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代的奴隸制國家機構中，已設定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

每朝每代都設有史官之職，曰太史令，其中又分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記錄不同的活動。如外交、內政、宮庭、祭祀等。自唐朝以逮當政干涉史官故已失去了真實性，歷史學家均用“隔代修史”及參考野史來對官方史進行修正，使其更具有真實性。野史即民間文人寫的有關歷史，大都以傳記形式，如清代野史“清史烈傳“以寫權貴個人而反映當時的史況。相較而言不受官方壓抑，更具有真實性。本人學術淺有誤之處，望諒！

題幹又是錯的，《史記》何曾對夏朝、商朝有詳細的描述了？

在《史記》中，關於這兩個朝代的描述實則十分簡略，這一點簡單看看目錄就可以瞭然——

關於夏朝的篇目：

本紀：《夏本紀》

世家：無

列傳：無

關於商朝的篇目：

本紀：《殷本紀》

世家：各諸侯世家中，部分涉及商末周初的歷史

列傳：《伯夷叔齊列傳》

從目錄來看，關於夏朝的記載基本上是預設狀態，關於商朝豐富一些，但是也算不上豐富詳細。

然後我們再來觀察下內容——

以《夏本紀》為例，其大部分篇幅都只與大禹一個人相關，這部分有三千多字，內容主要是記載大禹治水，勘定九州的事蹟。

而夏啟之後整個夏朝的記載，一共才八百多字。關於很多夏代君王的記載，都只是記錄世系，就是這種畫風——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洩立。帝洩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

關於這些王的具體生平事蹟？抱歉沒有。

也就是說，從比例上說，大禹：之後所有夏代君王=4：1，這個比例明顯是不協調的，為什麼不協調呢？無非是可以搜尋到的文獻太少了。《殷本紀》因為商朝遺留的歷史資訊略豐富一些，所以從比例上講顯得協調很多，但依舊十分粗疏。

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生活於春秋後期的孔子就感嘆文獻的不足，無法證明他對於夏、商兩朝禮儀的認知。司馬遷生活於西漢，經過戰國的烽煙與秦始皇的那一把火，能留存的上古史料必定是更少了。

《史記》中有《夏本紀》和《殷商本紀》。

《夏本紀》中，對大禹治水的記錄，用了較多筆墨。大禹治水的內容，司馬遷錄自《尚書》。

《尚書》是孔子修訂的儒家教科書。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尚書》被毀。漢文帝時，年過九旬的秦朝博士伏生，依靠記憶，背誦出《尚書》28篇，其中有堯舜禹湯、武王伐紂、周公興建洛陽城、周公平定叛亂等歷史故事。【《尚書》中，還有立法為民，司法獨立，疑罪從無，不罪無辜的法治思想】

《夏本紀》中，對於大禹治水以後的內容，記錄的非常簡略，大致內容是：

大禹死後，啟即位，啟賢德。三言兩語……

啟死後，太康即位，太康長有痔瘡，三言兩語……

太康之後，中康即位，中康愛玩王者榮耀，三言兩語……

中康死後，少康即位，少康比他爹賢能……三言兩語

最後是商湯伐夏桀。

《殷商本紀》的記載，與《夏本紀》類似，非常簡略。

因為夏商時代，史官的職責不是用筆記錄歷史。而是透過口耳相傳歷史。

到了周王朝，對歷史的記錄才十分詳盡。周厲王被放逐後，進入共和元年。歷史的記錄不但詳盡。還有確切的年月日。

第一，別責怪司馬遷對夏朝商朝的記載不夠詳細。《史記》作於公元前100年前後，距建立於約公元前2070年夏朝，已經過去了2000年；距開始於約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業已過去了1500年。而且，又是在那個文明尚不很發達的時代，並經歷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老司馬已相當不容易了。

第二，也千萬別對《史記》抱一種輕蔑不屑的態度，那隻能反證自己淺薄。幾乎所有嚴肅的古代史學家和當今學者，都對《史記》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包括《夏本紀》和《殷本紀》。

篇幅有限，商朝歷史也更清晰，咱們著重聊《史記》的《殷本紀》，看看司馬遷都依據了哪些史料。

《殷本紀》對商代史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極高的價值。

2011年，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歷史考古研究系列”的重要成果，由宋鎮豪先生主編的11卷本《商代史》正式出版。這部700多萬字的斷代史，填補了中國上古史的空白，是一項非常重要的開創性工作。

