以各級將領為核心，以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為惟一信條；全營歸屬營官，營官歸屬統領，全軍歸屬大帥。這樣，就形成了一種私屬性質的上下級關係。曾國藩選擇將領以“忠義血性”為標準，認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絕對服從自己。在招募士兵的問題上，曾國藩主張應招“以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為上”，以便使他們樹立“愚忠”的思想，能夠充當炮灰，為清王朝賣命。同時，曾國藩主張採用原籍招募的辦法，由統兵將領親自篩選，透過私人的關係建立相互之間的情誼，在軍隊內部形成一種凝聚力，以此維繫軍隊的協調和穩定。

第二，以“禮、誠”為本，以“勤、恕、廉、明”為要義的治軍軍事戰略思想。曾國藩整治軍隊的第一要務是“禮”治，即以禮自治，以禮治人；他整治軍隊的另一要務是“誠”，即把“誠”看作“物之始終”，是維繫國家和民族之命運的紐帶。同時，曾國藩認為，治軍還要以“勤、恕、廉、明”為要義，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所謂“勤以治事”，就是要求湘軍改變八旗、綠營的積弊，各級將領對待一切問題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認為治軍之道以“勤以治事”為先，正是由於他要求下屬做到勤勞，力戒懶散作風，才大大提高了湘軍將領的指揮和決策能力。所謂“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餘地，對待下屬要講求“仁”、“禮”，使他們能夠心甘情願地為自己賣命。所謂“廉以服眾”，就是要求各級將領做到廉潔自律，以改變軍中剋扣軍餉、中飽私囊的腐敗現象。所謂“明以應務”，就是要求統兵將領要了解治軍和作戰的具體環節，以便在軍中做到賞罰分明。當然，儘管曾國藩治軍嚴明有方，但是其階級本性決定了他所訓練的軍隊，不可能成為一支講求“禮”、“誠”的“仁義之師”。

第三，“以主待客”、“奇正互用”的作戰軍事戰略思想。曾國藩認為，兩軍作戰時，守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到戰地者為主，後到者為客；兩軍對峙，先放槍者為客，後放槍者為主。他還把戰場上的兵力分為正兵和奇兵，即“中間迎敵者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者為奇兵”，他認為用兵作戰的關鍵是要區分主客、奇正的特點，並且在戰場上做到忽主忽客，忽正忽奇，靈活運用，這樣才能取得戰役的勝利[1]。

二）曾國藩的外交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遠影響的外交人物，學術界對其外交思想的評價也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對曾國藩外交思想的研究，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妥協投降”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胡繩、喬還田、姜鐸、吳世英、朱東安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自始至終推行的是一條“忠信篤敬”、“守定和約”的妥協外交路線。這種觀點目前來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二，“漢奸賣國”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范文瀾、何玉疇、林慶元、劉樂揚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自始至終推行的是一條賣國的外交路線。這種觀點對曾國藩的外交思想仍然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第三，“階段”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王少普、王繼平等人，他們的研究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但王少普認為曾國藩一開始就有妥協傾向是與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而王繼平對曾國藩的“制夷”思想則重視不夠。第四，“務實”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顧衛民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已有近代外交的萌芽意識，這種觀點有待進一步深入。第五，“妥協與抗爭並存”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徐泰來、成曉軍、殷詔基、陳谷嘉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的外交思想中存在“妥協”與“抗爭”的雙重特點，但以何者為主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第六，“愛國”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許山河等人，目前學術界尚未接受這一觀點，還有待學者們進行深入的探討。第七，“有過錯而非賣國”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沈嘉榮等人，這種觀點有其正確性的一面，但目前還未引起學術界的共鳴，也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2]。

（三）曾國藩的法律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不但崇尚“禮治”，而且也十分重視法制在維護封建統治中的作用。概括起來其法制思想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第一，“重視法制，嚴格執法”的法律思想。曾國藩認為，要真正治理好國家，就得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對犯罪行為不能任意赦免。第二，“執法嚴而適當，不能過分和冤濫失實”的法律思想。曾國藩認為，執行法律固然必須從嚴，但也要做到嚴而適當，使法律的實施恰到好處。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曾國藩在重視法制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執法人才的作用，他認為執法者做到“公明”與“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將會導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惡果。第四，“用法律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維護所有者的權益”的法律思想。曾國藩認為，國家稅務的徵收必須制度化和法律化，做到獎懲分明，使財產所有者的權益能夠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第五，“反對軍隊經商”的法律思想。曾國藩認為，鹽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軍隊不能販賣私鹽，任何人不能對此進行包庇或從中漁利，否則，國家正常的社會秩序就會被打亂。第六，“遵守和約”的法律思想。曾國藩認為，條約是國家法律意志的具體體現，因此，簽約雙方都必須嚴格遵守，嚴格遵照條約中的規定來執行[3]。

四）曾國藩的洋務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建國後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學術界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評價甚少，普遍認為曾國藩辦洋務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的統治秩序，是對外妥協投降。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范文瀾、牟安世、姜鐸、吳松齡等人，他們的不足之處是忽視了洋務運動的“自強”和“制夷”的積極一面。但也有個別學者如戴逸、夏東元等論及到了洋務運動的“禦侮”、“自強”的積極因素，這種觀點是比較接近歷史事實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曾國藩洋務思想的評價開始走上正軌，學者們紛紛各陳己見，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反動落後”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姜鐸、黃逸峰、胡繩、朱東安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是為了鞏固封建的統治秩序，鎮壓農民起義，其性質是反動的。這一觀點忽略了洋務運動“自強”、“禦侮”的積極一面，顯然有失偏頗。第二，“抵禦外侮”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楊國強、許山河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是為了抵禦外國的侵略，具有積極的意義。雖然這種觀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曾國藩辦洋務的主要目的，但卻忽略了其防範農民起義的一面，因此，這種觀點也同樣是不全面的。第三，“內外並重”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殷詔基、卞哲、黃明同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既有“借師助剿”的一面，又有“漸圖自強”的一面；特別是黃明同提出了曾國藩的洋務思想中具有“使古老的中國近代化”這一前人沒有提過的新觀點。上述觀點雖有許多可取之處，但沒有指出哪一方面佔主要地位。第四，“內重外輕”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陳谷嘉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雖有抵禦外侮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為了鎮壓農民起義。這種觀點顯然違背了歷史事實。第五，“內輕外重”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徐泰來、喻盤庚、王繼平、李時嶽、胡濱、成曉軍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雖然有鎮壓農民起義的一面，但更主要是為了抵禦外國的侵略，具有積極的意義。應該說這種觀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曾國藩辦洋務的思想。第六，“階段變化”說。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陳貴宗、李永璞等人，他們認為曾國藩辦洋務的目的是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先後主次之分，經歷了—個以鎮壓農民起義為目的到“內外並重”的變化過程。這一觀點目前看來缺乏事實依據[4]。

五）曾國藩的官宦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為政善於總結和借鑑前人的經驗和教訓，能夠妥善處理自己與朝廷、地方督撫及家庭等各個方面的關係，使自己在仕途上一直處於不敗之地。曾國藩雖然是一位封建的官僚大臣，但他的官宦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第一，“讀書非官”的官宦思想。曾國藩認為，讀書的目的是進德、修業，並不一定單純是為了做官。他一反中國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多次勸告自己的弟子不要汲汲於科名。第二，“盡忠直言”的官宦思想。曾國藩認為，做官應有為官之道，對上應當盡忠直言。他在朝廷做官期間，曾多次不顧個人的安危，冒著殺身之禍上奏朝廷。如他在《應詔陳言疏》中勸告皇上以身作則，廣開言路；在《議汰兵疏》中提出裁減綠營的合理建議；在《備陳民間疾苦疏》中揭露貪官汙吏魚肉百姓的事實。從上可見，不管曾國藩上奏的主觀目的是什麼，他這種“盡忠直言”的精神在當時來說還是難能可貴的。第三，“不貪錢財”的官宦思想。曾國藩對貧官汙吏歷來是十分痛恨的，他曾多次提出要嚴厲懲治貪汙腐敗，他一生以“不要錢，不怕死”自詡；他還多次告誡家人千萬不要受賄，不要貪財；在攻陷南京後，他針對其弟曾國荃貪戀錢財的表現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奉勸他辭職告老還鄉。第四，“嚴管家屬”的官宦思想。曾國藩曾力勸家人不要干預公事，並多次寫信勸其父親不要參與地方事務，要遵守地方法規，照章納稅；他對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十分嚴格，經常告誡他們力戒“奢”、“傲”之風氣。第五，“居安思危”的官宦思想。曾國藩雖被封為一等侯、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地方總督等職，手掌大權，手握重兵，統治著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但卻清醒地認識到清王朝已將他作為最大的威脅者。因此，他以“清、慎、勤”作為座右銘自勉，處處小心謹慎，並辭去部分官職，終於打消了皇上的疑慮，被清廷譽為“文正公”。