這部書的第二卷，是韓江蘇、江林昌所著的《〈殷本紀〉訂補與商史人物徵》。兩位作者，開篇有一段很重要的話，引錄如下——

“從史料學角度看，我們今天研究商代史的材料已比較豐富，不僅有歷代 史學家補充積累起來的傳世文獻，更有20世紀考古發現的大量地下材料。 在這眾多材料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材料還是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這不僅是因為《殷本紀》產生於公元前100年前後，體現了其時間的早期性； 也不僅是因為《殷本紀》以世系為時間座標，以歷代殷王貴族大臣為敘述中 心，鉤稽商民族自先商時期至整個商代長達約一千年的歷史，體現了其系統 完整性；更為重要的是，司馬遷作《殷本紀》時，所用材料的原始性和敘述史事的公正性，從而使其具有相當程度的客觀可靠性。《殷本紀》的系統完 整性為我們構建商代史提供了框架基礎，而其客觀可靠性又使我們復原一個真實的商代史成為可能。 《殷本紀》與《五帝本紀》、《夏本紀》、《周本紀》一樣，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史料價值，與司馬遷著述《史記》時的主客觀方面因素有關。”

這是頂級專業學者的精準評價了。

關於司馬遷的家學和師承。

司馬遷的始祖，是五帝之一顓頊氏屬下的大臣重黎氏，掌管天文地理。重黎氏歷經唐、虞、夏、商，世代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之一支任司馬之職，賜姓司馬氏。周宣王時，司馬氏擔任史官，繼守先祖之業而因襲相傳。司馬遷之父司馬談為漢武帝麾下太史令。司馬談的老師，是漢武帝時著名天文學家唐都、當時著名的《易》學家楊何，以及道家學派的黃生。司馬談由此形成了自己對先秦學術的系統認識，著有《論六家要指》。

司馬遷後來的成就，與司馬談的史學家教密不可分。

司馬遷十歲左右通習古文。所謂“古文”，既是指識讀古文字，也是指誦讀以古文字書寫的先秦典籍。 向古文經學大師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向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董仲舒《公羊春秋》學說主張大一統思想，對司馬遷寫作《史記》有重大影響。

這樣的家學與師承，從小使司馬遷積累了豐富的歷史學素養與知識，為他日後編寫《史記》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關於《殷本紀》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司馬遷從小飽讀先秦典籍，熔鑄先秦古書文獻，確保了《殷本紀》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繼父之職，任太史令，這使他有更多的機會博覽皇家圖籍。經過西漢前期的努力，到司馬遷時，皇家圖書資料已很豐富。孝惠四年，朝廷下令去除挾書之律，壁藏者紛紛顯身。文帝之時，更開獻書之路、立博士之官。及景帝、武帝之時，已是百家騰躍；河間獻王、魯恭王好書求士之風，更是聞名於天下。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裡說：“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都聚集到了司馬遷那裡。他說：“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於是乎，“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這種獨特的條件，使司馬遷進一步廣讀天下群書，對先秦傳世古籍得以最全面把握。 正是在此基礎上，司馬遷在編寫《史記》時，能採集先秦傳世典籍，並將其融匯貫通，條理分類，從而將五帝以來2500年左右的上古文明史作了全面的反映。 司馬遷自己說到了他寫《史記》所依據的主要典籍——

1，“六經”典籍。

《太史公自序》說：史記“凡百三十篇，五十ニ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這是從總體上講，《史記》所依據的是《六經》和其他典籍。

《孔子世家贊》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這是說，按照孔子的折中辦法處理典籍之間的異同。

《五帝本紀贊》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這是說明了《五帝本紀》的文獻依據。

《夏本紀贊》說：“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雲。”——他認為，《夏小正》是可參考文獻。

《殷本紀贊》說：“餘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採於《書》、《詩》。”——是說商族祖先為契，這是可信的。

《三代世表序》說：“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他認為，不少古籍的五帝和三代的一些年譜不太可信，所以他的《史記》中沒有列入。

2，諸子百家書籍。

《管晏列傳贊》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

《孫子吳起列贊》說：“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者。”

《司馬穰苴列贊》說：“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太史公自序》說：“《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