（六）曾國藩的理學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作為“一宗宋儒”，其哲學思想的主要淵源是程朱理學，他的理學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第一，“性命並重”說。曾國藩將“性”與“命”兩個命題並列，認為“性”與“命”不但是立“天、地、人”之才的大本大源，而且是一切陰陽、剛柔、動靜、開合以及人的貌、言、視、聽、思“五常”的主宰。同時，他將“性”與“仁、義、理、智、信”聯絡起來，將“命”作為維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紐帶。他不僅賦予“性”與“命”以鮮明的道德屬性，而且賦予它們以強烈的政治屬性，使之成為維護封建宗法制度與綱常倫理關係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第二，“格物窮理”說。曾國藩認為，“格物”的目的是為了“窮理”，即窮“存心之理”，窮“性命”之理，以此維護“仁義禮智”、“忠孝敬慈”這一套封建的綱常禮教；同時，他還繼承了孟子的“性本善論”，認為“格物窮理”的目的就是為了“復性”。第三，“立誠居敬”說。曾國藩認為，“聖學王道”的核心是“誠”，而個人的涵養功夫就是以“誠”為本，為此，他將“誠”作為一種提高自我涵養功夫的理學思想來看待，並把“居敬”看作是達到“立誠”的一種手段。其“敬”的範圍很廣，既包括一個人外表的嚴整，又包括—個人內心的專一；既包括一個人處事的嚴謹，又包括一個人內心的慎獨。當然，曾國藩“立誠居敬”的實質還是為了透過它來實現“仁”、“義”，以此來維護體現封建宗法制度的“禮”；他將“誠”稱為“聖人之本”和“五常之本”，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驅使人們去為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賣命。第四，“知先行後”說。曾國藩一方面認為“知”與“行”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另一方面又認為“知”先“行”後。可見，他是一個典型的唯心主義認識論者。

七）曾國藩的人才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雖然曾國藩是一位地主階級的政治家，但是他培養的人才大多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人才思想概括起來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第一，“制勝在人”觀。曾國藩認為，清王朝腐敗沒落的根本原因在於人才匱乏，因而提出了“人存而後政舉”的觀點。在他看來，要拯救清王朝雖應重視法制，但更重要的是應重視人才，他說“任法不如任人”，將事物的成敗得失都歸於用人之上。雖然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說明曾國藩對人才確實是十分重視的。第二，“廣收慎用”觀。曾國藩認為，用人要不拘一格，不求全才，只要有一技之長，就要發揮他的作用。用人還要做到知人善用，根據各人的特點，用人所長，量才而用。第三，“勤教嚴繩”觀。曾國藩認為，社會風氣對人才的成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作用，因此，他大力提倡引用正人，主張培養“有師長課督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的人才。在培養人才的方法上，他強調要嚴格要求，不姑息，不遷就，不放縱，只有這樣才能造就一代濟世人才

八）曾國藩的教育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雖然曾國藩不是一個職業教育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第一，倫理道德教育觀。曾國藩十分重視對子弟的家庭倫理道德教育。首先，他認為立志是成就大業的根本，為此，他教育子弟要自立自強，從小樹立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將來報效國家和社會。其次，他教育子弟要孝悌仁愛，要以仁為己任，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再次，他告誡子弟要謙虛謹慎，勤勞節儉，力戒“傲”、“奢”之風。第二，“西學為用”教育觀。曾國藩雖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卻具有一定的開放意識，提出了“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首先，設立翻譯館。為了興辦洋務，曾國藩聘請洋人在江南製造總局內設立了翻譯館，培養翻譯人才，翻譯外國書籍，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其次，創辦技術學校。曾國藩支援容宏在江南製造總局內創辦機械學校，為中國培養了一批早期的熟練技術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再次，奏派幼童出國留學。為了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曾國藩不顧頑固封建士大夫的反對，毅然奏請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為中國近代工業培養了一批技術骨幹力量。第三，“知行並重”教育觀。曾國藩認為，要培養和造就大批的有用之才，必須從教育方法上入手。首先，他強調教育不能脫離實際，主張教育只有與社會實際聯絡起來，才能使受教育者成為“匡時救世”的棟樑。其次，他提倡啟發式教育，反對生搬硬套的呆板式教育方法，主張利用啟發式教育方式調動受教育者的學習興趣。再次，他強調因材施教，主張針對不同的教育物件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充分發揮各自的特長。