《商君列傳贊》說：“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

《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趙人…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這是說到了他所依據的諸子百家書籍，並說世間常見之書他便不再介紹、引用。

3，歷史、地理等書。

《十二諸侯年表序》說：“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

《大宛列傳贊》說：“《禹本紀》言河出崑崙。……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

《十二諸侯年表序》說：“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採《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

《六國年表序》說：“太史公讀《秦記》。” 《儒林列傳序》說：“餘讀《功令》。”

這是他依據的一部分歷史地理典籍。

有關司馬遷著《史記》，博採先秦典籍的事實，《漢書》、《後漢書》均有大致相同的說明——

《漢書・司馬遷傳贊》說：“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採《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

《後漢書・班彪列傳》說：“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

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實錄”、“求信”。司馬遷作《史記》，自稱是 “實述”、“整齊”。《史記》之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傑作，根本原因就在於他以“實錄”精神，博採先秦“六經”“諸子”典籍。 《史記》一書，所明引先秦古書，達一百餘種，其中《六經》及記傳說解書二十餘種，諸子百家書五十餘種，歷史地理書二十餘種，文學藝術書近十種。

具體來說—— 司馬遷作《史記》時，取材主要是來自六藝經傳。《五帝本紀》幾乎完全採用了《尚書》之《堯典》、《舜典》，《大戴禮記》之《五帝德》、 《帝系姓》。《夏本紀》完全採用了《尚書》之《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諸篇，及《大戴禮記》之《夏小正》。《殷本紀》、《宋世家》全載 《尚書》之《湯誓》、《洪範》、《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及《詩經》之《商頌》。《周本紀》、《魯世家》則全面採用《詩經》之《大雅》、《小雅》、《周頌》、《魯頌》，以及《尚書》之《牧誓》、《金縢》全篇 ；《無逸》、《呂刑》、《費誓》、《多士》、《顧命》之部分內容或大意。

關於《殷本紀》敘事的真實性。

司馬遷為了編纂《史記》，不僅利用太史令職務之便利飽讀天下典籍，還遊歷天下，進行實地考察，以調查所得的活資料與傳世文獻相印證，從而增強了《史記》所敘史事的真實性。

他曾“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並多次隨從漢武帝巡行天下；還奉使出遊西南。

《史記》中有許多關於實地考察的具體記載——

《五帝本紀》說：“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周本紀》說：“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ト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 邑。所謂‘周公葬畢’，畢在鎬東南杜中。”

《孟嘗君列傳贊》說：“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魏世家贊》說：“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餘以為不然。”

《孔子世家費》說：“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袛回留之，不能去雲。”

《淮陰侯列傳贊》說：“吾如淮陰，淮陰人為餘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冢，良然。”

司馬遷透過這些實地考察，與傳世文獻、口耳傳聞資料相“協調”“整齊”，最後著成《史記》。 所以，韓江蘇和江林昌說—— “因此，《史記》一書的歷史真實可靠性實非一般坐擁書城而成的史書所能比擬”。 關於《夏本紀》，北大考古院副院長孫慶偉教授亦有極高評價。限於篇幅，不多贅述。可參看他寫的《鼏宅禹跡》一書。

當然，不能說《史記》沒有不足——其一是秦始皇“焚書”，使無數典籍灰飛煙滅，老司馬“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非“雅言”的一些史料寧可捨棄也不選用，造成了於史實的偏差，比如對於商王世系關於王亥的記載。但這畢竟是白玉微瑕了。

“《史記》對夏朝和商朝都有詳細的描述”這個命題有問題！通讀過《史記》的人應該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史記》對夏朝和商朝的“記”與“敘”都相當簡略，沒有詳細的描述。對比，我們也沒有苛責司馬遷的意思，畢竟，那段歷史的史實能流傳到司馬遷的手裡，少之又少。對比，我想提出個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僅供讀者參考。

一，我們首先要用科學的思維去認識歷史。所謂科學的思維，其最重要的是，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現在說不清的，先放著，等以後有了新發現再說。歷史留給我們的殘磚片瓦，先放那放著，不要人為地“修修補補”。更不要用想象去替代史實。

二，漢字到底有幾千年的歷史？現在學者比較一致的意見是：上限5000年。而我認為，實際上應該不到4000年。漢字應該是商朝出現的，離商後期的甲骨文不會很遠。這個問題的最終解答要靠考古發現。目前的考古發現不支援漢字有那麼長的歷史。漢字又是記錄歷史的。沒有確切記錄的歷史，只能是口耳相傳的歷史；這樣傳來傳去的歷史，其可信度就不必贅言了。

三，從考古的角度看，也不支援有夏朝的說法。就是說，有與沒有，要證實，不要拍腦袋，不要拿這個傳說、那個寓言作論據。

四，縱觀中國的歷史，有技術，無科學。中國的四大發明等等，那是技術，不是科學。科學是一種方法論，是邏輯思維，是科學推理，是可以實證，是可以反覆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這就照應了第一個問題，對歷史問題要持科學態度。中國人有個毛病，一說到自己的歷史，那是越長越好，越古老越過癮，誰要提點不同意見，誰要力爭拿出點科學論據，那是群起而攻之，甚至用道德、三觀來無情打壓。究其原因，就是我們骨子裡就缺少科學的思維。

五，對《史記》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功是功，過是過”，不能葫蘆攪茄子。歷史上有不少名人極力讚頌過《史記》。我在讀《史記》的時候就常常感到不快，比如，司馬遷也喜歡說一些“一語成讖”的迷信的宿命論的東西；比如，夾雜了很多個人感情的問題；比如，從三皇五帝開始，上千年的歷史，就十幾個帝王，明睜眼露的不合理，也不做客觀解釋，起碼是不嚴謹。最可恨的是，司馬遷原本也就那麼一說，我們後代有些人，腦子動都不動，閉著眼睛胡亂傳播，有意思嗎？

六，歷史，總的來講是為政治服務的，要麼偏頗，要麼杜撰。《史記》問題也牽扯一個人——孔子。現在是什麼粉都往孔子臉上搽。關於孔子，限於篇幅，我只想簡單說一嘴。孔子曾在魯國為官，幹了不長時間就被罷免了。魯國的國君就是混蛋唄？然後，孔子又周遊列國，19年，跑了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幹嘛呢？討個官做。結果，沒有一個國家用他！春秋時期，諸侯國兼併多麼厲害！個個國君都在刀尖上行走，一不小心，國破家亡！所有這些國君都不欣賞孔子，那麼，這些國君全都是二百五唄？到了70歲，絕望了，孔子回到故鄉，73就去世了。這三年，孔子，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又修《詩經》，又修《春秋》，又為《易經》寫出“十翼”……看來孔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從古至今，這些不顧死活地歌頌孔子的人，就不怕別人罵你是狗腦子嗎？

司馬遷能獲得的史料，超不過一千年。

司馬遷能看到的內容，成書時間也最早的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資料，離他最多五六百年。

再早的，他也只是能抄多少算多少。最多有多個著作，互相印證一下而已。

《史記》對夏商周的記錄，基本沒超出戰國時期研究的範疇。

司馬遷之前，得到夏商周春秋戰國史料最多的人應該是孔子，就連他也只能說: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你說司馬遷能得到多少更權威更靠前的資料？

流傳到春秋戰國時的夏商周資料，大多數被孔子毀掉了。

春秋戰國各國的史料，秦始皇又燒了一部分。

就算司馬遷，也只能是你抄我我抄他，剩下的，推斷、判斷、編纂。

可以說司馬遷是推斷判斷編纂的相對靠譜的，那是因為他的嚴謹和客觀，但是他也能為無米之炊。

司馬遷已經做到了極限，也就這樣了。

司馬遷精確梳理、辨識出了商王的世系（包括商先王），除了漏記了商王“祖己”、弄錯了幾位商王的即位順序，其它記載竟然與甲骨文中辨認出來的商王世系一模一樣、毫無偏差。

這是相當厲害了，要知道對他來說都是1500多年前的事情了。

可以說，這是可能的極限。就是現在，又出土了那麼多青銅帶銘文和甲骨文，和司馬遷能做的，也沒有跨越式的發展。

1、借鑑他父親司馬談寫的史料。司馬談有志寫遠古至當時的史書，可惜未能如願。

2、遊歷天下，四處走訪蒐集史實。

3、翻閱漢朝宮中的藏書。

4、借閱其他官員私藏書籍、民間百姓私藏的書籍。

這個問題有錯誤，《史記》對夏朝和商朝的記載非常簡單，並不詳細。

對於夏朝歷史，司馬遷只寫了一篇《夏本紀》。其中記載最多的人物是大禹，大約寫了3000字，肯定了大禹治水的歷史功績。而關於夏朝的其他內容則寫了不到1000字，只是補全了帝王世系而已。