九）曾國藩的行政管理思想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在長期的行政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第一，“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國藩認為，導致社會危機的根源在於行政官員的腐敗，而要懲治腐敗，就必須提高行政官員的政治素質。為此，他進一步闡述了用人的四項原則，即德才兼備的原則，慎用的原則，注重培養的原則，提拔、保舉適度的原則。第二，“實幹、高效、廉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國藩認為，朝廷上下辦事效率低下，就是因為行政官員只務虛名，不幹實事。因此，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要求下屬不說大話，不務虛名，務求實幹；同時，他還嚴格要求家屬不謀任何特權，確保“寒士”的家風。第三，“妥善處理朝廷與地方關係”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國藩認為，妥善處理朝廷與地方的關係是維繫一個國家政權正常運轉的重大問題。正是由於具有高超的行政領導藝術，曾國藩才贏得了清廷的信任，使自己在領導核心中游刃有餘，這不能不讓世人歎服。

十）曾國藩的歷史地位

有關論文指出，曾國藩雖然鎮壓過太平天國起義，犯有一定的歷史罪過，但是從他的整個一生來看，可以說是功大於過，應該劃入中國近代進步愛國人物之列。第一，關於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問題。有學者認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固然有罪，但不能將其無限擴大。事實上，太平天國在後期已經轉化成為一個封建制的神權主義政權，曾國藩鎮壓了它，結束了兩個封建政權長期對峙的局面，有利於中國的重新統一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在客觀上減輕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干涉，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二，關於開展洋務運動問題。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發起者，他創立安慶內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設立翻譯館，奏派幼童出國留學等舉措，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教育近代化的程序，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因此，他的這些歷史功績還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曾國藩在中國近代史上評價還是很高的1，首先歷史上把他和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藩歸為晚清“四大名臣”2，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睜眼看世界”並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導下，建造中國第一艘輪船，開啟近代製造業的先聲；建立第一所兵工學堂，肇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譯印刷西方書籍，不僅奠定了近代中國科技基礎，而且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學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棟樑之材，其中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書（部長）梁敦彥、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3，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山祖師4，修身齊家治國中華千古第一完人中國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業）、立德（成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為後人留下學說）“三不朽”之說，而真正能夠實現者卻寥若星辰，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敗太平天國，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5，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曾國藩一生致力結交、網羅、培育、推薦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國歷史上規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幾乎聚集了全國的人才精華為招攬人才，留住人才，他捨出謙遜的老臉，屢屢上書舉薦部下，為部下謀官要權，爭謀職位。他一生推薦過的下屬有千人之多，官至總督巡撫者就有40多人。6，中國傳統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是個大孝子。7，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內指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可見，曾國藩在歷史受到的評價還是特別高的

曾國潘是晚清最具爭議的一個人，評價特別高，我們來看看這些偉人如何評價的。

左宗棠：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李鴻章：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國學大師章太炎：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賢、讞之則為元兇。

毛澤東：①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美無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②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

《清史稿》更甚:國藩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畫天下事，久無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國藩又嘗取古今聖哲三十三人，畫像贊記，以為師資，其平生志學大端，具見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晚清“中興名臣”曾國潘，他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歷史人物。持不同立場的人，對他的評價自然是不一樣的。

歷史上，有人說他是中國近代的政治家、戰略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三人並稱為“晚清四大名臣”。

歷史上，也有人說曾國藩是賣國賊，無德無能，而且有不臣之心，更是鎮壓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的“罪魁禍首”。

歷史上，還有人說曾國潘是奸雄，為兩面派之人，即說他既是為國為民的“國之棟樑”，又是自私自利的宵小之輩，總之此人為人複雜，不僅有光明正義的一面，而且有兇殘黑惡的另一面。

不管歷史如何評價曾國潘，總之現在已經蓋棺定論。再怎麼歌頌他，也無法掩蓋住他那些惡行；再怎麼貶低他，也不能抹掉他對晚清的功勞成績。

晚清時期，曾國藩出生在湖南長沙的一個地主家庭裡，為長子，家裡兄弟姐妹共有九個人。他在1838年再次參加會試後中試，從此踏上仕途之路，並一步步升遷，官之兵部右侍郎，為二品官位。

在天平天國運動席捲大半個中國後，曾國潘迎來了真正發跡的機會。他開始成立湘軍，手握重兵，鎮壓天平天國，最終取得勝利，奠定了他在晚清朝廷的“重臣”地位，並主辦洋務運動，為中國打開了一條振興之路。

晚清另一名臣李鴻章這樣評價曾國潘：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毛主席這樣評價曾國潘：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美無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

蔣介石這樣評價曾國藩：曾公乃國人精神之典範。

只能說，曾國潘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但人無完人，他也有不少罪與過，所以我們需要客觀分析，理性對待。