而夏朝國君們的詳細事蹟並沒有記載，唯一有點記載的是國王孔甲吃龍肉的故事，還聽起來有點玄幻。

關於商朝的內容雖然要比夏朝豐富很多，除《殷本紀》外，還有《伯夷列傳》，在其他相關人物傳記中也涉及到了一些，不過遠遠比不上之後時期的歷史。

為何司馬遷之對夏朝和商朝歷史記述如此簡略呢？

因為當時可供他參考的文獻資料非常少。

夏商兩代距離司馬遷寫書時已經有2000年左右，年代太過於久遠，所以許多資料沒有留傳下來。別說司馬遷了，就是春秋時期的孔子都感嘆夏商兩代的資料太少，無法印證他對於那時禮儀制度的猜想。

而孔子修書的時候對許多文獻進行了刪減修改，許多資料失傳。再加上春秋戰國和秦漢的戰亂，許多文獻又毀於戰火，司馬遷能看到的資料更是少之又少。

不過司馬遷寫史並不是胡編亂造，而是極盡所能的搜尋史料

司馬遷搜尋史料主要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各地尋訪。司馬遷在20歲的時候就外出尋訪，縱觀山川形勢、歷史古蹟、詢問老者、收集散落在民間的各種傳說和書籍，足跡幾乎踏遍全國各地，搜尋到許多珍貴的史料。

第二種是查閱官方資料。司馬遷出生在一個“史官"家族，他的父親司馬談在西漢做了近30年的太史令，司馬遷從小耳濡目染，後來子承父業，繼任為太史令，為他查閱官方資料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

另外司馬遷寫史的筆法較為公正客觀，特別是他遭受宮刑之後，更是對強權充滿了批判精神，這是史家難能可貴的品質。

所以《史記》中關於夏商兩代的歷史還是較為可信的，後來的考古發掘和學術研究也證實了《史記》中的許多相關內容。

他只要能寫出來肯定經過多方考證了！可能是史書，可能是古物，也包括前人的解讀，畢竟每個朝代都有史官！都會有史書！只不過我們現在看不到而已！

司馬遷是一個史學家，還是官方的史學家，我想他根據他的能力、地位和毅力，他是有能力找到這兩個朝代的史料的，主要是透過以下幾個途徑：

第一：古代書籍和檔案。他自己在《史記》中都有明確的記載和說明，如《三代世表》中說“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管晏列傳》中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馬穰苴列傳》中說“餘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這只是其中的幾個例子，不光是這幾個例子，我相信，在其他傳記裡面，同樣也有這些痕跡，這說明，司馬遷肯定是參考了不少古書的。

同時司馬遷家裡世代為史官，這個職位就是同各種史料打交道的，我相信他已經對各種史料相當熟悉了。

第二：當時的見聞。我們都知道《史記》描寫的就是從三皇五帝到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期的歷史。可以說司馬遷正處在當時的時代，特別是對於秦末漢初那段時代的歷史，對於司馬遷來說就是近現代史，很多人正處於那個時代或者說離得那個時代很近。所以說通過當代人的口耳相傳就能得到很多歷史資料，比較在《項羽本紀》中他說“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趙世家》說“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這就表明，有些史料是聽當代人說的。

第三：遊歷。我們都知道司馬遷為了寫《史記》，曾經讀萬卷書，走萬里路，遍訪名山大川，尋求史料，在《五帝本紀》中說“餘嘗西至崆峒，北至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伯夷列傳》中說“餘登箕山”，這些都生動的說明了他是親自到過這些地方的，並且親自考察過，才寫出來的。我相信他為了寫夏商的歷史，肯定也實地做過很多考證的。

可以說《史記》的史料是相當豐富的，司馬遷為了這本書嘔心瀝血，此外我們還要結合司馬遷當時的個人情況，他是受了宮刑的，能在這種極其恥辱的情況下，寫出這部曠世奇作來，由此可見一斑。

司馬遷中國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史記》。《史記》是“二十四史”之首，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時期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公認的中國史書的典範。據研究，《史記》成書於公元前100年前後，此時距離公元前20世紀建立的夏朝已經過去了接近2000年，距離公元前16世紀建立的商朝也已經約1500年了。在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能夠將夏朝《夏本紀》和商朝《殷本紀》記載下來無疑是非常了不起的，司馬遷獲得獲得史料我猜猜主要來源於如下幾個方面：

漢初時對夏商的解讀能力有可能是超過現在的

中國文字，經過數千年的變遷，與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在秦朝初年還是存在各式各樣的文字記載型式的，也許存在某種文字對於殷商文字具有較好的解讀能力，也未可知。現代人表示難以理解的早期文字，由於文字轉換尚比較有限，更能進行有效的還原，這完全是有可能的。像春秋戰國時代的大篆相比於今天的簡體字或繁體字要更接近象形文字的原始味道，後經省略變化為小篆，應用於秦朝和西漢前期。由於小篆是由大篆轉換而來，且轉換的年代尚不久遠，當時的人應該具有更好的早期漢文字解讀能力，便於收集歷史資料。

從夏商時期就開始有負責記錄歷史的官員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重視歷史的民族，據傳在夏代末期就開始設定太史令這一官職，主要負責記載史事，編寫史書，並且還有著管理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的職責。如若在夏代末期就開始口傳記錄歷史，夏朝的史官完全有可能記載之前夏朝的相關事宜，在殷商建立後，文字更為成熟，記錄了部分夏朝的歷史；而到了文字更為成熟的殷商時期，歷史記錄就更為清楚和明瞭。這與《夏本紀》只是補全了帝王世系，而殷商的記載就更為準確相一致，且目前已有的考古證據也證明了《史記》記載的準確性。

家學淵源深厚，接觸第一手史學資料

據記載，司馬遷的父親就已經是漢朝的太史令，任此官職約30年，在此期間司馬遷在父親的身邊能夠接觸到大量珍貴的典籍，這無疑是同時代的其他人所不能做到的。後來司馬遷子承父業，做了太史令，就更方便其進行文獻收集和整理。

遊歷天下，廣泛收集和積累素材

與一般人認為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就應該坐在書房讀書不同，在司馬遷的父親在太史令位時，就開始派遣司馬遷到全國各地區收集各種歷史資料和傳說，遍訪歷史古蹟，將官方典籍與現實古蹟、心口相傳的典故相印證，再加以推敲有利於得到可靠的結果。

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講，儘管自漢代以來文史資料汗牛充棟，如今科技發達，仍不能完全還原距今2000年的漢朝歷史；而司馬遷確靠著相對今天粗糙的材料寫就了夏商的歷史，且考古挖掘已經證實殷商的部分基本正確，待到夏朝歷史遺蹟文字能夠發現解讀的時代，應該會有更多驚喜等著我們。

上古記錄歷史的是道家貴族，並且是世襲罔替的，比如司馬遷，他的名叫“遷”，“司馬”僅僅是他的官職，像他們這種道家貴族，是以官職為姓的。

記錄歷史的，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最高官職是“御史大夫”，是國家最高管理體系的“三公”之一。

秦始皇之前，記錄歷史的地位更高，他們號稱“帝師”，可以訓御帝王得失，他們由以前的“巫史”轉變而來，其權威性不容置疑，在國家體系中有崇高的地位，而修史，是其一脈相承的職責，一般沒有大的改動，只不過因為道家記錄歷史，講究“萬物負陰而抱陽”，講究“默默無聞”，講究“陰謀詭計”，講究“為尊者諱”，而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道家記錄的歷史由於權威受損，導致了人們的合理懷疑。

司馬遷時代，為了維護道家的貴族尊嚴，司馬遷仍然敢於直言君王得失，由此而身受腐刑，漢武帝是確實沒有辦法，仍然讓他記錄歷史，寫史的人，地位雖然在“獨尊儒術”的背景下，地位一落千丈，但司馬遷仍然有他骨子裡的驕傲，所以其記錄黃帝乃至夏商曆史，作為道家記錄歷史的最後一人，可靠性應該來說是相當之高的，只不過他的遭遇，對後世的儒家平民史家而言，基本就是“殺雞儆猴”，導致缺乏修史的獨立性了，成為帝王的純粹附庸。