以前遇到評價某人的問題常常繞路而行，因為偉人的評價都五五開，更何況尚達不到“偉人”級別的名人呢。

不過，看了看幾位朋友的答題，信心增加許多，哈哈，調侃之語，別當真！

晚清中興四大名臣為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這四個人都和“洋務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可能這被近代的國人視為進步之舉的變法思想，令後世覺得他們對於腐敗清王朝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吧。

事實如何呢？大清帝國並未因為洋務運動、“中興之臣”、“戊戌變法”等歷史長河中的朵朵浪花而實現“中興”！

清朝（1636年—1912年）不到300年的歷史，逐漸走向衰敗直至滅亡，是2000年封建歷史中籤署不平等條約最多的政權。

1852年（咸豐二年），太平天國運動已席捲半個中國，大清帝國從全國各地調集大量八旗軍、綠營官兵來對付太平軍，可是這支腐朽的武裝已不堪一戰。此時的曾國藩利用地主武裝來組建了湘軍，以彌補政府軍隊的無能。並利用政府的支援，大肆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

而曾國藩也一舉由地方上的“軍閥頭子”，搖身一變成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主力，曾國藩曾發表了《討粵匪檄》。在這篇檄文裡，他聲稱太平天國運動是“荼毒生靈”，“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奇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

1864年（同治三年）7月，湘軍破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對無辜平民展開屠殺與搶掠，當時的南京城被燒燬，平民死傷無數，南京人稱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為“曾剃頭”、“曾屠戶”。隨後，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

這就是所謂“中興之臣”的由來，他這輩子最大的貢獻就是令腐敗的大清帝國繼續苟延殘喘了下去。

如此“中興之臣”，對於老百姓而言真的不知道是福是禍……

雖然，個人對於這樣一個典型的封建政權的衛道者形象，旗幟鮮明地持批判態度，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其思想和文筆又讓人慾罷不能。

其《家書》卷可以說凝練了曾國藩做人做事的智慧，曾國藩家訓名言，也詳述了求學、修身、治家之道，值得後人深思。

“堅其志，苦其心，勞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是他自己一生奮鬥之路的寫照。

讀者可能在官方和明仕的嘴裡聽到的都是溢美之詞，這和他“衛道者”的身份有關，但是，歷史從來都是靠後世的老百姓流傳下去的，哪一個政權也不可能真正千秋萬世一統江湖，所以，後世老百姓眼中的“曾文正公”，名聲可就未必那麼光鮮了。

而“中興之臣”這種說法，並不是站在受壓迫的大清子民角度總結出來的。

評判一個歷史人物，必須把他還原到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中去，這樣得出的觀點才比較客觀 。曾國藩自小苦讀科考，步入仕途，這是他所受的教育啟蒙，因此他心中必有有一個忠字；然後他起於團練湘軍，千里平叛，因此有了“曾剃頭”的雅號，此為有功於君卻有罪於民，但以他當時所處的背景他的選擇沒有錯；而在平叛和與洋人打交道中及時得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樣的覺悟，主張並適時興辦洋務，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也算是在亂世中有所建樹，實屬不易。至於他因天津教案失勢，回任兩江總督到病逝，更暴露了他忠君良臣的劣根性，用現在的眼光看他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所以把他推崇到至聖極為不妥，當然不可否認他為中興名臣的佳譽，不然就是歷史虛無。

他確實是毛主席說的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有很強軍事才能，善於總結經驗與教訓能非常好的處理自己與朝廷、官僚系統的關係，後世把他和年羹堯比做滿清兩個位極人臣的正反面。在識人用人上面也很有一套，有一次他接見三個新進的年輕官員，他進門後看了一眼就讓一個人出去了把其他兩個人留下來，下屬問為什麼，他說第一個人氣宇軒昂、目中有神必是不世之才，另一個人站立如松、身材挺拔、目光堅定必是忠勇之士，第三個人從進門就面帶諂笑、獐頭鼠目這種人也不會有所以作為。第一人就是後來清王朝一人之下的李鴻章，第二個就是名震臺灣的劉銘傳。

現在，普遍認為，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首領，隨著人們對洋務運動的重新認識，從而對其首領曾國藩也必須重新認識。洋務運動被論證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運動，因此曾國藩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創者。他也是一代儒學宗師他的哲學思想根源是程朱理學。

但曾國藩有近20年與太平軍長期作戰，鎮壓太平天國是歷史的罪人，劊子手。因為太平天國運動是農民起義，而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